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1976-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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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名："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 As the Thoughts of Arts (1976-1984) 作者：王琼 论文级别：博士 学科专业名称：文学与传媒 中文关键词：“伤痕文学”思潮 ; 历史创伤 ; 愈合机制 ; 意识形态 ; 异质 ; 共谋 英文关键词：the thoughts of "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 ; history scar ; the healing mechanism ; ideology ; conspiracy ; heterogeneity 学位年度：2009 导师：陈子善 学科代码：050106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提交日期：2009-04-01 答辩委员会主席：蔡翔

摘要

本文带着今天的文化政治语境中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通过“重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史/思想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越过那些覆盖在文学史/思想史表面的宏大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思想变迁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对文革后的思想文化变迁进行梳理，展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重新将文学史现象问题化，力图找到一些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有启示作用的文化资源；着力从思想史/文学史方面入手，探讨文革后“早春文坛”的“社会危机治理”在“创伤抚平”方面的文化/文学“行动”，以及与此“行动”相关的种种问题和理论法则；从文学与政治、历史、文学批评、哲学、理论等等的互动中，勾勒出自我与民族的精神发展史和意识形态史。
     本文第一章考察“伤痕文学”思潮与“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追溯“伤痕文学”思潮作为新的现代性的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编码功能，呈现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交叠纠缠的复杂关系。
     第二章通过重构历史语境，还原“歌德”与“缺德”论争的历史现场，梳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对一些经典文本追认史和文本内外共谋与异质因素的分析，揭示“伤痕文学”文本内外隐含的话语竞争和权力机制。
     第三章讲述了各种“伤痕文学”文本及其周边文本的命运、围绕这些文本周边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调整，透析新的文化/文学等级制的建立过程，阐述新意识形态的“愈合机制”强大的治愈功能。
     第四章展示“伤痕文学”思潮式微的内耗和外控因素，分析其与其他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从而与现行的生产文学史的常规方式和进程进行对话。
     “伤痕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式微的整个过程也是文革伤痕在文学史/思想史上被意识形态强大的愈合功能“治疗”乃至“治愈”的过程。这种同构性预示着，讲出了“伤痕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史，以及在其发生发展史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各种文本及其周边文本的命运，就在隐喻层面讲出了一个文革伤痕“愈合”的故事。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in today's cultural and politicalcontext,through the“return”to the literature or the thoughts history scene in the end ofthe 70s and the beginning of 8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the social background、atmosphere and mood, this dissertation wants to cross over thegrand ideological rhetoric of the surface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r history of thethoughts, and achieve m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real changing situation of theliterature and the thoughts in that period. The dissertation shows the diversity andrichness of literature in the end of the 7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80s of the 20th century,through sorting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fter the Great CulturalRevolution. This papers tries to find the cultural resources that will promote today's socialdevelopment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phenomenon, focuses on the aspectsof the history of the thoughts or literature, explores the cultural or literary“action" andvarious theories laws of“social crisis governance”about the“healing the wounds ofhistory”in the“early spring”literary scene after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dissertation also tries to sketc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 andideological history from interaction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history、literary criticism、philosophy、theory and so on.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explore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oughts of“Hurts GenerationLiterature”and“the Tian An Men Poetry Movement”、“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Movement”, retrospects the ideological code function as the new modernity historicalnarration of the thoughts of“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 presents complex overlaps and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comb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concept as the thoughts of“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 through restructuring histor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ndreturning to original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disaccord named“Praises”and“LackingVirtue”. This part reveals the discourse competition and the authority mechanism inside and outside some classical text, through the history analysis of subsequent confirmationto some classical text and the depiction of the conspiracy and heterogeneity factor to thenew ideology in“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works.
     The third chapter narrates the destiny of all kinds of“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works, deeply analyzes conflict and the adjustment among Various Power around thesetext and peripheral text, elaborately describes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the newculture or literature rank system, and states the formidable cure function of“the healingmechanism”of the new ideology.
     The fourth chapter demonstrates the internal friction and outside control factors aboutthe decline of the thoughts of“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 depicts the relationsbetween the thoughts of“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and the other literature thoughts,in order to dialog with the present conventional production way and process of literaryhistory.
     The entire occurrence、development and decline process of the thoughts of“HurtsGeneration Literature”is also the process of the“treatment”and even the“cure”of the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car by ideological formidable healing function in the historyof the literature or thoughts. This kind of isomorphism indicates that, if this dissertationpoints out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attern of the thoughts of“Hurts GenerationLiterature”and the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Power and the destiny of the Various text andthe peripheral text, it has mirrored a story about the“cure”of the Great CulturalRevolution scar in the metaphor plane.

引文

①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45页，甘阳编，何高潮等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红旗》，1980年12月13日。
    ③约翰·赫西描述，他对他在中国遇到的许多老年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光明前途的忠诚的热望”而不是苦恼感到吃惊。见《回故乡漫谈》，第3篇，载《纽约人》，第61页，1982年5月24日。反应这类情感的个人报道有乐黛和韦克曼的《走向暴风雨》。当然，不同利益群体的公众的情绪还是有差别的，费正清详细分析了在八十年代初城市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的情绪和生活方式，在此不再赘述。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1966—1982)》，第834—8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本文摘自《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②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还说到：“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大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Stylist(英语)，意为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找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Stylist)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③如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鲁迅写到：“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足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本文摘自《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④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本文摘自《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⑤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第6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①黄子平：《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引自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15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在此文的第五部分《大喝一声：“你有病呀!”》，黄子平对鲁迅的这种精神特质有更为详尽的分析。他指出：“鲁迅的逻辑是一个彻底的自我缠绕的逻辑：一个在思想和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诊断既不易，又如何奢言治疗呢?如果病因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内部，身处其中的拥有同样精神资源的个人，又如何能喊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声音呢?答案是：他不能，除非他疯了。但既然他“疯”了，他对事实真相的洞察和了解就无法传达给‘正常人’。在正常人的健康世界里，必须加以疗救的恰恰是这个‘疯子’而不是别人。与‘驱邪’病理学总是提供虚假的乐观前景不同，鲁迅思想的内在逻辑提示的正是这深刻的焦虑和绝望。鲁迅进一步考虑‘疗救’问题时，就得出更为沉痛的结论：他的呐喊不过是在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了’里，唤醒几个人，使之死得更痛苦而已。他甚至自认成了替中国的吃人筵席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玩赏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②黄子平和《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一文中提到：“在影响本世纪中国思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中，近代生物学的‘范式’作用最为深远普泛。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给出了一条乐观向上的时间矢线，激励国人在‘天演人择’的所谓‘规律’中救亡图存；将社会、国家、种族等等看作一个健康或病态的有机体的观点，亦与传统文化中的有机自然观一拍即合。既然中国已被视为一‘东亚病夫’，对伟大‘医国手’的回春之术的期待，对种种‘治疗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就在其大前提从不引起疑问的情形下进行。在这样一中历史语境中，‘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从医学界扶得生动形象的比喻。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常被用来极凝练又极丰富地涵括这一类概念。”引自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6页，2001年。他还提到：“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当时争取‘杂文写作’合法性的文章，都在援引鲁迅的同时，使用了大量与‘医学’有关的隐喻。”引自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65页，2001年。
    ③On Metaohore，ed．By Sheldon Sack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1。转引自保罗·利科著，汪堂家译：《活的隐喻》，译者序第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
    ④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第7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①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第74页注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②参见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文艺报》，第27页，1978年第1期。
    ③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第6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④“愈合”使人联想到“和谐社会”之“和谐”一词。“愈合”是医学用语，而“和谐”一词则来自另一领域。据苏珊·桑塔格考证：“在西方医学肇始之时，在古希腊，用来描述身体整体性的那些重要隐喻，都取自于艺术。此类隐喻之一是‘和谐’。”参见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第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在中国，“和”原本是一种乐器，“谐”指音乐的和谐协调。看来，当下中国所用的“和谐社会”一词也是苏珊·桑塔格所谓的政治修辞学上的隐喻。对“和谐”的意义的闸释可以参看王
    能宪：《和谐的意蕴：从“和而不同”到“世界大同”》，《文艺研究》，2007年2月。还可参考曹英的《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①蔡翔在《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上)》(《上海文学》2008年第3期)一文中对“群众”这一概念有所辨析。他指出，固然，在中国的政治文献以及小说叙事中，“群众”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但是要弄清这一概念的明确的内涵和边界，仍然是相当困难的，在很多时候，这一概念显得含混不清。与群众相关的，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所谓的“人民”，这两个概念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又略有区别。在交替使用的时候，这两个概念常常含有“人口”的意思，意即“大多数人”，而区别则在于，“人民”常常相对政治制度而言，最经典的表述当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人民”的定义：“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显然，这一“人民”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同时，它又不是固定的或者本质性的概念，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变动，这可能就是毛泽东的表述中“现阶段”的含义所在。与“人民”相比，“群众”则主要在社会范畴中使用，也即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但是，在“参与”的意义上，“群众”这一概念又是非常政治化的。它含有“大多数人”的意思，但并不等同于“公民”；而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这一概念同样受到“阶级”的制约，但是它又经常溢出“阶级”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之为“统一战线”在社会范畴中的另一表现形式。因此，在“人口”(大多数人)的意义上，它和“人民”一样，构成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依据，而在“参与”这一政治行为的意义上，“群众”却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也即谁可以参与，而后者，恰恰构成了“群众”内部的排斥性机制(这一排斥性机制也相应生产了另一概念，即“革命群众”)。本文所说的“大众”即“民众”、“群众”。
