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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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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1928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探讨了以史语所考古为代表的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进而分析了史语所科学考古思想宗旨的起源和具体内容。说明史语所学术的指导思想在于在中国推行新学术,这是西方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潮流相结合的结果,考古学是傅斯年新史学实践的工具,故而史语所考古学的特点也就是新史学的特点。傅斯年在中国科学考古学肇始期具有巨大事功,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推进考古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史语所大陆时期20年的考古活动,本文分为4个阶段加以叙说和分析。分别是:1、探索期(1928—29),即小屯的前三次发掘,或者说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2、发展期(1930—34),从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发掘;3、鼎盛期(1934—37),即安阳第十—十五次发掘;4、延续期(1937—49),即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四个时期体现了史语所科学考古学由草创到发展到成熟的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国家政治局势的密切影响,但指导思想始终未变。经由20年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和殷商考古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此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种种学术传统也逐渐形成。在回顾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之后,本文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了这一学术流派的特征、影响与局限性。中国科学考古学给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研究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其主要特征包括组织管理上的现代性、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科学主义的学术定位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阐述了诸特征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以上这些特质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传统的主要内容。同时史语所考古的“史料学派”和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本身存在一定弊端。具体说来就是重发现,轻研究,资料积累有余,而综合研究不足,在理论方法上十分薄弱,这种风气是由傅斯年、李济的指导思想所决定,对学术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作用。
Having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before 1928 and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triggering Chinese scientific archaeolog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the IHP),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thought of archaeology and points out that academic orientation adopted by the IHP was trying to develop a new scholarship in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western sinology. Archaeology was regarded by Mr. Fu Ssu-nien as a tool searching for new textual evidence and creating New History in China. Therefore,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conducted by the IHP highlighted Chinese New History. Mr. Fu Ssu-nie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archaeology.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The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IHP from 1928-1949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1. The exploring phase (1928-29) includes three pioneering excavations at Xiaotun. This was the first period of excavations at Yinxu. 2. The developing phase (1930-34) is from the excavation at Chengziya to the 9~(th) excavation at Yinxu. 3. The flourishing phase (1935-37) is from the 10~(th) to 15~(th) excavations at Yinxu. 4. The persisting phase (1937-49) is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Civil War. Four phases indicated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rchaeology of the IHP. Although the process had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 by social events at that time, the guideline of the IHP had never changed. After twenty years' practice, both prehistoric and historic archaeology in China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ome basic methods and academic traditions had taken shape. Finally, the dissertation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s and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archae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Chinese scientific archaeology had chang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worldview of the nation and brought about academic revolution. These main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defined in terms of moder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istic value, scientism and political liberty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archaeological tradition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r. Fu Ssu-nien and Dr. Li Chi, Chinese archaeolog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scovery rather than research, collecting data but lacking integration and explanation. This gave som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fessional research.
引文
1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考古与文物,1995,(3):1-10.陈星灿译自:World Archaeology,Volume 13,No.2(October 1981).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9月.
    2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A],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71-372.苏秉琦提到中国考古学产生之时的三个不同寻常之处:1,对金石学的继承;2,考古学创立早期代表人物的传奇经历;3,创立之初即有马克思主义应用。
    3 多年以后,尹达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刚刚读到这部书时的兴奋心情。见:尹达.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15.
    4 转引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8.
    5 即张光直所说社会主义中国的考古学。
    6 张忠培曾经说,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的,并不是什么外来人物和思想,而是夏鼐和苏秉琦。见: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A].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223.
    7 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J].华夏考古,2003,(1):100-112.
    8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考古与文物,1995,(3):1-10.
    9 唐际根.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J].读书,2002,(1):42-51.
    10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A].载: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36.
    10 但张光直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考古学颇有批评,认为虽然仍然非常可贵地重视资料整理的客观性,但考古学解释却仍然停留在3、40年代的水平。见: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J].古今论衡.创刊号:39-43.
    12 张光直序。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
    13 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概念,是苏秉琦在1981年6月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报告会上首次提出。见: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A].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99-305.
    14 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有一段相当隐晦的话,“这个学科(中国考古学),犹如黄河,长江,由许多源头汇成。任何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进行工作;但源头总是有大有小,有主有次。”曲折地表明了分别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两个学术流派的实际存在,以及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学术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见:苏秉琦考古学 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06.
    15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和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创者[A].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54-55.
    16 同上,页59。
    17 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A].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17.
    18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A].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241.
    19 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A].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17.
    20 同上,页317-318。
    21 同上,页318。
    22 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局限性和禁忌,所以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的种种变化,当前学界评论并不是很多,即使有,大多也流传于非正式场合,公开的评论甚少。但也有一些相关的篇什,参见.a.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01-115;
    b.张忠培.考占学当前讨论的儿个问题[A].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218-225.
    23 与上世纪90年代左右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激烈争论相比,当前的中国考古学,颇有“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
    24 陈洪波.一部当代考古学的百科全书--读<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有感[N].中国文物报,2005,12(21):4.
    25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经过反右和文革的长期政治灾难,80年代人们在受到西方强势影响之后,很容易地走上了一条矫枉过正之路,反映在社会情绪上就是几乎不假思索的“西化”倾向利崇洋心理,在经过长时期对西方的交流和观察之后,大多数人逐渐冷静下来,民族自觉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在考古学领域也有明确的反映。
    26 http.//www.pkuarch.com/forum/viewthread.php?tid=345&extra=page%3D2.
    27 王巍.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A].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0-52.
    28 1989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给中国思想史带来的划时代变化,葛兆光曾经做过详尽的分析。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5.
    29 以上的分析,为区分不同风格起见,主要关注了各个流派之间的差别,而实际上各个学术流派之间还具有不同程度的传承和渗透关系,这里需要加以强调。
    31 通过分析以上流派风格特征的形成过程和内涵,对于导致这些流派形成的背后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虽然它们形成的具体途径各有各的不同,表现出历史的丰富多彩,但是概括起米,还是受到一些共同因素的影响。这包括国际形势、意识形态、政治局势、社会思潮、经济和科技水平等大环境,也包括学术传统、学术资源、科研组织和管理等小环境,还包括师承、人脉、际遇、性格、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等具体因素。社会大环境起决定性作用,而小环境甚至细节则影响了学术发展的具体道路和特征--特别考虑到考古学是一个很小的学科,则具体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几率则更大。搞清楚隐藏在学术特征背后的这些作用因素,正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32 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N].中国文物报,2007:2(9):7.徐苹芳下面还继续谈到,“实际上不仅在考古学科是如此,在当时文史学科中也是如此。余英时在三联书店新编的《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有好几篇文章谈这个问题,他曾举出三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燕京大学的洪业,他们正是在不同的学科成功地表现出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学术传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难道这些事例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新出现的这种中国文化本位的考古观,一反前些年的西化观,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33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A].王国维遗书(第五册)[M].上海古籍书店,1983:65-69.
    34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
    35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36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7(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M].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10月.
    38(瑞典)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M].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6月.
    39(瑞典)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M].开明书店,1934.
    40(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6.
    41 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地质专报乙种第七号)[M].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1934.
    42 民国时期史语所有关考古的出版物主要包括:安阳发掘报告1-4册,田野考古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4册,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本),史语所集刊等。
    4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J].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44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的“傅斯年特征”[A].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94-99.
    45 傅斯年.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1930:387-404.
    46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405-410.
    47 董作宾.甲骨文研究之扩大[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411-422.
    48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J].东方杂志,1934,31(7).
    49 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3-36.
    50 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219-252.
    51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59-578.
    52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1-82.
    53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后记[A].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291-302.
    54 傅斯年等.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二十三年.
    5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夏鼐、裴文中多人执笔).考古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
    5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夏鼐、裴文中多人执笔).考古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54-166.
    57 徐苹芳.考古学简史[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54-166.
    58 据张忠培对华县泉护村考古发掘的回忆。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59 这时期在陈伯达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进行了关于考古学要“厚古薄今”的大讨论。
    6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考古学编写组编著.中国考古学(初稿)[M].1960年7月征求意见本.
    61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5月.
    62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2月.
    63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A].载:苏秉琦主编. 考古学文化论集(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71-372.
    64 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A].载: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47.
