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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文化动态

    

    

    
    
    

中国地质调查局机关党委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

2015年第6期（总第40期）

    

    

    
    
    

联合主办

 

    

             2015年6月20日

    

 

    

 

    

目 录

    

  ◆ 文化研究 

    

  ·读《雍正御批》看其矿业开发政策………………………于海涛

    

◆ 文化推介

    

  ·地质人·山谷风·山水缘…………………………………张秋蓉

    

◆ 文化人物 

    

  ·修成国

    

 

    

 

    

 

    

文化研究

    

读《雍正御批》看其矿业开发政策

    

于海涛 国土资源部直属机关党委

    

近日笔者读了一套《雍正御批》（上下册，中仁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津津有味，不忍释卷。又找了些类似的来看，感觉很有意思，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其中一些就颇能反映雍正时期矿业开发政策。

    

   

    

文书、奏折和御批

    

不过，在说这几则御批之前，先要做点“掉书包”的功课，谈谈什么是“御批”。说“御批”就要说“奏折”，说“奏折”就要先说说“文书”。

    

文书，狭义理解就是公文。运用文书施行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是中国古代官僚体系运作的基本形式之一，甲骨文刻辞中就出现了公文文体的原始形态和名称，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此后，文书制度越来越专业、精密。可以说，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皇帝和大大小小的官僚、中央机构和地方部门的层层级级，都通过文书来联系并管理着整个国家。奏折，就是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因用折本缮写，故名奏折，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是重要的官方文书之一。它始于清初，定制于康熙年间，极盛于雍正时期。御批，就是皇帝的批示。因多用红笔，亦称朱批，在此专指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御批来自“金口玉言”的皇帝，也就成为施政的最高指示，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政策。

    

有人评论，“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的确如此。因奏折多为亲近之人所上，又有严格的保密制度，私密性强，皇帝批示起来没太多顾忌，反倒能从中窥见真性情。御批中你可以看到“萌萌哒”的“四爷”：温柔处，他说“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缠绵亲昵，宛若恋人；豪迈处，他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霸气外显，唯我独尊；狠辣处，追缴官员赃款时说“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快意恩仇、坚毅果决。对臣下喜爱者，他会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卿虽年近七旬，朕尚望卿得子”，甚至说“皆朕之恩人也”；对臣下不满者，他会直接批“此奏不通之极”，“甚属荒诞，着实可恶”，“你下作贱态毕露，小心可也”。当然他也忘不了时时说些大道理，他说“世间事不过择一是路力行之”，“他人是倚仗不得的”，“莫恃才，莫自是，以谦存心，以和接物”。语言朴实，很有哲理；偶尔他也会抒抒情、甚至发发牢骚，“卿此奏朕含泪览焉”，“言及此，坠泪书之”。“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御批里，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物跃然纸上。

    

当然，御批中更多的还是政务，毕竟要通过它治国平天下。下文例举几则御批，以窥雍正时期的矿业开发政策。

    

第一则：“断不可行”

    

雍正二年六月，两广总督奏请广东开矿。他奏报说：“查广东田少人多，穷民无以资生，铅锡等矿原系天地自然之利，所以资养穷民。臣愚以为弃之可惜，不如择无碍民间田地庐墓，出产铅锡之场，招商开采，俾附近穷民可藉工作养生，并堪收课饷，实系有益无损。”

    

雍正批示到：“悯念穷黎起见，渝尔酌量令其开采，盖为一二真实无产之民，许于深山穷符觅微利以糊口资生耳。……若招商开厂，设官征税，传闻远近，以至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

    

这份奏折实际是请求中央政府对矿业政策表明态度。一般认为，康熙初年开始大力发展矿业，“听民开采”，矿业有了不小进步。但随着矿业规模的扩大，当政者认为开矿使民人聚集，恐怕会出乱子，因此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下谕“开采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雍正即位后，矿业政策何去何从，需要他做出回答。雍正对此十分重视，广泛征求臣下意见，并将奏折交户部议处，最终以御批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雍正说，体恤穷苦百姓、准许适量开采，是为了个别真正无产的穷人，让他们深山中找个糊口的饭碗而已。如果招商开厂，又设官管理征税，消息传开，人民弃农从商、聚众为害，那么绝对不行。这则御批明确反映出雍正时期矿业政策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总基调——“禁矿”。

    

