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克和卓麻扎——一个多重意义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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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帕克和卓麻扎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建筑组成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寝宫中埋葬着众多角色各异的历史名人。清代游记与本土传记各自对这座麻扎做出不同视角的阐释。麻扎建筑得到了维修、保护与展示,同时,墓主及传统信仰开始遭遇现代学者的批判。
引文
[1]《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麻扎为阿拉伯语Mazar之音译,本意为“谒拜之地”,在近现代维吾尔语中指伊斯兰教圣徒之墓(有时也泛指穆斯林公墓)。
    [2]麻扎的主体建筑(穹隆顶)被当地居民称为“GUMBAZ”,在维吾尔语中这个词汇通常用来指半球形的建筑。有人用中文“墓祠”来称谓麻扎的主体建筑,考虑到“墓祠”多指供奉先祖遗像之屋,认为“寝宫”一词更适合指称麻扎的主体建筑。哈尼卡(或译“罕卡”)系波斯语“KHANE-QAH”(家)的音译,为苏非派修行的场所,没有MIHRAB(朝向麦加的神龛),通常会成为苏非长老的墓地。门阙(旧称“PESHTAK”,意为“阶梯”)是通往寝宫和哈尼卡等建筑的入口,位于水池和高清真寺附近。有书称之为“ALTUN DARVAZA”(金门),谢赫后人回忆寝宫之门被称为“金门”。今从之。
    [3]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哲学思想,主张通过诵念而达到与真主合一,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教派,同时存在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中;苏非主义同时又是一种修行方式,信仰者以圣徒的陵墓或导师的修身的哈尼卡为精神生活的中心,形成由导师和门徒构成“苏鲁克”组织(学者将其比拟为基督教的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是14-18世纪中亚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个教团,这个教团的分支在新疆和北印度也占优势地位。阿帕克和卓曾祖玛合图木·阿杂木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第五任教长。阿帕克和卓在17世纪60年代收叶尔羌可汗阿布都拉汗之子尤勒巴尔斯的为门徒,汗国的最后两位可汗也都成为他的门徒。
    [4]Molla Mir Salih Kashkari:Chingiz Name,Kashker Uighur Nashriyati,1985,176-bet。亚赫占领叶尔羌汗国王宫,可汗穆罕默德·伊敏被JARUB(清洁工)所杀。亚赫称汗,在位两年零两个月。
    [1]《大霍加传》汉译本,第23页;《阿帕克霍加传》汉译本,第23-25页。在这两本传记中,明确指出拱北建立在穆罕默德·优素甫(号称“麻扎尔帕德夏”)坟墓之上。
    [2]《大霍加传》汉译本,第23页。这意味着麻扎的部分建筑在1693-1695年间曾被烧毁;汗霍加是“亚赫亚”的尊称。
    [3]FORSYTH,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CALCUTTA,FOREIGN DEPARTMENT PRESS,1875, P256-272.书中记载阿帕克和卓至少使十万人皈依(成为其门徒),此墓葬的全称为“Mazar fyzulanwer Astanae Hazrat Eshain Alishan Hazrat afak”。
    [4]这座麻扎的局部区域曾被称为“ASTANA”(阿斯塔那),此词最重要的意义是指“都城”或“墓地”。有人回忆寝宫大门在中华民国时期被称为“ALTUN DARVAZA”,直译为“金门”,在现当代,门阙则被人们称为“金门”。“ALTUN”亦用来指称王陵,如叶尔羌汗国王陵和哈密回王陵都被称为“ALTUN”。不知“ALTUN DARVAZA”这种称谓是否与亚赫亚自称可汗并葬于此有关,但目前尚未发现将这座墓称作“ALTUN”的证据。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此墓埋葬着5代72人。实际上,本人认为寝宫之内的最晚的一座墓可能是寝宫东南角的墓葬,墓上有墓主的称号“卡塔条勒”和真实姓名——穆罕默德·伊敏(或译迈买的明),他是阿帕克和卓的第7代后人,于1869年被阿古柏秘密处死于喀什噶尔。
