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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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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援引考据方法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堪谓中国诗学中一个存在已久且影响广远的学术类型。然考据主真,诗艺求美,如何将此二者融汇于一体,始终为一难题。二十世纪学者中多有措手“诗学考据”者,本文仅以唐诗学研究最为代表的陈寅恪与岑仲勉为例,藉论析各自诗学成果中考据进路表现之不同,以尝试探讨真正将考据与诗美发现贯通一体的“诗学考据学”何以可能。
     二十世纪以来,种种偏见之下,考据之学往往易被狭隘化、固定化为一资料之学、文献之学。梳理上世纪初叶刘师培、胡适、梁启超等对清儒考据之学内在进路的辨分,陈垣、严耕望、顾颉刚等对史料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析理,斑斑可见考据进路不同则学术关注点自有偏向。此一点,犹为明显的体现于岑仲勉与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实践之中。从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可以清晰看出,岑氏侧重于史源追查下的文献考据,与陈寅恪建立在史料整理基础上而又不乏“史料超越”视野的历史考据,堪谓现代文史考据之学不同学术进路的集中体现。就学术研究方法而言,两种考据进路本未可强作轩轾。然施之于诗学,则前者更凸显为对有唐一代诗学文献之整理,而陈寅恪的诗学考据则更多一份诗性眼光与诗美发现。
     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诗学考据学”,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尽管考据型诗学研究在中国诗歌研究史上渊源已久,但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诗学”之所以要讲考据,还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理由;二是作为一种独特学术类型的“诗学考据”,实有文字考据、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三种不同进路,各自皆有其需要关注的内在问题;三是岑仲勉与陈寅恪所标识的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可谓20世纪诗学考据的两大范式,其对后此学者的影响呈显一种交互性。综此而言,尽管诗学研究素无“定法”,但着意于发现“中国诗”艺术特性、于逻辑实证研究中灌注一份鲜活艺术感发力的陈寅恪式的“诗学考据学”,应该成为此下学者不应忽略的一种诗学批评“方法”取向。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poetics which study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the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is an academic typ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 profound influence.However, textual criticism pursuits truth while poetry is aesthetic.So it's always been difficult to merge the two together.There were some scholars who worked on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poetics in 20~(th) century and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Therefore,the dissertation takes Cen Zhongmian and Chen Yinque the two who study the Tang Poetics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s.And thereby we discuss how to achieve the true study of textual criticism of poetics which merge the textual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study togeth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the textual criticism was always considered by prejudice as a study of data and documentation.By sorting out the differences-seeking studies on Qing Dynasty scholars'textual criticism methods by Liu Shipei,Hu Shi and Liang Qichao,and by analyzing Chen Yuan,Yan Gengwang and Gu Jiegang's historical data study and historical study, we can easily find that their different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s led to different academic study focuses.And the difference shows very clearly in Cen Zhongmian and Chen Yinque's practice in Tang Dynasty historical study.In Cen Zhongmian's criticism to Chen Yinque,it's easily seen that Cen placed extra emphasis on documentary textual criticism which focuses on origin-seeking while Chen not only sorted out historical data but also transcended historical data.That'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different methods in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As academic methods,we cannot say which one is better.However,to poetics,Cen's method focuses on sorting out the documentation of Tang Dynasty poetics while Chen's method is more of poetic perspective and aesthetic discovery.
     Therefore,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study of textual criticism of poetics since 20th century:1) the original question why we do textual criticism in poetics;2)the internal questions in literal textual criticism,documentary textu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3)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cumentary textu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labeled to Cen and Chen.In conclusion,although there's no settled method in poetics,Chen Yinque's study of textual criticism of poetics,which emphasize the discovery of aesthetic features of Chinese poetry and artistic feeling in logical demonstration,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which should be used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by today's poetics scholars.
引文
[1]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引言”,1-22页,中华书局2007年8月。
    [2]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13页。关于四种陶传与《五柳先生传》之关联,以及宋人的“选择”,见该书第二章。
    [3]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205页。
    [1]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56页。
    [2]如钟嵘《诗品序》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羽白)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3]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18-19页。
    [4]马克斯·韦伯即指出,“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38页,三联书店2005年3月二版。
    [5]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强调指出的,“好与坏”的价值观念与“进步落后”的观念有关联,但前者应逻辑的先于后者,而现代以来的“历史主义观念”恰倒置了二者的关系,以“新”或“进步”为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9-10页,三联书店,2006年7月二版。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末章在批评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偏弊时指出,“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176-177页,彭强、黄晓晶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
    [2]关于“整理国故”运动,参见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原刊《中国学术》2001年2期,后收入《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六章“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307-358页,三联书店,2003年1月。
    [3]学界最近专题讨论到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方法的论述,即有凌郁之《传统考据的现代阐释——古典文学考据方法论述略》(《江淮论坛》2003年第4期):谢桃坊《略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5期)等。批评性的意见如刘重喜《“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试解——兼论宋人以考据解诗之弊》,《文学评论从刊》10卷1期,287-328,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4]沈祖(芬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263-264页,程千帆、沈祖(芬木)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7月。
    [1]孔颖达的解释,转引自陆宗达:《训诂简论》,2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2]以上颜师古、王先谦对“故”、“训”、“传”的解释,转引自“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199、20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经部十六·诗类二《韩诗外传》”提要。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摭谈》,》唐代诗人丛考》.551页,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一版.
    [2]钱钟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178-181页,三联书店,2002年10月。
    [3]如三联书店自1955年3月至1956年4月连续编集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所编集的《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刊》(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4月)等材料。
    [4]如王瑶在《论考据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1956年3月),一文中即指出,“在对胡适派治学方法的批判过程中,大家都提到了考据的问题,并且都提出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考据的论点。但究竟我们所反对的是哪一种的考据,我们所认为对于研究工作有用处的又是哪一种: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在哪里?胡适派的考据与清朝学者的考据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研究工作时,特别在研究反映社会生活的古典文学作品时,科学的考据工作究竟能起些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居于何种地位?这许多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的。”见《王瑶全集》第二卷,47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1]清儒王先谦语,转引自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20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2]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15页。
    [3]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更将此一传统追溯至先秦诸子所关注的“名实”之辨与“言意”之辨,详见其书第一章“先秦诸子论道辨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4]胡晓明师《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一文即指出,20世纪诗学研究,就方法而言实有汉宋并重的传统,并可析为诗哲相通和诗史互证相通两条进路,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研究可为代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另见《诗与文化心灵》,385页,中华书局,2006年12月。
    [5]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205页。
    [6]如傅璇琮教授《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1995)一文即指出,“四十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的研究,虽然几经曲折,但整个来说,还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在这些成绩中.文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应当说占有显著的地位。”《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369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陈尚君教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一文也指出,“中国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学派,试图从唐文学的基本文献建设入手,弄清唐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全部真相,从作家生平交游、作品收集辨析、著作真伪流传,乃至所涉事件始末,皆求梳理清楚,再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日译刊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28期(2002年12月),中文发表于逢甲大学中文系主编《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转引自“复旦中文论坛”,http://chinese.fudan.edu.cn/forum/dispbbs.asp?boardID=15&ID=320&page=7
    [1]应该说,断代文学总集编修的难度之高,使得其难免存在某些遗漏讹误。如学界近年来围绕《全宋诗》编修中存在的问题数有讨论,先后出现不少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例如方健《(全宋诗)硬伤数〔十〕例》(《文汇报·学林》2002年6月15日),张如安、傅璇琮《求真务实严格律己——从关于(全宋诗)订补谈起》(《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方健《谁都该“求真务实,严格律己”——答傅璇琮先生》(《文汇报·学林》2004年9月5日),张如安《如何看待《全宋诗》订补中的问题——兼答方健先生》(《文汇报·学林》2004年10月17日),陈尚君《断代文学全集的学术评价——《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文汇报·学林》2004年11月14日,另收入《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100-111页)等。关于《全宋文》和《全元文》编修中存在的问题,可参见李文泽《浅议<全宋文>编纂中的得失》(《文献》1999年第1期),陈福康《对<全宋文>编集工作的小补正》(《编辑学刊》2008年第1期),刘晓《<全元文>整理质疑》(《文献》2002年第1期)等。其他补遗正误类论文还有不少,此不赘举。
    [2]傅璇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见陶敏、李一飞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5页,中华书局,2001年11月。
    [3]钱穆:《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论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中国文学论丛》,148页,三联书店,2002年8月。
    [4]汪辟疆:《汪辟疆文集》,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1]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文中提到:“从来有两种人是诗歌的劲敌,一种人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另外一种人又仅凭直觉的印象,把一首诗讲得连篇累牍,其实和原诗毫不相干。……研究的目的在于欣赏与接受,不能止于研究,得荃而忘鱼。”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41页,三联书店,1987年7月。
    [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7页,三联书店,2001年1月。
    [3]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134页,三联书店,2001年4月。
    [4]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3页。
    [1]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15页,中华书局2007年8月。
    [2]程千帆:《古诗考索》,3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2月。
    [3]袁行霈:《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上),181页,中华书局,1995年9月。
    [1]沈祖(芬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263-264页,程千帆、沈祖(芬木)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7月。
    [2]本杰明·史华慈即一再批评过李约瑟中国思想研究中的“有机主义”观念问题,详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论述老子和道家“通见”,阴阳家以及“相关性宇宙论”的部分。拙文《史华慈论中国思想世界中的“秩序感”及其文化意义》对此略有辨析,《东方丛刊》2008年第3辑。
    [3](美)雷内·韦勒克:《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张金言译:《批评的概念》,19-33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
    [4](美)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厄尔·雷伯尔、李·莫根、约翰·R·威灵厄姆著,姚锦清、黄虹炜、叶宪、邹溱译:《文学批评方法手册》,2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
    [1]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2]蔡鸿生:《康乐园“二老”》,《学境》,2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周勋初:《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95),见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上),164页,中华书局,1995年9月。
    [2]荣新江:《<岑仲勉著作集>书评》(2004),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5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1]迄今为止,学界已召开过3次陈寅恪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次专题学术讨论会,编成学术论文集及纪念文集8部(共收文三四百篇,相互略有重叠),出版传记7部、学术思想研究专著10余部,以其为中心的家族研究也有数部,其它散篇研究论文尚不在此列。“陈寅恪热”影响学界近30年。而对岑仲勉先生,不仅迄今尚无专门研究著作,即其生平传略亦不过10篇,除陈达超、姜伯勤等学者所撰二三篇外且多有剿袭重复之作,其它包括与岑氏生前作学术论辩的文字,以及书评、报道、史学问题研究论文,总计也仅仅30篇左右。以上详见本文参考书目。
    [2]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附录”,493页,三联书店,2002年5月。
