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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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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可惜在秦汉史研究中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东汉中后期,整个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因此本文以安帝时期位居三公之列,最终却因反对朝中内宠专权而被逼自尽的太尉杨震为中心,来考察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
     本文首先从弘农杨氏家族的发展入手,这一家族从军功贵族到士族的转化,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杨恽。杨恽仕途上的悲剧,也形成了弘农杨氏家族一种“消极入仕”的家族性群体心理,这也成为杨震五十始仕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儒家入仕理念的驱动和对国家、民生的社会责任感,杨震终于在母亲去世后,于晚暮之年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其次,笔者分析了安帝时期后党和帝党的构成与斗争。帝党与后党的斗争贯穿安帝一朝,并持续影响着安顺之际的政局,其本质是对皇权的争夺。而杨震的仕宦生涯,与帝党、后党之间势力的兴衰消长有着紧密的联系。以邓太后去世为界,可将杨震的仕宦生涯分做前后两期,前期杨震辗转迁任,赢得了清廉公正、选贤任能的美誉;而后期则是持续与内宠势力做着坚决的抗争。
     最后,杨震五次上疏劝谏安帝远离内宠,不仅未被安帝接受,反而身遭嫉恨,最终被陷害免官。杨震通过自尽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升华,成为反抗强权、刚正不阿的典范人物。他以一死促进了清浊流的分化,激励着士人勇于同权贵抗争,对安顺之后的东汉政局、社会及其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弘农杨氏一跃成为当时大族,并开始迈向门阀士族化的道路。这一家族的发展史,成为汉代家族发展史的标本示范。
     总之,皇权的“未固定”性,是导致皇权不断流转于外戚、宦官之手的重要原因。皇权与士权的矛盾对立,是导致这种偏转始终存在的根本原因。杨震清廉公正、刚直不阿、不畏强权的政治操守,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s a critical moment in Chinese history, East Han Dynasty presented to be less valued than it exactly deserved by the academic. Especially at the late ages of the empire, Chinese society made a dramatically movement against the old normal standard. Thu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ong-Nong Yang family and its representational member Yang Zhen as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Although Yang used to gain the highest position as one of the three councilors in the An-Di Emperor government, he had t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he fights against to the power unruly snatched by the eunuchs.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narrative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the Hong-Nong Yang family, from military aristocrat to intelligent aristocrat, which closely combine with the timing development itself. The point person Yang Yun in the family history and his tragedy political career shaped a negative group psychology about input politics of whole family, which results Yang Zhen not going to be an officer until he is fifty. After his mother's death, he finally start his career in the government in an elder age out of the faith to Confucian's though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nation's benefit.
     Second, this article has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mperor'advocators party and the Empress'maiden family party,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m. The essence of their competition is how to snatch the scepter. During the whole An-Di Emperor period, it had had last all along, and give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Yang Zhen' political career also have an involvement in the matter of the up and down of bilateral party. By the death of grandmother Empress Den, his life could be divided to two parts; in the early period, he win his reputation of justice and honest while he occupy some miner position in local office, and in the late, he keep a long-term struggle against with the Empress' maiden family and their advocators.
     At last, Yang Zhen tries to persuade the Emperor to stay away from His Majesty's harmful eunuch advocators totally five times. But the advice does not accept by the Emperor and Yang has been discharged from his office. Through the way of commit suicide, Yang Zhe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leadership of the opponents, which has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Qing-Liu and Zhuo-Liu intellectuals'identification, and also gi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whole society and his own family. Hong-Nong Yang famil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amilies and going to become intellectual aristocrats. This development route is the most typical one during the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y period.
     In a nutshell, the unfixed feature of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of East Han-China result the throne could always be unruly gained by the Empress'family or the eunuchs. The sense of justice, honest and unbeaten bravery to fight for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Yang Zhen also means a lot in nowadays.
