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5年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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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1965年,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呈现出对第三世界援助范围逐渐扩大、规模波动上升的特点,为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外交战略服务。在决策过程中,这种战略是通过在援助形式和规模上遵循平衡原则和以援助体现亲疏远近原则的方式体现的。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人道主义援助还承担着多重政治功能,如塑造中国相对于苏联和美国的道义优势、促进与受援国双边关系发展等。
China's 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s an of China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oreign aid,but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not yet spread.From 1949 to 1965,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f China showed that the aid for the third world had gradually extended and ascended,which served for the diplomatic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ird-world countries.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this strategy was embodied by the aid form and size in order to follow balanced principles and by aid to reflect the principles of whether close and distant.At the same time,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f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assumed multiple political functions,such as shaping moral superiority relatively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merica,promo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development with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etc..
China's 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s an of China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oreign aid,but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not yet spread.From 1949 to 1965,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f China showed that the aid for the third world had gradually extended and ascended,which served for the diplomatic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ird-world countries.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this strategy was embodied by the aid form and size in order to follow balanced principles and by aid to reflect the principles of whether close and distant.At the same time,foreig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f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assumed multiple political functions,such as shaping moral superiority relatively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merica,promo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development with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etc..
引文
[1]参见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对改革开放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黄梅波的《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与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6期;周弘的《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2]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成果的评述见张勉励的《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述评》,载李文主编《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444页。
[1]《英国方面感谢我对其水灾的救济(1953年3月18～4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10-206-02;《英中友协和英国政府感谢我国人民援助英国灾民》,《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荷兰政府对中国人民捐款救灾表示谢意的来函及灾情报告(1953年4月14～18日)》,外交部档案馆:117-00287-01。
[2]《关于我红十字会救济希腊地震灾区事(1955年5月13日至7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153-02(1)。
[3]《关于我向受地震灾害的北海道人民提供援助的函件(1952年5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06-01(1);《对日本风灾给予救济事(1959年10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954-05(1)。
[4]张清敏:《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浅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关于援助丹麦雪灾的教训》(1956年2月27日至6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373-01(1)。
[6]《我红十字会及救济总会救济印度水灾(1953年9月16日至11月11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43-01(1)。
[7]《救济越南风灾事(1955年10月17日至1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0090-01(1)。
[8]《关于救济索马里水灾和给予索农业技术援助及周恩来总理致索马里舍马克慰问电(1961年11月18日至1962年3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0289-08。
[9]《中国政府向索马里政府提供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1964年12月28日至1965年3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0602-03。
[10]《中国红十字会捐助马里水灾事(1965年8月14日至9月27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1162-04。
[11]《关于智利灾情的请示报告(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及慰问和捐助智利灾民事(1965年8月18～21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392-03。
[12]《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援助智利灾民两千美元的请示(1965年8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392-02。
[13]《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捐款救济南斯拉夫雪灾的文电(1956年2月17～25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1061-06(1)。
[14]《救济印度水灾事(1955年8月12日至1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89-01(1);《关于救济印度和巴基斯坦水灾问题的请示(1955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89-02。
[15]《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救援保加利亚水灾的文电(1957年7月13日至8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1168-02(1)。
[1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17]《苏联、蒙古援助古巴救灾情况及古方反应(1963年10月15～26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468-01。
[18]《国务院外办关于援助古巴救灾的通报(1963年10月29～31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468-04。
[19]《援救古巴救灾情况简报(1964年1月7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613-09。
[20]《外交部关于救济蒙古全国性雪灾问题的请示报告和批示(1964年2月18日至4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1438-02。
[21]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115页。
[22]《我红十字会捐款二十亿人民币救济印度灾荒(1951年12月15日至1952年8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03-01;《我红十字会、救总、全国总工会、民主青联、民主妇联等组织救济印度安德拉邦灾荒的电、函(1952年6月23日至10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03-02(1)。
[23]《关于我对巴基斯坦水灾提供救济事(1953年8月27日至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93-01(1)。《关于救济印度和巴基斯坦水灾问题的请示(1955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89-02。《救济尼泊尔霍乱事(1958年9月9日至10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894-01(1)。
[2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25]《东巴基斯坦两次遭遇风灾,我领导人致电慰问,我方提供救济(1965年5月14日至12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364-01。
[26]《建议对西巴基斯坦水灾进行慰问和救济的请示(1964年6月26～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252-01。
[27]章百家:《中国外交成长历程中的观念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
[2]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成果的评述见张勉励的《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述评》,载李文主编《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444页。
[1]《英国方面感谢我对其水灾的救济(1953年3月18～4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10-206-02;《英中友协和英国政府感谢我国人民援助英国灾民》,《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荷兰政府对中国人民捐款救灾表示谢意的来函及灾情报告(1953年4月14～18日)》,外交部档案馆:117-00287-01。
[2]《关于我红十字会救济希腊地震灾区事(1955年5月13日至7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153-02(1)。
[3]《关于我向受地震灾害的北海道人民提供援助的函件(1952年5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06-01(1);《对日本风灾给予救济事(1959年10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954-05(1)。
[4]张清敏:《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浅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关于援助丹麦雪灾的教训》(1956年2月27日至6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373-01(1)。
[6]《我红十字会及救济总会救济印度水灾(1953年9月16日至11月11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43-01(1)。
[7]《救济越南风灾事(1955年10月17日至1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0090-01(1)。
[8]《关于救济索马里水灾和给予索农业技术援助及周恩来总理致索马里舍马克慰问电(1961年11月18日至1962年3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0289-08。
[9]《中国政府向索马里政府提供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1964年12月28日至1965年3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0602-03。
[10]《中国红十字会捐助马里水灾事(1965年8月14日至9月27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1162-04。
[11]《关于智利灾情的请示报告(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及慰问和捐助智利灾民事(1965年8月18～21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392-03。
[12]《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援助智利灾民两千美元的请示(1965年8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392-02。
[13]《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捐款救济南斯拉夫雪灾的文电(1956年2月17～25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1061-06(1)。
[14]《救济印度水灾事(1955年8月12日至1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89-01(1);《关于救济印度和巴基斯坦水灾问题的请示(1955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89-02。
[15]《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救援保加利亚水灾的文电(1957年7月13日至8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1168-02(1)。
[1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17]《苏联、蒙古援助古巴救灾情况及古方反应(1963年10月15～26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468-01。
[18]《国务院外办关于援助古巴救灾的通报(1963年10月29～31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468-04。
[19]《援救古巴救灾情况简报(1964年1月7日)》,外交部档案馆:111-00613-09。
[20]《外交部关于救济蒙古全国性雪灾问题的请示报告和批示(1964年2月18日至4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1438-02。
[21]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115页。
[22]《我红十字会捐款二十亿人民币救济印度灾荒(1951年12月15日至1952年8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03-01;《我红十字会、救总、全国总工会、民主青联、民主妇联等组织救济印度安德拉邦灾荒的电、函(1952年6月23日至10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03-02(1)。
[23]《关于我对巴基斯坦水灾提供救济事(1953年8月27日至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193-01(1)。《关于救济印度和巴基斯坦水灾问题的请示(1955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289-02。《救济尼泊尔霍乱事(1958年9月9日至10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894-01(1)。
[2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25]《东巴基斯坦两次遭遇风灾,我领导人致电慰问,我方提供救济(1965年5月14日至12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364-01。
[26]《建议对西巴基斯坦水灾进行慰问和救济的请示(1964年6月26～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252-01。
[27]章百家:《中国外交成长历程中的观念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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