    ②本文中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特定人群或团体所共有的特定的社会意识、价值、信仰、态度乃至行为准则。意识形态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是与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又与危机状态下人们决定利益取舍的特定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参见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175—1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关于“意识形态”这个名词的词源学考察，可参考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一书第175—177页，他详细考察了马克思、列宁、特莱西、卡尔·曼海姆、诺斯、阿尔都塞、泰尔朋、里尔克、葛兰西、密利本德、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概念。
    ③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155—156页，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④[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第64—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①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12月。
    ②王继志：《“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月。
    ③延山、西庭、毅然：《暴露文学的作用和地位》，《山东文艺》，1979年9月。
    ④杜黎均：《论文学的悲愤性和现实主义——从四篇获奖小说看到的》，《北京文艺》，1980年6月。
    ⑤张奇虹：《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6月。
    ⑥周绍华：《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齐鲁学刊》，1988年6月。
    ⑦吴炫、陶文捷：《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社会科学》，2003年3月。
    ⑧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1月。
    ⑨孟繁华：《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电大文科园地》，1985年3月。
    ①李建盛：《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南方文坛》，1996年第1期。
    ②[韩]慎锡赞：《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南方文坛》，1997年6月。
    ③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9月。
    ④毕光明：《从“伤痕”到“反思”——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一》，《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月。
    ⑤宋剑华：《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月。
    ⑥高城英：《从冬季走向春天的文学——论新时期伤痕文学》，《零陵帅专学报》，1995年第2、3、4期。
    ⑦聂茂：《弱者文化的传播途征：生命幻视与精神自疗——伤痕文学的征兆阅读》，《文史博览》，2005年第6期。
    ⑧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在2005年第1期。
    ⑨彭礼贤：《新时期“伤痕文学”潮流》，《井冈山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7月第1期。
    ⑩国丽芸：《被改写的青春文化——重读“伤痕文学”》，《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3月。
    11 刘东玲：《“伤痕文学”再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①华维勇：《对伤痕、反思文学悲剧问题的再认识》，《肇庆学院学报》，2002年2月。
    ②王一川：《“伤痕文学”的三种类型体验》，《文艺研究》，2005年1月。
    ③白敏：《“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
    ④杨正先：《“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之比较研究》，《曲靖师专学报》，1997年3月。
    ⑤胡艳：《集权批判的内在差异——从昆德拉小说再看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在缺陷》，《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10月第5期。
    ⑥柯小刚：《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期。
    ⑦王秀峰：《海峡两岸文革题材文学辨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3期。
    ⑧宁敏：《多重视角观照下的“文革”记忆》，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0月10日。
    ①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5月。
    ②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的历史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
    ③王静：《陈若曦的伤痕记忆》，《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月。
    ④张立国：《中西文化碰撞 传统现代交融——试论陈若曦〈远见〉的文化意蕴》，《东北师大学报(哲礼版)》，1995年第4期。
    ⑤王韬：《寻梦于梦魇——评陈若曦小说集〈尹县长〉》，《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4期。
    ⑥康艳琴：《从维熙“大墙文学”：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反思》，《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⑦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
    ⑧朱家信等编：《刘心武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
    ⑨谢新华：《〈班主任〉不是伤痕文学》，《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3月。
    ⑩徐莹：《“伤痕”的别样书写——读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睛朗〉》，《柳州师专学报》，2004年3月。
    11 李玫：《“问题”之问：“问题孩子”的历史修辞与新时期写作》，《当代文坛》，2004年第1期。
    ①张少茹：《有关〈班主任〉的重新思考》，《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年第9期。
    ②张洁：《论伤痕》，《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③李建立：《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④关于“伤痕文学”研究“技术”层面上的显性与隐性之分，参见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⑤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
    ⑥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⑦何言宏：《“文革”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
    ⑧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⑨程光炜：《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①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②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③贺桂梅：《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80—90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9年第4期。
    ④贺桂梅：《人文学的想像力》，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⑤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⑥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⑦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⑧史静：《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⑨周志强：《话语分裂与文人自我的生成——〈骑兵列传〉与汪曾祺的复出》，《文化与诗学》第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①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杜秀珍：《“伤痕文学”中“人”的展示及其限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6月。
    ③王吉鹏、王丽丽：《论“伤痕文学”中的鲁迅因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④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9月20日。
    ⑤李敏：《叙事与语境——以〈班主任〉和〈伤痕〉中的创伤叙事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①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②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4月。
    ⑤关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参看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9月。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何言宏在其《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一书的引论中也有详细的论述。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①程光炜、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重返八十年代”栏目的《主持人的话》一文中提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最为今天的研究者熟悉的阶段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不仅仅因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知识与文学理解大都孕育和成型于80年代。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源于九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在这一视阈中，‘八十年代’已经不再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一段既亲切又真实的‘历史’，而是一个以‘文学’与‘历史’为名的现代性建构。‘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它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与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
    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78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
    ③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①关于这一研究思路，贺桂梅在《“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参见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选自《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5页，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2页，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第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⑤罗岗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所谓‘读出文本’是指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本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但仅有这步是不够的，所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种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仔细地观察它们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及文本对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它们发挥了何种的作用……由于文学文本特有的复杂性，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解读过程中它的生产性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不仅不太可能沦为某种既定‘理论’、‘学说’和‘知识’的注脚，反而能够以具体可感的图景反省、质疑乃至抵抗既定的‘理论’、‘学说’和‘知识’。”参见罗岗：《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①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第27页，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
    ③[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①潘凯雄：《“老六”和他的八十年代》，《书城》，2008年7月。
    ②蔡翔在《天涯》2006年第2期发表《两个“三十年”》一文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对改革的反思，而就此对1980年代持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亦不能因为对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视，就对1980年代的伟大意义怀有疑虑。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如此的非此即彼。尤其是，当时整个社会都被卷入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之中，其内在的合理性就很难被轻易否决。事实上，如果没有1980年代冲决思想罗网的勇气，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自由地思想和讨论，甚至不可能有现在的学术思维。正是因为1980年代，前‘三十年’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同一性才有可能被彻底冲垮。在这一意义上，1980年代的价值，怎么评论也不算为过。这并不是说，1980年代就不能被反思，而是应该怎样反思。我不能同意的，是在昨天和今天之间设置一种简单的推演关系。事实上，现在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我们既不能用‘昨日之非’和‘今日之是’来解释他们的思想发展，也不能用‘昨日之是’和‘今日之非’来否定他们现在的思想意义。历史就是如此的复杂，但是，我们如果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自身思想的复杂性，剩下的，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这是经历过80年代的学者对八十年代较为复杂的体验性总结。祝东力在其《80年代那些事》一文中同样提出总结八十年代的看法，他提到：“近一
    两年以来，‘80年代’已渐渐成为国内文化界的一个流行概念，一个热门话题。造成这一现象或曰征候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时代境况，与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实质区别，换句话说，‘80年代’与我们今天之间的历史距离已经足够遥远，以至于作为一个历史‘对象’或‘客体’，其轮廓已经完整清晰——也就是说，把握和分析‘80年代’的客观条件，今天已经成熟了。”参见祝东力：《80年代的那些事》，《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5日第7版。
    ③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文艺报》，1980年第1期，第4页。
    ①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1966—1982)》，第8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②何西来、田忠木：《革命变革时期的文学——读一九七八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文艺报》，1979年第2期，第28页。
    ③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5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①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蒋守谦：《“伤痕文学”概念的生成和操作》，选自《管窥蠡测——蒋守谦当代文学评论选》，第40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蒋守谦：《“伤痕文学”概念的生成和操作》，选自《管窥蠡测——蒋守谦当代文学评论选》，第40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余世谦、李玉珍、陈家灼、胡荣祉、林琴书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1976—1985)》(上册)，第160—1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①此处转引自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②叶穉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浅探》，《大陆当代文学扫描》，第5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③秦宇慧：《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④脚注表明，许芥昱《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于高上秦主编：《中国大陆抗议文学》，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