引文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东汉时期是自秦朝建立起来的“统一政府之堕落”,同时也是士族势力逐步膨胀并最终形成门阀制度的时期。日本京都学派在内藤湖南“时代区分法”的基础上,将从有史以来到东汉中期划分为中国的上古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属于中世时期。以川胜义雄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中世特征是贵族政治,而从东汉后期到西晋则是一段重要的过渡时期。文革以后,以唐长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魏晋封建论”,认为从汉末到魏晋时期为“奴隶制社会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虽然这些学说观点之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仍可从中看到东汉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演变过渡时期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③关于东汉的历史分期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此处限于篇幅不加赘述。但将和帝朝作为东汉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却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吕思勉《秦汉史》将东汉史分为“后汉之兴”、“后汉盛世”、“后汉衰乱”、“后汉乱亡”四个部分,其中“后汉衰乱”一章的首节便是“后汉外戚宦官之祸”。日本学者狩野直祯在他的《后汉政治史研究》一书中认为和帝时开始出现的外戚与宦官掌权现象让东汉王朝踏出了步入灭亡的第一步。范文澜更直言自章帝去世后,东汉王朝便进入黑暗时期。
    ①王云度:《东汉史分期刍议》,《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王云度的四个阶段分期为:东汉前期——光武帝到和帝元兴元年为兴盛期;东汉中期——殇帝延平元年到顺帝永和六年,是由盛入衰的过渡时期;东汉后期——顺帝永和六年至灵帝中评五年为腐朽衰败时期;东汉晚期——少帝光熹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是东汉陷入分裂的时期。
    ②赵国华:《东汉史研究需要补偏救弊》,《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③和帝亲政后,先后封宦官郑众、蔡伦为侯,开启宦官封侯的先例。但二人在和帝当权时,并未真正手掌大权,朝政始终为和帝掌握。
    ④《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⑤东汉请浊流之分虽然早已存在,但在梁冀杀害李固、杜乔之后请浊流的分化就明显确立下来。东汉的政治形势被划分为两个派系。见刘蓉:《汉魏名士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一版,第33页。
    ①关于东汉安帝朝的羌乱问题,具体可以参见这些成果。谢婷:《东汉安顺时期的凉州问题》,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靳进:《东汉安帝时期的边疆危机》,《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王勖:《东汉羌汉战争动因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
    ①萧仕平:《杨震的思想观念与文化背景》,《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试论杨震的三种精神》,《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11月第4期。
    ②梁建邦:《杨震在华山脚下的讲学活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③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936年第4期。
    ④陈苏镇:《东汉的世家大族》,《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⑤黄宛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述评——兼论东汉的累世经学》,《南都学坛》,1991年第6期。
    ⑥笔者很遗憾的没有找到更多关于狩野直祯学术背景的资料,不过从他的《后汉政治史の研究》一书中能够看出他应该受到京都学派的影响,他在书中指出东汉既具有中国“古代”的特征但又逐渐出现了“中世”的特点,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中世”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正是由内藤湖南“时代区分法”发展而成的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方法。他在作品中概括的“中世”特征就是“贵族政治”,这与京都学派“六朝隋唐是贵族化政治时期”的观点是相符合的。
    ①万雷:《东汉中期政治研究》,兰州大学历史学专门史专业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在此文中将殇帝到质帝时期划定为东汉的中期,由于殇帝和质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实际的时间坐标仍是安顺两朝。
    ②《潜夫论·本政》。
    ③《读通鉴论》卷七。
    ④《读通鉴论》卷八。
    ⑤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8年2月第一版。
    ⑥李禹阶、秦学颀:《外戚与皇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7月第一版。
    ⑦王林子:《两汉外戚宦官专权问题述论》,《天水师专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⑧杜容峙:《东汉时期的邓氏家族》,《南都学坛》,1987年第4期。
