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报》停刊考
摘要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引文
①《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册(1901年12月21日),影印本61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②《志未酬》,同上,6465页。与此相近的还有著名的《自励》诗其二:“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原刊《清议报》第八十二册。
③《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60-2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初集由《逸经》文史半月刊所登文汇成,约作于1936至1939年。
⑦见《郑贯公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2-96页。
⑧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188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⑨《清议报·影印说明》,《清议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云:“但就在该报第100期出版后的第二天,报馆失火,该馆也就此宣告停刊。”(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6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节主笔为何炳然)似又出于此。
⑩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28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初版。
伊藤博文關係文書研究会编《伊藤博文關係文書》３２页,东京塙書房，1973年。引文据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21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文见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附于康有为著《我史》23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见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47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追忆康有为》,148页。
《清议报》影印本,2113页。可惜此号在影印本中没有版权页,但第三十三号所署地址在“横滨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地”,即“横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地”。
这次失火的原因尚不明,康有为认为目的是暗杀他,康同璧也只推说是“匪徒纵火”,但具体“匪徒”是谁并不清楚,也未见有相关材料对此有所说明。
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我史》66页。
有关“新加坡事件”的具体情况,可参考狭间直树、肖平《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孔祥吉《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文。
《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23日),影印本64页。
松本武颜所谓从第七十一册起改在横滨山下町152番,其事实与原因俱不得而知,现有版权页只能显示报馆从第八十一册起已改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即山下町152番。
由于《清议报》馆在横滨,因而一手材料在日本为多,加之横滨迭经地震,遗存亦少。所以,有待查阅当时横滨报刊关于此事的记载。
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37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有“当天”说,有“第二天”说,还有含糊的“刚刚”说,“不久”说,“之后”说。这些说法都有“传说”的色彩。
上文所列有关《清议报》停刊的诸家论述,都是讨论梁启超及其报刊事业时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史实部分的转抄常不注明出处,而且往往有个人化的改造,这就使得事实可能走样,甚至以讹传讹,也造成有关火灾的具体情形众口不一,是非和真相难以分辨。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481页。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珠海市政协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80页,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
文经活版所所出最著名的书籍当为《新增华英字典》,现知有1897年版,“罗布存德原著,冯镜如等增订,横滨五十三番文经号出版”,在《清议报》有广告。冯自由《革命逸史》也提到陈少白在文经店编《新增华英字典》事。陆丹林《冯自由其人其事》(《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年)对这段事实有介绍。
由于二者的合作关系,以及冯镜如在形制与管理上同为经理,冯自由说《清议报》“骤遇火灾”,就有混淆二者的可能。
关于印刷所的问题最让人头疼,因为从现有版权页来看,存在“印刷人”一项,与“活版所”之间的关系令人费解。而且“印刷人”又有多次变化,目前版权页显示至少有铃木鹤太郎、中林武夫、大桥德寿、西胁末吉,似乎并不是假托而己。不知是否受日本印刷业行规的影响。虽然有活版所,是否自行排版-是否自行印刷-仍是两个疑问。
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云,《清议报》“经费由旅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募集”(《梁启超年谱长编》172页),林与冯镜如、冯紫珊同为《清议报》集资人,经营杂货店。
《梁启超年谱长编》272-273页。注云“紫珊,冯镜如字”,误。
《梁启超年谱长编》,273页。
《致佛苏我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385页。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新民丛报》的开办仅赖向译书局借得几千元的款”(272页),这笔款项实际只能解决开办启动费(如购买纸张、开机印刷、支付员工及日常费用等),而远不够新开一家报馆。可比较其它报刊和相关业务创办之初耗资之数。最明显的比照是《时报》,1904年6月,康有为派狄葆贤、罗普等赴上海办《时报》,梁启超实参与其事,称“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432页)。又,1906年立宪会拟“以五万办《北京报》”(372页);而政闻社“《江汉公报》共拟集股五万元”(435页);另外,1902年“集股创办译书局于横滨,资本约六万余元”(307页)。