    ⑤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⑥马达：《〈伤痕〉和伤痕——小说〈伤痕〉发表前后》，《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第63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
    ⑦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⑧高上秦主编：《中国大陆抗议文学》，第386页，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
    ①陈恭敏在文中认为：“‘伤痕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这种特殊性却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参见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1978年12月。
    ②张业松在其《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一文中认为“伤痕文学”有自发性，《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③1979年，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谈到丙辰清明时认为：“天安门革命诗歌，吹响了向‘四人帮’发起冲锋的号角。”他说：“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四人帮’的一场威武壮烈的斗争，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具有独特光辉的不朽的一页。摄影工作者冒着万难和风险摄下了这场斗争的壮烈情景。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④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4——5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①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1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②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第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
    ③董健：《新时期小说的美学特钲·序》(黄政枢著)，第2—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徐庆全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中对这场诗歌运动有较为生动的描述。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7—1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⑤4月8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文章，正式把天安门事件定位“反革命事件”。“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16位同志，以童怀周——取“一同怀念周总理”之意——的名字，油印出版了珍贵的《天安门诗抄》。在其成员之一的白晓朗被捕后，童怀周继续编辑出版了第二集。12月，七机部五○二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同志，油印出版了名为《革命诗抄》的集子，《世界文学》编辑部也油印出版了《心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复刊号有介绍在“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的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引发了一系列风波，显示出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和尖锐。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19—2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①详见周玉明：《〈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②《解放日报》评论员：《推荐话剧〈于无声处〉》，《解放日报》，1978年10月27日。
    ①《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3日。
    ②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3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①张金才：《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百年潮》，2008年第2期。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还亲自到演播厅里来看戏。
    ②详见周玉明：《〈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①这是一次次被人们认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从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今天，翻开很多书籍文献都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这时坚持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关于这次会议更详细的描述参看王伟群：《改变历史的36天》，《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683期，2008年10月15日。
    ②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第19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详见周玉明：《〈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①详见周玉明：《〈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张金才的《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百年潮》，2008年第2期)一文中说：“从11月16日首场公演以后，《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连续演出一个多月，有时一天演日夜两场，共演了38场。除在剧场演出以外，还到门头沟煤矿、首钢等大型企业去演，并应邀到京西宾馆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进行了专场演出，所到之处都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②张金才的《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百年潮》，2008年第2期)一文中记叙说：“12月17日晚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隆重举行授奖大会，给予《于无声处》剧作者、剧组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特别嘉奖。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等出席授奖大会，并会见了剧作者、导演、演员和剧组领队。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文艺界知名人士和专业及业余文艺工作者1000多人参加了授奖大会。”周玉明的《〈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是12月18日举行的授奖大会。
    ③周玉明：《〈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①童怀周：《天安门诗抄》，第2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②武彦君：《当代政治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扭结——从天安门诗歌到“哀思文学”潮流》，《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8月。
    ③宋耀良称“天安门诗歌运动”构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的觉醒。参见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第37—3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姚鹤鸣称它标志着我们民族理性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一次新的觉醒。参见姚鹤鸣：《在历史的秋千架上》，第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谢冕称它意味着思维理智的恢复，并带来了思考自由的时代。参见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第50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1247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
    ⑤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⑥武善增：《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和文学史中的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10月第10期。
    ①洪子诚：《中困当代文学史》，第2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②谢冕：《永远的呐喊》，《中国现代诗人论》，第3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
    ③参见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28—12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
    ①参见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第9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1日。
    ②武彦君在《当代政治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扭结——从天安门诗歌到“哀思文学”潮流》一文中认为，“天安门诗歌运动”后形成了哀思文学这一潮流，“哀思文学”虽未能摆脱“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文学作品的叙述模式，但是直接促发了“伤痕——反思”文学的产生。参见武彦君：《当代政治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扭结——从天安门诗歌到“哀思文学”潮流》，《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8期。
    ③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1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④《人民的愿望，人们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6日。
    ⑤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人民文学》，1978年12期。
    ⑥宗璞：《弦上的梦》，《人民文学》，1978年12月。
    ①朱寨：《新时期文学》，《十月》，1983年第2期。
    ②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虽然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而奋斗，但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没有得到否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指出，国家领导层宣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参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在此前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文艺舞台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被打破了，文艺园地大大地活跃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说已经“放”得很充分了。参见李春光：《打破禁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文艺报》，1978年第1期。这一时期充斥于报刊的话题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甚嚣尘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及其他“四人帮”的反动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的批判；文艺界此时所做的主要工作还仅仅是把“许多长期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参见周扬：《在斗争中学习》，《文艺报》，1978年第1期。令人遗憾的是，在清算“四人帮”的文艺体系时，人们恢复的是“十七年”的文学传统，理论家们还不能在对多年苦难的反思的基础上，认真清理建国以来的文艺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十七年”依然是理想的所在，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艺术家们尚不能自发地从艺术本质的反思出发，认真理清建国30年的文学历史。参见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0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所以，有论者称，在“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理论界主要是对帮派文艺进行全面批判，“文艺界对帮派文艺的批判，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历次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自然延伸”。参见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第1186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虽然这一批判具有合理性，可其思维方式、批评语言依然留有“文革”遗风，并且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这场批判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展开。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才真正拉开序幕。
    ④对阶级斗争提法的怀疑，较早见到的文章是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36—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艺民主”的要求和想像，得到热烈的表达。对有关文艺领导和控制的这一敏感问题，会议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并重申在1956年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有效性(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大会祝辞，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后来，在1984年12月到次年1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辞”，更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以上史料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26—2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①徐庆全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的《解冻：拨乱反正的艰难步履》一章中详细记述了文艺界否定《纪要》的曲折过程。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55—9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②李业：《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记文学理论批评座淡会》，《文艺报》，1979年第4期。刘锡诚对次会议参与者的发言有详细的记录。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238—24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①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
    ②吴世常：《“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③王得后：《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信》，《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④徐中玉：《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
    ⑤王云缦、陈敦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反科学的口号》、文致和：《就“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和王得后等同志商榷》，分别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第11期。
    ⑥刘纲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蔡厚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之特殊性》，分别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4期。
    ⑦王春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口号》，《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
    ⑧敏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
    ①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
    ②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91—9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41—2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费正清也指出：“像周扬一样，其他一些文学评论家也折回到百花齐放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上。老问题又被提出，有时提出问题的还是过去那些人——如果他们从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话。王若望和秦兆阳是这些自由主义评论家中的两位，他们强调艺术和宣传之间的差别，提倡广义的现实主义概念。”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第6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④洪子诚还认为：“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的‘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参见洪予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⑤参见胡乔木：《如何把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引自《胡乔木论文学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①参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
    ②《胡乔木同志谈文艺与政治——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文艺情况》，1979年第1期。
    ③周扬：《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第10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5月。