    [1]此所谓“固有”,即如钱钟书所说,一具土生土长的特点.非受他种文化影响所产生;二非中国独有或特有,可取与他种文化之所有作比较。参见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集”《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117-119页。
    [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02文存》,5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原载《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23日,《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110-113页,《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
    [4]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28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12月。
    [5]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载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
    [6]吕思勉:《论学集林》,16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
    [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见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56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8]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26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三,“《经部》三十三·五经总义类·《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提要。
    [2]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之考据学》,1797页,巴蜀书社,1986年8月。
    [3]今人论明清考据学发展史之论著,详见本文参考书目。此外,相关专题学术论文甚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1]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1一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导言》指出,“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1]钱穆:《朱子新学案》(下),1797页,巴蜀书社,1986年8月。
    [2]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383-384、362页,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一版。
    [3]以上李时岳、白寿彝、赵纪彬、庞天佑等教授意见,转引自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绪论》,4页,崇文书局,2001年8月。
    [4]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2页。
    [1]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1、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7月。
    [2]陈尚君《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一文指出,“所谓考证,是通过文献的对读、比较、排比、推衍、演绎等手段,求得文本或事理真相的一种文献处理技能。”见《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代序》,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
    [3]林庆彰:《实证精神的追寻——明清考据学的发展》,刘岱总主编、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29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12月初版,1983年4月修订再版。另外,林氏《明代考据学研究》的表述与此大体相同,“若果将治学之过程分成数种层次,则文献资料之考据,或仅研究过程之第一层次而已。此种层次所需之论辩方法,实已构成学问之条件。若有某一时代之学者,仅措意于此等层次,而形成一种风气。自可视此等治学方法,为考据学或考据学派”,3页。
    [1]转引自顾颉刚著,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113页。
    [2]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题《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1919-1921)一文即指出:“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绝不是零碎堆砌的知识”,注意到“学问”自身的条理、系统正是一种现代学术分工意识的体现。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302页。
    [3]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申叔遗书》(上),554、55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
    [4]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指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刘申叔遗书》(上),549页。
    [1]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288页。此文收入《文存》时曾有一“附记”:“此篇第一至第六章是民国八年八月作的:第七章是九年春间作的:第八章是十年十一月作的。相隔日久,中间定有不贯串之处。将来有暇时,当细细修正。十,十一,三。”
    [2]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即以此为“广义考据学”之定义,2页。此外.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绪论》在引述胡适和下文所提顾颉刚的解释后也提到,“笔者以为将顾先生所讲的狭义、广义的工作范围合起来,加上历算学、辑佚学、金石学等,才更加全面”,5页。
    [3]胡适1911年曾撰《诗三百篇言字解》,1916年又撰《尔汝篇》与《吾我篇》。参见(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六章,117-13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4]据研治古文字学多年的友人李义海博士相告,治“文字学”讲“字形”之外还讲“字音”,是当日语言文字学界的一般做法。如钱玄同与朱宗莱同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但钱讲“音篇”,偏重音韵,而朱讲“形篇”,偏重字形。胡适的分类,可能与此有关。如钱玄同(1887-1939)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时即著有《文字学音篇》,而朱宗莱(1881-1919)则著有《文字学形义篇》。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饮冰室合集》第10册,1、204、249、261、224、314、324、27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指出,“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但当考其典制之实……其事迹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但当考其事迹之实……”。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2月。
    [1]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指出:“《胡注》考证,以书证为多,理证次之。用物证者殊少。见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560、57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2]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总论”,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1]严耕望:《治史答问·十七·史学二陈》,《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95-19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
    [2]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0卷,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导言》,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4]参见(英)F.H.布莱德雷著,何兆武、张丽艳译:《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1]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1-13页,中华书局,1980年6月。
    [2]陈寅恪:《魏志司马芝传跋》,《金明馆丛稿二编》,89-90页。
    [3]陈垣:《校勘学释例》,133页。
    [1]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册),1-2页。关于梁启超对“归纳法”的反思一问题,下章会谈到。
    [2]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574页。
    [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40),《金明馆丛稿二编》,247-248,三联书店,2001年7月。
    [4]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所提“人天牛鬼”乃就比较研究方法而言,此取其辞而非延其意。《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
    [1]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1页,中华书局,1955年11月。
    [2]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26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3]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253页。
    [4]方诗铭在谈及顾颉刚时即提到:“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史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转引自《顾颉刚书话》,268-269页。
    [5]余英时:《顾颉刚: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文汇报》2007年1月29日。
    [1]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原载1936年<东方杂志》33卷15号;《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原载1937年《东方杂志》34卷9号。分别见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225-252页、253-2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2]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同学中有以二月三日《北平晨报》上所刊张尔田《与吴雨生论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辩证>书》为问者。先生为剖析如次:‘孟劬先生(张尔田)为义山专家,然其为此说殊属勉强,实难成立。今不拟答辩,免得使张先生生气。而且与本文论证文饶归葬主旨关系不大。”《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223-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另参见卞僧慧《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3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
    [3]自1961年5月至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5月4日)、《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6月8日)、《陈云贞<寄外书>之谜》(6月29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8月7日)、《有关陈端生的讨论二三事》(10月5日)、《关于陈云贞<寄外书>的一项新资料》(10月22日)等六篇文章,1962年1月2日又在《羊城晚报》发表《读了<绘声阁续稿>与<雕菰楼集>》一文.考论《再生缘》作者、版本诸问题,对陈寅恪之考证多有驳论。详见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854-9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另参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89-93页,三联书店,1995年12月。郭沫若对陈寅恪有关李白氏族之推测的批评,详见其《李白与杜甫》“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节,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10月。
    [4]参见胡晓明师《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岑仲勉:《<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原载1947年12月《学原》1卷8期,见《岑仲勉史学论文集·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305页。
    [2]金(?)黻:《静晤室日记》(第十册),1956年6月21日,7174页,辽沈出版社1993年10月。
    [3]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关陇集团”、“朋党之争”、“府兵”诸条目,25-27、66-69、120-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77页,三联书店,1957年7月。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332页,三联书店,2001年7月。
    [3]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437页。
    [4]岑仲勉:《隋唐史》,122-123页。
    [1]傅乐成:《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中国史论集》,62-63页。
    [2]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金明馆丛稿二编》,334页。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29页。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86、87页。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89页。
    [1]岑仲勉:《隋唐史》(下),420-422、425页。
    [2]《隋唐史》其他各节对陈寅恪的批评,如“隋史”第十九节,“唐史”第一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十八节、第五十三节、第六十二节等,岑仲勉都多从反驳陈寅恪“两大阶级”说入手来展开讨论。
    [1]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凡例》,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2]岑仲勉1937年1月3日致函陈垣曰:“月前建生兄属为中大专刊五期撰稿,适校《姓纂》,未暇分功,曾许以去春所编《会昌伐叛集编证》…….”《陈垣往来书信集》,584-585页。《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编证略例》也指出:“本编之主旨,求为破平回鹘作一纪事本末看,且期与后修之史作顺序的比较”:《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序》也提到,“我国地大而偏立,域外情状,知者甚希.国际交往,在昔庙廊之士,恒弗措意,故无论某一时代,欲于史传文集中,观其应付策略,本末具见,足为后人鉴法者,殆绝无而仅有。后学者奉此一帙,可作基本文读,可作经世书读,又可作唐代外交史读,易为今言,则曰唐会昌年蓝皮书亦可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349、342页。
    [3]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343-346页。
    [1]陈达超:《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前言》,1页。
    [2]笔者案:此指大中三年(849)十月,西川节度使杜(?)奏取维州事。
    [3]岑仲勉:《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岑仲勉史学论文集》,475页。
    [4]岑仲勉:《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岑仲勉史学论文集》,472页。
    [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20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二版。
    [6]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即指出,历史学家的意图更接近于法官而不是科学家:他甚而认为光有科学家的意图是不够的。参见保罗·利柯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3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4月。
    [1]贺昌群:《读<隋唐史>》,《贺昌群文集》(第三卷),529页。毓[2]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222页。
    [1]岑仲勉《唐集质疑》:“李德裕贬死年月辨证,四年昌移荆南,四年,三年之讹。”《唐人行第录(外三种)》,413页。陈文见《金明馆从稿二编》,17页。
    [2]岑仲勉:《隋唐史》(下),第四十五节注释11,433-434页。
    [3]岑仲勉:《隋唐史》(下)第四十五节注释22,436页。
    [4]岑仲勉:《隋唐史》(下)第四十五节注释29“小结”,439页。
    [5]日本学者渡边孝于上世纪90年代所撰《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中就提出,文宗至宣宗朝中央官吏的人员构成分析,包括姻亲关系的牛李党人详细的出身地望分析……都是今后研究必须努力的问题。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朋党之争”条,69页。另,黄永年对陈寅恪“关陇集团”说的驳论,更充分利用统计法,辨析唐初所谓“关陇集团人物”的籍贯、任职等,详见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68-7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
    [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十册),7159页、7168-7169页,辽沈出版社1993年10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这则比较材料,系笔者所见现代学者对岑仲勉与陈寅恪之学术予以比较研究的最早记载。前揭蔡鸿生教授《康乐园“二老”》(收入《学境》一书)一文、谢泳先生《金毓黻对陈寅恪的评价》一文均有提及,特此说明。谢文见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4-04/30/content_19937.htm
    [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十册),1956年6月19日,7170-7171页。
    [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十册),1956年6月21日,7173-7174页。
    [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十册),1956年6月22日,7174-7175页。
    [3]据《日记》载,金氏正式阅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1956年6月23日,至25日结束,后接阅《隋唐制度源源略论稿》,至7月2日全部结束。其6月24日日记尤记述道,“往在四川,值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二书出版,诚知其佳,但只购藏而未一读,实缘当日专治宋、辽、金史,未暇及此故也。岁月荏苒,不觉已过十有四年,直至今日始知取读,惟有相知恨晚而已。古人有相距咫尺而未尝谋面者,有卒然相遇而交臂失之者,余于陈君,无乃类似。微闻陈君现在广州中山大学授读,以患目疾已不能自亲书卷,尝由他人代诵,是则其精力已减于往昔,可惜也。”参见‘静晤室日记》(第十册),7177、7182、7191、7179页。
    [1]贺昌群:《读<隋唐史>》,《贺昌群文集》(第三卷),526页。
    [2]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前言》中曾有自述:“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由。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
    [3]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1948)回忆道:“先君留心经世之学,旧政书如《三通》等,皆丹黄并下。小子志学之岁,文义稍通,窃尝摩挲手泽而未有得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306页,中华书局,1990年7月。
    [1]岑仲勉:《隋唐史·编撰简言》,1-2页。
    [2]如书中对隋唐官制(隋史第二;唐史第五、五十三节):隋唐时期突厥、吐蕃等外族与中土之关系(隋史第四至七、十二至十四;唐史第二、三、八、二十六、三十至三十二、四十七至四十八、五十二节)均予以专题考论;再如论隋之政治(隋史第一、三、十、十一节)、经济(隋史第十八节)、文化(隋史第十五、十六节)等。唐史六十八节,更广泛讨论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不同专题,仅经济一项,即先后分细分题目讨论到漕运(第十一节)、马政(第三十三节)、均田制(第三十六、三十七节)、租庸调制(第三十八、三十九节)、户口问题(第四十节)、中唐以后理财言论及方法(第四十一节)、钱币及矿治(第四十二节)、庄田(第四十三节)、手工业及物产(第五十七节)、市虚及商务(第五十八节)等.