    ⑨徐芬、瓮频:《试论邓氏外戚对顺帝初期中枢政局的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①曹金华:《东汉时期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南都学坛》,1992年第2期。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③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④方燕:《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⑤《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篇·秦汉史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4月第一版,第1217-1270页。
    ⑥[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3月第一版。
    ⑦[日]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①见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第12-13页。川胜义雄认为魏晋贵族是自清流势力发展而来的,但他并不认为贵族是魏晋时方才产生的,他认为东汉时期就已经产生贵族,不仅是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样四世三公的家族,以及外戚和云台十八将都可以视作贵族。
    ②所谓的外部问题,既前文所提的在朝局之外,促使东汉王朝走向衰败的那些因素,如凉州羌乱等。这些问题或会提及,但并不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①关于杨喜与杨震的关系,存在着分歧。《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据此杨震应为杨喜直系,但《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里记录杨喜世系,未见有杨震高祖杨敞和其父杨宝。而杨敞又于《汉书》有传,亦未载他与杨喜的关系,是以《汉书》与《后汉书》的记录存在矛盾。这里有两种可能,一为杨震确为杨喜直系,但并非嫡出,而是庶出一脉;二杨震非杨喜直系仅是其同宗裔孙。因杨震七世祖孙名杨谭,与杨震祖父同名,这是一点矛盾之处。总之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争议。
    ②见谢彦明:《西汉郎中将军事建制考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③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中认为杨喜应是汉高祖在汉中就国时加入的秦人。但刘邦出生楚地,是以楚人集团才是刘邦集团的核心。刘邦称帝后重用的也是他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杨喜虽然获取项羽尸身立下大功,但在整体功臣排位中偏下,因此终未得重用。
    ①使者是朝廷派往外地行使中央命令或执行事务的官吏。稻田使者应是派往各地视察农业生产情况的官员,当时杨敞为大司农,大司农是掌管国家财政经济的官员,《秦汉管制史稿》中指出“凡属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收入和之初,均属大司农管辖。”是以稻田使者燕仓才会上官桀密谋造反之事告知杨敞。
    ②《汉书·杨敞传》。
    ③《汉书·杨敞传》。
    ④有人误会这位很有见识的敞夫人是司马迁的女儿。但依照《杨恽传》的记述,杨敞至少有两任妻子,而他本人在这件事后一个月就去世了,是以这位敞夫人应是杨敞的后妻。
    ①《汉书·杨恽传》。
    ②关于豪族士族化的问题,已多有成果讨论。一般认为豪族士族化是东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实际上这一现象早在西汉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士族的出现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发展后的必然结果。赵翼就指出“东汉功臣多近儒”,就当是的社会情况来看,的确有许多强宗大姓修习儒经。这一现象自不可能是在东汉初年突然出现的,而是从西汉慢慢发展而来。崔向东在《汉代豪族研究》一书中指出西汉中后期各种社会力量逐步被纳入王权体系,“各种单一的社会势力向集地主、官僚、士人等于一体的士大夫豪族转化。”(见《汉代豪族研究》第134-第135,崇文书局,2003年10月第1版)
    ③见《东汉政权之建立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收录于《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①《汉书·杨恽传》。
    ②《汉书·杨恽传》。
    ③关于儒化与士族化的区别,参考崔向东《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一文,文中儒化的定义是:“豪族习通儒经,一般是指一代人”。而士族化则是“两代以上习通儒经”。但笔者认为,“儒化”也表示一人习通儒经,并以儒家学说为准绳,亦可称之位儒化。
    ①《孟子·尽心上》。
    ②关于儒家的“仕隐观”,唐俐在《儒家仕隐观及其在中国隐士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一文中多有论述,此文载于《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
    ③《汉书·杨恽传》。
    ①杨敞和杨恽所处的时代环境截然不同。杨敞所处的时代,国家和社会都刚刚从武帝末年的乱局中恢复过来,但朝政又很快为霍光所把持,而当时左将军上官桀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与霍光争权,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杨敞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自然谨慎已求自保。而宣帝时期,国家和社会在经历昭帝时代的过渡后,渐渐恢复和兴盛起来,政治环境也趋于稳定平和,杨恽生于这样的时代,加上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然积极入世,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因而一反父亲的谨慎懦弱,显得十分活跃。因此在面对类似事件的时候,两父子有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②山郎制度是郎官部门的一项弊政,原来的郎官需要自己出钱支付财务费用给文书,才能有加官出任的机会。而且郎官若要请假一日,就必须得用一个休沐日来抵,这就使得一部分贫穷的郎官一年都无法休假,而那些出生富贵的郎官却能整日在外游玩,这项制度让郎官部门贿赂成分,风气腐化(《汉书·杨恽传》)。汉代郎官是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径,很多通过任子、赀选、察举等途径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先为郎官,而后加官任职,在某种意义上,郎官其实是其他官职的“后备役”。而山郎这种弊政搞坏了郎官的内部风气,事实上却是影响整个王朝的官僚系统。因此杨恽这一改革的意义还是相当重大的。
