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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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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同时也正式揭开了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序幕。面对种种不利因素,马礼逊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懈努力,很快掌握汉语并终成一代汉学大师。多年在华传教经历让马礼逊意识到,汉语学习对确保在华传教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此他一方面大力呼吁推广汉语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创办汉语培训机构推广汉语教学。此外,马礼逊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首次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多部汉语研究论著,为日后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继马礼逊之后,英、美等国来华传教士也纷纷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大潮中来。由美部会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和丰富翔实的史料,很快便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媒介。从1832年创刊至1851年停刊,来华传教士们以《中国丛报》为交流平台,撰写、发表了大量研究性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轮汉语学习、研究热潮,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最高水平。
     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渐次开放。随着传教活动日益深入到中国各地,来华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众多方言,于是方言学习和研究又成为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新特点。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华设立领事馆,出于自身职业需求,来华外交官们亦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浪潮中,其中又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翟理斯的研究最为突出。此外,这一时期汉语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地实现了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模式从个体学习为主向以学校为中心的课程教育之转变。
     作为晚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中、英混合语言,“别琴英语”无论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方面均深受汉语语言影响。因此,“别琴英语”在解决中西民间交往语言障碍的同时,也成为来华西方人认识、了解汉语的一种特殊渠道。
     从历史的角度对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能够填补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空缺,完善学科发展;还能为今天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经验,同时对当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深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In 1807, Robert Morrison came to China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also raised the curtain of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Westerner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face of a variety of adversities, Morrison, relying on his affirm will and persistent efforts, soon grasp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became the renowned sinologist of his time. Morrison realized that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was crucial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refore, he appealed for the extending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established the training schools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addition, Morrison himself compiled the first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a, translated the whole version of Bible into Chines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works on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His work provided other Westerners with huge help in the aspect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Following Morrison, many American and British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also joined the tide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hich was the first periodical issued in China, based on its objective reports and accurate data, became the major media through which the West knew China. Form 1832 to 1851, the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published large quantities of academic articles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setting off animated discussions on problems related to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hich represented the highest level on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door was forced to open after the First and Second Opium W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enterprise,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had to face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Therefore,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of Chinese dialects had become a new feature at tha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consuls of Western countries joined the tide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too,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ir work. Besi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ining schools had brought about the shift from the model of individual-centered learning to the model of school-centered course teaching effectively.
     As a special language form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idgin English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aspect of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etc. Therefore, Pidgin English not only removed the linguistic barrier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but also became a special way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Chinese for Westerners’coming to China.
     Systemati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Westerners coming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ll not only help to fill in the blank in the academic field as well as per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but also provide rich and valuable historical data and experiences for Westerners of today who want to study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also has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o Westerners.
引文
1.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
    2.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务杂志》)
    3.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中国基督教传教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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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Richard W. Bailey and Jay L. Robinson, Pidgin Languages in Varieties of present-day English,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53.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54. 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55. Braj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56. W. Barnett & J. 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7. 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8.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59. Gu Hongming (辜鸿铭),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8.
    60. Wen Qiufan (文秋芳)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英语语言学导论》),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2.
    61.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①尽管这一时期来华教派较多,但无论从来华人数还是在华传教成就而言,均以耶稣会为首,故这一时期又可称为“耶稣会士时代”。
    ②[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页。
    ③张西平:《应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④1930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可视为该领域早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其他的相关研究状况可参见董海樱:《西人汉语研究述论——16-19世纪初期》,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3页。
    ⑤这些专著一方面从不同角度阐述西方早期汉学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也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情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董海樱:《西人汉语研究述论——16-19世纪初期》,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等。另外,亦有多篇论文相继发表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杂志上,在此不一一赘述。
    ①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初论》,《海外华文教育》2001年第4期,第15页。
    ②Richard W. Bailey and Jay L. Robinson, Pidgin Languages in Varieties of present-day English, New York: Macmillan. , 1973, p. 79.
    ③张德鑫:《论对外汉语教学和汉学》,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六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2页。
    ①张西平:《应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②鲁健骥:《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见张德鑫编:《对外汉语教学回眸与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③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④S. W. Barnett & J. 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①徐以骅:《教会史学家王治心与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导读),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王治心先生在书中所指的“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
    ③学术界对“汉学”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都可以称为“汉学”;也有学者认为“汉学”应该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参见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页。
    ④张西平:《编后记》,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26页。
    ⑤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⑥陈旭麓:《序言》,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①具体书目可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41页;第148-151页;第158-160页;第162-163页;第167页;176-181页;第205-213页。
    ②顾卫民:《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自序,第2页。
    ③陈胜粦:《序》,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①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9-10页。
    ②杨慧玲:《明清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史的开篇之作——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3期,第105页。
    ③全书个案研究和文献翻译共涉及六人:马若瑟、艾约瑟、毕利干、基歇尔、恩德利希、约翰?韦伯。其中只有艾约瑟和毕利干属于晚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人,并且作者对这二人的相关论述着墨不多,特别是有关毕利干的研究仅占5页。详情参见张西平主编:《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④谭树林:《马礼逊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①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民与晚清福建社会》,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5页。
    ②周振鹤:《<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见[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③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①“中国语言学界最早提到威妥玛的,大概是赵元任先生的《音位标音法的多功能性》,也仅几句话;后北京大学的何九盈先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亦有提及”。参见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7页。
    ②张卫东:《译序》,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张卫东:《译序》,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7-10页。
    ①其中较为有影响的包括: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词语集》,《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顾卫星、朱全民:《“别琴英语”剖析》,《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周毅:《论近代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英语——广东葡语的历史渊源和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历史渊源之探讨》,《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邱志红:《洋泾浜英语小述》,《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
    ①王尔敏:《序》,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②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③王尔敏:《序》,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页。
    ④李志刚:《自序》,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页。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②该书于1956年由简又文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
    ①有关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系列翻译的详情,可参见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①张西平主编:《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①希腊史学家包撒尼亚斯在其著作《希腊游记》中对中国的丝绸曾有过如下记载:“唯塞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儿”(Ser),塞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庐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据张星烺先生考证,“塞儿二字,速读之,亦与吴越两地人蚕字之读音相似。希腊文塞儿或即来自中国亦未可知。塞里斯国名,原亦来自塞儿。其末尾之斯字,则希腊人及拉丁人语尾之音也”。这大概也是中国汉字语音在西方语言中最早的体现。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8页。
    ②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③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3页。
    ④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8页。
    ⑤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①该派创始人聂斯托利(Nestorius,约公元380-451年),叙利亚人,早年曾在安提阿附近的隐修院研习神学,后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以善于辞令和着书而闻名。在神学观点上,聂斯托利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这种观点在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受到攻击。公元433年,聂斯托利派最终被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本人则惨遭流放,最后客死异乡,而“聂派便流窜到阿拉伯及埃及,后来他的学说为波斯学者所欢迎,遂得由波斯渐布印度、中国等处”。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4-355页;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②有关景教碑碑文可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30页。
    ③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④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⑤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1-232页。
    ⑥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⑦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外,现存景教汉语文献还有以下八部:《序听迷失所经》、《一神论》、《三威蒙度赞》、《尊经》、《志玄安乐经》、《宣元思本经》、《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宣元至本经》。详情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29页。
    ①[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②35种译经的名称以及相对应《圣经》中的具体内容,可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2-143页。
    ③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④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页。
    ⑤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3页。
    ⑥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页。
    ⑦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①[法]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耿升、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页。
    ③杨森富:《唐元两代基督教兴衰原因之研究》,见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版,第45-48页。
    ④杨森富:《唐元两代基督教兴衰原因之研究》,见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⑤[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⑥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2页。
    ①张西平:《西方游记汉学简述》,见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②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页。
