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趣味论研究
摘要
处于中西碰撞、古今递嬗,传统文化陷入困境、西方文明开始自我反思的特定时代,又同时秉有社会关怀与个体关怀、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并由此掮负着刷新国民精神以强国与扬趣乐生以度人的双重使命的梁启超,为了民族的命运,也为了整个人类的福祉,在兼取中西文明之长而矫中西文明之弊、把现代生存凸现出来的外向开拓与传统文化追寻的内在心灵之自得融汇为一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乐”(读1è)的品格打并入“为”(读wéi)的人生行程、贯通诗意与求知尽责之实存生活的、洋溢着奋求热情与注重生命和谐发展的中道生活智慧的趣味人格建构和趣味生活理想,标举出其独标一格的趣味论诗性人生观。
本论文以梁启超的趣味论思想为研究主题,试图挖掘出其独特内涵和启示意义。论文首先围绕趣味是什么的问题而展开论述。“趣味”这个被用得极为泛滥的词,在梁启超那里,却起着思想特色标识的作用,不仅是包蕴着艺术本质论、艺术功能论、美感本质论、美感效应论、审美价值论等多层面美学思考的美学范畴,更被提升为严肃的人生哲学范畴,其内涵丰富而深刻。一、趣味是艺术的本质与功用。趣味是情趣,且是乐趣。通过对趣味性表征的情感性和愉悦性的强调,梁启超揭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是一种基于“情”与“美”的独特的自主性审美活动,它以情感性打动人心,以审美性愉悦人心,充沛的情感、愉悦的美感,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艺术经验的本质。趣味不仅是对艺术的审美本质界定,还是对艺术的价值与功能规定。梁氏认为,艺术不是以直接承担认知、伦理和社会功能之“用”而是以提供生活趣味的“无用之大用”为其根本价值,从而有益于人生并与社会发生微妙的联系的。梁启超的艺术趣味观体现的是对艺术自身特性及其人生功能的内在关联,是对“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统一,是艺术本质论与艺术价值论的合一。二、趣味是一切审美经验即美感的特质。在梁氏笔下,趣味几乎成为美感的借语,趣味代表着美感的内核。梁启超以趣味范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关于美感的重要见解:1、对美感快感特性的凸显。美感通过快感来确证自己,而趣味的有无也正是以感觉愉快的出场与否为标志的,梁氏以趣味表述美感,揭示了美感悦人的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2、对美感快感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涵括。梁启超认识到,美感虽必然地是某种享受和满足即快感,但这快感却是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它并不等于、也不局限于单纯的喜悦高兴,更令人销魂的,往往是比诙谐、欢乐复杂得多的情感上的激动和满足,它可能是痛而后快或又痛又快的复杂情绪,可能是包涵人心深处的悲喜哀乐等多种情感因素的综合情感。而“趣味”恰好就是一个既以享受性为基质又比愉快指涉范围广的范畴。3、对美感超功利的精神自由特性的表征。梁启超说趣味的特点和条件是“无所为(读wèi)”。趣味体现生命内在的欲求,具有非功利强迫的自愿性、自由性。故梁氏以趣味论美感,无疑揭示了美感的实质——自由。梁启超以趣味揭示艺术和审美的性质和价值,旨在把这特性和价值推广到人类的整个实存生活领域,他对趣味的意涵阐释和意义设定,最终也落脚于人生领域,放在人生哲学的思想背景下而得以完成。三、趣味是生活的动力与价值。梁氏指出,生命即活动与创造,人类活动与创造又以心理能量作为驱动力,而趣味正是乐于创造而不厌倦的自由的心灵冲动,故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同时,心乐之趣味还赋予生活以价值。梁氏认为乐体现出生活的魅力与价值,而趣味正是乐,这乐使做事和生活本身成为享受并由此成就人生幸福。因此,趣味才是理想的生存方式,它不应只是生活诸多体验中的一种体验,而应该是生活的本体性体验,其实质是:所想和所做的统一,行动和价值的统一。梁启超高扬趣味,将之推崇到人生信仰和生活本体地位的高度,把它发展为“趣味主义”。“趣味主义”就是以趣味为人类生活之根本的人生观,它把从艺术、审美和生活中偶尔经验到的短暂的趣味体验,延续、扩展、弥漫为一种持久的、内涵人生觉解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创造着、实践着的生活本身有滋有味、富有魅力,成为人生的价值所在。可见,梁启超不但通过趣味范畴揭示了艺术和审美的真谛,还通过它揭示了生活的真谛。从逻辑上看,梁氏对趣味意涵的理解,呈现出从艺术到审美到人生不断开放扩大的逐渐广义化特点,而从根本上言,他对趣味的阐释,则总是以人生为归结点,而这人生,又应是与审美、艺术、诗意内在贯通的人生。可以说,通过“趣味”,梁启超表达了艺术、审美、人生三位一体的美学构想。
既然趣味对于人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生活的动力和价值所在,那么,接下来的重要问题则是:如何建构趣味人生?梁启超指出的实现趣味人生的路径是:情感陶养,境界提升,事上落实。
趣味的人生意义是基于情感的人生意义之上的,情感说是梁启超趣味主义诗性人生观的重要理论支撑。梁启超根据人生而立论,把情感特质与生命特质相联系来解读情感,指出情感是天下最神圣的力量和宇宙间一大秘密,它不仅是直接促成人类动作的内在热力,是生活的原动力,且以难以普遍理性规范的本能自发性与个体独特性而深入生命的隐秘、微妙、不可思议之处,以从本能向超本能、从现实向理想、从个体向超个体提升的力量和对内与外、情与理的维系,而成为能直入到“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进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进合为一”的“生命之奥”——生命的融通与超迈之境——的“关门”。趣味就首先是一种情感,情感是趣味的条件、构成和实质。但是,并非凡情感都是趣味。趣味其实是最具行为驱动力量和内外融通功能,并因之使人生充满意义和愉悦、使生活显得合理的情感,它区别于一般情感的突出特点,被梁启超表述为: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统一。责任心能引发、扩展人生兴味,能使趣味持久,这是兴味与责任统一的必要性,而责任与兴味都以自己为立足点,都是生命内在要求的东西,这又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牵手结缡,体现于行为是“乐意做”与“理应做”的统一,体现于事业即为“敬业”与“乐业”的统一,表现在人际、天人之际的关系上则是尽己性、尽人性与尽物性的统一,表现为不断活动进取着的人生过程就是个人创造与社会进化及宇宙创化的合一。可见,有责任心的趣味其实就是美善合一、情理合一、内外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高层次情感,这样的趣味才是趣味主义认可的能把趣味贯彻到底的圆满的趣味,它需要通过情感陶养来达成。由于情感性是趣味的首要的、基本的性质,情感的浓寡、高卑,决定着趣味的有无和完满与否,梁启超把以立趣为目的的趣味教育,落实为情感教育。而艺术是人类情感秘密的最佳诠解方式,艺术的本质和作用是趣味,因此,情感教育又被引向艺术教育。梁氏认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艺术以对情感表现的尽曲尽微尽妙及形式之美,具有非同寻常的移情效应,是涵养情趣的“法宝”。艺术品的移情效果又取决于艺术家的情感素质和表情技能,艺术家当然就成了情感教育的重要承担者。艺术家应自觉意识到责任很重,并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承担起责任:一是把“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二是“用美妙的技术”把优美情感表现出来。梁启超以娱情性的艺术教育为情感教育的中心环节,表明情感教育的方式特色,是顺而导的积极引导,而非逆而抑的消极压制。梁氏走的不是压抑、舍弃感性的超脱之路,而是畅发、利导感性冲动的尽性之途,他倡导畅情引趣、提情正趣、扩情广趣的情育方式。这自由畅发且得其正的、其内涵和活动空间都被拓展了的情感,是超越了私忧烦恼的、真挚纯正充实博大的情感,即被梁启超称为“仁者不忧”的情感。而“仁者不忧”,则已经不仅是一种情感,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了。达成此境界,乃是“最高的情感教育”。
“仁者不忧”,就是因得着“仁”的人生观而达成的、超越成败得失与忧患疑惧、对整个生活保持乐观态度的趣味化心灵状态。关于此心灵状态,梁启超认为,它是一种境界,因为它是内外合一、物我合一之感,内与外、物与我的合一,正是人类理想的心灵境界;同时,这种境界的心灵特征是“自得”,而且是“无入而不自得”。梁启超是以自得来表征趣味生活境界的特点的,他的自得观以传统的自得说为重要理论平台,蕴含着深厚的孔门精神和宋明学背景。在古人那里,自得是学道的最佳方式与最终目的,它的最高意义乃是工夫所至的一种精神境界,即不累于外物而自由无碍的、如鸢飞鱼跃般自然而活脱的、浑然与物同体、其浩无涯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梁启超就首先是从自得包含人性超越、生机畅达和精神自由的境界论意义上来解说趣味的,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释了趣味境界的“自得”气象:趣味境界是摆脱一切利害束缚而欣然无累、洒落自由地做事的生活境界;趣味境界是意志自由而昂扬、心灵自主而活泼的人生境界;趣味境界是把内与外、我与物一齐穿纽的人生乐境。不但在洒落怡然、自由活泼的精神旨趣上,趣味境界与传统境界论意义上的自得是相通的,而且,趣味境界的获致,也有赖于传统方法论意义上的自得,即得之于己,而得之于己就是自得于心。梁启超提出,一切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由于心理“先结构”的不同,具有不同价值心境的主体,面对同样的外境,可感受到迥异的意义体验。梁氏由此指明,人心拥有不随外境转移的能动性,能挣脱刺激—反映的机械必然的因果链条的束缚,这就为人不为物役、摆脱受外境牵动的被动生存状态而进入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提供了可能性。作为境界,趣味是心之主动营造;作为自由的境界,它是清明而不为物蔽、广大而能超越之心所造。梁启超吸纳了传统自得思想主张从心性涵养入手的观点,其趣味修养论要求立内在自由的心上工夫,尤其是心的以下两个方面的超越性觉解。一是,“宇宙未济”:心超成败之忧而得趣。对此,梁启超给出了逐层导进的三个层面的解说。首先,破“成”。梁氏习惯于以六十四易卦始于“乾”而以“未济”终为据,从宇宙演化的无极性来透悟以有涯入无涯的个体生命“无成”、“不可”的终极境遇,以达到对成的执著的彻底超脱。其次,立“为(读wéi)”。既然人生“无成”,人又该在何种意义上去做事、去生活呢?在破“成”之后,梁启超又在超乎个体成败之外的意义上立“为”。一方面,梁氏以开放的历史视野和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在长时期、广范围的历史发展的复杂运行关系中寻找对看似失败的人生活动作出积极评价的依据,他通过接通当前失败与未来成功、此地作为与他处受益、个体付出与社会进步、人生的有限努力与宇宙的无限演进的方式,来确立起有限的因而可视为失败的人生活动的积极价值和无限意义;同时,他又指明,活动乃人的自性、天性,是人的内在需要,由此把外在性的实践活动和内在性的自性贯通起来,为内外合拍的趣味人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梁启超标举自由之“为”即趣味活动。人生活动从必求其成的功利计较中解脱出来,就把做事的自由大大解放了,人生就可以且应该顺着“心之所不能已”而自由做事,即趣味化地活动与生活。二是,“人类无我”:心超得失之忧而生趣。超越得失之忧的关键在破私心、破“我执”,这就要求首先从慧上解悟、明了“无我”之理。梁启超主要借助佛典义谛来晓以“无我”之理,他指出,“诸行无常”的佛理说明“我”处于刻刻变迁的状态,而没有固定的实体;“因缘和合”的佛理又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我”并不能独存。在道理上通晓“无我”观之后,则要将之带入感性实践,转化为实际的体验。在由“知”及“行”、使“无我”的心灵体验实有诸己的努力上,梁氏则更多地沿承了儒家“扩”和“推”的修养观。在梁启超看来,达及“无我”的感性修养路径呈现为以个人身为起点,以世界、天下为极量的扩充轨迹,首先濬启、发动最切近的“亲亲”之情,以求“同情心”之觉醒,然后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人类及自然,最终达到与宇宙融通而为一的宏阔而自由的超拔境界。达及“无我”境界的人,其精神畅通于宇宙大生命,其内心无所局限,获得了免除得失之忧的精神自由感、悦乐感。总之,通过慧心的觉解,破除对“成”、对“我”的痴迷和妄执,使活动的价值被锁定在活动本身,主体就能在活动、生活过程本身而非活动、生活的结果中享受到乐趣,就拥有了一种坦荡荡的、乐而不忧的趣味胸怀,一种长久稳定的趣味心理结构,无论成败、得失,生活的兴致都永不衰减。
“仁者不忧”的趣味精神境界,是人生趣味化的内在根据,它贯彻、落实到生活实践中,便表现为:超狭隘功利而自由地活动、自由地生活,即“无所为(读wèi)而为(读wéi)”,这才是趣味主义的最终目标和趣味的最后完成。
生活是过程,人生本是“为”着的、不断做事的人生,因此,趣味的牛活表达,趣味的现实载体,是动态的活动,是富有意趣的自由活动。这自由活动不仪仪局限于自然与艺术欣赏,而广涉包括教育、学问乃至一切劳作的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同于形象直观的趣味鉴赏的“及物”性,梁启超理解的作为活动动力的趣味以“涉事”为特点。梁启超把劳作、职业列为趣味首项对象,并指出,人本有好劳作、以劳作为趣的天性——“创造冲动”,活动本身能够成为快乐的源泉而不只是求取功利的手段。活动、生活的理想展开即趣味化展开,就应该是顺着内在创造冲动而非功利勉强的“为活动而活动”、“为生活而生活”,其实质是,使奔波忙碌、创造着功利的、事务性的同常生活,在超功利的自由愉悦的心境中展开。趣味作为生活,是不拒绝也不可能拒绝功利的。梁启超所倡导的与生活合一的趣味,其实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功利性:它是勤奋开拓、积极有为的生活;是应答强旺的意欲、满足正当高级之追求的生活;是尽职尽责的、具有社会乃至宇宙大功利的生活。同时,作为趣味的生活,又以“无所为(读wèi)”的超功利为品格:它是不受物欲牵制的自由生活;是不汲汲于成与得、故不畏惧败与失而能自由做事的洒然自得之生活。功利和超功利、有所为(读wéi)和无所为(读wèi)、工作和享受不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梁启超就在趣味人生中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了。他用以统一的理论根据和哲学基础是:渗透着柏格森的直觉创化论精神的、以“仁”为核心观念的人生观。此人生观主要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对功利与超功利的连接与融合:把“为”的动力同生命的创化本性而不是成或得的功利目的相联系;把对个人功利的超越和对社会、宇宙创化尽责的大功利相沟通。对功利和超功利的融汇,使得梁启超的趣味生活观,区别于众多消费性、娱乐性、把玩性、闲适性的趣味主义,而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它把趣味从艺术和审美领域推向求真、向善的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把趣味的体验方式从“观”推广到作为生活常态、作为人生主旋律的“行”中,使审美的自由超越性与人生的现实作为统一起来,使诗意之乐成为实在生活本身的品格,而不只是似乎与劳碌的生活本身无缘的、附加于生活之上的装点。
围绕着功利与超功利的融汇,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论实现了对生活诸因素的多重双向整合:事功与超越的兼备,创造与享受的同一,工作与休闲的一体,活动与意愿的合拍,义务与情趣的统一,责任与兴味的融合,物质与精神的调和,个体与群体的骈进。这种种调和,落实为个体活动着的具体生活,就集中地表现为行动与价值的合一、快乐与奋进的同在。可以说,“调适”,是梁启超趣味论的思维特色和精神实质,也是其独特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以“为”为状态、以超功利的自由之“乐”为品格的趣味人生论,既激励起民族危难、国家衰困之际的国民以做事本身为乐、受挫败也不馁丧的精神,又予他们以心灵安顿:既具有刷新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心理以改进社会、振兴国运的时代意义,又体现出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关怀。它是兼具时代性与未来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人文理想,内寓着前瞻性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并启示了一条向着人的存在整体性的回归之路,它关于工作与兴味、行动与意义的一体化主张,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与欲望的膨胀、生产活动的机械化以及人的才性的市场化而导致行为异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尤具无上的价值前景。
At a special time in history when the West collided with the East,the old times gave way to the modern times,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und itself in predicament,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embarked on self-reflection,Liang Qichao,a man who was concerned for both th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a patriot and a cosmopolitan,and a man who readily took on his shoulders the double responsibilities of renewing the national spiri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his motherland and promoting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taste and enjoying life in order to help save the common people from suffering,advanced a unique poetic outlook on life based on his notion of "taste" for the sake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well as the happiness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after absorbing the cream of both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while rectifying their defects and blended external pioneering—a promine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 way of living—and inner happiness—an ideal state of mind advoc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nto a harmonious whole.His views on the cultivation of a "tasteful" personality and living an ideal "tasteful" life suggested building the quality of "pleasure" into the journey of life of "laboring" and combining poetic beauty with real life in which one seeks knowledge and fulfills responsibilities and were full of the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 lifestyle that puts emphasis on pass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very living being.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Liang's notion of taste and tries to bring out its unique meaning and inspiration that can be drawn from it.It begins by discussing what taste is."Taste" itself is an abused term,but Liang used it as a symbol of his unique thoughts.Not only did Liang's "taste" have elements that could be found in different aesthetics such as the theory of artistic essence,the theory of artistic function,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feeling,the theory of the effect of aesthetic feel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value of aesthetic perception,but also it was elevated to be a serious term belonging to the realm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The content of Liang's notion of taste was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First,Liang used taste to defin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art.Taste was feeling.Taste was pleasure.Through emphasis on the two facets of "taste",Liang revealed the true nature of art—a unique and independent aesthetic perception process based on "feeling" and "beauty".Art moved people by the feelings it expressed and delighted people by the beauty it had.Vigorous feeling and delightful beauty formed the true quality of artistic experience. Thus,taste not only defined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art,but also prescribed its value and function.In Liang's understanding,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art lay not in its "usefulness" of directly providing cognitive,eth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but in its seeming uselessness of providing "taste" of life,through which art benefited people and interacted in a delicate manner with society.Liang's idea of tasteful art reveals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ies of art and its influences on life.His idea is a unity of "art for life' sake" and "art for art's sake",and a unity of the theory of artistic essence and the theory of artistic value. Second,Liang used taste further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experiences or the sense of beauty.In Liang's works,taste is almost a substitute for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stands for the core of aesthetic feeling.Liang's notion of"taste" expresses his understanding of aesthetic feeling in three ways.1) The emphasis on the delightful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The aesthetic feeling proves itself through delight.Whether taste is present or not can be revealed by whether one feels delight or not.Liang's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through taste reveals the noumenon quality and unique value of the delightful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2) The covering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aesthetic feeling or delight.Liang thought that although aesthetic feeling inevitably demonstrated itself in some form of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the delight must be complex and diverse.It cannot be and should not confine itself to simple pleasure.What is more exhilarating is emotional excitement and satisfaction that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jocosity and pleasure.It can be pain followed by excitement or a feeling of pain and delight at the same time.It can also be a comprehensive sentiment that includes many different emotional factors such as grief,pleasure,sorrow,and joy.Taste is just a term that includes enjoyment as its basic quality and encompasses at the same time more factors than pleasure.3) The revel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feeling as being super-utilitarian and spiritually free.According to Liang,"taste" took "no material gains" as its property and condition.It embodied the inner desire of life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a non-utilitarian voluntariness and freedom.Therefore,Liang's discuss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via the notion of "taste" undoubtedly reveals the true nature of aesthetic feeling,i.e. freedom.The purpose of Liang's using "taste" to reveal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art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 is to expand such quality and value to every field of real human life. As a matter of fact,his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aste" and the definition he gave the term all had their roots in human life and were accompl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Third,in Liang's eyes,taste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life and also where the value of life resided.Liang pointed out that life was activity and creation;human activity and creation took mental energy as their driving force;and taste was the free mental impulse that found pleasure in endless creation and therefore could provide a forward-pushing momentum for life.At the same time,taste in the form of the pleasure of the mind gave life value.Liang thought that pleasure demonstrated the charm and value of life,and taste was pleasure.Such pleasure made working and life an enjoyment and helped an individual get lifelong happiness.Clearly,"taste" is the ideal way of living.It should not be just one of the experiences one gets from life,but life itself.The nature of taste is the unity of what is desired and what has been done,the unity of action and value.Liang lauded "taste" high to the level of the faith of life and the status of life itself and developed it into "the doctrine of taste".Liang's "doctrine of taste" is an outlook on life that considers "taste"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life.This doctrine continues,expands and diffuses random and short-lived tasteful experiences from artistic activities,aesthetic perception processes and daily life into a long-lasting attitude of life which includes understandings and realizations about what life is,thus making the daily life we are creating and living pleasurable and charming.It is clear that through the notion of "taste" Liang not only reveals the true meaning of art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but also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Logically speaking,Liang achiev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aste" in a gradual and generalized manner,which started from art and expanded to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life.But basically,his elaborations on taste were all rooted in human life that was internally linked up with aesthetic perception,art and poetic quality.It can be seen that,through "taste",Liang produced an aesthetic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rinity of art,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life.