    ③《汉书·杨恽传》。
    ①杨恽在说出:“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这番话后,杨谭也附和道:“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显然也是对朝政有所不满的,而杨恽再度因言获“大逆不道罪”被处以腰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种“文字狱”的意味,杨谭也坐而免为庶人。因此他跟杨恽一样,对政治失望,对仕途心灰意冷都是很有可能的。
    ②群体心理指的是群体成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之下形成的心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秉持着同样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祖辈的思想观念传递给后代,同辈之间互相交流,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群体性心理,这种心理表现为思想观念在整体高度上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当这种心理作用于家族成员时,他们的行动也会表现出趋同性。
    ③笔者认为,在豪族研究和家族研究中提出的“家风”、“门风”实际上就是以家族内部群体心理为基础的一种反映,当然其中也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因素,但始终是建立在这种群体心理的基础上的。
    ④《孟子·滕文公下》。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论语·泰伯》。
    ③汉宣帝有言“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并不是一位倾向儒学的皇帝,当他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表现出亲近和喜欢任用儒家官员的时候,汉宣帝斥责了他的儿子,并认为“乱我家者,太子也。”,因而产生了废黜太子的念头,最后因顾念与早逝发妻恭哀许皇后的旧情,以及外戚许家在当时的声势而作罢。因此,已经儒学化的杨恽在与这位推崇“霸王道杂之”的皇帝相处时,自然会生出许多不满和矛盾,这或许也是杨恽不满汉宣帝的一个原因。而东汉的皇帝却都十分推崇儒学,甚至以拜名儒为师为荣,龙亢桓氏四世帝师,杨震与皇帝可谓同出一门,这杨恽在东汉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
    ①《后汉书·儒林传》。
    ②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③《后汉书·杨震传》。
    ①邓氏专权后,吸取窦氏的经验教训,通过尊崇儒学、选贤任能,积极缓和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并严格管束邓氏家族,甚至允许检举邓氏的过失和不当之处,此外还有一系列有益国家、缓和矛盾的措施,因而被称为“善政”。李禹阶、秦学颀在《外戚与皇权》对此有具体概述。王夫之也对此有所评价,但他认为邓氏善政不过是为自己谋取贤德之名,以巩固统治,实际上却种下了亡国之祸。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①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诸多学者讨论。具体可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认为秦代的一统,是个“化家为国”的过程,三公九卿最初都是私臣。当“一家”演化“一国”后,这些私臣也逐渐演变为一国之官员。其中,一部分组成政府,一部分则为皇帝处理事务。如大司农与少府皆管财务,前者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后者则负责帝室财政。而从文化上讲,儒家伦常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将君臣关系拟比为父子关系,将国家作为大家族,皇帝是最高的父家长。
    ②见金观淘和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家结构和家族结构是一对同构体,两者之间相互对应、相互协调,产生一种同构效应。而这种“同构”是通过儒家学说和儒生执政来实现的。管东贵也指出“以血缘为凝聚力的社会组织是宗法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轴。”(见管东贵《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血缘解纽》),他认为自秦始皇始而终于汉武帝的这段时期形成了一个“多血缘支配的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方告终结。秦朝虽然行郡县,灭“封建”,但“上古封建社会”的宗法血缘制度仍然残存,并保留到新的政治建设中,其表现就是“家族”特点反映在了政治上。关于这个问题详见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笔者认为,尽管各种观点表述有所不同,但很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秦汉以来的国家在结构上和家族结构是有共通之处的,家族的伦理纲常与国家的伦理纲常也是相通的。因而当“以孝事母”的家族伦常上升到国家层面时,就成为太后执政的合法依凭。