    65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A].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61-63.
    6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67 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68 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这是一本论文集,包括如下篇什: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以马衡为中心的考察,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与古史重建运动,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徐旭生的古史传说研究,黄文弼、徐中舒的古史研究成就,张光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尹达的考古学研究成就,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苏秉琦为中心的考察等。
    69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70 Anya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日文译本见国分直一译,安阳发掘。新日本教育图书,1982。)(中文译本见苏秀菊等译,安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本书的缺憾在于对殷墟发掘的详细过程记载不足。可与胡厚宣《殷墟发掘》参看。
    71 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2002.
    72 李济曾经说夏鼐、张光直是他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但夏鼐资历甚深,曾经参加过殷墟发掘,也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所以张光直一直以师礼事之。
    73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World Archaeology 13.156-169.译文见《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页1-10。
    74 部分也可能受到卫聚贤的考古学史观的影响。
    75 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76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国著名汉学家,192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早期中国文明史。1931-35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前来中国,曾经参加1934年春季第九次殷墟发掘。后以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一书向西方介绍安阳殷墟发掘之重要性,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丹尼尔的考古学史著作对中国的介绍主要引用了他的中国之诞生(1936年)和中国早期文化之研究(1938年)。
    77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10.
    78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初版,2006年再版。
    79(德)C·W·西拉姆著,刘迺元译.神祗·坟墓·学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4月.
    80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2.
    81 考古学之所以过去没有采取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可能与考古学发展史本身历史短暂,积淀不够有关。毕竟考古学史本身的厚度与一般历史学是无法相比的。
    82(英)柯林武德著,陈静译.柯林武德自传[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4-107.原著出版于1938年。
    83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2.
    84 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First edition and Second edition,enlarg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1970.中译本有:
    A.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B.T.S.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C.孔恩著,程树德,傅大卫,王道远,钱永祥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初版,1994年二版。这本书大概是20世纪后半期在美国人文,社会学界流传最广的一本书。
    85 T.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10.
    86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1.
    87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2.
    88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21.
    89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8-9.但是,特里格下面的观点也十分重要,“然而,贴近观察,不同民族传统下考古学家所作的大多数解释其实都可以归属于有限的几个基本方向。有这么几种类型: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或者世界主义。这些东西在各个国家大同小异,随之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个民族的考古学传统也会由一种类型转变到另一种类型。”
    90 转引自: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0.
    91 葛人.布鲁斯·特里格的为人和为文[R].中国文物报,2007,5(18):7.
    92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49-255.
    93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6.
    94 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J].社会科学研究,1999,(4):105-107.
    1(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J].考古与文物,1983,(4):107-111.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6-41.
    4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70.
    5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A].王国维遗书[M].上海古籍书店,1983:65-69.
    6 鲁迅.所谓“国学”[A].见:不懂的音译[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8-389.
    7(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32.
    8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M].1938.
    9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A].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97.
    10 李济曾经批评安特生的考古学学术修养只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意思是说他原来是搞地质的,不是考古学科班出身。见:戴家祥致李光谟[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69-170.
    11 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于1934年出版英文本.
    12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72-477.
    13 安特生当时并未立即认识到仰韶史前遗址的意义,只是后来他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在那里看到彭北莱写的1903-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的考察报告后,他才认识到彩陶可能存在于原史时代,于是他对这个发现热情大增。见: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78.
    14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A].见: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46-47.
    15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A].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2.
    16 转引自:沈颂金.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A].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4.
    17 转引自: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1-162.
    18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A].傅斯年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456-457.
    19 转引自: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6.
    20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A].中国考古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5-25.
    21 戴家祥.致李光谟[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71-172.
    22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A].中国考古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22-25.
    23 客观而论,科学考古者当时实在是少数派。
    24 中国考古学年表(1898-1984)[A].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G].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731-754.
    25 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A].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4.
    26 参见:(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
    27 见:(日)杉森久英,藤枝晃.关于大谷探险队的答问[J].敦煌研究,1994,(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称大谷光瑞所派遣的桔瑞超、野村蒙三郎二人实际上是披着和尚外衣的军官,见该书页48。
    28 以上内容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4-135.
    29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4.
    30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先生[A].载: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7.
    31 载: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87-91.
    32 以英文写成,发表于Transactions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Vol.3,1926.
    33 考古学[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89.
    34 同上。页90。
    35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A].载: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页161-168.
    36 戴家祥致李光谟[A].载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70.
    37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33-79.
    38 同上。页29-32。
    39 同上。页33-79。
    40 西阴村发掘结束后,梁启超给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永去信,特别提到,“(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李济,袁复礼)想翻这个案。”转引自:沈颂 金.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J].山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00-104.
    41 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J].考古学报,1962,(1).
    42 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J].文物季刊,1997,(1).
    43 梁思永后来说,“这次成绩相当令人失望。虽然他曾发掘出60多箱陶片,但没有一件完整的陶器,并且在石器和残存人骨方面,发现也极少。”见: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A].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
    44 当时的学术热点是新国学,考古热大多停留在学人的口头上,真正愿意投身考古实践的人并不多。以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而论,随李济学习考古者,仅吴金鼎一人而已。
    45 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A].感旧录[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32-33.该文还记载了一件对于李济来说应该是比较遗憾的事。“神学院有位埃及学的权威瑞斯纳(Reisner)教授,开了一门课,讲‘埃及考古'。但是这位先生却有点儿江湖,在课堂上他的政治兴趣非常浓厚,常讲到政治问题,很少讲考古上的问题;所以听了几次,我就不再去了。”见页30-31。埃及考古应该是当时西方考古学最重要的课程了,而且这位先生是具有田野经验的权威,李济未能从他受教,的确非常可惜。
    46 李光谟编.李济先生学行纪略(手稿),页9.
    47 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A].载: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95.
    48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95.
    49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A].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95-99
    1 傅斯年(198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85.
    3 大陆近年来关于傅斯年的著作甚多,这里举其要者:a.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共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b.刘梦溪主编.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c.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d.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1991年8月;
    e.布占祥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f.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g.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
    h.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类似著作还有很多,研究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考古界如徐苹芳、唐际根等皆有论述。傅斯年在台湾学术界地位至尊,相关论著及文章更多,如:a.傅孟真先生集,台湾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b.傅斯年选集,文星书店1967年出版;
    c.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d.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12月初版。另外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曾经以傅斯年为题作博士论文并出版:Wang Fan-shen,“Fu Ssu-Nie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A dissertat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1993;Also 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新学术之路》论文集中也收入了大量关于傅斯年的纪念文章。
    4 傅斯年次日即因偶然原因退出活动,据说是和抱不同意见的同学打了一架。但实际上傅斯年对五四运动具体形式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他后来对五四的积极评价不多。这种看法与胡适相近。
    5 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A].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70-171.
    6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A].傅斯年印象f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6-8。
    7 同上。
    8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作为教授的胡适就发现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学问还好。这当非虚言,据陈槃回忆,1927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授国文课,讲授尚书,并不拿课本,皆凭记忆直接在黑板上板书原文,而他这个时候已经离国7年,刚刚归来。
    9 周作人.新潮的泡沫[A].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7-29.
    10 傅斯年37年4月28日致赵元任信。
    11 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12 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A].载: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74-77.
    13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44-384.
    14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J].古今论衡,1998,创刊号.后收入: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1-42.
    1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98.
    16 蔡元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29年3月15日)[A].傅斯年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4.
    17 福尔肯霍森著,陈淳泽.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J].文物季刊,1995,(2):85.
    18 此时的董作宾资历甚浅,在史语所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员。
    19 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98:2-4.
    20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J].考古,1979,(3):193-196.
    21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3-34.
    22 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98:2.
    23 另一方面的典型就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尽管开近代学术机构风气之先,在学术上却建树有限,这与其派系复杂,内斗激烈有直接的关系。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A].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24 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A].台北:国史馆,1976:524.李仲揆即李四光。
    25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A].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95-99.
    26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95-496.
    27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A].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84-85.
    28 查晓英作,罗志田指导.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R].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
    29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3-275.