    [3]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3页。
    [4]以上三份材料均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15-416页,三联书店2002年5月。据编者附识文字可知,所列标题不少系编者所加。其实,参照这几份来看,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尚未单独予以标出。另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4月。
    [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80页。
    [1]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册),3、4页,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册),3-4页。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76-78页。
    [1]唐(?)、黄萱:《两晋南北朝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69页。
    [2]陈寅恪:《隋唐制度源源略论稿》,146-148页,中华书局,1963年5月新一版。
    [3]岑仲勉:《隋唐史》(上),147页。
    [1]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甚于赋税,号为和耀.其实害民。”
    [2]岑仲勉:《隋唐史》(上),151页。
    [3]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5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77页。
    [5]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361页。
    [1]赵元任:《忆寅恪》,转引自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另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62页。
    [2]岑仲勉:《隋唐史》(下),425页。
    [3]陈寅恪:《刘钟明大学毕业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评语》,《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58页。
    [4]唐(?):《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83页。
    [5]有关清儒对归纳法的实践,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三章第二节“古书通例归纳法的客观化与规律化”,88-98页。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朴学》,47页。
    [2]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册),1-2页。
    [3]黑格尔:《小逻辑》“第三篇概念论·反思的推论”,367-36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二版。
    [1]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344页。
    [2]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16页。
    [3]岑仲勉:《唐史余渖》,145页。另参见《隋唐史》(下),420页;《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岑仲勉史学论文集》,463页。
    [4]岑仲勉:《金石证史》,109-110页、192页。
    [1]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413页、469-470页、471页。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334页,中华书局,1989年。
    [3]岑仲勉:《续贞石证史》,《金石论丛》,201-202页。
    [4]岑仲勉:《四库提要古器物铭非金石录辨》,《金石论丛》12页。
    [1]卞伯耕:《怀念陈寅恪先生》,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7页。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136页。另见《清华学报》十四卷二期单行本,13页。
    [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79页。
    [4]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4页。
    [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14-20页。
    [6]岑仲勉:《唐史余渖》,101、106-108页。
    [7]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65,中华书局1980年6月。
    [1]“考据学中的史学体系”一语,采自罗志田先生《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一文(《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本文意指一种历史考据,而非历史文献考据的治学倾向。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147、280页。
    [3]如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党争始于宪宗个人恩怨: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3年6期))、何灿浩《元和对策案试探》(《南开学报》1984年6期)、日人松井秀一《所谓牛李党争的起端》等认为发端于长庆元年科场风波;王炎平《牛李党争始因辨析》(《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3期)、刘智亭《李商隐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4期)等认为缘于元和十年削藩问题。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66-67页。
    [1]朱金城:《<岑仲勉史学论文集>读后》,《书品》1991年第4期。
    [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四“提要”即指出:“王国维和陈垣,如前卷所展示,虽重史料,且以博采兼取互证见长,但并不以喜聚异同名世,直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1928),提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而与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发祥地的新考据学派遥相呼应,史料学派才宣告诞生。史语所创始人兼终身所长(1928—1950)傅斯年是这个学派的旗手兼舵手:遥领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二十年的陈寅恪,则是副舵手,就实践层次说,寅恪的作风或许更能代表史料派的宗旨。”227页,岳麓书社,2003年9月。
    [3]郭沫若:《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参见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357-35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536-547页)、《隋唐五代文学与历史文献》(《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5期,后收入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通论·隋唐五代卷》。“下编第二章”,519-53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1]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九”,32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本文所用《四校记》一为商务印书馆原版,一为陶敏、郁贤皓二教授之整理本,二书在卷目编排、设置上均有很大不同,故引文出注为避讹误,引自陶、郁整理本者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引自商务版者一律称“《四校记》”。
    [2]陈智超教授所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收录岑仲勉自1933至1937年间致陈垣书函41通,568-5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
    [3]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75页.由此函可见岑仲勉与牟润孙早在1935年6月曾有过学术讨论,且其已然开始《姓纂》校雠工作。岑仲勉于1934年7月中旬离粤(圣心中学)赴沪,受聘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而牟润孙适任教此校,岑、牟二人为同事;牟又是陈垣的学生,岑仲勉此时与陈垣通信密切,二人或由陈垣的关系而有学术交往。
    [4]岑仲勉:《四校记》,29页。
    [1]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90页。
    [2]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75页、576页。
    [3]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77-578页。
    [1]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80-581、581、582、583、584、585、586、588页。
    [2]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89、590页。
    [1]详见《陈垣往来书信集》所收岑仲勉1933年12月6日以后致陈垣诸函,另见本文附录“岑仲勉先生学术年谱简编”。
    [2]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82页;另见《元和姓纂四校记·卷末》附录三《沈涛书元和姓纂后》 ‘文末“小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1709页。
    [3]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1709、1712页。
    [1](唐)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第十五》中即指出,史书之撰著一方面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但另一方面,“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后者实即带有史料追考的意味。34、3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
    [2]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65页,中华书局1980年6月。
    [3]陈智超编著:《陈垣来往书信集》,577页。
    [4]岑仲勉:《四校记·再序》,2、1页。
    [5]王仲荦:《关于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学原》第二卷第七期,95页。
    [6]陈尚君:《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542-5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
    [7]岑仲勉:《四校记·自序》,6-7页。
    [1]岑仲勉:《四校记·再序》,20页。
    [2]罗振玉在《辽居录·韦琼志跋》中即指出“《世系表》述诸家世系,多据《姓纂》”,《丙寅稿·格(?)仁志跋》也提出“《姓纂》载格氏……世系表同,殆依据《姓纂》也”。《四校记·再序》,2页。
    [3]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86页,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4]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1-13页,中华书局1980年6月。
    [1]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65、179-181页。
    [2]岑仲勉:《四校记·凡例》,1页。
    [3]见前引其1935年7月7日、7月18日、9月19日函。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75-576页。
    [4]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76页。
    [5]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82、583、590页。
    [1]岑仲勉:《四校记·自序》,32-33、55页。
    [2]岑仲勉:《四校记·再序》,29页。
    [3]其1935年11月9日致陈垣函提到:“《突厥传拟注》已饬辑缮,大约旬后可就.《西夜校释》,搁置数年,续得资料,零纸片段,尚需整理,或在两旬外。倘急付印,可勿特也.……牧守表讹脱太多,俟得暇校毕,当再呈教耳。”(《陈垣往来书信集》,579页)。所提即1935年下半年完成的《汉书西夜校释》、《<新唐书·突厥传>拟注》、《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等;此外如1936年完成的《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金石证史》、《再说钦察》、《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评《秦代初平南越考)》、《释桃花石》等一系列文章。
    [4]王仲荦:《关于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学原》二卷七期,95页。王氏所提“六七载”,系就岑仲勉1939年后流寓西南仍不废《姓纂》校雠而言。
    [1]见傅斯年1947和1948年史语所工作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69、59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与此同时,陈寅恪的研究方向为“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其他年份虽未明提,但大体亦应如是。
    [2]参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37、559、565页。
    [1]岑仲勉:《唐集质疑》“序”,《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53页。
    [2]姜伯勤:《岑仲勉》,陈清泉、苏双碧主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13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别集类三·《绎守居园池记》”提要。
    [1]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285-286页,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1版。
    [2]1937年4月26日致陈垣函曰:“《姓纂》之校,既费如许时日,故尚拟就大部书如《英华》、《唐诏令》等略再搜索,始行结束。”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590页。
    [3]劳格:《读书杂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3册,190-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4]参见陈尚君:《述<全唐文>成书经过》,《唐代文学丛考》,6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全唐文补编>前言》,《汉唐文学与文献丛考》68-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傅璇琮:《谈<全唐文>的修订》,《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272-280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
    [5]另陈垣1941年6月7日致其子陈乐素函也讲到,因用《全唐文》对勘“故宫新印李北海《岳麓寺碑》”,发 现“《全唐文》脱去四百字”.故感慨“官僚所编之书,如此其不可靠也。《全上古文》当少此病。且《全上古文》注出处,《全唐文》不注出处,一塌糊涂,殊可笑也。”陈智超编著:《陈垣往来书信集·致陈乐素》,670页。
    [1]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44-345页。
    [2]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唐人行第录(外三种)》,291页。
    [3]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42-43页。
    [4]如对《全唐文》卷六五三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卷六七五白居易《长庆集后序》等诸篇的考订。《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7-30页。
    [5]二文详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79-123、124-137页。
    [1]陈尚君:《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原刊《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另收入《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代序”,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
    [2]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小序”,《唐人行第录(外三种)》,201页。
    [3]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庸人行第录(外三种)》,267-268页。
    [4]邓小军:《韩(人屋)年谱》,《诗史释证》,295-303页,中华书局,2004年7月。
    [1]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唐人行第录(外三种)》,261页。
    [2]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读全唐诗发微》,分别见《刘申叔遗书》(下),1287-1288页、1657-16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
    [3]陶敏、李一飞所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第二章第四节“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总集的研究与整理”,论及“全唐诗的研究与整理”时对刘氏《发微》一文有所介绍,151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傅璇琮《关于<全唐诗>的改编》一文也提到刘氏《书后》一文,《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281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专门考论刘氏<发微》一文者,笔者所见有吴企明《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榷证》(《唐音质疑录》.14-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以及卞孝萱《刘师培以唐诗证史》(《现代国学大师学记》,53-79页,中华书局2006年10月二文。
    [4]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201页,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1版。
    [1]岑仲勉:《唐集质疑·序》,《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53页。
    [2]胡文及与单不庵的通信,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4(胡适文存三集)》,267-294页。
    [3]《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提到,“此本(笔者案:即东本)抄自东瀛,鲁豕滋甚,略览《浙江图书馆报》所校《传法堂碑》数篇,足窥涯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98-99页。
    [4]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8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1]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四》(第12册),1-2页。
    [2]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卷六宪宗,《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243-244页,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一版。
    [1]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39-241页。
    [2]谢思炜:《<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第六节,《白居易集综论》,2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
    [3]岑仲勉:《唐集质疑》,《唐人行第录(外三种)》,450、456页。
    [1]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岑仲勉史学论文集》,171、173、241页。
    [2]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7页。
    [3]岑仲勉提出,白集真本毁于五代。后世所见只有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匡白《江州德化东林寺白氏文集记》所述之七十卷本,故对白集七十一卷本之说多有怀疑,认为可能系“后人拾《续后集》五卷之孑遗而补附于末者”:而对于七十二卷本,更认为“不过连《别集》一卷数之,疑南宋至今复佚去一卷者误也”。见《源流》文,《岑仲勉史学论文集》44、166页.此后。谢思炜《<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一文进一步考定,白集北宋刊本主要有七十卷和七十二卷本,而南宋刊本则以七十一卷本为主要版本.《白居易集综论》,15-24页。
    [4]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72、166页
    [1]劳格、赵钺著,徐敏霞、王桂珍点校:《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615-616页.中华书局1992年4月。
    [2]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九,1387-1388页。
    [1]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金石论丛》.472-473页。
    [2]值得注意的是.岑仲勉晚年最后的著作《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卷十二又将“寇(?)”改订为“寇(?)”,指出“劳作(?),屈石刻以迁就书本也”。《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86页.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一版。此书系未定稿,岑氏去世后由其学生陈达超教授最后整理完成,此节记载未作考论,具体情况待查。
    [3]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金石论丛》,473页。
    [4]岑仲勉:《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诰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42-253页。
    [5]岑仲勉:《隋唐史》(上),113-119,中华书局,1982年5月新一版。
    [6]岑仲勉《续贞石证史》,《金石证史》,228-230页。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饮冰室合集》第10册,253页。
    [2]蒋书“下编、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文献”分类如下:1、基本典籍——总集、别集、词集、小说;2、历史文献——正史、编年史、政书、职官姓氏录、杂史笔记、地理类书籍、石刻、书目、类书、佛藏、道藏;3、敦煌文献——敦煌变文及其他讲唱作品、敦煌诗歌、敦煌歌辞、敦煌赋、敦煌小说;4、海外汉籍——日本现存唐抄本及古写本典籍、日本现存宋元刊本及和刻本隋唐五代典籍、日人汉文著作中的唐五代文学文献、韩国及欧美各国所藏汉籍中的相关文献;5、工具书——隋唐五代人物及传记资料检索、隋唐五代著作检索、隋唐五代地理检索、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与资料检索、综合性工具书。478-5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3]陶、李二教授之书分类如下:1、别集;2、总集:3、笔记小说;4、诗文评;5、其它文献上:史书与政书,传记与年谱,姓氏书与谱牒,方志,书目,类书;6、其他文献下:佛葳与道藏,石刻文献,敦煌遗书,域外汉籍;7、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检索。《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目录”,中华书局,2001年11月。
    [1]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正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卷),1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2]岑仲勉:《唐集质疑》,《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55-356页。
    [3]当然,原刊于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的《唐集质疑》中,此篇亦题《家宪公遗文存目》,2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9月。
    [4]岑仲勉:《唐集质疑》,《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55页。
    [5]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金石论丛》,472-473页。
    [1]如《英华》三八0所载右散骑常侍孔(?)之官职全称“大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马等各本都只提“吏部侍郎”,余均讹夺。又如卷三八一给事中郑覃之官职全称“中大夫行谏议大夫……可行给事中。散官。勋如故”,各本“给事中”上均夺“行”字.岑仲勉指出。这些讹误均牵涉到唐人官制的重要问题.按唐人官制,中人夫属散官,从四品下,而给事中为职事官,正五品上;复依(旧唐书·职官志》,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而郑覃之职事官“给事中”低于其散官“中大夫”.故而此“行”字不可缺。岑仲勉:《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诰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45页。
    [2]岑仲勉:《唐集质疑》“序”.《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53页。
    [3]岑仲勉在1958年完成的《<张曲江集>万历癸丑刊本之攘功斗争及集本文字与残余石刻之会勘》一文中曾有追述:“记得抗战开始前两个月,我曾写了一篇《张曲江集年谱及曲江集之拾证》,邮寄广州,后由阳朔转昆明,被邮局遗失,本无存稿,大旨已完全忘记.……返粤后,因就所知,写成《张曲江集十刻之表解》的短篇……今年春间又根据授唐史时的补充资料,对《曲江集》附录诰命之许多错误,大体加以订正。至于全集文字之校勘,因各刻本多已散佚,尚存者难以汇集,暂时无从着手.兹仅将较易为力的勘证,及万历癸丑刻本的攘功案,略述管见,以期完成《曲江集》整理的一份工作而已。”陈达超编校:《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257页,中华书局,2004年8月。
    [4]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金石论丛》。460-475页。
    [1]如其授课讲义《隋唐史》第五十三节“(唐代)职官概论”、第五十四节“散官、爵、勋及赐”已有专门讨论岑仲勉:《隋唐史》(下),554-564页,中华书局,1982年5月新一版。
    [2]岑仲勉《唐集质疑》,《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59页。向群《唐判论略》文即提到岑仲勉此文之学术意识,见《华学》(第二辑),356-36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3]赵明诚著:《宋本金石录》,2页.中华书局,1991年1月。
    [4]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金石文字记序》,《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二》,29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二版。
    [5]朱、翁之言转引自岑仲勉:《贞石证史》,《金石论丛》,76页。
    [6]如该书卷十八对《平江路学祭器碑》之作者“盱江李淦”至元年间任官的考订,恰可驳正今人有关《文章精义》一书之作者即此李淦的考论。详见拙撰《<文章精义>作者考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1月。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8页。
    [8]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丙·金石跋尾》,19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
    [9]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总论”,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1]岑仲勉《贞石证史》文指出:“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数,然专金石而兼史者居多,专史而兼金石如钱大昕辈,寥落如晨星也,取涂不同,其最常见者凡有二蔽:一过信石刻。……二偏责史失。”《金石论丛》,76-77页。
    [2]岑仲勉:《贞石证史·总论碑志之信值》,《金石论丛》,81页。
    [3]如吴汝煜、胡可先编《全唐诗人名考·前言》即指出:“近世在《全唐诗》人名考证方面用力最勤的,当推岑仲勉先生。他的力作《唐人行第录》、《元和姓纂四校记》、《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十分注重诗题、诗句中的人名考订,冈此创获也就最多。”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
    [4]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上册).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5月。
    [5]傅璇琮《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前言》,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撰,3页,中华书局,1982年4月。
    [1]岑仲勉:《跋<封氏闻见记>(校证本)》,《岑仲勉史学论文集》,652页。
    [2]芩仲勉:《贞石证史·范彦及彦妻柳氏志》,《金石论丛》,84页.