    ③亦译为“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 Order),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209年由意大利人方济各得教皇批准而创立。因会士互称小兄弟,故又称“小兄弟会”。该会提倡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会士以乞讨为生。该会早期是教皇镇压异端的工具,后期成为海外传教的先锋。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9页;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页。
    ④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页。
    ⑤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4页。
    ⑥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①[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张西平:《西方游记汉学简述》,见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③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49页。
    ④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页。
    ⑤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4页。
    ①[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②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4页。
    ③周宁:《2000年西方看中国》上册,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④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0页。
    ⑤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22页。
    ⑥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0页。
    ⑦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18页。
    ①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一些西方学者曾提出过质疑,他们指出,“书中有很多疑点,例如在扬州做官、献投石机攻陷襄阳等虚夸之辞以及书中未提及中国的茶叶和汉字书法等问题”。英国的弗兰西斯?伍德在1995年出版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专著的形式进行论证,该书成为集此前怀疑和否定论之大成。事实上,中国著名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杨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第一次在中国文献中找到和《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应的记载,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后来他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以继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参见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07页;中国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页。
    ②转引自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4页。
    ③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18页。
    ④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⑤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4页。
    ⑥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4页。
    ①张西平:《西方游记汉学简述》,见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②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页。
    ③[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页。
    ④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页。
    ⑤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⑥[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页。
    ①[法]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耿升、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②[英]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页。
    ③汪维藩:《〈圣经〉译本在中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第74页。
    ④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⑤[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⑥[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⑦又译为“和德里”。
    ⑧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3页。
    ①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②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④[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①[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37页。
    ②[英]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页。
    ③[英]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页。
    ④[英]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3页。
    ⑤[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8页。
    ⑥[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8页。
    ⑦[英]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0页。
    ⑧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71页。
    ①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②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来看,文字可以分为“意音文字”和“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的字符既有表意符号,又有表音符号,一个字一般代表一个词或一个语素。除汉字以外,古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古玛雅文字等也都是“意音文字”,但这些古老文字都已经消亡,惟独汉字沿用至今,仍保留“意音文字”的特征。“表音文字”也叫拼音文字。“表音文字”的字符一般称为字母,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语音单位:音位或音节。“表音文字”的优点在于它能够用少量的字符来拼写语言中所有的词语。世界上现在使用的文字绝大多数都属于“表音文字”。参见刑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9页。
    ③[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1-115页。
    
    ①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②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7-168页。
    ③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④[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⑤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①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②[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页。
    ③刘俊余、王玉川译:《利玛窦全集》第1册,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④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⑤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见《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⑥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⑦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⑧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①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册,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
    ②有关其他担任国耶稣会士中文教师的名单,可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③[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1页。
    ④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民国八年铅印本,第6页。
    ⑤[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6页。
    ⑥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⑦这种记忆术,“简言之是一种形象占位记忆法。它要求人们在头脑中建立‘记忆秘宫’(memory palace),即想象一些建筑物,利用虚拟的各个场所存储要记忆的东西。对于要记住的每一项事物,都要赋予一个形象,然后制定一个场所,把它安放在那里。在回忆时,迅速找到安放的位置,唤起形象,从而想起需要的信息。使用记忆术的人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充满形象的‘记忆秘宫’牢牢固定在自己的头脑中,甚至永生不忘”。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①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②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③[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①[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②[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
    ③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④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⑤张西平等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①王力达:《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页。
    ②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页。
    ③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④刘羡冰:《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⑤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页。
    ①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②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页。
    ③刘羡冰:《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④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页。
    ⑤《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五件《谕众西洋人》,参见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3-184页。
    ⑥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4页。
    ⑦[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⑧[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3页。
    ①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民国八年铅印本,第1页。
    ②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4页。
    ③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4页。
    ④有关来华耶稣会士中文译著的详细篇目,可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98页;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⑤[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⑥计翔翔教授指出,“曾德昭承认他的说法依据的是中国史籍而非他本人研究所得”,因此“在汉字产生问题上,曾德昭只是接受了某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并向欧洲人作了介绍。如果说他关于汉字起源的时间颇合当代科学发现,那么多少有点歪打正着的味道,所以,评价不宜过高”。参见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31页。
    ①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②[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③“原初语言”概念最初源于《圣经》。许多中世纪西方学者认为巴别塔之后,人类的“原初语言”并没有被完全毁掉,仍残存在人类语言之中,而随后出现的72种语言并非新造,而只是“原初语言”中语音、字母和语义的重新组合,因此他们试图从现存的语言中清理出“原初语言”的残留部分。亦有一批学者相信“原初语言”可能仍完整地保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中文由于其古老性和特殊的书写形式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青睐。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当属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的著作《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在书中,韦伯参考、引用了当时盛行欧洲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其中就包括曾德昭《大中国志》中有关汉语历史悠久的论述。韦伯从古老、平易、表达端庄、有用、简洁等角度力证汉语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有关“原初语言”的详情可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24页。
    ④[英]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3页。
    ⑤[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2页。
    ⑥[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页。
    ⑦[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⑧[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⑨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5页。
    ⑩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11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12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①[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②[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③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①[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②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思文<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③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④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①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②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③[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6页。
    ①转引自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②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①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②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③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④张海英:《利玛窦对汉语的学习与认识》,《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2期,第68页。
    ⑤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⑥[西]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F3页。
    ⑦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①《中国文法》的框架如下:第一章:1.汉语语音,列举了320个汉字及其罗马字母拼音,还有对应的拉丁文释义;2.解释c、ch、g、j、n、m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不同发音;3.介绍汉语的五种声调,即“去声”、“上声”、“入声”、“平声”和“浊平”。第二章:1.名词及格的变化;2.代词;3.动词,通过举例说明汉语动词表达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不同方式以及汉语中被动态和主动态的差异。第三章:1.前置词,举例说明“前”、“后”、“上”、“下”等词的用法;2.副词,分析了汉语中表达肯定、否定、选择、比较、时间和地点等副词及其用法;3.感叹词及用法;4.连接词及用法;5.表示比较的词汇;6.代词;7.数量词。转引自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②[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6页。
    ③[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1页。
    ④张西平等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65页。
    ⑤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①[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1页。
    ②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③[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1页。
    ④张西平等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⑤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I, 1847, pp. 266~268.
    ①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②详情可参见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③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十四),故宫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第41-42页。
    ④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要求传信部就中国礼仪问题颁布通告,收回以往禁止中国礼仪的法令;1942年正式发布通谕,解除禁止祭孔祀祖的禁令,“礼仪之争”最终解决。
    ⑤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⑥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⑦有关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学习、研究状况可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68页;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111页。
    ①晏可佳:《中国天主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②工业革命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劳资矛盾尖锐,社会道德败坏。对此,一批新教教会人士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不是社会制度本身,而是他们的宗教出现了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天主教和当前的新教都过于抽象,缺乏虔诚,缺少情感,既无法吸引群众,又无益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他们强调通过阅读《圣经》,提倡个人节制,开办国内外差会等方式,达到复兴宗教进而改良社会的目的。由于他们倡导宣讲福音,特别注重在下层群众中宣讲福音,故称为“福音派”,而这场又他们所掀起的布道热潮被称为“福音奋兴运动”。参见王美秀、段琦、文庸、乐峰等:《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③[美]利斯顿?沃尔顿:《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④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p. 54 ~55.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③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35.
    ④乔治?史当东(1781-1858),英国早期著名的汉学家。1792年曾随其父陪同英国专使马戛尔尼来华,途中,他跟老师赫脱南(Mr Huntner)和通事柏仓白先生(Mr Plumb)学习汉语,日有长进。后来在热河能用汉语与乾隆皇帝进行简单对话,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说汉语的英国人。返英后,史当东继续学习汉语。1805年,他将乔治?皮尔逊(Dr George Pearson)的一本著作译成了汉语,向中国读者介绍接种疫苗的方法。此外,他还翻译了《大清律例》(The Penal Code of China)。参见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
    ⑤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p. 32~33.
    ①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36.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③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36;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33.
    ④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⑤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⑥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p. 36~37;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33.
    ⑦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⑧[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
    ⑨[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⑩[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①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37.
