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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城区史研究:184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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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谓“城区史”研究,是在城市空间差异的视角下,对特定城区历史的考察。它是向内部深化城市史研究的一种途径。本文以1843—1937年的闸北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具有地位突出、发展迅速、变化剧烈、内涵丰富等特点。
     闸北是20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华界中与老城厢并驾齐驱的主要城区。至八一三抗战止,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草创(1903—1910)、兴旺(1911—1931)、顿挫与沉沦(1932—1937)三个阶段。闸北是在上海城市的华界、租界格局下成长起来的,承担着“振兴华界”、“分租界之势”的政治任务。由于闸北对租界扩张的限制作用,租界当局一直意图向此地扩张、将之纳入租界管辖之内,而华界则奋起抵制。由此,闸北成为上海城市中华洋斗争的焦点和华洋交涉的频繁之地。
     20世纪前30年,闸北是上海的一个新兴工商业区。此地工厂数量繁多,形成了缫丝、印刷、食品等优势行业,成为上海的四大工业区之一,亦有“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之誉。以米批发业和日常消费品零售业为主导的商业亦有初步发展,并形成了宝山路、大统路等商业街。此外,闸北还出现了众多区域性商人团体和商业精英。闸北的工商业是在依傍租界、临河临路的有利区位前提下,依托于租界的公用事业和金融服务,通过租界经济的扩散和辐射发展起来的。由于华、租区隔的影响,闸北的工商业以民族中小资本为主,企业规模偏小,技术和产业结构落后,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差,发展不稳定。最终,闸北的工商业在一二八、八一三战争的打击下,彻底衰落。
     由于租界的横阻,在192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之前,上海华界的市政一直处于割裂、分立的状态,闸北的市政亦自成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起来。在历届市政机关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闸北市政设施发展迅速,城区功能日趋完善,有“华界自治典范”之誉。但因开发较晚、财政匮乏、起点较低,较之租界、老城厢,市政设施具有明显的缺憾和落差。其中,主要由地方绅商所操控的慈善和消防事业,为地方绅商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社会和组织基础。
     闸北的市政是在多种矛盾的交织下发展演进的。首先,闸北的市政一直在“官治”与“自治”两种模式之间频繁转换,地方精英和政府之间围绕市政管理权展来了激烈的争夺,使之成为上海市政机关变动最为频繁的城区。其次,闸北的区域随着租界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地方自治运动的演进逐渐扩大,但因处于两县之间的独特区位,闸北的发展面临着与传统区域认同的协调。最后,由于闸北三面被公共租界包围的地理区位以及租界持续的扩张企图,使闸北的市政建设随时面临着租界当局的阻碍。
     20年代开始,随着上海的人口日趋膨胀,闸北吸纳大量人口,成为上海人口最密集的城区之一。它是上海的主要中下层居住区和以江浙、广东、苏北等三大群体为主的外地移民集中区,也是以都市贫民为主体的“棚户”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城区。闸北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和左翼文人的聚居区。闸北的犯罪率较高,娱乐设施和高档消费场所缺乏,城区的景观简陋、混乱,呈现出“亦城亦乡”的社会风貌。
     与上海城市总体能够脱离政局动荡、战争影响,保持持续发展不同,闸北一直处于国内、国际战争的直接、间接影响之下。其中军阀战争、工人武装起义等国内战争对闸北造成较大的破坏,而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对闸北造成毁灭性打击。
     20世纪前半叶,两租界、老城厢和闸北是上海最主要的城区。闸北的崛起是上海城市中心北移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其兴起之速、衰落之骤,在上海诸城区中无出其右。闸北城区的独特社会风貌和演变轨迹,与其作为上海城市发展中多种矛盾聚集地的特点密切关联。首先,上海城市中特有的华、租两界对峙的格局,从正、反两方面制约闸北的发展。其次,西方近代文明和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上海城市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使闸北的社会风貌与租界相比存在巨大落差。再次,处于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边缘区的区位特点,使闸北成为由于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矛盾的集中地区。最后,由于裸露于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之下,而且和近代中国的国际矛盾息息相联,闸北城区一直处于战争的频繁影响和残酷破坏之中。
     闸北城区史研究提示我们,上海城市发展中“西方冲击”的巨大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强大作用,以及“东方巴黎”繁华表象之外的另一面。以“典型性”为原则或将上海城市作为一个均质空间而随意取材的上海史研究,将可能忽略和遮蔽上海城市复杂、丰富的历史内涵。引入城市空间差异视角所展开的城区史研究,是深化上海城市史研究和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
History of the city zone is a research of special region of a city, deepening urban histor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space differences within one city.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history of a zone of Shanghai named Zhabei during 1843-1937, because it is a very important region of Shanghai and has developed quickly with great changes during these years.
     Form early 20th century, Zhabei begins its urbanization, and soon became an important zone of Chinese region of Shanghai. Its de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hrases: starting phase during 1903-1911, thriving phase during 1911-1932, and declining phase during 1932-1937. Zhabei developed in the situation that Shanghai was separated by Chinese region and concession region , and it was supposed to prosper Chinese region of Shanghai while restrict the concession region. So the authorities of concession wanted to annex Zhabei and the authorities of China resisted.
     Zhabei became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enter of Shanghai in the first 30 year of the 20th Century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ssion, but the factories in Zhabei were small and were mostly in possession of Chinese low-down capitalists.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Zhabei was progressed independently in predicament, includ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foreigners, the competition of local elites and government and the problem between Shanghai county and Baoshan county.
     Zhabei is a region with dense population in Shanghai which mostly occupied by immigrants, pauper and labors, so the community of Zhabei is interveni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Zhabei had once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r ~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ar, and declined gradually after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Shanghai in 1932 and 1937.
     Zhabei is a special region of Shanghai which is permeated by much contradiction, includ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rural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industrial culture, the problem accompany with urbanization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wars. So Zhabei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old counties and the concessions in Shanghai.
     The development of Zhabei tells u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West and the powerful function of poli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ity. It also tells us that Shanghai has another face under the prosperous surface. The research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a great cit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引文
1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2 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总体回顾,可参阅: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历程和现状,可参阅: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与展望》,《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钟建安、陈瑞华:《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4期。
    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相关论著目录可参见:张利民编:《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日】水羽信男:《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西方学者研究状况可参见:【法】安克强:《19-20世纪的中国城市和城市社会: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3 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为行文简洁,本文提及之诸位前辈学者、师友、同仁,均直呼其名。特此说明。
    1 关于地理学中城市空间研究的基本方法、相关理论以及对于城市空间的划分方法,可参见:柴彦威:《城市空间》,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2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可参阅:【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著,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
    1 梁元生:《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史林》2007年第2期,第133、135页。
    2 承载:《城市社区史和上海史研究》,《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6期。
    3 苏智良:《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4 当然人们亦可以通过这两个概念突出不同的研究侧重点。目前的“城市社区史”似乎更加关注于社区发展、邻里关系、社区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层面,而较少关注对社区经济功能的分析。“城区史”虽然亦以城区社会研究为重点,但不能脱离对城区在整体城市系统中经济、政治、文化功能的考察。
    5 这三个方面为:第一,研究该城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城区空间布局和特色,从城市的组成部分进行深入分析并归纳出每个城区的格局、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分析城市道路、建筑、交通、工商业对城区的影响;分析城区社会空间形成的过程及地域表现;考述行政管理的差异对城市社会空间格局的影响与意义。第二,研究城区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考察城市建设与城市社会空间模式之间的关系;分析政府、团体、资本及当地居民等不同社会集团对城区建设的反应与介入,揭示城市发展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综合分析城市社会空间格局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联,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机制,借此揭示城市中的人与地域的关系。第三,研究该城区的市民,考述性别、职业、来源地、文化等人口社会属性差别,描绘市民的生存环境、物质生活与文化意识。苏智良:《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1 何一民:《20世纪后期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 关于城区史研究的意义,苏智良认为有四点,可以参照:1、有助于完整地展现城市社会的风貌,进而科学地、客观地总结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2、有助于保留城区的文化特色,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3、从历史学角度开拓城市研究,有可能比社会学更深入;4、有助于当代城市的建设。苏智良:《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2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66)。
    3 何肇发主编:《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页。
    4 社会学对社会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和研究目标有多种分类,而根据“农村-都市连续统”理论可以把社区分为农村社区、集镇社区和都市社区。参见何肇发主编:《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苗艳梅:《关于社区及社区类型的研究述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2000年6月。
    1 周望高:《近代长沙城市社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 刘海岩:《城市边缘区与近代天津社会》,东华大学、上海市档案馆主办:《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3月。
    3 海外及港台的城市社区史多在公共史学的推动下展开,近年来研究已经相当兴盛。简略介绍可参看梁元生:《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史林》200年第2期,第135页。
    4 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可参见,夏林根等:《建国以来上海史研究述评》,《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
    唐振常、徐敏:《上海史研究四十年》,《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台湾学者的研究可参见,陈三井:《光复以来台湾地区的上海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民国82年9月;
    欧美学者的研究可参见,钱曾瑗:《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1年。
    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则是对台港、欧美、日本等海 外上海史研究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介绍。
    中外学者研究的综合介绍有,熊月之:《20世纪上海史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第九章“上海历史研究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 参阅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
    2 唐振常:《百年上海城》(郑祖安著)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
    3 黄美真:《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的若干构想》,上海研究中心编:《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4 姜义华:《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史林》1999年第2期。