    [3]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金石论丛》,392-393、391页。
    [4]傅、张、许所编撰之书外,另如谭优学撰《唐代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唐代诗人行年考(续编)》(巴蜀书社,1987)、吴汝煜、胡可先编撰《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周祖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陶敏撰《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以及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等等之类.
    [5]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自序》,《唐人行第录(外三种)》,9-11页。
    [6]岑仲勉:《唐集质疑》,《唐人行第录(外三种)》.367-370、375-379页。
    [7]岑仲勉:《金石论丛》.182-184、198、243、264页。
    [1]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序》,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2]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唐人行第录(外三种)》,201页,中华书局,2004年4月新一版。
    [3]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叙例》(1947)上册,1页。
    [4]傅璇琮教授《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文史论丛及其它》,369-370页。
    [1]陈寅恪1948年《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燕京学报》第三十五期)文,通过对俗称智恺序文的详细考辨指出:“真论本文可以有后加伪序,而真序亦可附于伪论,二者为不同之问题,不可合并论之也。复次,真序之中可以有伪造之部分。而伪造之序中亦可以有真实之资料”。此外,其1931年所发表的为冯氏之书的审查报告(《学衡》74期)中也谈到,“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金明馆丛稿二编》,147、280页。
    [2]如其残存读书笔记中即收录有别集如刘宾客集、韩翰林集,说部如《云溪友议》、《酉阳杂俎》、《陆宣公奏议》和汪辟疆所校录《唐人小说》,新出文献如蒋斧编《沙洲文录补遗》、罗振玉辑《敦煌零拾》,史部如前四史、后汉纪、晋书、通鉴考异、两唐书,以及释道二藏如《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冲虚至德真经》等各类文献的考辨成果。详见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二、三集.
    [3]陈寅恪授课中即多有谈及文献考辨问题,如讲《全唐文》“只收集而不注出处”,《全唐诗》“误编”而“古人多相唱和而佚其名”等,一如闻一多所说相类似的“凡例”性结论。参见石泉、李涵整理《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以及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91、475-484页。
    [4]如《元自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对元稹《梦游春七十韵》诗“娇娃睡犹怒”之“娇娃”系“狡(?)”的考辨,94-95页。
    [1]略举二例。《元白诗证史讲义·附长恨歌传详略两本对照》,以《文苑英华》所载之《丽情集》本与铁琴铜剑楼旧藏白集影宋本互校,《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17-429页;另如本文引论所述其对《琵琶引》“冰泉冷涩”一联的考辨,且尝言“遍考今存白集诸善本”。《元白诗笺证稿》,55-58页。此外,岑仲勉考论白集所提诸本。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均可见到,而陈氏所见涵芬楼影照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白集,因一·二八战火所毁,岑氏反而未能见到。详见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文前小序,《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7页。
    [2]蔡鸿生《康乐园“二老”》,提到,“岑氏关于唐代文献的考释和辨证,深受陈寅恪的重视.《元白诗笺证稿》用作引据参考的.计有四处:①《新乐府·七德舞》引《白集质疑》:②《新乐府·昆明春》引《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③《新乐府·牡丹芳》引《跋唐摭言》;④《论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引《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学境》,2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蔡文所说“《白集质疑》”实即《唐集质疑》“太宗十八举义兵”条.以上四则,分别见《元白诗笺证稿》141、190、245、330页。
    [3]牟润孙1936年曾以笔名牟海遗发表书评《名公书判清明集》,谈及仁井此书对唐令之搜辑贡献,文载《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31期.1936年5月21日。
    [4]1933年,浦江清将赴欧洲游学,约请陈寅恪给伯希和写推荐信。陈致浦函中谈及仁井此书问题。详见《陈寅恪集·书信集》,167页,三联书店2001年6月。
    [5]严耕望:《治史答问·十七·史学二陈》,《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95-196页。
    [6]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118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
    [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36页。
    [1]四家意见分别为:其一,宋人吴缜《新唐书纠缪》据《旧唐书·虞世南传》所引太宗自述“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又以《太宗本纪》载其隋大业十三年(617)举义兵,推断太宗庚申年即隋开皇二十年(600)生:复据《太宗本纪》载李世民大业十一年(615)应募而年十六.佐证其生年为庚申;据此认为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应年届五十,而《新唐书》本纪载其年寿五十三有误。其二,清人叶酉考证,按《旧唐书》本纪则太宗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故年寿应为五十二岁。其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依《唐会要》,太宗生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即公历599年),武德九年(626)年二十七即位,贞观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二。其四,清人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又纠正钱大听所说武德九年“年二十七”之误,认为应是“年二十九”,意谓其生年亦有误。
    [2]岑仲勉:《唐集质疑》,《唐人行第录(外三种)》,453-455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长限歌》,13页。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39页。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41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45页。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35页。
    [5]寅恪先生之父陈三立为晚清宋诗派重要代表.汪辟疆在其《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即列其为“诗坛都头领”第一位“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仅次于王(?)运;其《近代诗人小传稿》复称三立“平生论诗恶俗恶熟”,诗歌创作“早年专事韩黄,新壬避地海上,又兼有杜陵、宛陵、坡、谷之长,晚年佐以清新。近体参以圆海,而思深理厚。”《汪辟疆说近代诗》,52、1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陈衍分道光以下诗学为两派,其一即“生涩奥衍……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陈三立与郑珍、莫友芝、沈曾植等均为重要代表,且特点为“散原奇字”。《石遗室诗话·卷三》,4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8月。
    [1]钱仲联辑:《陈衍诗论合集》,94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2]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118页。
    [1]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517-518页,中华书局,1984年8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90-191页。
    [3]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91-193页。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25-26、30页。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牡丹芳》,242-247页。
    [3]此类讨论很多,略如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8章“为不古不今之学——诗史互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胡守为《陈寅恪先生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刘梦溪《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创获和研究方法》,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等,此三文均见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
    [4]陈寅恪提到:“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时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元白诗笺证稿》,46页.
    [5]钱穆:《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论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中国文学论丛》,148页,三联书店,2002年8月。
    [6]钱穆:《谈诗》,《中国文学论丛》,113页。
    [7]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龠》,160页,《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5月。
    [1]钱穆:《谈诗》,《中国文学论丛》,117页.
    [2]钱穆:《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论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中国文学论丛》,158页.
    [3]沈祖禁:《古典诗歌论丛·后记》,264页,程千帆、沈祖(?)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7月。
    [4]严耕望:《治史答问·八·我对于唐诗史料的运用》,《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54页。
    [5]周一良教授《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一文,即以“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这十二个字赅括陈寅恪之学术与思想的特点。见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1]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111-112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63-64页;《读<连昌宫词>质疑》,《清华学报》八卷二期,1-2页。
    [2]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六章·古题乐府》,309页。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76页。
    [2]参见黄永年、贾宪保撰:《唐史史料学》,“《旧唐书》”部分,4-1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74-75页。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73-74页。
    [1]参见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741-742页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76-77页。
    [3]参见卞孝黄:《元镇年谱》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五年条,齐鲁书社,1980年6月。
    [1]1936年2月,张尔田在《北平晨报》发表《与吴雨生论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辩证>书》,有学生在课堂上问及陈氏对张说之意见。陈寅恪以李商隐“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考证为例,谈及其考证方法.详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附录二《陈寅恪先生传》,223-225页;另参见卞僧慧《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347页。
    [2]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六册,4624-4625页,中华书局,1999年1月。
    [1]陈寅恪已考证此处所谓“六皇帝”之讹误,见《元白诗笺证稿》,78-79页。因与前述此诗作年考证相关,特此说明。
    [2](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七,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117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
    [1]朱金城先生指出,旧书白传作七月,然白氏《与杨虞卿书》、旧书武元衡传、通鉴皆作六月。《白居易集笺校》卷第四十四,27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362-363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363-364页。
    [1]自居易:《与杨虞卿书》,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第四十四,2770页。
    [2]据《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裴度传》可知,武元衡对裴度有知遇之恩,且二者素相交好:而《旧唐书》卷一七一《段文昌传》卷一六二载,“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协”。此外,新旧二书所载武元衡、李逢吉、事吉甫、李德裕、令狐楚等传中.皆可见韦与武、裴所属之不同政治集团(即此后牛李二党之先声)。
    [1]以上三诗,见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第二册),589、560,645页,中华书局,2006年7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1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1页。
    [1](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许志强译:《维特根斯坦笔记》,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一“经部十一·书类—《书集传》”提要。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4页。
    [1]引述这段话的洪汉鼎先生即就此指出,“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沟通,艺术的真理和意义永远是无法穷尽的,而只存在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无限中介过程中。”(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译者序言》,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4月.
    [2](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43-44页.三联书店,2006。
    [3]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41页.三联书店,1987年7月。
    [1]袁行霈教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一文指出,所谓诗歌多义性即确定的宣示义之外,复有种种启示义;后者又可分为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等五类。氏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
    [2]此节文字出处,及《隐秀》伪补文问题考辨,参见祖保泉先生《文心雕龙解说》,778、782-7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
    [1]本杰明·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方法问题》.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2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74页。笔者按:陈寅恪引文为“通川”,应为“通州”。
    [3]关于此诗作年,卞孝萱《元镇年谱》和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均认为是元稹元和十年初任通州司马时所作,见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647-648页,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另吴伟斌《元稹诗文编年别解——〈元稹年谱>疏误商榷》一文,则认为“此诗必定是元稹在京城之时所作,即作于三月二十五日至同月三十日出贬通州之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4]上世纪20年代后期,陈寅恪在《评吴宓忏情诗》、《雨生落花诗评》等短评中,即一方面肯定吴宓《忏情诗》“直抒胸臆”能“自成一家”,但另一方面又指出《落花诗》应避免“习见”词句的运用,强调诗歌创作要“免滑字”,并指出“若欲矫此病,宋人诗不可不留意”等等之类,可见其“宋诗派”立场。《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56、455页。
    [1]如陈寅恪《长恨歌传》对“夜雨闻铃肠断声”等问题的考证。详见胡晓明师《陈寅恪<长恨歌>笺证的启示意义》一文,国学网“陈寅恪”专栏。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75页。
    [1]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76、93页。
    [2]参见卜孝萱:《元镇年谱》,301页。
    [3]关于钱钟书对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批评,以及其独特的“以诗证史”,详见胡晓明师《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学术范式之争》、《论钱钟书的以诗证史》二文,《诗与文化心灵》,245-256、257-267页。另见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第十二章“钱钟书与陈寅恪”,168-199,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4]张隆溪:《思想的片断性和系统性》,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218页,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610-611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
    [2]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94-10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月。
    [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609-610页。
    [4]钱钟书指出:“古人立言,往往于言中应有之义.蕴而不发,发而不尽。康德评柏拉图倡理念(Idee),至谓:作者于已所言,每自知不透;他人参稽汇通,知之胜其自知……可为之钩玄抉微……谈艺者亦足以发也。”《谈艺录》(补订本),325页。
    [5]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106页。
    [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231-232页。
    [2]钱钟书:《管锥编》108-110页。
    [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1页.
    [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四“提要”,227页。
    [5]《谈艺录·补订276页》指出:“当世西方谈士有径比马拉美及时流篇什于禅家‘公案'或‘文字瑜珈'者……余四十年前,仅窥象征派冥契沧浪之说诗,孰意彼土比来竟进而冥契沧浪之以禅通诗哉.”《谈艺录·补订285页》亦提到:“……玉葱之喻,不啻‘如是我闻'.法国新文评派宗师言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执着‘本文',原是‘本无',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其破‘本文'亦犹释宗密《原人论》之证人乃‘五阴和合'.初无自体。此又当世西方谈艺中禅机一例.祖师禅欤,野狐禅欤,抑冬瓜印子蛤蟆禅欤.姑置勿论可也。”《谈艺录》(补订本),596、600-601页。
    [6]钱钟书指出:“盖禅破除文字,更何须词章之美;诗则非悟不能,与禅之悟,能同而所不同。”又曰:“诗之神境,‘小尽于言'而亦‘不外于言',禅之悟境,‘言语道断',斯其异也”。《谈艺录》(补订本),307页、596页。
    [1]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408页。
    [2]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104页。另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详细辨别《易》象与《诗》象之别,同时明确指出。“《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最切事入情。道释二氏以书与言之不能尽,乃欲并书与言而尽废之,似斩首以疗头风矣。”分别见《管锥编》第一册,12-15页:第二册,458页。
    [3]钱钟书认为:“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品诗而忘言,欲遗弃迹象以求神,遏密声音以得韵,则犹飞翔而先剪翮、踊跃而不践地。视揠苗助长、凿趾益高,更谬悠矣。”《谈艺录》(补订本),412页。“小结裹”问题。见《谈艺录》(补订本),101页.