Since "taste" is so important to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and is the force that drives daily life forward and where the value of life resides,a question of formidable size arises:how can one live a life of taste? The path to such a life Liang pointed out for us is molding our temperament,heighten our mental outlook and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daily life with an attitude consistent with the doctrine of taste.
The significance of taste to life is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 to life.Liang's theory of emo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is outlook on tasteful and poetic life.Starting from life,Liang connected emotion with life to decode emotion,pointing out that emotion was the most sacred force in human society and a grand mystery within the universe.Emotion was an inner energy that directly caused human action.It was the prime mover of life.It entered the secret,subtle and inconceivable parts of life in an instinctual and individual way that could not find universal and rational normalization.With force that transformed instinct to super-instinct,reality to ideality,individual to super-individual an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passion and rationality,emotion became the gateway to the ultimate depth of life where "my thoughts are combined with my life as one," and "my life is combined with the universe and the common people as one".Taste was an emotion in the first place,and emotion was the condition,component and nature of taste.But,not all emotions were taste. Taste was the emotion that had the strongest driving power and the strongest ability to link up the inner realm with the external world,and thus made life meaningful,pleasurable,and reasonable.It was different from common emotions,in Liang's words,in its unifying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Responsibility generated and expanded one's interest in life and made taste last long.In this sense,it was necessary for a unified entity of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to be achieved.But at the same time,both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took themselves as their own foothold and both were the objects of life's inner aspiration.This fact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two to be united.The unity of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demonstrated itself in action as the unity of "willing to do" and "ought to do",in a cause as the unity of "respecting one's work" and "taking delight in doing one's work",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unity of giving full play to one's own and others' abilities and fully respect nature,and in a life course that was progressing continually as the unity of personal cre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and the creating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Therefore,"taste" with the quality of responsibility in itself was a lofty emotion that had unified beauty with kindness,passion with rationality,inner mind with the external world,oneself with others,man with nature. Such taste was what people believing in the doctrine of taste thought could carry out the doctrine of taste to the fullest,and could only be achieved by molding one's temperament. Since emotion was the primary and fundamental quality of taste,the degree of the density and elegance of emotion decided the existence and fullness of taste.Liang suggested carrying out taste education aimed at cultivating taste in the form of emotional education. As art was the best way to decode the mysteries of human emotions,emotional education was in turn led to art education.Liang thought the "best tool" for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was art.The expression of human emotions in artistic works in the most complicated, delicate and brilliant manner and in the most beautiful form creates a unique empathic effect,making art a magic weapon for cultivating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However, since the empathic effect of an artistic work depends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artist and his ability to express emotions,the artist natur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practitioner of emotional education.An artist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solemn responsibility and try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in the following two ways.In the first place,he should "cultivate in themselves elegant temperament",and secondly,he should express exquisite emotions "through excellent techniques".Liang thought the central part of emotional education was art education that entertained,making it clear that emo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in such a way as to guide actively along the natural course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not to suppress in a passive manner against the general trends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His approach to emotional education was not one that suppressed and gave up perception,but one that gave full play to and adroitly guided perceptual impulses.He advocated letting people express their emotion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taste,exalting their emotion so as to correct their taste and expand their emotion so as to broaden their taste. Emotion freely and elegantly expressed,with an expanded content and space,is emotion that is free from personal anxieties,and sincere,pure,rich and profound.According to Liang,this emotion is the emotion of "the virtuous" who is free from anxieties.As a matter of fact,being a virtuous man who is free from anxieties is not just what can be depicted with such a term as "emotion",but rather it signifies an ideal state one hopes to achieve in one's life.Reaching such a state is "the paramount goal of emotional education".
What is expressed in "the virtuous is free from anxieties" is a state of mind consistent with Liang's notion of taste that is achieved by forming an outlook on life that puts premium on being benevolent,by not caring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gain and loss,and by keeping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life.Liang thought this state of mind to be ideal because it gives an individual the feeling that one's inner mind and the external world,and man and nature, are combined as one.Such unity is just the highest mental state mankind strives to attain. What is more,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mental state is the feeling of "self-contentedness", or to be more exact,the feeling of "finding oneself in no situation in which one is not oneself".Liang used "self-contentedness" to explai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state of tasteful life.His view of "self-contentedness" was largely based on ancient theories on self-contention and drew heavily from Confucian doctrine and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ccording to ancient scholars,self-contention was the best way and the purpose to learn the Way of Nature.Its ultimate significance was a mental state achieved after an individual's wholehearted endeavor,i.e.a mental state with no external restraints or obstacles,as natural and sprightly as the kites fly in the air and fish jump in the water,featuring seamless integration with nature,boundless,and offering endless enjoyment.The starting point of Liang's elaboration on "taste" was exactly the significance of self-contentedness as a mental state,which included humanity exaltation, energetic vitality and spiritual freedom.He explained the "self-contentedness" phenomenon of the state of taste as follows:the state of taste is a state of life that is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worries abou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so in this state one feels happy and tireless and can freely do what he wants to do;the state of taste is a state where one feels highly spirited and independently minded;the state of taste is a happy state of life where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inner mind,the self and the nature are linked up in a natural way.The state of taste Liang promoted an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self-contentedness share much in common in terms of pursuing an easy-going,satisfied and sprightly mental state.What is more,to achieve the state of taste,one is to rely o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elf-contentedness.That is,one can only achieve that state through his own effort,and this effort refers to none other than his mental creation.According to Liang,every state is the result of one's mental creation.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Vorstruktur"(fore-structure),an individual with values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will get a totally different experience when faced with the same situation,based on which Liang pointed out that an individual's mind was capable of being independent of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getting rid of the confinement of the inevitable mechanical stimulus-response cause-and-effect linkage,thu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man to stop worrying about material gains and free himself from a passive state in which he is constrained by external situations and enter a mental state of infinite freedom.As a state, taste is the result of one's active mental endeavour.As a state with freedom,taste is crystal clear without utilitarian restriction and vast enough to go beyond one's mental perception. Liang absorbed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self-contentedness which suggested the first thing to do was to mold one's temperament and his idea of cultivating taste put emphasis on earnest efforts to attain a free and contented state of mind,especially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lif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the firs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universe",which implies that one should do away with anxieties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 so as to foster "taste".To this,Liang offered explanation in three steps.First,he advocated "breaking the constraints of worrying about success and failure".He would often use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I Ching beginning in Qian(Force) and ending in Weiji(Not Yet Completed) as evidence to explain that the endless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indicates that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a person's limited span of life is "zero success",and thus achieved a completely abandoning of a stubborn seeking of material gains.Next,he promoted the idea of "laboring".Since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life is "zero success",what is the right attitude that one should adopt toward life and doing things? Upon successfully breaking the constraints of worrying about gains and losses,Liang promoted the idea of "laboring" in a sense that goes beyond personal success and failure.On the one hand,he looked for evidence in the long span of history to give positive comments to events that seemed failed at the first look.By linking current failure with future success,accomplishments in one place with benefits received in another place,personal sacrifice with social progress, limited personal efforts with endless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he brought out the positive values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activities that could be viewed as failed efforts because of the limits they had.At the same time,he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human nature to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Man had an inner demand for activities.His theory thus linked up activities with man's inner needs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ossible realization of a tasteful life that featured the harmony of the external world and man's inner heart.Furthermore,Liang advocated "efforts" out of one's own free will as tasteful activity. If human activity is free from the concerns for personal gains or losses,mankind is then given the greatest freedom to do whatever he want,and thus live his life in a tasteful manner.Secondly,"There is not a self":when one bothers oneself with no anxieties about personal gains or losses,he is bound to get taste.The key to getting rid of the anxiety about gains or losses is to stop being selfish and "clinging to the self",which requires one to broaden his mind and understand the "non-self" phenomena in the first place.Liang mainly used Buddhist concepts to explain the "non-self" phenomena.He pointed out that the Buddhist teaching,"All existence is impermanent," indicates that the "self" is always changing and without a constant entity and the Buddhist Law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reveals the inter-dependency of all existence,which shows that the "self"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After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otion of"non-self",one needs to bring this knowledge into real world practice and turn it into real experience.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ransition from "knowledge" to "practice" and getting a real mental experience of "not-self",Liang drew more on Confucian ideas on self-cultivation.In his eyes,the path to the realm of "non-self" starts from one's personal life and continues in an expanding manner to include the society and the world as its final points.First,one starts by "loving his kinfolk" in order to trigger the awakening of "compassion",and then by proceeding from friends to strangers,from the near to the distant,from man to nature, reaches the supreme vast and free realm of harmonious unity with the universe.A person who has arrived at the "non-self" realm will have a spirit that roams freely in the universe and a mind that is bound by nothing.With no anxieties about gains or losses bothering him, he will experience total spiritual freedom and joy.All in all,through mental awakening, stopping clinging stubbornly to the "self" and attaching the value of an activity to the activity itself,an individual can get delight and pleasure in the process of an activity and life rather than from the result of an activity and life,so as to have a broad and carefree mind of taste,a long-lasting and stable tastefu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always maintain a high enthusiasm toward life no matter whether he succeeds or fails,gains or loses.
The tasteful spiritual realm symbolized by "the virtuous is free from anxieties" is the mental basis for realization of a livelihood of taste.When that realm is implemented and carried out in real life,it is free life and free activities without the binding of narrow pursuit of material gains."Doing things for purpose of no material gain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doctrine of taste and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aste.
Life is a process.A person lives his life for "purposes" and doing things continuously.Thus, the expression of taste in life and the vehicle of taste in real life are the dynamic actions and meaningful free activities.The free activities are not confined to nature and artistic appreciation;they involve education,learning and all other endeavors of the human societies.Taste in Liang's understanding as a driving force behind all activiti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volving matter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bject involving" property of the vivid and visual tasteful appreciation.In Liang's understanding,taste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all activities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involving things".He listed labor and career as the first objects of taste and pointed out that man has the nature of loving labor and taking delight in laboring—something that he called "the impulsion of creation", and activities themselves could be the source of joy,not just means for material gains.To carry out an activity and to live one's life in an ideal manner or in a tasteful manner,one should follow the natural direction of one's internal creation impulses rather than,out of utilitarian purposes,forcibly "carry out an activity for activity's sake" or "manage a livelihood for livelihood's sake".On the one hand,as life,taste does not deny and cannot deny utility.Liang's notion of taste,which denotes life itself,has a clear and strong utilitarian connotation:it refers to industrious and ambitious life;life that caters to strong desires and satisfies lofty and proper pursuits;life that tries to fulfill responsibilities and cares much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universe.On the other hand,as taste, life has a quality that pursues "no material gains".Such life is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material desires.It surpasses anxieties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 and therefore is free from the fear of gains or losses and enjoys freedom of choosing anything to do.In Liang's understanding,utility and non-utility,laboring and pursuing no material gains,working and enjoying do not oppose each other.In his notion of a tasteful life,he united the two aspects in a harmonious whole.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his unity is an outlook on life that draws upon Henry Bergson's intuition-creating evolutionism and has the notion of benevolence as its core content.This outlook on life succeeds in linking utility and non-utility in two ways:on the one hand,it links the power of laboring with the creating impulse of an individual rather than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for success and gains; on the other hand,it links personal non-utilitarian endeavour with grand utilitarian efforts directed at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Liang's harmonious mixing of utility and non-utility makes his notion of tasteful life different from other notions of taste that put emphasis on consumption,entertainment,fun and leisure. What is unique about his tasteful outlook on life is that it expands the notion of taste from the fields of art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 to all other fields of human activities that pursues honesty and kindness,and expand the way to experience taste from "looking" to "practicing"—the normal state and the mainstream activity of life,thus uniting free and transcending qu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with man's real action in the real world and making the delight of poetry become the quality of life itself,not just a decoration attached to life but actually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people's laboring.
Liang's tasteful outlook on life,by focusing on the unity of material gains and no material gains,has achieved multiple-level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of life: contribution with transcending,creation with enjoyment,work with leisure,activity with will,duty with enthusiasm,responsibility with interest,material with spirit,and individual with group.Such integration,when it is realized in an individual's on-going life, demonstrates itself as the combination of action with value,and the co-existence of pleasure and hard working."Integr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Liang's notion of taste.It also endows it with unique value and strong vitality. Taking "laboring" as its state and the pleasure attained from renunciation of material gains as its character,this tasteful outlook on life not only inspired people at the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to take delight in "laboring" and lose no heart in face of frustrations,but also comforted their heart.It was significant at the time since it reinvigorate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reformed the national mentality and therefore helped to advance the society and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It also showed great concern for the destiny of mankind.It is a humanitarian ideal that not only greatly influenced the time Liang was in,but also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time to come,and that benefited not only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whole world.It contains a forward-looking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time and points out a way of re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s a whole.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 rapidly and material wealth and man's desires swell,when the mech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talents lead to more acute alienation problems,its idea on integrating work with interest,action with significance possesses paramount value prospects.