    1 梅朋等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史林》1987年第3期(收入《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
    《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上海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收入《万川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30-142页;
    陈正书:《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形成》,《史林》1987年第4期。
    3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熊月之:《待客之道:从外事活动看近代上海华界与租界关系》,《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
    5 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
    6 郑祖安:《上海地名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上海旧县城》,《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浦东”历史发展概说》,《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
    《“虹口”考略》、《近代闸北的兴衰》,均载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3月。
    7 唐振常:《百年上海城》序。
    8 郑祖安:《百年上海城》,学林出版社1999年。
    9 褚晓琦:《论近代上海的俄侨社区》,《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1 马学强等著:《千年龙华--上海西南一个区域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6年。
    2 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
    《高郎桥:1914-1949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上、下),《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2006年第1期;
    《战时的高郎桥: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1938-1945)》和《近代高郎桥地区的文化生活--从准乡镇到棉纺织工人聚居区》,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历史研究杂志社:《现代中国都市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2月。
    3 苏智良、姚霏:《庙、市民、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历史研究杂志社:《现代中国都市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2月。
    4 王洪泉主编:《浦东今古大观》,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党史研究室:《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薛理勇:《上海老城厢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
    上海师大历史系:《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卢斌:《淮海路上话今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5 何益忠:《从中心到边缘--上海老城厢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6 计有,刘宪文:《近代上海十六铺研究》、张婷婷:《城市化进程中的边郊地区--近代上海曹家渡变迁研究(1863-1949)》、蔡亮:《近代闸北的苏北人(1900-1949)》、周小燕:《上海徐家汇教堂区研究(1608-1949)》、毛剑锋:《上海工业化进程中的杨树浦研究(1882-1949)》、江文君:《淮海路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生活空间(1901-1949)》等。
    7 见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台湾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1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1-136页。
    3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七十三年十二月版(1984),第219页。
    4 戴鞍钢:《近代上海开发过程中之地域因素》,《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二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5 【韩】李丙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
    6 苏智良:《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1 自然社区是相对于法定社区而言,它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对象。参见何肇发:《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7页。
    1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3-328页、393-396页;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2-236页、第629-630页。
    2 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72-174页。
    3 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3月。
    4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民国85年6月);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的电气事业,1910-1937》,《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民国82年9月,页395-438。
    5 王恩重:《近代上海绅商与闸北城区建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6期。
    6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6-165页。
    7 蔡亮:《近代闸北的苏北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8 蔡亮、苏智良:《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1 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5年第4期,第1283-1338页。
    2 郑祖安:《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一八四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上海城市发展述略》,载焦枢铭等著:《上海史研究》(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3 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化(1927--1937)》,熊月之等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陈文彬:《上海华界地区公共交通近代化述论(1908-1937)》,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4 【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5 周青松:《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民国85年6月),第171页。
    1 《闸北地名志》,第73页。
    2 比如,清末闸北水电公司与英租界自来水公司签订接管售水合同中称“苏州河新闸桥北首上海、宝山两县地界,凡中国巡警局所辖之地,名为闸北地方”,见哈恩忠编选:《清末上海闸北地区兴办自来水公司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第66页;
    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一,“疆域”亦称“新闸以北,曰闸北。其地北连宝山县境,南接公共租界。”
    3 如1914年工部局编制的《上海市区域北市图》之图说中称“闸北之东段为租界,天后宫、同仁辅元堂仍归中国官员管理”,民国十年《上海县续志》记载“徐园”之方位在“闸北唐家弄”。(参见《闸北区志》,第73页)。
    4 参阅郑祖安:《“虹口”考略》,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98年3月。
    1 如《上海市政概要》在介绍上海市警区之时说:“本市辖境辽阔广袤,陆地有沪南、闸北、沪西、浦东、吴淞五大区域”(《上海市政概要》,第3章第5页)。关于沪北、沪南、沪东、沪西等大区域地名的具体指谓以及“闸北”与“沪北”地名的关系,可参看郑祖安:《上海地名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30-33页。
    1 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2 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第439页。
    3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3页。
    4 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5 关于英租界早期道路交通建设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参见邢建榕:《早期道路交通建设与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以英租界为中心的考察》,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 店2007年。
    1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223页。
    2 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演进(1927-1937)》,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页。
    3 熊月之:《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氏著:《万川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47、55页。
    4 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第454页。
    1 根据何益忠的研究,大致在1870年前后,上海城市的经济重心已经彻底转向了租界,原来的老城厢变成了租界的附庸。何益忠:《从中心到边缘:晚清上海老城厢研究,1843-1914》,2006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8页。
    2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228页。
    3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年,第95页。
    4 19世纪20年代,陈伯熙曾为此专门进行了辨析,他说“上海二字,系包括全邑而言,凡在邑境范围之内者均应称为上海,无待言也。乃流俗所指之上海,仅南至洋泾浜、北至苏州河、东起黄浦滩、西迄泥城桥,专属英租界之一隅,名为上海。故虹口或南市之人赴英租界者,每曰‘到上海去'。此区区一段地竟代表全邑之名,相沿既久,习不为怪。此种名词以中下社会为尤甚,实不知始于何时。又有称上洋者,与前说同属不经,然积非成是,虽通人亦所不免。一经道破,未有不哑然失笑者也。”见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5 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 20世纪初,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开始争取设置华人董事以参与工部局的市政决策,却一直受到租界外人的抵制,1921年才在工部局中组建了华人顾问会,但只是顾问和咨询性质机构,并不能参与决策。直到1928年,工部局才初次设立了三名华人董事。参见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88-206页。
    2 如法租界公董局界内房捐,欧洲人为每年房租收益额的0.5%,而中国人的房捐则是8%。欧洲人与中国人房捐差异如此巨大,无疑体现了租界当局对于界内华人的歧视和压迫。而公董局竟然还认为,“外国租界对待中国人原则上是宽厚的,当初租界的地皮原来是应该全部留给外国人的”。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331页。
    3(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48页。
    4 叶凯蒂通过对十九世纪所绘制中西上海地图的研究,呈现了中西之间在文化层面上对于上海城市的争夺战。她指出,在《同治上海县志》中所出现的上海县地图中,根本没有租界的位置.这可以代表一种漠视,也可以推测当时租界在上海城市中并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西方人所绘制的上海地图,也同样如此,在详细描绘租界的同时,上海的中国县城内则空空如也。这种情况,随着文化观念的转变和都市空间的一体化而逐渐改变,至1875年出现了一幅全新的华人绘制的上海地图,这幅地图是“华图中第一张既包括县城又包括各租界的上海全图”。虽然这张地图代表了上海华人对于租界地位的承认,但是对于社会空间的争夺却并没有停止。(参见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载《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8页。)笔者认为,中西的冲突不仅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实体空间的争夺过程,而这种对城市实体空间的争夺,进一步催发了城市的成长和拓展。
    5 冯绍霆:《19世纪时上海人怎样看租界》,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6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的会馆,1849年法租界建立,四明公所被划入。1861年12月法国商人曾提出购买四明公所地基,宁波同乡会坚决抵制,结果未能实现。1873年冬,公董局决定穿过四明公所筑路,遭到 宁波同乡会反对。1874年5月3日,以宁波籍为主的上海市民在四明公所周围示威抗议,结果与巡捕发生冲突,上海市民被打死6人,伤20人,其中重伤7人,法租界被烧房屋40余间。经过中外磋商,法国表示不损坏四明公所房屋。此为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1897年,公董局再次决定强占四明公所。1898年法总领事咨照四明公所将所内寄柩搬迁,公所照办。同年7月,法租界决定征用四明公所土地,并派人强行拆除公所围墙,结果示威人群与巡捕冲突,中国人17名被杀害,伤20余人。最后,四明公所让出部分土地,拆除部分围墙,以便公董局筑路。关于民族主义在上海的产生以及两次四明公所血案在其中的标志性意义,请参见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7-361页。
    1 《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2 《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第79页。
    3 宣统朝《清季外交史料》,卷一。
    4 正如郭泰纳夫所记载的,“虽1896年至1899年交涉结果,租界面积大增,但在母国外交部指示下行事的英国驻华外交代表,并朱完伞放弃再行扩充租界将宝山全县划入界内之意见。”郭泰纳夫:《上海自治区与华人》,第35页,转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79页。
    1 比如“四明公所事件”等一系列开埠初期的冲突,皆有此类特征。
    2 1898年8月10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广开口岸”,谕旨曰:“谕军机大臣等: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振兴,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三月间,业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王岛开作口岸。嗣据该衙门议复允黄思永条陈,谓各省察看地方情形,广设口岸,现在尚无成议。著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速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拓展商埠者,即行资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该将军督抚等筹定办法,即迅速具奏。”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158页。自1898年始,清政府为杜绝外人觊觎,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兴的地区主动陆续开辟了一些口岸,这些口岸与按照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的“约开商埠”相对而言,被称为“自开商埠”。参见唐凌:《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第15页。
    3 唐凌:《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第22页。
    4 刘坤一:《遵筹天生港开埠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九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奏疏卷三十,《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二十六辑,第4208-4209页。
    1 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2期,第97页,转引自杨天宏:《口岸通商与社会变革》,第146页。
    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福建三都澳开埠案(附岳州秦皇岛开埠案)》,机关号01-20,宗号39-(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整编,转引自《口岸通商与社会变革》,第146页。
    3 嘉庆十九年版《上海县志》卷一,“镇市”。
    4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初版于1875年),第6页。
    5 到光绪年间上海县实行地方自治时期划分学区,十图、十一图、南北十二图属于“新闸”区,一、二、三图属于“老闸”区。参见本文第三章第三节。