    [4]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100页。
    [5]参见卜志君《高山流水话知音——钱仲联谈钱钟书》,引自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40-4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2006年,刘世南与刘永翔二先生又就这个问题引出一番争论,详见刘世南《谈诗注的“挖脚跟”》,《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刘永翔《注书非“挖脚跟”不可》,《文汇报》2006年7月23日“文汇学林”.
    [6]关于“诗胎”、“诗意原型”,参见胡晓明师《中国诗学之精神》,135-13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二版。
    [7]分别见《管锥编》第一册,12、13-14页。
    [8]钱钟书指出,“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见《管锥编》第一册,39页。
    [1]《管锥编》第一册,101页。
    [2]钱钟书:《宋诗选注》,176-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3]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一,102-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崔颢考》,83页,中华书局,2003年5月。另见本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528页。
    [1]今人讨论此一问题者,前有严耕望、许冠三,后有余英时教授1997年所发表《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严、余二文皆从治史历程或史学实践与史学观念之发展立论,而许文则从陈寅恪学术研究中比较法施用角度来说。三者对三阶段之分期,大体相同又略有小异:严文衡之以“四十岁(即1930年)前后”、“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以及“晚年失明以后”;许文列为1927-1932、1932-1949、1950-1964:余文则析为“1923至1932”、“30年代初至1949”、“1949年以后”。分别见严耕望:《治史答问·十七·史学二陈》,《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91-192页: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八章陈寅恪篇,263-265页,岳麓书社,2003年9月;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53-492页,三联书店,2005年1月。
    [2]《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析论突厥、回鹘、吐蕃、南诏、大食、高丽“诸外族”之盛衰与唐内政外交之关系,其中论及回鹘与唐之财政(马政)之关系时,陈寅恪曾引证白居易集《新乐府》之《阴山道》。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55-156页,三联书店1957年7月。
    [3]陈寅恪:《南岳大师立誓愿文》,原载1932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本三分,《金明馆从稿二编》,240页。
    [4]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馆丛稿二编》,147页。
    [5]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87页。
    [1]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60-470页。
    [2]见石泉、李涵整理:《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95页。
    [3]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69-270页。
    [4]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垣《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5-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5月。另参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69-270页。后者篇题无“重刻”二字。
    [5]赵元任《忆寅恪》一文谈到,“第二年(笔者按:1926)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搞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转引自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另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62页。
    [6]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文指出,“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能胜任愉快者。”《金明馆丛稿二编》,361页。
    [1]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83页。
    [2]蒋天枢即谈到:“清华自易名清华大学后,先生任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中文系和研究所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史学系则开‘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75页.从义宁《唐诗校释备课笔记》残稿来看.所谓“唐诗校释”实即以唐史证唐诗.参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1-14页。
    [3]蒋天枢曾回忆,“是时先生授课之余,精研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时武强贺氏所刊吴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甫行世,先生购置一册于书眉细字详录有关资料,间抒己校打意见。”蒋著同时提及吴宓《空轩诗话》中的一段话:“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页一二七)”蒋著于此有一按语:“此条不知年,姑系于此。宜参《李唐氏族之推测》及《后记》两文。”《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75页。严耕望也指出,陈寅恪学术研究“对于文学兴趣尤浓”,《治史答问·十七·史学二陈》,《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91-192页。
    [1]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79-481页。陈寅恪对唐史研究各类史料的分析,参见石泉、李涵整理:《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90-495页。
    [2]唐贯:《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83-484页。
    [3]如陈寅恪在谈及《太平广记》时即指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石泉、李涵整理:《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92页。
    [4]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120-121页。
    [1]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67页。
    [2]参见颜廷亮、赵以武辑:《秦妇吟烟酒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
    [3]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140页。
    [4]冯友兰《读秦妇吟校笺》,《南渡集》,196页,三联书店,2007年5月。
    [5]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194页。
    [6]此语见之于《元白诗笺证稿·第六章·古题乐府》:“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309页。
    [1]严耕望:《治史答问·八·我对于唐诗史料的运用》,《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54页。
    [2]《孟子·离娄下》所载“《诗》亡然后《春秋》作”,抑或《淮南子·汜论训》所述“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之类,皆可见强调《诗》之历史书写功能的一贯看法:而自孟綮《本事诗》所揭杜诗之“诗史”一旨,发展为以“钱注杜诗”为标志的“诗史互证”传统,以及黄宗羲“以诗补史之阙”(《万履安先生诗序》)说等,亦多意在凸显诗歌作品所内涵的史性品格和文化记忆功能。即便如浦起龙“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之类的分辨,仍可见其对歌诗文献中所包含的一种“通性史实”之强调,亦即所谓“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读杜心解·读杜提纲》,63页,中华书局,1961年10月)之意。参见拙文《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1期。
    [3]严耕望《治史答问·八·我对于唐诗史料的运用》中曾自述:“我把诗篇当作史料。唐代诗学发达.文人对于一切事物喜欢以诗篇发之.朋友通讯,更是经常以诗代文.所以一部《全唐诗》寓含的史料极其丰富,研究唐史。这部书无疑为史料宝库之一。我这十几年来写唐代交通问题,引用诗篇作证之处,估计当在一千条以上。”《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150页。另见韩国磐《唐诗证补唐史述略稿——兼论唐诗复古口号的演变》,《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78-19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
    [4]吕思勉《史籍选文述评》,《吕著史学与史籍》,112-115、11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1]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142-145页。
    [1]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148页。
    [2]如王国维、罗振玉校改“汴路”为“洛下”或“汴洛”,周云青释之为自开封至洛阳.小翟里斯以四川彭县之天彭山释“彭门”,周勋初先生指出其均有误,其错误就在于“对诗中的名词缺乏正解.对诗歌的特点末能注意”:而陈寅恪援引诸书释“汴路”为汴州至泗州一段,“彭门”即徐州,不仅证实当日徐淮之间军事交通之情势,复由彭门战乱导致汴路艰难,拈出彭门相杀之语与汴路之关系,则此联遣词用语的艺术性由是可得彰明。周勋初:《以诗证史的凡例——读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周勋初文集(六)·当代学术思辨录》,397-39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3]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金明馆丛稿二编》,64页。
    [4]陈寅恪1944年8月10日致函陈粲时提到,“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现虽已脱稿,但书写潦草,尚须重誊一清稿,然后呈史语所敦正刊印。”《陈寅恪集·书信集》,231页。
    [5]陈寅恪:《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稿竟说偈》,《陈寅恪集·诗集》,153页。
    [1]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1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另参其《陈寅恪评传》.133页.
    [2]周一良:《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见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3]详见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所收论陈寅恪诸文,以及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一书附录(花城出版社,1986)。如《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即指出,“此书在事实的层面所研究的是钱柳姻缘及复明运动。在这个层面上,陈先生的考证解决了无数复杂而深微的问题,在史学上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在意义层面上,此书却绝不仅限于三百余年前的明清旧闻,而处处结合着当前的‘兴亡遗恨',尤其是他个人的身世之感。古典今情融化为一,这原是陈先生一贯的学术精神。”《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15页。余氏观点之影响,由冯衣北一书已可见一斑。2008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胡文焕先生所著《陈寅恪诗笺释》上下两大册,该书对陈氏晚年心境的解读多参照余氏之说,堪谓最近一例。
    [1]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77、279页。
    [2]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83-489页。按他的解释,“捐弃故伎”之所指,乃就其第一期学术(即“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以及敦煌学)研究言;“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一语.则表示陈寅恪“绝不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游戏试验”,是指“以小说家的想象用之于写史,使他重构的悲剧故事产生可歌可泣的感人力量。”而“不同于乾嘉考据学之旧规”,则是以历史想象力驾驭考据之学,重建明清兴亡之际“一个充满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从而实现了对乾嘉考据之藩篱的突破。
    [3]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同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9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525页,三联书店,1995年12月。
    [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6页。
    [1]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73、66页。
    [2]按余英时教授的解释.致刘铭恕函中“捐弃故伎”之所指,乃就其第一期学术(即“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以及敦煌学)研究言:“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一语,则表示陈寅恪“绝不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游戏试验”,是指“以小说家的想象用之于写史,使他重构的悲剧故事产生可歌可泣的感人力量。”而“不同于乾嘉考据学之旧规”,则是以历史想象力驾驭考据之学,重建明清兴亡之际“一个充满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从而实现了对乾嘉考据之藩篱的突破。详见《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
    [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提到:“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应该说,义宁对《钱注杜诗》极为推重,故《别传》研究受钱谦益“诗史互证”影响甚大,一如其自述:“牧斋之注牡,尤注意诗史一点,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柳如是别传》,3、1014页。
    [4]陈寅恪1944年8月10日致陈(?)函。《陈寅恪集·书信集》,231页。
    [1]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101-102页,三联书店,1998年3月。
    [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一文,即指出深为后人所熟悉的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三阶段说——即“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直至“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五册),43-45页。
    [3]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102页。
    [4]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12-13页。
    [5]如陈寅恪虽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但种族之辨的着眼点,仍在文化观念、文化精神之不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页。
    [1]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1931)指出,“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而高宗继述之,遂成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以是而渐次颓坏毁灭,实古今世局转移升降枢机之所在,其事之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至深且久。”《金明馆丛稿二编》,334页。
    [2]陈寅恪指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阶级两者互不相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87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85页。
    [4]陈寅恪1933年8月16日致浦江清函提到,“芝生先生将归北平.忽忆尚有一债未偿.匆匆取前次公取(所?)贻纸书之.连日齿痛。亦不计书字之工拙,惟广雅句微意颇可思也。”以广雅诗意之酬赠为“一债”,可见其在陈寅恪心目中之重要。所录张诗二首,一为“伯厚多闻郑校雠。元金兴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一为“后主春寒弄玉笙,章宗秋月坐金明。词人不管兴亡事,重谱师涓枕上声。”详见《陈寅恪集·书信集》,167页.另.浦江清1932年2月2日日记提到:“陈寅恪先生来电话托在南院代租房子.盖为其夫人养病也。彼言或将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凡五人:陈寅恪、林宰平(志钧)、黄晦闻(节)、蒋廷敲、陈锦涛。”《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69页,三联书店,1987年6月。
    [5](德)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序言》,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6]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88、90、108页。
    [7]陈寅恪1955年9月19日致唐长孺函,《陈寅恪集·书信集》,277页。
    [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7页。
    [2]邓小军:《韩(?)<八月六日作四首>诗笺证》,《诗史释证》,333-335页。
    [3]陈寅恪:《读<韩翰林集>札记》,《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211-213页。
    [4]邓小军教授即认为.“黄旗紫(?)今仍旧”之“今”.当是随文用当时语气,未可据此否定本集“壬申年作”之记载。见《韩(?)<八月六日作四首>诗笺证》,《诗史释证》,335页。
    [5]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145页,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6]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新一版。邓书《题记》言道,此书撰著始于1935-1937年左右。《例言》末注云作于1940年昆明靛花巷,此处即当日历史所之临时办公地。陈寅恪、岑仲勉均工作、生活于此。笔者前此对邓氏“时事古典,贯穿证发”一语与陈寅恪“古典今典”说之关联,仅作存疑,未予细察。承师长复旦大学傅杰教授提示,邓广铭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的会议发言中,曾明确提到其撰著辛谱、稼轩词编年等收到陈先生的影响。详见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34-38页,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