本论文以梁启超的趣味论思想为研究主题,试图挖掘出其独特内涵和启示意义。论文首先围绕趣味是什么的问题而展开论述。“趣味”这个被用得极为泛滥的词,在梁启超那里,却起着思想特色标识的作用,不仅是包蕴着艺术本质论、艺术功能论、美感本质论、美感效应论、审美价值论等多层面美学思考的美学范畴,更被提升为严肃的人生哲学范畴,其内涵丰富而深刻。一、趣味是艺术的本质与功用。趣味是情趣,且是乐趣。通过对趣味性表征的情感性和愉悦性的强调,梁启超揭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是一种基于“情”与“美”的独特的自主性审美活动,它以情感性打动人心,以审美性愉悦人心,充沛的情感、愉悦的美感,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艺术经验的本质。趣味不仅是对艺术的审美本质界定,还是对艺术的价值与功能规定。梁氏认为,艺术不是以直接承担认知、伦理和社会功能之“用”而是以提供生活趣味的“无用之大用”为其根本价值,从而有益于人生并与社会发生微妙的联系的。梁启超的艺术趣味观体现的是对艺术自身特性及其人生功能的内在关联,是对“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统一,是艺术本质论与艺术价值论的合一。二、趣味是一切审美经验即美感的特质。在梁氏笔下,趣味几乎成为美感的借语,趣味代表着美感的内核。梁启超以趣味范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关于美感的重要见解:1、对美感快感特性的凸显。美感通过快感来确证自己,而趣味的有无也正是以感觉愉快的出场与否为标志的,梁氏以趣味表述美感,揭示了美感悦人的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2、对美感快感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涵括。梁启超认识到,美感虽必然地是某种享受和满足即快感,但这快感却是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它并不等于、也不局限于单纯的喜悦高兴,更令人销魂的,往往是比诙谐、欢乐复杂得多的情感上的激动和满足,它可能是痛而后快或又痛又快的复杂情绪,可能是包涵人心深处的悲喜哀乐等多种情感因素的综合情感。而“趣味”恰好就是一个既以享受性为基质又比愉快指涉范围广的范畴。3、对美感超功利的精神自由特性的表征。梁启超说趣味的特点和条件是“无所为(读wèi)”。趣味体现生命内在的欲求,具有非功利强迫的自愿性、自由性。故梁氏以趣味论美感,无疑揭示了美感的实质——自由。梁启超以趣味揭示艺术和审美的性质和价值,旨在把这特性和价值推广到人类的整个实存生活领域,他对趣味的意涵阐释和意义设定,最终也落脚于人生领域,放在人生哲学的思想背景下而得以完成。三、趣味是生活的动力与价值。梁氏指出,生命即活动与创造,人类活动与创造又以心理能量作为驱动力,而趣味正是乐于创造而不厌倦的自由的心灵冲动,故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同时,心乐之趣味还赋予生活以价值。梁氏认为乐体现出生活的魅力与价值,而趣味正是乐,这乐使做事和生活本身成为享受并由此成就人生幸福。因此,趣味才是理想的生存方式,它不应只是生活诸多体验中的一种体验,而应该是生活的本体性体验,其实质是:所想和所做的统一,行动和价值的统一。梁启超高扬趣味,将之推崇到人生信仰和生活本体地位的高度,把它发展为“趣味主义”。“趣味主义”就是以趣味为人类生活之根本的人生观,它把从艺术、审美和生活中偶尔经验到的短暂的趣味体验,延续、扩展、弥漫为一种持久的、内涵人生觉解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创造着、实践着的生活本身有滋有味、富有魅力,成为人生的价值所在。可见,梁启超不但通过趣味范畴揭示了艺术和审美的真谛,还通过它揭示了生活的真谛。从逻辑上看,梁氏对趣味意涵的理解,呈现出从艺术到审美到人生不断开放扩大的逐渐广义化特点,而从根本上言,他对趣味的阐释,则总是以人生为归结点,而这人生,又应是与审美、艺术、诗意内在贯通的人生。可以说,通过“趣味”,梁启超表达了艺术、审美、人生三位一体的美学构想。
既然趣味对于人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生活的动力和价值所在,那么,接下来的重要问题则是:如何建构趣味人生?梁启超指出的实现趣味人生的路径是:情感陶养,境界提升,事上落实。
趣味的人生意义是基于情感的人生意义之上的,情感说是梁启超趣味主义诗性人生观的重要理论支撑。梁启超根据人生而立论,把情感特质与生命特质相联系来解读情感,指出情感是天下最神圣的力量和宇宙间一大秘密,它不仅是直接促成人类动作的内在热力,是生活的原动力,且以难以普遍理性规范的本能自发性与个体独特性而深入生命的隐秘、微妙、不可思议之处,以从本能向超本能、从现实向理想、从个体向超个体提升的力量和对内与外、情与理的维系,而成为能直入到“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进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进合为一”的“生命之奥”——生命的融通与超迈之境——的“关门”。趣味就首先是一种情感,情感是趣味的条件、构成和实质。但是,并非凡情感都是趣味。趣味其实是最具行为驱动力量和内外融通功能,并因之使人生充满意义和愉悦、使生活显得合理的情感,它区别于一般情感的突出特点,被梁启超表述为: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统一。责任心能引发、扩展人生兴味,能使趣味持久,这是兴味与责任统一的必要性,而责任与兴味都以自己为立足点,都是生命内在要求的东西,这又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牵手结缡,体现于行为是“乐意做”与“理应做”的统一,体现于事业即为“敬业”与“乐业”的统一,表现在人际、天人之际的关系上则是尽己性、尽人性与尽物性的统一,表现为不断活动进取着的人生过程就是个人创造与社会进化及宇宙创化的合一。可见,有责任心的趣味其实就是美善合一、情理合一、内外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高层次情感,这样的趣味才是趣味主义认可的能把趣味贯彻到底的圆满的趣味,它需要通过情感陶养来达成。由于情感性是趣味的首要的、基本的性质,情感的浓寡、高卑,决定着趣味的有无和完满与否,梁启超把以立趣为目的的趣味教育,落实为情感教育。而艺术是人类情感秘密的最佳诠解方式,艺术的本质和作用是趣味,因此,情感教育又被引向艺术教育。梁氏认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艺术以对情感表现的尽曲尽微尽妙及形式之美,具有非同寻常的移情效应,是涵养情趣的“法宝”。艺术品的移情效果又取决于艺术家的情感素质和表情技能,艺术家当然就成了情感教育的重要承担者。艺术家应自觉意识到责任很重,并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承担起责任:一是把“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二是“用美妙的技术”把优美情感表现出来。梁启超以娱情性的艺术教育为情感教育的中心环节,表明情感教育的方式特色,是顺而导的积极引导,而非逆而抑的消极压制。梁氏走的不是压抑、舍弃感性的超脱之路,而是畅发、利导感性冲动的尽性之途,他倡导畅情引趣、提情正趣、扩情广趣的情育方式。这自由畅发且得其正的、其内涵和活动空间都被拓展了的情感,是超越了私忧烦恼的、真挚纯正充实博大的情感,即被梁启超称为“仁者不忧”的情感。而“仁者不忧”,则已经不仅是一种情感,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了。达成此境界,乃是“最高的情感教育”。
“仁者不忧”,就是因得着“仁”的人生观而达成的、超越成败得失与忧患疑惧、对整个生活保持乐观态度的趣味化心灵状态。关于此心灵状态,梁启超认为,它是一种境界,因为它是内外合一、物我合一之感,内与外、物与我的合一,正是人类理想的心灵境界;同时,这种境界的心灵特征是“自得”,而且是“无入而不自得”。梁启超是以自得来表征趣味生活境界的特点的,他的自得观以传统的自得说为重要理论平台,蕴含着深厚的孔门精神和宋明学背景。在古人那里,自得是学道的最佳方式与最终目的,它的最高意义乃是工夫所至的一种精神境界,即不累于外物而自由无碍的、如鸢飞鱼跃般自然而活脱的、浑然与物同体、其浩无涯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梁启超就首先是从自得包含人性超越、生机畅达和精神自由的境界论意义上来解说趣味的,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释了趣味境界的“自得”气象:趣味境界是摆脱一切利害束缚而欣然无累、洒落自由地做事的生活境界;趣味境界是意志自由而昂扬、心灵自主而活泼的人生境界;趣味境界是把内与外、我与物一齐穿纽的人生乐境。不但在洒落怡然、自由活泼的精神旨趣上,趣味境界与传统境界论意义上的自得是相通的,而且,趣味境界的获致,也有赖于传统方法论意义上的自得,即得之于己,而得之于己就是自得于心。梁启超提出,一切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由于心理“先结构”的不同,具有不同价值心境的主体,面对同样的外境,可感受到迥异的意义体验。梁氏由此指明,人心拥有不随外境转移的能动性,能挣脱刺激—反映的机械必然的因果链条的束缚,这就为人不为物役、摆脱受外境牵动的被动生存状态而进入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提供了可能性。作为境界,趣味是心之主动营造;作为自由的境界,它是清明而不为物蔽、广大而能超越之心所造。梁启超吸纳了传统自得思想主张从心性涵养入手的观点,其趣味修养论要求立内在自由的心上工夫,尤其是心的以下两个方面的超越性觉解。一是,“宇宙未济”:心超成败之忧而得趣。对此,梁启超给出了逐层导进的三个层面的解说。首先,破“成”。梁氏习惯于以六十四易卦始于“乾”而以“未济”终为据,从宇宙演化的无极性来透悟以有涯入无涯的个体生命“无成”、“不可”的终极境遇,以达到对成的执著的彻底超脱。其次,立“为(读wéi)”。既然人生“无成”,人又该在何种意义上去做事、去生活呢?在破“成”之后,梁启超又在超乎个体成败之外的意义上立“为”。一方面,梁氏以开放的历史视野和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在长时期、广范围的历史发展的复杂运行关系中寻找对看似失败的人生活动作出积极评价的依据,他通过接通当前失败与未来成功、此地作为与他处受益、个体付出与社会进步、人生的有限努力与宇宙的无限演进的方式,来确立起有限的因而可视为失败的人生活动的积极价值和无限意义;同时,他又指明,活动乃人的自性、天性,是人的内在需要,由此把外在性的实践活动和内在性的自性贯通起来,为内外合拍的趣味人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梁启超标举自由之“为”即趣味活动。人生活动从必求其成的功利计较中解脱出来,就把做事的自由大大解放了,人生就可以且应该顺着“心之所不能已”而自由做事,即趣味化地活动与生活。二是,“人类无我”:心超得失之忧而生趣。超越得失之忧的关键在破私心、破“我执”,这就要求首先从慧上解悟、明了“无我”之理。梁启超主要借助佛典义谛来晓以“无我”之理,他指出,“诸行无常”的佛理说明“我”处于刻刻变迁的状态,而没有固定的实体;“因缘和合”的佛理又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我”并不能独存。在道理上通晓“无我”观之后,则要将之带入感性实践,转化为实际的体验。在由“知”及“行”、使“无我”的心灵体验实有诸己的努力上,梁氏则更多地沿承了儒家“扩”和“推”的修养观。在梁启超看来,达及“无我”的感性修养路径呈现为以个人身为起点,以世界、天下为极量的扩充轨迹,首先濬启、发动最切近的“亲亲”之情,以求“同情心”之觉醒,然后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人类及自然,最终达到与宇宙融通而为一的宏阔而自由的超拔境界。达及“无我”境界的人,其精神畅通于宇宙大生命,其内心无所局限,获得了免除得失之忧的精神自由感、悦乐感。总之,通过慧心的觉解,破除对“成”、对“我”的痴迷和妄执,使活动的价值被锁定在活动本身,主体就能在活动、生活过程本身而非活动、生活的结果中享受到乐趣,就拥有了一种坦荡荡的、乐而不忧的趣味胸怀,一种长久稳定的趣味心理结构,无论成败、得失,生活的兴致都永不衰减。
“仁者不忧”的趣味精神境界,是人生趣味化的内在根据,它贯彻、落实到生活实践中,便表现为:超狭隘功利而自由地活动、自由地生活,即“无所为(读wèi)而为(读wéi)”,这才是趣味主义的最终目标和趣味的最后完成。
生活是过程,人生本是“为”着的、不断做事的人生,因此,趣味的牛活表达,趣味的现实载体,是动态的活动,是富有意趣的自由活动。这自由活动不仪仪局限于自然与艺术欣赏,而广涉包括教育、学问乃至一切劳作的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同于形象直观的趣味鉴赏的“及物”性,梁启超理解的作为活动动力的趣味以“涉事”为特点。梁启超把劳作、职业列为趣味首项对象,并指出,人本有好劳作、以劳作为趣的天性——“创造冲动”,活动本身能够成为快乐的源泉而不只是求取功利的手段。活动、生活的理想展开即趣味化展开,就应该是顺着内在创造冲动而非功利勉强的“为活动而活动”、“为生活而生活”,其实质是,使奔波忙碌、创造着功利的、事务性的同常生活,在超功利的自由愉悦的心境中展开。趣味作为生活,是不拒绝也不可能拒绝功利的。梁启超所倡导的与生活合一的趣味,其实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功利性:它是勤奋开拓、积极有为的生活;是应答强旺的意欲、满足正当高级之追求的生活;是尽职尽责的、具有社会乃至宇宙大功利的生活。同时,作为趣味的生活,又以“无所为(读wèi)”的超功利为品格:它是不受物欲牵制的自由生活;是不汲汲于成与得、故不畏惧败与失而能自由做事的洒然自得之生活。功利和超功利、有所为(读wéi)和无所为(读wèi)、工作和享受不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梁启超就在趣味人生中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了。他用以统一的理论根据和哲学基础是:渗透着柏格森的直觉创化论精神的、以“仁”为核心观念的人生观。此人生观主要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对功利与超功利的连接与融合:把“为”的动力同生命的创化本性而不是成或得的功利目的相联系;把对个人功利的超越和对社会、宇宙创化尽责的大功利相沟通。对功利和超功利的融汇,使得梁启超的趣味生活观,区别于众多消费性、娱乐性、把玩性、闲适性的趣味主义,而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它把趣味从艺术和审美领域推向求真、向善的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把趣味的体验方式从“观”推广到作为生活常态、作为人生主旋律的“行”中,使审美的自由超越性与人生的现实作为统一起来,使诗意之乐成为实在生活本身的品格,而不只是似乎与劳碌的生活本身无缘的、附加于生活之上的装点。
围绕着功利与超功利的融汇,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论实现了对生活诸因素的多重双向整合:事功与超越的兼备,创造与享受的同一,工作与休闲的一体,活动与意愿的合拍,义务与情趣的统一,责任与兴味的融合,物质与精神的调和,个体与群体的骈进。这种种调和,落实为个体活动着的具体生活,就集中地表现为行动与价值的合一、快乐与奋进的同在。可以说,“调适”,是梁启超趣味论的思维特色和精神实质,也是其独特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以“为”为状态、以超功利的自由之“乐”为品格的趣味人生论,既激励起民族危难、国家衰困之际的国民以做事本身为乐、受挫败也不馁丧的精神,又予他们以心灵安顿:既具有刷新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心理以改进社会、振兴国运的时代意义,又体现出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关怀。它是兼具时代性与未来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人文理想,内寓着前瞻性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并启示了一条向着人的存在整体性的回归之路,它关于工作与兴味、行动与意义的一体化主张,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与欲望的膨胀、生产活动的机械化以及人的才性的市场化而导致行为异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尤具无上的价值前景。
At a special time in history when the West collided with the East,the old times gave way to the modern times,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und itself in predicament,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embarked on self-reflection,Liang Qichao,a man who was concerned for both th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a patriot and a cosmopolitan,and a man who readily took on his shoulders the double responsibilities of renewing the national spiri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his motherland and promoting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taste and enjoying life in order to help save the common people from suffering,advanced a unique poetic outlook on life based on his notion of "taste" for the sake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well as the happiness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after absorbing the cream of both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while rectifying their defects and blended external pioneering—a promine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 way of living—and inner happiness—an ideal state of mind advoc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nto a harmonious whole.His views on the cultivation of a "tasteful" personality and living an ideal "tasteful" life suggested building the quality of "pleasure" into the journey of life of "laboring" and combining poetic beauty with real life in which one seeks knowledge and fulfills responsibilities and were full of the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 lifestyle that puts emphasis on pass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very living being.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Liang's notion of taste and tries to bring out its unique meaning and inspiration that can be drawn from it.It begins by discussing what taste is."Taste" itself is an abused term,but Liang used it as a symbol of his unique thoughts.Not only did Liang's "taste" have elements that could be found in different aesthetics such as the theory of artistic essence,the theory of artistic function,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feeling,the theory of the effect of aesthetic feel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value of aesthetic perception,but also it was elevated to be a serious term belonging to the realm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The content of Liang's notion of taste was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First,Liang used taste to defin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art.Taste was feeling.Taste was pleasure.Through emphasis on the two facets of "taste",Liang revealed the true nature of art—a unique and independent aesthetic perception process based on "feeling" and "beauty".Art moved people by the feelings it expressed and delighted people by the beauty it had.Vigorous feeling and delightful beauty formed the true quality of artistic experience. Thus,taste not only defined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art,but also prescribed its value and function.In Liang's understanding,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art lay not in its "usefulness" of directly providing cognitive,eth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but in its seeming uselessness of providing "taste" of life,through which art benefited people and interacted in a delicate manner with society.Liang's idea of tasteful art reveals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ies of art and its influences on life.His idea is a unity of "art for life' sake" and "art for art's sake",and a unity of the theory of artistic essence and the theory of artistic value. Second,Liang used taste further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experiences or the sense of beauty.In Liang's works,taste is almost a substitute for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stands for the core of aesthetic feeling.Liang's notion of"taste" expresses his understanding of aesthetic feeling in three ways.1) The emphasis on the delightful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The aesthetic feeling proves itself through delight.Whether taste is present or not can be revealed by whether one feels delight or not.Liang's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through taste reveals the noumenon quality and unique value of the delightful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2) The covering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aesthetic feeling or delight.Liang thought that although aesthetic feeling inevitably demonstrated itself in some form of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the delight must be complex and diverse.It cannot be and should not confine itself to simple pleasure.What is more exhilarating is emotional excitement and satisfaction that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jocosity and pleasure.It can be pain followed by excitement or a feeling of pain and delight at the same time.It can also be a comprehensive sentiment that includes many different emotional factors such as grief,pleasure,sorrow,and joy.Taste is just a term that includes enjoyment as its basic quality and encompasses at the same time more factors than pleasure.3) The revel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feeling as being super-utilitarian and spiritually free.According to Liang,"taste" took "no material gains" as its property and condition.It embodied the inner desire of life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a non-utilitarian voluntariness and freedom.Therefore,Liang's discuss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via the notion of "taste" undoubtedly reveals the true nature of aesthetic feeling,i.e. freedom.The purpose of Liang's using "taste" to reveal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art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 is to expand such quality and value to every field of real human life. As a matter of fact,his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aste" and the definition he gave the term all had their roots in human life and were accompl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Third,in Liang's eyes,taste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life and also where the value of life resided.Liang pointed out that life was activity and creation;human activity and creation took mental energy as their driving force;and taste was the free mental impulse that found pleasure in endless creation and therefore could provide a forward-pushing momentum for life.At the same time,taste in the form of the pleasure of the mind gave life value.Liang thought that pleasure demonstrated the charm and value of life,and taste was pleasure.Such pleasure made working and life an enjoyment and helped an individual get lifelong happiness.Clearly,"taste" is the ideal way of living.It should not be just one of the experiences one gets from life,but life itself.The nature of taste is the unity of what is desired and what has been done,the unity of action and value.Liang lauded "taste" high to the level of the faith of life and the status of life itself and developed it into "the doctrine of taste".Liang's "doctrine of taste" is an outlook on life that considers "taste"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life.This doctrine continues,expands and diffuses random and short-lived tasteful experiences from artistic activities,aesthetic perception processes and daily life into a long-lasting attitude of life which includes understandings and realizations about what life is,thus making the daily life we are creating and living pleasurable and charming.It is clear that through the notion of "taste" Liang not only reveals the true meaning of art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but also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Logically speaking,Liang achiev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aste" in a gradual and generalized manner,which started from art and expanded to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life.But basically,his elaborations on taste were all rooted in human life that was internally linked up with aesthetic perception,art and poetic quality.It can be seen that,through "taste",Liang produced an aesthetic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rinity of art,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life.