    [5]《大霍加传》汉译本,第39-71页。1727年,阿帕克和卓之子哈桑客死异乡,一年后尸骨被迁运回喀什噶尔,择日在夜间悄悄下葬。
    [6]《清高宗实录》卷609。
    [7]20世纪90年代阿帕克和卓麻扎大清真寺的伊玛目的访谈,其内容转述手抄本《情人的花园》。相传苏黛香为旗人,系“香妃”之嫂,曾用车轿将图尔都兄妹二人的尸骨从北京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麻扎寝宫之内。
    [8]1864年,柯尔克孜人司迪克统治喀什噶尔,迫于压力,让金相印(东干人,回民)邀请阿帕克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到喀什噶尔执政,结果迎来了随行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
    [9]手抄本《阿古柏传》,第10页,罗万瀛译,宝文安校,并命名为《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6辑。按照阿古柏遗嘱“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麻扎”,其子从库尔勒将尸体运回喀什噶尔。
    [10][日]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第628-630页,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书中也指出了《回疆志》中有误读,“园内空亭一,高圆而尖,中植枯木一株,名公波斯”,“公波斯”系波斯语GUMBEZ或阿拉伯语QUBBAT的音译,应指(穹隆顶)空亭而非枯木,回族多译为“拱北”。
    [1]和宁:《回疆通志》卷七,第190页,古迹,台湾:文海出版社,中华民国55年。此文中的“土筑蒙古箔”指哈尼卡(位于寝宫西北角),或指哈尼卡西南的房屋;“土筑蒙古箔”也可能业已消失。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第630页。此处记录墓葬的主人是“迈哈莫特玉苏普”,即阿帕克和卓之父。
    [2]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第630页。
    [3]现在俗称的“家族墓地”不如“家堂坟墓”之说准确,它缺乏一种对空间的涵盖。并非所有的“茔园”都被当地人称为“吗杂尔”,文中的“吗哈木啼敏”可能是“迈哈莫特玉苏普”之误;“牌山毕”即指周四,乃波斯语“panj xembe”(“周五”之意)之音译,中亚和西亚人把星期日当作一周的开始之日。相传每周四是天上的灵魂与凡世的亲友相会的日子,所以周四是祭祀故人的日子。
    [4]此墓最初的名称可能是“穆罕默德·优素甫麻扎”,17世纪末叶被称为“阿帕克和卓麻扎”,清代早期文献称之为“和卓坟”。这座麻扎现在有两个名称——“阿帕克和卓麻扎”与“香妃墓”。
    [5]马大正主编,《百年新疆》,出版社,2000年。寝宫的底座和穹顶之间明显有一个砖砌的圆柱体衔接,方形底座的四隅没有柱形塔(邦克楼),南墙中间开设高大门阕(门阕中间有拱形门洞,顶部插有旌旗),门阕两侧各有3扇木菱花窗,穹隆顶部有宝珠(现为月牙)。如果1906年的照片上的建筑的确是阿帕克和卓麻扎,那么,寝宫应该是阿古柏仿照跛足帖木儿之墓而建。民间传说,阿古柏可能曾经从撒马尔罕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来指挥工程施工,照片上麻扎反映了那个时期规模和形制,但19世纪末的照片所显示的麻扎却更接近1946年前的形制。除非1902年前后几年之间麻扎曾被改建,否则难以解释马大汗的照片。
    [6]《香妃》一书中所附的梁寒操游历中说:“入寝门,旁空四廊,高出地面三尺,作正方形,场上有大小墓约二十余,娘之高、曾、祖、考、兄、嫂、侄辈,咸聚葬焉,盖此为旧时家族坟场,其上寝宫乃建于香娘娘葬后者”。由上述记载判断,作者曾进入寝宫内,对寝宫内的描述基本正确,如果这“二十余”不是编辑或打印上的错误,这就无法解释,因为作者前文中提到“顶耸圆穹”,又意味着没有塌陷,所以这“二十余”可能是“七十余”的误印。从1946年到1956年,阿帕克和卓麻扎没有拱顶,或说拱顶残缺,寝宫内的墓葬处于露天状态。1946年,喀什噶尔没有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
    [7]台地的高低不平可能是1956年重建时的结果,与死者地位没有关系(常有游人问及墓葬高低与死者地位是否有关等问题)。按照通常的解释,墓葬标志为摇篮型,大的是男性墓,中型为女性墓,小的是儿童墓。另外,也有按照台阶数量区分性别的方法:男性墓多有两层台阶,象征匕首(必须随身佩带之物)和门槛(当家作主),女性墓多为三层台阶(象征扫帚、擀面杖与案板)。儿童不显性,没有台阶数量规定。有人认为寝宫之内没有安葬成年女子或已婚女性,这种说法也符合喀什噶尔地区传统丧葬规则。
