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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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aw major breakthroug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Research shows that 76Jesuits came to Beijing during that century,some of whom left literature recording their observations and their lives.These furnished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Western world's understanding of Beijing and are also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research on Bei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and Matteo Ricci's letters record the Jesuits' "Beijing experience"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while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resents mid-seventeenth century Beijing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Jesuits and Louis Le Comte's NouveauxM emoires sur l' 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shows their impressions of Beijing late in the century.Together,these three books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portrait of seventeen-century Beijing in the eyes of Western Jesuits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Western studies of Beij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aw major breakthroug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Research shows that 76Jesuits came to Beijing during that century,some of whom left literature recording their observations and their lives.These furnished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Western world's understanding of Beijing and are also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research on Bei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and Matteo Ricci's letters record the Jesuits' "Beijing experience"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while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resents mid-seventeenth century Beijing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Jesuits and Louis Le Comte's NouveauxM emoires sur l' 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shows their impressions of Beijing late in the century.Together,these three books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portrait of seventeen-century Beijing in the eyes of Western Jesuits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Western studies of Beijing.
引文
①有关这一专题的西文研究成果较多,中文著作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C.W.Allan,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5;Arnold Rowbotham,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at the Court of China,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6;Liam Matthew Brockey,Journey to the East:The Jesuit Missionto China,1579-1724,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①以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册,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每人后列其国籍。各统计数据,容或与实际数字小有出入,但大致规模应可信。
②押解来京的耶稣会士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80—181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842—843页。
③此人未见汉名,其生平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20页。
④樊继训可能于1700年抵京,暂未计入,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573页。
⑤有关法国传教区的设立及其与葡萄牙保教权之间的矛盾,参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235页。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②费赖之、荣振华将邓玉函列为德意志人,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58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957页。但亦有人认为邓玉函应为瑞士人,参见冯铁、费瑞实、高思曼:《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陈壮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前言”,第1页。
③参见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56页。
④有关中国的历任副省会长名单,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780—782页。
⑤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5页。王著专立一章言及此次教案。被监禁的传教士被释放或押解出京与当年北京发生的地震有关,参见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11、1613页。
⑥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年,第35页。
⑦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80页。
⑧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表1“1579—1700年入华方济会传教士统计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7—471页。该表注3说明“该表未提及1633年被派往台湾,1634年11月由台湾进入中国内陆的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马方济(Francisco de la Madrede Dios),他曾于1637年与同会雅连达一同前往北京传教,1638年被驱逐出境”;又据杨靖筠《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中《北京教区历任主教》“伊大任,意籍方济各会,1690—1721年第一任”(第112—113页),可知方济会传教士可能是迟至1690年才在北京立足。
①参见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8—100页。
②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下册,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71页。有关利玛窦在北京传教的“适应策略”论述,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章“适应传教路线的最终形成和理论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1—486页。
③参见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④参见《利玛窦全集》第3册,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201、219页。
⑤《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25、326、328页。
⑥《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8页。
⑦参见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第5卷第3、4期,1936年。
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9页。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9、330页。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0页。
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5页。
④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42页。
⑤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00页。
⑥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经历,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82页。
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13—415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98页。
⑨有关利玛窦在宣武门住所来源有两说,一为利玛窦自己在信中和札记中所说的自购,一为中文文献黄伯禄《正教奉褒》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说的万历皇帝赐予。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6—8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65页。
②《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69页。
③《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06页。
④《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75页。
⑤《利玛窦全集》:“1607年10月11日,八位地位显赫人士控告我们谋反倡乱,倾覆大明帝国。法官拒绝八人的控告,谓:他认识我们已许久了,深知我们是行善、爱好和平之人;至于所传宗教之真伪,八人也无权过问;我们的房舍并非向他们所购买,他们也不是物主。”(第4册,第348页)
⑥《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55页。
⑦《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84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70—271、307页。
⑨参见于德源编著:《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下册,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年,第722—723、724—726页。
《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67页。
参见《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16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6、98页。
《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90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0—401页。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1页。
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2—333页。
④参见《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76页。
⑤有关利玛窦对契丹即中国的考证在欧洲的影响,参见Matthew Ricc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Louis J.Gallagher,New York:Random House,1953,p.xix.