    ③这一母亲身份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家族伦常之上。皇后作为皇帝的正妻,也是诸皇子的嫡母,诸皇子无论是否为皇后所出,皇后皆有选择他们“养为己子”的权力,一旦为皇后子,即使是原本庶出的皇子也立刻拥有了嫡子的身份。这正是皇位继承制度的一大缺陷,皇后能选择便于自己掌控的皇子“养为己子”,从而为她们参政专权打开方便之门。
    ④太后的地位和权力凌驾于皇帝之上,具体例子可见霍光以上官太后之名义废黜昌邑王刘贺并且迎立汉宣帝之事。当然,这只能作为特例来看待,不过也切实反映出,太后的权力和地位在一定时期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但是,这种权力始终只是皇权的延伸。
    ⑤米莉:《帝制中国的女主与政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08年博士学位毕业论文。
    ⑥《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⑦《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①关于邓遵所封之侯名,《邓寇列传》作舞阳侯,《西羌传》做武阳侯。
    ②东汉建立初期,汉光武帝汲取西汉亡于外戚之手的经验教训,禁止外戚出任大将军一职,位次三公,复大司马为太尉,与司徒、司空并为三公。但窦氏专权之时,窦宪为大将军,这一禁制遂告破灭,外戚掌军权的局面,重又出现。这为外戚擅权,打下了重要基础。
    ③侍中后来逐渐形成侍中寺,为后来三省之一门下省的前身。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1月第2版。
    ④《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
    ⑤《后汉书·邓寇列传》。
    ①见《东汉职官制度与外戚政治》:李禹阶、秦学颀,《外戚与皇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7月第一版。第124-137页。
    ②尚书始见于秦,属少府,最初只是掌管文书传递讯息的小吏。汉武帝时,设置内朝与外朝分立,尚书成为内朝的一个办事机构,之后权力逐步扩大发展,到东汉时期,尚书台由内朝移至外朝,成为正式的国家机构,开始总理政务。是以仲长统说:“虽置三公,事归阁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1月第2版,第260-263页。
    ③《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
    ④《后汉书·邓寇列传》。
    ①李迎春分析了“故吏”所具有的三种含义。第一种为旧时属吏,强调故吏与故主之间的政治政治联系;第二种为曾在某官署担任过吏的人;第三种为曾经做过但现在已不是官吏之人,即“前为官职者”,这是针对于朝廷的关系而言的。现在通常意义上的“故吏”多指第一种,本文所指的故吏,亦是指这一含义。见《汉代的“故吏”》,历史教学,2008年第18期第29-33页。
    ②《后汉书·邓寇列传》。
    ③崔瑗为度辽将军邓遵之故吏。
    ④尚书仆射在尚书台台官之中,仅次于尚书令,其主要职责是主文书启封,在尚书令不在时“奏下众事”,而且就史料来看,尚书仆射的职责并不仅限于此,还能履行监察与谏诤,可见其职权之重。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1月第2版,第270-272页。
    ①在儒家学者中,道胜于君,君主只是得以行道的途径。一旦君主无法行道,必然要受到志气高洁的儒士的指责和纠正。即使是那个君主是女主,亦是如此。
    ②三公府以及将军府中职属。
    ③李郃为清流名士李固的父亲,却列入《方术列传》,只因其精谶纬之学,事多神奇。
    ④《华阳国志》中记载,“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而役讽、尹睦、鲜于定、赵瑶,皆公望也”。广汉先贤羊期曾为太守蔡茂、役讽的功曹。另一贤人杨宽曾为“太守祋讽以忠义状闻”。因此可知,祋讽当时确曾为广汉太守。
    ①《后汉书·袁安传》。
    ②《后汉书·周章传》。
    ③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599页。
    ④《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
    ①《后汉书·和熹邓太后传》,此诏书为写给她堂兄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人的。
    ②《后汉书·邓寇列传》:“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多归附之”。
    ③然而邓骘并非偏好于《欧阳尚书》这一脉家法,他此前所辟的张皓便是受《严氏公羊学》。
    ①前文的注释中已经提到汉宣帝和杨恽在政治观念上存在差异,杨恽的理念是儒家的,而宣帝却推崇“霸王道杂之”,甚至更倾向于霸道。这就是造成杨恽和宣帝分歧的主因,也是导致杨恽政治生涯失败的一大因素。而弘农杨氏家族汲取杨恽的教训,理当希望遇得一位与自己观念相通,能知人尚任的“明主”,以免重蹈杨恽的覆辙。当然这仅仅只是站在杨恽的角度来看问题,从客观实际来看,宣帝并非不能算作一位“明主”。
    ②[法]余莲著,卓立译:《势:中国的效力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③本文将内宠集团定义为围绕在皇帝身侧为之服务,并深受皇帝信赖的由乳母、宦官组成的势力集团。《后汉书·杨震传》载“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此处内宠不仅指宦官,还包括安帝乳母王圣及其女儿伯荣。而历来研究往往简单的将这一集团概括为宦官集团,其实是忽略了乳母等其他非宦官身份的成员。马力群在《两汉时期的弘农杨氏》一文中虽然使用了“内宠”一词,但未将之明确化。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一概念确定下来。
    ④东汉皇帝多外藩入继,本身有其生母和嫡母,这些外戚相比后党中的外戚与皇帝的关系更为亲近和直接。
    ①《后汉书·宦者列传》。
    ②内团体(in groups)和外团体(out groups),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划分,心理学家认为人自动的讲世界划分出亲疏远近,自然的形成了这种内外团体的划分。见《心理学与生活》,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③内群体偏爱(in-groups bias)又称为外群体偏见,心理学家在从事偏见研究的时候,人们对于那些不属于他们同一“群体”的人容易产生偏见。个体把自己看做自己身处的内团体中的一员,对外团体则相反,从而导致偏见的产生。见《心理学与生活》,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522页。