    ②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①关于伦敦传教会为什么会安排马礼逊先到美国纽约,再从纽约转道广州,以往研究均未能给出满意答案。顾长声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马礼逊评传》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详尽剖析,代表了目前国内学术界较为权威的观点。顾先生认为:早在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对基督教深表反感。1793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一条决议,“使用我们公司的船队载送传教士驶往我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是最愚蠢、最过分的、代价最高的和不可原谅的方案”。同年,英国下议院明确宣称“不论在英国国内和在国外的官方,同样都有反对传教士的意见”。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和英国影响所及的印度,对传教士所作的努力持有强烈的偏见,反对传教士到海外传教的声浪很高”。传教士无法获得前往海外传教的许可,于是有必要安排别的途径出国到目的地;即使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是否准许他们在当地立足仍是有问题。而在马礼逊之前,没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可以搭乘任何英国船到印度去。鉴于此,“伦敦传教会最后决定安排马礼逊一个人和其它两位同学戈登和李先生和他俩的妻子乘坐‘雷米敦茨’号船前往美国纽约之后,再让马礼逊独自坐美国船从纽约直航广州”。参见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4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①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②玛士撒拉,《圣经》中所记载的寿命高达969岁之老人。
    ③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1907, p. 2.
    ④1759年,英通事洪仁辉奉命北上,冀图重开宁波及天津等通商口岸,后为清廷所拒,遂呈奏折控告粤海关诸多弊端。于是朝野震怒,命官员驰粤会审此案,并惩办有关人员,亦革除若干弊端。但洪仁辉也因有违规章而获罪,后庾死狱中。参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5页;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7页。
    ⑤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3-54页。
    ⑥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8页。
    ⑦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页。
    ⑧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页。
    ①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页。
    ②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0页。
    ③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0页。
    ④[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⑤[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⑥林治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0-61页。
    ①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54.
    ②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53.
    ③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54.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
    ⑤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殷坤明、云广明或云官明,参见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出版印刷》,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66页。
    ⑥[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⑦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⑧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78.
    ⑨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78.
    ①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78.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③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78.
    ④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出版印刷》,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65页。
    ⑤[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⑥[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
    ⑦[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⑧[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②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55.
    ③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p. 64~65.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⑤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58.
    ⑥[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⑦[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⑧[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⑨[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Festina Lente为拉丁语成语,意为欲速则不达。
    ②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⑤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96.
    ⑥[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⑦[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⑧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6页。
    ①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②1821年2月,英国军舰“土巴资”号上一批海军,在广东省广州虎门口外的伶仃岛登陆进行骚扰,遭当地居民还击。舰长下令向岛上开炮,造成中国村民2死4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官员向英方提出交涉,要求英方交出凶手,并按中国法律处理,但英方拒绝中方要求,声言由英方按照英国法律处理。马礼逊就此次事件写下《关于欧洲人杀害中国广东人事件的评议》一文,并第一次提出“领事裁判权”的初步设想。全文可参见[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8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9页。
    ④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79.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④“麻六甲”即为“马六甲”。
    ⑤[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40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1页。
    ②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165.
    ③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④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⑤[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⑥[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⑦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London, 1888, p. 62.
    ①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97.
    ②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98.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④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40.
    ⑤[英]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王振华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36页。
    ①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1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①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1页。
    ②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③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2页。
    ④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8~29.
    ⑤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5.
    ⑥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112.
    ⑦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2~43.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②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8.
    ③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9.
    ④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3.
    ⑤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⑥[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⑦有关该计划书详细内容可参见[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1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1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④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9~50.
    ⑤[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⑥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①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8.
    ②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④刘绍麟:《古树英华——英华书院校史》,英华书院校友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23页。
    ⑤刘绍麟:《古树英华——英华书院校史》,英华书院校友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23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②详细名单可参见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88~191.
    ③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9.
    ④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1.
    ⑤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6.
    ⑥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6.
    ①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1.
    ②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7.
    ③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8.
    ④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4
    ⑤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5.
    ⑥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56.
    ⑦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21.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30页;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p. 53~54.
    ②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56.
    ③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4.
    ④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5.
    ⑤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5.
    ①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84~85.
    ②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5.
    ③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5.
    ④据书院资料显示,英华书院历年招生人数如下:1819-1820年,7人;1821年,10-11人;1822年,15-16人;1824-1826年,26人;1827-1829年,30人;1830-1832年,25人;1833-1839年,32-70人。参见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4.
    ⑤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5.
    ⑥刘绍麟:《古树英华——英华书院校史》,英华书院校友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3页。
    ①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61.
    ②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8~129.
    ③陈胜粦:中译本《序言》,见[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④[美]威廉?C?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振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⑤[美]威廉?C?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振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①梁阿发,又名梁发,1816年11月由米怜施洗正式入教,1826年马礼逊按立其为第一位华人牧师,著有《劝世良言》;何进善,又名何福堂,1840年入英华书院就读,1843年随书院迁往香港,曾协助理雅各从事文字布道事业。1846年被按立为牧师。
    ②有关1834年英华书院毕业生及从事职业具体详情可参见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92~193.
    ③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④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⑤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445.
    ⑥Brai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5.
    ①[英]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王振华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36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④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301.
    ⑤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301.
    ①[英]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王振华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22页。
    ②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p. 156~157.
    ③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4, p. 165.
    ④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①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Preface.
    ②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③1898年,马建忠出版了《马氏文通》,该书是由中国学者在中国本土所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④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
    ⑤季压西、陈伟明:《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①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pp. 37~67.
    ②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pp. 68~81.
    ③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p. 111.
    ④这九条规则如下:1.做主语的名词跟在和所有格相关的词之后,如“这个人之儿子”;2.任职者的姓名跟在其官职之后,如“顺德县周祚熙”;3.时间位于动词之前,如“他明天将来”;4.在日期排列上,年在月前,月在日前,如“嘉庆十六年二月初一日禀”;5.形容词一般位于名词之前,如“高山”、“好人”;但有时也可在名词之后,如“地方好大”;6.当特别强调某一形容词时,该词跟在名词之后,如“事情大”;7.同时,也可使用副词来修饰该形容词,如“这个系一端事敝得狠”;8.动词有时会插在名词和形容词之间,如“大有关系”;“无”放在句首时,表示该句后面每个部分都被否定,如“无处不闻,一方不见者矣”;9.双重否定代表强烈肯定,如“你不得不知”。参见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pp. 268~272.
    ⑤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pp. 92~93.
    ①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②“葛郎玛”即“Grammar”(语法)之意。
    ③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④郑梦娟:《19世纪上半叶英国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及启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54页。
    ⑤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0页。
    ⑥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Appendix II, London, 1834, p. 75.
    ⑦[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①杨慧玲:《马礼逊和他的<五车韵府>》,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第13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④“巴西勒是17世纪后期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1694-1699年间,他在南京编成了这部汉—拉词典,对7000到9000个汉字以拉丁语作了翻译和解释。这部手稿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由欧洲学者辗转传抄,但因经费等方面原因始终没有出版。1808年,拿破仑决定法国应该出版一部中文词典,责成前法国驻广州领事德基尼斯负责编纂。德基尼斯利用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德稿本的抄件,将它翻译成法文,于1813年出版,全书共1112页,按部首编排。该字典是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西词典。德基尼斯很不诚实地在字典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将巴西勒的名字略去不提。后来雷慕莎等了解内情且比较正直的学者对此加以揭露,才算是还了巴西勒公道。马礼逊也参考了这部中—法词典”。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页。
    ⑤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p. 453~454.
    ①Robert Morrison,《字典》Vol. I, Introduction,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5, p. viii.
    ②Robert Morrison,《字典》Vol. I, Introduction,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5, p. ix.
    ③Robert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Macao, 1817, pp. 1~2,转引自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④有关《华英字典》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详细介绍可参见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5-76页。
    ①Robert Morrison,《字典》Vol. I,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5, pp.12~13.
    ②Robert Morrison,《五车韵府》Vol. I,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9, p. i.
    ③Robert Morrison,《五车韵府》Vol. I,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9, p. vi.
    ④Robert Morrison,《五车韵府》Vol. I,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9, p. vi.
    ⑤Robert Morrison,《五车韵府》Vol. I,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9, p. vii.
    ①杨慧玲:《马礼逊和他的<五车韵府>》,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第31页。
    ②Robert Morriso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2, p. 1.
    ③Robert Morriso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2, pp. 465~466.
    ④Robert Morriso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2, p. 1.
    ⑤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Appendix II, London, 1834, p. 25.
    ⑥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⑦Robert Morriso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2, p. 1.