Since "taste" is so important to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and is the force that drives daily life forward and where the value of life resides,a question of formidable size arises:how can one live a life of taste? The path to such a life Liang pointed out for us is molding our temperament,heighten our mental outlook and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daily life with an attitude consistent with the doctrine of taste.
The significance of taste to life is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 to life.Liang's theory of emo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is outlook on tasteful and poetic life.Starting from life,Liang connected emotion with life to decode emotion,pointing out that emotion was the most sacred force in human society and a grand mystery within the universe.Emotion was an inner energy that directly caused human action.It was the prime mover of life.It entered the secret,subtle and inconceivable parts of life in an instinctual and individual way that could not find universal and rational normalization.With force that transformed instinct to super-instinct,reality to ideality,individual to super-individual an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passion and rationality,emotion became the gateway to the ultimate depth of life where "my thoughts are combined with my life as one," and "my life is combined with the universe and the common people as one".Taste was an emotion in the first place,and emotion was the condition,component and nature of taste.But,not all emotions were taste. Taste was the emotion that had the strongest driving power and the strongest ability to link up the inner realm with the external world,and thus made life meaningful,pleasurable,and reasonable.It was different from common emotions,in Liang's words,in its unifying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Responsibility generated and expanded one's interest in life and made taste last long.In this sense,it was necessary for a unified entity of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to be achieved.But at the same time,both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took themselves as their own foothold and both were the objects of life's inner aspiration.This fact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two to be united.The unity of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demonstrated itself in action as the unity of "willing to do" and "ought to do",in a cause as the unity of "respecting one's work" and "taking delight in doing one's work",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unity of giving full play to one's own and others' abilities and fully respect nature,and in a life course that was progressing continually as the unity of personal cre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and the creating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Therefore,"taste" with the quality of responsibility in itself was a lofty emotion that had unified beauty with kindness,passion with rationality,inner mind with the external world,oneself with others,man with nature. Such taste was what people believing in the doctrine of taste thought could carry out the doctrine of taste to the fullest,and could only be achieved by molding one's temperament. Since emotion was the primary and fundamental quality of taste,the degree of the density and elegance of emotion decided the existence and fullness of taste.Liang suggested carrying out taste education aimed at cultivating taste in the form of emotional education. As art was the best way to decode the mysteries of human emotions,emotional education was in turn led to art education.Liang thought the "best tool" for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was art.The expression of human emotions in artistic works in the most complicated, delicate and brilliant manner and in the most beautiful form creates a unique empathic effect,making art a magic weapon for cultivating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However, since the empathic effect of an artistic work depends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artist and his ability to express emotions,the artist natur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practitioner of emotional education.An artist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solemn responsibility and try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in the following two ways.In the first place,he should "cultivate in themselves elegant temperament",and secondly,he should express exquisite emotions "through excellent techniques".Liang thought the central part of emotional education was art education that entertained,making it clear that emo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in such a way as to guide actively along the natural course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not to suppress in a passive manner against the general trends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His approach to emotional education was not one that suppressed and gave up perception,but one that gave full play to and adroitly guided perceptual impulses.He advocated letting people express their emotion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taste,exalting their emotion so as to correct their taste and expand their emotion so as to broaden their taste. Emotion freely and elegantly expressed,with an expanded content and space,is emotion that is free from personal anxieties,and sincere,pure,rich and profound.According to Liang,this emotion is the emotion of "the virtuous" who is free from anxieties.As a matter of fact,being a virtuous man who is free from anxieties is not just what can be depicted with such a term as "emotion",but rather it signifies an ideal state one hopes to achieve in one's life.Reaching such a state is "the paramount goal of emotional education".
What is expressed in "the virtuous is free from anxieties" is a state of mind consistent with Liang's notion of taste that is achieved by forming an outlook on life that puts premium on being benevolent,by not caring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gain and loss,and by keeping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life.Liang thought this state of mind to be ideal because it gives an individual the feeling that one's inner mind and the external world,and man and nature, are combined as one.Such unity is just the highest mental state mankind strives to attain. What is more,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mental state is the feeling of "self-contentedness", or to be more exact,the feeling of "finding oneself in no situation in which one is not oneself".Liang used "self-contentedness" to explai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state of tasteful life.His view of "self-contentedness" was largely based on ancient theories on self-contention and drew heavily from Confucian doctrine and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ccording to ancient scholars,self-contention was the best way and the purpose to learn the Way of Nature.Its ultimate significance was a mental state achieved after an individual's wholehearted endeavor,i.e.a mental state with no external restraints or obstacles,as natural and sprightly as the kites fly in the air and fish jump in the water,featuring seamless integration with nature,boundless,and offering endless enjoyment.The starting point of Liang's elaboration on "taste" was exactly the significance of self-contentedness as a mental state,which included humanity exaltation, energetic vitality and spiritual freedom.He explained the "self-contentedness" phenomenon of the state of taste as follows:the state of taste is a state of life that is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worries abou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so in this state one feels happy and tireless and can freely do what he wants to do;the state of taste is a state where one feels highly spirited and independently minded;the state of taste is a happy state of life where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inner mind,the self and the nature are linked up in a natural way.The state of taste Liang promoted an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self-contentedness share much in common in terms of pursuing an easy-going,satisfied and sprightly mental state.What is more,to achieve the state of taste,one is to rely o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elf-contentedness.That is,one can only achieve that state through his own effort,and this effort refers to none other than his mental creation.According to Liang,every state is the result of one's mental creation.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Vorstruktur"(fore-structure),an individual with values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will get a totally different experience when faced with the same situation,based on which Liang pointed out that an individual's mind was capable of being independent of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getting rid of the confinement of the inevitable mechanical stimulus-response cause-and-effect linkage,thu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man to stop worrying about material gains and free himself from a passive state in which he is constrained by external situations and enter a mental state of infinite freedom.As a state, taste is the result of one's active mental endeavour.As a state with freedom,taste is crystal clear without utilitarian restriction and vast enough to go beyond one's mental perception. Liang absorbed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self-contentedness which suggested the first thing to do was to mold one's temperament and his idea of cultivating taste put emphasis on earnest efforts to attain a free and contented state of mind,especially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lif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the firs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universe",which implies that one should do away with anxieties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 so as to foster "taste".To this,Liang offered explanation in three steps.First,he advocated "breaking the constraints of worrying about success and failure".He would often use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I Ching beginning in Qian(Force) and ending in Weiji(Not Yet Completed) as evidence to explain that the endless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indicates that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a person's limited span of life is "zero success",and thus achieved a completely abandoning of a stubborn seeking of material gains.Next,he promoted the idea of "laboring".Since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life is "zero success",what is the right attitude that one should adopt toward life and doing things? Upon successfully breaking the constraints of worrying about gains and losses,Liang promoted the idea of "laboring" in a sense that goes beyond personal success and failure.On the one hand,he looked for evidence in the long span of history to give positive comments to events that seemed failed at the first look.By linking current failure with future success,accomplishments in one place with benefits received in another place,personal sacrifice with social progress, limited personal efforts with endless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he brought out the positive values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activities that could be viewed as failed efforts because of the limits they had.At the same time,he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human nature to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Man had an inner demand for activities.His theory thus linked up activities with man's inner needs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ossible realization of a tasteful life that featured the harmony of the external world and man's inner heart.Furthermore,Liang advocated "efforts" out of one's own free will as tasteful activity. If human activity is free from the concerns for personal gains or losses,mankind is then given the greatest freedom to do whatever he want,and thus live his life in a tasteful manner.Secondly,"There is not a self":when one bothers oneself with no anxieties about personal gains or losses,he is bound to get taste.The key to getting rid of the anxiety about gains or losses is to stop being selfish and "clinging to the self",which requires one to broaden his mind and understand the "non-self" phenomena in the first place.Liang mainly used Buddhist concepts to explain the "non-self" phenomena.He pointed out that the Buddhist teaching,"All existence is impermanent," indicates that the "self" is always changing and without a constant entity and the Buddhist Law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reveals the inter-dependency of all existence,which shows that the "self"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After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otion of"non-self",one needs to bring this knowledge into real world practice and turn it into real experience.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ransition from "knowledge" to "practice" and getting a real mental experience of "not-self",Liang drew more on Confucian ideas on self-cultivation.In his eyes,the path to the realm of "non-self" starts from one's personal life and continues in an expanding manner to include the society and the world as its final points.First,one starts by "loving his kinfolk" in order to trigger the awakening of "compassion",and then by proceeding from friends to strangers,from the near to the distant,from man to nature, reaches the supreme vast and free realm of harmonious unity with the universe.A person who has arrived at the "non-self" realm will have a spirit that roams freely in the universe and a mind that is bound by nothing.With no anxieties about gains or losses bothering him, he will experience total spiritual freedom and joy.All in all,through mental awakening, stopping clinging stubbornly to the "self" and attaching the value of an activity to the activity itself,an individual can get delight and pleasure in the process of an activity and life rather than from the result of an activity and life,so as to have a broad and carefree mind of taste,a long-lasting and stable tastefu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always maintain a high enthusiasm toward life no matter whether he succeeds or fails,gains or loses.
The tasteful spiritual realm symbolized by "the virtuous is free from anxieties" is the mental basis for realization of a livelihood of taste.When that realm is implemented and carried out in real life,it is free life and free activities without the binding of narrow pursuit of material gains."Doing things for purpose of no material gain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doctrine of taste and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aste.
Life is a process.A person lives his life for "purposes" and doing things continuously.Thus, the expression of taste in life and the vehicle of taste in real life are the dynamic actions and meaningful free activities.The free activities are not confined to nature and artistic appreciation;they involve education,learning and all other endeavors of the human societies.Taste in Liang's understanding as a driving force behind all activiti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volving matter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bject involving" property of the vivid and visual tasteful appreciation.In Liang's understanding,taste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all activities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involving things".He listed labor and career as the first objects of taste and pointed out that man has the nature of loving labor and taking delight in laboring—something that he called "the impulsion of creation", and activities themselves could be the source of joy,not just means for material gains.To carry out an activity and to live one's life in an ideal manner or in a tasteful manner,one should follow the natural direction of one's internal creation impulses rather than,out of utilitarian purposes,forcibly "carry out an activity for activity's sake" or "manage a livelihood for livelihood's sake".On the one hand,as life,taste does not deny and cannot deny utility.Liang's notion of taste,which denotes life itself,has a clear and strong utilitarian connotation:it refers to industrious and ambitious life;life that caters to strong desires and satisfies lofty and proper pursuits;life that tries to fulfill responsibilities and cares much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universe.On the other hand,as taste, life has a quality that pursues "no material gains".Such life is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material desires.It surpasses anxieties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 and therefore is free from the fear of gains or losses and enjoys freedom of choosing anything to do.In Liang's understanding,utility and non-utility,laboring and pursuing no material gains,working and enjoying do not oppose each other.In his notion of a tasteful life,he united the two aspects in a harmonious whole.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his unity is an outlook on life that draws upon Henry Bergson's intuition-creating evolutionism and has the notion of benevolence as its core content.This outlook on life succeeds in linking utility and non-utility in two ways:on the one hand,it links the power of laboring with the creating impulse of an individual rather than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for success and gains; on the other hand,it links personal non-utilitarian endeavour with grand utilitarian efforts directed at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Liang's harmonious mixing of utility and non-utility makes his notion of tasteful life different from other notions of taste that put emphasis on consumption,entertainment,fun and leisure. What is unique about his tasteful outlook on life is that it expands the notion of taste from the fields of art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 to all other fields of human activities that pursues honesty and kindness,and expand the way to experience taste from "looking" to "practicing"—the normal state and the mainstream activity of life,thus uniting free and transcending quality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with man's real action in the real world and making the delight of poetry become the quality of life itself,not just a decoration attached to life but actually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people's laboring.
Liang's tasteful outlook on life,by focusing on the unity of material gains and no material gains,has achieved multiple-level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of life: contribution with transcending,creation with enjoyment,work with leisure,activity with will,duty with enthusiasm,responsibility with interest,material with spirit,and individual with group.Such integration,when it is realized in an individual's on-going life, demonstrates itself as the combination of action with value,and the co-existence of pleasure and hard working."Integr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Liang's notion of taste.It also endows it with unique value and strong vitality. Taking "laboring" as its state and the pleasure attained from renunciation of material gains as its character,this tasteful outlook on life not only inspired people at the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to take delight in "laboring" and lose no heart in face of frustrations,but also comforted their heart.It was significant at the time since it reinvigorate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reformed the national mentality and therefore helped to advance the society and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It also showed great concern for the destiny of mankind.It is a humanitarian ideal that not only greatly influenced the time Liang was in,but also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time to come,and that benefited not only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whole world.It contains a forward-looking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time and points out a way of re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s a whole.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 rapidly and material wealth and man's desires swell,when the mech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talents lead to more acute alienation problems,its idea on integrating work with interest,action with significance possesses paramount value prospects.