    ①《读通鉴论》卷七。
    ②耿氏非安帝生母一系,而是其生父清河王刘庆嫡妻的母系。
    ③很多人认为,外戚和宦官之间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实际上是忽视了外戚、宦官利益一致的情况。其实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决定他们之间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皇权,宦官亦有与士大夫合作的时候,例如在顺帝登基一事中,宦官与士大夫群体实际上是合作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
    ④除非他们依附的皇帝去世或者失位。
    ①《后汉书》载“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而《后汉纪》则载“根先知,召司扑者阴共为意,乃使执扑者不加力。”两处对杜根之所以逃过一死的原因有不同表述。《后汉书》仅载此事为永初年间事,而《后汉纪》则指明是永初二年事,安帝在永初三年加元服,这一事件应是因此而发生的。所以笔者认为此事应与朝中的帝党势力有关。
    ②《后汉书·安帝纪》。
    ①《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
    ②《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
    ③《后汉书·宦者列传》。
    ④《后汉书·邓寇列传》。
    ⑤这是就其法统地位而言的。
    ①《后汉书·邓寇列传》。
    ②《后汉书·李杜列传》。
    ③有学者认为,顺帝之所以能成功发动政变登基,与朝中残余的后党势力有极大关系。见徐芬、瓮频:《试论 邓氏外戚对顺帝初期中枢政局的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①在安帝看来,士大夫对于他始终是“外群体”,而且是对立的外群体。加上君权与士权本就存在矛盾,安帝和士大夫之间的疏离感也是必然的。
    ①刺史一职之名,从武帝始置到东汉末年名字一直变更,时而更改为州牧,时而又改回刺史。安作璋和熊铁基在《秦汉官制史稿》一书中认为,这种反复更改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中央与地方势力消长过程的反映。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1月第2版,第513页。
    ②《后汉书·安帝纪》。
    ③《后汉书·灵帝纪》。
    ①《后汉书·安帝纪》。
    ②张伯路起事主要在青州沿海一带,东莱郡属青州刺史部,故亦属于这缘海九郡之一
    ③《后汉书·安帝纪》。
    ④《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⑤《后汉书·杨震传》。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太常又称为奉常,最初是掌管宗庙礼仪,但由于教育活动经常与宗庙祭祀相关,所以太常也执掌其文化教育来了。太常是九卿之首,就地位而言是相当高贵的。
    ①关于杨伦,见《后汉书·儒林传》。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①皇帝想要肆意的行使权力,深受儒家政治学说熏染的士大夫却摆出“尧舜禹汤”这些上古明君作为范本,希望皇帝能效仿圣贤而为之。传统儒家学说的观点是希望能够节制皇帝的权力,而皇帝却希望能够集权于己,独拥天下,这两者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但皇帝有不可能真正离开士大夫,他必须要通过这些官员去行使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处理事务。因而皇帝只能从政治上入手,不断削弱外朝权力,将权力归于己手。然而高度专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汉光武帝为削弱外朝相权,而委事于尚书台,最终的结局却是“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
    ②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599页。
    ①笔者认为,杨震自永宁元年为司徒到延光三年免官自杀的这段时间里,绝不止这五篇疏文,《后汉书》中应是捡其紧要收录其中,因此笔者在行文中提到的杨震的上疏顺序指的仅仅是《后汉书》中所收录的上疏顺序,并不代表杨震实际的上疏顺序。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③《后汉纪·安帝纪》。
    ④《后汉书·宦者列传》。
    ①《后汉书·五行志》。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③东汉时期重谶纬之学,认为自然灾害和异像皆与人事相关,陈忠就认为天降大雨乃“贵倖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之故。这里的“贵倖”指的就是安帝的乳母王圣、伯荣母女以及宦官这些内宠集团的主要人物,王圣母女本为女子,女子为阴,而宦官皆为去势之人,亦归于阴。也就是说皇帝重用这些阴属性的内宠才导致天降大雨,形成水灾,这显然是有谶纬之学的影响。
    ④《后汉书·郭陈传》。
    ⑤《后汉书·杨震传》。
    ①除了这一点外,爵衔的泛滥也和邓氏专权时,开启的卖官鬻爵之风有很大关系。
    ②自建光年间直到延光年间,是安帝朝天灾频发,叛乱不断的一个动荡高峰期,连连天灾兵乱给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是以杨震才会建议皇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具体这一时期的天灾人祸的情况,详见下文,将有所概述。
    ③杨震引用《诗经》篇目,而不直陈其中利害,此外此篇疏文多引引进据典,亦是想让行文不至于太过直接,希望通过委婉劝谏,达到让皇帝明白醒悟的目的。
    ④邓太后专政时,她的两个兄弟邓弘、邓阊皆为侍中。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西汉时期太尉虽为三公之一但不常设,后改为大司马。到了东汉,光武帝复大司马为太尉,因有“录尚书事”之权,其职权也有所加强,地位更上升到三公之首,司徒、司空皆次之,超过了其在西汉时的地位。因此,太尉为东汉时形式上的朝官领袖。