    6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编:《普陀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74页。闸北一带亦有浜北之称,参见张家琦、班志雯:《上海市棚户区概况调查报告》,载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1948年。第235页。
    1 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118页。
    2 《闸北区志》,第125页。
    3 戴鞍钢:《近代上海开发过程中之地域因素》,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二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91页。
    4 《东方杂志》第4卷第3号,第66页;
    戴鞍钢:《近代上海开发过程中之地域因素》,上海研究论从(第十二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93页。
    5 《申报》1899年8月4日。
    1 《上海闲话》,第27页。
    2 《闸北区志》,第276页。
    3 这三条乡路,分别通往彭浦、江湾和真如,在清雍正时期称官路,但还是原始的乡间土路,比之租界的现代化道路,则相形见绌。见《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108页。
    4 此桥本为浮桥,1897年,因华界地区行人车马往来不便,丝商徐鸿达等人在道台支持下,集资4000余两,将其改建为洋式木桥,桥北一带成为闸北华界最先兴盛起来的地区。
    1 哈恩忠编选:《清末上海闸北地区兴办自来水公司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第65页。
    2 如早在1900年《申报》就曾报道,在租界北面毗连之处30余家棚户失火,太阳庙巡防局之队勇前往弹压;1905年10月8日《申报》报道,东浜江北草棚失火,焚百余间(359户)。1905年9月5日《申报》报道,闸北永顺里空地江北草棚大火,焚草屋数十间。
    3 如太平天国时期出现的王家宅自然村,居民已经主要以种菜和手艺为业,居住平房。1898年淞沪铁路通车后,村庄进一步扩大。《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65页。
    4 《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义冢”,第18页;
    5 郭绪印著:《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6 1895年,张之洞至南京署两江总督,向清政府提议修建由吴淞经上海至南京的铁路。翌年,清政府准之。1905年4月25日,沪宁路开工。因地处长江下游平原,且分四段(南翔至无锡、无锡至常州、常州至镇江、镇江至南京)同时开筑,故进展顺利。1908年7月工竣。参见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3-115页。
    7 《清季外交史料》宣统朝,卷一,第7-8页。
    8 《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房地产志》“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9年。
    1 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457页。
    2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70页。
    3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六十八课“租界之疆域”,《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4页。此书初版于1907年。
    4 上档:Q204-1-85;前署两江总督周奏辟上海北市华界片,《东方杂志》第三卷第13号,1907年2月7日,第165页。
    5 “上海道電覆外部请力争自辟闸北华界事”,《新民叢報》,中国大事月表丙午六月(補錄),廿六日。
    6 丁日初认为,商部的设立标志着清政府完成了实业政策的侧重点从官督商办到商办的转变。见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09页。
    7 其中以庞莱臣、朱幼鸿、祝兰舫等人地产最多。上档:Q204-1-85。
    8 闸北开辟通商场的领导人物沈镛等在禀文里称“前遵开辟华界章程,纠合同志,于上海车袋角浜北购地建桥造屋筑路”,两江总督周馥在札上海道的电文里亦称“现华商已于租界外扩充商埠”,可以看出闸北华 界的开发是在“自营通商场”的模式影响之下的举措。上档:Q204-1-85。
    1 一般认为,1895年上海县城因拟开筑南市浦滩马路,模仿租界工部局的市政模式,由上海道台刘祺祥派员开办“南市马路工程局”,这是上海华界市政机关的肇始。1987年南市外马路建成,该局改称“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继续清丈浦滩,开筑马路,办理附近居民租用马路两旁空地营业事宜,此为上海地方自治的先声。在清末预备立宪所倡导的地方自治的影响下,1905年上海绅商呈请上海道,成立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接收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从此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正式开始(参见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44页)。而刘惠吾认为闸北工程总局为“上海第一个商办的市政机关”,闸北开辟通商场“可以看作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滥觞”(刘惠吾编著:《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5、336页);《上海城市研究》亦认为闸北工程总局是“一个自治性的,以开发建设地方为主要目的的机构,可算作上海华界自治事业的嚆矢”(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0页)。
    2 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年第4期。
    3 《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各局”,第29-30页。
    4 如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的《上海市政概要》(民国二十三年)在记述闸北市政时依然认为“闸北市政始于闸北工程总局,清光绪三十年二月江督周馥派道员徐乃斌为总办。因闸北一带毗连租界,且与宝山县境犬牙相错,不能由一县单独办理,加之建桥筑路需费浩繁,民力决难担任,故由当地人士呈请官办。三十一年五月改工程总局为闸北工巡总局,另委道员汪瑞闿接办,其时行政设施注重警务,道路桥梁以收入有限,酌量修缮。”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政概要》,民国二十三年,近代中国史料从刊三编,第七十五辑,第2页。
    1 同时,他指出徐乃斌奉令举办之市政机构为“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而非“闸北工程总局”,亦指出“一九○七年(清光绪三二年丁未),上海‘推广巡警'事件实行,江督瑞(端?)方委沪道瑞澂为巡警督办,道员汪瑞闿为巡警总办;同年,即将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改称上海巡警总局,所有事宜,悉归该局办理。”“而《县续志》所载‘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总督委道员汪瑞间接办'一语,系将该巡警总办汪氏来沪的年份、来由、职称都根本弄错,和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的范畴混淆不清了(按上海县续志卷十三兵防第十页警察项下载‘(光绪)三十二年设工巡总局于闸北……三十三年总督端方奏上海推广巡警委巡道(即沪道)瑞澂委督办,候补道汪瑞闿为总办,改闸北工巡总局为上海巡警总局'等语则甚准确,参照申报记载亦无误)。”《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年第4期。
    2 如《闸北区志》第四十编“专记”之“闸北地方自治”章,以及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等均沿袭此说。而《闸北区志》“大事记”1900年条下云:“三月(4月)闸北民办市政建设机构--闸北工程总局设于老营盘(今共和路、华康路北首)”,“三月”时间未知何本?。
    3 其实蒋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文中夹注指出,“按:该局名称只见于《县续志》,当时公牍电令均未明载,兹姑根据《县续志》,仍行引用该局名称,认为陈绍昌、祝承桂所创办,而沈铺、钱康荣所继续主持的商场机关。”
    1 闸北绅商沈镛致闸北工巡捐局长函(1914年6月27日),《汇通桥纠纷案史料一组》,第25页。
    2 上档,Q204-1-85。目前留存最早之闸北开辟通商场档案有:光绪二十几年陈绍昌、陈荣熙禀请修筑舢板厂桥公函;十月初二日上海道札候补县令朱枚核查函;三十年正月廿六日两江总督同意之批件:光绪三 十年徐钟槱、陈绍昌、陈荣熙向道台反映理船厅刁难修筑舢板厂桥之信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徐钟槱禀请陈绍昌等回粤办事、由祝承桂接办之公函;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两江总督周馥因祝承桂逝世、批准钱康荣接任之公函等。
    1 以下依据史料,除特别标出者外,均来源于上档:Q204-1-85。
    1 上档Q204-1-85。
    2 http://www.zhuhai.gov.cn/waiwang/72905352215068930/20050802/2017163.html
    3 请核修理庇寒所款项,《申报》1906年12月24日,【85】753。
    4 此地位于今天闸北区的西部,大致相当于大统路以西、铁路以南地区。
    1 文曰:“闸北开辟华界,攸关主权商利。祝道故后,继起无人,钱道不负众望,强欲干涉,商情愈涣。蕰藻浜铁路余地不易召变,旷日靡费,于事无补。况阖界地六七千亩,已转道契者居其七,业户虽仍华人,而心有不愿,难免无串合洋商阻挠筑路情事。拟请速饬沪道,会同总商会于就地业户内,选择声誉卓著,克孚众望之人,举董妥议办法,合群实行,无庸专为督办,致馁众心,而生阻力。大局幸甚。闸北地户众商公禀。”,上档:Q204-1-85。
    2 宝山县绅士禀请开辟商埠,《申报》1906年4月21日;宝山县绅董禀请开辟商场事宜,《申报》1906年5月17日。
    1 《申报》1906年6月14日“设局开辟闸北商场示谕照录”。
    2 会勘闸北筑路界址,《申报》1906年6月18日;谕饬赶紧丈地筑路,《申报》1906年6月19日;丈明上宝交界各段界址,《申报》1906年6月22日;谕饬补绘地图,《申报》1906年6月24日:外部据沪道电禀驳阻越界筑路,《申报》1906年6月24日;沪道瑞观察示租界外居民文,《申报》1906年8月12日;闸北开装水管,《申报》1906年8月23日;饬绘闸北商场界址,《申报》1906年9日4日;抚批准办闸北商场警察,《申报》1906年9月12日;闸北马路行开工礼,《申报》1906年9月17日;闸北马路开工,《申报》1906年10月10日;闸北筑路后之市情,《申报》1096年10月27日;县批撤退闸北图董,《申报》1906年10月27日。
    3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一日,上海道瑞澂会同徐乃斌禀江督,请颁关防,文曰“上海北市马路工程总局关防”。上档:Q204-1-85。
    4 如,据《申报》报道,此机构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开局(1906年5月23日),虽然在文内称“工巡总局”,但标题却是“上海北市马路工程局”。“设局开辟闸北商场示谕照录”,《申报》1906年6月14日。
    1 按:本文写成之后,恰见上海档案馆张爱平先生的论文《上海地方自治肇端中的各方--兼对“新大桥”案有关成说的订正》(载东华大学、上海档案馆:《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此文与本文旨趣略同,指出了新大桥建筑的时间并非学术界通行的1900年,而是1903年。同时,张文强调了新大桥建造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作用,无疑具有高超的史识。但是似乎仍有两个问题遗留下来:首先,张文只指出了蒋文在时间、人物上的错误,而没有指出另一错误,即机构上的错误--“闸北工程总局”并不存在,而是蒋慎吾张冠李戴造出来者。其次,徐钟槱并非商业会议公所的所董,而是同仁辅元堂下辖之闸北庇寒所的董事,亦兼新闸图董。笔者查阅了徐鼎新根据多项材料整理而成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组织成员一览表(1902年)”(载氏著:《近代中国商业社会史迹追踪》,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其中并未见徐钟槱的名字,张爱平先生以徐钟槱参与新大桥的建造工程来说明商业会议公所的作用,似乎还有些牵强。其实陈绍昌等人的建桥造路工程,从最初之申请到以后出现争议时的核查,都通过商业会议公所向上海道台转呈和下达,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个新成立的商人团体在闸北开辟通商场以与洋人争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反,徐钟槱的参与却正说明了闸北地方自治肇端过程中与善会、善堂组织的密切联席。夫马进在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中曾指出了上海最著名的慈善组织--同仁辅元堂与南市马路工程局及城厢内外工程总局的密切联系,并从而表明善堂、善会组织作为上海地方自治起点的地位。(【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我们从闸北开辟通商场的个案中也依然可以看到同仁辅元堂董事的身影。考虑到闸北开辟通商场的倡议者主要是一批客籍绅商,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借重于“熟悉当地情形”并一直具有办理地方公益事业经验的地方士绅来具体实施,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徐钟槱的参与更可以看作是客籍商人与地方士绅在地方公益事业中的合作。
    2 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论中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61页。
    1 关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捐税收取情况,可参阅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122-128页。
    2 《申报》1909年4月24日,【99】788。
    3 《辛亥革命史料座谈记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03年第4期,总第109辑,第37页;
    陈其美:《在闸北市政厅恳亲会中致词》,载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六十六年(1977),第7页。
    1 《上海指南》卷二第二页,宣统元年版。
    2 胡式;《日本侵略下之工商地志》称:“闸北在公共租界之北,沪宁车站、淞沪车站、商务印书馆总厂等在焉,为沪北工商业之中心。前为日人弹炸炮轰,焚毁已尽,今则可怜焦土,损失何止数万万焉。”上海华风书店1932年,第44页。
    3 分别在共和路(大统路西)、西虬江路(延续山庄斜对过)、虬江路(宝山路东义品里口)、虬江桥(林家花园后吴淞路西)、乌镇路(蒙古路南)、满洲路(蒙古路口)、宝兴路(宝山路口)。见《上海指南》(第廿一版)卷三,商务印书馆1925年。
    4 分别为中国济生医院(宝山路二八号)、中国公立医院(宝山路北横浜路)、浙宁水木工业医院(闸北广肇路)、博济医院(闸北新民路402号)、闸北慈善团施医院。
    1 麦根路货站临近河岸有船坞两个,每个长285公尺,阔30公尺,可容30吨民船120艘,货物由船只驳运而来装车,或卸车后用船驳运疏散,费用极为低廉。参见侯彧华:《大上海市铁路计划》,《市政评论》第8卷第10期,1946年12月。
    1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9页。此书编成时间约在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写作时间在1920年之前。
    1 商务印书馆:《上海指南》(第廿一版),卷一,1925年。
    2 据张辉研究,“其中沪南区向为市廛区域,亦为上海县城所在,且东濒黄浦江,西北毗连法租界,交通便利,商业自趋繁盛。而闸北区则一方面因毗连公共租界的地理优势,一方面由于华界官商的努力,工商业亦较繁盛,城市化发展迅速,所以地价亦高。”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第8页。
    3 1930年,闸北区面积9.00平方公里,23500亩,其范围东至体育会东路、欧阳路、宝安路、狄思威路、嘉兴路、吴淞路、靶子路;南至界路、北浙江路、新疆路、百禄路、北西藏路、光复路;西至潘家湾、谭子湾,北至柳营路、水电路,区域内大部分已经城市化。参见《上海市年鉴》(1946年版);上海市土地局:《闸北区图》,民国二十二年。
    4 如法华区“辖镇凡三,一曹家渡、二徐家汇、三法华。法华市面萧索,几无商业可言。曹家渡及徐家汇较为兴旺,然都系小本经营,不过谋锱铢之利而已。”上海市政府印行:《上海市各区概况》(市政演讲录三集),民国十九年八月,第21页。
    5 “江湾在昔均系业农,产物以棉稻为大宗,豆麦副之。自马路开辟以来,实业家纷纷在南境建厂,近则迤至走马塘南。一般年轻男女咸入厂工作,而弃其业农生活,即操故业者,亦舍棉稻而植本洋蔬菜,盖获利较丰焉。惟北境则仍其旧。”“本区陆路交通以地位关系,较诸他区发达最早。溯其远,淞沪铁路,实为先河。迨至民国元年而后,闸北市政机关成立,其设施虽不免有侵越江湾主权之处,而南境之道路纵横,工商业随之日盛,即邮政电话亦次第成立专局,消息之灵通,往来之便捷,故人咸乐就焉。”上海市政府印行:《上海市各区概况》(市政演讲录三集),民国十九年八月,第145、148页。
    6 彭浦乡“农产物向以禾棉菽麦为大宗,今则南部各地为应社会之需要,都植菜蔬,至禾棉菽麦,乡僻处间或栽植,亦绝无仅有矣。其从事树艺华卉者,大率讲求栽移秀接,按时销售,以营业为主体。工业方面向未发达,手工出品,从前以棉布为大宗,今则工厂林立,此种工艺销灭殆尽。而少年男女为求物质上之安慰,竞赴厂家工作,亦不屑为繁琐之手工矣。至本区内工厂,近年渐见发达,大小不下四五十家,以丝厂为占多数,不可谓非实业前途之曙光。”《上海市各区概况》(市政演讲录三集),第165页。另据1951年彭浦乡的调查,彭浦乡全境被地产公司、山庄、公墓、工商业家、外国人收买的地土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大场区彭浦乡政府1951年工作报告》,宝山区档案馆120-2-1。
    7 殷行乡至1930年共有道路七条,除文昌路系乡公所自筑,公墓路由乡公所规划,上海公墓自费筑路一段之外,军工路、翔殷路、淞沪路、殷行路、闸殷路等五条皆为沪北工巡捐局和闸北市公所所筑。上海市政府印行:《上海市各区概况》(市政演讲录三集),民国十九年八月,第130-131页。
    1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第95页。
    2 1912年工部局报告,转引自《公共租界史稿》,第479页。
    3 汤志均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546页。
    4 其主要理由是“租界北首名义上之经界,因由无数房屋夹处期间,事实上已消灭难辨,若捕房治权即以此为限,则侦察与设巡之困难势难去处。”故华洋界线应推拓到以铁路线为边界。另外一个理由,则是毗邻的华界现代卫生、防火及公安等必要设施不能使人满意。《公共租界史稿》,第480页。
    5 民国四年三月十二日《新闻报》,转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82页。
    1 民国四年三月十二日《新闻报》,转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83页。
    2 《论本埠西人赞成推广租界事》,清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五日《申报》。
    3 清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申报》。