    ④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朱寨称这次会议为“文学上的历史性转折”。参见朱寨：《文学的新时期》，《十月》，1983年第2期。
    ⑤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⑥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⑦《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口报》，1980年7月26日。这篇社论提出：“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科学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展开讨论，但作为政策，党要求文艺事业不要脱离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并不要求一切文艺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只能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徐庆全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一口号的产生过程。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321—334页，2004年4月。胡乔木还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的角度出发论证了这一口号的合理性。参见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早在1978年2月，文艺界的“双百”方针政策也得到重新恢复和确立，在五届人大审议通过的新宪法中，“双百”方针也被写进《宪法》。
    ⑧李扬认为，这次论争“对新时期的文艺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是一次并不彻底的论争，人们只是注意到了从政治上彻底清算‘左’的思想影响，但文学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以至于人们刚刚摆脱‘从属论’的阴影，便马上陷入了‘反映论’的误区。”参见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0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显然，李扬秉持的是纯文学的理想。李春 红认为，虽然就这一年的讨论看还存在诸多分歧，但其真正价值不在于到底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这样的讨论为深入探讨《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开了头，表明《讲话》不再是理论禁区，也使得人们在《讲话》的思维空间之外另辟新的论域成为可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讨论显得不深入，但如果就他们在思想已经极度板结的状态下开辟一小块自由思考的园地而言，那时迈出的这一小步，却是极具理论勇气的大跨越。参见李春红：《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①论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_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他在文学研究中建立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用之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突破了文学政治学的视野而进入了文学人本学的范畴。如刘再复强调人的自身的复杂性，要恢复人的主体性，是不满于把复杂的人性简化为阶级性，想用“复杂性格”这一概念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人的复杂性的认识与理解。不可否认，相对于仅仅只是运用政治术语来图解文学的习惯性思维来说，刘再复的立意是新颖的。但试图用“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个公式来言说文学并作为打开人性迷宫的一把钥匙，则又失之偏颇。参见李春红：《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②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红旗》，1981年第23期。
    ④在四次文代会周扬在其报告中提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需要和利益。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应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参见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从周扬的思维来看，政治内涵一经放大，思路也随之活跃起来，终于合乎逻辑地舍弃了数十年间始终坚持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参见庄锡华：《论新时期周扬的文艺思想》，《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李扬也认为：“(周扬)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同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尽管只是一个词汇的置换， 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的人民性成为作家最高的政治，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呼声，文艺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就会对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样，文艺就摆脱了‘配合’党的政策、成为政治的奴仆的尴尬地位，使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参见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9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
    ①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第393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③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第2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①赖洪波：《召唤与应答——略论“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②莫里斯·梅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20页，张宁、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性”等理论和创作问题的看法。在这期间，1981年对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的批判，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对“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是80年代在思想文化，也是文学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和“运动”，在开展的方式和实际的成效等方面，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可能形成如五六十年代和“文革”那样的规模和统一的步调。文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构成和形成的控制方式，处在难以阻挡地逐步瓦解的过程之中。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①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8月17日，北京《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忠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了社会上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给文艺界的观点。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此间，《人民日报》还刊发了系列争论文章：7月31日，转载《河北日报》7月22日的《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一文。8月13日发表署名“闻山”的文章：《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学习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20日发表了郑汶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8月20日还发表了杜雨的《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8月31日发表了新华社的《出席〈文艺报〉、〈文学评论〉座谈会消息》。
    1979年第8期的《山东文艺》上刊登了署名“益言”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一文。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孙子健的《谈“影射”及“赶时髦”——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一文。该文指出，《河北文艺》发表的《“歌德”与“缺德”》与《山东文艺》发表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有异曲同工之妙。10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启治”的文章：《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的特写〈人妖之间〉》。明确提出“是做粉饰生活的所谓‘歌德派’，还是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勇敢地‘干预生活”’的问题。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白桦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针对“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再次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什么救世主。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资料来源参考了《“歌德”与“缺德”的讨论，意识形态阵地的沦陷》一文。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007／14／21693_794137．html。《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一九七六——一九八五)》一书对关于“歌德”与“缺德”、“向前看呵!文艺”、“歌颂与暴露”等问题的讨论也有详细的资料记载。参见余世谦、李玉珍、陈家灼、胡荣祉、林琴书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1976—1985)》(上册)，第160—1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①两封“读者来信”分别见《文艺报》1978年第4、6期。
    ②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2—43页，2002年5月。
    ③参见何言宏：《中固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4—47页，2002年5月。
    ④在大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的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详见1979年5月18日文化部电影局编印的 《电影工作简报》第10期的一篇指责冯牧的内部文稿。这场斗争详见刘锡诚：《风雨伴君行》，载高洪波、李迪主编的《远行的冯牧》，第527—614页，北京，华龄出版社，1999年12月。还可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11—31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1979年第8期《河北文艺》刊登的署名陈良运的读者来信《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也持此论调。
    ①“歌颂”与“暴露”问题，早在延安时期就已有过争论。
    ②如崔承运的《要鼓励作者大胆创作》(《河北日报》，1979年7月22日)和周岳的《抵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两文都如此批评李剑。
    ③转引自高上秦主编：《中国大陆抗议文学》，第495—496页，台北，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
    ④此前不久，1979年5月9日中宣部例会交谈文化界情况，胡耀邦插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不要强调了吧，也不批评，但不宣传。”抱着对文艺创作应该怎样写“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
    ①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②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伤痕文学”概念确立和普及的过程中，出现得更早、应用得更广的其实是另一个术语“暴露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文艺报》刊载以洪的《是“暴露文学”吗?》一文，再度引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敏感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到一九七九年春，在黄安思、李剑的文章发表之前，伴随着“伤痕文学”概念的确立，有关“暴露文学”的讨论已经进行得很热烈，随后也讨论得很深入，有大量文章发表在大专院校学报和专业理论刊物上。到一九八○年十月，《外国文学动态》报道《苏〈文学报〉载 文评我国“暴露文学”》，同样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一波新变所引发的国际关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暴露文学”描述为“伤痕文学”的后续阶段，大致对应于国内文学史著通称的“反思文学”阶段。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毛以后的时代》一节，第9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①胡乔木：《新时期文学的广阔道路》，《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①周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一文中提出了敏感的“异化”问题。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也就也就意味着作为反映现实为己任的文学揭出病苦、干预生活是可能的、也是合法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战可参看崔卫平：《为什么没有春风吹拂大地——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战》．《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全文版载台湾《思想》杂志第6期，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8月。
    ②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5页，2002年2月。
    ③参见张岱年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4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4月。在这些讨论中较重要的文章有：王世德的《论近两年悲剧讨论中的若干文题》、洁泯的《文艺是真实的领域》、童庆炳的《文学真实性三题》、叶纪彬的《论“写真实”与“写本质”》、王元春的《关于写英雄人物理论问题的探讨》、徐俊西的《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徐早的《文艺反映时代本质问题浅议》、程代熙的《一篇迟复的稿件——答徐俊西同志》、蒋孔阳的《典型问题与文艺创作》等等。这些都是由“伤痕文学”讨论所连带起来的问题。
    ④刘锡诚认为贾大山的《取经》(《河北文学》1977年第3期)也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之一。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6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在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时代以及稍后的不短的时间内，作家身份和作家状态与五六十年代并没有大的本质性的变更，事实上，当时恰恰是要努力恢复被“文革”破坏的制度，包括作协的重组，作家身份的恢复，文艺批评力量的重建等。而这些恢复工作的目的正在于“使文联和各协会成为具有新面貌、新作风的战斗的文艺团体，成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有力助手”，具体而言，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揭批‘四人帮’，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打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精神枷锁，消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和思想流毒。”参见《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人民日报》，1978年6月8日。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 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随之《人民日报》转载。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1978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参见刘心武：《关于〈班主任〉的回忆》，摘自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①被视为“三只报春的燕子”(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第15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之一的《班主任》通常被看作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而文学史往往这样处理这一开端：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开端，开始背离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并从它的“政治性”下逃脱出来，走向“艺术性”的康庄大道。而《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就仿佛是一个“历史中间物”，它有着旧时代的污垢(与政治的勾结)，又点燃新时代的火种。这些火种，在陈思和的表述中是“知识分子精英化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洪子诚那里则是对个人的关注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样一种将“文学性”本质化的叙述，总是是以“真理复归”或以“人的觉悟”的面貌出现。参见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②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第6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③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毛以后的时代》一节，第9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④刘心武：《关于〈班主任〉的回忆》，摘自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⑤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2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当时担任《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剧忆说，编辑部内部对《班主任》形成了两种意见。《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认为，小说暴露社会阴暗面太尖锐，恐怕不便发表。但涂光群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很深刻，而且很合时宜。邓小平在这一年7月复出之后，几次讲话都提出了要拨乱反正，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人民文学》处于文学期刊的潮头位置，应该“闻风而动”，发表这篇作品。涂光群在当时签发《班主任》的稿签上写明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张老师采取热情的态度，治疗、帮助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这个形象表现了我们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第二，小说从更深的层次揭批“四人帮”，暴露他们的罪恶，这是正确的，必要的。总之，它符合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精神，可以发表。面对不同意见，当时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没有把握”，于是把小说送给主编张光年定夺。张光年看完稿子之后的一天下午，把编辑部的审稿人都约到自己家中开会。涂光群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张光年当时说的一句话：“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显然，他肯定了《班主任》这篇小说揭批“四人帮”的尖锐性(同时含有深刻性)，这就解除了那些怕尖锐的编辑们的思想顾虑。而尖锐的前提就是准确，他基本上肯定了《班主任》的揭露或“暴露”是准确的……就这样，