北京大学所藏《李鸿章》,首页有幅长河落日图。未著出版年与出版地,但从版式上看与《清议报》相似。扉页书名在李鸿章下紧接“四十年来大事记”,也与《新民丛报》称为《四十年来大事记》相吻合,此后《新民丛报》重新排版,并题为现在常说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本馆新刊书目告白”,《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477页。
《饮冰室自由书》,光绪二十八年清议报馆再版。
他也注意到,“几可谓两报相接,并无中断,不过更换报名而己”。《梁启超与清季革命》286页。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3页。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481页。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192-6194页。这些思想可与梁启超其它同时言论及诗歌中传达出的信息想对应,反映其这一时期的思想探索与转型。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203页。
山县有朋内阁的对华政策,视日本与维新党结盟为最下策,并有意回避与之结盟,同时保持与清政府适当的亲密联系。梁启超与康有为都曾求见山县有朋而未果。此语据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当时国内保守舆论也曾批评康及英日的救援行为,如《申报》1898年10月24及30日《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
1899年1月10日,近卫笃麿会见清廷教育考察团时如此表示,“这可以看作是东亚同文会最早与康、梁分道的正式信号。”参见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第四章《东亚同文会与清末变法运动——以应对康梁派的活动为中心》。
时在1899年3月14、15日,旅费之目说法不同,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称为5300日元,不过寥寥。
《清国之政变》,《大阪每日新闻》1898年9月30日;转引自吉田薰《梁启超与日本的相遇》6页,北京大学硕士论文,未刊。
《上品川弥二郞子爵书》,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致大阪日清协和会山本梅崖书》,《〈饮冰室合集〉集外文》57页。
冯自由《横滨清议报》(《革命逸史》初集63页)论该报“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
转引自周德喜《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关系述论》,收于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74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参耿云志《梁启超“斥后保皇”与谋救光绪皇帝(1898、9─1900、9)之评析》,见“近代中国研究”网。
《日本外交文书》第32卷第540-545页,参考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226-228页。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革命党关系》,参考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211-212页。
《清议报》第六册,影印本319-320页。
此为与“国家”相对的两个重要范畴,梁启超曾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16页。)
《清议报》第二十二册,影印本1389页。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九十五册,影印本5907-5908页。
《清议报》第二十二册,影印本1393-1394页。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9日)引康有为语,《梁启超年谱长编》,236页。
《死虎余腥录》9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9页。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28-29页。
《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232页。
《清议报》第一百册,6205页。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则用“先师”指称康有为。
原载《清议报》第一百册。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35页。
(美)勒文森(Levenson,J.R.)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页127,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追忆康有为》,11-33页。他在许多论述中似乎也暗藏“心机”。如在“人物及其价值”中,他提“先生任事,不择小大。……其半生常为阻力所围绕,盖自好为之也”,这其实是康、梁处事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最喜欢的陈千秋就能够“任事不择小大”,帮康处理同人局的事务而鞠躬尽瘁。而梁却很不以为然,“君之任乡事也,余屡以牛刀割鸡止之”(《康南海有为诗集》(上)215页,梁启超按语,《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有“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69页)和“梁启超创办《丛报》的大目标在于,与现实的清朝政治保持一段距离”(70页)的观点。
《追忆康有为》60页。关于该书写作缘起见“跋”,“该传记以述多于论,力求忠于传主”(96页)。首列其为“政治家”,而梁定位康为“教育家”,所论“中国政策”可勉充“政治家”的话,也在最后。
《胡汉民自传》1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1902年5月),《梁启超年谱长编》279-280页。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5页。
又自称“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同上,63页)。
大体看来,在民元以前梁启超政治生涯一直服务于康党为中心的保皇会和立宪党。但前后思想和境界并不相同。特别是在形成“国家”主义思想后,国家思想虽然有变,但以“国家”为中心是一以贯之的。所以,郑振铎总结梁“善变”背后“不变”的宗旨和目的就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取而代之的《新民丛报》,其论著以《新民说》为代表,就是集中反映他这一时期转向国家思想之作。如《论国家思想》,被举为“新民”“公德”之第一急务。但这一时期比较关注“国”之“民”问题。至1903年,则又进一步确立国家至上观点。对伯伦知理所述两种国家观,他更强调国家,而民服从于国。“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5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8页)