    [1]清末史料中称此墓为“香娘娘庙”,参见(清)萧雄的《香娘娘庙》,转引于善浦、董乃强编《香妃》,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第231页;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将部分学者证明“香妃”即“容妃”的文章汇集成上书,导致容妃与香妃是同一个人的观点影响增大,以至于多数人认为阿帕克和卓葬着香妃的“衣冠冢”。实际上,穆斯林只可能迁葬遗骨,没有安葬“衣冠”之俗。无论容妃还是香妃,都是在阿帕克和卓死后数十年才出生的,“阿帕克和卓将女儿进贡到北京献给乾隆”之说产生于1960年代,纯属谣传。
    [2]纪大椿主编《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2页“阿帕克和卓”词条(陈国光),其中有“建立政教合一的和卓封建统治”“对黑山派乃至一切非白山派穆斯林实行残酷镇压,使叶尔羌汗国时期繁荣兴旺的维吾尔文化遭到严重摧毁”等说法。
    [3]买买提·赛来《新疆的麻扎和麻扎朝拜——新疆伊斯兰教地域特色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文章认为麻扎朝拜是非伊斯兰教的习俗。热依拉的博士论文《文化保持与融合—维吾尔麻扎尔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 1999年)也认为麻扎朝拜是祖先崇拜、萨满教和多神教的遗风。二者对阿帕克和卓本人及其人们对他的麻扎的谒拜都赋予贬义的色彩。
    [4]赛福鼎·艾则孜《故地重访》:“……苏图克布格拉、优素甫卡德尔名垂千古,谒拜陵墓祖辈精神又在胸中激荡。先哲玉素甫、麻赫穆德播撒知识之光,我满怀虔诚特来把你们瞻仰。喀喇汗王朝的都城喀什噶尔,我来此朝拜是为把敬仰献上。”《民族文学》,2001年11月。
    [5]德里达、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人认为,世界或万事万物都可以被视为文本(TEXT),它可以不断发生改变并获得新的意义。文本无法脱离读者独立存在,没有读者的解释参与,文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文本的意义源于读者的解释,文本中蕴涵的大量信息符号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阐释,而读者的解释又取决于其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所以文本不可能有最终的解释。参见[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阅读”“文本性”,第49-60页,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6]根据谢赫后人回忆,文人赛布里等四葬在寝宫东南角的塔楼之下;泰汗和卓与苏非和卓在20世纪50年代葬于寝宫东部(此处的苏非和卓并非是指阿古柏时期的谢赫,但称呼相同)。穆斯林的葬俗是死后必须面向麦加,因此中国穆斯林死后通常被头向北、脚朝南安葬,其头部以北的位置通常被称为上方,足部以南的位置被称为下方。阿帕克和卓是尊者,其寝宫北部原本没有葬人。1956年,喀斯穆江·坎拜里(1910-1956)可能是葬在寝宫北部的第一人,木卡姆大师图尔地阿洪也葬于寝宫以北。此后,在阿帕克和卓的“头上”逐渐形成了“干部墓区”。寝宫以南的墓区,在20世纪80年代前被改建为花园,相传寝宫正南部埋葬着阿帕克和卓的56个门徒。
    [1]安瓦尔·拜图尔,海仁萨·斯迪克.新疆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2]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3]《中国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史》编写组.中国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史(第一册)[M].2000.
    [4]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维吾尔文学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5]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维吾尔哲学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6][英]德兰迪,伊辛.历史社会学手册[M].李霞,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8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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