    30 傅斯年受德国兰克之影响,实在不如受法国巴黎学派影响之大,桑兵即主此说(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5)。桑的说法主要来源于王汎森,王称:傅斯年一生只提到兰克两三次,藏书中并没有兰克的著作。但另据周一良的回忆,“有一晚我正在读法文,傅先生进来,说,‘你将来还可以学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的原著。'”(周一良.史语所一年[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557)可见傅斯年对兰克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王的统计不见得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傅的知识结构。
    31 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A].载: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789-795.本文是作者于1953年秋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原文英文。
    32 杜正胜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后来因为其特殊地位和资料条件开始研究考古学史,但他的研究偏于心理分析一路,事实较少,推测和想象居多,感情成分浓厚。
    33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J].中国文化,1995,(12):224-237.
    34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6:221.
    35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10.
    36 当然这种认识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以后再作详细讨论。
    37 有学者辨析傅斯年在旨趣中说要把历史语言之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而不说像物理,化学一样,可能是有什么深意,但从上面所引11月份的报告中已经明说要将历史语言之学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同伦,可见旨趣中举生物学、地质学并非刻意排斥物理、化学这些更纯粹的自然科学,可能不过是顺手拈来而已。
    38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44.
    39 1932年12月15日孙楷第致陈垣函[A].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09.
    40 胡适日记(手稿本)[M].1931年9月14日。
    41 郑天挺.五十自述[A].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c].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8.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9.
    42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A].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00.
    43 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N].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9日.
    44 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1929年10月6日)[A].傅斯年全集第七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82.
    45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8-29.
    46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A].傅斯年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1.
    47 《顾颉刚日记》1973年7月所写的“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记述与傅斯年破裂的因果如下,对于了解傅斯年颇有帮助:“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厦大,而彼归国后往至广州,入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借,遽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予既与同事,甚愿其重办《新潮》,为青年引导,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长,以傅与我及杨振声三人,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办事宜。杨好文学,对此不加可否,而我与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迭无数数据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为通信研究员,从此不预史语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贵官达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蒋政权退出大陆,渠亦以战犯名逃台湾,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于彼也。”
    48 傅斯年以此口号得称为“史料学派”,但傅斯年的“新学术”博大精深,决非“史料学”这一标签可以涵盖。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45.
    49 如:沈颂金.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A].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63-81.
    50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43.
    51 傅斯年受伯希和的影响最大,有很多的证据。他虽然是著名的“义和团学者”,但对伯希和却极为崇敬。例如,1935年初,国民政府决定次年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选择运英展览的古物,伯希和也被推为选择委员。对此,当时学术界的一些爱国志士强烈反对,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一批学者联名发表的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的公开信,公开信不仅反对将古物运英展览,而且也涉及到了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公开信中说,伯希和“向 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这一公开信发表后,傅斯年即冒天下之火不韪,撰写了《论伯希和教授》一文,代伯希和辩解,力陈其与斯坦因之不同,并称赞伯希和在东方学上的贡献以及对中国的帮助。该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
    52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6.
    53 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J].文史哲,2005,(3):123-130.
    5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8-12.
    55 傅斯年宣称要将历史语言之学建设得像地质学,生物学一样,这种观念的出发点与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家宣称“考古学就是人类学”有类似之处,二者都是试图改变本学科在世人心目中主观浅薄的印象,以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令人尊崇之地位。
    1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1-12.
    2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A].岳玉玺编.傅斯年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88.这是傅斯年1930年在解决史语所与河南地方冲突的时候在河南大学发表的学术演讲, 鉴于当时处在一个敏感时期,所以文中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的地方不少,但总起来说还是代表了傅斯年的学术观点。
    3 傅振伦.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A].傅振伦文录类选[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821.
    4 傅振伦.北大研究所考古学会在学术上之贡献[J].1930,北大学生周刊.1(2).
    5 国学研究院章程:考古学会简章[J].厦大周刊,1926,(161).
    6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势力的反对。李济说,“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以前,北平学术界曾在河南和其它地方尝试过好多次发掘工作,但是都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见: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67.
    7 据:陈传海,徐有礼.河南现代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8 李光谟.李济先生学行纪略(未定稿),页9。
    9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94.
    10 傅斯年出身没落世家,李济出身中下层官僚,梁思永更是名门之后。
    11 据:郭胜强.河南大学与甲骨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28;
    裘锡圭.董作宾先生小传[A].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5.
    12 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64.
    13 李济称董作宾是考古组的“史官”(《城子崖》序二)。在这个以历史考古为主的学术团体中,我们可以看到熟稔古籍和古文字的董作宾作用有多么重要。
    14 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的考虑因素继续发生作用,后来有河南当地人如郭宝钧、石璋如、刘 等陆续加入,初衷都是由此而起。
    15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88.
    16 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17 晚年李济的这几句话,所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和学者的态度,与其早岁观点颇有不同,似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8 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63-264.
    19 董作宾的调查经过/结果和试发掘计划后来都收入到他撰写的《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20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88.
    21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A].见: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3-36.
    22 从1930年的冲突来看,当初似乎有此协议。这是河南允许中央发掘的最重要前提之一,但实际上该协议从未得到执行,中研院史语所始终占有全部发掘品和资料。
    23 郭宝钧是董作宾的同乡和幼年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此次作为河南省政府代表参加发掘。于1930年正式进入史语所,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24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88.
    25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A].见: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6.
    26 所谓“轮廓求法”,据董作宾言,系“假定谷地为甲骨出土最多之处,先由周围打四坑以探求其轮廓。东北,西北,至洹河边;东南,至沙丘上;西南至棉田之西之谷地内。如是,求得周围之边际,然后逐渐向中心挖掘,则地下埋藏之甲骨,当不难一举而罄之。”见: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13.
    27 此信在史语所公文档元字第23号卷中。转引白: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0-361.
    2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书第一期[R],在公文档元字第198号卷中。以上皆转引自: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0-361.
    29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33.
    30 同上.
    31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96.
    32 邹衡.郭宝钧先生的考古事迹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67-378.
    33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96.
    34 史语所公文档元字第25号卷中。转引自: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2.
    35 同上.
    36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97.
    37 傅斯年.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389.
    38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43.
    39 同上,页44.
    40 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J].考古通讯,1955,(3).
    41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44.
    42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37.
    43 李济.殷商陶器初论[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49-58.
    44 同上,页49.
    45 这可能得益于他对皮特里等人著作的直接阅读,如在本文中他即征引了皮特里的《史前埃及》(W.M.Flinders Petrie:Prehistoric Egypt)一书。
    46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59-129.
    47 王宇信,方光华,李健超.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考古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08-515.
    48 民国18年月23日,史语所“所档”元字25号之10。转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8.
    49 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A].《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29-252
    50 在郁逸《鲁迅关于<水浒>以及文物考古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考古》1975年第6期,页321-325)中曾经谈剑,“鲁迅对殷墟考古甚为关切,1932年2月和1934年冬天,曾亲赴书店或嘱亲人代购新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及时进行阅读和研究。使鲁迅感到失望的是,这四册《安阳发掘报告》,‘也是精义少而废话多'(致台静农信(1935年6月18日))。这是由于当时的考古学阵地,把持在胡适派学阀手里。他们一方面鼓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标榜考古学与政治无关,提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进行一砖一瓦的点滴研究,坛坛罐罐,支离破碎,面对惨绝人寰的人殉情形,却矢口否认奴隶社会的存在,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他们又宣扬‘考古救国'的论调,在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的民族危亡关头,主张加紧做好考古工作就能救中国,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卖国投降勾当效劳。”
    51 载: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423-442.
    52 甲骨断代的八个标准: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见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
    53 载: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287-330.
    54 载: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253-286.
    55 董作宾.殷墟沿革考[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
    56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A].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79.
    57 傅斯年.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在斡旋过程中,傅斯年还答应为河南培养考古人才,河南大学学生可以参加殷墟发掘,这使石璋如、刘 得以走上考古之路。
    58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
    1 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事务报告[A].傅斯年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47-48,页52.
    2 该基金会由所谓胡适派学人群把持,史语所实际上也是这个学术势力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04.
    4 见:吴金鼎.平陵访古记[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本第4分.
    5 李济.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8.
    6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
    7 李济.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和成绩[J].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1集第1期,1931.转引自: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3-205.
    8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1.