引文
[1]蒋广学:《梁启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1]梁启超:《诗话》第四十八则:“昔与平子及两浏阳、铁樵同学佛,日辄以'为一大事出世'之义相棒喝。”《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7页。
[2]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出版)并非梁氏著述之完璧,近年来学者正多方收集《合集》以外的散佚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册共143万余字即是此项努力的结晶。此外,梁启超的书信约400万字。而据徐佛苏所言,有人甚至认为梁氏著述有二千余万字(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4页)。
[1]唐洁文:《读不完的梁启超》,《学习月刊》2003年第11期:李玉铭:《梁启超: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侯杰、林绪武:《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4期。
[1]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2]朱存明:《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3]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6-617页。
[1]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台湾中华书局民国67年版,第125-130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3]梁启超:《自由书·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1]梁启超:《自由书·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2]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45页。
[3]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之批评》,《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68页。
[4]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3页。
[1]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74页。
[2]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73-6274页。
[3]1927年5月26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69页。
[1]1927年2月16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52页。
[2]长女梁思顺爱好诗词,她编的《艺蘅馆词选》被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又是美学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曾和美丽而又有“一代才女”之誉的妻子林徽音一起,研究鉴定古建筑,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次了梁思永是优秀的考古学家,曾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从地层学上判断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众多关键问题。幼子梁思礼是杰出的导弹控制系统专家,毕业于辛辛那提大学,参加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创造,是我国首次成功设计地一地导弹控制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曾任航天部总工程师。梁思成、梁思永都在194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梁思成于1955年再次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梁思礼在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其他几位子女也都才情不凡,三子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可惜因病早逝。四子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成绩不菲。次女思庄曾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一生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三女思懿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四女思宁于1940年投奔新四军,为革命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1]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慈)指出:严复“振聋发聩地宣布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2]参见龚郭清《论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以康有为早期政治改革思想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以及宋志明、许静《近代启蒙哲学与新人的发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思想合论》,《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于1897年11月发表在《国闻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据知内情的梁启超回忆,此文实成于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之手。文章在说明小说发乎人类之本性以及它“易传”的独特优越性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又进而指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于是表明要大力提倡小说的“宗旨所存”,在于“使民开化”。此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基本思想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参见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6-205页。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885页。
[1]意识到西方冲击导致的国人信仰危机,是“戊戌”一代人与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派及早期改良派的重大区别,正如勒文森对曾国藩和梁启超的比较性评价:“两人都害怕外国侵略所带来的物质危机,但仅有梁启超意识到伴随而来的精神崩溃的幽灵”。见[美]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3]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1]梁启超:《美术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美术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7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5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2页。
[1]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4-4044页。
[2]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78-3984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6页。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63页。
[2]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4-4044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3-4743页。
[4]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79-3982页。
[5]陈文忠:《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6]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3954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3954页。
[1]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3]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
[4]梁启超赞赏情真意真的作品:《陇头歌》“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极真的情感尽量表出”;元微之悼亡的三首七律“在极局促的格律底下,赤裸裸把一团真情捧出”;《乌孙公主歌》情绪甚真,作者“将自己情感照直写出,毫无雕饰”,算得妇女文学中佳品。相反,没有真性情的作品,则索然寡味,没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梁启超认为,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不过君臣谈话之间,用韵语互相劝勉,在情感的文学上,当然没有什么价值”;朝廷歌颂之作,无真性情可以发抒,就极难工。见《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3、3932页,以及《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421、4341、4357页。
[5]梁启超反对《楚辞》旧注“谬托高义于文学之外”、逐词逐句求事君不合之比义的穿凿附会的“政论”解读法,认为如此解法,“更何文学价值之可言”。他说:朱熹“《九歌总序》下注云:‘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虽稍直捷,然终未能脱旧注桎梏。何如直云《九歌》皆祀神乐章,而屈原自抒其想象力及情感耶?”同样地,梁启超还指出,《诗经》是“我国最古而最优美之文学作品”,表情技法丰富,所表达的情感不只是对于国家社会的情感,还有关于家庭、朋友、男女两性间之怨慕等等情感,但是,“美刺”之说却以刺君、刺淫、刺世道来释诗,障蔽了《诗经》所表性灵及其文学价值,故“治《诗》者宜以全诗作文学品读,专从其抒写情感处注意而赏玩之,则诗之真价值乃见也。”见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63、4655-4656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8页。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80页。
[3]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171页。
[4]钟嵘《诗品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309页。
[5]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情采”、“知音”篇,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241、273、300页。
[6]白居易《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96页。
[7]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424页。
[8]李贽强调真情实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童心说》,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118页)。徐渭认为:“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徐渭:《肖甫诗序》,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94页)袁宏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211页)。汤显祖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玉茗堂文牍之四·耳伯麻姑游诗序》,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0页)。袁枚以性灵、情感真实为艺术流传的条件:“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袁枚《答蕺园论诗书》,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74页)龚自珍的《长短言自序》云:“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2页)
[1]列·托尔斯泰《艺术论》,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23页。
[2]列·托尔斯泰《艺术论》,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第412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3页。
[2]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06页。
[3]梁启超: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74页。
[1]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45-4947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44、3946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50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44页。
[1]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06页。
[2]马睿:《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35页。
[4]马睿:《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342、4339、4350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8页。
[2]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3]夏曾佑:《小说原理》,选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1-245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选自《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4页。
[5]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96页。
[1]赵利民:《中国近代文论对正统文学观念的反叛与超越》,《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
[1]乔纳森·卡勒这样解说康德的艺术无功利说:“对于康德和一些其他理论家来说,美学对象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它们的建构具有一种目的性:它们之所以这样建构是为了使它们的各个部分都协调一致去实现某个目的,但这个目的就是艺术作品本身,是蕴含在作品当中的愉悦,或者是由作品引起的愉悦,而不是外在的目的。”乔纳森·卡勒:《当代艺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2]黄凰:《但开风气我为先——梁启超对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0期。
[3]引自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98页。
[1]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4页。
[2]正是在坚持艺术增进人生意趣的人文功利的意义上,梁启超这样批评没有精神理想的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周围环境所支配。……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欧游心影录·文学的反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5页。
[3]杨立民:《梁启超情感论文艺观及其现代意义》,《河北学刊》1999年第6期。
[1][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3页。
[3]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7页。
[4]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7-4018页。
[5]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3-174页。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2]祁志祥:《以“味”为“美”——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哲学界定》,《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3]汤显祖:《答吕姜山》,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149页。
[1]正如考德梅尔《味觉》书中指出的:“味觉意义上的趣味基本上被捧除在欧洲启蒙哲学中出现的趣味理论的主要论题之外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8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0-4011页;以及《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65页。
[2]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45-4947页。
[3]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8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44页。
[5]梁启超:《杜甫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4页。
[6]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4页。
[1]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2]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2页。
[3][美]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3-35页。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4页。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50、457页。
[1]李世民:《贞观政要·礼乐》,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页。
[2]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3页。
[3][英]H.A.梅内尔:《审美价值的本性》,刘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1、27-29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47页。
[2]梁启超:《余之生死观》,《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74页。
[3]梁启超:《岁晚读书录·好修》,《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4页。
[4]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一文中,梁启超说,教育家过的是人类理想的生活——趣味生活。虽然做官之人能买洋房、汽车,天天燕窝、鱼翅,教师却生活清贫,“从物质生活看来,他们真是乐,我们真是苦了。但我们要想一想,人类生活,只有物质方面完事吗?燕窝、鱼翅,或者真比粗茶淡饭好吃,吃的时候果然也快活,但快活的不是我,是我的舌头。我操多少心弄把戏,还带着将来担惊受怕,来替这两寸来大的舌头当奴才,换它一两秒钟的快活,值得吗?绫罗绸缎挂在我身上,和粗布破袍有什么分别,不过旁人看着漂亮些,这是图我快活呀,还是图旁人快活呢?须知凡物质上快活,性质都是如此。这种快活,其实和自己渺不相干,自己只有陪上许多苦恼。我们真相信'行乐主义'的人,就要求精神上的快活。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骗人的话,也并不带一毫勉强,他们住在'教育快活林'里头,精神上正在高兴到了不得,那些舌头和旁人眼睛的玩意儿,他们有闲工夫管到吗?”见:《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2页。
[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近代科学知识为梁启超无物不动、无物无动力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早在《说动》一文中.梁启超就指出:从大处而言,声、光、热、电、风、云、雨、雪等摩激鼓宕而成地球,地球与金、水、火、木、天王等星体绕日疾旋而成世界,此世界合其他星林、星云等又别有所绕而疾旋,乃成万古不息之世界海。假如太空中无此动力,则世界(?)毁。小而至于人身,人身之血、脑筋和灵魂,“其机缄之妙,至不可思议”,否则为麻木痿痹,而体魄之僵随之。更小而至于一滴水,一微尘,莫不有微生物浮动于其中,否则空气因之而不灵。参见梁启超《说动》,《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2][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9页。
[3]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37-3138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38页。
[1]梁启超:《自由书·烟士披里纯》,《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75-376页。
[2]梁启超:《自由书·无欲与多欲》,《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3]梁启超:《自由书·自助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4]梁启超:《地理与年代》,《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78页。
[5]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2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1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7页。
[2]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9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0页。
[2]《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诸子集成》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19页。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161页。
[4]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61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3页。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63页。
[5]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20页。
[6]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1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2]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1页。
[2]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1-4012页。
[1]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46页。
[2]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90页。
[3]人的生存活动由两大要素组成:行动和价值(意义)。行动和价值及其对立面非行动、非价值四个要素构成四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一是非行动与非价值的结合。即混的沉沦式生活,“猪”的生存方式:二是行动与非价值的结合,这是有胆量、重行动、埋头苦干而缺乏意义的“冒险式的生存方式”:三是只重价值、高呼意义而无视创造性的生活行动、只在空想中盼望乃至退出生活的“教徒式的生存方式”:四是行动与价值实现了统一的生存方式,这是获得生命意义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参见朱贻渊:《价值论美学论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110页。
[1]《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1]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52-3156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34页。
[3]梁启超:《子墨子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80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12页。
[5]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2]在《外交欤内政欤》的讲演中,梁启超针对一些人加给他的“阴谋家”的指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个感情生活的人,简直可以说我所用的字典里头没有‘秘密'这两个字,‘谋'尚且不会,‘阴'更不必说了。但别人对于我种种怀疑,我并不怪,因为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这是情感生活的人应有的结果。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时怕并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0页。
[3]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8-499页。
[4]爱尔维修:《论精神》,《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68页。
[5]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4页。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2]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3][4]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杜1999年,第3968页。
[1]陈国恩、朱华阳:《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把尽情与救国合在一起,是晚清情感论的一大特色。《新小说》辟了“写情小说”专栏,所刊作品却大多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吴趼人这样论“情”:“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吴趼人《恨海》第1回,引自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8页)吴趼人创作的“写情小说”《恨海》、《劫余灰》,乃至民初徐枕亚创作的《玉梨魂》,都把主人公的爱情同对国家社会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既可见出传统以仁释礼、内圣外王的影子,又适应了畅情的现代人文要求与振兴国家的现实要求这双重需要。梁启超的情感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联系。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3922页。
[1]参见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7页;及《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170页。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7-3968页。
[2]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3]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7页。
[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9页。
[1]梁启超:《人生规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6、3925、3949页。
[2]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1]梁启超:《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23页。
[2]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42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9;及《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80页。
[4]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90页。
[1]N·丹森:《情感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1][2]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53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6-4740页。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174页。
[1]邓牛顿:《说趣》,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2]林语堂:《论趣》,《无所不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33页。
[1]邓牛顿:《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3415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9页。
[2]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59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0-4071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4014页。
[3]梁启超指出,庄子所谓与万物为一的“真我”相,只能以体验、直觉而非“理智的剖析、言说的诠议”得之,“例如有人痛楚,其痛相何若?只能自喻而不能以喻诸人。热爱笃敬深忧奇惭之存于内者亦然。乃至饮水之冷暖自知,视色之妍媸入感,皆各自受用而不与众共者也。此其事皆在觉在证,而知识乃退居于位。夫部分之情感且然,而况于宇宙之大理乎?要之知情志三良能备于我躬,各自为用,情感意志之所有事,非理智所能任,亦犹理智之所有事,非情感意志之所能任。而或者过信理知万能,谓天下事理皆可以分析综合推验尽之,外是者则大诟而不之信,此其所以为蔽也。”《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312页。
[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页。
[6]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1][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1]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1-2759页。
[2]《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83页。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4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6页。
[1]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1-2759页。
[2]梁启超:《纪夏殷王业》,《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71页。
[3]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73页。
[4]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5-2756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见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64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7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非斯的人生天职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3页。
[2]从梁启超的话语系统中可以看出,他是把情感与欲念、心力、诚、灵感、激情、热愤、自由意志、创造冲动、信仰、精神、希望甚至志向等概念相联系乃至相互替换着运用的,用来表达激起人行动的内在要求,似乎无意于细辨这要求是出自类似本能一样的感性自发的自然性需求,还是充塞渗透到感性领域的经过理性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自觉性追求。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3415页
[1]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9-4020页。
[2]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5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38页。
[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0页。
[1][2]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53-275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李开军:《梁启超的美育思想及其特征》,《岱宗学刊》 1999年第3期。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3页。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 1988年,第508页。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4年,第182页。
[5]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第147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3]针对20世纪初学界时髦的各种“唯……主义”如“唯用”、“唯美”、“唯感”、“唯实”、“唯乐”、“唯物”、“唯心”等,梁启超指出,真理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是不能用“唯”字来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小足真理。人生又是最复杂最矛盾的,它以心物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因此,梁启超首先从“唯物”、“唯心”两派“非”起,从而对“唯什么”这种“学术界专制帝王的口吻”一齐宣战。他反对“在物字上头加上一个唯字”,因为人类能凭心力改造环境、突破物质条件的限制,若贯彻“唯物”的主张,就容易走向“命定主义”和“机械的人生观”,人生就失去了主动性和生存的意义。同样,“在心字上头加上一个唯字”,梁氏也反对,因为实际生活的大部分条件都是物质,我们的身体就受自然的限制,如果贯彻“唯心”的主张,结果会走到非生活的路上,像宋儒所说“心具众理”之类学说,“在个人修养的收获上是很杳茫的;而在社会设施上可以发生奇谬”。参见《非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276-4277页。看惯了开始于近代而流贯于现当代的非“左”即“右”、非“右”即“左”的两极性思维方式,我们会发现,梁启超不“唯”的调适思想,他的宽广、稳健、全面、中庸,是多么难能可贵。
[1]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113-114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3-3964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3]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1-4012页。
[4]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3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2页。
[3]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7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885页。
[2]金雅:《梁启超的“情感说”及其美学理论贡献》,《学术月刊》 2003年第10期,第90页。
[3]徐林祥:《中国美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529页。
[1]“四力”其实就是“小说艺术对人的移情作用”(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306页),梁启超称之为“移人”。梁氏也已明确提到过“移情”这一说法,在发表于1901年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他这样评价《清议报》上所刊小说:“一读击节,每移我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8页)。不过,“移人”不仅是“移情”,还表示出对人的全面、整体的影响的意思。
[2]金雅:《梁启超的“情感说”及其美学理论贡献》,《学术月刊》 2003年第10期,第90-91页。
[3]梁启超:《告小说家》,《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47页。
[1]梁启超早年更关注对社会有更直接影响的新政治思想以及自立、合群等新道德思想乃至其他社会人生内容、现代文明的传播,故而把含容量大、普及面广的小说艺术视作最具精神影响力的文体,但是,20年代后,他摆脱了急切功利性的驱迫,不再把艺术功用局限于某一特定现实目的,而赋予艺术更宽泛的人生学意义。梁氏抓住“情感”这一对个体生命有着更实际意义的范畴来看艺术的价值,因此,诗歌文体以前所未有的莺要性重新进入到他的视野,而他对小说的热情则大减,以至于在罗列国学入门书中的文学类书籍时,所列竟不涉及小说,几乎全是韵文类。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言论:“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39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34、3925、3941、3943、3942页。
[3]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404页。
[1]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9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治国学杂话》,《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43页。
[3]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39页。
[4]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31-4932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53页。
[3]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45-4953页。
[1][2]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32-3133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6-4740页。
[2]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38-4040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53页。
[1]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79-3982页:以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53-3954。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30页。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80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4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8页。
[2]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3-4734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3页。
[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423页。
[5]情感表现的自然真实,莫过于歌谣、乐府以及少数民族的作占占了。梁启超指出,这是因为,人类情感自然发泄,不知不觉就同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的天籁相应,从而构成一种韵调,永远打动人的心弦。诸多民间诗作,“千百年后诵之,依然生起簇新的同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417页)。歌谣就是不会做诗的人,至少不是专门诗家的人,自写其实感,“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诗家之诗有为写诗而写诗的一面,故词胜于意的地方总难免,歌谣则仅为抒情而歌.往往随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发泄完便戛然而止。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339页)。作为民歌的乐府也“多为热烈的直透的表现”,《有所思》、《上邪》就是情感热到沸度的恋歌,“赌咒发誓,斩钉截铁,正见得一往情深”,其意境、格调、句法、字法,无一不奇特,后代决无此奇作,专门诗家越发不能道其只字(《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360页)。西北民族的作品尤有伉爽真率的特采,他们的生活异常简单,心直口直,有一句说一句,他们的情感,是“没遮拦”的,总是把真面孔搬出来,毫不隐瞒毫不扭捏的表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38页)。平民文学以真率取胜,在这一点上,许多专门作家都赶不上。梁启超正是在情真的意义上而确定民间文学的独特艺术价值的。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9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24、3929、3934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41页。
[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348页。
[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24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53页。
[2]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71页。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81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48-3949页。
[1]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43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7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7、3947页。
[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97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31-4932页。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8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5-3937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39-3943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52-3954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8-3951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8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4页;以及《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44页。
[2]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78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9-3931页。
[4]梁启超:《<秋蟪吟馆诗钞>序》,《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20页。
[5]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31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第4931-4932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3页。
[2]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4年,32页。
[1]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95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8页。
[2]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88页。
[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63页。
[4]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89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61页。
[1]在中国文化中,情的本义被界定为真,古籍中很多“情”字都作“真”解,而与“伪”相对,如《易传·系辞》曰:“设卦以尽情伪”,“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论语·子路》篇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左传》记载道:“鲁国有名而无情”(《庄公十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僖公二十八年》),等等,都以“情”代言“真”。
[2]梁启超:《德育鉴·辨术第一》,《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494页。
[1]《胡适的日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年,433-434页。
[2]梁启超:《自由书·善变之豪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51页。
[3]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5页。
[4]他的学生曾生动地描述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转引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498页。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86页。
[6]马睿:《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2003年第2期。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7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尊》,《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91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12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样的璞玉、花卉,无论美到怎么样,总是单调的,没有多少变化发展。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39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09页。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20页。
[1]朱自清:《你我·“海空天空”与“古今中外”》,凡尼等选编《朱自清散文精编》,漓江出版社 2003年,第102页。
[2]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版,第343页。
[3]邓牛顿:《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4]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49页。
[1]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2页。