⑥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附录1“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第303—314页。
⑦有关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谊,参见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余三乐:《徐光启与利玛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1—282、284—285页。
⑨《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3—404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1页。
②《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5页。
③《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02页。
④《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91—392页。
⑤《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3—405页。
⑥《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8—409页。
⑦《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53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63页。
⑨《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17页。
有关耶稣会在17世纪中国的发展,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中制表“1664年全国教务形势”、“1701年中国教务状况”,第112—114页。
①Matthew Ricc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p.xix.
②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B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lers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49.
③有关安文思的生平事迹,参见利类思、南怀仁:《安先生行述》,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韩琦、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7—409页;利类思《安文思传略》最早见于《中国新史》法译本,中译本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81—187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56—25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85—289页。
④其传教事迹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162—176页。
⑤有关法译本的翻译、整理情形,参见《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8页。
①Gabriel Magaillans ,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London:Thomas Newborough,1688,p.273.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6页。中译本系据1689年英译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1688年版。
②张西平:《中文版序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2页。
③安文思:《中国新史》,第6页。
④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8页。
⑤计翔翔考证安文思所见“著名的桥”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的卢沟桥并不一致,可备一说。参见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8—280页。然若从安文思所记1668年水灾的情形看,安氏对卢沟桥所知甚详。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8—9页。
①Gabriel Magaillans,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pp.28-29.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17页。
②参见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上册,第50—51页;下册,第758—759页。
③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4—63页。
④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8—173页。
⑤安文思:《中国新史》,第94页。原译将“mandarin”译为曼达林,现改。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03—104页。
⑦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第246页。
⑧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29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0—131页。
②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59页。
③参见《汤若望昭雪文件》,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93—394页。
④关于康熙平反教案一事,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9页。
⑤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9—20页。原译“直隶省”作“北京省”、“昌平”作“开平”,现改。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6页。
⑦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页。
⑧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78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2页。
②1656年荷使访问北京的游记,参见约翰·尼霍夫(John Nieuh of)原著,包乐史、庄国土著:《〈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2—92页。
③Gabriel Magaillans,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pp.274-281.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7—141页。
④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5页。
⑤安文思在皇极殿(太和殿)与中和殿之间多一“建极殿”,似有疑误。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46页注②“译者说明”。以下有些宫殿名系译者据音译或意译,暂无法还原汉名。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0页。
⑦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7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0页。
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2页。
③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④《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页。
⑤叶理夫:《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3期。
⑥一译为《中国现势新志》,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42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10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3—64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28页。
⑥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474页。
⑦有关从暹罗至北京的旅途情形,同行的洪若翰亦有报告,参见《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收入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第1册,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50—299页。
⑧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82页。李明后来提及此事时说:“一张描述世界上最难进出的宁波港的入口,由于它四周遍布无数的岛屿和礁石,所以最熟练的领航员都感到发怵。我们在这张图上附加了从暹罗到中国的道路,还有在途中能看到的主要海岸或岛屿。”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43页。
②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44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4页。在此语后,李明加注说明:“葡萄牙惟恐失去它对派往中国的传教使团握有的特权,对派往康熙皇帝身边工作,服务于法国世俗利益的‘国王的数学家传教士’的到来是敌对的。”
④李明在信中说道:“这位神父有充分的理由置我们的请求于不顾……因为,如果他保护我们,他就会冒触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他曾接到他们的信,而这些信件显然既违背葡萄牙国王的意愿,又不符合基督慈悲之心。”(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7页)
⑤有关法国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参见阎宗临:《清初葡法西士之内讧》,收入氏著:《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141页;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228—235页。张著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0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4页。书中还特别刊用了一幅康熙画像,这也许是出现在西方最早的康熙肖像画。
⑧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3页。依康熙(1654—1722)生卒年推算,此画作于1685年。
①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35页。按照南怀仁的死期,他的墓葬位置应排在后面,但安葬时放在利玛窦之右后侧,位置明显靠前,显示对其地位之特别尊重。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4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4—65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6页。
⑤参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5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7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7—68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8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0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4页。
②参见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4—350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3页。
④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3—81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0页。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94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5—86页。
⑧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4页。