    9 龙山文化的陶鬶,系由郭宝钧所命名。据:邹衡.郭宝钧先生的考古事迹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70.
    10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17.
    11 李济.城子崖序二[A].傅斯年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12 傅斯年.城子崖序一.傅斯年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13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59-560.
    14 同上。
    15 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A].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10月.
    16 A.V.祁德,通译A.V.基德尔(Alfred Vincent Kidder,1885-1963),美国考古学家,以研究美国西南和中美洲地区考古而闻名。
    17 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J].考古,1997,(9):85-92,96.
    18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38.其实不仅仅是美洲考古学,当时全世界现代考古地层学的发掘原则推广并不普遍,例如约翰.马歇尔领导的著名的印度河文明的发掘,地层关系并不是取决于区分人类活动所占据 的地层,而是从水平上测量每件器物的位置,并在很大范围内把它与卡拉奇的海平面联系在一起。见: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87.
    19 梁思永.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A].载: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0-57.原文为英文,曾经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1932,34(3):365-376.
    20 此事见《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之补记。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四省沦陷,“东北考古”计划搁浅,而日本考古学者则随日本军队进入满蒙各地频繁调查和发掘。
    21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1分,页1-44.
    22 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A].李济主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1-67.
    23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64.
    24 郭宝钧.B区发掘记之一[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69-596.
    25 同上,页591.
    26 同上。
    27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57.
    28 第5-7次的发掘经费皆出自于此补助费,每年一万元。
    29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64.
    30 晚年石璋如回忆,他参加安阳发掘团是受了同宿舍同学刘(即尹达)的鼓动,“民国十九年下半年,室友刘 看见图书馆有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刊载傅先生给河南交涉的结果,河大学生可以实习,他把书借出,告诉我,‘你肺里头有点毛病,就去做田野工作,也许对你健康有好处。'(石璋如认为自己咳嗽是室友刘 等人吸烟所致)”河南大学当时报名参加发掘者,只有刘 和石璋如二人而已,似乎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56-57.
    31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3.
    32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70.
    33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A].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555-568.
    34 同上,页557.
    35 Marcel Granet:Chinese Civilization.P65.转引自: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A].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555.
    36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A].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31:523-558.
    37 《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皆载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38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34-236.
    39 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A].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168.
    40 刘.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274.
    41 据石璋如说,郭宝钧派了保护发掘团的士兵到屋顶守卫,以免生变,没想到盗掘者从旁边挖了一个洞钻进去偷了,殊为可惜。据: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65.
    42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4-16.
    43 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A].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200.
    44 邹衡.郭宝钧先生的考古事迹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70.
    45 钟柏生.董作宾学术述略[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80.
    46 1932年春季,史语所本拟考古组全体奔赴山东大举发掘临淄,并制定了连续三年的具体发掘计划,该计划因中日战争而搁浅,本年春只是在小屯继续进行小规模发掘。见: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A].傅斯年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201.史语所本拟战事稍解,除在安阳继续发掘之外,在山东以临淄为中心,河南以洛阳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发掘,但后来因为形势变化,计划皆未能实现。见: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A].傅斯年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91.值得注意的是,史语所的这些发掘计划,皆是以后段历史考古为目标的。
    47 吴金鼎.小屯迤西三处小发掘[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627-634.
    48 此说见石璋如《考古年表》以及《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但吴金鼎在《高井台子三种陶业初论》中又说在此地发现了三叠层,但从初步报告《小屯迤西三处小发掘》来看,系根据有限的出土物所作推论。当以石说为是。
    49 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710.
    50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68.
    51 同上,页60.
    52[A].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页74.
    53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页70.
    54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载六同别录上册(1945),又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
    55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81.
    56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71-72.
    57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84.
    58 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A].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73-104.
    59 Canon Greenwell,Archaeologia,Vol.61,P.439.
    60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是由美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而成立。
    61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A].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576-577.
    62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140.
    63 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A].李济文集卷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7-215.
    64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95-20.
    1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85-86.
    2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74-78.
    3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93-96.
    4 同上.页91-93.
    5 李济.安阳[A].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15.
    6 史语所核心领导层通过人脉关系和学术势力,权力范围逐渐扩大。例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先后由傅斯年和李济长期担任;全国最高文物管理机关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也在其控制之下,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等均是其主要成员;河南古迹研究会、山东古迹研究会等地方分支机构和一些联合机构,实际上也在其控制中。
    7 但石璋如说,使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经费是从第十三次发掘开始,直到第十五次。
    8 李济.安阳[A].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15.
    9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9.
    10 李济.安阳[A].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15.
    11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20.
    12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25.
    13 例如.胡厚宣作关于殷代奴隶社会的论证问题,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1944年;郭宝钧作致郭沫若函(收入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和记殷周殉人之史实(载光明日报1950年3月19日)。
    14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97-98.
    15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3.
    16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32.
    17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27.
    18 同上,页130-131.
    19 同上,页127-128.
    20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99.
    21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33-137.
    22 胡厚宣.殷墟发掘[M].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100-101.
    23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46-550.
    24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22.
    25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11-12.
    26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41.
    27 李永迪.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掘与调查工作[J].东方考古研究通讯,2005,(5):13.
    28 同上.
    29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22.
    30 李永迪.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掘与调查工作[J].东方考古研究通讯,2005,(5):13.
    31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8.
    32 邹衡.郭宝钧先生的考古事迹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71.
    33 同上.页371-372.
    34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9-21.
    35 石兴邦.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N].中国文物报,2003,6(1):7.
    36 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83-120.
    37 马树华.中华民国的文物保护[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27-31.
    38 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A].李济主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217-279.
    39 “朱家集事件”发生后,朱家乡保长朱元初等给县政府的呈文中即称,“……窃查本乡农民以洪水之后继以亢旱生活无力维持,乃鉴于三四年来九里沟、砂石港一带挖掘古物,往往获利,虽水旱奇荒之后,衣食不缺,爰于今春筹商效法,从事掘挖,以博微利,而资糊口。”虽属推脱之辞,然非言之无据。
    40 朱家集出土的这批楚国铜器,数量巨大,极其珍贵。围绕这批宝物的归属,几方势力,包括朱家集村民、寿县县政府、安徽省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除了朱家集村民早已卖出的一部分铜器之外,大部分器物先为寿县县政府收缴,后为安徽省政府强占,另外村民手中藏匿了一部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仅得两件。其中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的争夺极其激烈,往复数次,最后省政府强力夺取了大部分。这反映出民国时期不仅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矛盾,在地方上下层之间也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这是国家形成(state-building)过程中地方势力与国家力量博弈的典型案例。
    41 王湘.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179-180.
    42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05-108.
    43 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最著名的工作是二十年代在印度著名遗址摩亨佐·达罗的发掘,发掘报告有三卷精装本《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他在塔克西拉的发掘工 作载于Ancient India No.1,January 1946.为史语所的考古学家们所了解。
    44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A].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9-488.发表于1956年台湾史语所出版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
    45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A].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3-36.
    46 小屯上层涉及到隋墓,但不是主要发掘目标。
    47 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A].李济主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
    1 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A].见: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俞伟超说这一种方法没有形成固定的名称,在西方考古学中广泛使用的“考古学解释”(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一词差可比拟之。
    2 西阴村的发掘者袁复礼参加了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李济可能由此受到了安特生方法的影响。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50-151.
    4 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A].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11.
    5 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J].考古,1997,(9):85-92,96.
    6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Kegan Paul,London,1938.
    7 石璋如.田野考古第一--吴金鼎先生[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631-637.
    8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1.
    9 夏鼐.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J].原载1948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南京)6版《泱泱》副刊第638期。又载《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后收入《夏鼐文集》(上册)。夏鼐的这种认识很显然米源于他的史语所的经历,至少梁思永、吴金鼎对他有很大影响。这种看法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新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他的这种思想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0 这类说法很多,一般是以钱钟书、夏鼐、吴晗并称。
    11 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关系[J].人大复印资料,2006,(10):59.另外傅斯年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三十岁之前不要做学问要出洋”。夏鼐恰恰符合他这两条标准。
    12 1947年傅斯年赴美治病,托以史语所所务者非其他所有人物,而是37岁的副研究员夏鼐。
    13 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月涵)先生给夏鼐的回信中曾说:“你去年考试成绩为历年之冠”,见:徐贤修.悼念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J].台湾.传记文学,1986,49(4):1.转引自: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J].华夏考古,2003,(1):100-112.