    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小说栏的头条地位。参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243—24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⑥刘心武：《关于〈班主任〉的回忆》，摘自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2006年8月。《百年潮》，2006年第2期也有刊载。刘心武回忆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他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伦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者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匿名的来信，针对我之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①参见途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44页，2005年5月。
    ②参见途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45页，2005年5月。
    ③刘心武：《我与新时期文学》，参见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又见刘心武：《十年琐忆》，《刘心武文集》第8卷，第120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年。谢俊以《班主任》为例分析了“伤痕文学”与改革派的关系。他指出，其实“官方”在当时的身份并不清晰，不过它肯定不是我们往往误解的一体化的政治：“四人帮”或者极左派；它恰恰是“四人帮”的敌人，也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分裂成的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混合体。很多证据表明，刘心武及其创作是作为“改革派”的战士而进入了历史的现场。参见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④详见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选自《学术中国》《古今》栏目，2008年7月。
    ⑤卢新华的小说在中文系的墙报上发表后曾引起不同议论，当时中文系一年级同学正在学习《文学概论》， 同学们用课本的定义和结论来对照分析《伤痕》，发现两者对不上号，产生了歧义。参见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月。
    ①钟锡知：《小说〈伤痕〉发表前后》，《新闻记者》，1991年第8期。
    ②钟锡知：《小说〈伤痕〉发表前后》，《新闻记者》，1991年第8期。
    ③马达在《伤痕发表前后》一文中回忆说，我还考虑，这篇作品不是一般地批判“四人帮”罪行，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认识这场“革命”不是什么“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而是造成全国的大灾难，造成万千干部和人民难以弥合的苦痛，由此引出必然的，也是惟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我的这些想法，却和现实状况产生了矛盾。那时，“两个凡是”盛行，华国锋和中央发表的文件和讲话，口口声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时打开报纸，一篇又一篇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新闻、讲话，都是布置好的大会发言，是由领导机关按统一的宣传口径整理发表的。其中固然揭露出“四人帮”破坏生产、摧害人民生活的种种罪行，但读者仍然会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难道“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仅仅是物质的损失吗?人们在思索，在沉思……《伤痕》是一篇小说，不是政治论文，它包含的内容，毕竟和新闻评论不一样。但是为慎重起见，我还是写了封信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第二天晚上，老洪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中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八月十一日，小说《伤痕》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参见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月。
    ①详见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选自《学术中国》《古今》栏目，2008年7月。《文汇报》老领导张煦棠在2006年12月27日《文汇报》上撰文回忆小说《伤痕》发表经过，现摘录如下：钟锡知说：“当时，我的心别别地加快了跳动，我感觉到这件事的分量。”因为那年月，“天安门事件”还未平反，小平同志和大批老同志尚未复出，两个“凡是”观点甚嚣尘上。小说作者、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曾将他这篇小说寄给《人民文学》，不久就收到退稿信。钟锡知明确地告诉他：我报会冲破阻力，发表你的小说。一个星期后，钟锡知作为上海唯一的记者，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文革”后复会的中国文联扩大会议。他袋子里装着这篇小说，在火车上，迫不及待地向一起赴会的上海文联负责人钟望阳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刘金谈起《伤痕》，当场把小说交他们看。第二天清晨，刘金告诉他：“我看这是一篇好小说，完全应该发表。”德高望重的钟望阳更明确表示：“如果你们《文汇报》发不出，可以给我们《上海文学》。”这下，更坚定了信心。会议结束后，钟锡知正式向总编辑马达报告了这件事。马达看了小说，决定全文发表。于是，他和主管文艺的副总编唐海共同定稿，于1987年8月11日在“笔会”版(当时还叫“新长征”)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小说《伤痕》。作品引起社会震动，开创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先河。
    ②《文汇报》8月22日发了一整版的文艺评论，在《评小说〈伤痕〉——来稿选登》的大标题下，选登了10篇短文，作者都是群众读者。其中有陈思和的《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一文、马勇前的《这是否也是一种“伤痕”》、翁思再的《悲剧是禁区吗?》等。上海的《信稿动向》第48期(8月18日)，以《小说〈伤痕〉反响强烈，获得广泛好评》为题，发表了文艺部整理的三篇读者反映综述，从不同角度评价和肯定了这篇小说。
    ③参见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月。
    ①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学术中国》《古今》栏目，2008年7月。
    ②“伤痕”、“反思”小说的结尾基本上都遵循着这种“希望原则”，对此何言宏有详细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235—23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③见《文艺争鸣》1994年第二期“刘心武评论”小辑。朱寨认为《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参见朱寨：《文学的新时期》，《十月》，1983年第2期。
    ④程光炜等：《讨论〈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⑤卢新华：《伤痕》，《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第244—2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月。
    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6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①在这个作品里“号角诗”、“抓纲治国”等语汇以及宋宝琦家的华主席像透露出其假惺惺的对当时华国锋政治的谄媚之处。
    ②当时，揭露林彪、“四人帮”们的“制造偶像崇拜、宗教仪式，提倡封建伦理、愚民政策”、要求人们“摆脱一切落后于时代的陈腐思想，如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参见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抵制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参见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红旗》，1981年第23期)、批评“一部分工人、农民”中的“落后意识”(参见胡耀邦：《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9月25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0月)等“反封建”话语，都是主流话语的重要内容。夏衍在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中也指出：“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当归于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参见《文艺报》，1979年11、12合刊。
    ③刘心武：《班主任》，原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①祝东力：《80年代的那些事》，《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5日第7版。
    ①祝东力：《80年代的那些事》，《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5日第7版。
    ②祝东力认为，宋宝琦代表第三种价值及其相应的时代。受到国家机器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双重压抑，远离书面文化，游荡在社会边缘。但是，他由此也获得了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经历。参见祝东力：(80年代的那些事》，《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5日第7版。
    ③在当时，作为口号的“为工农兵服务”还是存在的。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④其他强调对科学技术极其承担者知识分子的重视的作品还有陆文夫的《献身》中的卢一民，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中的科学工作者，冰心的《空巢》，邓友梅的《双猫图》，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中 年人》、《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石言的《黑色羽毛》等等。
    ①据宗福先回忆，天安门事件爆发的第二天，一位从北京赶来的朋友向宗福先描述了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场面。后来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朋友。宗福先：《写在〈于无声处〉发表的时候》，《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其他强调老干部的政治身份转换的文学作品还有《小镇上的将军》中的将军、《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等等。
    ②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③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249—25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④涂光群在《刘心武创作〈班主任〉》一文中提到：“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动抓科学、教育工作。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
    ①孙立平对诉苦运动在农民国家观念和阶级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十分详尽的社会学分析。参见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选自《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书，第4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本文认为，在文革后的历史语境中，诉苦，本文称其为“控诉”，在塑造人们的国家认同方面也同样功不可没。
    ②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3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③贺桂梅在《80年代的书写——苦难的合法化：补偿抑或合谋》一文中对80年代知识分子如何把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的苦难崇高化和合理化有详细分析，其中右派作家张贤亮较为典型。参看《人文学的想像力》，第217页—22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④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
    ①洁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谈一九七九年若干中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0年1月。
    ②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7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③把“揭露的辩证法”运用的最灵活的是被誉为“重放的鲜花”的右派作家，如王蒙、张贤亮等。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如王蒙的《布礼》等等)创造了一个50年代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神话。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着强烈的人民认同和革命认同。这方面孟繁华和何言宏都有论述。参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94—10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82—9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④郑义：《枫》，《文汇报》，1979年2月。
    ①陈宜明、刘宇廉、李斌：《枫》(连环画)，《连环画报》，1979年第8期。
    ②迟轲：《连环画〈枫〉的时代意义》，《美术》，1979年第8期。
    ③迟轲：《连环画〈枫〉的时代意义》，《美术》，1979年第8期。
    ①郭宝和整理：《我们对连环画〈枫〉的意见》，《美术》，1979年第8期。
    ②冯玥：《终有一天见天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557期，2005年9月7日。
    ③冯玥：《终有一天见天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557期，2005年9月7日。
    ④刘千：《“不良影响”有感》，《美术》，1979年第8期。
    ①何溶：《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读连环画〈枫〉和想到的一些问题》，《美术》，1979年第8期。
    ②乘震、光羽：《再现历史的画面——评连环画〈枫〉》，《文汇报》，1979年9月6号第三版。
    ③《连环画〈枫〉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连环画报》编辑部就这套作品举行座谈展开热烈讨论》，《文汇报》，1979年9月6号第二版。
    ④冯明：《终有一天见天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557期，2005年9月7日。
    ⑤程宜明、刘宇廉、李斌：《关于创作连环画〈枫〉的一些想法》，《美术》，1980年第1期。
    ①参见李祥瑞：《被中国电影史彻底忽略的经典影片：〈枫〉》，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51 aOc8010004ye.html。
    ①冯骥才：《铺花的歧路》，《收获》，1979年第2期。
    ②这种“绝不忏悔”的知青认同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孟繁华对此有详尽的分析。参加《知青一代的乡村之恋》，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108—13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何言宏也对知青认同有较为仔细的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00—11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许子东的《“感谢苦难”与“拒绝忏悔”》(《上海文学》，1999年第1期)和《“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也对此有所分析。
    ③洁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谈一九七九年若干中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0年1月。
    ①黄秋耘：《致秦牧》，《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
    ②金河：《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③关于“伤痕文学”中“反左”这一元话语的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27—1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
    ④包承吉：《对短篇小说〈重逢〉的异议》，《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⑤张胜友、张锐：《谁之罪》，《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⑥唐代凌：《一篇实事求是的小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⑦姜洪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读〈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⑧黄安国：《〈重逢〉浅议》，《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⑨杨石则：《真实，感人》，《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⑩金河：《我为什么写〈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
    11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29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 杜哉：《到底谁该受审判?——评短篇小说〈重逢〉》，《文汇报》，1979年6月22日。