    4 其情形可从闸北市政厅副市长的辞呈中略见一斑:“前奉江苏都督、护军都督指令筹备市议会事,当经遴选司员十人,分赴十区,会同巡长等编订门牌,调查人口,外人强将调查员等三人扭押捕房转送公廨,若 非关谳员据理力争,必如德领事所判押禁半年。业经呈明交涉司长,尚未得有解决之文;而租界印捕或以枪殴华警,或以闯入警局以及印人开设酒店,勾引韩妓闹事,俱为华警所执,处以极和平之判断,领事团尚且要求驻京公使以派兵登岸等词向我袁大总统责问。嗣奉沪军都督总长行查,业已据实声复。……此皆时局艰危。迫于无可容身之地,非办事者畏萎不前,当为人所共谅。……副市长预算八月份起,每月仅领一万○六百元,则月短七千一百元,全赖调查之后,劝纳房捐。此次为外人所阻,撤去门牌,拘押司员,非惟阻碍经常之公费,抑且于市议事会成立亦被稽迟进行。虽经呈明交涉司长切实照会领事团勿准干涉,乃外人强权自用,杳无定时。而省库扣垫之期,转瞬在目,筹念及此,局促不安。”《申报》1912年8月29、30日。
    1 闸北并入租界之动机,《申报》1913年9月3日。
    2 抵制推放租界之呈文,《申报》1914年2月14、15、16、17、18日,【126】534、550、564、578、594。并提出以下意见:1、将已经侵越之华界与未经营造之租界,互相回换,定以确定不移之界线;2、工部局应设立华董事列席与议;3、工部局须提拨专款,推广华童学校;4、外人居住界外之限制;5、取缔租界外外人租地之道契。
    3 《时报》1914年11月19日。
    4 其具体范围如下:甲、所有北自沪宁铁路,东自公共租界,南自苏州河--期间地面,均圈入租界:其铁路全线及现有场地,均应作为界线之外。乙、沪宁铁路沙泾江或沙泾浜以及现时租界之界线,其间地面,均划入租界之内,受工部局管理。丙、南自苏州河,东自现时公共租界,西南自徐家汇及虹桥路,西自联接沪宁沪杭两路之计划叉线,由苏州河至该河与虹桥路交接之处,其间地面,均包括在推广范围之内。
    5 俞国桢:《拒绝推广租界之意见书》,《新闻报》1915年3月15、16日。
    6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97页。
    1 闸北公团昨开重要会议,《申报》1924年4月3日。
    2 闸北国土维持会昨日之集会,《申报》1924年4月15日。
    3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第68页。
    4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97页。
    5 商团力争主权六志,《申报》1912年4月1日,【117】7。
    6 商团力争主权,《申报》1912年3月23日,【116】691。
    1 闸北保护主权之公电,《申报》1912年3月30日,【116】753。
    2 商团力争主权五志,《申报》1912年3月31日,【116】761。
    3 研究华洋界线之会议,《申报》1912年4月5日,【117】47
    4 北市之新气象,《申报》1912年11月5日,【119】396。
    1 据费唐法官调查,沪西越界筑路区域广7,640英亩,沪北越界筑路区域广283英亩。《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第6-7页。
    2 陈炎林编著:《上海地产大全》,上海地产研究所1933年,《民国图书》第三编影印版,第57-58页。
    3 据费唐法官调查称,“中国官厅,在其初各年之间,对于工部局购买筑路之地,似未加阻挠,对于该局在界外建筑及维持道路,亦未反对。但在1906年后,中国官厅,对于工部局在界外筑路之举动,其态度为之一变。上文已言,在租界临近筹设一种中国市府,即发轫于此时期,其初步办法,为设立一中国市政官厅于所谓闸北区域。该处居苏州河畔,贴近租界之北,其目的为抵制租界之再向该处扩充。华人之反对在界外马路设警及收税计划,自反对工部局在毗连闸北之北区(按:指租界以北之越界筑路区域)内行使其职权始。”《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第33页。
    4 彭晓亮整理:《1923年筹议修筑环租界马路史料》,《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98页。
    5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39-140页。
    6 Q201-1-20,“东新民路来安里工部局越界筑路交涉卷”。
    1 闸北十八团体请赶筑东新民路,《申报》1921年11月10日。
    2 闸北团体请严禁奸商卖国土,《申报》1921年11月17日,175册382页。
    3 闸北公民对于界址之公愤,《申报》1921年11月19日。
    4 闸北界址消息种种,《申报》1921年22日。
    5 闸北界址问题之工部局函,《申报》1921年11月24日。
    6 字林报谈闸北越界筑路事,《申报》1921年11月29日。
    7 越界筑路之交涉近讯,《申报》1921年12月5日。
    8 闸北各团体会议越界筑路事,《申报》1921年12月12日;闸北土地交涉案之昨闻,《申报》1922年1月8日,【177】130;函请协争闸北越界筑路案,《申报》1922年1月11日,【177】188;上档:Q201-1-20,“东新民路来安里工部局越界筑路交涉卷”。
    9 简略叙述可参看:《上海房地产志》第九篇“杂记”,“一、宜乐里拆屋迫迁案”。
    10 彭晓亮整理:《1923年筹议修筑环租界马路史料》,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1 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1998年,第17-24页。
    2 工商业对于市政建设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如1914年《申报》报道:“迩来闸北商市大为发达,店户日见繁盛。新辟之长安路、汉中路等处新建市房不待工程告竣,已出租一空。故工巡捐局朱局长已派工程员,将该路测量丈尺,招工筑路开沟,南北梅园路亦继续兴工,以便交通矣。”,闸北之好现蒙,《申报》1914年12月22日,【131】744。
    3 陈正书:《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形成》,《史林》1987年第4期。
    4 陈正书:《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形成》,《史林》1987年第4期。
    1 外资最早设立的船舶修造业,发端于虹口和浦东。1878年,上海最早的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由洋务派官僚在虹口租界创办。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10年,沪上中外棉纺织厂已不下12家,多数集中于美租界杨树浦,公共租界西区开辟以后,棉纺厂亦向此地开设,使租界成为棉纺织业的温床。此外,与棉纺织同时发展、在上海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缫丝业也发端于英、美租界之间的苏州河沿岸。
    2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366页。
    3 八一三抗战,闸北、沪南工业区受到毁灭性破坏,并被日本长期占领,因此归于消灭。硕果仅存者为杨树浦和沪西工业区。
    4 对于近代上海各工业区的研究并不多见,据笔者管见所及仅有罗苏文对于沪东工业区、郑祖安对“莫干山路工业区”(沪西工业区的一部分)以及陆兴龙对苏州河沿岸工业区的研究。对于在上海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闸北工业区的研究,则付之阙如。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郑祖安:《上海苏州河“莫干山工业区”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城市史暨历史所建所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打印本),2006年9月:陆兴龙:《近代上海苏州河沿岸工业考察》,载东华大学、上海市档案馆主办:《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打印本),2007年3月。
    5 据罗苏文的研究,清末的杨树浦工业区,范围大体为北到长阳路,南抵黄浦江,西起提篮桥(海门路西,东长治路东),东到杨树浦港。到1909年该片干道已基本贯通,有西东向干道5条:杨树浦路(1870年)、长阳路(1901年)、平凉路(1902年)、霍山路(1895年)、唐山路(1904年):南北向干道5条:许昌路(1874年)、怀德路(1975年)、通北路(1897年)、兰州路(1905年)、大连路(1906年)。到1917年干道网又越过杨树浦港,逐渐形成了长阳路以南,杨树浦港两侧连为一体的街区。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第12页。
    1 参见张婷婷:《城市化进程中的边郊地区--近代上海曹家渡变迁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 除以上工业区外,浦东也是工业集中之区。它位于黄浦江东岸沿江的狭长地带,拥有一些大型造船厂和仓库、堆栈。但是在1937年之前,浦东的工厂数量和工人比重相对较低,故略之。
    1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24年,被称为中国资本家的“黄金时代”。据估计,在1910年至1925年期间,整个上海兴建了大小工厂816家,而在前此15年中,仅创办了77家。参阅《上海史》,第366-368页;另据《上海之工业》“上海历年开设厂数表”可见,上海工厂从民国元年进入一个飞跃阶段,民国八年更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关于辛亥革命对于上海工业的促进作用,请参见张宪文、田玄:《辛亥革命: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提供一个反观辛亥革命自身价值的新视角》,《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2 参见【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1919年前上海企业的分布状况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该表由《上海指南》和《上海总商会日报》等资料统计得出。
    3 《闸北区志》,第3页。
    1 此数据是根据《上海之工业》所列上海各业工厂统计表得出。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2 另据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调查,1937年6月全市工厂5525家,厂址设在特一区(公共租界)者1370家,特二区(法租界)者343家,设在闸北者1182家,设在南市者2295家,设在乡区者526家。这个统计数据与1934年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出入,可能是统计标准不统一所致。1934年的统计麻是按照具有一定规模的较大工厂进行统计,而1937年的统计则可能包涵了数量众多的小工厂。例如南市在1934年的统计中为188家工厂,而在1937年的统计中竟达2295家,在短短3年中不可能有如此巨人的增长。但综合以上两组数据,依然充分表明闸北华界是二三十年代上海工厂最集中的区域,即使总体数量上没有南市和公共租界多,但是可以肯定闸北的工厂比沪南的工厂平均规模更大一些。金城银行上海总行调查科编印:《事变后之上海工业》“例言”,1939年3月。
    3 如怡和丝厂便位于苏州河南岸新闸桥边酱园弄对面的大王庙,附近的新闸路有1866年从汉口路迁来的自来火房(即煤气厂)。
    4 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1 1897年,怡和丝厂的股东徐鸿逵在道台的支持下,重修闸北华界连接租界的新闸桥,可以看作缫丝工业意图向此地进军的标志。
    2 上档:S37-1-416。
    1 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1989年,第18页。
    2 上档:S37-1-84。这些丝厂还成立闸北丝厂会商处,设于恒丰丝厂内。
    3 其中新闸浜北30家,天通庵8家,虹口10家,老闸浜北2家。上档,:S37-1-203。
    4 《闸北区志》,第262页。
    5 上档,S37-1-16,“苏浙沪丝厂工业同业公会区域说明书”。
    1 布厂7家,分别为信通布厂(沪宁车站北王家宅)、宏兴广记布厂(虬江桥路林家花园后)、大成布厂(闸北天保里)、恒裕丰振记布厂(闸北新民路)、精勤染织工厂(闸北恒丰路)、华新织布厂(闸北大统路、新民路南)、和丰织布厂(局前路胡家木桥西)。毛巾厂3家,都在共和路上,分别是余庆里的丰裕毛巾厂、启丰毛巾厂和永祥里的中华毛巾厂。《增订十版上海指南》卷七“实业”,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2 设立最早的是景纶衫袜公司,创建于1902年,资本金12万两,坐落在越界筑路地区的狄思威路。其前身为1896年设立的云章衫袜厂,是上海针织厂的嚆矢。其次是通和染织厂,设立于1916年,座落于闸北西海昌路。《上海年鉴》1936年版(下),N/25。
    3 美亚三个分厂分别为1924年在闸北交通路设立的第二分厂,1929年在共和路设立的美利厂,1930年在横浜路设立的九成厂,这些新厂在1933年均改称为美亚分厂。其中美亚二厂在八一三战争中全部被毁,损失达40万元。见《事变后之上海工业》,第24页。
    4 《事变后之上海工业》,第31页。
    5 《事变后之上海工业》,第5页。
    1 《闸北区志》,第1249页。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2-36页。
    3 【日本】上海商业会议所编:《上海概览》,大正十二年;《上海指南》卷六,1925年,第257页。
    1 1925年《上海指南》卷六,第147-148页。
    2 到八一三战前闸北已经没有开工的烟厂,参见金城银行上海总行调查科编印:《事变后之上海工业》,1939年3月,第12-13页。
    3 榨油厂都在闸北谭子湾,其中昌记油厂设立于1915年,有工人110人,业安隆油厂设立于1925年,工人50人。参见附录二“1928年闸北工厂分布表”。
    4 茶厂又称为炒茶栈。见上海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民国24年,第561页。
    5 《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29年。
    6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商品调查从刊,1931年12月,第四编105页“上海茶厂一览表”。
    7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茶》,1937年版。
    1 《增订十版上海指南》卷七“实业”,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2 董文中编:《战时经济特辑续编》,中外出版社,1940年,第121页。
    3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4 精益厂成立于1915年,专制红底皮,产量每月约四十余吨。厂主为甬人周文林,初办时资本甚微,其后苦力经营,不二年,而扩张规模,增设分厂,其获利之速,为沪上业制革者所称。闸北皮厂为美人乃尔士所办,专制盐汤皮,输运出口。源大皮厂,厂主甬人朱宝峰,专制纹皮,每月可出皮三百余张。源鉎皮厂,专制纹皮,其成立年代颇久,惟规模甚小。隆兴皮厂,专制箱子皮,厂主为沈雨亭。金燮记厂,专制羊皮,每月约可出皮千余张。宫崎制革厂,厂主为日人宫崎贞之,专制纺织用纽革。蒋乃镛:《上海工业概览》,第49-50页。另据《上海皮革工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4号,1929年2月),闸北还有威士(江湾路屈家桥)、万生源(江湾路)、大南(江湾路屈家桥)、金有记(闸北广肇路)、源鉎(闸北顾家湾)、源大(闸北谭家桥)、协记昌(闸北香烟桥)、振兴(王家宅)等皮革厂。
    5 《上海之工业》,第80页。
    6 《增订十版上海指南》卷四插页。
    7 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商务印书馆,1929年2月,第230-231页。
    8 《上海化学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化学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
    1 《上海之工业》,第83页。
    2 蒋乃镛:《上海工业概览》,第60页。
    3 1935年沪上共七家钢精厂,分别为华昌(闸北宝安路吉祥路69号。除率先制造器皿外,且首先自制钢精片)、怡昌(虹口欧嘉路)、益昌(虹口欧嘉路长寿里)、益泰(闸北虬江路1732号)、宝兴(闸北长安路怡兴里51号)、泰华(兆丰路东有恒路755号)及中央(虹口欧嘉路长兴里477号)。Q275-1-187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钢精业调查资料,《申时经济情报》“沪市钢精器皿业近况调查”。
    4 其中益泰信记在虬江路,华昌厂在闸北吉祥路,益昌厂在欧嘉路,勤昌厂在中和新路。蒋乃铺:《上海工业概览》,第62页。
    5 蒋乃镛:《上海工业概览》,第71页。
    6 《上海之机制工业》,第273页。
    7 据《上海指南》(1925年版)记载有德润风琴厂,在闸北宝山路(延续山庄口):庚和风琴厂,在闸北宝通路路二一三号(宝山路西);谋得利洋行制造厂,在闸北宝山路二七号(宝兴路总弄口):绎成风琴厂,在闸北中兴路(公兴路西)。
    8 《上海工业概览》,学者书店,1947年。
    9 《上海工业概览》,第66页。
    10 《上海之机制工业》,第276页。
    11 《上海光明制造热水瓶公司概况》,《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29年2月。
    1 《闸北区志》,第363页。
    2 《上海之工业》,第77页。
    3 《上海化学工业志》,第229页。
    4 除工商业外,闸北城区还逐渐发展起新式农牧业。其中,有为都市提供花木的园艺业,如闸北交通路孳生里养鸡场内(海昌路西)之上海种植园、闸北江湾路(同济路东)之同发生记花园、闸北金陵路(恒丰路口)之勤耕花园、闸北公兴路(中兴路角)之顾和兴花园。(1925年版《上海指南》卷六“垦牧”);有奶品业,《上海市年鉴》(下)1936年版Q/67称:“开设于本市之小资本牛奶棚,在闸北、谭子湾共有29家,浦东21家,南市5家,共计65家。”闸北的牛奶棚主要分布在谭子湾、普善路陈家宅、三阳路宋公园路、江湾路、止园路、天通庵、胡家桥、谭家木桥等西部、北部城市边缘地带。此外还有养鸡场,如1928年设于闸北共和路底宋公园后象仪巷的品园养鸡场。但到20年代后期,由于地价上涨,成本增加,原设于闸北的养鸡场,多数北迁江湾一带,如1919年设于天通庵的中国实用养鸡场于1928年迁到江湾。(《上海市年鉴》(下)1936年版Q/76。)
    5 《闸北商会会长就职记》,《申报》,1927年4月3日。
    1 《上海年鉴》(下),1936年,M/45。
    2 沪太路为上海公路之创始,通行沪太长途汽车,起点在闸北沪太路口;锡沪公路起点在闸北虬江路,同年组织成立了锡沪长途汽车公司(总经理为王晓籁),设总站于闸北虬江路公兴路口:苏沪公路起点在闸北虬江路,上嘉公路起点在乌镇路桥头。《上海年鉴》(下),1936年,M/87。
    3 比如上海著名的经营糖果(兼营大菜咖啡)的马玉山公司,工厂在闸北虬江路(宝山路东),而总部则设在南京路37号,支店在福州路445、446号,北号在北四川路1号。(《上海指南》1925,6/169)另如上海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都坐落于南京路,而它们的制造厂分别在闸北的永兴路和会馆路。(《上海指南》1925,6/27)
    1 1919年版《上海指南》卷六,商务印书馆,第32b-34页;
    参见【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131页,
    2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编第三章,第625-626页。
    3 1921年,海关总税务司称:“毫无疑问,上海的工业繁荣,实际上几乎全是由于工部局电气处的进取和努力所致。过去三年里,各类工厂象雨后春笋般开设起米,厂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区,沿苏州河的两岸。”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08页。
    4 《上海邮电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邮电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1 罗苏文:《上海传奇》,第188-189页。