    14 中国留学事宜很大程度上把持在胡适派学人群手里,做这种改变对于史语所来说似乎并非难事。
    15 EDWARD FIELD,WANG TAO,Xia Nai:the London connection.(载Orentions,1997,28(6).译文见: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J].文物天地,1998,(6):6-101.又见: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709-735.
    16 据于道还研究,狄克逊等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完全游离于当时的学术主流之外,后来有人认为连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和方法都是错误的。见:于道还.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163-188.
    17 见: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附录三李济1936年5月9日给夏鼐的复信[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1-5.
    18 即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汉学家叶慈(Percebal Yetts,1878-1957),时任教于伦敦大学,主要教授艺术史,对中国考古有所研究。
    19 见: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附录二傅斯年1936年5月8日给夏鼐的复信[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1-5.附录三李济5月9日的复信中也称,“外国教授收学生,往往自顾自己兴趣,不顾学生死活,但各人需要,自己知之最切. 若认为必需换先生,决不必怕难为情也.。”
    20 同上。傅斯年能够列出这个清单,可能是与李济协商的结果,但也可见其对考古学有相当宽广的了解。
    21 柴尔德(V.Gordon Childe,1892-1957),生于澳大利亚的英籍考古学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1927-1946年任爱丁堡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
    22 见: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附录二傅斯年1936年5月8日给夏鼐的复信[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1-5.
    23 关于周培智的情况,王世民为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作的注中说他留英后情况不详,这里略作介绍.周培智(1902-1981),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1931年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先学历史,曾随柴尔德、柯林伍德学习,后转习经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大陆解放后到台湾,是淡江大学历史系的创系系主任。
    24 见: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1-5.
    25 同上。
    26 见: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附录二傅斯年1936年5月8日给夏鼐的复信[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1-5.
    27 埃及考古学泰斗皮特里原在该系,当时已经退休。该系是英国最具实力的考古学教育机构,培养出了许多重要学者。在夏鼐之前,现代日本考古学的奠基人滨田耕作(1881-1938年)也曾在该系学习。
    28 在巴勒斯坦发掘期间曾问学于皮特里。在履历中,吴金鼎、夏鼐皆以曾受教于皮特里为荣,可见皮特里当时在中国考古学界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9 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J],华夏考古,2003,(1):100-112.
    30 王世民.夏鼐同志学术活动年表[A].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M].三秦出版社,1978:40.
    31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27-28,102.
    32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
    33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101-117.
    34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页313-342.
    35 夏鼐.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A].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1年.
    36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J].考古通讯,1955年1-3期.
    37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2-314.
    39 同上.
    39 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6.
    40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63-182.
    41 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6.
    42 同年史语所还与地质调查所合组了川康考察团,两方分别由安特生和祁延霈负责,于6-10月调查了西康地区,获遗址20余处。
    43 石璋如.晋绥纪行[M].独立出版社,1943年.
    44 石璋如.晋绥纪行[M].独立出版社,1943:1.
    45 星灿.灰坑的民族考古学考察--石璋如<晋绥纪行>的再发现[N].中国文物报,2002,3(1):7.
    46 石璋如.酒泉的制玉工业[J].技与艺,1952,1(4):18.
    47 石璋如.记昆明的四种铜业[J].中央研究院院刊,1956,(3):227-237.
    48 石璋如.云南华宁瓦窑村的窑业[J].中央研究院院刊,1955,(2):275-291.
    49 石璋如.杨梅的砖瓦业[J].台湾文化季刊,1949,6(1).
    50 石璋如.杨梅土葬三步骤[N].公论报,1951,4(6)
    51 石璋如.莺歌的陶瓷业[J].台湾文化,1950,6(3/4):7-10.
    51 石璋如.瑞岩民族学初步调查报告(衣食住部分与陈奇禄合作)[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2,1950年.
    51 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1954,(1).
    52 石璋如.瑞岩民族学初步调查报告(衣食住部分与陈奇禄合作)[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2,1950年.
    53 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1954,(1).
    54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04-208.
    55 石璋如.两担石跳神子[J].说文月刊,1944,3(12):47-55.
    56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214-218.
    57 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1954,(1).
    58 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A].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7-45.演讲作于1939年6月10日。
    59 同上。
    60 同上。
    61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213.
    62 同上,页215。
    63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1.
    64 这个报告对于后来石能够迅速归队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
    65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247.
    66 石璋如.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102.原文误为45年。
    67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253-255.
    68 田野工作报告之三,莫高窟形(一,二,三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70 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26.
    71 同上,页9-10。
    72 同上,页27。
    72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4月.
    73 夏鼐在作于1948年的《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一文中说,“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人!”(夏鼐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23.)。这说的是经过八年抗战人员凋零之后的情况。
    74 在梁思永领导殷墟10-13次发掘的最鼎盛时代,发掘团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们人数较多,气氛热烈,称为十兄弟,分别是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 、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梁思永和他们相比其实年纪也不算大,但属于师辈,众人不敢与他称兄道弟的。见:李光谟《考古组“十兄弟”》[A].载: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8-100.
    75 刘屿霞是通过公开招聘考试来到史语所考古组担任绘图员的。
    76 赵青芳属于河南古迹研究会的人员。
    77 王湘从殷墟第一次发掘就开始参加,石,刘二人是从第四次开始参加,这三个人都十分聪敏,而且工作踏实,充满热情,不但从前辈那里学习到了科学方法,更在实践中多有发明创造,故而他们的田野工作能力在史语所考古组中是最为突出的。其中石璋如参加过12次殷墟发掘,是史语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发掘次数最多者。
    78 见史语所档案元字34号之2,3。转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7.
    79 20世纪初期中国从日本翻译了大量各种著作,占当时西方译著的大部分,这些书籍大多在上海出版。邹振环《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对20世纪上半期的翻译高潮有详细的总结和评价。张凤等人编译的《考古学》,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这三本著作,实际上是蒙特柳斯《方法论》的三个不同译本,在中国应当有一定的影响。
    80 蒙特柳斯在1903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的首章中,专门论述他所总结的类型学原理及若干实例。这一章,他便命之为方法论。蒙氏的方法论,从 1935年起被广泛介绍到我国。此年,郑师许、胡肇椿二人在《学术世界》第一卷2-6期上发表了他们的译本,题目译作《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曾由世界书局印成单册发行。也在1935年,又有滕固完成另一译本,题目被改作《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1 《考古发掘方法论》,Charles Leonard Woolley著,胡肇椿译,1935年08月第1版,正文103页。
    82 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丙类第4种《古玉概说》,滨田耕作著,胡肇椿译,中华书局,民国29年。
    83 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山文库”,胡肇椿重译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的名著《英国文化史》上册。
    84 董作宾和李济在傅去世后先后担任史语所所长。
    85 事见: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A].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92-394。
    86 祁延霈(1910-1939),字霈苍,又名祁天民。原籍山东益都,生于济南。满族。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后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后潜心于田野考古,曾参与负责殷墟发掘工作,写出了大量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延安。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被选派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新疆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以“抗大”为榜样,整顿校风,使全院面貌焕然一新,被誉为“抗大第二”。1939年春任哈密区教育局局长。参与毛泽民主持的币制改革。同年12月22日在哈密病逝。
    87 李景聃(1899-1946),字纯一,安徽舒城人,曾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后米考入南开大学,曾经修过李济的课,于1923年毕业。1933年秋第一次参加殷墟发掘,同年入史语所担任助理员职。隔年和王湘在寿县调查。1936年秋,凋查永城,发掘造律台、王楼、黑孤堆、曹桥等遗址。隔年春和郭宝均共同主持辉县的发掘工作。1941年春,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合作社襄理,后至弥渡任滇缅铁路财务处总务主任。1942年,他先后在桂林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桂林筹备处第一科科长及江西大庾新城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十九工程处一等稽核之职。战争结束后,应李济之招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设计员。1946年12月病逝。
    88 尹焕章(1909-1969),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肄业。1929年起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建国后,历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华东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社员。与曾昭燏合作首次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名称。著有《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等。
    89 赵青芳,河南南阳人。1932年参加河南古迹研究会。1939年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建国后,历任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副研究员,副院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 河南浚县卫国墓、四川彭山岩墓发掘。主持并参加了安徽寿县蔡侯墓、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苏州越城和涟水三里墩西汉墓等的发掘工作。1956年首次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名称。撰有《南京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江苏新石器时代》等论文。
    90 高去寻(1909-1991),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31年由北京大学预科转入正科历史系。1935年毕业入史语所,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抗战时期曾参加吴金鼎领导的川康古迹考察团进行调查和发掘。1949年随史语所播迁来台,升研究员。1954年西北冈发掘领队梁思永逝世后,高先生受命整理乃师梁思永西北冈报告的未完稿。1966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出任史语所所长。
    91 郭宝钧自称不去台湾的原因之一是想趁机摆脱傅斯年的控制,他一直认为傅斯年这些留洋派瞧不起他。
    92 如石璋如,曾经做小学教师,月薪15月,这也是当时小学教师的一般收入。后来和刘入史语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每月50元。等成为史语所的正式人员,即最低级的助理员,收入达到150元左右,是当时一个小学教师的10倍。而史语所的高级职员如李济,每月收入在400元,已经属于社会上层人物。社会地位也是如此。如郭宝钧,原来只是河南省教育厅的一名秘书,后来加入史语所,成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员,也进入到社会名流的行列。
    93(美)萨布罗夫等著,陈洪波译.美国聚落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94 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均很了解两城镇的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对于发掘者刘 执笔的发掘报告期望很高,刘 本人也是如此。在长沙,刘 日夜不停地补写瓦屋村发掘报告的初稿。在这本手稿的最后注记中,刘 留下了在那个时代中国考古学家的最强音。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在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但是,事实的诉语影响了个人的生活,在极度理智的分析之后,才压抑了这样的矛盾,暂时苟安于“考古生活”之内。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全长三页,现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引自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页39。
    95 尹达的哥哥赵毅敏1904-2002)是中共高级干部,时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建国后历任要职,晚年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96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88-189.