⑨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53—154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61—163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7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8—223页。
③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40、73—77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89—290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02页。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34—335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04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95页。
②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许钧、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49页;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69—172页。
④该书仅在第1部《中华大帝国史》的若干处,如第1卷第7章《这个帝国的十五省》、第3卷第2章《国王的宫廷、他驻跸的城市,及全国没有一人拥有财物的事》等章节提到过北京、顺天府、直隶省等处,但作者显然都是据第二手材料所写,且描述十分简略,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北京所知甚少。
①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②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原序”,第2—3页。
③参见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由此书可见,明代中国人对欧洲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来华传教士的传输,中国人没有留下自己赴欧洲城市游历的纪录,清初的情形几无改变。
①以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册,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每人后列其国籍。各统计数据,容或与实际数字小有出入,但大致规模应可信。
②押解来京的耶稣会士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80—181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842—843页。
③此人未见汉名,其生平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20页。
④樊继训可能于1700年抵京,暂未计入,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573页。
⑤有关法国传教区的设立及其与葡萄牙保教权之间的矛盾,参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235页。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②费赖之、荣振华将邓玉函列为德意志人,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58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957页。但亦有人认为邓玉函应为瑞士人,参见冯铁、费瑞实、高思曼:《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陈壮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前言”,第1页。
③参见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56页。
④有关中国的历任副省会长名单,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780—782页。
⑤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5页。王著专立一章言及此次教案。被监禁的传教士被释放或押解出京与当年北京发生的地震有关,参见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11、1613页。
⑥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年,第35页。
⑦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80页。
⑧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表1“1579—1700年入华方济会传教士统计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7—471页。该表注3说明“该表未提及1633年被派往台湾,1634年11月由台湾进入中国内陆的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马方济(Francisco de la Madrede Dios),他曾于1637年与同会雅连达一同前往北京传教,1638年被驱逐出境”;又据杨靖筠《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中《北京教区历任主教》“伊大任,意籍方济各会,1690—1721年第一任”(第112—113页),可知方济会传教士可能是迟至1690年才在北京立足。
①参见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8—100页。
②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下册,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71页。有关利玛窦在北京传教的“适应策略”论述,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章“适应传教路线的最终形成和理论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1—486页。
③参见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④参见《利玛窦全集》第3册,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201、219页。
⑤《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25、326、328页。
⑥《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8页。
⑦参见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第5卷第3、4期,1936年。
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9页。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9、330页。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0页。
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5页。
④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42页。
⑤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00页。
⑥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经历,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82页。
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13—415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98页。
⑨有关利玛窦在宣武门住所来源有两说,一为利玛窦自己在信中和札记中所说的自购,一为中文文献黄伯禄《正教奉褒》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说的万历皇帝赐予。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6—8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65页。
②《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69页。
③《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06页。
④《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75页。
⑤《利玛窦全集》:“1607年10月11日,八位地位显赫人士控告我们谋反倡乱,倾覆大明帝国。法官拒绝八人的控告,谓:他认识我们已许久了,深知我们是行善、爱好和平之人;至于所传宗教之真伪,八人也无权过问;我们的房舍并非向他们所购买,他们也不是物主。”(第4册,第348页)
⑥《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55页。
⑦《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84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70—271、307页。
⑨参见于德源编著:《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下册,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年,第722—723、724—726页。
《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67页。
参见《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16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6、98页。
《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90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0—401页。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1页。
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2—333页。
④参见《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76页。
⑤有关利玛窦对契丹即中国的考证在欧洲的影响,参见Matthew Ricc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Louis J.Gallagher,New York:Random House,1953,p.xix.
⑥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附录1“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第303—314页。
⑦有关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谊,参见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余三乐:《徐光启与利玛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1—282、284—285页。
⑨《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3—404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1页。
②《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5页。
③《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02页。
④《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91—392页。
⑤《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3—405页。
⑥《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8—409页。
⑦《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53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63页。
⑨《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17页。
有关耶稣会在17世纪中国的发展,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中制表“1664年全国教务形势”、“1701年中国教务状况”,第112—114页。
①Matthew Ricc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p.xix.
②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B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lers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49.