    [1]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十,转引自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3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135页。
    [3]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234-235页。
    [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11页。
    [5]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1931),《金明馆丛稿二编》,297-299页。
    [1]陈寅恪:《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1931),《金明馆从稿二编》,300-303页。
    [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12页。
    [3]据唐孟(?)《本事诗·情感》、《新唐书·外戚传·武承嗣传》,窈娘本为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所爱之婢,貌美善歌,后为武承嗣所夺。乔愤痛成疾,作《绿珠篇》讽咏其事,窈娘得诗悲惋自杀。
    [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53-55页。
    [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120-125、、120-124、278-286、223-228页。
    [2]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234页。
    [3]一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我们想到的问题包括:人际(包括团体间的)关系这永恒之谜;生死爱欲等人生大事;人际间的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还有人和外在自然环境关系这无法穷究的课题。这包括了生存之道,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工具性和直观探索,对世界神圣、优美和令人怖惧或敬畏本质的思考,以及对想像和仪式作用的探究。”史华慈:《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与比较文化研究》,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12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
    [4]作为一名史学家,陈寅恪解诗活动中尤能体现此一点.如《别传》论牧斋逝前二十日所作《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与陈卧子《五日》七律二首均谈及当日京朝之事,然前者耿耿于昔日与温周争宰相之事,与后者之寄怀社稷安危,“虽所咏有异,时代前后尤不相同。然三百年前士大夫心目中之人事恩仇.国家治乱之观念,亦可籍此以推见一斑矣。”《柳如是别传》,128-129页。
    [1]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66页。
    [1]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六十》(下),6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二版。
    [2]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前言》解释该书题名中之“诗学”时指出,“‘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
    [1]20世纪以来诸多以“诗学”命名的著述,所述实指“中国古代诗论”。早期如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范况《中国诗学通论》等,新时期以来如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黄维(?)《中国诗学纵横论》、张寅彭《中国诗学专著选读》等。即如朱光潜《诗论》、胡晓明师《中国诗学之精神》,“中国古代诗论”亦为一讨论重点。
    [2]傅璇琮、许逸民、王学泰、董乃斌、吴小林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凡例》指出,“诗与‘词'、‘曲'对言,专指古典诗歌,所谓‘诗学'即‘古典诗歌学'.诗学涵盖甚广,本辞典大抵区分为诗学概念、诗论著述、重要诗人、诗风流派、主要诗集、诗作名篇、诗坛掌故、诗法格律、诗学研究、海外及港台研究共十大门类。”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本文取义于此。
    [3]刘梦溪《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现代学术发端的时间,应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标志是承认学术具有独立之价值,并在研究中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而尤以王国维扮演着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传统的误读》,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月。
    [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导言》:“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导言》,7页。
    [6]刘梦溪:《传统的误读》,85页。
    [7]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
    [8]刘梦溪在0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中即指出,“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学为中心,以人为单位还是以学为单位,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界点,由前者过渡到后者是一个长期蜕分蜕变的过程。”34-35页,三联书店,2008年1月。
    [1]马克斯·韦伯指出:“学术的进步,是人类理知化(Intellektualisierung)过程的一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Berechnen),我们可以支配(beherrschen)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这就是理知化这回事的主要意义.”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167-1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2]参见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7月二版;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1-65页,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3]顾颉刚著,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25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45页,三联书店,1998。这段引文,钱译似不及冯译清晰.故采用冯译本。
    [2]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译),161页。
    [3]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6月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一级学科89个,二级学科386个。以文学为例,共有4个一级学科.29种学科、专业。
    [1]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一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语境下“诗学”一词产生、使用状况的详细考察指出,“诗学”一词在中国既有的学术谱系中有其独特的生成历史,正是这一生成史构筑着中国传统思想对“诗学”的认识、对“诗学”学术品格的界定。见赵敏俐主编、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02年8月。
    [2]如唐人郑谷《中年》诗所谓之“诗学”:“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
    [3]如陈衍《沈乙盒诗序》所述之“诗学”:“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
    [4]稍稍利用电子检索(《四库全书》、《二十四史》)即可发现如下典籍,如元人范椁《诗学禁脔》、杨载《诗法家数·诗学正源》、严毅《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明代周叙《诗学梯航》、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胡文焕《诗学汇选》、浦南金《诗学正宗》、焦(?)《诗学会海大成》、李攀龙《诗学事类》;清人钱澄之《田间诗学》、陆奎勋《陆堂诗学》、李仕学《初学艺引·诗引·诗学》、徐时栋《山中诗学记》、顾广誉《诗学详说》、汪师韩《诗学纂闻》等。
    [5]如宋初杨亿《杨文公谈苑》所载:“周世宗尝作诗以示学士窦俨,曰,‘此可宣布否?'俨曰:‘诗,专门之学.若励精叩练,有防机务:苟切磋未至,又不尽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另如宋人蔡(?)《西清诗话》所提“唐人以诗为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之类.以上三例,转引自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一文。
    [6]汪辟疆:《目录学研究》,9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7]朱自清:《诗言志辨·序》,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8]周勋初:《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与著录》,《周勋初文集》(七),223-23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另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绪言》则指出,“《新唐书·艺文志》始立文史类,……四库总目始别有诗文评类。然亦不能尽赅文学批评。”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相比较而言,“诗文评”之独立,应以周勋初先生所述为确。
    [1]朱自清:《诗言志辨·序》,2页。
    [2]如陈去病《诗学纲要》即提出,是书之作意在“明诗学之递嬗,考古今之得失,叙其人之品概,以兴尚友之怀,或揽作者之菁英,以达吟咏之趣”,看似与传统诗话类著述相类,但其书开章即从辨“诗之定义”、“诗之起源”、“诗学之成立”说起,显而可见一种现代学科边界意识与专业知识分工思路。
    [3]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题《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1919—1921),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302页。
    [4]如《论语》所载孔子对子贡、子夏“可与言诗”的评价(《学而》第一、《八佾》第三),对曾鲤“不学诗,无以言”(《子路》第十三)的忠告,以及“学夫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十七)、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为成人必经阶段的诸般教导,都的的可见早期《诗》学教育之一般。秦汉以后《诗》立博士,唐人又有专立“诗学博士”及“诗学士”之议.宋有所谓“毛诗学究”,可见作为“经学”之一部的《诗》学教育之专门化.
    [5]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自序》,1页,朴社,1935年9月。
    [6]曾松乔:《中国文学史》,2页,泰东书局,1915年10月。
    [7]如1917年10月《教育公报》所载《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即规定,文科本科课程之“文学门”(另有哲学、史学二门)分通科、专科与特别讲演三部.其中,通科、专科中亦均有“中国文学史”课程,其讲授内容可参见下举诸种讲义。而“特别演讲”所开列的内容,广泛涉及诗史、诗学流派、诗人及作品的讲论——“特别讲演:(一)以一时期为范围者,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宋以后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古时代文学、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德国风潮时期文学等是。(二)以一派别为范闱者,如出词、长庆体、江西派、唐宋八家文、西洋仿古派、理想派、自然派等是。(三)以一人之著作为范围者,如 屈原赋、《陶渊明集》、杜诗、《韩昌黎全集》、莎士比亚乐府、斯各脱(司各脱)小说、《嚣俄全集》、《格代全集》、陶斯道小说等是。(四)以一书为范围者,如《诗经》、《庄子》、《史记》、《文选》和美耳尔之《伊里亚及阿顿社》、但丁之《神剧》、格代(歌德)之《否斯脱》等是。”详见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史教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39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1]此类性质讲义甚多,如陈平原教授所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即收录有林传甲《中图文学史》、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及吴梅《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朱、吴之作明显以传统诗文为讲授重点。此外如曾松乔《中国文学史》(泰东书局,1915年10月)、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8月)、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11月)、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9月)、张雪蕾《中国文学史表解》(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9月)等.大体相类。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
    [3]黄节:《黄节诗学诗律讲义》,6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2月。
    [4]范况《中国诗学通论》,1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
    [5]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1页,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7月。
    [1]1991年,《中国诗学》在其创刊《宣言》中原列举四项研究内容,即(1)诗学;(2)诗史;(3)诗学史;(4)中外诗学比较。自第二辑起,考虑到学科自身内涵、外延的明析和周密性,又增加“诗学文献学”一项。参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蒋寅:《<中国诗学>十二年履痕》,《学术界》2001年第2期。
    [2]傅璇琮、许逸民、王学泰、董乃斌、吴小林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凡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3]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一文即指出,“现代的中国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并逐步形成自己重视文献研究的传统。”有关20世纪初的诗学文献整理,参见该文第一节。见氏著《学术的年轮》,92-10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3月.
    [4]张荫麟《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文指出:“吾人以为整理过去之中国文学,当从下列三方面入手.(一)作品之阐明,即主要作品之校勘注释、鉴别真伪、考定时代及评判价值是也:(二)作者之阐明,即文学家传记之精细研究是也;(三)文学与时代之交互影响之研究。若夫文体之源流,文家之派别,又其次要者矣.”该文原题《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刊载于《大公报》1928年2月27日。引自李洪岩编:《素痴集》,95—96,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5]刘师培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即指出,“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做文学史)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其所谓“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包括“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遮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左庵外集》卷十三,《刘申叔遗书》,165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另见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105-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6]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上册,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汪辟疆:《汪辟疆文集》,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总集”提要。
    [1]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即提出,尽管其时仍存在“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的“成见”,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资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从而“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诗言志辨》,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3]韦勒克:《文学理论》,3页。
    [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5页,商务印书馆,1926年11月。
    [2]《书评:<古史辨>第四册》,转引自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学海》2005年第1期.此语原就当日“北平学术界”而言,此处仅借指一种现象的存在。
    [3]凡:《书评:<清华文史周刊专号>》,转引自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文。
    [4]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诗经编上》第3卷,214页。
    [5]王瑶:《念朱自清先生》,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38-41页,三联书店,1987年7月。
    [1]胡晓明师:《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收入《诗与文化心灵》,385-387页。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诗经编上”和第4卷“诗经编下”。
    [3]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
    [4]王瑶在《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1954年11月)一文中批评道,“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前,在古典文学、历史、哲学等各方面学术研究部门,除去少数进步的学术工作者以外,胡适的影响面是相当广的。我们如果查看一下解放前出版的各种学术性刊物的内容,就知道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考据性质的文字。”,《王瑶全集》第二卷,4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王瑶:《论考据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1956年3月).《王瑶全集》第二卷,472页。
    [2]除上揭二文外,另见王瑶《论考据学》(1950年2月),《王瑶全集》第二卷,442-455页.