    ③《后汉书·杨震传》。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引惠栋注,认为“宰司辟召“一句正是指向司空刘授的。之前耿宝与阎显向杨震推荐心腹亲信被拒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因而惠栋的注是有理由的。
    ③《后汉书·杨震传》。
    ①威福自然是皇帝的“威福”,当时虽然对皇权没有明显认识,但此处杨震所谓的“威福”显然指的就是皇权,很明显杨震已经认识到内宠集团之所以如此放肆的专权乱政,正是持皇权而为之。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指出“宦寺之终亡汉,李闰、江京始之也,而实邓后之反激延进之也。”他的看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正因为在安帝最为自身难保之时,身边陪伴着他,守护着他,为他心焦忧虑的只有保姆和宦官,他们是安帝在最窘困环境下唯一的依靠和和信赖之人,这种曾经“患难与共”的经历,必然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安帝也必然对他们生出特殊的、非同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明显是凌驾于朝政、民生之上的。
    ①《后汉书·杨震传》关于“赵腾事件”,顺帝事亦有相类事件发生:“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腾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两起赵腾事件不止当事人名字一模一样,事情发展也颇为相似,之是后者的处理更为严苛而已。
    ①《后汉书·杨震传》载:“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伏尸都市就是把赵腾杀死后曝尸示众。而所谓弃市,《礼记》载:“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以,弃市之刑真是曝尸于闹市,这与赵腾之死状相若,可见赵腾所受之刑正是“弃市”,而安帝判处赵腾“弃市”更是为了以做效尤,警示民众不可再上书直陈朝政得失,以此在民众间树立自己的权威,也是以暴力压制矛盾冲突的措施。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①见《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565页。
    ②邓氏的专权,让安帝做了十五年的傀儡,使得他极力摆脱邓氏阴影,树立自己的权威,扩展自己的势力。因而安帝格外重视帝王权柄,他放纵内宠,诛杀赵腾皆是如此。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后汉书·朱乐何列传》
    ③《后汉书·五行志》。
    ④《后汉书·邓寇列传》。
    ⑤《后汉书·杨震传》。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③《后汉书·安思阎皇后本纪》。
    ④《后汉书·孝桓帝纪》。
    ⑤《后汉书·宦者列传》。
    ⑥《后汉书·天文志》。
    ⑦《后汉书·杨震传》。
    ⑧《孟子·尽心上》。
    ①《论语·卫灵公》。
    ②《孟子·告子上》。
    ③彭卫:《论汉代的自杀现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55-65页。
    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杀类型也被划分为多种,彭卫的分类现实是以心理学为依据,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划分表述的。
    ①《后汉书·安思阎皇后本纪》。
    ①《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②笔者在前文注释中提到,宦官与士大夫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同样也有一定的合作关系。顺帝登基一事便是例证。顺帝通过政变登基,虽然主要发动者是宦官,却也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和响应,政变能够成功,显然是内外共同策变的结果。而这在这件事上,宦官与士大夫之所以能够达成合作,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目的,连同需要铲除的敌人都是一样的。
    ③徐芬、瓮频:《试论邓氏外戚对顺帝初期中枢政局的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①在联手剿灭安帝帝党的同时,邓氏后党与顺帝帝党结盟联合,最终的结局是安帝帝党宣告终结,而邓氏后党也在斗争中逐步转变消失,最终形成了新的政治局势和新的政治势力。当然,这种新政治局势和政治势力的产生,仍然是以皇权为根本的。
    ②邓氏后党以和熹邓太后和邓氏外戚集团为核心,如今邓太后以逝,邓氏外戚集团早已崩溃,朝中所剩的邓氏后党不过是一些曾与邓氏外戚集团有过依附关系,或者受其恩惠的朝官和士大夫群体。因而顺帝帝党能够放心的与他们联合共同对付安帝帝党。
    ③《后汉书·杨震传》。
    ①《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③这种灾异反映人事的思想,固然是因为谶纬等迷信思想的作用,同时也是士人借士以寓事的一种手法。实际上明、章这些政治平和的时期亦有天灾出现,却无相应之言论。士人及士大夫群体意欲借事以劝谏皇上批评时政,却不敢也无法直言坦述,只能借以天灾表达自己的批评,并以此来劝诫皇帝行仁政、德政。
    ④《后汉书·五行志》。
    ①《后汉书·五行志》。
    ②《后汉书·五行志》。
    ③《后汉书·五行志》。
    ④即是《隶释》中所收录的《杨震碑》。
    ①见前页注②、③。
    ①必须指出,延光四年阎氏外戚重新启用了一批与邓氏关系密切的后党残余。例如陈禅在因邓氏故吏免后,被车骑将军阎显辟为长史;崔瑗本是邓遵故吏,被免后同被阎显辟为掾史;李郃免官虽然是在永宁年间,但也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复为司徒。这些后党残余在顺帝政变夺位的事件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延光四年的一批后党残余士人被重新启用,显然也和当时帝党,特别是新兴的阎氏外戚有关。阎氏虽为帝党成员,但却想以外戚专擅朝政,因而与大将军耿宝、王圣、樊丰、周广之徒矛盾重重,他启用这些邓氏后党士人,显然也是想要拉拢朝中的邓氏后党残余势力。因而可以推测,自杨震死后到,有邓氏后党残余势力逐渐恢复抬头的趋势。