    97 史语所考古组有一批出色的技工,一般都有极其丰富的田野经验和高超的发掘技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贡献很大。因为没有学历,他们一辈子只能当待遇和地位甚低的工友,生活无保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技工的历史和作用同考古学家们同样悠久而巨大,但到目前为止这是被遗忘的一群。
    98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90.
    99 李济作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前言,写作时间是1947年3月24日.
    100 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A].李济文集卷一[M],序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序页16.
    101 在昆明和李庄期间,李济的两个女儿先后因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
    102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材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李济这方面的重要论著大多发表于1949年之后,对大陆考古学的发展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103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序[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1.
    104 这是史语所殷墟发掘团的长期驻地。
    105 这两处都曾经是史语所驻地。
    106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65-566.
    107 李济先生学术活动简表[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19-225.
    108 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M],1956年.
    109 李济作陶器分类时的专用术语,指顺着某一种秩序为各种形制不同的器物所编的一串号码。
    110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7-98.
    112 同上,页53.
    113 不过李济对于“型”与“式”的定义与后来我们所习用的不同,可以说正好是颠倒了过来。见: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2.
    113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2.
    114 李济.安阳[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66-567.
    116 同上,页567.
    116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3.
    117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A].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8-59.
    118 该文并没有写完,完成的部分分为两次发表,分别是:《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页1-100,1948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史语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书稿存上海,1949年12月以中国 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名义出版。
    119 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A].李济文集卷一,序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序页17.
    120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4-344.
    121 梅原末治.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研究[A].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第十五册[M],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1940.
    122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1.
    12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9-320.
    124 即Karl Pearson(1857-1936),英国人,公认为统计学之父,曾经在20世纪初期在生物统计方面用力甚深。
    125 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J].考古通讯,1955,(3).
    126 李济.记小屯出土青铜器[A].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22,表6.
    127 李济.记小屯出土青铜器(中篇)[A].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M],1949:57,表30.
    128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89-390.
    128 李济.如何研究中国青铜器--青铜器研究的六个方面[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31.
    129 同上。
    130 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J].考古通讯,1959,(1).
    131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4-344.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一期,1950年。文末附记,“1948年1月11日上午,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礼堂,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同学会联合组织的纪念蔡孑民先生学术讲演会上宣读……”
    132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4.
    133 同上。
    134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A].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4-107.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7-319.
    135 需要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实际上与西方考古学界处在一种半隔绝状态,李济等人对西方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学习主要是从书刊上进行,而在当时得到这些书刊并不容易。例如,李济在研究陶器时,唯一可以参考的著作是皮特里的《史前埃及》,而这并非皮特里关于陶器类型学的代表作。所以,能够学习到西方考古学哪些方面的知识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但蒙特柳斯1903年出版的著作《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其首 章(方法论部分,专门论述类型学原理及若干实例)因为其影响巨大,则成为东亚考古学界的必读书。
    136 李济将皮特里和蒙特柳斯分别翻译成裴居立和穆太尼斯。
    137 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相关之问题[A].李济文集卷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49.所引用格林威尔的文章是.Canon Greenwell,Archaeologia,Vol.61,P.439.格林威尔把矛头在英国的演化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1,匕首;2,匕首加柄,首作矛头,内于柲;3,柄加宽,内柲处加箍以免罅裂;4,箍与矛头联合,筒之初步;5,筒旁加环以固结;6,环向上升。
    138 同上,页451.所引用著作为.Childe:The Bronze Age,pp.94-97;Petrie:Tools and Weapons,pp.22-27.
    139 同上,页452-453。
    140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最基本的线索都是年代或者说时间问题。李济对此有充分认识,他曾经谈到董作宾的甲骨学研究,说董之所以能够取得断代研究例那样的伟大成就,是因为他十分敏锐地迅速抓住了时间这个关键问题。
    141李济在《记小屯出土青铜器》中说,“小屯出土的这批材料,在时代上是相当清楚的……小屯出土的青铜容器虽不及百件,演变的痕迹极为显然.要就这些变异料理一个秩序出来,我们必须把实物的形制与传统的观念综合起来讨论一番。”
    142 孙祖初.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历程[J].文物季刊,1998,(4):38-53.其中引文来自滕固译蒙特柳斯《先史考古学方法论》。
    143 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J].文物季刊,1998,(1):44.
    144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A].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647.
    145 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J].文物季刊,1998,(1):44-45.
    146 本书1941年春脱稿后,即与香港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6月间将原稿、插图稿寄出。是年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该稿下落不明。后来发表者为苏秉琦保存的底稿,但在解放前始终未得出版。据: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93.
    147 苏秉琦.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A].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93.
    148 这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多年从事考古发掘研究以来出版的第一部考古报告。
    149 李济1948年10月25日给苏秉琦的回信节略如下:“润章先生(即物理学家李书华--引者)将大著交到时,即为考古组同仁取去。此报告在本所只有一本,但欲先睹者不只一人……就弟匆匆翻阅所得之印象,大著对于原始资料处理既详且尽,又力求准确,已超乎一般之标准。中有不少问题,为弟兴趣之所寄,俟将来细读后,当再将拙见奉达,以备参考,余不尽。”
    150 石璋如回忆,抗战时期史语所图书有中西文图书13万册,其中中文书12万册,外文书1 万册。见:石璋如.与张政娘先生谈对日抗战期间史语所的图书馆[A].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15-20.