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到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重本抑末”，主张重视农业而限制和轻视工商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正所谓：“自古帝王致治，诚莫不以重农为首务……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长治久安之本也”。在当时来看，矿业自然是“末”，况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矿工聚集，统治者很不放心。但同时生产生活、军备武略，特别是银钱流通又离不开矿，这就造成了矿业政策的摇摆与矛盾，时有反复，不同当政者政策不同，甚至一人当政而政策前后不一。到了雍正，面对这个问题，他审时度势，考虑到一是开矿会使人民弃农从商，二是矿夫聚集、易生事端，因此做出了禁矿的选择，于是便有了上边那条御批。

    

第二则：“不可刻薄”

    

雍正三年五月，贵州大定总兵奏报汛属矿厂往来行查情形。他奏报说：“近访有汛属各处地方概行开采矿产者甚多，其中有奉部开采者，自应听其开采，诚恐犹有私行偷挖者，大干法纪，且于地方甚属不便，除本镇稍缓择期亲行踏边外，合先行查，……本营亥仲汛属一带地方逐一踏看，查得仅有马鬃岭塘旁边开倭铅一厂，聚集厂民五千有余，房炉两千两百余间，现在烧炉系雍正二年七月内奉文开采之厂。”

    

雍正批示到：“……至于矿厂之事，即便奉部奉旨开采，如果与地方有不便生事处，亦当斟酌奏闻，何况私为乎？尔可与新抚提详悉筹画行之。此密谕也，不可通知他人。再小民因地取利，资养身命，不至聚集千百人者，又在尔等留宽一步，不可刻薄也。总之，有治人无治法，秉公着中，尽职任事，朕自然知道。勉为之。”

    

这君臣一奏一批，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从奏折看，至少说明“禁”非“一概而禁”，获得官方许可、纳银课税、“奉部开采者”即为合法。同时，私采者仍大有人在，“诚恐犹有私行偷挖者”不过是官话曲笔，实际当有不少。从御批看，首先，雍正说即使奉部奉旨开采，如果与地方有所不便，也应当奏闻处理。奉部奉旨即为官方认可授权之事，但即便如此，若稍有影响地方、特别是影响地方统治和稳定的事情，则必须斟酌应对，必要时甚至可以“丢车保帅”，封矿而求一方平安。可见，维护地方统治和平安始终是他考虑的头等大事，任何其它事情包括矿业开发，都要围绕着这个核心要务来施行。其次，雍正说小民因地取利，靠开矿养家糊口，只要聚集的人数不多，也应该宽留一步，不能一味刻薄。这既体现出他一定程度上关心百姓疾苦、有亲民温情的一面，也说明他对一些具体政策还是能够因时、因地制宜的，对矿业在维护民生中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同和肯定。这也反映出雍正时期矿业政策的第二个特点——“禁矿”，但非绝对“一概而禁”。

    

第三则：“严行封禁”

    

雍正七年十一月，四川提督奏请招民开采矿厂以资鼓铸。他奏报说：“臣伏思矿厂乃天地自然之利，铜铅为鼓铸所必须，封闭禁止等诸无用，实属可惜。……似应恳请天恩一体听民开采，上可稍资鼓铸，下即可为众民衣食之籍，似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倘蒙俞允，其作何招商开采之处应听抚臣照例承办。”

    

四川提督的考虑的确有道理，他认为矿乃自然之利，又是日常必须用品，封禁采挖真是可惜，不如放开“矿禁”，既可提供原材料，又可为小民谋一份生计，两全其美，于国计民生都有好处。所以，他才上奏请求招民开采。哪想到，他的满腔热血遭到当头棒喝。看雍正是怎么回答的。

    

雍正批示到：“此奏识见庸愚鄙浅之至。雷波黄榔等处地方界连新抚凉山诸彝,只宜示以镇静,何可与之争利？今虽听民间开采,则各处入川无业之人必群相趋赴,万一生出事端,所关甚钜。宪德、黄廷桂汝等可将金竹坪、白蜡山、蛮彝司、金竹坝、会龙堡、阴戏岩、炒米厂、木香冈新厂、墩化皮厂等处铅铜之厂严行封禁,倘少阳奉阴违, 奉行不力,倘致骚扰,汝等身家性命不足以抵过也。”

    