    ①其文见前引。
    ②东汉因反对外戚、宦官乱权擅政,更有“三李杜”事件,分别为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
    ③东汉外戚、宦官的斗争彻底终结于董卓入京之后。此后争夺皇权的主体不再是外戚或宦官,而是地方的各大割据势力,皆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欲掌控皇权而图谋天下。
    ①《日知录·两汉风俗》。
    ②刘蓉:《汉魏名士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一版。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后汉书·杨震传》。
    ①《后汉书·杨震传》。
    ②东汉一朝有三李杜事件,白马令李云为第二次李杜事件,李云因反对桓帝封中常侍单超等五位宦官为侯而上疏直谏,直陈不当之处,却因言获罪而被捕下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为表示对李云的支持,上疏称愿与李云同日而死,也被捕下狱。为营救李杜二人,杨秉、陈蕃皆上疏营救,为之廷争,但李杜二人最终被杀,而为之说情上疏的杨秉、陈蕃二人也被免官。
    ③《后汉书·杨震传》。
    ④《后汉书·杨震传》。
    ⑤《后汉书·杨震传》。
    ①《后汉书·杨震传》中载“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虽然杨彪此前经历过察举、公府征辟,但公车征才是最终使得杨彪入仕的主要原因。
    ②具体参见川胜义雄等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
    ③孙大英:《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研究》,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①孙大英认为,杨修被杀的主因是卷入了曹魏的争储斗争中。杨修所拥立的曹植被认为是一个拥有尊汉倾向的曹魏子弟。而弘农杨氏家族虽然让杨修于曹营中担任主薄,进入曹魏势力,但其本身立场仍然是忠于和倾向汉朝正统的,这也是杨修支持曹植的原因。而关于曹植的崇汉倾向,详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柳春新《曹魏立嗣问题考辩》,两人对于曹植“无心代汉”的观点有详细论述。
    ②弘农杨氏在西晋、东晋都有兴衰发展,但超离本文的时间限定过远,故不加讨论,而孙大英在《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研究》一文中有比较详述的讨论。
    ③《后汉书·杨震传》。
    ①杨谭为杨忠之子,其史料太少而不可考,故此略之。
    ①马力群:《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①笔者认为,从皇帝的角度来讲不能牢牢控制皇权,掌握势力平衡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因为皇帝过于年幼,无力掌控朝政,和帝初期就是这样的情况,但随着皇帝的长大也能慢慢强大起来,重新掌控皇权。另一种则是皇帝本身对一方势力产生偏向性,安帝就是这样的,因为处于内群体偏爱的心理原因,他本身就是亲于内宠的,因为皇权也转入内宠集团手中。
    ②《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①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东汉时期的清流是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形成的基础。
    ②本文仅说是一类缩影,而非普遍缩影。可以说当时豪族向门阀士族过度的类型有多种,而弘农杨氏仅仅代表其中的一种类型,那就是通过“世宦”的地位来累积社会关系网,并凭借着良好的名望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逐步向门阀士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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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唐俐:《儒家仕隐观及其在中国隐士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
    36、赵静:《东汉社会与东汉士风》、重庆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37、顾凯:《东汉外戚政治研究》,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8、王传武:《党议缘起——以社会运动理论为分析视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39、米莉:《帝制中国的女主政治——关于女性统治的合法性探析》,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40、孙大英:《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研究》,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41、马力群:《两汉时代的弘农杨氏》,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42、万雷:《东汉中期政治研究》,兰州大学专门史专业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43、孙立英:《“策名委实”与东汉政治——门生故吏再研究》,苏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44、陈涌清:《东汉政治与儒》,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1998年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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