    [3]傅璇琮:《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369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
    [4]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日文译文刊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28期(2002年12月),中文发表于逢甲大学中文系主编《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
    [1]朱光潜:《诗论》,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此类观点不一而足,参见朱立元、张旭曙《<诗论>导读》,《诗论》,44-46页。
    [3]转引自胡晓明师《真诗的现代性——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一文,《诗与文化心灵》,437页。
    [4]胡晓明师《真诗的现代性——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一文,对朱光潜此一被遮蔽的面相论析甚详。该文原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收入《诗与文化心灵》,428-441页。
    [1]钱钟书:《谈中国诗》,“钱钟书集”《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161-162页。
    [2]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序”,1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
    [3]参见章国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范式转换”(代序)》,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另见郑海瑶、陈引弛:《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丹纳的<艺术哲学>》,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
    [4]如茅盾在上世纪20年代即曾宣称:“我现在最信仰丹纳的纯客观的批评法,此法虽有缺点,然而是正当的方法。”转引自郑海瑶、陈引弛:《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丹纳的<艺术哲学>》,4页。另见傅璇琮教授上世纪70年代末所撰名作《唐代诗人丛考·前言》,1-3页,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一版。
    [5]参见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第十六章,242-259,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许龙:《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第一章,72-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
    [1]转引自陆宗达:《训诂简论》,2页,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2002年1月。
    [2]韦勒克:《文学理论》,12页。
    [3]转引自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陈垣:《校勘学释例》,7页.中华书局,2004年7月。
    [4]韦勒克:《文学理论》,53、57页。
    [5](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白公咏史”.转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108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
    [1]韦勒克:《文学理论》,73页。
    [2]参见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第二章“训诂学的诠释学意蕴”,32-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0月。
    [3]此点详见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陈垣:《校勘学释例》,6-7页。
    [4]参见汪少华:《自居易<琵琶行>“水下滩”训释平议》,《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商务印书馆,2003.今收入氏著《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另加一“再讨论”,205-236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9月。
    [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4页。有关此联版本异同,可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696-6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963-964页,中华书局,2006年7月。
    [6]各本大略参见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84-85、105-106页,中华书局,1990年7月。
    [1]转引自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5页。另见(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集部·总集类”“唐贤三昧集”条,595页,中华书局2006年9月二版。
    [2]“审文例”问题,见郭在贻《训诂学》,63-68页,中华书局,2005年9月:陆宗达《训诂简论>,71-74页。
    [3]以上蒋、郭、景三说均转引自汪少华教授《白居易〈琵琶行〉“水下滩”训释平议》一文,特此说明。
    [4]《文心雕龙·炼字》即曰:“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不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该文所举陈思王之感叹的例子,更是典型一例——曹植离扬雄、司马相如可谓近矣,然犹有“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之慨,何况千载而下。
    [1]参见汪少华《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第一讲“一、《静夜思》《长十行》‘床':不是榻、井栏、几案或胡床、绳床”所提到的研究现状及论析,2-23页。
    [2]胡适:《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4·胡适文存三集》,270-271页。
    [3]据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文前小序,上世纪20年代涵芬楼曾据瞿氏藏本影照,后毁于一·二八战火。《岑仲勉史学论文集》27页。
    [4]胡适之文发表后,曾引起其时任职浙江图书馆的古籍版本学家单不庵的高度兴趣,二者曾多次通信讨论此一问题,这些信函均发表于1928年8月《浙江图书馆报》2卷,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胡适1928年5月12日致单函指出,“《全唐文》的《白集》出于一个很好的古本,其本远胜日本本与瞿藏宋本。”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4·胡适文存三集》,277页。而认为《全唐诗》亦出康熙古本,已见前引文。
    [1]宋红《(琵琶行)“冰下难”有版本根据》,《光明日报》1983年12月6日,转引自汪少华《白居易<琵琶行>“水下滩”训释平议》。
    [2]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岑仲勉史学论文集》,52页。
    [3]田晓菲:《尘几录——惆渊明与手抄本文化》,3页。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5-57页。
    [2]《赠李十二》与《琵琶歌》之系年,参见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89、375-378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六章·古题乐府》:“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309页。
    [4]陈垣:《校勘学释例》,133页。
    [1](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161页。
    [1]托马斯·库恩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中指出,广大科学家、社会学家和许多科学史家对识别“科学共同体”存在一种共有的直觉观念,即“直观的看,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习见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范岱年、纪树立译:《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288-2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2]参见《史料、视角和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一文中董乃斌、赵昌平的评价。另见《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77-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3]陈尚君、刘明浩:《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原刊《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另收入《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代序',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
    [1]陈尚君、黄阳兴:《辨彰学术、考镜源流——陈尚君教授访谈录》,《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期。
    [2]傅璇琮:《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3]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唐代文学丛考》,282-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4]汪涌豪:《陈尚君先生唐五代文史研究历程追记》,《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傅璇琮:《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1]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唐代文学丛考》,482-492页。
    [2]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32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
    [3]陈尚君:《<全唐诗>误收诗考》,《唐代文学丛考》,60、2页。
    [4]此十条凡例分别为:“唐以前作者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唐以前作者诗误归唐人名下而收入者”、“隋唐之际作者在隋代所作诗”、“宋及宋以后人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宋人姓名与唐人相同而误收其诗为唐人诗”、“宋初人误作唐末五代人收入者”、“由五代入宋者入宋后所作诗”、“宋及宋以后人诗误作唐五代人诗收入者”、“仙鬼之诗必出于宋及宋以后人之手者”、“宋及宋以后人托名唐五代人(仙)所作诗”。
    [5]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唐代文学丛考》,484页。
    [6]如《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所收《<全唐诗补编>以外新见唐五代逸诗辑存》、《日本汉籍中的唐代文学文献》、《唐代与翰林学士有关的两种诗歌总集考释》、《崔致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中的唐人逸诗》、《<祖堂集>与唐诗研究》、《长沙窑唐诗书后》等文。
    [1]陈尚君:《中国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131-132页。
    [2]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校后记》,《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85页。
    [3]陈尚君:《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如谈及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一书不足时指出,该书对前人有关唐前和唐人佚书辑本的忽略,对所收辑本佚文以及残本的挂漏,对佚文细节如作者、篇次、出处、时代等史实的讹误遗漏等。另如评述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在收书品种、底本和参校本选用,以及辑佚、校勘、考订方面的成绩:强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对考订唐诗系年、弄清诗作本事及诗中内蕴,深入理解诗意及作者艺术成就的价值;突出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诗考》对重出清理之彻底和文献征引之详切两方面的特点;对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存汇校众本、备征书目、细致校笺等学术特质的提炼,对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在搜罗、体例特别是校录、考辨方面成绩的例析等,均可见其着眼点与视角所在。参见《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中《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傅璇琮主编<唐史研究集成>》、《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文。
    [5]陈尚君:《<全宋文>的编纂难度与学术成就》,《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114页。
    [1]卞伯耕:《怀念陈寅恪先生》.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97页。
    [2]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前言》,4页。
    [3]略如《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对岑氏《续贞石证史·王之涣志》这一学术发现的充分肯定及王氏事迹之补证;《崔颢考》对岑仲勉《跋<唐摭言>》所考《全唐文》所收题署崔颢的《荐齐秀才书》一文之伪的引证;《常建考》据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对王昌龄《为张债赠阎使臣》诗题债为偾讹的考辨意见,考订此诗系龙标贬官龙标尉时所作,进而考论王昌龄与常建之关系。《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的真伪考辨》虽指出岑氏《读<全唐诗>札记》据戴叔伦《吊畅当》诗考订戴之卒年与畅当之升迁,实为误信此诗为戴所作,但岑、傅文字之关联于此可见。此类例子实多,不备举。以上详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61页、75页、88-89页、393页。
    ④傅璇琮:《<庸代诗人丛考>摭谈》,《唐代诗人丛考》,551页。
    [5]如茅盾在上世纪20年代即曾宣称:“我现在最信仰丹纳的纯客观的批评法,此法虽有缺点,然而是正当的方法。”转引自郑海瑶、陈引弛:《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丹纳的<艺术哲学>》,4页。
    [1]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岑仲勉史学论文集》,477页。
    [2]傅璇琮:《唐代诗人从考摭谈》,《府代诗人丛考》,555页、554页。
    [3]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44-47页。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53-55页。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19页、28页、31页、39页、76-77页、92-93页、341-342页、355页。
    [2]此一语系罗宗强先生在《唐诗论学丛稿·序》对傅氏学术特点的赅括。见傅璇琮著《唐诗论学丛稿》,1-2页,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
    [3]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二版。
    [4]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唐代文史论丛及其他》,3页.另参见氏著《唐翰林学士传论·前言》2页,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
    [5]罗宗强:《唐诗论学丛稿·序》,傅璇琮著《唐诗论学丛稿》,2页。
    [6]参见罗宗强:《唐诗论学丛稿·序》.傅璇琮著《唐诗论学丛稿》,1-2页。此后,接续、发挥罗先生此说以论评傅璇琮教授之学术者甚多,如刘石《实学研究与文化探索——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思想》、张仲谋《试论文化学的批评方法——读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沉思——傅璇琮先生学术思想论略》(《阴山学刊》,2000年第3期)等,前二文参见徐季子主编:《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
    [7]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原载《中国文化》创刊号),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206-212页。
    [1]董乃斌、赵昌平、陈尚君:《史料、视角和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
    [2]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前言》,4页。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67-70页、368-372页、460-461页、465-466页。
    [2]林毓生:《试图贯通热烈与冷静之间——略述我的治学缘起(代序)》,《热烈与冷静》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3]高阳:《白日当天三月半》,《高阳说诗》,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1]据清人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载,稽留山民金冬心有倚马可待之才,引以为例的即其戏拟元人咏平山堂诗句——“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见《笔记小说大观》(十二,第二十四、二十五册合订本),293页,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3月.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批评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见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下册),729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新一版。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唐诗绝句误字”条提到,“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见王仲铺笺证:《升庵诗话笺证》.1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
    [2]梁宗岱:《论诗》,《诗与真》,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
    [1]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_十略》“总序”,3、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2]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3页,中华书局,1986年9月。
    [1]罗进主编、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羊城杏坛忆旧》(《广州文史》第五十二辑),36页。
    [1]陈寅恪:《寒柳堂集》,162-163页,三联书店,2001年4月。
    [2]吴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原典:黄侃刘师培卷》,7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3]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近现代部分)》,262页,北京师院出版社,1992年7月。
    [1]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15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二章“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
    [2]参见关枫总丰编,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172-17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
    [1]李(?)(1910-1996),字劲庵,号(?)斋,李文田之孙。
    [1]陈受赜(1899--1978),广东番禺人,曾历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后赴海外,著有《中国文学史略》(英文)等。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0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亦指出:“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之外,还有相交结合,这即是元史地理的考证。”288页。三联书店,2007年2月。
    [1]冯承均:《西突厥史料·序》(1932年1月25日),中华书局,1958年12月。
    [1]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氏族略》,1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2](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林宝“序”,1页,中华书局,1994年5月.
    [3]参见(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林宝序、王涯序、孙星衍序、洪莹序、岑仲勉自序及再序,1-94页;另参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第九章,235-2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陈尚君:《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536-547页)、《隋唐五代文学与历史文献》(《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5期,后收入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通论·隋唐五代卷》“下编第二章”,519-53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1]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九”,32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
    [1]孟宪钧《近代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周叔(?)》:“1936年7月,周叔(?)先生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日:《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沈涛字西雍,清浙江嘉兴人,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十经斋文集》、《柴辟亭诗集》、《匏庐诗话》、《说文古本考》、《常山贞石志》、《铜熨斗斋随笔》、《交翠轩笔记》、《论语孔注辨伪》、《洛州倡和词》、《瑟榭丛谈》等,以上各书均有道光刻本,但传本皆稀,原本难得一见。周叔(?)先生的挚友劳健(字笃文)浙江相乡人,劳氏与嘉兴沈氏有姻亲关系,劳氏发愿刊刻沈氏遗著。以广流传。周叔(?)先生出于对老友的友谊之情,乃出资刊刻了这部《十经斋遗集》。《十经斋遗集》包括《柴辟亭诗二集》、《十经斋文二集》、《九曲渔庄词》、《柴辟亭读书记》、《易音补遗》、《绛云搂印拓本题辞)等,这些均为未刊稿本,此刻当为第一次刊布.”《收藏家》1998年第2期。另据《浙江通志》载:沈涛(约1792--1855),原名尔政,字西雍,号匏庐,嘉兴人。清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任如皋知县、正定府知府等职。转任江西道员,署盐法、粮储两道。咸丰三年(1853)初,太平军包围南昌,沈涛随江西巡抚张芾固守49天,围解后,授福建兴泉永道员.未到任,改发江苏,病殁泰州。沈涛幼有神童之称,曾从文字学家段玉裁游,生平学尚考订,兼嗜金石,著述精湛。与归安吴云最相契,赏鉴所获,辄绘图征诗唱和成帙。著作有《十经斋文集》4卷、《柴辟亭诗集》4卷、《匏庐诗话》3卷、《交翠轩笔谈》4卷、《铜熨斗斋随笔》8卷、《说文古本考》14卷、《常山贞石志》24卷、《论语孔注辨讹》2卷,并传于世。
    [2](清)陈毅所撰《魏书官氏志疏证》一卷,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魏书之部,另见于《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北京出版社,2000。
    [1]岑仲勉:《广韵姓氏辑校》,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11-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2]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12页。
    [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12-118页。
    [2]见傅斯年1947和1948年史语所工作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69、59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1]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35页。
    [1]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36页。
    [1]钱仲联等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读全唐文札记》”,445-44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9月。
    [1]钱仲联等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读全唐文札记》”,44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9月。
    [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37页。
    [2]关枫总主编,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166页。
    [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50页。
    [2]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569页。
    [1]谢保成、赖长扬、田人隆编《中国史书目提要(1949.10—1966.5)》,93-9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101、107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
    [1]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205页,民族出版社,1990。
    [1]王仲荦《关于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学原》二卷七期,95页,1948年11月。
    [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十册),7159页,辽沈出版社,1993年10月。
    [2]岑仲勉:《隋唐史》“出版说明”,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12月。
    [3]谢保成、赖长扬、田人隆编《中国史书目提要(1949·10—1966·5)》,9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学术研究》(原《理论与实践》)1959年4期,11页。
    [1]此文末注曰,“原刊《圣心》第二期(一九三二年广州)”。据陈《目》,“二期”实为一期。《中外史地考证》(上)339页。
    [1]以上八类名称系撮述岑仲勉先生所言而成。笔者按其所述略作分类,或未尽准确。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页。
    [2]《中外史地考证·前言》,第7页。
    [3](唐)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4](宋)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页。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第3页。
    [2]《通志·总序》:“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总序”.第3页。《文献通考·自序》: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马端临《文献通考》,3页。
    [3]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1948)回忆道:“先君留心经世之学.旧政书如《三通》等,皆丹黄并下。小子志学之岁,文义稍通,窃尝摩挲手泽而未有得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6页。师长傅杰教授曾提醒,既然岑氏自言“未有得”,则所谓其深受“三通”影响是否还能如笔者所言是“一定”的。笔者揣摩岑氏此处所说,有推重其尊人学术之意,加之系回忆少年时之问学状况,故用语歉抑。从其此后很多著述来看,岑氏对“三通”是非常重视的。
    [4](唐)刘知几:《史通》,第34、36页。
    [5]参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版)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1页。
    [6]此一问题,笔者另有《<元和姓纂>校雠与岑仲勉的唐诗文献考据》一文予以讨论,此处不赘述。
    [7]《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第324页。
    [1]岑仲勉对唐高宗时许敬宗等奉敕纂修《西域图志》另有考述,详见《中外史地考证·西域记》(上),第297-298页。
    [2]据《通鉴》唐纪二十七“开元五年”(717)条载: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3]《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第324-325页。
    [4]《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第327页。
    [1](宋)王溥:《唐会要》,1797页,中华书局,1955年6月。
    [1]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订·前言》(上),第3页。
    [2]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3]《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第115、133-134页。
    [4]笔者案:据《晋书》卷九七《四夷列传·南蛮传》,《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列传》,《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可知扶南王范蔓为三国吴时人。
    [5]《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第116-117、133页。
    [1]《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第149页。
    [1]1933年12月初,载有长文《<水经注>卷一笺校》的《圣心》2期出版后,岑仲勉即将杂志邮寄给陈垣。陈垣不仅于12月20日致函岑仲勉,对其奖誉有加,且赠送其佐成论证的有关研究资料,更将杂志分致陈寅恪、胡适等学者,均获赞誉。岑仲勉1934年1月22日回函陈垣称:“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惠于文襄手迹乙册,已拜领并谢。内有涉《水经注》者二条,似足证实东原之攘窃公案也。”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8页。姜伯勤《岑仲勉先生学记》也提到:“陈垣先生奖誉仲勉先生的信今已不见。但当年读过这些信的圣心中学同事马国维先生,后来曾在香港出版物中回忆道:陈垣先生《遂亲笔致书于岑,其大意则云:寄来圣心校刊……得见尊著……考证明确而精审,珠江流域有此出类拔萃之学人,真可为吾乡扬眉吐气'。”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第2页。另胡适1944年2月13日复王重民函也提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满人意处。他对戴氏先存成见,故往往作过甚之贬辞,……岑校本误信“全校本”为真,与杨守敬同。”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2]《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上),第5页。
    [3]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中外史地考证》(上),第229-230页。
    [1]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中外史地考证》(上),第209页.