    ⑧Robert Morriso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2, p. 1.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③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 London, 1834, p. 494.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⑤[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⑥季压西、陈伟明:《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⑦容闳:《容闳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恽铁樵、徐凤石译),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⑧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⑨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①杨慧玲:《马礼逊和他的<五车韵府>》,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第52页。
    ②周振鹤:《善读书者一大助》,见1999年6月23日《中华读书报》。
    ③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2页。
    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⑤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⑥Robert Morrison,《字典》Vol. III,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5, p. 908.
    ⑦《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旧约全书》原为犹太经典,以古希伯来文写成,后被基督教接受,分为《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和《圣录》四部分,共39卷;《新约全书》原为古希腊文,由耶稣门徒编著,分为《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部分,共27卷。
    ⑧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①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4页。
    ②中华圣经新译会编:《中文圣经翻译小史》,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④[美]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版,第25页。
    ⑤有关30余部译经的名称以及相对应《圣经》中具体内容,可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2-143页。
    ⑥汪维藩:《<圣经>译本在中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
    ⑦[美]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版,第27-28页。
    ⑧[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页。
    ①汪维藩:《〈圣经〉译本在中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第74页。
    ②中华圣经新译会编:《中文圣经翻译小史》,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7-8页。
    ③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④中华圣经新译会编:《中文圣经翻译小史》,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8页。
    ⑤在该译本序言《圣经之序》中,贺清泰详述西方《圣经》翻译原则及其自己做法:“翻译圣经的人,虔诚敬慎,唯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文理的说法,他们不按各人本国文章的文法,守全按着圣经的本文本意,不图悦人听,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自古以来,圣贤既然都是这样行,我亦效法而行。”由此可见,贺清泰坚持忠实原文的译经原则。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0页。
    ⑥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页。
    ⑦中华圣经新译会编:《中文圣经翻译小史》,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9页。
    ⑧[美]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版,第65页。
    ⑨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①[美]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版,第67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③米怜翻译了《旧约》39篇中的13篇,即从《申命记》到《约伯记》部分,其余均为马礼逊所译。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54页。
    ⑤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①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50页。
    ②[美]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7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⑤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 London, 1834, p. 330.
    ⑥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 London, 1834, p. 331.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②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③[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55页。
    ④李伟:《中国近代翻译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2页。
    ⑤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①[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②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③Eilz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London, 1834, p. 38.
    ④[美]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胡簪云译),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220页。
    ⑤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第599页。
    
    ①顾卫星:《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7页。
    ②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5-166页。
    ③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
    ②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
    ③Robert Morrison, Dialogue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1816.
    ④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①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28.
    ②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页。
    ③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④[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⑤[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309页。
    ①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199.
    ②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p. 207~208.
    ③1809年,马礼逊曾向美国纽约梅森博士(Dr. Mason)建议派遣美国传教士前往亚洲传教,却遭到拒绝。对此,马礼逊一度忿忿不平:“当时他回信说那是空想。他为什么那样说,我真的难以明白。基督教,就其精神来说,是世界宗教,它可以埋葬民族偏见,如能对之有更多的明白、相信和喜爱,就更加便于世界各国都团结起来。因为各国人民都是兄弟。”参见[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①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195.
    ②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③奥立芬是一位长期从事中美贸易的商人,在广州设有商行。1820年,奥立芬首次来华,后经人介绍与马礼逊结识,并成为至交。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基督教海外传教事业充满浓厚兴趣,他为马礼逊以及其他传教士在华传教提供过诸多帮助。据统计,在二十年里,奥立芬免费让来华传教士搭乘其公司商船共达五十人次,并竭尽所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予支持,因此被誉为“美国对华传教之父”。1851年,奥立芬去世后,《中国丛报》哀悼说:“这使传教事业失去了一位最热心的支持者和最精明的顾问。”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④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224.
    ⑤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235.
    ①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235.
    ②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p. 21~22.
    ③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23.
    ④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⑤雅裨理,1804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布仑斯威克市。17岁时,雅裨理受洗成为基督徒,两年后,经教会推荐,考入新布仑斯威克神学院。1826年4月,雅裨理被按立为牧师,后接受教会派遣,前往东印度群岛传教,但颇为不顺,很快返回美国。其时,美部会正在讨论赴中国传教事务,并和专门向海外美国商船聚集之处派遣牧师的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联系,希望该会能物色人选,与美部会派遣的传教士一同前往中国传教。雅裨理闻讯后,即前往报名,并顺利通过面试,成为候选人。不过,雅裨理本人提出条件,即他只为海员之友会服务一年,期满后,如美部会接受,他将转为该会传教士。但雅裨理到达中国后,不满一年便因健康问题结束在广州的牧师工作,也结束了与海员之友会的关系。后在美部会安排下赴东南亚一带传教。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雅裨理才重返广州。雅裨理在中国前后一共只活动7年,于传教事业方面一无所获,然而他却为徐继畲撰写《瀛寰志略》提供大量数据、地图及相关知识,在帮助中国人认识世界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⑥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283.
    ①[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②[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③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40.
    ④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⑤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7页。
    ⑥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7页。
    ⑦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297.
    ⑧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1820, p. 153.
    ①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②《中华丛刊》即《中国丛报》,由于《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没有固定译名,故亦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等。
    ③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④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26.
    ⑤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8页。
    ⑥[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⑦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①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74.
    ②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d., 1996, p. 295.
    ③崔理时,早年在安多弗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1832年被美部会按立为牧师,次年来华。抵广州后不久,被派往新加坡主持当地出版事业,历时6年。1841年因病脱离教会。
    ④孔陈焱:《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端》,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23页。
    ⑤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 159.
    ⑥孔陈焱:《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端》,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23页。
    ①[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②[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③[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④[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⑤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1851, Editorial Notice.
    ⑥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 1832, pp. 1~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②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1933, p. 26.
    ③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784-1844)》,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1851, Index 2. pp. ix~liv.
    ⑤《广东纪事报》为美国人武德(W. W. Wood)于1827年在广东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起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主要报导有关广东和远东地区新闻,以及地方市场和鸦片走私等信息。马礼逊亦曾为该刊撰写过一些有关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文章。该报于1842年停刊。
    ⑥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⑦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①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8页。
    ②[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③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1933, pp. 28~29.
    ④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p. 265;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p. 40, Note 40, p. 180.
    ⑤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⑥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⑦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⑧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①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3-144页。
    ②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 1832, p. 1.
    ①E. C. Bridgman, Introductory Remark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1833, pp. 4 ~5.
    ②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3.
    ③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4.
    ④[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⑤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7.
    ⑥Edwin Stevens, Promulgation of the gospel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5, pp. 428~438.
    ①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9~10.
    ②傅尔蒙,从小学习多种语言,后跟随来法华人黄嘉略学习中文,成为法国第一代汉学家,著有《汉语沉思集》和《汉语语法》两部著作以及多篇有关中国历史论文。法国初期汉学家德经等均出自其门下。尽管傅尔蒙为人心术不正,为沽名钓誉而抄袭剽窃,据他人成果为己有,向来为法国许多正直的学者所非议乃至不齿,但其中国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终不可没。参见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③德经,傅尔蒙之弟子,1736年执贽傅门。师殁后,与同门戴早莱共任王室文库译官。1756年刊巨著《北狄通史》,为法国汉学界杰著。1785年,服务于一博物馆,仍能不废所业,曾试译《春秋》,而未成书。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④雷慕沙,医生之子,因欲读《本草纲目》而自学汉语和满语,并发表有关中国语言文学论著。这些研究引人注目,使他荣膺首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席位,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雷慕沙在马若瑟《汉语札记》基础上,著有《汉文启蒙》一书,是西方第一部真正适用的中文语法书。该书在19世纪前期一直是汉学研究和中文学习的主要参考书,对于推动欧洲汉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42页。
    ①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10~12.
    ②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12~14.
    ③马礼逊亦曾多次探讨过这一问题,并在一封信中详细阐述其观点,具体内容可参见本文第二章相关章节。
    ①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1.
    ②裨治文这里所提到的古文经典,事实上是指汉语的书面语,而非口语。
    ③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1~2.
    ④“反切是古代的一种拼音方法,如:‘行,下孟反’,‘乐,五教反’之类。这种方法是:取上字之声母,下字之韵母,声母和韵母合在一起,拼出被切字的读音。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反切上下字就当拼音字母来用,比直音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参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⑤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2~3.
    ①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6~7.