[2]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0页。
[1]自得之乐是孔子生活最昭著的色彩,《论语》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孔子还叹美曾点浴沂舞雩之志,称道处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这其实也是夫子自道其乐。孔子自得之乐是历代文人和学者自得精神的不竭之源。
[2]对此,朱熹有一段著名的解释:“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乎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藉者深远而无尽;所藉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2001年,第345页。
[3]《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 1954年,第56页。
[4]熊礼汇:《论陈白沙的文论倾向和山林散文艺术——从陈白沙“自然”、“自得”说谈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2年第4期,第64页。
[5]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年,第756页。
[1]郭象《庄子注·齐物论注》,引自王晓毅《郭象评传》,南京大学 2006年,第277页。
[2]郭象《庄子注·天道注》,引自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38页。
[3]郭象《庄子注·在宥注》,引自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38页。
[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2631页。
[1]《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见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 二程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247页。
[2]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84页。
[3]程颢:《秋日偶成》,《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1年,第482页。
[4]陆九渊:《与詹子南》,《陆九渊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96页。
[5]《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400页。
[6]《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483页。
[7]《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461页。
[8]《陈献章集》附录二《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807页。
[9]陈白沙:《与林友》,《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269页。
[1]陈白沙:《与贺克恭黄门》,《陈献章集》,中华书局 1987年,第133页。
[2]陈白沙:《与林郡博》,《陈献章集》,中华书局 1987年,第217页。
[3]陈白沙《赠周成》云:“说成鸢飞鱼跃处,绝无人力有天机。”《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66页。
[4]陈白沙:《与湛民泽》,《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192-193页。
[1][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年,第220页。
[2][金]王若虚《论诗诗》,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新一版,第441页。
[3]徐渭:《叶子肃诗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新一版,第91页。
[4]陈白沙:《复张东白内翰》,《陈献章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131页。
[1]《二程遗书 二程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98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1页。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5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79页。
[3]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4066页。
[1]梁启超:《自由书·养心语录》,《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4页。
[2]梁启超:1916年1月2日《致梁思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165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33-234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9页。
[5]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1页。
[2]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44页。
[3]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2页。
[1]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62页。
[2]康德说:“一切通过德性法则的意志决定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是:它作为自由意志,因而不但无需感觉冲动的协作,甚至拒绝所有这种冲动,并且瓦解那能够与上述法则相抵触的一切禀好。”“一切情感都是感性的,但是德性意向的动力必须是超脱一切感性条件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第79、82页。
[3]《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111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7页。
[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1页。
[3]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45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0页。
[2]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冯友兰:《新原人·天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版,第561-570页。
[2]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53页。
[3]嵇康:《答难养生论》,《嵇康集注》,合肥:黄山书社 1986年。第167、189页。
[4]苏辙:《颖滨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年,第6627页。
[1]梁启超: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三日《与顺儿书》,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178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0页。
[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9页。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1页。
[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1页。
[2]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14页。
[3]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12页。
[4]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98页。
[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9页。
[1]陆九渊:《与赵然道》,《陆九渊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15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12页。
[2]梁启超:《自由书·惟心》,《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1页
[1]梁启超:《自由书·惟心》,《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1页。
[2]王乙:《语言·意境:存在的真实——兼谈梁启超的意境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3期。
[1][3]梁启超:《自由书·惟心》,《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2页。
[2]王乙:《语言·意境:存在的真实——兼谈梁启超的意境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3期。
[1]《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 1975年,第16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13页。
[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63页。
[1]利用心学培养和召唤主体意志,扫清天命论的桎梏,迎合了改变现状、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但其严重缺陷也正在这急功近利的情绪,其弊所及,影响到近现代唯我独尊的、自我过度膨胀的自大的激进主义者对破坏和流血的热衷。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心学思想有着比唯意志论广阔、丰富、深厚得多的内容,正是这一点,不但助成他对心学的独到发挥,使他把“戊戌”政变导向“新民”的人文启蒙,把企图一夜之间变革人生存的外围环境的制度更新引向人内在的心理和生命境界的长期渐建,在政治、社会改革和促进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转向稳健,而且使他能够在近代心力说热潮逐渐退去的20年代,突显心的存在论意义,从而建构起别开生面的求以自快己心的主体论美学,最终把具有革命奋斗色彩的“心力”论引向洋溢着游行自在、自足无待于外的人生诗意的趣味论。
[2]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57页。
[3]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898-4905页。王阳明的心学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价值论色彩,当然也不拒绝从认识论角度进行解读。梁启超即便是从认识能力的角度来说明心的能动性,也往往是把说明此理的意义引入人生价值领域。
[1]传统文化注重心的生命价值意义而非认识能力。徐复观说,中国文化的一人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52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79-680页。
[1]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20页。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7-108页。
[3]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0页。
[1]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1页。
[2]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0页。
[1]梁启超:《德育鉴·存养第四》,《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14页。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1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1-3412页。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2页。
[1][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2页。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2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88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1页。
[4]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3页。
[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3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3-3414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3页。
[2]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08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6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6页。
[2]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6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6页。
[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1页。
[1]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2页。
[1]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98-3899页。
[2]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49-3750页。
[1]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3744-3745页。
[1]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01-3902页。
[2]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3页。
[1]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4页。
[2]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04-3905页。
[3]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44页。
[1]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98-3907页。
[2]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1-3752页。
[3]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07页。
[4]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0页。
[1]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1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伞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38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1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1页。
[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5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39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5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84页。
[4]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梁启超:《<仁学>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0页。
[2]宋铮:《趣味:梁启超对人生的美学设计——论梁启超后期的趣味理论》,《福建论坛》 1993年第3期。
[3]陈望衡:《评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湖南大学学报》 2000年第2期。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1页。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5页。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版,496页。
[1]朱光潜说:“趣味是对生命的澈悟和留恋。”《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年,第352页。
[1]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2]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1]梁启超:《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3页。
[2]梁启超:《纪夏殷王业》,《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71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6页。
[4]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0页。
[5]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0页。
[6]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9页。
[1]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17页。
[2]高建平:《经验与实践——兼论杜威美学和美学中的实践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2005年第3期。
[3]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引自聂振斌著《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95页。
[1]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2]梁启超:1927年12月12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282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3页。
[1]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511页。
[2]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40-4743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5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3页。
[3]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2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1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5页。
[3]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49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1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5页。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4页。
[1]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4页;及《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1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1][2]《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2页。
[3][4]《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4页。
[1]梁启超说:“无论做何种职业的人,都各各有他的自己田地。但要问那一块田地最广最大最丰富,我想再没有能比得上教育家的了。”《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0-4011页。
[2]朱熹:《四时读书乐》,引自梁适编《百科用语分类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239页。
[3]明·薛瑄:《薛子道论》上篇,引自梁适编《百科用语分类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241页。
[4]清·申涵光:《荆园进语》,引自梁适编《百科用语分类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243页。
[5]《孟子·尽心上》,引自《诸子集成》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4年,第534页。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页。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4018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页。
[2]反之,则如程伊川《和张之望洛城观花》所云:“满城车马空缭乱,未必逢春便是春”。
[3]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426页。
[1]梁启超:《盾鼻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19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8-2989页。
[3]梁启超:《德育鉴》,《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14页。
[4]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269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9-2990页。
[2]梁启超:《德育鉴》,《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14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75页。
[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48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9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3页。
[1]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511页。
[2]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27页。
[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9页。
[4]梁启超:《作官与谋生》,《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03页。
[1]梁启超:《自由书·无欲与多欲》,《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7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8页。
[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63页。
[4]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88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0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5-2986页。
[3]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2页。
[1]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477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93页。
[3]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44页。
[4]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5]梁启超:1923年11月5日《致梁思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204页。
[6]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50页。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7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8页。
[1]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16页。
[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4年,第12页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48页。
[3]柏格森说:“我所说的直觉是指那种已经成为无私的、自意识的、能够静思自己的对象并能将该对象无限制扩大的本能。”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49页。
[4][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68页。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5-3646页。
[1]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13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4070页。
[2]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58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88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5页。
[2]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463页。
[1]袁宏道:《与龚惟长先生书》,钱伯城《袁宏道集笺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205-206页。
[2]袁宏道:《与江进之》,钱伯城《袁宏道集笺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516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5-4738页。
[2]鲁迅:《一思而行》,《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473页。
[3]林语堂:《四十自叙》,引自林语堂《感悟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82页。
[1]林语堂:《中国的悠闲理论》,选自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 2003年,第119-121页。
[2]林语堂:《悠闲生活的崇尚》,选自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 2003年,第122页。
[3]周作人:《喝茶》,鲍风等选编《周作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第49页。
[4]周作:《玩具》,选自周作人《忆旧》,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年,第115页。
[1]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鲍风等选编《周作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第32页。
[1]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98页。
[2]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引自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95页。
[3]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引自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96页。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11页。
[2]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第157页。
[3]易容:《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页。
[1]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67页。
[2]王国维在介绍叔本华的思想时指出:“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见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第156页。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年版,第107页。
[1]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第94页。
[1]正如周来祥教授指出的:“与西方近代哲学家总是置美学于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思考不同,中国近代社会活动家则多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形成其美学思想,并使这种思想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周来祥主编:《中国美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697页。
[1]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133页。
[2]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9页。
[3]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史哲》2000年第2期。
[4]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4页。
[5]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9页。
[6]梁启超:《去国行》,《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415页。
[1]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382页。
[2]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937页。
[3]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0页。
[4]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55页。
[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03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5页。这句话虽然出自“辛亥”后的梁启超,却颇能代表“戊戌”以后他大半生的救国思想。
[3]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936页。
[4]《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183页。
[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01页。
[2]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 1989年,第10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17页。
[4][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89页。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752页。在近代史上,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愿望之强烈、功劳之高,几乎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康有为、严复也不能。是康有为,首先摆脱工商技艺救国的老路,率先以前人不及的深度引进西方文明,特别是进化论和民主立宪的主张,在晚清学界起过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他对儒家思想的全新阐释,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梁启超的话说,就像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但是,康有为是以高扬孔学的方式,以“微言大义”的传统治学方法,给本从西方吸进的新思想披上了传统经典的外衣,将之纳入“今文学”。禀承师说的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了在内地无法获得的切实体察,他深刻地领悟到:西方民主制度得以产生和实行的现代人文精神背景是一种与中华传统文明全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它不是靠其师以微言大义的手段对传统文化实施偷梁换柱式改造的近代“今文学”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站到经学的儒学传统门槛以外,跳出中学圈子来看西学,梁启超以思想的独立性,走进了新的境界,获得了超越其师的明朗的现代意识。他不再局限于以“偷运”方式从传统文化中牵强寻求“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而是率直地承认西方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而将之大张旗鼓地引进,从而揭开了向西方学习的新篇章。加之,梁启超的西学宣传通俗易懂,且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故较之严复对西学的文理古奥的介绍,影响要大得多。
[1]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55页。
[2]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7页。
[3]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7页。
[4]注重精神以及精神的革新,几乎是贯穿于梁启超所有新民救国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共同主题。他的诸多言论皆可为证,如:“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78页。)“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诗话》第六十三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第5327页)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改进社会乃至文学不急于更换招牌而先要变更精神实质的良苦用心,其深远价值是不能以推崇激进的革命而认为改良不彻底的看法能够抹杀的。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19页。
[2]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20页。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发表言论说:“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页。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6页。
[5]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2页。
[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72页。
[7]梁启超:《诗话》第七十七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333页。
[8]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59页。
[1]梁启超:《<丽韩十家文钞>序》,《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77页。
[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2页。
[2]与康有为所作七言《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中“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的观点是同一论调,见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190页。
[3]梁启超说:“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页。
[5]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第196-205页。
[1]《<新小说>第1号题词十首·论说》,《新小说》第5号,1903年,原作未署名。
[1]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页。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6页。
[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页。
[4]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8页。
[5]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18页。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页。
[1]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31页。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页。
[3]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2页。
[4]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59页。
[5]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79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2页。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88页。
[3]张君励:《新儒家思想史》,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598页。
[1]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59页。
[1]汤奇学:《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述论》,见《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版,第19页。
[2]正如张灏所说:新青年的人格特质听起来“好像是梁启超新民理想的回声”[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14-215页。
[3]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195-197页。
[1]梁启超:《国民浅训》,《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37页。
[2]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15页。
[3]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01页。
[1]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27-2828页。
[2]康德:《什么是启蒙?》,转引自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44页。
[3]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06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68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3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3-2974页。
[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15页。
[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4集,黄山书社 1996年,第456页。
[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66-167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24-25页。
[4]袁盛勇:《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的局限性》,见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编《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1]1919年6月9日《致梁仲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024页。在此信中,梁启超写到与同行一起拜见柏格森时的崇敬甚至是敬畏的心理:“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吾与百里、振飞三人先一日分途预备谈话资料彻夜,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振飞翻译有天材,无论何时本皆纵横自在,独于访柏氏之前,战战栗栗,惟恐不胜,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张东荪译彼之《创化论》已将成,彼大喜过望,索赠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毋使我负诺责也。”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6-2977页。
[1]梁启超:1919年6月9日《致梁仲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023-6024页。
[2]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01页。
[3]梁启超:《教育与政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5页。
[4]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35页。
[5]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57-4958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85-3994页。
[1]研究界往往只关注梁启超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强调其政治救国的强烈功利性,以至于在涉及其人文和美学思想时,总要探究:是谁在这些思想的背后?结论是单一的:是救亡图存的政治意图。人们已习惯于认为:早于鲁迅的梁启超始终是把救国视为启蒙的唯一精神动力,把文化立人仅仅看作救国的延伸和深入性继续,将之完全当作一种“方便”设施,当作通往救国这一终点的最佳途径的。这种见解不仅忽视了梁启超思想的发展性,也忽视了梁氏思想的复杂性。因为,即使是在新民救国时期,作为一个眼光从未离开过对人的关注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是完全没有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只是这一思考是不自觉地,隐含在作为建设政治基础的非政治手段的新民思想中,并与之水乳交融。《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自由书》、《新民说》、《德育鉴》等前期作品决不是政治性启蒙意义所能穷尽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以某种终极眷注的内涵和普遍性价值启迪着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当下的意义,而不仅仅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其实,文化启蒙作为人的觉醒,是古今中外所泛有的一个普遍的精神追求,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们相同的精神向度。它实际上是可以同时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而不是被其涵盖的另一个主题即不仅仅是作为政治救国的一部分,不仅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和派生物而存在的。如果说工具层面的文化立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会被更直接的政治方式的“救亡”所压倒,那么,作为目的层面的、作为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的立人意识则无时不在活跃,这种牵系着人之心灵安顿、引导人去追求更高尚、吏美妙的人生境界的人文关切,始终涵泳在历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和学术思考中。
[2]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656页。
[3]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663页。
[4]梁启超:《<淮南子要略>书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694-4695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65-3666页。
[2]《新民丛报》第1号发刊词。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3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5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1]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载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台湾正中书局 2003年,第25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0页。
[1]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其实,早在90年代初,著名的梁启超研究者黄克武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梁氏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也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权威主义者,他对个人自由有很根本的重视,我们可以说他所强调的是非弥尔主义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版,第33页。
[1]梁启超:《非“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76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7页。
[3]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56-4157页。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2]梁启超:《岁晚读书录》,《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4]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1][2]《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2][法]彭家勒:《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第357页。
[1]主张将兴味心与责任心调和的梁启超,推崇美善合一的境界。他对儒家心目中美善相乐的人格充满赞叹。他甚至以美善相乐的标准来评论诗歌的价值。他格外欣赏汉乐府《郊祀歌》十九章中的邹子四章,因为这四首诗歌“分咏四时,各各写出他的美和善。春则‘枯槁复产乃成厥命',夏则‘桐生茂豫靡有所诎',秋则‘沆砀肃杀续旧不废',冬则‘革除反木抱素怀朴',皆从自然界的顺应,看出人生美善相乐的意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57页。
[1]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韦政通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43页。
[1]如:“审美活动的时间是一段独立完满的时间。‘独立'说的是审美活动是对日常生活的垂直切断,是一个孤立绝缘的行为。审美活动仿佛中止了日常的时间流程,产生一种‘瞬间永恒'的感觉。”参见彭锋:《诗可以兴——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美学阐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377页。
[2]Michel Foucault.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in The Foucault Reader,ed.Paul Rabinow.New York:1984.p304.