    13 宫常：《也评〈重逢〉》，《文汇报》，1979年7月5日。
    ①郑义：《枫》，《文汇报》，1979年2月11日。
    ②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①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29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刊》，1979年第8期。
    ③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长江文艺》，1980年1期。
    ④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戏剧艺术》，1979年。
    ⑤徐明旭：《调动》，《清明》，1979年第2期。
    ⑥王靖：《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
    ⑦刘克：《飞天》，《十月》，1979年第3期。
    ⑧李克威：《女贼》，《电影创作》，1979年第11期。
    ⑨1979年中，由于作家们急急着手描写腐败的官僚、伪君子、仗势欺人者，并以40年底以来中国文坛久已不闻的手法来对其大加鞭挞和嘲讽，因而开始了一段特别开放的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一年。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9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随着各地区文学杂志的激增，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大胆作风，安徽、广东的刊物就倾向于鼓励最大程度的直言不讳。打算让公众体会到过去干下的种种错事。而于1979—1980 年发表的小说，向人们提供了在以前从不可能公开刊布的细节。1979年“北京之春”期间活跃一时的地下或非官方刊物也登了像诗人黄乡(音)一类作家的抗议和警告。据传黄在1976年前已将他的手稿藏在塑料袋里，外面封上了蜡烛油，以待政治气候许可出版时，再融化烛油，拿出他的稿子。(罗杰·加赛德：《觉醒：毛以后的中国》)借这类短命刊物发表而逃过新闻检查的短篇小说中，有些引起了广泛注意。如苏明(音)的《可能发生自2000年的悲剧》、《在废墟上》等。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反对“四人帮”的怒火喷发后，接下来在1979—1980年许多新剧本里，对久未根绝的滥用权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邢益勋的《权与法》、赵国庆的《救救她》、苏叔阳的《左邻右舍》、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沙叶新1979年发表的《假如我是真的》一剧只演了寥寥数场，大多数是在北京、上海受限制的小范围观众中演出的，并在年内被禁演。许多电影都表现了父母受到迫害的青年、儿童或被勾引上当的受害者，这些人后来都落到了与社会抵触、敌对的地步。李克威的《女贼》就是其中的另一部。与《假如我是真的》一道，这些作品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受到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基调演说。下面这点得
    到了承认：作家不应该忽视社会面临的困难问题的旷日持久性。然而作家也应认识到旧社会遗留下的恶习所起的消极作用，因而应该有意识地强调新社会的正面力量，因为正是它们能起到恢复改善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作家应考虑自己作品的效果。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卷)，第927—9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①关于这些作品的政治批判与“揭秘”策略，孟繁华有详尽的分析。参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中的《文化英雄》一节。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131—15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转引自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13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刘克：《〈飞天〉作者谈〈飞天〉》，《安徽文学》，1981年第1期。
    ①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140—14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83—38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萧卒：《忧虑与期望》，《文艺情况》第6期，1980年5月8日出版。
    ④叶圣陶：《提倡平等讨论》，《文艺报》，1980年10月。
    ⑤夏衍：《解放思想，改革体制》，《文艺报》，1980年10月。
    ①罗承勋：《不必怀疑春天已经真正到来》，作者为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文艺报》，1980年10月。
    ②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498—50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张英进、于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第40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
    ④叶文福： 《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刊》，1979年第8期。
    ⑤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564—57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叶文福：《将军，好好洗一洗》，《莲池》，1981年第1期。
    ①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14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我们注意到，这首诗发表在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反官僚主义”的定位之后。
    ③关于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35—3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238—24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洪治纲的《权威的倾斜：对新时期以来全国历次短篇小说奖的巡回与思考》、《回眸、灿烂与忧伤：对新时期以来全国历次短篇小说奖的巡回与思考》分别载《小说家》，1999年第1、2期。
    ④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2月12日、13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⑤虽然批判现实的这些作品有着种种批判限制，但1979年的时代环境还是让许多人怀念。时代的某些宽容和自由可以让这些切中时弊，部分地否定现实的作品出现。谢冕就曾经说过：“1979年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得最好的一年。”见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第52—5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时，作家们也总在争取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详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194—19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⑥知识分子作为许多“伤痕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而起着重要作用，这就取代了工农兵是当然主人公的小说创作局面。从60年代中期以来，中间人物带着他们的缺点和动摇，首次重现于作品，好人也重新为悲剧性 命运所折磨。结局通常还是乐观的；不过，仍然存在着对革命光辉前程充满信心的某种公式化表现。如曹冠龙的《三个教授》等。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9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①韩石山：《多看看我们的工人和农民》，《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
    ②周泉生：《不平则鸣》，《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
    ③张弦：《记忆》，《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④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
    ⑤张弦：《未亡人》，《文汇月刊》，1981年第1期。
    ①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608—61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史静：《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③陈国凯：《我该怎么办》，《作品》，1979年第2期。
    ①孟悦接着指出：“叙事使‘过去’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有：正义与非正义的清晰分野、遭到冤屈的好人及其同情者、逆境和高压毁坏不了的信念与理想，以及应当为恶性承担责任的坏人形象(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因素真的在现实中占有小说中给定的结构性位置，那么这场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进行到底’)。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文学非但不是对‘痼疾’的‘诊断’，倒像是某种未经诊断的‘健康’的允诺。参见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
    ②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99—10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①周嘉俊：《独特的旋律》，《上海文学》，1979年第2期，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②反映文革中人际关系的作品有：冯骥才的《啊!》、莫伸的《窗口》、张有德的《辣椒》、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等，何言宏对此有详细的解读。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70—17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改革后的新的学校制度重新把绝大多数城市学生的目标调整到考进大学然后当一个专家(这是正进行“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的最高职业)上来。例如，一位到中国的访问者观看了这样一场音乐表演，主持小姐在一首她的红花应该送给谁的歌中描述道：“多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对科学家们不闻不问，我要留着我的花送给正在学习的将要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们。他们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见W·E·格雷特：《中国的美景》，载《民族地理》，第548—549页，第156期，1979年。转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8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①肖云儒：《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潜流问题》，《上海文学》，1980年第8期。
    ②吴龙宝：《新时期的新人形象——读〈独特的旋律〉》，《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
    ③吴龙宝：《新时期的新人形象——读〈独特的旋律〉》，《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
    ①《离离原上草》的作者张笑天在检讨书中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于“把阶级斗争的历史写成了人性现实、人性胜利的历史”，在于其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杜玉凤“成为抽象的人性、博爱、良知的化身，成为一种可以代替、抹杀阶级对立的、超然物外的、爱神般的力量，这就贬低和歪曲了我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包括它的最高形式——人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且表示他在组织的教育和关怀下，提高了对于“文艺作品中必然体现着一定的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认识。张笑天：《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84年1月9日。关于《人啊，人!》、《离离原上草》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所受到的批评，何言宏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33—1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关于作家检讨书的分析，还可参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202—21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正是某些受批评的作品，如《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南珊心灵荒原的不可修复等，代表着“伤痕文学”作品反思“文革”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
    ②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45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周扬在1981年2月12日的“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重提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有些人看来好像都吃不开了，至少不那么行了。唯心主义到处都是，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却非常之少……鲁迅和梁实秋等关于人性论的争论，梁实秋反而是正确了，混乱到如此程度。我们要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要承认人性，但总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人性，不止是它的自然属性，更主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它是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在文艺创作中各种人物性格上的体现……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历史现象。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52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贺敬之：《当前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3年10期。
    ⑤甚至在1981年的中篇小说评奖中，评委们对作品中的人性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有一篇写得还不错的作品，就因为涉嫌人性问题，不得不放弃。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57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①在1980年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当中，个人本位观念的绝对前置必然会将自我与他人割裂开来，此时自我要想抵达某种与他人同在的心理效果，就只能选择自我无限扩张的路径，以启蒙、引导、帮助、改造等等自以为是的名目去征服他者、殖民他者，使他者在其表征上统一于自我，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爱和牺牲精神的升华与浸润，自我与他人终究不可能实现全方位的契应与交融。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②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1月。
    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罗绍华认为，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体系中，大致有四种分类，即知识分子新人、开拓者家族(工业领域)、军人和农民。参见罗绍华：《社会主义新人：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动态的形象体系》，《江汉论坛》，1997年7月。如莫伸的《窗口》、李陀的《香水月季》、贾平凹的《满月儿》、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作品，就已经开始尝试着描绘出了热情投身新生活建设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军人等新人形象。
    ⑤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和乔光朴类似的形象有很多：《开拓者》中的车蓬宽、《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水运宪《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张洁《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崔德志《报春花》中的李键、张锲《改革者》中的徐枫、李国文《_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三千万》中的丁猛，达理《路障》中的秦越等等。他们都是新时期最积极的“行动者”，改革的领导者和实践者，比起他们的职位和事业来，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精神类同性上：发挥个人才干，勇于冲破一切阻力，为现代化添砖加瓦、保驾护航。参见史静：《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⑥徐怀中：《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
    ⑦张贤亮：《灵与肉》，《朔方》，1980年第9期。
    ⑧见《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对1980年的短篇小说的总结评价。
    ①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1年4月。
    ②关于1980年代早期“潘晓讨论”中的个人主义叙事研究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③《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27—29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界对阶级斗争观念没有反省和批判。较早的对“阶级斗争”观念提出怀疑的是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6—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转引自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⑥[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
    ①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99—10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孟悦：《历史与叙述》，第49—50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③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第52—5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979年7月16 H的《人民日报》上，阎纲有一篇文章，题目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可见在1979年的时候，作家们的自由度要大一些。