    2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二编第一章,第28-29页。
    3 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在介绍上海市区域结构亦指出这一点:“就经济地位而言,市区与租界,颇有不同之点。一,租界为外人投资之集中地点,国人虽亦有投资但为数究少。而市区则工商业百分之九十,系国人所经营。二,租界一部份,为大企业所在地,如银行、大工厂、大公司、航业均集中于租界,而尤以公共租界为最盛。一部份则为有产者之住宅区域,例如公共租界之西部,法租界之大部,均为上海之高级住宅区。市区则一部份为手工业、小工业、小商业荟集之所,如南市、闸北;一部份为中国之教育区,如吴淞、江湾、真茹;一部份为中下阶级住宅区域。此外尚有一部份,则犹为农业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民国二十二年,第三编,第23-24页。
    4 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第16页。
    5 参阅《上海之工业》之“上海各国工厂资本总数比较图”。
    6 典型的是缫丝业,其发生、发展系适应帝国主义攫取我国蚕丝作为原料的需要,制成的丝制品也部分返销我国。《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320页。
    1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82、288页。
    2 上档:S37-1-410。
    3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8页。
    4 陈慈玉,《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8年,第45页。
    5 正如陈慈玉所指出的,“因为制丝业风险颇大,经营困难,所以有力的资本家往往不自己经营,于是小资本家借厂来投机,一旦受挫则更易,故经营者交替频繁。”参见陈慈玉,《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8年,第33、45页。
    6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60页。
    7 陈慈玉,《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8年,第44页。
    8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1 上档:S37-1-293。
    2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332、618页。
    1 《上海米业调查》,《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1月,第30页。
    2 上档:Q275-1-1981-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米业调查资料,第157-165页。
    3 中国时事通讯社资料部主编:《时事资料》第2卷第10集“米粮专号”,1947年5月5日发行,载上海档案馆藏:Q 275-1-198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米业调查资料。
    1 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米业调查资料,Q275-1-1981-7,中国征信所报告书“本市米行营业有北衰南盛之趋势”,第133页。
    2 社会经济研究所编:《上海米市调查》“引言”,社会经济研究所印行,1925年。
    3 郑师许:《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编辑:《上海之将来》,中华书局1934年,第16页。
    1 蓓蕾女士:《上海冬天的两条神秘之街》,《上海周报》第1卷第7期,1933年1月12日。两外一条是法租界的霞飞路,以充满异国风情而著称;参见郁慕侠:《上海鳞爪》,“民国史料笔记从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1 【韩】李丙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第35-43页。
    2 李丙仁曾利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上海指南》所记载的21类214个行业共7001个商店、办公室、工厂等的地理位置,考察上海商业圈的构成。《上海指南》所记录7001个店铺分散在大概572条道路上,平均每条道路12.2家,其中公共租界的4954家商店分布在185条道路上,闸北的78条道路上分布着307家商店,法租界的70条道路上座落着692家,城内的75条道路上分布着293家,南市的134条道路上分布着689家。平均每条道路上的店铺数,公共租界是26.7家,法租界是9.9家,闸北和城内各3.9家。【韩】李丙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第35-43页。
    3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第196页。
    1 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26-43页。
    2 台湾学者李达嘉在研究清末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考察了上海的商团组织,其中简略提到了闸北商团。参见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民国82年6月)。
    3 虞洽卿任正会长,袁恒之任副会长,后申请加入万国商团,成为万国商团中华队。
    4 《申报》1911年5月22日、5月27日:《王晓籁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鉴于闸北尚未有商团之组织,即从事发起,集合同道亲加训练”,第129页。
    5 《申报》1911年5月22日、5月27日、6月13日。
    6 《申报》1911年6月13日、7月18日。
    1 《章程》规定,闸北商团设名誉会长二员,正会长一员,副会长二员,会董、评议员无定数,会计一员,书记二员,庶务二员。会所在闸北同善粥厂,操场在沪宁铁路车站北。成员分为会员和操员两种。
    2 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
    3 《王晓籁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129页。
    4 参阅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
    李宗武访录:《上海商团参加辛亥革命经过》尹村夫口述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七),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2月:关于闸北商团记载有:《时报》,1911年3月16日,第5页;1911年5月22日,第5页。《民立报》,1911年9月18日,第5页。《申报》,1911年5月22日,第2张第3版;1911年6月20日,第3张第2、3版。
    5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96页。
    6 《申报》,1919年11月13日。
    7 《申报》,1919年11月14日;《申报》,1919年11月15日。
    8 闸北商业公会会议抵制问题,《申报》1919年12月8日,【161】658;闸北商业公会紧急会议纪(为轻质铜元与加帖印花税二事),《申报》1921年5月9日:闸北商业公会议决清道办法,《申报》1921年7月18日,【171】357。
    1 尹邨夫:《闸北绅商筹组闸北商会》,1963年5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史料室藏,转引自《上海总商会组织史料汇编》(下),873页。
    2 《申报》,1921年3月28日,1921年5月11日、12日、13日。
    3 《申报》,1923年7月22日。
    4 《申报》,1923年7月29日。
    5 《申报》,1923年8月5日;《申报》,1923年8月20日。
    6 至1926年才最后决定第一届选举参照总商会选举法,采用通信连选法,至下一届再用单选法。并议定票选会董二十九人,参照总商会记名连选法,将正副会长各一人名额一并选入,故连选三十一人。(《申报》,1926年4月17日、4月20日、5月7日)表面上是关于采用连选还是单选方法的争执,其实是争当会长的人事之争。参阅尹村夫:《闸北绅商筹组闸北商会》,1963年5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史料室藏,转引自《上海总商会组织史料汇编》(下),873页。
    7 《申报》,1926年6月2日。
    8 《申报》,1926年6月21日。
    1 《申报》,1926年6月22日、8月11日、9月10日、10月1日。
    2 《申报》,1927年4月4日、4月8日。
    3 《申报》,1928年5月26日。
    4 《申报》,1929年1月22日。
    5 《申报》,1926年6月2日;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第49页。
    6 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湾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7 闸北商业银行征求发起人,《申报》1926年12月6日,第230册128页。
    1 沪北五区义务夜校演剧筹费,《申报》1920年1月24日,【162】379。
    2 闸北五路商联会成立会记,《申报》1922年6月22日,【181】238。
    3 《申报》1926年1月5日,【220】113。
    1 《申报》1922年10月13日,【185】296。
    2 《申报》1922年7月27日,【182】589;闸北兴市植产会之进行(房主维护产业),《申报》1922年7月28日,【182】611。
    3 上档:Q5-3-2154,“闸北兴市置产、房产联合会请缓变更包水契约”。
    4 沪北实业协进会成立会纪,《申报》1923年4月27日。
    5 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商业社会史迹追踪》,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1 《上海米业调查》,《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1月,第32页。
    1 上档:S395-1-4,“上海北市米行公会沿革记”:上档:Q275-1-1981-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米业调查资料,上海市粮食商团体组织调查(中国政信所专刊第二种),第166-172页。
    2 社会经济研究所编:《上海米市调查》,社会经济研究所印行,1925年,第2页;
    3 沪北米业联合会明日成立,《申报》1923年2月19日;沪北米业联合会成立会纪,《申报》1923年2月21日。
    1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的洋行买办调查》,1964年复写本,转引自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245页。
    2 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近代化》,第351、353页。
    3 《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
    4 《申报》1921年7月9日。
    5 《近代史资料》,第58号,第258页。
    6 关于沈联芳生平,可参阅朱信泉、严为平:《民国人物传》(四)之“沈联芳传”,中华书局1984年;《闸北区志》,第1168页:《上海工商社团志》,574页;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第13页。
    1 关于钱允利生平,可参阅《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五“人物”;《闸北区志》,第1150页。
    2 参阅陈正书:《商界闻人王晓籁》,载杨浩、叶宽主编:《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张秀丽:《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董研究(1895-1927)》,《史林》,2006年第6期。
    4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5 如1920年,粤侨商业联合会买进天通庵路一块60亩的地皮,经过四载寒暑,建成了“粤商医院”。见《老 上海同乡团体》,第472页。
    1 张永桃主编:《市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 李佑新:《市政学》,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页。
    3 参见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论中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4 对于上海市政全面、简明的描述,可参见熊月之、罗苏文、周武:《略论近代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地方自治时期的华界市政,参见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上海市政府时期的情况,可参见【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专题研究有,邢建榕:《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演进及华洋不同心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化(1927--1937)》,熊月之等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陈文彬:《上海华界地区公共交通近代化述论(1908-1937)》,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5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1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2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
    3 王韬:《瀛蠕杂志》,“上海滩与上海人”从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页。
    1 因南岸桥旁为舢舨厂,又称舢舨厂新桥,因桥南接租界麦根路,亦名麦根路桥。
    2 《民国日报》1931年5月7日,第86册第84页。
    3 据统计,至1929年,在华界新闸桥和叉袋角之间有渡口8处,由个体或合伙船主经营,多系木船,小船只能运载10人,大船也只能运载20-20人。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以后,因为新桥梁的建筑才得以改善,但直到1984年才全部停航。《闸北区志》,第238页。
    1 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市政公报副刊--各局业务汇报》第2期,“各局业务汇报”,第28页,1927年10月。
    2 晚清至民国的“路政”概念涵义颇广,不仅包括道路的建造与维修,也包括道路照明、卫生清洁等事项。
    3 据1906年9月17日《申报》载,闸北设局后第一条马路--闸北大街,于是年八月初一日举行开工祭土典礼。
    4 据统计,1897-1911年之间,南市所筑道路,仅有外马路、里马路、陆家浜路、黄家阙路以及车站路等5条。闸北在不到10年中,辟筑的近代化马路已经是南市的一倍了。参见《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233-234页。
    1 上档:Q204-32-1;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编:《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支出部分”第二类“内务费”第十五款“上海闸北马路经费”,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2 而南市在1897-1927年之间,共修筑道路35条。两相比较,闸北又超过了南市一倍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233-234页。
    3 如江湾路通往江湾镇,军工路通至吴淞,闸殷路通往殷行,交通路通往真如。
    4 请设闸北工巡捐专局之说帖,《申报》1917年11月6日,【149】98。
    5 《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业务报告》(民国十七年第二三期合刊)“闸北区道路系统”。
    6 租界从二十年代初陆续发展沥青路面,至三十年代末,租界地区已广泛铺筑。《上海公路史》,第64页。
    7 《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度)》,第88页。
    8 上档:Q207-1-62。
    9 闸北路政之整顿,《申报》1922年3月3日。
    10 一等路包括大统路、恒丰路、宝山路、共和路、光复路、新民路、春江路、中兴路、汉中路、广肇路、华盛路等12条;二等路包括虬江路、永兴路、中华新路、东宝兴路、严家阁路、宝兴路、三阳路、宋公园路、指江庙路、金陵路、青云路等11条;三等路26条;四等路21条;五等路3条;特别拟定道路中军工路宽100尺,淞沪路、翔殷路各宽80尺,闸殷路宽60尺,新市路、体育会东路各宽50尺,交通路、殷行路、江湾路、体育会西路各宽40尺。上档:Q208-1-45。
    1 在华界各市区中闸北的构造工程比重最大,超过市政府所在的南市。参见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度)》第84页,“十八年度各区各项构造工程百分比统计图”。
    2 《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业务报告》(民国十七年第二三期合刊),18-23页:上海特别市政府编《上海市政概要》(1934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5章第14页。
    3 其次为南市和吴淞。参见《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度)》,“近三年度全市道路分区比较表”,第88页。
    4 《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业务报告》(民国十七年第二三期合刊),第3页。
    5 上档:Q215-1-5892-37,上海市工务局关于修正闸北区道路系统绘呈图表:Q215-1-5892-92,上海市工务局关于第二次修正闸北区道路系统图事与上海市政府的来往文件。
    1 《申报》1924年7月5日。
    2 老上海:《闸北人都哑了吗?》,《沪报》1925年3月26日第2张。感谢唐艳香博士提供此条史料。
    3 《申报》1922年3月4日,【178】69。
    4 丝丝:《上海之路灯》,《上海周报》第1卷第3期,1933年12月15日,第48页。
    1 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3年,第56-57页。
    2 20世纪初闸北辟界兴市后,临近租界一侧街巷出现少数无照人力车。1910年闸北巡警总局开始对人力车征收捐税。辛亥革命以后,闸北市政厅成立车务处,征收车捐并规定人力车管理办法,破旧车辆和年老年幼车夫一律禁止。1927年,闸北运营人力车辆达2900辆。上海市政府成立,对全市人力车进行登记检验,并确定南市人力车额定6000辆,闸北额定4000辆,租界为10000辆。陈文彬:《上海华界地区公共交通近代化述论(1908-1937)》,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24页。
    3 闸北市将创办电车,《申报》1921年6月18日,【170】848。
    4 《闸北兴筑电车之近讯》,《申报》1923年1月22日。
    5 《上宝电车进行讯》,《申报》1923年5月29日。
    6 上档:Q208-1-70,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关于商民陶子敢案组织沪北电车公司呈请立案的文件。