雍正一句“此奏识见庸愚鄙浅之至”，想来吓得臣下不轻，也见得雍正对矿禁的坚定，绝不容许他人更改甚至议论。原因何在？原来这涉及到“改土归流”这个大事。为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雍正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雍正的大政，雍正认为，在四川凉山改土归流刚刚结束后，理应“示以镇静”、休养生息，不能开矿与之争利。况且一旦放开，附近无业之民一定争相聚集，万一生出事端,则关系巨大。因此，他严令将金竹坪、白蜡山等处铅铜之厂严行封禁,并告诫地方官不得阳奉阴违、奉行不力,更撂下狠话，假如导致地方骚扰、则身家性命不保！这更加鲜明地反映出，开矿在雍正那里总是“末”、是从属，即使开矿上下皆有裨益，但只要与自己的大政方针稍有不合，即使对统治有哪怕一丝潜在的影响，也会坚决调整、舍弃。   

    

第四则：“朕实喜允者”

    

雍正九年十月，广西巡抚奏报地方开挖矿产及抽收课银数目。他奏报说：“查本年春夏秋三季，铜厂官办及收课余铜共获铜十万三千余金。除抵还工本外，约余息银五千七百余两。又，银铅各厂共抽课银六千五百余两，课铅十万余斤……”

    

雍正批示到：“凡如此等矿厂事，如有应得羡余，何妨奏取明用，朕实喜允者。若丝毫隐匿染指，不但为属员之挟制，将来必为倍出之累。要见得透，志之。”

    

这份奏折和御批说明了当时铜矿开采业的发达，一边是臣子奏报铜厂收成颇丰，一边是皇上认可且“实喜允者”，这不和自己“矿禁”的政策相违背吗？其实不然，这恰恰反映出雍正时期矿业政策的第三个特点——“发展铜矿”。

    

雍正是禁止一般矿产的开采，但对铜矿却不禁止，特别是对云南滇铜的开采更加以鼓励、扶植。雍正初年，云南年产铜量为八九十万斤，而到雍正五年（1727年）已达四百万斤。雍正对云南采铜业的特殊政策，实际上是为解决清政府铸造钱币需要大量黄铜的问题。可见，雍正矿禁，并非全面禁止。为什么？这就要谈到清朝的货币政策。清朝实行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铸造铜钱是政府保证货币流通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铜钱由铜、铅合铸而成，雍正时期，铜的原料不足，铜钱由康熙时“铜六铅四”变为“铜铅各半”，铜钱质量变差，也引起“银贱钱贵”，私铸之风盛行。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雍正先后采取禁用铜器、收买黄铜、严打私铸的措施，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铜荒”的问题，不得不改在国内寻觅铜料产地，以保证铸币原料之长期稳定供应。于是便有了国内铜矿的开采，滇铜因铜料质地较佳，开采远景亦可信赖，成为重点发展对象，清廷以国家力量进行投资和运销，并采用放本收铜为核心的“官治铜政”政策，直接推进了铜料产量长时期高水平发展的局面。

    

短短的几则御批，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矿业开发政策。若以“处处留心”的态度对待身边的史籍资料，想来真是“皆学问”，勉之！

    

 

    

 

    

 

    

文化推介

    

地质人·山谷风·山水缘

    

——地质诗人张步青《山水履痕》阅读札记

    

张秋蓉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地质人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搞地质勘探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地质队员留给人们的印象，虽然有点夸张，却也道出了地质队员的不易。那时的地质队一般都驻扎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为了那一点点野外津贴，队部都建在城镇的5千米之外。那时我们的国家尚不富裕，工资也很低，所以地质队员生活十分简朴，再加上常年工作在山野，交通不便，工作起来全靠两只脚跋涉，十分艰苦。他们远离亲人，小伙子找对象都十分困难。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有女不嫁勘探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来，带回一堆脏衣裳。”可就是这样一群人，为我们国家找到了工业建设急需的各种矿藏和水源，充当了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先锋，为我国工业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为后人留下了用血汗凝成的“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现在，他们自诩为“地质人”，人们也亲切地称他们为“地质人”。

    

张步青先生是搞了一辈子勘探的“老地质”，他对地质人及其生活可以说是既了如指掌，又一往情深。现在地质人的生活、工作条件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地质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地质人依然摆脱不了孤独和寂寞。然而，在其《山水履痕》里我们看到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建设，他们乐于孤独，甘于寂寞。或者像张先生写的，他们《孤独，但不寂寞》，更多的时候是在《燃烧孤独》，在燃烧孤独的同时甚至是在《享受孤独》。他们在远离亲人的孤独和寂寞中，坚持信仰，守护梦想。他们“随着风走/追着一粒浮尘/从一个褶曲，走向另一个褶曲/动辄，就是亿万年的路程”；“相思和牵挂/在悬崖峭壁上踽踽独行/风和雨/一路相伴，打磨着坎坷/青春，穿着红舞鞋/在钻塔上跳舞/汗水，邀请岩浆孕育的王子/一起守护地质人的梦想”。这就是地质人的人生，充满着浪漫和挑战。