    151 Gorden Childe,The Bronze Age.Cambridge,1930.
    152 皮特里和蒙特柳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类型学方法断代的两个代表人物,且都著作等身。皮特里第一个采用严格科学方法在埃及发掘,并创立了“序列断代法”以解决前王朝遗存的年代,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重要著作包括:《埃及十年之发掘》(1893)、《埃及史》(1894-1905)、《古代埃及的宗教意识》(1898)、《叙利亚和埃及》(1898)、《海克索斯和以色列城市》(1906)、《古代埃及的宗教》(1906)、《埃及的艺术与工艺》(1909)、《第一王朝的王陵》(1900)、《文明之革命》(1911)、《史前埃及》(1920)、《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1923)等。蒙特柳斯研究的重点是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尤专注西欧、北欧地区的青铜文化,提倡类型学方法,主要著作包括:《青铜时代年代问题》(1885)、《异教时代的瑞典文明》(1888)、《使用金属器以来的意大利原始文化》(1895-1910)、《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1903-1923)、《英国青铜时代年代学》(1908)、《史前希腊》(1924)等。以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在皮特里和蒙特柳斯等人工作的基础上,20世纪初是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中国考古学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起步的时代。
    153 滨田耕作(1881-1938),号青陵,是日本现代考古学的创导人。他曾两次赴欧美各国访问考察,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日本,讲求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方法,重视类型学等等。主要著作有:《通论考古学》(1922)、《东亚文明的黎明》(1930)、《东亚考古学研究》(1930)等。
    154 近代日本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西方学术文化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到了中国。例如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大师,最著名的几位,比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都是中西兼通,而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习到的。见李学勤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季羡林序一。20世纪2,30年代有一个西书中译的高潮,以上海为基地,中国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著作,其中来自日文者占大部分.见邹振环《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页87-93)。
    155 张凤(1887-1966),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民国11年公费留学法国,民国13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业余雅好考古,常往克吕尼古物院,同时为卢浮宫博物院考古学生,协助留法英籍教授、汉学家马伯禄编纂斯坦因所得西域简牍,出版《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民国15年就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历史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兼图书馆馆长等职。解放后历任浙江省考古学会常务委员、省文史馆馆员。
    156 《考古学》,张凤编,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年12月,共135页。
    157 文后的参考书目中列有西文书籍14种,分别是.1,考古学的研究法及其目的全一册(W. Flindes Petrie,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London.1905);
    2,考古学的价值与其研究法全三册(W.Deonnd.L'Archeologie,Le valeur,Les methodes.Paris.1912);
    3,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其方法全一册(J.De Morgan,Les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Leur Buts Et Leur procedes.Paris.1906);
    4,考古学发掘的方法全一册(G.Boni,Metoodo'nell Espolazioni Archeologiche.Roma.1913.);
    5,东方及欧洲的古代文化期第一册方法编(O.Montelius,Die Altern Kultoperioden In Orient und In Europa Stock-A.1m.1903)1 Die methde.
    6,考古学全三册(F.Roepp,Archaologie,Sammuing Goecsehen,1911);
    7,考古学教本第一卷第一册(H.Bulle,Handbach Der Archaologie Munchea.1913)1;
    8,考古学教本全二册(J.Decheltte,Munnel D'Archeologie,Prehistorique,Celtique Et Gallo Romnie.Paris.1908);
    9,古典籍与考古学全一册(D.G.Hogarth.Authority And Archaeology.London.1899);
    10,史前的时代全一册(Lord Aoebury.Prehistoric Times.London.1913);
    11,欧洲原史全一册(Sophus Muller.Urgeschichte Europas.Strassburg.1905);
    12,人类与自然及原史(M.Hoernes.Natuiund 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Wier&Leipzig.1900);
    13,人类原史全一册(M.Hoernes.Urgeschichte Der Menachhoit.Sammulung Goeschen.1905);
    14,第十九世纪考古学发现史第一册(A.Mechaelis Die Archaeologisichen Entdekungen Des Neunzehate Handuets Leipzig.1905).
    158 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江苏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泗泾镇人。民国2年(1913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到上海申报馆工作,同时,先后在中学、私立震旦大学进修。后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并兼任私立持志大学教员。1955年起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到逝世。是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文学会会员、土耳其国际东方研究会会员。
    159(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小百科全书,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正文共106页。
    160 俞剑华(1895-1979),中国美术史家,画家。名琨,字剑华。1928年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1938年任暨南大学文书兼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44年任暨南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诚明文学院教务长,上海学院副院长,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161 郑师许(1897-1952),东莞人,原名郑沛霖。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历任国立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天夏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校教授,曾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委员兼艺术考古部主任。
    162(瑞典)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2月。正文140页。郑和胡的译本首先是1935年发表在《学术世界》第一卷2-6期,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由世界书局印成单行本发行。
    163(瑞典)蒙德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1月。正文共91页。
    164(日)滨田耕作著,汪馥泉译,《东方文化之黎明》,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
    165(英)吴理(C.L.Wooley)著,胡肇椿译,《考古发掘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Leonard Wooley(1880-1960),英国考古学家,主要从事古代西亚的考古研究,最著名的工作是1922-1934年指导不列颠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伊拉克发掘了苏美尔古城乌尔。主要著作有:《乌尔发掘》之一、二、四、五、九卷,《苏美尔人》(1928),《挖掘发现过去》(1930)等等。
    166(日)滨田耕作著,杨炼译,《古物研究》(史地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7月。
    167 中国现代考古学者和金石学者的群众组织。以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1934年6月,由容庚,徐中舒,董作宾,商承祚等12人发起组织,原拟命名为“金石学会”。当年9月1日在北平集会成立,正式定名为“考古学社”,社址设在燕京大学燕东园,并推选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为执行委员。该社成立时有社员58人,1936年增至141人。其中,多数是金石、考古和有关学科的学者,也有其他一些热心古器物研究的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该社举办的学术活动有,1934-1936年召开过3次年会,编辑出版了考古社刊第1-6期,又曾经将社员在他处出版的著作,编列为学社考古专集和考古丛书。以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考古学社”词条。
    168(瑞典)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郑师许作译者序。
    169 西方的案头考古学有悠久的传统,如蒙特柳斯、柴尔德、特里格等人,可以说都是这个传统的体现者,他们都是通过综合性研究而不是对自己亲自发掘的第一手材料的研究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70 序言写作的时间是1935年2月。
    171 滕译本序言。
    172 在译者序言中,滕固对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研究对象的介绍可谓言简意赅:“这本方法论即为体制学的实例,他将意大利和北欧的金属斧锛,短剑及长剑:意大利和希腊及北欧的扣针;编列排比,明其年代位置,形式异同。又对北欧的铜器,意大利的陶器,就其器形纹饰,探究渊源胎息之所自。最后提出埃及,亚述利亚,腓尼基及希腊之莲花纹饰的发展行程,而对于古典的棕叶式纹缋之形成,以及伊沃尼亚柱头如何由莲花柱头演变而来,也作了详细的检讨。”
    173 译文第五页注四。“译者按:Typus一语,通常译为‘类型'或‘型式',乃包含一物品之造型与纹饰。译者以为嵇康琴赋中‘体制风流莫不相袭',‘体制'适当Typus,‘风流'适当Stil,前者较多实质的意义,后者较多精神的意义;故译Typus为‘体制',而下面的Typologie,则译为‘体制学'。
    174 陈星灿,马思中.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86-695.
    175 如郑师许和刘 都分别总结过当时中国考古学著作的出版情况。郑的总结见考古学研究 法的译序;刘 的总结见其一篇书评--《考古学研究法》,载一九三四年九月《出版周刊》第九十六期,署名刘虚谷,该文是刘 对自己打算写作的一部考古学著作的评论。
    176 据后人回忆,苏秉琦在50年代还经常阅读《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一书。
    177 A.M.Tallgren,The Method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Antiqui ty.June,1937.
    178 莫慧旋.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论--评塔尔格伦的<史前考古学方法>[J].华夏考古,2004,(4):102-107.
    179 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说法,最重要的出处见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页7。原载《世界考古学》13卷2期,1981年。)
    180 张光直.编者后记[A].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977.
    181 关于李济的纪念和研究论著不胜枚举.传记作品较详细者如,李光谟编著《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李济与清华》、《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考古学界撰写的代表性论文如,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载《新学术之路》),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载《李济与清华》),刘文锁《论李济》(《考古》2005年第3期)等。
    182 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1-93.
    183 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76.
    185 同上.
    185 谢剑.怀念李济之先生[J].明报月刊1979年9月号.转引自: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79.
    186 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J].考古,1955,(3).
    187 据说50年代初,大陆成立黄河水库考古队时,队长夏鼐即向全体队员做出了个人绝不收藏古物的号召。这当然也是来自于史语所考古组的传统。据: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70.
    188 刘文锁.论李济[J].考古,2005,(3).