②《志未酬》,同上,6465页。与此相近的还有著名的《自励》诗其二:“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原刊《清议报》第八十二册。
③《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60-2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初集由《逸经》文史半月刊所登文汇成,约作于1936至1939年。
⑦见《郑贯公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2-96页。
⑧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188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⑨《清议报·影印说明》,《清议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云:“但就在该报第100期出版后的第二天,报馆失火,该馆也就此宣告停刊。”(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6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节主笔为何炳然)似又出于此。
⑩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28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初版。
伊藤博文關係文書研究会编《伊藤博文關係文書》３２页,东京塙書房，1973年。引文据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21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文见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附于康有为著《我史》23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见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47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追忆康有为》,148页。
《清议报》影印本,2113页。可惜此号在影印本中没有版权页,但第三十三号所署地址在“横滨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地”,即“横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地”。
这次失火的原因尚不明,康有为认为目的是暗杀他,康同璧也只推说是“匪徒纵火”,但具体“匪徒”是谁并不清楚,也未见有相关材料对此有所说明。
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我史》66页。
有关“新加坡事件”的具体情况,可参考狭间直树、肖平《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孔祥吉《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文。
《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23日),影印本64页。
松本武颜所谓从第七十一册起改在横滨山下町152番,其事实与原因俱不得而知,现有版权页只能显示报馆从第八十一册起已改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即山下町152番。
由于《清议报》馆在横滨,因而一手材料在日本为多,加之横滨迭经地震,遗存亦少。所以,有待查阅当时横滨报刊关于此事的记载。
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37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有“当天”说,有“第二天”说,还有含糊的“刚刚”说,“不久”说,“之后”说。这些说法都有“传说”的色彩。
上文所列有关《清议报》停刊的诸家论述,都是讨论梁启超及其报刊事业时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史实部分的转抄常不注明出处,而且往往有个人化的改造,这就使得事实可能走样,甚至以讹传讹,也造成有关火灾的具体情形众口不一,是非和真相难以分辨。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481页。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珠海市政协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80页,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
文经活版所所出最著名的书籍当为《新增华英字典》,现知有1897年版,“罗布存德原著,冯镜如等增订,横滨五十三番文经号出版”,在《清议报》有广告。冯自由《革命逸史》也提到陈少白在文经店编《新增华英字典》事。陆丹林《冯自由其人其事》(《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年)对这段事实有介绍。
由于二者的合作关系,以及冯镜如在形制与管理上同为经理,冯自由说《清议报》“骤遇火灾”,就有混淆二者的可能。
关于印刷所的问题最让人头疼,因为从现有版权页来看,存在“印刷人”一项,与“活版所”之间的关系令人费解。而且“印刷人”又有多次变化,目前版权页显示至少有铃木鹤太郎、中林武夫、大桥德寿、西胁末吉,似乎并不是假托而己。不知是否受日本印刷业行规的影响。虽然有活版所,是否自行排版-是否自行印刷-仍是两个疑问。
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云,《清议报》“经费由旅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募集”(《梁启超年谱长编》172页),林与冯镜如、冯紫珊同为《清议报》集资人,经营杂货店。
《梁启超年谱长编》272-273页。注云“紫珊,冯镜如字”,误。
《梁启超年谱长编》,273页。
《致佛苏我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385页。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新民丛报》的开办仅赖向译书局借得几千元的款”(272页),这笔款项实际只能解决开办启动费(如购买纸张、开机印刷、支付员工及日常费用等),而远不够新开一家报馆。可比较其它报刊和相关业务创办之初耗资之数。最明显的比照是《时报》,1904年6月,康有为派狄葆贤、罗普等赴上海办《时报》,梁启超实参与其事,称“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432页)。又,1906年立宪会拟“以五万办《北京报》”(372页);而政闻社“《江汉公报》共拟集股五万元”(435页);另外,1902年“集股创办译书局于横滨,资本约六万余元”(307页)。