    ②彼特?杜庞索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汉语作为一种“表意文字”的特性,并对汉语的“六书”进行了简要介绍;而马士曼的文章则主要介绍汉语的起源、形成和分化。参见Peter. S. Du Ponceau,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337~353; J. Marshman,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1840, pp. 587~616.
    ③“图画记事”是用描绘事物的轮廓特征,组合图形来记事。记事的图画只能表示大致意思,没有与语言的词语相对应,图形的组合和排列,也没有和相关词语的语法顺序对应,所以记事图画不能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但是记事图画是文字产生的基础。最初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源自记事图画。如古苏美尔的线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参见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①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16.
    ②西方语言学认为,“任意性”是人类语言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所谓“任意性”是指语言形式(语音)和语言内容(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参见文秋芳:《英语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 4.
    ③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16.
    ④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多种不同说法。除“仓颉造字说”之外,还有“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甲子说”、“鸟兽足迹说”、“起一成文说”、“刻划符号说”等。参见殷寄明、汪如东:《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⑤殷寄明、汪如东:《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①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17~18.
    ②张其昀:《汉字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③许威汉:《汉语文字学概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④殷寄明、汪如东:《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⑤殷寄明、汪如东:《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1页。
    ①音同义同而笔划不同的字叫异体字。它包括古体、帖体之外,还包括俗体、或体。各组异体字不限于两个,还有两个以上的甚至多到十几个的。异体字可以互相代替使用。在甲骨文种就已经有异体字,春秋战国大量出现异体字。秦代李斯以小篆为正字,整理统一了文字,淘汰了一大批通行于其他区域的异体字。汉魏以后,历代又不断产生异体字。清代《康熙字典》所收近5万个字中,异体字竟占三分之一。参见许威汉:《汉语文字学概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②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19.
    ③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19~20.
    ①通行的汉字印刷体,正方形,横的笔划细,数的笔划粗。这种字体起于明朝中叶,叫做宋体是出于误会。另有横竖笔划都较细的字体称“仿宋体”,比较接近于宋朝刻书的字体。为了区别于仿宋体,原来的字体又称为“老宋体”。故马儒翰此处解释有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00-1201页。
    ②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21~22.
    ③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30~31.
    ④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31.
    ①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31~33.
    ②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③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 22.
    ①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Oral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5, pp. 480~481.
    ②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Oral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5, p. 482.
    ③现代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方言又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人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一般是指“地域方言”,即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区所形成的变体。某一具体方言的形成大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人口迁徙、社会割据、地理屏障以及异族语言影响等等。一般说来,方言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音上,因此人们进行方言分区的时候,通常把语音上的差异作为主要依据。汉语包括七大方言: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有十大方言,除上述七种之外,还有晋语、徽语和平话。参见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1页;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④官话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的;再加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用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语言文字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3页。
    ①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Oral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5, pp. 482~485.
    ②S. R. Brown, Examination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841, pp. 222~231.
    ①娄礼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42年来华,先到澳门,1845年至宁波传教。1847年前往上海,参与《圣经》翻译。后因事乘船返回宁波,船至途中遭海盗袭击,落水身亡。
    ②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9页。
    ③W. M. Lowrie, On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jin: jin chi nán ye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1846, pp. 329~340.
    ①W. M. Lowrie, On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jin: jin chi nán ye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1846, p. 341.
    ②E. C. Bridgman, Illustration of the Word Fu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III, 1849, pp. 470~484.
    ③“译名之争”是指围绕“God”、“Theos”等基督教核心词汇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这一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此期间,英国传教士和美国传教士各持己见,并利用《中国丛报》为平台,前后共发表数十篇论战文章。“译名之争”也导致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终结。由于“译名之争”涉及的内容更多的是神学领域,因此不属于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故不做详细介绍。有关“译名之争”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5-222页;[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53页。
    
    ①E. C. Bridgman, Animadversions on the Philological Diversions of Phil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X, 1850, pp. 488~489.
    ②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0页。
    ③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④有关耶稣会士与汉字拼音化情况可参见第一章相关内容。
    ①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1835, pp. 167~168.
    ①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1835, pp. 169~170.
    ②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1835, pp. 170~171.
    ③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1835, pp. 171~172.
    ①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1835, p. 172.
    ②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2页。
    ③Mode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 61.
    ④巴勒西对汉字的注音工作,是否借鉴、参考了耶稣会士的研究成果,还是属于其个人的独创,目前因缺乏相关史料而无法确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⑤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2页。
    ⑥该拼音表全文可参见Robert Morrison,《五车韵府》Vol. I, Preface, Macao,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19, p. xx.
    ①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1834, pp. 29~30.
    ②J. R. Morrison, Orthography of Chinese Word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 22.
    ①J. R. Morrison, Orthography of Chinese Word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p. 23~30.
    ②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 65.
    ③J. C. Stewart, Remarks on the Orthography of Chinese Word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p. 66~70.
    ①S. Wolfe, Orth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7, pp. 482~485.
    ②S. Wolfe, Orth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7, p. 481.
    ①J. R. Morrison, System of Orth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1838, pp. 479~486.
    ①据裨治文1846年统计,当时英国的汉学家有两、三种汉字注音方式,法国学者有三种,葡萄牙学者有一种,德国学者亦有一种。参见E.C. Bridgm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1846, p. 148.
    ②S. W. William, System of Chinese Orthograph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9, pp. 490~497.
    ①值得注意的是,在卫三畏制订的新的注音方案中,似乎并没有体现出他于1839年评论马儒翰汉字注音修订方案时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沿用了马儒翰的注音体系,这也正如他所言,“以马儒翰第二份修订方案为基础”。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就目前史料而言,还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有待日后进一步探求。
    ②S. W. William, 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1842, pp. 28~44.
    ③[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0页。
    ①事实上,直到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中国才有了第一部由中国本土学者编写的语法专著。
    ②戴耶尔,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1824-1826年,马礼逊回英国休假,期间曾创办东方语言学院,戴耶尔便是其中学员之一,跟随马礼逊学习汉语。1826年马礼逊再次返回中国前,戴耶尔的中文程度“已经足以教导传习所后续的学生了”②。在学习汉语期间,戴耶尔深受马礼逊影响,开始关注中文活字印刷问题。1827年受教会派遣,戴耶尔前往南洋一带传教,前后达数十年之久。除繁忙的教务工作外,戴耶尔“从自学铸字技术开始,将马礼逊创制中文活字的理想付诸实践,成为引介欧洲活字印刷术应用于中文的重要开创者”。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91页。
    ③S. Dyer, Remarks on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p. 347~349.
    ①E. C. Bridgman, Chinese Gramma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1840, pp. 329~330.
    ②S. Dyer, Remarks on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p. 349~352.
    ①S. Dyer, Remarks on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p. 353~357.
    ②E. C. Bridgman,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1840, pp. 518~530.
    
    ①Mode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 62.
    ②Mode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p. 62~63.
    ①Mode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6, pp. 63~64.
    ②J. R. Morrison,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113~114.
    ①J. R. Morrison,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114~115.
    ②J. R. Morrison,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115~119.
    ③J. R. Morrison,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119~120.
    ④J. R. Morrison,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 119.
    ①J. R. Morrison,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 115.
    ②I. Tracy, Study of the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204~205.
    ③I. Tracy, Study of the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205~206.
    ④I. Tracy, Study of the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 206.
    ①在古汉语中,“某”即“梅”之本字,《说文解字》中对其解释为“某,酸果也,从木从甘”。参见侯赞福主编:《古汉语字典》,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②G.T. Lay, New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1838, pp. 255~264.
    ①Philo,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 338.
    ①Philo,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p. 339~340.
    ②Philo,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p. 340~344.
    ①Philo,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1839, pp. 344~345.
    ②有关来华耶稣会士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编写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本文第一章相关内容。
    ①季压西、陈伟明:《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②有关马礼逊编写的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的相关内容可参见本文第二章相关内容。
    ③[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④[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⑤需要指出的是,《广州方言中文文选》的署名作者为裨治文,但事实上,据卫三畏之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记载,“卫三畏全力投入到这本书的扩充和印刷之中,他的扩充工作包括搜集成语加以翻译和选择现成的中文作品片段。当该书由他亲自印刷成册时(1841年),将近一半的内容是他提供的,但是考虑到裨治文博士策划和写作该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他没有将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或编者写在封面上”。参见[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⑥[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①威廉?琼斯爵士发明的这套拼音体系在当时西方汉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英语国家的学者曾用这套体系来拼写印度、太平洋岛国和北美土著居民的语言。卫三畏1842年公布的汉语注音方案也曾参考过这一体系。
    ②[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③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325.