    189 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A].李济文集卷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6.
    190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95-201.原载台北历史月刊第九期,1988年10月.
    191 李济.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53.
    192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A].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88-97.
    193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A].李济与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00-201
    194 杜正胜.通才考古家高去寻[A].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677-708.
    195 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一序二,序页19-20.
    196 张光直一些最重要的成果,如中国新石器时代区域分布和发展、商周青铜艺术、早期萨满与政治权力等等,都是受到了聚落考古、萨满理论等西方考古学思潮的影响。
    197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考古与文物,1995,(3):8.
    19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0-22.在历史的关头,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迎接新政权。但史语所除了少部分人留在大陆之外,基本上是整体迁台,这与中央研究院大多数研究所选择留在大陆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历史却证明,这些做出不同选择的学者们的命运恰恰又成了另外一个相反的鲜明对比。
    1 关于集众工作方式,傅斯年是这样解释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点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2.
    2 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J].考古,1979,(3):2704.
    3 罗志田.走向国学和史学的“赛先生”[J].近代史研究,2000,(3):59-94.
    4 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如: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1997年第11期,页67-71)、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页27-3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文物》 2002年第7期,页75-81)、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13-22)等。
    5 夏鼐的著名观点是,“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见《考古学》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执笔).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j].文物,2002,(7):75-81.
    7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考古与文物,1995,(3):8.
    8 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2.
    9 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代序二.
    10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53-360.
    11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张光直序.
    12 罗志田.走向国学和史学的“赛先生”[J].近代史研究,2000,(3):59-94.
    1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8-12.
    14 到了欧美日本,并不见得就能接受西方思想,还与个人性格,经历和以往教育背景有关。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是两个相反的例子,二人同在日本流亡十余年,梁启超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和新知识,而康有为仍然如故。梁启超自述二人个性之差异,“康有为太有成见,而梁启超太无成见”(《清代学术概论》之《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分歧》)。另外如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数载,却对日本及日本人极有恶感,也未见学到日本人什么东西,在日期间交往的主要仍然是中国人如章太炎。留学欧美学生也有此类现象。大多数有后来在国内成就的留学生,大多对西方知识采取“取一瓢饮”或者说批判地接受的态度,全盘接受者甚少。
    15 B.G.Trigger,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10.
    16 陈淳即以李济的西阴村考古为例说,“李济在西阴村实践的考古学方法,既不是西方以前的进化考古学范例,也不是最先进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这一欠缺,显然是李济的受训背景造成的.”见:中国考古学80年[J].历史教学问题,2003,(1):33-45.
    17 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A].夏鼐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1.
    18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考古与文物,1995:(3):2.
    19 同上。
    20 刘文锁.论李济[J].考古,2005,(3):86-94
    21 转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M].北京:中华书局,2006:23.
    22 许倬云.傅孟真先生史学观念的来源[A].许倬云自选集[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49-362.
    23 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J].古今论衡,1998,创刊号:39.下面接着的一句话是,“1950年以后它的主要特征是与中国的政治局势一同演变。”
    25 同上。
    25 《东北史纲》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以反驳日满分裂言论。李济为《东北史纲》写了英文提要并发表。
    2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05-226.
    27 同上,导言部分。
    28 徐坚.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J].汉学研究,2006,18(1):291-307.
    29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57-358.本文是作者1954年1月11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蔡孑民先生87岁诞辰纪念会”上的学术讲演.
    30 有人认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可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A].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823-866.
    31 徐坚.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J].汉学研究,2006,18(1):291-307.
    32 但实际上,这种超然态度在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矛盾极其激烈,政治形势纷纭复杂,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面临生死抉择的时代,越来越为人诟病,渐失主流。
    33 当然学术与社会,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学术界本来也属于社会的组成部分。
    34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6-184.
    35 中国考古学简史[A].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90.
    36 徐坚.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J].汉学研究,2006,18(1):0291-307.
    37 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A].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
    38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A].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102.
    39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A].李济文集卷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0.
    40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M].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41 王心喜.小人物发现大文化[J].华夏考古,2006,(1):102-109.
    42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J].东方杂志,1934,31(7).7.
    43 同上。
    44 刘超.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章清指导)[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76-96.
    45(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82.
    46 同上,页282-304.
    47 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75.
    48 陈淳.考古学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2-73.
    49 从前文所谈夏鼐与傅斯年和李济关于学习方向的书信往返中可知,傅斯年和李济对柴尔德了解甚少,这是他们力主夏鼐学习埃及考古学的重要原因。
    50 陈淳.中国考古学80年[J].历史教学问题,2003,(1):33-45.
    51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A].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88.
    5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12.
    53 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自序,
    54 欧阳哲生.胡适先生与中研院史语所[A].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27.
    5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12.
    56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A].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51.
    57 杜正胜曾经说,在史语所,与傅斯年治学思想最为接近者是李济(见《无中生有的志业》)。这可能与二人具有类似的教育背景有关。二人都非真正的自然科学家,但接触过相当多的科学知识,对科学的认识有类似之处。他们对科学的把握和理解胜于第一代留学生胡适。科学方法的第一代提倡者胡适等人,由于其受训背景纯粹局限在人文学科,实际上对科学的理解和把握较流于表面,口号提的多,实际手段少。而其实,傅斯年等对科学的理解虽然较胡适有所进步,但仍然停留在比较朴素甚至是粗浅的地步,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58 杜正胜.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A].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432-433.
    59 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J].文史哲,2005,(3):123-130.
    6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12.
    61 罗志田.走向国学和史学的“赛先生”[J].近代史研究,2000,(3):59-94.
    62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0.
    63 实际上史语所的基本学术方法受西方影响还是相当深的,例如史语所之所以“谤亦随之”,受剑深味中国传统学问学者的广泛批评,要因之一,是有走偏的倾向。悬问题以觅材料,本来是欧美汉学家易犯的毛病,他们很难看完浩如烟海的典籍以发现问题,欲成一家之言,而 是先是从类书中寻找题目,继而由新材料带动新问题,再借鉴其它学科或者文化的问题意识,套用现成的解释框架,结果难免走上偏锋险道。王国维即主张“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以后来的问题意识和外在的解释框架支配研究,正是近代中国学术流弊滋生的症结所在。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7-279.
    64 顾颉刚到1935年回顾其学术路向的发展时说,1921年他开始辨古史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考古学与唯物史观,分别代表了新材料和新方法,于是开始有人追随这两个方面,形成了科学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两个流派。见:罗志田.走向国学和史学的“赛先生”[A].近代史研究,2000,(3):59-94.
    65 尹达曾经谈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自己青年时期的影响。1931年一天,他在开封书摊上买到了郭的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是减低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向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这时候,正迫切的要求着这一问题的解答。正是这个时候,郭沫若先生就印出那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那里明确指出,中国存在过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曾逃脱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指出了未来的动向。且以锋利的文学手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像打了针强心剂。”(尹达.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A].尹达史学论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15.)。这段话虽然有对郭溢美之嫌,但反映了30年代青年的普遍心理是没错的。
    66 1951年董作宾在总结史语所前此的学术成就时说,“现在结算一下史语所二十三年的总成绩,可以说有赢余也有外欠。这笔账看去似乎是许多人的,事实上,是应该全记在孟真先生的名下。”参见: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J].大陆杂志,1951,2(1).
    [1](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M].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M].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3]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
    [4]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
    [5]张凤编.考古学[M].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年12月.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
    [7](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8]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9]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1月.
    [10]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
    [11]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12]傅斯年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13]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M].地质专报乙种第七号,1934年.
    [14]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1月.
    [15]古物保管委员会.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R].大学出版社,1935年.
    [16](英)吴理著,胡肇椿译.考古发掘方法论[M].上海:商务书局,1935年.
    [17](瑞)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M].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18]李济主编.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
    [19]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20](瑞典)蒙特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21]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M].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22]吴金鼎,曾昭炳,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M].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2年.
    [23]石璋如.晋绥纪行[M].独立出版社,1943年.
    [24]尹达.中国原始社会[M].作者出版社,1943年.
    [25]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年.
    [26]李济主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
    [27]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陕西考古发掘报告第一种第一号[M].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
    [28]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29]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30]石璋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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