③有关安文思的生平事迹,参见利类思、南怀仁:《安先生行述》,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韩琦、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7—409页;利类思《安文思传略》最早见于《中国新史》法译本,中译本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81—187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56—25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85—289页。
④其传教事迹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162—176页。
⑤有关法译本的翻译、整理情形,参见《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8页。
①Gabriel Magaillans ,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London:Thomas Newborough,1688,p.273.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6页。中译本系据1689年英译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1688年版。
②张西平:《中文版序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2页。
③安文思:《中国新史》,第6页。
④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8页。
⑤计翔翔考证安文思所见“著名的桥”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的卢沟桥并不一致,可备一说。参见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8—280页。然若从安文思所记1668年水灾的情形看,安氏对卢沟桥所知甚详。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8—9页。
①Gabriel Magaillans,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pp.28-29.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17页。
②参见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上册,第50—51页;下册,第758—759页。
③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4—63页。
④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8—173页。
⑤安文思:《中国新史》,第94页。原译将“mandarin”译为曼达林,现改。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03—104页。
⑦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第246页。
⑧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29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0—131页。
②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59页。
③参见《汤若望昭雪文件》,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93—394页。
④关于康熙平反教案一事,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9页。
⑤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9—20页。原译“直隶省”作“北京省”、“昌平”作“开平”,现改。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6页。
⑦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页。
⑧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78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2页。
②1656年荷使访问北京的游记,参见约翰·尼霍夫(John Nieuh of)原著,包乐史、庄国土著:《〈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2—92页。
③Gabriel Magaillans,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pp.274-281.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7—141页。
④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5页。
⑤安文思在皇极殿(太和殿)与中和殿之间多一“建极殿”,似有疑误。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46页注②“译者说明”。以下有些宫殿名系译者据音译或意译,暂无法还原汉名。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0页。
⑦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7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0页。
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2页。
③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④《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页。
⑤叶理夫:《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3期。
⑥一译为《中国现势新志》,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42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10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3—64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28页。
⑥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474页。
⑦有关从暹罗至北京的旅途情形,同行的洪若翰亦有报告,参见《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收入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第1册,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50—299页。
⑧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82页。李明后来提及此事时说:“一张描述世界上最难进出的宁波港的入口,由于它四周遍布无数的岛屿和礁石,所以最熟练的领航员都感到发怵。我们在这张图上附加了从暹罗到中国的道路,还有在途中能看到的主要海岸或岛屿。”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43页。
②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44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4页。在此语后,李明加注说明:“葡萄牙惟恐失去它对派往中国的传教使团握有的特权,对派往康熙皇帝身边工作,服务于法国世俗利益的‘国王的数学家传教士’的到来是敌对的。”
④李明在信中说道:“这位神父有充分的理由置我们的请求于不顾……因为,如果他保护我们,他就会冒触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他曾接到他们的信,而这些信件显然既违背葡萄牙国王的意愿,又不符合基督慈悲之心。”(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7页)
⑤有关法国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参见阎宗临:《清初葡法西士之内讧》,收入氏著:《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141页;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228—235页。张著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0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4页。书中还特别刊用了一幅康熙画像,这也许是出现在西方最早的康熙肖像画。
⑧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3页。依康熙(1654—1722)生卒年推算,此画作于1685年。
①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35页。按照南怀仁的死期,他的墓葬位置应排在后面,但安葬时放在利玛窦之右后侧,位置明显靠前,显示对其地位之特别尊重。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4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4—65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6页。
⑤参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5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7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7—68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8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0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4页。
②参见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4—350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3页。
④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3—81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0页。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94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5—86页。
⑧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4页。
⑨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53—154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61—163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7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8—223页。
③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40、73—77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89—290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02页。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34—335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04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95页。
②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许钧、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49页;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69—172页。
④该书仅在第1部《中华大帝国史》的若干处,如第1卷第7章《这个帝国的十五省》、第3卷第2章《国王的宫廷、他驻跸的城市,及全国没有一人拥有财物的事》等章节提到过北京、顺天府、直隶省等处,但作者显然都是据第二手材料所写,且描述十分简略,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北京所知甚少。
①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②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原序”,第2—3页。
③参见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由此书可见,明代中国人对欧洲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来华传教士的传输,中国人没有留下自己赴欧洲城市游历的纪录,清初的情形几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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