    ④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p. 1.
    ⑤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p. 1.
    ①[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②张施娟:《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9页。
    ③S. W. William,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1842, p. 230.
    ④[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⑤张施娟:《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8-29页。
    ⑥E. C. 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p. 409.
    ⑦E. C. 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p. 410.
    ⑧E. C. 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p. 411.
    ①S. W. William,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1842, p. 230.
    ②[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③[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④[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均、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⑤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reface, p. i.
    ⑥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reface, p. iii.
    ①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 1.
    ②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reface, p. i.
    ③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 2.
    ④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reface, p. i.
    ①E. C. Bridgman,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I, 1845, p. 340.
    ②E. C. Bridgman,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I, 1845, p. 346.
    ③S. W. William,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ro, 1842, p. 96.
    ①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②这两条规定分别是:《南京条约》第八条规定,“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理应释放”;《虎门附约》第六条规定,“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入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领事官依情处罪”。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35页。
    ③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④条约第十七条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搂,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第十八条款规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市民等,教习各方语言,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页。
    ⑤《黄埔条约》中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页。
    ⑥1846年上谕内容如下:“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劝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奉十字架或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仍照规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转引自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②这些条款分别为中俄《天津条约》第八款:“若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苛待禁阻。”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8页、95页、97页、107页。
    ③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④尤其是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成为清政府日后处理基督教有关问题的蓝本。该条款曰:“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7页。
    ⑤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⑥这18个差会分别为: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07)、荷兰传道会(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1827)、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1829)、美国浸礼会(The American Baptist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 1834)、美国圣公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1835)、安立甘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837)、美国长老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1837)、英国浸礼会(The General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845)、巴色会(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t Basel,1846)、礼贤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1846)、美国南部浸信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846)、美国安息浸信会(The Seventh-Da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U.S.A,1847)、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U.S.A,1847)、英国长老会(The Foreign Mission Schem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1847)、美国监理会(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1848 )、瑞典传道会(The Sweddish Missionary Society,1849)、德国Casal传道会(The Casal Missionary Society,1850)、巴陵会(The Berlin Missionary Union for China,1851)。参见List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1851, pp. 513~515.
    ①[美]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怀周、段绮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89页。
    ②Records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07, p. II.
    ③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④事实上,早期来华西方人和传教士对官话和方言差异已有一些论述,具体内容可参见本文第三章相关章节内容。
    ⑤李颍:《基督拯救中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63页。
    ⑥[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①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6~17.
    ②[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①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②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6页。
    ③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④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⑤《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是19世纪来华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本著名的英文教会刊物。初名Missionary Recorder,后数次改名,1938年改为今名。其宗旨是:在来华传教士之间交换信息,加强联系。清同治六年(1867)在福州美以美印刷所出版。十一年,一度停刊十三年在上海美华书馆继续出版,改为双月刊。光绪十二年(1886)又改为月刊。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共出版72卷。先后担任编辑者有:美以美会鲍德温(S. L. Baldwin)、美部会杜利特尔(Justus Doolittle)、美以美会惠勒(L. N. Wheeler)、美国长老会菲奇(G. F. Fitch)、美国南浸礼会罗林森(J. Rawlinson)、伦敦会巴尔(John S. Barr)等。《教务杂志》较完整地保存了来华新教传教士德档案资料,详细记述了各差会传教的历史以及传教工作的大量统计数字,并报道了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各差会的情况。还记载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另外,也刊登有大量传教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参见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476页。
    ①《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又称《远东释疑报》(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一份清末时期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汉学评论刊物。该刊创刊于1872年,丹尼斯(N.B. Dennys)为第一任主编,并由丹尼斯所经营的《德臣报》(China Mail)社发行。1876年艾德(Rev. Johann Eitel)继任主编。至1901年6月停刊,该报前后共出版25卷,143期,近1万页,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中国评论》的撰稿人主要为英美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以及欧洲本土的汉学家。《中国评论》又被称为十九世纪中后期“侨居地汉学”的代表性刊物。参见王国强:《“侨居地汉学与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2页;段怀清、周俐玲编著:《<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②《中国基督教传教年鉴》(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创办的英文年鉴。1910创刊,名为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26年更名为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约于1940年停刊。共出版21期。主要刊登关于中国政局、宗教思想与生活、传教差会与传教活动和官办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分析专论,发表介绍教会发展、教会合作运动、教会的青年与学生工作、妇女工作、教育工作、医药工作、社会工作和文字出版工作的论述文章。附有人名、地名和主题索引等。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12页。
    ③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④怀特,美国美以美会第一批来华传教士,1847年来福州传教兼行医,1853年回国。据他本人自传介绍,他一到福州就聘请两位当地教师学习方言。除每天数小时学习之外,还经常走街串巷,跟当地人交谈,学习口语。1851年,怀特尝试用福州方言翻译了《马太福音》,受到欢迎,这也是第一种用福州方言翻译的圣经读本。参见陈泽平:《19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几种文献资料》,《福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34页。
    ⑤陈泽平:《19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几种文献资料》,《福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35页。
    ①睦礼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60年来宁波传教,1865年因身体不适返美。回国后,睦礼逊继续研究宁波方言,几经修改、完善,终于1874年其去世前完成了《字语汇解》的编纂工作。1876年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将《字语汇解》手稿出版发行。参见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 XII, 1876, p. 145.
    ②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③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 XII, 1876, pp. 145~146.
    ④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 II, 1869, pp. 54~55.
    ①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1848年来上海任伦敦会驻上海代理人,1861年在天津设立教会,1863年又赴北京传教。1880年起,艾约瑟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起初在北京任职,后至上海,在沪15年,1905年在沪逝世。艾约瑟精通汉语,对汉语语音、语法、方言等方面均有研究。其语言学著作,除《上海口语语法》之外,还有《汉语口语教程》(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1862)、《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1864)、《上海方言词汇》(A Vocabulary of Shanghai Dialect, 1869)、《汉语在语言文学上的地位》(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1871)、《汉字研究》(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876)等。
    ③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8, pp. vi~vii.
    ⑤《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1857年创刊于上海,是上海第一份中文刊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为该杂志主编。《六合丛谈》是一份综合性月刊,主要刊载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宗教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以及各种商情和新闻报道。1858年该刊迁至日本,后很快停刊。该刊几乎美期都有新书介绍,介绍中外新书,对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术起着积极的作用。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①转引自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①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①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5.
    ②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5.
    ①包令,英国外交官,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凶。1849年来华任驻广州领事。1854年继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②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6.
    ③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6.
    ①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8.
    ②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1.
    ③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
    ④德庇时,英国外交官,汉学家。1816年随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到北京,充汉文正使。后回东印度公司任职。1833年英国成立驻华商务监督署,德氏被派为第三商务监督,旋升第二商务监督。1835年退职。1844年,璞鼎查离华,他被外务部任为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同时殖民部派其为香港总督兼总司令。1848年去职。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⑤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1.
    ①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2.
    ②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2.
    ③巴富尔(George Balfour),英国领事官1843年被派驻上海首任领事。1846年辞职回国。
    ④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英国外交官。1844年被任为驻福州领事,赴任途中曾留在厦门担任领事数月,翌年始到福州。嗣后历任上海、广州等埠领事。1865-1871为驻华公使,1871年退休返英。
    ⑤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3.
    ⑥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5.
    ①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6.
    ②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44-45页。
    ③季压西、陈伟明:《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
    ④P. D. 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6.