    

山谷风

    

要给风下个准确的定义，似乎很难。但它却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气象。

    

春天的风，给人温柔宜人的感觉。夏天的风，让人十分渴望。秋天的风，送来稻谷和果实的馨香，给人带来喜悦。但冬天，人们就不怎么喜欢风了，特别是裹着沙尘的风或者携着冰雪的风，让人心生恐惧，避之不及。风，对一般人而言，喜欢它，就接近它。不喜欢它，大可以躲进屋里避开它。可山谷风对地质人而言，不管喜不喜欢，都要去面对。只要出去勘探，就不可避免地与山谷风遭遇。

    

山谷风几乎是地质人的专属，是在茫茫山野里的幽灵。它带给地质人的是暴雨和寒冷。它撕扯过地质人的帐篷，也曾在风雨时把他们困在山洞里。看起来，山谷风是刮在他们的身上，有时，却是刮在他们的心上。但它也激发了地质人的豪情、磨砺了地质人意志。它伤害过地质人，也成就了地质人。于是，地质人对它有了特殊的感情，那风声及雨声，犹如地质人的天籁，让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其实，山谷风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勘探队之歌》里听到的。“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它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潇洒、豪迈。

    

在《山水履痕》里，山谷风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象，它是比兴的本体，也是喻体。作为本体，它是一种磅礴的风、大气的风、智慧的风；作为喻体，它手握鎯头常年跋涉，它不会变老。找矿的时候，他们“随着风走”，遇到坎坷时，“风和雨一路相伴”，当他们在山间追索一个构造或被一种成矿蚀变困扰的时候，山谷风也成了“迷路的风”，当他们为发现新矿苗欣喜若狂的时候，就“对着天风饮酒”。张先生笔下的风，有了灵性。

    

人世间，除了来自大自然的风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风干扰人生。比如香风、恶风、攀比风、奢侈风……地质人有“三光荣”精神和由此产生的激情和驱动力，什么样的风都能对付。为了心中的梦，他们无怨无悔。

    

山水缘

    

山和水是构造运动的产物，通俗点说，是大自然的造化，地质人和诗人都热爱。地质人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山水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它的成矿机理。诗人却用直觉感性地从山水中获得灵感，将山水作为栖居的精神寓所。同时身为地质人和诗人的张步青先生，却将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跋涉在山野，用缜密的理性思维去分析各种地层及构造可能带来的成矿靶区，进而发现矿藏。当他退休在家，回顾当年勘探生涯或以旅行者的身份重游山水的时候，又从山水得到启示和灵感，把它们诗意地再现出来。或者说完全用放松的心态，把对生活、生命的感悟寄寓山水，传播一种敬畏山水、欣赏山水、融于山水的快乐。所以，不管作为地质人还是作为诗人，他和山水都有着不解之缘。在《山水履痕》里，他每到一处，完全是一种欣赏的眼光。在庐山，他说“没来时/怎么也想不清楚你的模样/虽然在屏幕上反复见过/总觉得有点隔膜/真的走进了你/才知道屏幕上的你/远不及真实的你巍峨壮阔”；对着嘉陵江，他心生感慨：“你奔跑了一万年/从没有一刻的休息/走进朝天门/并不是你最终的目的/只是你，整个生命/轻描淡写的一笔”，“举着蜀绣的姿色/让绸都的俊美/穿过华蓥山的峡谷/去寻找/大海的宽广”；在武夷山，他觉得相见的时间太短，“匆匆地去了/又匆匆地离开/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品味你那罕见的/碧水丹崖/娇媚柔情”；在桑干河，他看到了河畔人生活的变化：“桑干河的风景，是/泥河湾人的森林公园/悠悠枣，龙眼葡萄/望不到边的杏林/越来越年轻的人群”，“奶奶嫁过来的时候/陪嫁的是挂着两行泪的脸/妈妈嫁过来的时候/陪嫁的是姥姥做的蓝花布衫/我娶媳妇时，拉了一车/时尚的服装和家电”。

    

张先生和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山水是他工作的场所，也是他工作的对象。当他退休后，回味曾经的山水，并把它们诗意地传播时，所滋生的情愫，或许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当年，在大山里寻找的是矿藏，如今何尝不是在开拓另一种“矿藏”？