    7 上档:Q208-1-70,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关于商民陶子敢案组织沪北电车公司呈请立案的文件。
    1 陈文彬:《上海华界地区公共交通近代化述论(1908-1937)》,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24-125页。
    2 《上海市年鉴》(1937年),M类,第6页。
    3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5-3-908,《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公用局行政大纲》。
    4 恢复闸北公共汽车之商榷,《申报》1927年7月9日,236册196页。
    5 陈文彬:《上海华界地区公共交通近代化述论(1908-1937)》,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27-128页。
    6 《申报》1934年12月1日。
    7 上档:Q5-2-835,上海市公用局核议建设讨论委员会建设闸北行驶电车卷。
    8 上档:Q5-2-836,上海市公用局第四区党部请办闸北电车卷。
    1 上档:Q5-2-831,上海市公用局规办闸北江湾吴淞及市中心区附件卷。
    2 上档:Q5-2-830,上海市公用局规办闸北江湾吴淞及市中心区卷。
    3 罗苏文:《上海传奇》,第151-158页。
    4 关于中国卫生观念的近代变迁,可参看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5 《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在上海闸北筹办自来水接管再筹设公司事片》,哈恩忠编选:《清末上海闸北地区兴办自来水公司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第65页。
    1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的电气事业,1910-1937》,《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民国82年9月,页395页。
    2 翟贲:《闸北水厂始末》,《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2辑“社会法制”,第61-63页;闸电办:《李平书和闸北水电公司的创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第212-213页。
    1 顾炳权编著:《上海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2 《申报》评论称“乃支出以阳历核放,而收入独以阴历计算,一出一入之间,二年中常有一月之不当得利。此在商家人且病其巧取,何况官有营业而巧取豪夺至此。宜社会之不平也。”杂评二:闸北铺户质问水电厂,《申报》1917年5月20日,【146】345。
    3 告闸北水电厂,《申报》1920年7月7日,【165】125。
    1 1920年由厂长呈明省署,建造一百方大池一口,并于八月工竣。《申报》1920年8月1日,【165】569。
    2 《申报》称“闸北自来水水力不足,往常每届夏令,距离该厂较远者,竟至涓滴俱无,余时尚可勉敷应用。今年春天,闻已新添大小水池一只,大机器一部,该地居民,方以为此后可不犹无水矣。仍非特夏间无水如往年,即现在天气凉己多日,而出水之少,且又过于前,远处固无水可用,即近该厂处,亦时患不足。近日闸北屡次火灾,施救无从,因之居民大起恐慌,纷纷投函诘问,该厂均置之不理。”《申报》1920年11月17日,【167】293。
    3 例如,投函诘问的周志伊所处的邢家桥一带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据《申报》报道,1921年9月12日“下午一时半,闸北宝山路西光裕里,某姓家失慎,各段救火会闻警,各驱皮带前往灌救。一到警场,该处太平龙头本甚缺乏,且是日所有太平龙头中,滴水全无,各队员非常焦急,嗣在远处龙头中辗转接出,方得有水,然已焚去房屋八幢之多。闻闸北救火联合会已与闸北水电厂交涉矣。”《申报》1921年9月24日,【173】464。
    4 转归商办的提议,在1917年就已经有商人提出,如1917年8月和12月,商人刘慎余等曾两次具呈省长公署,请准水电厂归商整顿办理或归华商租办,但由于闸北水电厂为当时江苏省属企业中利益最大者,省署不愿轻易放弃,均未同意。“闸北水电厂不允改归商办”,《申报》1917年11月17日,【149】276;参阅翟贲:《闸北水厂始末》,《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2辑。
    5 整个过程,王树槐先生有详细的叙述。参见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民国85年6月)。
    6 吴葭等修、王钟琦等纂:《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实业志”,“工商业”,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水厂全部纯为东方式建筑,至今依然屹立在杨树浦区,并成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陈士雄主编:《世纪杨浦》,香港:上海通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 《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度)》“上海市各电气公司十八年份发电售电总度数比较图”,第239页。
    2 汪洪法:《国民经济建设之基础》,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第224页。
    3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的电气事业,1910-1937》,《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民国82年9月,第428、431页。
    4 1921年10月,许人骏继任沪北工巡捐局局长,似乎有了更大的前瞻性和计划性,他在同年12月提出了一份整顿市政计划,包括整顿路政、整顿卫生、整顿收入等三项内容,并付诸实施。闸北整顿市政之大计划(整理路政卫生收入;募集地方公债,以济要需),《申报》1921年12月22日,【176】437。
    1 《市政演讲录初集》,79页。
    2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第76页。
    3 地税方面,1872年地税收入占工部局财政收入的6%,1897年随着租界范围的扩大,地税收入提升至18%。1908年为28%;房捐方面,1860年西人房捐收入占岁入的16%,华人占29%,合计45%;1870年战事已平,房捐收入仍能维持26%,1898年公共租界大扩张以后,房捐比例更高至44%。《上海租界志》,第321-324页。
    4 如1906年闸北巡局拟添设警察,已苦尚无妥款,“因该局所收月捐每月共只洋数十元,各户尚有积欠,须有局董措垫也”。闸北决议开办警察,《申报》1906年4月4日。
    5 《申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南市称“公益税”,按月收取,征税标准不一,手续烦杂,弊端较多。
    6 闸北华界车辆在前清巡警总局时期已经加以管理,按月抽取各项车捐,发给车照,与英美各租界及南市抽收车捐之例大致相同。光复后,巡警总局取消,车捐亦暂时豁免。市政厅三月间成立后,仍准暂免。但是到半年以后,一方面要增加捐税收入,一方面亦因租界之败窳车辆,不合年岁之老幼车夫,尽行驰于华界之内,因此于9月间在市政厅左近,设立车务处开办车捐,重订章程,并令巡警四名在各区境内梭巡。因华界境内,不若租界繁盛,车捐一项,亦惟取之稍轻,现准于本月一号开办车捐。即于纳捐时查验车辆,随时给发,每月自一号至十号止,上午九时至五时,无论何项车照均可照给。《申报》一九一二年九月廿三日。
    7 其向沪军都督府呈文称:“副市长本拟延聘通才,征集各国向有之书,编辑完备。凡有外人旅居华界者,按照固有之章程,不容其不就范围,无如经费不支,有怀莫遂。综计闸北警务、裁判、市政三项,月需公费洋一万七干七百元,而省议会仅议决洋一万二千元,尽数拨交警费,尚不敷二千余元。此外,裁判、市政公费,毫无着落。副市长叠次赴省委曲面陈,仰蒙财政司长王核准暂借三个月。除议决一万二千元外,每月借洋五千七百元,积至第四个月,仍令分为十二个月,按数滩还,以符议案。副市长预算八月份起,每月仅领一万○六百元,则月短七干一百元,全赖调查之后,劝纳房捐。此次为外人所阻,撤去门牌,拘押司员,非惟阻碍经常之公费,抑且于市议事会成立亦被稽迟进行。虽经呈明交涉司长切实照会领事团勿准干涉,乃外人强权自用,查无定时。而省库扣垫之期,转瞬在目,筹念及此,局促不安。平时无经常活 支之款以及接待赠客各费,皆由市长等自行筹垫,例支夫马,更属无从支拨。即如本届奉总长训谕设华洋裁判所,每月公费三百余金,至今该所己撤而款尚虚悬。设立市议会筹备处,派员专司其事,并调查员之薪水,数万号之门牌,业经陆续支给,正不知从何归垫。……伏祈总长察核,俯念……悉属实情,迅赐指令,准予辞职。”文载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立时期》。
    1 初步统计,工巡捐局时期削减了如下几项捐税:董事办事员捐薪、附加税、各商业捐助、田房契学税、工程捐、善举捐等。《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209页。
    2 1914年7月,中央政府取消国税和地方税名目,“所有收入各款统应按照报解财政厅核收。但地方平日办理教育慈善公益各事业,如确系实利在民,为支出不可减免之项,应由各该知事先期详明情形,听候查核,酌留济用,以符部章,有益地方,不令停辍。”《上海地方自治研究》,209页。
    3 如1916年闸北开征广告税,见《民国日报》1916年2月18日。
    4 《民国上海县志》“市乡收支”,329页。由于此期沪南工巡捐局的收入和支出没有资料留存,故无法进行比较。
    1 “闸北市政收入历年统计之调查”,《申报》1926年8月7日。
    2 如新大桥路用地,民国三年国庆等七路用地。但是向江湾、彭浦等乡扩展道路之时,工巡捐局也按照这个原则,让乡民自动让出,却碰到困难。因为此地依然是农村,乡民靠土地生活,与毗连租界的南部地区不同。因此由工巡捐局与彭浦乡商定了征地补偿办法。
    3 如1923年沪北工巡捐局因新闸桥载重不敷,拟于广肇路口、华盛路口两处另建桥梁,需划用广肇路口商人朱幼鸿(朱承德堂)地产,朱氏后人表示反对,结果此事一直拖到1926年闸北市公所时期也不能解决。其原因即为市政征地,没有相应补偿措施。广肇路筑路之纠葛,《申报》1926年3月11日,第221册第235页。
    1 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市政公报副刊--各局业务汇报》,1926年9月。
    2 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后,废除南市公益税,统一按闸北办法收取华界总捐,相当于租界之房捐。(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市政公报副刊--各局业务汇报》,1927年9月);华界地产增殖税却不能像租界那样,成为财政收入的支柱。市政府成立之初即有在繁盛地段征收“地价税”的设想,但延至1933年7月,才正式公布《上海市征收暂行地价税章程》,8月9日核准施行细则(《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 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年鉴》,1936年,J/3。
    4 张锐:《南京上海青岛市政建设实况》,《市政评论》第3卷第1、2期,1935年1月。
    5 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6 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7 《上海通史·晚清社会》指出:“总工程局的管辖范围,虽然明文规定为城厢内外,但其实际管辖的范围, 仅及城外东、西、南三区(约相当于南市区的东南部和卢湾区的南半部),租界以北(闸北等)及城内(今南市区的西北部分)都未曾推及。”(第455页)至城自治公所时期,行政范围曾一度推及到闸北地区。但辛亥革命以后,闸北成立独立市政机关,与南市分治。
    1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636页。
    2 根据魏斐德的研究,“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市立警察的职责极为广泛,包括管理商务、审查报刊、检查住房、巡视店铺、颁发行医执照和开设难童收容所。警察还要负责食品检疫、卫生、消防、公共福利、大众教育和人口普查。”魏斐德:《上海警察》,第17页。
    3 《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三,防卫,第3页。
    4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政概要》,民国二十三年,近代中国史料从刊三编,第七十五辑,2页。
    5 《民立报》1911年11月9日第五页。原题作“闸北人物”,《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545页。
    1 庞莱臣,元济,浙江乌程,据宣统元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为特别会员,46岁,代表龙章造纸公司;徐冠南,嘉兴人,办有信益保险公司(《20世纪上海大博览》,第88页,转引自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第385页);朱幼鸿,畴,安徽泗县,据宣统二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为特别会员,40岁,代表裕丰面粉厂;徐贯云,缫丝厂主(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祝兰舫,大椿,江苏金匮人,据光绪34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为特别会员,其时52岁,代表华兴面粉公司,怡和洋行买办;周翼云,万鹏,江苏宝山人,据宣统元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为会员,46岁,代表电政总局;沈联芳,据宣统二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成为总商会个人会友,41岁,代表恒丰丝号。其他人员情况不详,待考。
    2 劳敬修,念祖,广东鹤山人,据民国五年《总商会同人录》为分帮会员,53岁,代表泰和洋行;鲍咸昌,浙江鄞县人,商务印书馆股东;梁纶卿(应绵),广东人,广肇公所董事,经营同泰号。
    3 闸北市民公会在上海政治生活中曾一度非常活跃,1913年它曾向总商会提议要求工部局选举华董,这是笔者所见最早要求工部局选举华董的议案。见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4 载三水陆丹林编纂:《市政全书》(第五版),第六编“各省市制法规”,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1931年,第184页-203页。
    5 参见《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
    6 《上海工巡捐局试办章程总纲》第二条规定“上海闸北市政厅应办之卫生、工程,并关于工程、卫生征收捐税,由本局设一分局,派员办理,以昭划一。”
    1 《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上”。
    2 1914年3月县公署委钱允利为闸北市经董、周以藩为副经董。1916年1月周以藩退职,委赵光第为副经董。1923年10月钱允利病故,委赵光第为经董。1924年7月选沈镛为经董、王栋为副经董。《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第18页。
    3 民国二年一月,南市警务公所改为上海商埠巡警局,闸北警务公所改为闸北巡警局,是年五月合组为淞沪警察厅,南北两市统归管辖。见《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三,防卫,第3页。
    4 其试办章程总纲称“承上海镇守使命令,接办上海南市暨闸北市政厅工程卫生事宜,并征收工程卫生之公益税、车船及其他杂捐,仿天津工巡捐局办法,参照上海现状加以变通”。根据章程规定,市政厅议案继续有效,需要变通者由工巡捐局修改;市政厅所颁收捐章程亦继续有效,所欠债务由工巡捐局认可偿还,所享债权由工巡捐局收取;市政厅公产由工巡捐局接管经收,慈善团由工巡捐局选拔公正绅士呈报镇守使委任办理,由工巡捐局随时稽查;工巡捐局从市政厅中选拔公正绅士,报镇守使批准,委任为顾问;市政厅办事人员,除学务外,由工巡捐局委任继续办理;工巡捐局收款的一部分拨给警察局作为经费,实现与警察局的合作关系。《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南市工巡捐局”,第2页;参见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204页。
    5 《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199页。
    6 《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197页。
    7 沈镛:《请设闸北工巡捐专局之说帖》,《申报》1917年11月6日,【149】98;11月7日,【149】。
    8 《申报》1917年10月3日,148册548页。
    9 《申报》1917年10月5日,148册582页。
    1 《申报》1917年10月30日,148册1010页。
    2 《申报》1917年11月11日,148册180页。
    3 《申报》1917年12月5日,149册564页:1917年12月9日,149册628页。期间,地方绅董对于更改名称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上海”二字不可省,建议沪南工巡捐局定名为“上海工巡捐局”,沪北工巡捐局定名为“闸北工巡捐局”(《申报》1917年12月28日,149册804页)。护军使认为改名为沪南、沪北工巡捐局“盖预备将来推广,不独上海、宝山范围,南北二字所包甚广,若谓沪字不便于商船挂号,尤为不足过虑”,坚持原议(《申报》1917年12月29日,149册946页)。
    4 清道路灯向由警察厅办理,1921年收回局办,添设卫生处,职员十一人,后增二人。《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第3页,147-148页。
    5 北工巡局迁入新屋,《申报》1921年10月10日,【174】195。
    6 沪北共和新路之善后办法,《申报》1922年2月25日,【1777】897。
    7 闸北地方自治研究会预志,《申报》1917年5月18日,【146】308;闸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申报》1917年5月23日。1920年3月,又聘请王正廷为该会正会长,俞宗周、徐琢仙(维绘)为副会长,徐乾麟(懋)为正议长。见“闸北自治研究会开会纪”,《申报》1921年3月29日,【169】493。
    1 因此,当时《申报》社论就从地方自治的角度评论称,“闸北绅董禀请将南北市划分,其意将请卢使派人在闸北另设机关欤,抑且如前之自治机关,盖未可知。”闸北与南市之一问题,《申报》1917年11月9日。
    2 闸北地方自治筹备会记纪,《申报》1922年2月27日,【177】940:闸北自治筹备会呈请备案,《申报》1922年3月15日,【178】282。
    3 闸北自治筹备会之筑路热,《申报》1922年3月14日,【178】265:闸北请求取缔建筑及娱乐场(地方自治筹备会之呈文),《申报》1923年2月9日,【188】784;闸北自治会请整顿沪西市政(呈何护军使文),《申报》1923年2月25日,【188】982;俞宗周请增长沪宁路站月台,《申报》1923年4月6日;闸北自治会请禁止花会,《申报》1923年6月12日;闸北自治会请禁盂兰盆会,《申报》1923年8月14日:改良闸北路政之建议(徐少棠致地方自治筹备会函),《申报》1925年11月1日,【218】11。
    4 闸北土地交涉案之昨闻,《申报》1922年1月8日,【177】130;函请协争闸北越界筑路案,《申报》1922年1月11日,【177】188。
    5 除了地方自治筹备会之外,闸北城区还有一支绅商力量影响较大--沪北五区地方自治筹备会。该会由沪北五区商业联合会发起,于1922年1月30日成立,因拟召集纳捐人大会,改组为闸北公民自治会。闸北公民自治会召开纳捐人大会讨论自治问题,因受军警干涉,开会受阻。会议筹备者愤愤不已,组织讲演团,散发传单布满大街小巷进行抗议,并称“不以自治骗钱,凡参加者概不收费。”闸北公民自治会由沪北五区商联会所组织,领导人也是马路商业联合会的领导成员。马路商联会主要代表中下商人的利益,因此沪北五区商联会与闸北自治筹备会的冲突,可以看作是大商人与中小商人争夺闸北城区自治领导权的体现。参见《闸北区志》,第1254页。