    ⑤季压西、陈伟明在《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一书中,对历年来使馆翻译学生做过一个统计,具体名单如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1853)、赫德(Robert Hart,1854)、孟甘(James Mongon,1854)、修士(Patrick Joseph,1854)、郇和(Robert Swinhoe,1854)、阿查立(Chaloner Alabaster,1855)、有雅芝(Arthur Rotch Hewlett,1858)、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60)、阿查理(Herbert James Allen,1861)、李华达(Walter Thurlow Lay,1861)、嘉讬玛(Christopher Tomas Gardner,1861)、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1862)、瓦特斯(Thomas Watters,1863)、璧利南(Byron Brenan,1866)、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66)、贾礼士(William Richard Carles,1867)、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67)、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1867)、司格达(Benjamins Charles George Scott,1867)、卫察理(Charles Walter Everard,1867)、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1867)、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69)、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1874)、白埃底(George McDonald Home Playfair,1872)、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76)、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76)、雷夏伯(Herbert Francis Brady,1876)、巴卫理(William Warry,1878)、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1880)、戈颁(Henry Cockburn,1880)、周骊(H.Bencraft Joly,1880)、务谨顺(William Wikinson,1880)、甘伯乐(Charles William Campbell,1884)、倭纳(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arner,1884)、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1886)、孙德雅(Amborse John Sundius,1886)、乐民乐(Walter James Clennell,1888)、傅夏礼(Harry Halton Fox,1890)、韦礼敦(Ernest Colville Collins Wilten,1890)、吴理斯(Robert Willis,1891)、伟晋颂(Frederick Wikinson,1893)、巴尔敦(Sydney Barton,1895)、翟比南(Bertram Giles,1895)、梅尔思(Sydney Fracis Mayers,1895)、宝述德(Henry Holdich Brostow,1898)、巴克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98)、柯韪良(William Pollock Ker,1888)、来爱璞(A.M.C.Raab,1893)、赛雯敕(Victor Laurent Savage,1894)、德为门(Bertie Twyman,1895)、施弥德(John Langford Smith,1897)、蒲纳德(John Thomas Pratt,1898)、烈敦(George John Letablers Litton,1895)、欧利丰(David Oliphant,1897)、罗三乐(Willmot Peregrine Maitland Russell,1898)、费理伯(Herbert Phillips,1898)、默思(George Moss,1902)、哲述森(Edgar George Jamieson,1902)、台克满(Eric Teichman,1907)。参见季压西、陈伟明:《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422页。
    ①季压西、陈伟明:《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
    ②郝颖:《<语言自迩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1-2页。
    ①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②本文所探讨的是1886年第二版的三卷本。原书第一卷前两章为英文,自第三章起是中文课文,按照中国传统书写格式纵向排列;第二卷始于第三章,是第一卷第三章到第八章的英译文和大量英文注释;第三卷共二百五十四页,编有四个附录:一、英语词语汇编(第二卷的第三、四、五、六章),二、汉字索引(第二卷的第三、四、五、六、七章,以部首为序),三、音节表,北京话字音表,四、汉字书写练习。该版本已由张卫东教授翻译成中文。参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胡双宝:《读威妥玛著<语言自迩集>》,《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第22页。
    ④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⑤[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①[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①郝颖:《<语言自迩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26页。
    ②[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③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④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⑤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二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①“练习燕山平仄编”,又可译作“北京及其所处的直隶府声调系统练习”(Exercises in the Tone System of Peking, and the prefecture in which it stands)。
    ②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③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④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⑤张卫东教授在《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一文中指出,有明一代至清末,汉语官话分南北两支,北方官话的通行范围小,地位低;南方官话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官话为标准,且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通行全国。当时南北官话的分水岭主要是有无入声。北方官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是阴阳上去入五声。参见张卫东:《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第73-78页。
    ①据张卫东教授考证,1845年前后,北京音逐渐取代南方官话成为官话标准音。另据1874年日本首任驻华公使柳元前光给外务省的一份报告称,“满清建国后,苦于汉人吱唔不规则,另定北京官话,使满汉官吏一体尊用,……始以官吏能京话方能上堂”,这也从侧面证实北京话已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参见张卫东:《北京音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第93-98页;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②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③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①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②张清常先生指出:“威妥玛最值得称赞的智慧就是巧妙地处理了16世纪利玛窦金尼阁时代北京音还没有产生的舌面塞擦和擦声的拼写。19世纪时的北京音已经有了三套塞擦和擦声:一是舌尖前的‘汉拼z c s’,二是卷舌的‘汉拼zh ch sh r’,三是舌面前的‘汉拼j p x’。为了减少拼音字母,最佳方案就是以两套字母拼写三套声母。威妥玛式开创了这一条路。这证明威妥玛对于汉语的认识理解是深刻的。在这以后的拼音方案,处理三套声母各有高招儿,可是以二顶三这个主意是威妥玛首先提出而后人变换花样的。”参见张清常:《比比看——“汉语拼音方案”跟罗马字母斯拉夫字母几种主要汉语拼音方案的比较》,《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1期,第5页。
    ③郝颖:《<语言自迩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41页。
    ④郝颖:《<语言自迩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45页。
    ①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②胡双宝:《读威妥玛著<语言自迩集>》,《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第22页。
    ③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⑤张卫东:《威妥玛式<语言自迩集>所记载的北京音系》,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137页。
    ⑥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①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②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③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2页。
    ①H. A. Giles: The Tzu Erh Chi: Past and Present, The China Review, XVI, 1888, p. 215.
    ②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47页。
    ①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49页。
    ②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54页。
    ③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12页。
    ④H. A. Giles,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and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Fifth and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ey and Walsh, Limited, 1901.
    ⑤本文所使用的版本为1901年第五版。
    ①H. A. Giles,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and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Fifth and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ey and Walsh, Limited, 1901, p. 3.
    ②H. A. Giles, Autobibliorgraphical, Add. MS. 8964 (1),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p. 13,转引自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12页。
    ③潘伟斌:《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翟理斯研究》,《语文学刊》2009年第4期,第117页。
    ①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57-258页。
    ②H. A.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ey and Walsh, Limited, 1912, p. xiii.
    ③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5页。
    ①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②有关“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的具体拼法,可参见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323-327页(附录6:威妥玛式、威妥玛-翟理斯式与汉语拼音对照表)。
    ③H. A.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ey and Walsh, Limited, 1912, p. xii.
    ④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4-135页。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p. 104.
    ②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4-135页。
    ③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1页。
    ④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3页。
    ⑤有关马六甲英华书院汉语教学详情可参见本文第二章相关内容。
    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②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③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版,第146页。
    ④F. W. Balle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anguage Schoo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4.
    ⑤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1907, p. 145.
    ①弗朗索瓦?古安(Francois Gouin),法国人,十九世纪中期欧洲最著名的教育改革者,他通过对孩子学习语言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古安系列”语言学习理论,并在欧洲创办“古安”学校进行实践和推广,影响很大,甚至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外语教学方法。“古安系列”教学法实施实物、表演和演示等直观教学,不但教学生动、形象,而且重视眼视、耳听和口练在语言教学,特别是口语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注意营造课堂教学氛围,具有“直接法”、“口语法”、“自然法”、“情景法”、“交际法”和“全身反应法”等教学方法的合理有效成分,对于外语初学者或外语知识仍处于非常基础阶段的学生来说,不失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教学方法。参见顾卫星:《晚清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②F. W. Balle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anguage Schoo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p. 235~236.
    ③F. W. Balle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anguage Schools,,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6.
    ④1913年,美国基督教活动家穆德在上海召开在华基督教各差会领导人会议,号召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有关国情做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以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会议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办会”“特别调查委员会”,于1918年秋开始进行实地调查。美国传教士司德敷任主编,各差会负责人和150多位通讯员参加调查编写,历时3年多编成此书。该书对二十世纪前20年(1901-1920)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史、教会活动、各差会势力范围的划分、各差会实力的比较、教会的教育、医药、慈善、出版、社会服务等工作的概况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调查。因此,此书是了解1921年前基督教新教在华活动的重要资料。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1-622页。
    ①[美]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953页。
    ②A. P. Parker, How t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so as to Get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It,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898, Vol. XXIX, p. 2.
    ③A. P. Parker, How t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so as to Get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It,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898, Vol. XXIX, p. 11.
    ①A. P. Parker, How t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so as to Get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It,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898, Vol. XXIX, p. 11.
    ②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 416.
    ③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 416.
    ④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 416.
    ①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 417.
    ②“文理”(Wên-li),一词乃19世纪来华传教士所杜撰,专指古典中文,即与口语相对的书面语言。
    ③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p. 417~418.