    [2]《佛游天竺记》,一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高僧法显传》,抑或简称《法显传》。系东晋释法显(约337—约422)记述其西行求法十四年间所见所闻而成,广泛涉及西土地理物候、民风人情、文化历史,为我国现存最早有关南亚及南洋地区的确切记录,是历来研究西土地理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清人丁谦曾作《佛国记地理考证》、日本足立喜六作《法显传考证》、贺昌群也撰有《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等书。详见关枫总主编,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3页.
    [3]清代乾隆年间由军机大臣傅恒主持纂修的《西域图志》,虽采辑前人不少实测资料而成,但却较少关注到地理因素的准确度.郭丽萍在《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书中《西域全图》等地图,既无经纬坐标,也不讲比例尺,更不像《内府舆图》采取经纬相交的标识法,图中的山川城池只是被置于大约的相对位置上。这样的舆图也只是个示意图。”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32页。
    [4]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中外史地考证》(下),第741-742页。
    [5]《括地志》,又名《魏王泰坤元录》、《贞观地记》、《贞观地志》、《魏王地记》、《括地象》等,系一部唐及唐以前地理总志。唐魏王李泰主修,萧德言等撰,正文550卷,序略5卷。始纂于贞观十二年(638),十五年(一说十六年)成书.《序略》部分,概述历代政区地理,本于《贞双十三年大簿》所规定都督府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故老旧闻,于正文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兼记山川河渠、风俗物产、人物古迹等故实,对《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诸书编纂有较大影响。原书于南宋后散佚,清人先后有九种揖本,而以孙星衍《括地志辑本》八卷较为通行,收入《岱南阁丛书》、《正觉楼丛书》、《槐庐丛书》。今人贺次君在孙氏辑本基础上撰成《括地忠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见关枫总主编,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第248页。
    [6]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519、521页。
    [1]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561页。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8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
    [2]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原载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页10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原载《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23日,《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110-113,《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
    [2]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致徐复观》(1953年9月26日),页14,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1月。
    [3]胡适晚年在谈到杜威思想对他的影响时提到,“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很据证据的探讨,[无(?)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头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页9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107。
    [2]如胡适1926年7月曾讲到,“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见《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页187,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34、页47-48。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页176,《饮冰室合集》第10册。
    [1]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附录,页248,中华书局,1980年12月。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页17,《饮冰室合集》第12册。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页92-93。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70、页47-48、页14。
    [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页161-163,《书伯作品集》(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113-114。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转集之九十九》,页12。
    [3]分别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页9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45-46。
    [1]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3、页4、页5-6。
    [2]梁启超:《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饮冰室文集之四十》,页2-5,《饮冰室合集》第5册。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113。
    [4]梁启超:《历史统计学》,《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70。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47。
    [1]关于乾嘉学人崇古守经、以及妄改古书两方面的弊病,分别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页301-304、页309-3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78。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113。
    [4]梁扁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页16。
    [1]粱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6-7。
    [2]关于粱启超欧游之后的文化反思,可参见耿云志《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李喜所《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等文。见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111。
    [4]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九“内篇·核才第三十一”,页2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
    [5]《新唐书》卷一四五·列传第五十七:“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木便)(木冉)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清章学诚后在刘知几“三长”说的基础上加入“史德”,是为“四长”说。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页13-24。
    [2]陈平原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即提到这一点。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附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会议录音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回忆,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学校演讲《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开场白只有两句,前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紧接着的后一句是“可是也有一点喽!”。可见梁启超对学问的自信。参见《追忆梁启超》页310-311。另外,梁启超在1921年所写的《外交欤?内政欤?》中也说到:“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七》,页59,《饮冰室合集》第4册。
    [4]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八》,页50,《饮冰室合集》第5册。
    [5]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页67。
    [6]梁启超:《陶渊明》,《饮冰室专集之九十六》,页1-21,《饮冰室合集》第12册。
    [1]粱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七》,页70-140.
    [2]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见《追忆梁启超》,页108。
    [3]如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即用“尊德性”与“道问学”二分的描述方式将他与王国维区隔开.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参见《追忆梁启超》,页383-384.
    [4]古史地理学家童书业1946年12月13日即在上海《益世报·史苑》上发表《新汉学与新宋学》,后人对“新宋学”多有关注,而“新汉学”则一直不太受人重视。此文后收入《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页777-780,中华书局.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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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仲荦:《关于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学原》2卷7期,1949
    5、胡适:《校记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影印稿)》,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合肥:黄山书社1994
    6、贺昌群:《读<隋唐史>》,收入氏著《贺昌群文集第3卷 文论及其它》,第525-5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周连宽:《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
    8、朱杰勤:《岑仲勉先生对西域史地的研究——岑著<汉书西域传史地考释>校后记》,《史学史研究》1979年第5期
    9、周夷:《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总第15辑)
    10、(日)梗一雄著、袁林译:《<汉书·西域传>的研究——以呼尔威斯和岑仲勉两人最近成果为中心》,《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11、黄盛璋:《<黄河变迁史>中有关黄河源问题答岑仲勉》,收入氏著《历史地理论集》,第316-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耿元瑞、赵从仁:《岑仲勉<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辨》,《唐代文学论丛》第四辑,第157-16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13、江建中:《<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岑仲勉著)》,《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5),第257-25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4、傅乐成:《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意见之比较研究》,收入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史论集》,第57-63页,台北:学生书局1985
    15、谢仰虞:《隋统一岭南年代考辨——岑仲勉<隋书求是>读后记》,《岭南文史》1985年1期
    16、靳生禾:《<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兼评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4期
    17、朱金城:《唐代文史资料的拓荒者——纪念岑仲勉先生》,《读书》1986年第12期
    18、郁贤皓、陶敏:《<元和姓纂四校记>(?)正》,《文教资料》1989年第5期;另收入氏著《唐风馆杂稿》,第146-162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19、程奇立:《元和制举案辩正——兼与岑仲勉、傅璇琮先生商榷》,《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20、陶敏:《<唐人行第录>正补拾遗》,《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21、朱金城:《<岑仲勉史学论文集>读后》,《书品》1991年第4期
    22、郁贤皓:《<元和姓纂>整理记感》,《书品》1994年第4期;另收入氏著《唐风馆杂稿》,第135-145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23、尹楚彬:《<唐史余渖>“前乡贡进士”条释疑》,《文献》1997年第1期
    24、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补正(左司郎中、员外郎部分)》,《文教资料》1997年第3期
    25、秦彦士:《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商榷》,收入氏著《墨子考论》,第76-130 页,“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成都:巴蜀书社2002
    26、吴浩:《<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增补》,《国学研究》第12卷(《国学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另刊《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7、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唐研究》第10卷(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8、荣新江:《岑仲勉著作集(书评)》,《唐研究》第10卷(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9、张继海:《<黄河变迁史>与岑仲勉的经世思想》,《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1期
    30、沈颂金:《岑仲勉的隋唐史研究》,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第四章第一节第三小节,第261-27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1、蔡鸿生:《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的学术风格》,《暨南学报》2005年第4期
    32、蔡鸿生:《康乐园“二老”》,收入氏著《学境》,第21-3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33、宋社洪:《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2期
    1、古太史:《岑仲勉教授的遗著》,《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
    2、《岑仲勉教授的遗著》,《文汇报》(上海)1962年1月14日
    3、洪素野:《岑仲勉误记尚让后事》,《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
    4、张继海:《“岑仲勉著作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6期
    5、《广州高等院校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学术研究》1958年第12期
    6、《广东史学会大力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学术研究》1959年第4期
    1、(日)花房英树:《关于岑仲勉先生的白氏长庆集研究》,1956。
    2、(日)河野通博:《黄河河道之变迁——岑仲勉氏之新说汇编》,60年代初。①
    1、(后晋)刘煦:《旧唐书》(全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全二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清)彭定求等纂修:《全唐诗》(增订本,全十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
    4、(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全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
    6、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
    7、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全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全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清)劳格、赵钺著:《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清)劳格、赵钺著:《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清)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宋)计有功著:《唐诗纪事》(新一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宋)计有功著、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全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5
    16、(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8、(梁)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9、(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全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0、(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1、(清)袁枚撰:《随园诗话》(全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二版
    22、(民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23、(民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全2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燕京学报》(全1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3、《学原》(第1-2卷)
    4、《东方杂志》(第1-32卷)
    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
    陈伯海主编:《唐诗学史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陈其泰主编:(20世纪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陈尚君:《陈尚君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陈世骧:《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2004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程千帆:《俭腹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程千帆:《校雠广义·校勘篇》,济南:齐鲁书社1998
    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邓小军:《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董乃斌等:《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傅杰编:《20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上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4
    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全四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高阳:《高阳杂文》,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高阳:《高阳说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龚鹏程:《诗史本色与妙悟》,台北:学生书局1986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1
    郭沫若:《郭洙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郭英德、尚永亮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
    郭在贻:《训诂学》(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
    韩经太:《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北京:中华书局2006
    胡晓明:《文化的认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黄节:《诗学诗律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黄节:《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
    黄霖主编、羊列荣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
    黄霖主编、黄念然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
    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黄永年:《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
    黄永年:《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黄永年:《学苑零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黄永年:《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
    黄永武:《中国诗学·考据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7
    蒋寅:《学术的年轮》,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_二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3
    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北京:三联书店2008
    刘衍文、刘永翔:《古典文学鉴赏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刘衍文:《寄庐茶座》,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刘永翔:《蓬山舟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
    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论著集目》(增订再版),台北:学生书局1979
    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
    罗志田:《国学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
    莫砺锋:《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北京:中华书局,2005
    浦汀清:《无涯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二版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
    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二版
    任嘉禾:《考据学新探》,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
    宋志明等:《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
    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87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万曼:《万曼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北京:中华书局2003新一版
    王钒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王叔岷:《(?)雠学·(?)雠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王元化:《文献雕龙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北京:三联书店2004
    《文学遗产》编辑部编:《学境——20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吴在庆:《增补店五代文史丛考》,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11月
    项楚:《柱马屋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徐有富主编、程千帆校阅:《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颜廷亮、赵以武主编:《<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杨念群:《东西方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易兰:《兰克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
    郁贤皓:《唐风馆杂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张舜徽:《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张荫麟著、李洪岩编选:《素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张忠纲等:《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周策纵著、钱文忠编:《弃园文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
    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周勋初:《馀波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朱东润:《诗三百首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朱希祖著、周文玖编选:《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全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法)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英)波普尔著、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法)达维德·方丹著、陈静译:《诗学:文学形式通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德)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美)厄尔·迈纳著,王宇根、宋伟杰等译:《比较诗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美)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美)恩斯特·卡西尔著、关子尹译:《人文科学的逻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美)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耀译、武菲校:《唐诗的魅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美)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
    (德)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全二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著,郭乙瑶、王楠、姜小卫等译:《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法)朗松著,(美)昂利·拜尔编,徐继曾译:《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美)雷内·韦勒克著、张金言译:《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美)刘若愚著,赵帆声、周领顺、王周若龄译:《中国诗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美)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德)马克思·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8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美)希拉里·普特南、应奇译:《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
    (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二版
    1、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
    2、董恩强:《新考据学派:学术与思想(1919—1949)》,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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