北京大学所藏《李鸿章》,首页有幅长河落日图。未著出版年与出版地,但从版式上看与《清议报》相似。扉页书名在李鸿章下紧接“四十年来大事记”,也与《新民丛报》称为《四十年来大事记》相吻合,此后《新民丛报》重新排版,并题为现在常说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本馆新刊书目告白”,《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477页。
《饮冰室自由书》,光绪二十八年清议报馆再版。
他也注意到,“几可谓两报相接,并无中断,不过更换报名而己”。《梁启超与清季革命》286页。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3页。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481页。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192-6194页。这些思想可与梁启超其它同时言论及诗歌中传达出的信息想对应,反映其这一时期的思想探索与转型。
《清议报》第一百册,影印本6203页。
山县有朋内阁的对华政策,视日本与维新党结盟为最下策,并有意回避与之结盟,同时保持与清政府适当的亲密联系。梁启超与康有为都曾求见山县有朋而未果。此语据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当时国内保守舆论也曾批评康及英日的救援行为,如《申报》1898年10月24及30日《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
1899年1月10日,近卫笃麿会见清廷教育考察团时如此表示,“这可以看作是东亚同文会最早与康、梁分道的正式信号。”参见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第四章《东亚同文会与清末变法运动——以应对康梁派的活动为中心》。
时在1899年3月14、15日,旅费之目说法不同,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称为5300日元,不过寥寥。
《清国之政变》,《大阪每日新闻》1898年9月30日;转引自吉田薰《梁启超与日本的相遇》6页,北京大学硕士论文,未刊。
《上品川弥二郞子爵书》,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致大阪日清协和会山本梅崖书》,《〈饮冰室合集〉集外文》57页。
冯自由《横滨清议报》(《革命逸史》初集63页)论该报“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
转引自周德喜《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关系述论》,收于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74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参耿云志《梁启超“斥后保皇”与谋救光绪皇帝(1898、9─1900、9)之评析》,见“近代中国研究”网。
《日本外交文书》第32卷第540-545页,参考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226-228页。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革命党关系》,参考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211-212页。
《清议报》第六册,影印本319-320页。
此为与“国家”相对的两个重要范畴,梁启超曾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16页。)
《清议报》第二十二册,影印本1389页。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九十五册,影印本5907-5908页。
《清议报》第二十二册,影印本1393-1394页。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9日)引康有为语,《梁启超年谱长编》,236页。
《死虎余腥录》9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9页。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28-29页。
《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232页。
《清议报》第一百册,6205页。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则用“先师”指称康有为。
原载《清议报》第一百册。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35页。
(美)勒文森(Levenson,J.R.)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页127,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追忆康有为》,11-33页。他在许多论述中似乎也暗藏“心机”。如在“人物及其价值”中,他提“先生任事,不择小大。……其半生常为阻力所围绕,盖自好为之也”,这其实是康、梁处事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最喜欢的陈千秋就能够“任事不择小大”,帮康处理同人局的事务而鞠躬尽瘁。而梁却很不以为然,“君之任乡事也,余屡以牛刀割鸡止之”(《康南海有为诗集》(上)215页,梁启超按语,《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有“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69页)和“梁启超创办《丛报》的大目标在于,与现实的清朝政治保持一段距离”(70页)的观点。
《追忆康有为》60页。关于该书写作缘起见“跋”,“该传记以述多于论,力求忠于传主”(96页)。首列其为“政治家”,而梁定位康为“教育家”,所论“中国政策”可勉充“政治家”的话,也在最后。
《胡汉民自传》1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1902年5月),《梁启超年谱长编》279-280页。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5页。
又自称“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同上,63页)。
大体看来,在民元以前梁启超政治生涯一直服务于康党为中心的保皇会和立宪党。但前后思想和境界并不相同。特别是在形成“国家”主义思想后,国家思想虽然有变,但以“国家”为中心是一以贯之的。所以,郑振铎总结梁“善变”背后“不变”的宗旨和目的就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取而代之的《新民丛报》,其论著以《新民说》为代表,就是集中反映他这一时期转向国家思想之作。如《论国家思想》,被举为“新民”“公德”之第一急务。但这一时期比较关注“国”之“民”问题。至1903年,则又进一步确立国家至上观点。对伯伦知理所述两种国家观,他更强调国家,而民服从于国。“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5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8页)
版权所有：© 2023 中国地质图书馆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