    ④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 421.
    ⑤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p. 422~423.
    ①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 423.
    ②D. W.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6, Vol. XXXVII, pp. 423~424.
    ③此次基督教新教在华创办汉语培训学校之高潮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学校均成立于1911年之后,从历史角度而言,已不属于晚清时期的研究范畴,故文中对此类民国时期成立的汉语培训学校仅作简单介绍。
    ①W. E. Taylor,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Its Methods and Resul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8, Vol. XXXIX, pp. 384~386.
    ①W. E. Taylor,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Its Methods and Resul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8, Vol. XXXIX, p. 386.
    ②泰勒在文章的注释中附录了一篇英语短文。据他介绍,学员被要求至少使用125个不同的汉字来完成该短文的翻译和书写,借此来检验学员在学完200个汉字之后对汉字的掌握情况。参见W. E. Taylor,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Its Methods and Resul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8, Vol. XXXIX, p. 387.
    ①W. E. Taylor,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Its Methods and Resul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8, Vol. XXXIX, pp. 387~390.
    ②W. E. Taylor, 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 Its Methods and Resul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8, Vol. XXXIX, p. 390.
    ①W. Hopkyn Rees, Learning Chinese and Language Schoo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2.
    ②W. Hopkyn Rees, Learning Chinese and Language Schoo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2.
    ③W. Hopkyn Rees, Learning Chinese and Language Schoo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2.
    ④W. Hopkyn Rees, Learning Chinese and Language School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2.
    ①[美]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954页。
    ②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4页。
    ③J. W. Crofoot,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7.
    ④J. W. Crofoot,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p. 237~238.
    ⑤J. W. Crofoot, The Shanghai Union Language School,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Vol. III, p. 238.
    ①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5页。
    ②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6页。
    ③该校最初由美国长老会创办,其他教会的传教士亦可报名入校学习,学制两年。该校由郭嘉文牧师(H. O. T. Burkwall)负责,第一年共有学生十一人。参见[美]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956页。
    ④该校筹办于1919年,次年1月正式开课,学制两年。不同于其他汉语培训学校,吴语方言学校教授的语言非汉语官话,而是吴语。吴语乃华东地区的苏、浙、沪一带通用语言,无论在语音还是词汇、语法方面与官话有很大差异。文乃史(W. B. Nance)被任命为校长,李伯莲(L. S. Lea)为主管教师。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以日常习用之语句,编为吴语课本,复以成语,单句参杂其间,按时授课……惟以素无系统之方言,与夫变化无穷之语法,殳繁就简,使之易于了解,且便应用”。参见王国平编著:《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⑤该校成立于1920年,隶属于华西协和大学。学校学制两年,课程包括:学校所编的会话课本、汉字部首、基氏课本(Kilborn’s Lessons)、鲍康宁初学课本、五百常用汉字书写和分析、报刊阅读、中文写作、汉语演讲等。参见[美]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955页。
    ⑥[美]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956页。
    ①S. W. William,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how it originated and has grown into use; mode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rn English;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in common us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1836, pp. 429~430.
    ②S. W. William,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how it originated and has grown into use; mode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rn English;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in common us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1836, p. 432.
    ③杨少坪:《别琴竹枝词并序》,见《申报》1873年2月初五日。
    ①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三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0页。
    ②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7页。
    ③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4页。
    ④S. W. William,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how it originated and has grown into use; mode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rn English;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in common us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1836, p. 431.
    ①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4页。
    ②张振江:《早期中英接触沟通语言的变迁——从葡萄牙语基础语言到英语基础语言》,《语言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6页。
    ③[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④[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⑤《红毛通用番话》作者不详,具体编写年代亦无从考证。根据目前相关史料判断,该书应该是由中国人编写的关于“广州英语”最早的“词典”。全书16页,分“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四篇,共搜集“广州英语”词汇372个。全书所有词语均采用汉字(词汇意义)与粤语方言标音(英语发音)相对应形式,书中并未出现一个英文字母。该书对研究“广州英语”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参见(清)《红毛通用番话》,省城壁经堂梓,第1-16页,转引自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ppendix 4, pp. 266~286.
    ⑥(清)《红毛通用番话》,省城壁经堂梓,第1页,转引自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ppendix 4, p. 266.
    ⑦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4页。
    ①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5页。
    ②《洋场杂说》,见《万国公报》1882年5月5日。
    ③“洋泾浜原是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横贯东西的小渠,后成为英法租界的分界线。晚清时期,有许多露天通事、华商、跑街在这一带附近与外商接洽生意,买卖货物,久而久之,它成为十里洋场的代名词”。参见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第23-24页。
    ④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第24页。
    ①顾卫星教授在其专著《晚清英语教学研究》一书中,从历史、语言等多个角度详细探讨了晚清时期英语教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参见顾卫星:《晚清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Braj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p.128.
    ③[德]卫理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页。
    ④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4页。
    ⑤[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⑥[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页。
    ①[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②对此,吴义雄教授并不完全认同,他指出,“广州方言中b、d还是有的。v则是中国所有方言中共同缺少的,并非广州方言独有的现象,r也是大多数南方方言中所没有的,用sz(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s)发st(相当于汉语拼音中的sh)的音,也是许多缺乏卷舌音的方言共同的特点”。参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79页。
    ③S. W. William,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how it originated and has grown into use; mode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rn English;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in common us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Chinese, 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1836, pp. 432~433.
    ④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5页。
    ①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第24页。
    ①《别琴竹枝词百首》乃晚清常州人杨勋所著。杨勋,字少坪,原上海广方言馆首批学生,亦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正规外语学校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杨氏因为亲炙林乐知等西洋人的耳提面命,故英语颇为纯正,亦因而深知洋泾浜英语的弊窦,故作此别琴竹枝词,针砭其病”。这些竹枝词共有百首之多,连载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1873年3月3日)、初七、十五及十九日的《申报》上,记载并揭示了“洋泾浜英语”的特征。参见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9-300页。
    ①[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②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词语集》,《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79页。
    ③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词语集》,《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83页。
    ④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2页。
    ⑤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词语集》,《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83页。
    ①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第41页。
    ②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第25页。
    ③西方语言学认为,英语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其“屈折形态”来表现,即靠英语单词,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尾变化来体现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在英语语法中,这种“屈折形态”包括以下八种:复数(books)、所有格(John’s)、单数第三人称(runs)、过去时(worked)、进行体(reading)、完成体(eaten)、比较级(faster)和最高级(fastest)。参见文秋芳:《英语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p. 87.
    ④[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页。
    ⑤S. W. William,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how it originated and has grown into use; mode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rn English;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in common us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1836, p. 434;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5-66页。
    ①[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铁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
    ②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3页。
    ③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3页。
    ④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第41页。
    ⑤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2页。
    ⑥《申报》1883年10月25日。
    ①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第26页。
    ②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第27页。
    ③[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④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以1840年前后至1919年的澳门、广州、上海口岸为中心》,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7页。
    ⑤[美]乔森纳?斯潘塞:《改变中国》(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3页。
    ⑥[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页。
    ⑦有关国内学术界对“别琴英语”的研究综述可参见本文绪论中相关章节。
    ①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①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②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③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
    ①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②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③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页。
    ④王尔敏:《序》,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⑤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99页。
    ⑥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第100页。
    ①康健:《全球“汉语热”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新思考》,《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5页。
    ②从2002年开始,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并开始考虑借鉴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2004年3月,国务委员陈至立提议,以中国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的名字将这个即将诞生的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成立。根据《孔子学院章程》规定,“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截至2007年12月,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课堂)210所,其中亚洲64所、欧洲73所、美洲51所、非洲16所、大洋洲6所。参见成舸:《搭乘文化的东方快车——全球孔子学院速览》,见《世界博览》2008年第6期,第16-17页。
    ③康健:《全球“汉语热”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新思考》,《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5页。
    ④陈昌来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⑤孙德金:《五十余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纵览——<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著索引>编后》,《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45页。
    ⑥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7页。
    ⑦鲁健骥:《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见张德鑫编:《对外汉语教学问题回眸与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①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1期,第123页。
    ②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中国语文》1996年第6期,第452页。
    ③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①张德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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