[3]席勒:《席勒散文选》,张玉能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第356页。
[4]王元骧:《审美:现代人的自我拯救之道——对于美育现代意义的哲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撤刊资料《美学》2005年第11期,第56-62页。
[1]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和第24节,周国平译,三联书店 1986年版,第2、105页。
[2][德]席勒著:《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年版,第146页。
[1]这与梁启超的岭南文化背景有关。岭南文化“侧重的是平民意识、实用价值、功效主义,它的文化支点使重利务实的地域禀性突显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现实取向的思维模式。”参见梁凤莲:《岭南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70-76页。
[2]梁启超:《王阳明之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896页。
[3]胡伟希、陈盈盈:《追求生命的超越与融通——儒道禅与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58页。
[1][美]杰弗雷·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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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
<38>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39>陈嘉健:《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
<40>阮炜:《梁启超的中道精神》,《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期。
<41>杨海文、毛克明:《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现代哲学》2002年第4期。
<42>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3>亓曙冬、陈同:《王国维与梁启超》,《史林》1998年第4期。
<44>侯杰、林绪武:《省思与超越——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之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3期。
<45>侯杰、林绪武:《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4期。
<46>李喜所:《现代化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3期。
[1]梁启超:《诗话》第四十八则:“昔与平子及两浏阳、铁樵同学佛,日辄以'为一大事出世'之义相棒喝。”《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7页。
[2]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出版)并非梁氏著述之完璧,近年来学者正多方收集《合集》以外的散佚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册共143万余字即是此项努力的结晶。此外,梁启超的书信约400万字。而据徐佛苏所言,有人甚至认为梁氏著述有二千余万字(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4页)。
[1]唐洁文:《读不完的梁启超》,《学习月刊》2003年第11期:李玉铭:《梁启超: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侯杰、林绪武:《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4期。
[1]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2]朱存明:《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3]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6-617页。
[1]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台湾中华书局民国67年版,第125-130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3]梁启超:《自由书·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1]梁启超:《自由书·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2]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45页。
[3]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之批评》,《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68页。
[4]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3页。
[1]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74页。
[2]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73-6274页。
[3]1927年5月26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69页。
[1]1927年2月16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52页。
[2]长女梁思顺爱好诗词,她编的《艺蘅馆词选》被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又是美学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曾和美丽而又有“一代才女”之誉的妻子林徽音一起,研究鉴定古建筑,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次了梁思永是优秀的考古学家,曾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从地层学上判断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众多关键问题。幼子梁思礼是杰出的导弹控制系统专家,毕业于辛辛那提大学,参加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创造,是我国首次成功设计地一地导弹控制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曾任航天部总工程师。梁思成、梁思永都在194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梁思成于1955年再次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梁思礼在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其他几位子女也都才情不凡,三子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可惜因病早逝。四子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成绩不菲。次女思庄曾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一生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三女思懿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四女思宁于1940年投奔新四军,为革命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1]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慈)指出:严复“振聋发聩地宣布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2]参见龚郭清《论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以康有为早期政治改革思想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以及宋志明、许静《近代启蒙哲学与新人的发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思想合论》,《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于1897年11月发表在《国闻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据知内情的梁启超回忆,此文实成于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之手。文章在说明小说发乎人类之本性以及它“易传”的独特优越性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又进而指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于是表明要大力提倡小说的“宗旨所存”,在于“使民开化”。此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基本思想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参见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6-205页。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885页。
[1]意识到西方冲击导致的国人信仰危机,是“戊戌”一代人与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派及早期改良派的重大区别,正如勒文森对曾国藩和梁启超的比较性评价:“两人都害怕外国侵略所带来的物质危机,但仅有梁启超意识到伴随而来的精神崩溃的幽灵”。见[美]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3]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1]梁启超:《美术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美术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7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5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2页。
[1]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4-4044页。
[2]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78-3984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6页。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63页。
[2]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4-4044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3-4743页。
[4]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79-3982页。
[5]陈文忠:《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6]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3954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3954页。
[1]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3]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
[4]梁启超赞赏情真意真的作品:《陇头歌》“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极真的情感尽量表出”;元微之悼亡的三首七律“在极局促的格律底下,赤裸裸把一团真情捧出”;《乌孙公主歌》情绪甚真,作者“将自己情感照直写出,毫无雕饰”,算得妇女文学中佳品。相反,没有真性情的作品,则索然寡味,没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梁启超认为,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不过君臣谈话之间,用韵语互相劝勉,在情感的文学上,当然没有什么价值”;朝廷歌颂之作,无真性情可以发抒,就极难工。见《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3、3932页,以及《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421、4341、4357页。
[5]梁启超反对《楚辞》旧注“谬托高义于文学之外”、逐词逐句求事君不合之比义的穿凿附会的“政论”解读法,认为如此解法,“更何文学价值之可言”。他说:朱熹“《九歌总序》下注云:‘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虽稍直捷,然终未能脱旧注桎梏。何如直云《九歌》皆祀神乐章,而屈原自抒其想象力及情感耶?”同样地,梁启超还指出,《诗经》是“我国最古而最优美之文学作品”,表情技法丰富,所表达的情感不只是对于国家社会的情感,还有关于家庭、朋友、男女两性间之怨慕等等情感,但是,“美刺”之说却以刺君、刺淫、刺世道来释诗,障蔽了《诗经》所表性灵及其文学价值,故“治《诗》者宜以全诗作文学品读,专从其抒写情感处注意而赏玩之,则诗之真价值乃见也。”见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63、4655-4656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8页。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80页。
[3]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171页。
[4]钟嵘《诗品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309页。
[5]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情采”、“知音”篇,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241、273、300页。
[6]白居易《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96页。
[7]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424页。
[8]李贽强调真情实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童心说》,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118页)。徐渭认为:“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徐渭:《肖甫诗序》,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94页)袁宏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211页)。汤显祖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玉茗堂文牍之四·耳伯麻姑游诗序》,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0页)。袁枚以性灵、情感真实为艺术流传的条件:“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袁枚《答蕺园论诗书》,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74页)龚自珍的《长短言自序》云:“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2页)
[1]列·托尔斯泰《艺术论》,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23页。
[2]列·托尔斯泰《艺术论》,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第412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3页。
[2]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06页。
[3]梁启超:1927年8月29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274页。
[1]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45-4947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44、3946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50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44页。
[1]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06页。
[2]马睿:《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35页。
[4]马睿:《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342、4339、4350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8页。
[2]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3]夏曾佑:《小说原理》,选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1-245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选自《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4页。
[5]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96页。
[1]赵利民:《中国近代文论对正统文学观念的反叛与超越》,《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
[1]乔纳森·卡勒这样解说康德的艺术无功利说:“对于康德和一些其他理论家来说,美学对象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它们的建构具有一种目的性:它们之所以这样建构是为了使它们的各个部分都协调一致去实现某个目的,但这个目的就是艺术作品本身,是蕴含在作品当中的愉悦,或者是由作品引起的愉悦,而不是外在的目的。”乔纳森·卡勒:《当代艺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2]黄凰:《但开风气我为先——梁启超对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0期。
[3]引自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98页。
[1]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4页。
[2]正是在坚持艺术增进人生意趣的人文功利的意义上,梁启超这样批评没有精神理想的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周围环境所支配。……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欧游心影录·文学的反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5页。
[3]杨立民:《梁启超情感论文艺观及其现代意义》,《河北学刊》1999年第6期。
[1][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8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3页。
[3]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7页。
[4]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7-4018页。
[5]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3-174页。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2]祁志祥:《以“味”为“美”——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哲学界定》,《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3]汤显祖:《答吕姜山》,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一版,第149页。
[1]正如考德梅尔《味觉》书中指出的:“味觉意义上的趣味基本上被捧除在欧洲启蒙哲学中出现的趣味理论的主要论题之外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8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0-4011页;以及《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65页。
[2]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45-4947页。
[3]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28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44页。
[5]梁启超:《杜甫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4页。
[6]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4页。
[1]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2]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2页。
[3][美]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3-35页。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4页。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50、457页。
[1]李世民:《贞观政要·礼乐》,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页。
[2]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3页。
[3][英]H.A.梅内尔:《审美价值的本性》,刘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1、27-29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47页。
[2]梁启超:《余之生死观》,《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74页。
[3]梁启超:《岁晚读书录·好修》,《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4页。
[4]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一文中,梁启超说,教育家过的是人类理想的生活——趣味生活。虽然做官之人能买洋房、汽车,天天燕窝、鱼翅,教师却生活清贫,“从物质生活看来,他们真是乐,我们真是苦了。但我们要想一想,人类生活,只有物质方面完事吗?燕窝、鱼翅,或者真比粗茶淡饭好吃,吃的时候果然也快活,但快活的不是我,是我的舌头。我操多少心弄把戏,还带着将来担惊受怕,来替这两寸来大的舌头当奴才,换它一两秒钟的快活,值得吗?绫罗绸缎挂在我身上,和粗布破袍有什么分别,不过旁人看着漂亮些,这是图我快活呀,还是图旁人快活呢?须知凡物质上快活,性质都是如此。这种快活,其实和自己渺不相干,自己只有陪上许多苦恼。我们真相信'行乐主义'的人,就要求精神上的快活。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骗人的话,也并不带一毫勉强,他们住在'教育快活林'里头,精神上正在高兴到了不得,那些舌头和旁人眼睛的玩意儿,他们有闲工夫管到吗?”见:《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2页。
[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近代科学知识为梁启超无物不动、无物无动力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早在《说动》一文中.梁启超就指出:从大处而言,声、光、热、电、风、云、雨、雪等摩激鼓宕而成地球,地球与金、水、火、木、天王等星体绕日疾旋而成世界,此世界合其他星林、星云等又别有所绕而疾旋,乃成万古不息之世界海。假如太空中无此动力,则世界(?)毁。小而至于人身,人身之血、脑筋和灵魂,“其机缄之妙,至不可思议”,否则为麻木痿痹,而体魄之僵随之。更小而至于一滴水,一微尘,莫不有微生物浮动于其中,否则空气因之而不灵。参见梁启超《说动》,《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2][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9页。
[3]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37-3138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38页。
[1]梁启超:《自由书·烟士披里纯》,《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75-376页。
[2]梁启超:《自由书·无欲与多欲》,《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3]梁启超:《自由书·自助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4]梁启超:《地理与年代》,《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78页。
[5]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2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1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87页。
[2]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9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0页。
[2]《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诸子集成》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19页。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161页。
[4]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61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3页。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63页。
[5]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20页。
[6]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1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2]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1页。
[2]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1-4012页。
[1]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46页。
[2]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90页。
[3]人的生存活动由两大要素组成:行动和价值(意义)。行动和价值及其对立面非行动、非价值四个要素构成四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一是非行动与非价值的结合。即混的沉沦式生活,“猪”的生存方式:二是行动与非价值的结合,这是有胆量、重行动、埋头苦干而缺乏意义的“冒险式的生存方式”:三是只重价值、高呼意义而无视创造性的生活行动、只在空想中盼望乃至退出生活的“教徒式的生存方式”:四是行动与价值实现了统一的生存方式,这是获得生命意义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参见朱贻渊:《价值论美学论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110页。
[1]《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1]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52-3156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34页。
[3]梁启超:《子墨子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80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12页。
[5]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2]在《外交欤内政欤》的讲演中,梁启超针对一些人加给他的“阴谋家”的指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个感情生活的人,简直可以说我所用的字典里头没有‘秘密'这两个字,‘谋'尚且不会,‘阴'更不必说了。但别人对于我种种怀疑,我并不怪,因为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这是情感生活的人应有的结果。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时怕并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0页。
[3]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8-499页。
[4]爱尔维修:《论精神》,《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68页。
[5]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4页。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2]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3][4]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杜1999年,第3968页。
[1]陈国恩、朱华阳:《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把尽情与救国合在一起,是晚清情感论的一大特色。《新小说》辟了“写情小说”专栏,所刊作品却大多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吴趼人这样论“情”:“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吴趼人《恨海》第1回,引自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8页)吴趼人创作的“写情小说”《恨海》、《劫余灰》,乃至民初徐枕亚创作的《玉梨魂》,都把主人公的爱情同对国家社会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既可见出传统以仁释礼、内圣外王的影子,又适应了畅情的现代人文要求与振兴国家的现实要求这双重需要。梁启超的情感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联系。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3922页。
[1]参见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7页;及《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170页。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7-3968页。
[2]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3]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7页。
[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9页。
[1]梁启超:《人生规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6、3925、3949页。
[2]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
[1]梁启超:《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23页。
[2]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42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9;及《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80页。
[4]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90页。
[1]N·丹森:《情感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1][2]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53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36-4740页。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174页。
[1]邓牛顿:《说趣》,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2]林语堂:《论趣》,《无所不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33页。
[1]邓牛顿:《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3415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9页。
[2]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59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0-4071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4014页。
[3]梁启超指出,庄子所谓与万物为一的“真我”相,只能以体验、直觉而非“理智的剖析、言说的诠议”得之,“例如有人痛楚,其痛相何若?只能自喻而不能以喻诸人。热爱笃敬深忧奇惭之存于内者亦然。乃至饮水之冷暖自知,视色之妍媸入感,皆各自受用而不与众共者也。此其事皆在觉在证,而知识乃退居于位。夫部分之情感且然,而况于宇宙之大理乎?要之知情志三良能备于我躬,各自为用,情感意志之所有事,非理智所能任,亦犹理智之所有事,非情感意志之所能任。而或者过信理知万能,谓天下事理皆可以分析综合推验尽之,外是者则大诟而不之信,此其所以为蔽也。”《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312页。
[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21页。
[6]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70页。
[1][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1]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1-2759页。
[2]《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83页。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3页。
[4]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4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6页。
[1]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1-2759页。
[2]梁启超:《纪夏殷王业》,《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71页。
[3]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73页。
[4]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5-2756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见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64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7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非斯的人生天职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53页。
[2]从梁启超的话语系统中可以看出,他是把情感与欲念、心力、诚、灵感、激情、热愤、自由意志、创造冲动、信仰、精神、希望甚至志向等概念相联系乃至相互替换着运用的,用来表达激起人行动的内在要求,似乎无意于细辨这要求是出自类似本能一样的感性自发的自然性需求,还是充塞渗透到感性领域的经过理性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自觉性追求。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1-3415页
[1]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9-4020页。
[2]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5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38页。
[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0页。
[1][2]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53-275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李开军:《梁启超的美育思想及其特征》,《岱宗学刊》 1999年第3期。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3页。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 1988年,第508页。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4年,第182页。
[5]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第147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3]针对20世纪初学界时髦的各种“唯……主义”如“唯用”、“唯美”、“唯感”、“唯实”、“唯乐”、“唯物”、“唯心”等,梁启超指出,真理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是不能用“唯”字来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小足真理。人生又是最复杂最矛盾的,它以心物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因此,梁启超首先从“唯物”、“唯心”两派“非”起,从而对“唯什么”这种“学术界专制帝王的口吻”一齐宣战。他反对“在物字上头加上一个唯字”,因为人类能凭心力改造环境、突破物质条件的限制,若贯彻“唯物”的主张,就容易走向“命定主义”和“机械的人生观”,人生就失去了主动性和生存的意义。同样,“在心字上头加上一个唯字”,梁氏也反对,因为实际生活的大部分条件都是物质,我们的身体就受自然的限制,如果贯彻“唯心”的主张,结果会走到非生活的路上,像宋儒所说“心具众理”之类学说,“在个人修养的收获上是很杳茫的;而在社会设施上可以发生奇谬”。参见《非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276-4277页。看惯了开始于近代而流贯于现当代的非“左”即“右”、非“右”即“左”的两极性思维方式,我们会发现,梁启超不“唯”的调适思想,他的宽广、稳健、全面、中庸,是多么难能可贵。
[1]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113-114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3-3964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3]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1-4012页。
[4]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3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2页。
[3]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7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885页。
[2]金雅:《梁启超的“情感说”及其美学理论贡献》,《学术月刊》 2003年第10期,第90页。
[3]徐林祥:《中国美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529页。
[1]“四力”其实就是“小说艺术对人的移情作用”(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306页),梁启超称之为“移人”。梁氏也已明确提到过“移情”这一说法,在发表于1901年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他这样评价《清议报》上所刊小说:“一读击节,每移我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8页)。不过,“移人”不仅是“移情”,还表示出对人的全面、整体的影响的意思。
[2]金雅:《梁启超的“情感说”及其美学理论贡献》,《学术月刊》 2003年第10期,第90-91页。
[3]梁启超:《告小说家》,《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47页。
[1]梁启超早年更关注对社会有更直接影响的新政治思想以及自立、合群等新道德思想乃至其他社会人生内容、现代文明的传播,故而把含容量大、普及面广的小说艺术视作最具精神影响力的文体,但是,20年代后,他摆脱了急切功利性的驱迫,不再把艺术功用局限于某一特定现实目的,而赋予艺术更宽泛的人生学意义。梁氏抓住“情感”这一对个体生命有着更实际意义的范畴来看艺术的价值,因此,诗歌文体以前所未有的莺要性重新进入到他的视野,而他对小说的热情则大减,以至于在罗列国学入门书中的文学类书籍时,所列竟不涉及小说,几乎全是韵文类。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言论:“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39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34、3925、3941、3943、3942页。
[3]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404页。
[1]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9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梁启超:《治国学杂话》,《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43页。
[3]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39页。
[4]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31-4932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53页。
[3]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45-4953页。
[1][2]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32-3133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6-4740页。
[2]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38-4040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53页。
[1]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79-3982页:以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53-3954。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30页。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80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4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8页。
[2]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3-4734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3页。
[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423页。
[5]情感表现的自然真实,莫过于歌谣、乐府以及少数民族的作占占了。梁启超指出,这是因为,人类情感自然发泄,不知不觉就同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的天籁相应,从而构成一种韵调,永远打动人的心弦。诸多民间诗作,“千百年后诵之,依然生起簇新的同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417页)。歌谣就是不会做诗的人,至少不是专门诗家的人,自写其实感,“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诗家之诗有为写诗而写诗的一面,故词胜于意的地方总难免,歌谣则仅为抒情而歌.往往随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发泄完便戛然而止。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339页)。作为民歌的乐府也“多为热烈的直透的表现”,《有所思》、《上邪》就是情感热到沸度的恋歌,“赌咒发誓,斩钉截铁,正见得一往情深”,其意境、格调、句法、字法,无一不奇特,后代决无此奇作,专门诗家越发不能道其只字(《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360页)。西北民族的作品尤有伉爽真率的特采,他们的生活异常简单,心直口直,有一句说一句,他们的情感,是“没遮拦”的,总是把真面孔搬出来,毫不隐瞒毫不扭捏的表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38页)。平民文学以真率取胜,在这一点上,许多专门作家都赶不上。梁启超正是在情真的意义上而确定民间文学的独特艺术价值的。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9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24、3929、3934页。
[3]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41页。
[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第4348页。
[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24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53页。
[2]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71页。
[3]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81页。
[4]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48-3949页。
[1]梁启超:《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43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7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7、3947页。
[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97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31-4932页。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8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5-3937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39-3943页。
[2]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52-3954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8-3951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8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4页;以及《屈原研究》,《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44页。
[2]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78页。
[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29-3931页。
[4]梁启超:《<秋蟪吟馆诗钞>序》,《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20页。
[5]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31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第九册,第4931-4932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3页。
[2]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4年,32页。
[1]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95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8页。
[2]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88页。
[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63页。
[4]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89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61页。
[1]在中国文化中,情的本义被界定为真,古籍中很多“情”字都作“真”解,而与“伪”相对,如《易传·系辞》曰:“设卦以尽情伪”,“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论语·子路》篇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左传》记载道:“鲁国有名而无情”(《庄公十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僖公二十八年》),等等,都以“情”代言“真”。
[2]梁启超:《德育鉴·辨术第一》,《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494页。
[1]《胡适的日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年,433-434页。
[2]梁启超:《自由书·善变之豪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51页。
[3]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5页。
[4]他的学生曾生动地描述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转引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498页。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86页。
[6]马睿:《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2003年第2期。
[1]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47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尊》,《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91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12页。
[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27页。
[2]梁启超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样的璞玉、花卉,无论美到怎么样,总是单调的,没有多少变化发展。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39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09页。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20页。
[1]朱自清:《你我·“海空天空”与“古今中外”》,凡尼等选编《朱自清散文精编》,漓江出版社 2003年,第102页。
[2]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版,第343页。
[3]邓牛顿:《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4]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49页。
[1]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2页。
[2]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0页。
[1]自得之乐是孔子生活最昭著的色彩,《论语》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孔子还叹美曾点浴沂舞雩之志,称道处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这其实也是夫子自道其乐。孔子自得之乐是历代文人和学者自得精神的不竭之源。
[2]对此,朱熹有一段著名的解释:“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乎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藉者深远而无尽;所藉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2001年,第345页。
[3]《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 1954年,第56页。
[4]熊礼汇:《论陈白沙的文论倾向和山林散文艺术——从陈白沙“自然”、“自得”说谈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2年第4期,第64页。