    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①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8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7月。
    ②何言宏对“伤痕”、“反思”小说中人道主义话语的贡献及其局限有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新时期”之初“伤痕”、“反思”小说中的人道主义话语，正是知识分子在巨大的历史灾变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又一次力图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顽强努力，是知识分子话语试图超越历史语境的“话语突围”，它既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传统的历史性承续，也是“文革”后知识分子话语的最初起源。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仍然要求这种企图“突围”的人道主义话语具有革命本质，另一方面，就作家主体而言，由于许多“伤痕”、“反思”小说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右派作家”具有坚定的“革命认同”，这样，便导致了“话语突嗣”的深度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伤痕”、“反思”小说的人道主义话语，仍然属于“革命人道主义”话语。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66—18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孟繁华论述了人道主义话语实践的双重性，指出人道主义思想很可能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参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84—7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贺桂梅对人道主义思潮及其话语变奏也有所论述。参见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第76—9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李洋厚谈到人道主义时说“其理论极为肤浅和贫乏，它不能历史具体地去深入分析现象，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任何历史事实，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相，从而经常流为一堆美丽的辞藻、迷人的空谈、情绪的发泄。”李泽厚：《夜读偶记》，载《瞭望》，1984年11月。
    ③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0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①肖云儒：《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潜流问题》，《上海文学》，1980年第8期。
    ②赖洪波：《召唤与应答——略论“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③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5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④何言宏指出，关于“伤痕”、“反思”小说对于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现代性历史实践所导致的病变的“封建性”指认，以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血统论”、“个人迷信”和“官僚主义”及“特权”的批判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反封建话语有其开拓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对现代性问题的遮蔽。在当时反封建话语是主流话语的重要内容，又受到主流话语的制约。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54—16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现象。从许多方面看，在寻求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的现实目标方面，中国的“新启蒙主义”与改革的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把传统社会主义理解成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这不仅是中国“新启蒙主义”的斗争策略，而且也使它获得一种自我的认同，即把自己理解成与反对宗教专制和封建贵族的欧洲资产阶级相似的社会运动。在这种自我理解中被遮盖了的，是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指出这种联系并不是为了抹杀二者逐渐呈现的历史矛盾，也不是否认新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区别，更不是否定作为一种价值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我在此所谈论的是实际的历史关系。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总的说来，新启蒙思想蕴含的批判潜能在1980年代曾经焕发过青春活力，但在被组织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的过程中，这些批判潜能正在逐渐地丧失了活力，以至我们可以说：无论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内部存在多大的冲突，也无论中国启蒙主义者对启蒙主
    义的社会功能的自觉程度如何，中国启蒙主义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它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由一种富于激情的批判思想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①这些观点参考了李陀与查建英的对话。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淡录·李陀》，第274—27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7月。
    ②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③比较保守的党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在知识界的代理人胡乔木、邓立群等，他们担心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开放”运用不当。这些人迎合邓小平本人对混乱的反感，在1983年末到1986年初，发动了一场短暂但颇具威胁的的反“精神污染”的斗争……不过，作家的自由大概还是大于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至少，文学创马上变得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显著不同。社会和政治环境仍决定文学的题材，但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现在的题材包括官僚权力和个人责任之间、希望与幻灭之间的关系，包括母与女、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包括爱、艺术创造、腐败、犯罪和裙带关系等。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697—6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具体而言，1983年春天开始，理论界开始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但这些理论很快遭到了批判，被认为是“精神污染”。这一批判的范围再次扩大开去，同1979年复出的现代主义文学，一起被视为“污染”的一部分。黄子平在《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一文中指出：“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仍是这曾经声势浩大如今却渐趋式微的‘社会卫生学’(social hygiene)驱邪治疗仪式的继续。”参见黄子平：《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引自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15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①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②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46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449—45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④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48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①周扬：《联系实际，总结经验，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在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的讲话》，见《文艺报》编辑部编《文艺情况》，1981年第4期(3月10日)。
    ②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60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
    ⑤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红旗》，第2—22页，1981年第23期。
    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热情，均都集中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极“左”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设计的批判上面。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这种新的现代性的历史运动自然有着“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在1979年1月中共中央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要“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参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1980年2月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基本目的也是“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参见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邓小平在1980年12月召
    ①孙敬轩：《危险的倾向深刻的教训》，《文艺报》，1981年第22期。孙在检讨中写道：“我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时，所持的观点，是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我在这首诗中，说是反封建主义，实际上却在宣扬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的思想。”
    ②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59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这种社会政治视角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建国后文学长期形成的历史惯性，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及作家的社会承担意识。
    ④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4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⑤除此之外，“伤痕文学”叙事的模式化也局限了其历史批判的深度。如方之的《内奸》(忠／奸对立模式的现代转换，借此表达对现代化的向往，见《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善／恶对立模式的现代转换，把政治反思转换为道德谴责，并附着在极强的路线斗争之上。正确的路线便获得了 道德上的合法性，从而充分论证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见《清明》，1979年创刊号)。关于“伤痕文学”叙事模式的研究可参看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一书中第六章《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性重构》和第七章《“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一书也对很多伤痕小说进行了叙事学解读。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4月。另外，程光炜在《“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一文中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出现让“伤痕文学”的反思未能深入，从而走向终结，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程光炜的观点未免有点偏颇。参见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天涯》，2008年3月。
    ①张弦：《记忆》，《人民文学》，1979年3月，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许子东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一书中对《记忆》中的记忆／忘却这一矛盾有详细的解读。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第13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4月。何言宏对此也有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216—22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②何言宏接着指出，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叙述人所肯定的历史记忆的合法性，是不能有“个人主义”因素的。另一方面，基于“个人得失”之上的对于“历史记忆”的“表达”，在《记忆》之中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部长／放映员之间的记忆权力等级。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216—22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③孟悦：《历史与叙述》，第27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①[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天涯》，2008年3月。
    ③何言宏把“伤痕”、“反思”小说的历史反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干部的反思、知识分子的反思、“知青”一代的反思。并对这些反思的特点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214—2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①卜昌伟：《卢新华：伤痕文学是短命的》，《京华时报》，2004年10月22日第A36版。2004年10月22日，全国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卢新华：伤痕文学是短命的》的文章报道。
    ②主体性问题首先源自李泽厚对康德哲学的解说，而后他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纲。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但是，将李泽厚有关主体性的讨论推向整个思想界的是深受其影响的刘再复。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中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文学和思想运动的旗帜。参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1—26页，1986年第1期，第3—15页。汪晖曾对这一概念有所反省。他指出，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主体性概念包含了对现代过程及其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疑虑，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指个人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前者的对立面是专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后者的对立面是整个自然界，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基本政治权利提供了哲学的基础。这样的主体性概念建立在主体—客体的二元论之上，洋溢着18—19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的乐观主义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个人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启蒙思想既从两方的宗教改革和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也从尼采、萨特等思想家那里得到灵感。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尼采、萨特等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却被省略了，他们仅仅是个
    人主义的和反权威的象征。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为古典的自由主义伦理与激进的极端个人主义伦理的二元对立。主体性概念即使在今天也是包含着内在的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一概念从上述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中，这一概念就可能僵化为一种没有批判潜能的概念。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尹昌龙在《1985延伸与转折》一书的《主体性神话》一节中对主体性问题也有所讨论。参见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第96—12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第2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82页，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
    ④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天涯》，2008年3月。
    ①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②韩少功：《好“自我”而知其恶》，《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蔡翔对“纯文学”的文化政治实践和保守性有精彩的分析。他指出，李陀所谓“旧的文学”实际上指的是那种把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圣化的僵硬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在七、八十年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直接派生出“伤痕文学”、“改革小说”等等“问题文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就具有了相当强烈的革命性意义。这一意义在于，它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瓦解甚而颠覆，在“形式即内容”的口号掩护下，写作者的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的创作自由。而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使“纯文学”概念不仅得到了文学实践的强力支持，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实践的向前发展，正是在这一现代主义运动中，“纯文学”借助于现代哲学、美学以及心理学，得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转向一种内心叙事，即当时所谓的“向内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手段。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纯文学”概念的这一叙事范畴，在当时成功地讲述了一个有关现代性的“故事”，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普遍性、爱等等，都经由“纯文学”概念的