    6 苏省恢复各级自治,《申报》1923年6月26日。
    7 恢复市乡自治之集议,申报1923年7月6日。
    8 1924年2月10日,上海市议会举行议会改选,沈恩孚当选正议长,贾丰臻当选为副议长。随后改选总董和董事,李平书当选总董,杨东山、顾馨一、沈润挹当选董事,陆文麓等6人当选为名誉董事。2月26日,李平书正式接任总董职。参见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258页。
    1 沪南工巡捐局则推李平书、顾馨一等人维持。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第182页。
    2 沪北工巡捐局长交代未成,《申报》1924年10月22日,【206】866。
    3 杨恩培接北工巡捐局长后之布告,《申报》1924年10月24日,【206】897;沪北工巡捐局之近讯,《申报》1924年10月28日,【206】962。
    4 请将北工巡局交地方自办之续呈,《申报》1924年12月14日。【208】248。
    5 李厚祚布告接任沪北工巡捐局长,《申报》1925年2月1日,【209】464。
    6 初设司令部于闸北共和路,后迁至龙华,改设闸北戒严司令部。
    7 《沪北工巡捐局改组市政局成立》,《申报》1925年11月4日。
    8 闸北市议事会致全国商联会函,《申报》1926年8月3日,第226册第63页;闸北市议会之两要咨,《申报》1926年1月20日,第220册第415页;闸北市议会之推广小学教育提案,《申报》1925年11月16日。
    9 省令接收闸北市政局消息,《申报》1926年2月17日,【220】859:沪海道尹昨日接收闸北市公所,《申报》1926年3月2日,【221】35。
    10 省令接收闸北市政局消息,《申报》1926年2月17日,第220册第859页。
    1 市议员认为,道尹想要接收的是闸北工巡捐局,而闸北工巡捐局已为闸北市公所接收,已不存在。闸北市公所的权限仅及闸北一市,江湾、彭浦、殷行、引翔等市乡都设有自治机关,并不统属于闸北市公所之下。《省令接收闸北市公所昨闻种种》,《申报》1926年2月25日;《省令接收闸北市公所之昨讯》,《申报》1926年2月26日。
    2 沪海道尹发出布告,要求办理移交。布告称,沪北工巡捐局以前隶属军署,向归官治,应由道署就近接收兼管。同时表示,接收之后,各职员将继续留任。市议会则认为,工巡捐局早已撤销,无从移交,官厅摧残自治,势必一致力争。《沪海道尹昨日接收闸北市公所》,《申报》1926年3月2日。
    3 闸北市公所被接收后消息,《申报》1926年3月3日。
    4 闸北市公所被接收后之昨讯,《申报》1926年3月4日。
    5 闸北市公所被接收后之昨讯,《申报》1926年3月5日。
    6 闸北自治将与官治并存,《申报》1926年3月7日。
    7 市议会通过决议三条:(1)闸北市区内,依照市乡制规定之职权,自应遵照联省两署会批意旨,由市公所悉心办理,以后若遭遇违背法制民意,强行分割,决心依市乡制坚持到底。(2)闸北市区域外的自治事业,受各乡委托代办,市公所虽不能强代保管,但也不能将之奉送官治。(3)闸北市公所若遭遇强权干预,可以由议长以议会名义,发电反对。闸北市议会开会纪,《申报》1926年3月16日。
    1 闸北官民分治昨讯,《申报》1926年3月18日。
    2 傅道尹昨日接收市公所,《申报》1926年3月19日。
    3 道尹兼管北工巡捐局后昨闻,《申报》1926年3月23日;傅道尹规定办公时间,《申报》1926年3月23日。
    4 力争闸北自治之昨讯,《申报》1926年3月30日,【221】662。
    5 闸北公团联合会联席会纪,《申报》1926年4月1日;闸北公团联合会力争自治,《申报》1926年4月2日:闸北各公团昨赴部县请愿,《申报》1926年5月4日,【223】85:闸北收回自治运动,《申报》1926年5月9日,【223】210。
    6 孙传芳昨假总商会招待各位,《申报》1926年5月6日。
    7 商埠公署定十八日接收工巡捐局,《申报》1926年5月15日。
    8 北市公所造册呈请划分职权,《申报》1926年6月2日,【224】37;闸北市公所呈上宝两县文,《申报》1926年6月4日,【224】82。
    9 闸北市议会今日开会,《申报》1926年4月21日;闸北市议董两会今日临时开会,《申报》1926年5月22日:闸北市公所再争自治职权,《申报》1926年7月11日。
    10 此项举措似乎也与沪海道尹的积极活动有关。如当时沪北商学会就称“此次孙总司令接管市公所,原于傅道尹去岁赴宁之阴谋”,并要求撤换道尹。见“闸北市公所将解决中之昨闻”,《申报》1926年3月8日,第221册第171页。
    11 吴健熙:《丁文江和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史林》1992年第1期。
    1 “权能空心化”是周松青考察闸北市公所时提出的概念,参见氏著:《上海地方自治研究》,第276-279页。
    2 《闸北区志》,第1255页。
    3 《闸北区志》,第1255页。
    4 周振鹤:《上海设市的历史地位》,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1 江湾、彭浦两乡形成于乾嘉以降,由江湾、彭浦粥厂区域转变而来。参见《宝山县续志》卷一,《舆地志·市乡区域沿革》。
    2 《上海县续志》卷一,《疆域·乡保》。
    3 《上海县续志》卷一,《疆域·乡保》。
    4 吴滔:《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 据《上海市自治志》(第495页)称:“区域:警察:城内第一路五区,浦东第二路五区,闸北东南第三路五区,西北第四路五区。城外总工程局三区。余未遍设。裁判区同。”时为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闸北十区”应为北市马路工巡局设立,而为上海巡警总局所沿用,分别为一区新闸路,二区天保里,三区龚家宅、四区宝山路,五区虬江桥,六区胡家木桥,七区江湾镇,八区杉板厂,九区谭子江,十区北新泾。
    2 1911年11月21日(十月一日)江苏临时议会成立,通过了《江苏暂行市乡制》,并于次年1月经修正颁发施行。章程基本照搬清末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市乡专办地方公益事宜,受本省民政长及本管县知事之监督”;议事会议决事件须呈县知事查核后,方可移交董事会执行;县知事有解散议事会或董事会,撤销议员或董事职务的权力。熊月之主编,周武、吴桂龙著:《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468页。
    3 《江苏暂行市乡制》规定市乡各设公所为市乡议事会、董事会办公之地,由于上海市沿用了光复之初“市政厅”名称,闸北的地方自治机关亦相应用“市政厅”的名称。熊月之主编,周武、吴桂龙著:《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469页。
    4 《上海市自治志》,第811页。
    1 呈都督文(报闸北市公所举定正副市长),《宝山共和杂志》第一期(民国元年八月),第15页。感谢吴滔博士提供《宝山共和杂志》的全部照片。
    2 照复闸北市政厅文(商酌补助市行政经费),《宝山共和杂志》第一期(民国元年八月),第19-20页。
    3 批复闸北市政厅呈文(请将江湾结一图等彭浦金二图并入闸北市区),《宝山共和杂志》第二期(民国元年九月),第27页,
    4 议复上宝毗连区域权限案,《宝山共和杂志》第四期,临时县议会文牍,第54页
    5 批复闸北市政厅呈(恳请分划区域与江湾联合办理由),《宝山共和杂志》第四期(民国元年十一月),第5页。
    6 议决公民严希侠请议保全江湾乡固有区域案,《宝山共和杂志》第九期(民国二年七八月),文牍74页,
    7 解决闸北区域问题,《申报》1913年5月3日。
    8 原文见《上海市自治志》,第811-812页。
    1 文称:“查闸北地方衔接租界,此次勘定区域,自以对外不致分歧,而又无碍于其他自治区域内行政规划为主。察阅该印委等陈述甲、乙、丙三说:其丙说,从宝境起,以沪宁铁路为天然界线,铁路以东划归闸北,迤北至靶子场马路极端止。铁路以西,则拟自闸北现划路线上、宝交界处起,迤逦至长生北公所,折至海界桥贯宝山路口至铁路止,以便与龚家宅马路接通。自此线以北,铁路以西划归江湾等语。既将北四川路两旁及靶子场一段华洋交涉较繁地方,一律归入闸北,自于对外不致分歧,车站东西,有路可通,亦不至绝然两橛,而于江湾乡自治区域亦极整齐,应即准照办理。至上境之舢板厂、新闸路两处地方,并应按照旧时工巡局所辖第八、第一两巡警区域,归闸北管理。其胡家木桥、北新泾两区,既与闸北距离较远,自应无庸置议。自经此次定案以后,该知事等即便查照本届公布省议会修正暂行市乡制,会同组织闸北市正式自治机关,督促进行,毋任延误。仍将遵办情形具报备查。”
    2 列席人员计有闸北市长钱允利、江湾乡董陆显周、江湾乡议长吴序恩,彭浦乡董凌企曾、前宝山县知事钱淦、江苏省议会议员王树榛、宝山县参事会参事员吴序鼎、宝山县议事会议员严恩棻。
    1 《申报》1913年12月3日。
    2 闸北并区成市之阻力,《申报》1913年6月28日。
    3 《申报》1913年12月3日。
    4 致卢委员函(陈述上宝分划闸北界线意见),《宝山共和杂志》第十期(民国二年九、十月),文牍第28页。
    1 梁元生曾在《体制内的变革:清末上海的“局”》(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中讨论了作为清末一个特殊政府机构--局,在上海城市发展与近代化中的重要角色。但梁先生主要讨论了其在对外交涉及新兴企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关于其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的影响没有涉及。
    2 《申报》1914年2月11日,126册486页。
    1 吴淞商埠督办张謇:《吴淞开埠计划概略》,《申报》1923年1月1日。
    2 闸北与吴淞商埠局界止纠纷事的始末,上档:Q207-1-60,吴淞商埠划界卷。
    3 吴淞商埠各市乡会议记(为闸北工巡捐局拟拓筑路范围事),《申报》1923年1月5日:闸北区域纠葛之解剖,《申报》1923年1月21日;江湾经董声辩闸北区域问题,《申报》1923年1月22日:闸北区域问题之面面观,1923年6月9日:
    4 字林报论闸北改县问题,《申报》1923年3月16日,【189】329。
    1 闸北区域问题可望解决,《申报》1923年6月10日;闸北与吴淞商埠局界止纠纷事的始末,上档:Q207-1-60,吴淞商埠划界卷。
    2 闸北自治筹备会请认特别市,《申报》1922年9月30日;闸北自治会联席会议纪,《申报》1922年11月9日。
    3 闸北公团对市选区域之质问,《申报》1925年1月5日,【209】98。
    4 重查闸北市选之反响,《申报》1925年5月5日,【212】97。
    1 引翔乡乡董呈上海县署文,《申报》1925年4月17日,【211】311。
    2 市民公会三次开会记,《申报》1922年3月4日,【178】110。感谢张生博士提供此条史料。
    3 闸北市变更区域之县令,《申报》1926年8月2日,【226】39:闸北市接收江湾四图经过,《申报》1926年12月2日;《闸北区志》,第74页。
    1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70页。另参考,吴滔:《赈饥与县级以下区划的变化:明清嘉定宝山基层行政之运作》,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
    1 据光绪七月初一日徐钟槱、陈绍昌、陈荣熙等禀上海道台称,此桥邀请洋工师爱尔德至理船厅处会商式样,“遵照向章改为洋式悬桥,其脚椿准用四排,以便行船,自应遵办。当经集资购料,拟即择日开工。”另据沈镛回忆:“讵知租界工部局以为桥之南堍跨及租界,出而干涉,不准设立桥脚,使我华人无可措办。禀请上海道磋商者,几及年余。遴派候补知县朱枚会同海关税务司遴派河泊司葛同往估看,始议由华商招雇爱尔德为工程师,绘样送工部局察核无异,动工起造。镛等延聘英人谭华为交涉员,往返数十次,公牍盈尺,方得保此主权。共付桥工等项及南堍由工部局让售空地一条计长四十五尺总计规银贰万余两,皆由祝绅及镛筹备而由谭华送与工部局者。足征此桥全属华商投资建造,与工部局毫不相干者也。”
    2 上档:Q240-1-85。
    3 据沈镛回忆“共付桥工等项及南堍由工部局让售空地一条计长四十五尺总计规银贰万余两,皆由祝绅及镛筹备而由谭华送与工部局者。”参见张爱平:《上海地方自治肇端中的各方--兼对“新大桥”案有关成说的订正》,东华大学、上海档案馆:《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4 《申报》1914年3月16日,【127】250。
    1 《申报》1914年6月12日。
    2 《申报》1914年6月28日。
    3 上档Q204-1-80,闸北工巡捐局关于新大桥交涉案卷,“为新大桥越俎代拆酿成危险请转报巡按使,镇、道署由咨陈总局”。
    4 上档:Q204-1-82,闸北工巡捐局奉道饬会县筹议建复新大桥卷。
    5 新闸桥实行改筑,《申报》1910年11月24日。
    6 工部局对改建新闸桥之争端,《申报》1910年11月25日。
    1 《申报》1914年3月27日,【127】432。
    2 文称:“市长等俯念闸北自新闸桥损坏,断绝交通已将两载,致令市面凋残,商业艰困,在户居民,尤滋嗟怨。屡据闸北各商店公民呈请设法修筑,只以姚案未结,无从措手。前日据闸北巡警局准上海县知事函,据接江海关莫税务司函,以该桥旁安有自来水撑管石柱,渐见朽坏。该公司要求前往修换,请该处官民毋任阻挠等情。昨日英工部局又在浮桥两岸桥堍,擅筑竹笆,拦阻行人。窥其用意,无非欲藉口代修,今以露端倪,情形日亟。查新闸桥北岸,本属华界辖境,所筑木驳岸,亦系中国官商筹款所筑。祗以东首岸上马路,于闸北未设巡警以前,由华商叶澄衷出资,雇令工部局代筑。故租界探捕,僭越巡逻。今竟越界筑笆,阻止交通,若不将新闸桥赶紧设法,自行修筑,恐一旦外人越俎代修,酿成交涉,于主权界务,关系匪浅。至莫税务司所请修筑之自来水撑管石柱,即在新闸桥工之内,自未便准由该公司修筑,以杜隐射而免纠葛。除覆请上海县知事暂覆莫税务司,应俟拨到款项,即由本厅自行前往修筑,毋庸该公司越俎代谋外,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都督、省长察核,俯念新闸桥工,关系界务主权地方兴衰,均非浅少,迅赐准于江苏银行地丁项下先为借拨,俾便即日开工;一面咨请财政部查照前案,核准将海关码头捐一项,拨充建筑新闸桥经费,行知江海关监督照拨到厅,归还银行借款。如此一转移间,庶济燃眉之急,以保主权而维界务,免致藩篱一撤,更属棘手。是否有当?立候训示祗遵,不胜激切之至。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须至呈者。”《申报》1913年3月19日。
    3 《申报》1914年12月31日。
    4 新闸桥工程圆满,《申报》1916年8月30日,【141】1018;新闸桥明日通行,《申报》1916年11月30日。
    5 上档:Q207-1-90,商民误传英工部局修筑新闸桥卷。
    6 《申报》1913年3月19日。
    7 上档:Q207-1-18,“十年新大桥交涉卷”,第24-27页。
    1 邢建榕:《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演进及华洋不同心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8册,第558页。
    3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8册,第640页。
    4 邢建榕:《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演进及华洋不同心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5 阻止侵越主权之设施,《申报》1914年2月20日,126册626页。
    6 上海市公用局编:《十年来上海公用事业之演进》,1937年,第65页。
    1 晚清以降频繁出现的“绅商”一词,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分指性意义上系“绅士与商人”的合称,单指性意义上是指“亦商亦绅”的新阶层(参见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闸北绅商”一词,为当时报章杂志上的一个流行用语,本文用之泛指闸北城区的城市精英,因此“绅商”一词应为广义上的概念,泛指绅士与商人。当然其中亦包括狭义上的融绅、商为一体的人物,例如沈联芳、钱贵三等人身为商人,亦捐有官衔,都是单指性意义上的“绅商”人物。
    2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3 【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 除夫马进、小浜正子的前揭著作之外,概括性的研究还有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27》(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此外对各别慈善组织的研究为数甚多,此不赘述。
    5 上海慈善团体分布极不平衡。两租界合计占到近50%,而在华界城区只有沪南和闸北两区相对较多,很多乡村区域一家慈善团体也没有。据李国林统计,上海市政府统治的10年间,上海17个市区中共有198个慈善团体向上海市社会局备案,其中沪南区计有56个,占各区总和的28.3%,公共租界为69个,占34.8%,法租界24个,占12.1%,闸北区有21个,占10.6%。闸北区向社会局备案的慈善组织有:广东医院、普善山庄、上海闸北慈善团、世界红(?)字会闸北分会、上海市常熟公所、上海市佛教会慈幼院、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上海慈幼诊疗所、上海闸北平民教养院、上海市公仁社、江平会(?)婴堂、上海残废院、江阴公所、海昌公所、延续山庄、闸北绍兴同仁医院、旅沪中山同乡会、惟善山庄、上海武学会、旅沪岭南同群乐体育会等。参见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27》,“1937年前上海慈善团体分布区域表”,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67-68页。
    1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83-84页。
    2 参见《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67页。
    1 《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上·善堂》。
    1 《闸北慈善团征信录》(民国7、8、9年),闸北慈善团轫始记。
    2 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67页。
    3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94-95页。
    4 “闸北慈善团轫始记”,《闸北慈善团征信录》(民国7、8、9年)。
    5 《申报》1926年5月17日、1927年4月6日、1927年4月15日、1928年7月19日。
    1 闸北市政厅创办义冢,《申报》1912年4月21日,【117】199。
    1 民国24年7月至民国25年5月,闸北慈善团寄养所为所女18人公开向外择配(婚)。闸北慈善团请为玫瑰择配,《申报》1927年6月12;闸北慈善团所女先后缔结良缘,《申报》1936年5月18日。
    2 闸北创设医院之动议,《申报》1916年3月21日。
    3 闸北慈善团轫设医院,《申报》1919年4月26日,【157】918。
    4 慈善团增设两分校,《申报》1923年3月9日。
    1 闸北慈善团近事纪,《申报》1921年1月1日,【168】11。
    2 闸北灾民工艺所近况,《申报》1921年2月17日,【168】699。
    3 闸收养灾民之结束,《申报》1921年7月28日,【171】559。
    4 闸北游民乞丐残废筹备会,《申报》1925年12月16日;闸北教养院第二次筹备会,《申报》1926年1月1日,【220】15;淞沪教养院开会纪,1926年4月3日,【222】 62:淞沪教养院临时筹备会纪,1926年4 月28日,【222】633:淞沪教养院请各纱厂援助,《申报》1926年12月28日,【230】669。
    1 闸北平民教养院昨日成立,《申报》1933年12月8日;慈幼协会定下月接办闸北平民教养院,《申报》1933年:闸北平民教养院,《申报》1935年2月16日;闸北平民教养院主任易人,《申报》1935年3日3日;斐斐:《闸北绅商收回声中的平民教养院》,《社会日报》,1935年8月7日第四版。
    2 上档:Q145-3-62,闸北慈善团现有职工名册(1949年3月14日)。
    3 《闸北区志》,第859-860页。
    4 《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第140-141页。