    

并非闲情

    

地质工作与季节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诗人对节候的关注。他在山水履痕》里捕捉到了地质人的活动是怎样随节气的变化而变化的。

    

春天是地质人的黄金季节。雨水时，他们把前一年的野外作业已经整理成勘查报告，“去年的汗水/变成了雨滴/飘洒在蓓蕾上/宝石花/开在小寒后的报告里”。阳光明媚、燕子回飞时，“雨水洗净了大地和天空/当燕子回乡时/勘探者/又开始了新的旅行/挥挥手/留下一片彩云”。春分时，山野已是姹紫嫣红，怒放的杜鹃好像是专为地质人而开的，“满山的红杜鹃/都留给勘探队员”。

    

夏天到来时，阳光逐渐强烈，立夏是个标志性的节气。“从谷雨留下的那扇门里/倏忽间走来了夏天/对太阳的过分热情/多少还有点不习惯”，“冷冷热热，是对地质人/能否适应热烈的考验”；过去的小满时节，在野外勘探的地质人都会忧念家里即将收割的麦子。可现在“那台收割机就放在前院/镰刀，已经退休多年/正在忙碌的地质人/也不再在这个时候/为麦收担忧”。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往往会出现暑旱，“地质人挥着汗/去为干旱掘墓/开动所有的机器/拓一条通向云端的路”。

    

一立秋，天气变得凉爽了，“勘探人也许最先知道/山野那一片梧桐叶/第一个砸痛的/是谁的心”。秋天,是地质工作的又一个黄金季节。地质人“一边擦着汗水/一边捂紧牵挂/天变蓝了/蓝了勘探的路/云变淡了/却浓了地质人对山的感情”。白露“也是一种乡情/冷冷热热/萦绕在地质人的心头”。霜降后，一次接一次的霜，让山野的绿慢慢褪去,不再有曾经的浪漫，“是时光的轮回吗/或许只是，李白/床前的月光/勘探人却要在清俊中/反复搽拭那一抹愁”。

    

小雪一到，“西北风频频造访帐篷村/逼得地质人开始收拾行囊/别了，我的山野/我不愿看见你/被脱光衣服的尴尬”。收队后，地质人开始整理野外资料。“庄稼人在秋天收割/地质人却在冬季盘点收成/从山野拿回两支笔/一支写报告/一支绘图”。

    

在24 个节气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地质人的行踪。一个老地质人追忆节候萍踪，对地质人生，并非闲情。

    

 

    

注：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山水履痕》是河南地质诗人张步青先生（本刊曾在《文化人物》栏目介绍）《山野集》的第三辑。第一辑《勘探路上》，第二辑《时空沧桑》分别于2011、2012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山水履痕》是《山野集》的最后一辑。由“人在山野”“八面来风”“山水履痕”“仿古解羁”四个单元组成，选录诗人77首（组）诗作。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如下：“本诗集的作者是老地质出身，从诗中看得出所写每一首诗都是来自于基层的工作、生活情感的真实流露，字字句句既通俗易懂，又高雅大气，言之有物，含蓄深沉，意境独特，韵味十足，是一本好诗集。”

    

 

    

 

    

文化人物

    

修成国（1950年—），男，汉族，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曾在中央、省、市等各类新闻媒体共发表新闻作品150万字，获各类新闻奖43项。主编《大连市土地志》《北方明珠》《土地上的篇章》等志书、画册、演讲集、文学作品集等共9部200多万字。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曾在报刊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至今已经创作和由“作家出版社”“海洋出版社”“大连出版社”等出版的文学作品集有：散文集《麦黄杏红》《水绿山青》《三峡放歌》《沃野新歌》；散文报告文学集《乡情赋》《荞麦花开》《大地作证》（合作）；小说散文集《风雪之夜》；长篇小说《迷途》《田园恋歌》《厚地高天》；诗歌集《乡村四月》；电影文学剧本《好人拉贝》；电视连续剧本《田园恋歌》；散文体长篇传记《岁月如歌》等，文学作品总量近350万字。长篇小说《田园恋歌》获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第四届宝石文学奖”，散文集《乡情赋》获辽宁省作家协会十年散文奖“丰收杯”二等奖，电影剧本《好人拉贝》获辽宁省首届电影剧本评选二等奖，散文《太阳雨》获大连市文艺创作委员会颁发的散文奖，以及市、省和全国性的各种文学征文奖共38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