    这一叙事范畴，被组织进各类故事当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在叙述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困境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应该承认，在八十年代，经由“纯文学”概念这一叙事范畴而组织的各类叙述行为，比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它们的反抗和颠覆，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的文学观念的地位。并且为而后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艺术空间。……在当时，“纯文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就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并非如后来者误认的那样，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当时文学能够成为思想先行者的原凶之一。……不过，正如南帆所说，在“纯文学”切入历史的时候，历史的辩证法也在同时启动，“这个概念很快就敛去了锐气而产生了保守性”，“‘纯文学’开始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性质。一些理论家与作家力图借用‘纯文学’的名义将文学形式或者‘私人写作’奉为新的文学教条。他们坚信，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这个时候，‘纯文学’远离了历史语境而开始精心地维护某种所谓的文学‘本质’。电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将世界连为一体。种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已经诞生。历史正在向所有的人提出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然而这时的‘纯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文学放弃了尖锐的批判与反抗，自愿退出历史文化网络。”参见南帆：《空洞的理念》，《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全文参见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③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①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十一章第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第5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北岛认为，官方刊物接受《今天》诗歌的过程非常复杂，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影响有关。邵燕祥读《今天》时看中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于一九七九年春转发到《诗刊》上，另外，一九七九年《安徽文学》还专门转载了《今天》的诗歌和小说，当然只是凤毛麟角。真正获得主流媒体接受的时间是在《今天》关闭以后，继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这个过程恰好是《今天》从对抗到渗入，而主流媒体从抵制到接受的交互过程，是地下文学浮出地表的必然。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7月。
    ③如张叶松在《打开“伤痕文学”的空间》一文中就认为：“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也就是从《班主任》的发表到《乔厂长上任记》的受肯定，时间仅仅不到两年，‘新时期文学’的脚步就已经匆匆跨过了从‘伤痕’到‘反思’再到‘改革’的复杂‘阶段’。”参见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④比如，有些批评者认为：“伤痕文学”冲破了极左文艺路线的各种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它的问题是停留在“社会与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而没有能出现包容更深广的历史内容和具有重大悲剧美学意义的作品”。因此，它必然会被“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的“反思文学”所代替。但“反思文学”所刻画的仍然是“过去”的生活，它的不足是没有正面去表现“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拥抱历史前进的步伐。因此，“改革文学”
    ①汪朗、汪明、汪朝：参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51—152页，北京，中困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陈建功大学时代完成的几篇小说也是“伤痕”小说。他回忆说：“但是，我渐渐感到这样的小说是较为浅显的。文学渐渐成了‘比大胆’，比谁揭露得狠。这不该是文学的价值标准。王蒙等北京作家这时重提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希望对流行的问题小说有所突破。北京的一些作家渐渐归于这一旗帜下，我也更新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写出了《丹凤眼》。”参见张映光：《陈建功：“这一代”文学与青春同在》，选自《新京报》编：《追寻八十年代》，第3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
    ①邹谠：《中国革命再闸释》，第1页，甘阳编，何高潮等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45页，甘阳编，何高潮等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参见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读书》，1986年第2期：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6年第5期等文章。
    ④李海霞在其《“文学危机”和危机的政治性诉求——读蔡翔〈何谓文学本身〉》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参见李海霞：《“文学危机”和危机的政治性诉求——读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⑤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2—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①本文第四章对“伤痕文学”思潮式微的种种内耗和外控因素有详细的分析。
    ②卢新华称“伤痕文学”是短命的。参见卜昌伟：《卢新华：伤痕文学是短命的》，《京华时报》，2004年10月22日第A36版。2004年10月22日，全国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卢新华：伤痕文学是短命的》的文章报道。
    ③徐敬亚和他的那篇有争议地阐释“新诗潮”的论文中就曾经说过：“在艺术主张、表现手法上，新倾向主张写自我，强调心理；手法上反铺陈、重暗示，具备较强的现代主义特色，但他们的创作主导思想从根本上讲，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反映论。他们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表现了反写实、反理性的倾向，但他们反对的只是传统观念中的单纯写实，他们反对的理性只是那种对诗的生硬的政治性附加，他们的主题基调与目前的整个诗坛基本是吻合的，有突出区别的只是表现方法和手法。”这也是符合“新诗潮”的创作实际的。参见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④参见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第9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1日。於可训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新变实际上是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同样也表现出了一种自觉的自我更新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80年代文学的现实主义，都可以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於可训主要指的是80年代初期以王蒙、茹志鹃为代表的借鉴意识流手法改善现实主义的小说叙事，他们以现实主义为“本体”吸收融会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的胶合杂糅，可参看参见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闸释》中的《“现代”或“西方”：一个错位的价值取向》一节，第101—10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⑤详见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闸释》，第10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1日。
    ①本文第四章对“伤痕文学”思潮式微的种种内耗和外控因素有详细的分析。
    ②季红真：《中国近代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报》，1988年1月2日。
    ③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一章第五节《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历史起源》和第七章《“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第10—20页，第247—27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④本文认为，汪曾祺严格意义上的“伤痕文学”作品仅仅只有《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这两篇作品和汪曾祺的其他作品区别较明显，是汪曾祺向主流文学的有意靠拢。
    ⑤参见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28—12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
    ①[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第9—10页，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英]塔理克·阿利：《斯大林时代的遗产：对20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米德尔塞克斯，1984年。
    ③伊里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见张京嫒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黄子平：《深思的老树的精灵》，第12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①[美]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载张京嫒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蔡翔：《一路彷徨》，第226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1月。
    ③汪晖曾就80年代新启蒙主义在90年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及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有所分析。他指出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是以80年代的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详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④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①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第384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第396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何言宏在本书的结语《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一节中对文学的“再政治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980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去政治化”所要“去除”的，只小过是当时的“政党／国家政治”，而不是体现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由于纯文学鼓吹者和实践者们将政治偏狭地理解为前者，从而将“纯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从而导致了纯文学实践的“政治自觉”的匮乏。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实际上就是文学实践在决不放弃自主性原则或理想的前提下，也可以说，正是在对文学自主性原则的捍卫与追求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场域”中进行艰苦卓绝地斗争。90年代的文学受到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挤压，文学场域自主性重建的关键是文学体制的重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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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周志强：《话语的分裂与文人自我的生成——骑兵列传与汪曾祺的复出》，《文化与诗学》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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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张少茹：《有关〈班主任〉的重新思考》，《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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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李建立：《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87．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88．程光炜等：《讨论〈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89．赖洪波：《召唤与应答——略论“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90．柯小刚：《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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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李春红：《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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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刘东玲：《“伤痕文学”再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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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郭宝和整理：《我们对连环画〈枫〉的意见》，《美术》，197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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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何溶：《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读连环画〈枫〉和想到的一些问题》，《美术》，197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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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连环画〈枫〉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连环画报》编辑部就这套作品举行座谈展开热烈讨论》，《文汇报》，1979年9月6号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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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包承吉：《对短篇小说〈重逢〉的异议》，《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10．张胜友、张锐：《谁之罪》，《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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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姜洪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读〈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13．黄安国：《〈重逢〉浅议》，《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14．杨石则：《真实，感人》，《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
    15．金河：《我为什么写〈重逢〉》，《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
    16．杜哉：《到底谁该受审判?——评短篇小说〈重逢〉》，《文汇报》，197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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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宗福先：《于无声处》，《文汇报》，197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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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本文涉及到的1976年——1984年间的报刊有：《红旗》、《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文学》、《中国青年》、《诗刊》、《北京文艺》、《文学评论》、《解放日报》、《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文汇报》、《长江日报》、《长江文艺》、《人民文学》、《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四川日报》、《河北日报》、《河北文艺》、《美术》、《连环画报》、《中国青年报》、《上海文艺》(1977年—1978年)、《上海文学》、《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北京周报》、《新港》、《雨花》、《文艺理论研究》、《山东文艺》、《收获》、《十月》、《作品》、《当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