[5]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年,第756页。
[1]郭象《庄子注·齐物论注》,引自王晓毅《郭象评传》,南京大学 2006年,第277页。
[2]郭象《庄子注·天道注》,引自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38页。
[3]郭象《庄子注·在宥注》,引自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38页。
[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2631页。
[1]《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见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 二程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247页。
[2]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84页。
[3]程颢:《秋日偶成》,《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1年,第482页。
[4]陆九渊:《与詹子南》,《陆九渊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96页。
[5]《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400页。
[6]《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483页。
[7]《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461页。
[8]《陈献章集》附录二《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807页。
[9]陈白沙:《与林友》,《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269页。
[1]陈白沙:《与贺克恭黄门》,《陈献章集》,中华书局 1987年,第133页。
[2]陈白沙:《与林郡博》,《陈献章集》,中华书局 1987年,第217页。
[3]陈白沙《赠周成》云:“说成鸢飞鱼跃处,绝无人力有天机。”《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66页。
[4]陈白沙:《与湛民泽》,《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192-193页。
[1][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年,第220页。
[2][金]王若虚《论诗诗》,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新一版,第441页。
[3]徐渭:《叶子肃诗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新一版,第91页。
[4]陈白沙:《复张东白内翰》,《陈献章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131页。
[1]《二程遗书 二程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98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1页。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5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79页。
[3]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4066页。
[1]梁启超:《自由书·养心语录》,《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4页。
[2]梁启超:1916年1月2日《致梁思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165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33-234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9页。
[5]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1页。
[2]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44页。
[3]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2页。
[1]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62页。
[2]康德说:“一切通过德性法则的意志决定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是:它作为自由意志,因而不但无需感觉冲动的协作,甚至拒绝所有这种冲动,并且瓦解那能够与上述法则相抵触的一切禀好。”“一切情感都是感性的,但是德性意向的动力必须是超脱一切感性条件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第79、82页。
[3]《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111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7页。
[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1页。
[3]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45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0页。
[2]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冯友兰:《新原人·天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版,第561-570页。
[2]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53页。
[3]嵇康:《答难养生论》,《嵇康集注》,合肥:黄山书社 1986年。第167、189页。
[4]苏辙:《颖滨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年,第6627页。
[1]梁启超: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三日《与顺儿书》,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178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0页。
[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9页。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1页。
[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1页。
[2]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14页。
[3]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12页。
[4]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98页。
[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9页。
[1]陆九渊:《与赵然道》,《陆九渊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15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12页。
[2]梁启超:《自由书·惟心》,《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1页
[1]梁启超:《自由书·惟心》,《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1页。
[2]王乙:《语言·意境:存在的真实——兼谈梁启超的意境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3期。
[1][3]梁启超:《自由书·惟心》,《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2页。
[2]王乙:《语言·意境:存在的真实——兼谈梁启超的意境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3期。
[1]《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 1975年,第16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13页。
[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63页。
[1]利用心学培养和召唤主体意志,扫清天命论的桎梏,迎合了改变现状、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但其严重缺陷也正在这急功近利的情绪,其弊所及,影响到近现代唯我独尊的、自我过度膨胀的自大的激进主义者对破坏和流血的热衷。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心学思想有着比唯意志论广阔、丰富、深厚得多的内容,正是这一点,不但助成他对心学的独到发挥,使他把“戊戌”政变导向“新民”的人文启蒙,把企图一夜之间变革人生存的外围环境的制度更新引向人内在的心理和生命境界的长期渐建,在政治、社会改革和促进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转向稳健,而且使他能够在近代心力说热潮逐渐退去的20年代,突显心的存在论意义,从而建构起别开生面的求以自快己心的主体论美学,最终把具有革命奋斗色彩的“心力”论引向洋溢着游行自在、自足无待于外的人生诗意的趣味论。
[2]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57页。
[3]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898-4905页。王阳明的心学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价值论色彩,当然也不拒绝从认识论角度进行解读。梁启超即便是从认识能力的角度来说明心的能动性,也往往是把说明此理的意义引入人生价值领域。
[1]传统文化注重心的生命价值意义而非认识能力。徐复观说,中国文化的一人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52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79-680页。
[1]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20页。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7-108页。
[3]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0页。
[1]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1页。
[2]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0页。
[1]梁启超:《德育鉴·存养第四》,《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14页。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1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1-3412页。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2页。
[1][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2页。
[3]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2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88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1页。
[4]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3页。
[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3页。
[2]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第3413-3414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3页。
[2]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08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6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6页。
[2]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6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6页。
[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1页。
[1]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2页。
[1]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98-3899页。
[2]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49-3750页。
[1]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3744-3745页。
[1]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01-3902页。
[2]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3页。
[1]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4页。
[2]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04-3905页。
[3]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44页。
[1]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98-3907页。
[2]梁启超:《说无我》,《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1-3752页。
[3]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3907页。
[4]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0页。
[1]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51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伞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38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1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1页。
[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5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39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5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84页。
[4]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梁启超:《<仁学>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0页。
[2]宋铮:《趣味:梁启超对人生的美学设计——论梁启超后期的趣味理论》,《福建论坛》 1993年第3期。
[3]陈望衡:《评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湖南大学学报》 2000年第2期。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1页。
[3]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5页。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版,496页。
[1]朱光潜说:“趣味是对生命的澈悟和留恋。”《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年,第352页。
[1]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2]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1]梁启超:《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3页。
[2]梁启超:《纪夏殷王业》,《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71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6页。
[4]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0页。
[5]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0页。
[6]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9页。
[1]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117页。
[2]高建平:《经验与实践——兼论杜威美学和美学中的实践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2005年第3期。
[3]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引自聂振斌著《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95页。
[1]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2]梁启超:1927年12月12日《致孩子们》,《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282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4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3页。
[1]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511页。
[2]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40-4743页。
[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5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3页。
[3]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2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1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5页。
[3]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49页。
[1]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1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5页。
[3]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4页。
[1]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4页;及《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11页。
[2]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64页。
[1][2]《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2页。
[3][4]《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4页。
[1]梁启超说:“无论做何种职业的人,都各各有他的自己田地。但要问那一块田地最广最大最丰富,我想再没有能比得上教育家的了。”《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0-4011页。
[2]朱熹:《四时读书乐》,引自梁适编《百科用语分类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239页。
[3]明·薛瑄:《薛子道论》上篇,引自梁适编《百科用语分类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241页。
[4]清·申涵光:《荆园进语》,引自梁适编《百科用语分类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243页。
[5]《孟子·尽心上》,引自《诸子集成》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4年,第534页。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页。
[2]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4018页。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页。
[2]反之,则如程伊川《和张之望洛城观花》所云:“满城车马空缭乱,未必逢春便是春”。
[3]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426页。
[1]梁启超:《盾鼻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19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8-2989页。
[3]梁启超:《德育鉴》,《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14页。
[4]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269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9-2990页。
[2]梁启超:《德育鉴》,《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14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75页。
[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48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9页。
[2]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3页。
[1]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511页。
[2]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27页。
[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9页。
[4]梁启超:《作官与谋生》,《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03页。
[1]梁启超:《自由书·无欲与多欲》,《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77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8页。
[3]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763页。
[4]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88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0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5-2986页。
[3]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52页。
[1]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477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93页。
[3]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44页。
[4]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20页。
[5]梁启超:1923年11月5日《致梁思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204页。
[6]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50页。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1]梁启超:《自由书·成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37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8页。
[1]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16页。
[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70页。
[1]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65页。
[1][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4年,第12页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48页。
[3]柏格森说:“我所说的直觉是指那种已经成为无私的、自意识的、能够静思自己的对象并能将该对象无限制扩大的本能。”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49页。
[4][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68页。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45-3646页。
[1]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13页。
[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4070页。
[2]梁启超:《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58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88页。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15页。
[2]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463页。
[1]袁宏道:《与龚惟长先生书》,钱伯城《袁宏道集笺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205-206页。
[2]袁宏道:《与江进之》,钱伯城《袁宏道集笺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516页。
[1]梁启超:《陶渊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735-4738页。
[2]鲁迅:《一思而行》,《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473页。
[3]林语堂:《四十自叙》,引自林语堂《感悟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82页。
[1]林语堂:《中国的悠闲理论》,选自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 2003年,第119-121页。
[2]林语堂:《悠闲生活的崇尚》,选自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 2003年,第122页。
[3]周作人:《喝茶》,鲍风等选编《周作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第49页。
[4]周作:《玩具》,选自周作人《忆旧》,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年,第115页。
[1]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鲍风等选编《周作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第32页。
[1]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98页。
[2]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引自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95页。
[3]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引自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96页。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11页。
[2]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第157页。
[3]易容:《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7页。
[1]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67页。
[2]王国维在介绍叔本华的思想时指出:“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见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第156页。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年版,第107页。
[1]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第94页。
[1]正如周来祥教授指出的:“与西方近代哲学家总是置美学于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思考不同,中国近代社会活动家则多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形成其美学思想,并使这种思想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周来祥主编:《中国美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697页。
[1]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133页。
[2]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9页。
[3]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史哲》2000年第2期。
[4]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4页。
[5]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9页。
[6]梁启超:《去国行》,《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415页。
[1]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382页。
[2]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937页。
[3]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0页。
[4]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55页。
[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03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5页。这句话虽然出自“辛亥”后的梁启超,却颇能代表“戊戌”以后他大半生的救国思想。
[3]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936页。
[4]《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183页。
[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01页。
[2]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 1989年,第10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17页。
[4][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89页。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752页。在近代史上,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愿望之强烈、功劳之高,几乎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康有为、严复也不能。是康有为,首先摆脱工商技艺救国的老路,率先以前人不及的深度引进西方文明,特别是进化论和民主立宪的主张,在晚清学界起过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他对儒家思想的全新阐释,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梁启超的话说,就像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但是,康有为是以高扬孔学的方式,以“微言大义”的传统治学方法,给本从西方吸进的新思想披上了传统经典的外衣,将之纳入“今文学”。禀承师说的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了在内地无法获得的切实体察,他深刻地领悟到:西方民主制度得以产生和实行的现代人文精神背景是一种与中华传统文明全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它不是靠其师以微言大义的手段对传统文化实施偷梁换柱式改造的近代“今文学”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站到经学的儒学传统门槛以外,跳出中学圈子来看西学,梁启超以思想的独立性,走进了新的境界,获得了超越其师的明朗的现代意识。他不再局限于以“偷运”方式从传统文化中牵强寻求“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而是率直地承认西方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而将之大张旗鼓地引进,从而揭开了向西方学习的新篇章。加之,梁启超的西学宣传通俗易懂,且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故较之严复对西学的文理古奥的介绍,影响要大得多。
[1]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55页。
[2]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7页。
[3]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7页。
[4]注重精神以及精神的革新,几乎是贯穿于梁启超所有新民救国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共同主题。他的诸多言论皆可为证,如:“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78页。)“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诗话》第六十三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第5327页)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改进社会乃至文学不急于更换招牌而先要变更精神实质的良苦用心,其深远价值是不能以推崇激进的革命而认为改良不彻底的看法能够抹杀的。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19页。
[2]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20页。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发表言论说:“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页。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6页。
[5]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2页。
[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072页。
[7]梁启超:《诗话》第七十七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333页。
[8]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59页。
[1]梁启超:《<丽韩十家文钞>序》,《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77页。
[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2页。
[2]与康有为所作七言《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中“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的观点是同一论调,见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190页。
[3]梁启超说:“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884页。
[5]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第196-205页。
[1]《<新小说>第1号题词十首·论说》,《新小说》第5号,1903年,原作未署名。
[1]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页。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6页。
[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7页。
[4]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28页。
[5]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18页。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页。
[1]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31页。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8页。
[3]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72页。
[4]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59页。
[5]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79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62页。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1188页。
[3]张君励:《新儒家思想史》,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598页。
[1]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559页。
[1]汤奇学:《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述论》,见《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版,第19页。
[2]正如张灏所说:新青年的人格特质听起来“好像是梁启超新民理想的回声”[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14-215页。
[3]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195-197页。
[1]梁启超:《国民浅训》,《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37页。
[2]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15页。
[3]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601页。
[1]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27-2828页。
[2]康德:《什么是启蒙?》,转引自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44页。
[3]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806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68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3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3-2974页。
[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15页。
[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4集,黄山书社 1996年,第456页。
[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66-167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24-25页。
[4]袁盛勇:《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的局限性》,见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编《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1]1919年6月9日《致梁仲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024页。在此信中,梁启超写到与同行一起拜见柏格森时的崇敬甚至是敬畏的心理:“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吾与百里、振飞三人先一日分途预备谈话资料彻夜,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振飞翻译有天材,无论何时本皆纵横自在,独于访柏氏之前,战战栗栗,惟恐不胜,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张东荪译彼之《创化论》已将成,彼大喜过望,索赠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毋使我负诺责也。”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6-2977页。
[1]梁启超:1919年6月9日《致梁仲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6023-6024页。
[2]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401页。
[3]梁启超:《教育与政治》,《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95页。
[4]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第35页。
[5]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957-4958页。
[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985-3994页。
[1]研究界往往只关注梁启超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强调其政治救国的强烈功利性,以至于在涉及其人文和美学思想时,总要探究:是谁在这些思想的背后?结论是单一的:是救亡图存的政治意图。人们已习惯于认为:早于鲁迅的梁启超始终是把救国视为启蒙的唯一精神动力,把文化立人仅仅看作救国的延伸和深入性继续,将之完全当作一种“方便”设施,当作通往救国这一终点的最佳途径的。这种见解不仅忽视了梁启超思想的发展性,也忽视了梁氏思想的复杂性。因为,即使是在新民救国时期,作为一个眼光从未离开过对人的关注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是完全没有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只是这一思考是不自觉地,隐含在作为建设政治基础的非政治手段的新民思想中,并与之水乳交融。《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自由书》、《新民说》、《德育鉴》等前期作品决不是政治性启蒙意义所能穷尽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以某种终极眷注的内涵和普遍性价值启迪着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当下的意义,而不仅仅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其实,文化启蒙作为人的觉醒,是古今中外所泛有的一个普遍的精神追求,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们相同的精神向度。它实际上是可以同时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而不是被其涵盖的另一个主题即不仅仅是作为政治救国的一部分,不仅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和派生物而存在的。如果说工具层面的文化立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会被更直接的政治方式的“救亡”所压倒,那么,作为目的层面的、作为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的立人意识则无时不在活跃,这种牵系着人之心灵安顿、引导人去追求更高尚、吏美妙的人生境界的人文关切,始终涵泳在历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和学术思考中。
[2]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656页。
[3]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663页。
[4]梁启超:《<淮南子要略>书后》,《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694-4695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65-3666页。
[2]《新民丛报》第1号发刊词。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3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75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1]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载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台湾正中书局 2003年,第25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2980页。
[1]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其实,早在90年代初,著名的梁启超研究者黄克武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梁氏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也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权威主义者,他对个人自由有很根本的重视,我们可以说他所强调的是非弥尔主义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版,第33页。
[1]梁启超:《非“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276页。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57页。
[3]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56-4157页。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2]梁启超:《岁晚读书录》,《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01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4]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160页。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1][2]《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3694页。
[2][法]彭家勒:《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第357页。
[1]主张将兴味心与责任心调和的梁启超,推崇美善合一的境界。他对儒家心目中美善相乐的人格充满赞叹。他甚至以美善相乐的标准来评论诗歌的价值。他格外欣赏汉乐府《郊祀歌》十九章中的邹子四章,因为这四首诗歌“分咏四时,各各写出他的美和善。春则‘枯槁复产乃成厥命',夏则‘桐生茂豫靡有所诎',秋则‘沆砀肃杀续旧不废',冬则‘革除反木抱素怀朴',皆从自然界的顺应,看出人生美善相乐的意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357页。
[1]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韦政通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43页。
[1]如:“审美活动的时间是一段独立完满的时间。‘独立'说的是审美活动是对日常生活的垂直切断,是一个孤立绝缘的行为。审美活动仿佛中止了日常的时间流程,产生一种‘瞬间永恒'的感觉。”参见彭锋:《诗可以兴——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美学阐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377页。
[2]Michel Foucault.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in The Foucault Reader,ed.Paul Rabinow.New York:1984.p304.
[3]席勒:《席勒散文选》,张玉能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第356页。
[4]王元骧:《审美:现代人的自我拯救之道——对于美育现代意义的哲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撤刊资料《美学》2005年第11期,第56-62页。
[1]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和第24节,周国平译,三联书店 1986年版,第2、105页。
[2][德]席勒著:《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年版,第146页。
[1]这与梁启超的岭南文化背景有关。岭南文化“侧重的是平民意识、实用价值、功效主义,它的文化支点使重利务实的地域禀性突显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现实取向的思维模式。”参见梁凤莲:《岭南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70-76页。
[2]梁启超:《王阳明之行合一之教》,《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4896页。
[3]胡伟希、陈盈盈:《追求生命的超越与融通——儒道禅与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58页。
[1][美]杰弗雷·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4页。
[2]理查·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第84-85页。
[3]葛赛尔:《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第118页。
<1>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1-10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
<2>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1-12册,中华书局 1989年版。
<3>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1-6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5>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0年版。
<6>丁文江、赵丰田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7>李国俊著:《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8>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9>[美]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10>[美]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11>[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12>黄克武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版。
<13>黄克武著:《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年版。
<14>宋文明著:《梁启超的思想》,台北:水牛出版社 1973年版。
<15>吴铭能著:《梁启超研究从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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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鲍风著:《梁启超的人生哲学——改良人生》,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版。
<18>夏晓虹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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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38>[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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