    1 据小浜正子研究,明代以前中国城市的消防基本上由官方组织进行,清代的消防工作一般也由军队和行政当局承担,但各地也陆续设立民间的消防组织,如北京、汉口、天津等地纷纷出现了水会、水龙局、救火会等民间消防组织。到民国年间,北京、天津等地的民间消防组织已经不如清末那样活跃,但在以上海为首的江南城市,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31页。
    2 1845年租界建立之后便开始采取消防措施,1966年出现了由西人居民组成的义勇消防队,租界中的华人商民也组织消防队加入其间。公共租界工部局专门成立火政处,管辖各消防队,并于1919年全部辞退志愿人员,成立专门的消防组织。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31页。
    3 此期,闸北经常有重大火灾发生,造成财产和人员的重大损失。如民国2年10月6日,闸北公益菜场起火,持续5小时,火烧范围东至北西藏路华通坊、南至乌镇路、西至大统路、北至公益里。烧毁楼房573幢,平房112间,草棚3000间,2万人无家可归,2名小孩死亡。
    4 《申报》1907年9月16日。
    5 闸北救火联合会成立,《申报》1914年6月9日,【128】630。另外,1919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增订第十版)还记载有闸北四段救火会,会址在局前路致德里(狄思威路东)。但此救火会以后未见活动,可能并入了相邻的第三段救火会,或者被租界救火会取代。
    1 《申报》1923年1月23日。
    2 闸北谭子湾消防社定期开会,《申报》1926年1月31日,第220册第645页:闸北谭子湾消防社成立,《申报》1926年2月4日,第220册第725页。
    3 《上海年鉴》(上),1936年,A/16。
    4 《上海县志》(民国25年)卷十《哀思录》。
    5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43-144页;黄致和:《旧上海救火会摭忆》,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50页。另,《闸北区志》第821页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闸北建立自助性民办消防社团--‘救火联合会'”,是将上海巡警总局所组织的消防队误当成1914年成立的救火联合会。
    6 《上海案内(第九版)》第92-93页,上海金风社,1921年,转引自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80页。
    1 《英国商会的陈述》,见《费唐报告》1931年英文版,转引自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出版社1991年,的19-20页。
    1 参见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史林》2002年第4期。据笔者所见,台湾学者吴圳义是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在专著《清末上海租界社会》(1978年出版)中,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清末上海租界社会洋人和华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涉及诸如租界的人口构成、行政、司法、经济发展概况,洋人与华人的职业、家庭生活、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及休闲娱乐等诸多方面。近年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蓬勃发展,最新的力著则是卢汉超的《霓虹灯外》。该书以20世纪初上海的日常生活作为探讨对象,深入里弄住宅、石库门内外、棚户区等城市角落,展现了小市民之家、人力车夫、棚户居民等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世界,提醒我们注意上海城市日常社会生活中传统与现代性混杂交融、中国特色和西方影响巧妙融合的复杂现象,使我们在上海炫目的西化和现代化外表之外看到传统的延续和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2 解放前近百年间,整个上海地区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人数达到近500万人。而同期北京和南京增加不过1倍至2倍,因此上海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人口史上是罕见的。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1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45页。
    2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91页。
    3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民国85年6月),第171页。
    4 吴国桢称,“闸北人口共有七十万,占全市人口五分之一”《上海市年鉴》(下),1936年,T/2。
    5 1911年,上海县城人口215,500人,1919年人口238,700人,增长30%左右;1910年公共租界人口501,500人,1920年783,300人,增长1.5倍左右。参见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91页。
    1 1921年上海开办房屋交易所,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工部局、公董局、宝山县、上海县纷纷发出“取缔增加房租章程”。见《上海指南》(1925年),第二卷六十二至六十四页。《申报》报道:“目下租界地价暴涨,房租骤增,中等以下社会,不堪负担,多向内地营业,闸北市面,近来因之逐渐发达。”《申报》1922年10月16日,【185】359。
    2 公共租界房捐(俗称巡捕捐)不论店铺行栈居户住宅,均按租价,每洋百元每年捐十元,1920年起加二元,共十四元,由租户负担。而沪南、沪北工巡捐局之房捐则按照房租,每百元店铺行栈捐十元,届户住宅捐六元。如此则居户住宅房捐,租界(14元)高于华界(6元)一倍。《上海指南》(1925年),第二卷第五十二页。
    3 《申报》1922年10月16日,【185】359。
    1 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年鉴》,1936年,C/16。此外法国学者安克强也指出,到1932年,闸北已经成为上海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城区。参见,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第59页。
    2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第218页。
    3 1854年,公共租界华人房捐为房租的8%,洋人是3%;其后,洋人房捐略有增加,为4%,1867年又增至6%,但1869年度仍减为4%。到1870年度,房捐改名为市政捐(General Municipal Rate),率定洋人房租6%,华人8%。1880年市政捐增为华人10%,洋人8%。1898年洋人、华人市政捐同增至10%。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25页。
    4 1912年11月,闸北市政厅开始征收总捐(房捐),店、铺、行、栈、厂、号,统照房租价值,每百元按年捐洋十二元;居户住宅,每百元按年捐洋七元二角,均分四季,向住户征收。沪北工巡捐局时期,则一直按照铺户一成,居户六厘征收。北工巡局整顿四季总捐,《申报》1922年5月25日,[180]507。
    5 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第17页。
    6 海上闲淡,《申报》 1911年5月30日,[112]519。
    1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第202页。
    2 邹依仁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附录“华界人口职业构成表”和“公共租界职业构成表”。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亦指出:“制造业工人,无技术劳工以及商店工作人员构成了华界职业类属的主干”,其中无技术劳工可以分为三类:劳工(黄包车夫和马犬)、学徒(工厂或作坊的学徒)和服务性劳工(佣工、理发师、澡堂工人等),第203页。
    3 《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六年度)》,“上海特别市区域与各租界居民负担市税比较图”,第11页。
    4 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第48-49页。
    5 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248页。
    1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第83-84页。
    2 《闸北水电公司业务报告》(1936年),第22页。
    3 陈存仁:《抗战时期生活史》,第47页。
    4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3年,第113页。
    5 如闸北惟一的慈善机构--同善粥厂的经营者便是南市的同仁辅元堂,参见第三章第五节。
    1 载张伟等编著:《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1年,133页。
    2 闸北调查户口,《申报》 1912年4月6日,[117]55。
    3 闸北昨到大批难民,《申报》 1934年4月18日,[315]522。
    4 上档:Q109-1-168-2,上海市参议会临提四字第十五号(1947)案由:闸北流寄难民,露宿街头,影响冬防,速筹善后案。
    1 《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2期。
    2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87页。
    3 蔡亮:《近代闸北的苏北人》,2006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38页。
    4 如妇女“坐月子”时要吃“麻油馓子”等。参见,蔡丰明等:《民俗上海·闸北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年,第45页。
    5 参见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第126页。
    1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第206页。
    2 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市政公报副刊--各局业务汇报》第2期,“各局业务汇报”,第5页,1927年10月。
    3 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年,第106页。
    另参见:[日]冲田一:《上海地名志》,上海历史地理研究会,昭和十六年六月,第71-73页。
    4 如虬江路广东街的居留民团养正幼儿园,一二八以后又相继在中州路、宝山路设立日本国民学校。《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第127-128页。
    5 1907年,由东本愿寺发起集资在宝山(闸北西宝兴路一带)设立日本人火葬场,1911年又在火葬场附近的八字桥建筑墓地,闸北火葬场和墓地是上海日本人的主要安葬之地。《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166页。
    6 《大上海指南》称:“咸水妹多在北四川路、林森中路。……西洋堂子及东洋堂子,则多在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带。”《大上海指南》,1947年版,第149页。
    7 据上海的苏北居民回忆,老上海苏北人的分布多沿着苏州河流向从东向西、从城区向农村分布。郭绪印:《老上海同乡团体》,第788页。
    1 上海通志馆年鉴委员会:《上海年鉴》(上),1936年,L/3-5。
    2 《闸北区志》,第1004页。
    3 《闸北区志》,第1010-1011页。
    1 是年,鲁迅应邀到劳动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立达学园等校作8次讲演。1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鲁迅为特约著作员,“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至民国20年停止)。同月,担任《语丝》主编。冯雪峰也搬来同住。民国19年1月,与冯雪峰合编的《萌芽》月刊创刊,2月,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为发起人之一。同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筹建工作。3月,左联成立,鲁迅被选进7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成立会上,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讲话。同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得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帮助,离家避居20余天。5月,迁居北四川路194号(今四川北路 2093号)拉摩斯公寓三楼。9月17日晚,左联为鲁迅50岁生辰在荷兰西菜社举行纪念会,共22人出席。10月,在内山完造等人支持下,鲁迅选所藏版画70余幅,在狄思威路812号(令四川北路1982号)二楼举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版画展览会。参见,周伟国、彭晓:《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年。
    2 马宁:《在闸北贫民窟兴隆里》,《马宁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1年,第696-698页。
    3 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0年,第97-104页。
    4 《闸北区志》,第1004页。
    5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第160页。
    1 政协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集(闸北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4年,第148页。
    2 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10月,至1927年5月被国民党取缔,为时仅5年。校址初在闸北青云路青云里,一度迁至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五卅”运动后,又迁回闸北中兴路及青云路师寿坊。
    3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764页。
    4 如1925年五卅运动中,6月17日上海总工会等团体举行的10万人集会就在青云路广场举行。1927年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召集的群众大会亦在此地举行。
    1[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页。
    2 其中以裴宜理的《上海罢工》最为著名,该书探讨上海工人政治运动中各种制约因素。韩起澜《姐妹们和陌生人》,则以上海的棉纺织女工为研究对象。
    3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第161页。
    4 关于缫丝女工的研究,以《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为最早,从职工数目、性别、籍贯、工作时间、工作状况、缫丝厂的生产管理、工资待遇与生活状况丝厂工人的斗争经过等方面,进行了概括的描述。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中也有对于缫丝女工工作、工资状况的分析,但主要强调丝厂主对于缫丝工人的剥削和工人的罢工斗争。
    5 据民国二十年及二十二年的调查。纺织业厂数皆占全体工厂数的33%左右,资本额占全体的38%至39%,工人数在民国20年占各业工人数60.1%,而在22年则占56%。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民国29年,商务印书馆,第65页。
    6 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民国29年,商务印书馆,第65-66页。该书根据民国二十年和二十二年的两次调查写成,为中山文化教育馆丛书之一。
    7 缫丝业在全国工业中亦长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94年,全国近代工业工人有将近12万人,而缫丝工人约4万人,占1/3。至辛亥革命以后,全国近代工业工人将近60万人,而缫丝工人近9万,约占1/7强。至1933年全国工厂工人有94.52万人,缫丝工业虽已衰落,但仍有9.87万人,占1/10强。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77-578页。
    8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61页。
    9 “步行距离的极限”往往是他们在城市空间中例行移动路径的极限,这使得一些较为贫困的移民在城市空间中发生特定地点明显的集聚现象。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第145页。
    1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1984年,92页。
    2 丝厂多数只是在新茧上市开工几月,其他时间歇业。因此很多女工会季节性返回家乡务农。如1937年的一份缫丝业调查所云:“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其薪水则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转引自《上海罢工》第180页。
    3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61-565页。
    4 据国民党工商部的调查报告,我国缫丝工人在1930年前行业兴盛时期的平均工资一般每月15元左右,而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1920年上海的生活费,仅夫妻两人每月就需16元,显然仅凭一个女工工作是难以养家糊口的。1930以后,随之缫丝业的危机日益严重,缫丝女工的工资逐年下降,并一直低于上海工人平均生活水平。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67-570页。
    1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66页。
    2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75页。
    3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87页。
    4 一是1927-1928年,陶孟和所主持的调查,对象为沪西曹家渡230个棉纺厂工人家庭;一是1929-1930年蔡振亚所主持的调查,调查了305个不同的工人家庭。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上海社会局:《Standard of living of Shanghai Laborers》。参见卢汉超:《霓虹灯外》,第120页。
    1 其《同盟宣言》称:“今我闸北同业不下三四千人,愿结同盟,要求给工三角五分,否则另图别业,决不就范。”熊月之主编、张培德等著:《上海通史·民国政治》,第109页。
    2 见《闸北丝厂女工罢工》,《上海工运史料》 1920年下半年,第2册;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78页。
    3 见《近年来上海的罢工事件》,《中国劳动问题》 1926年12月版。
    1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35年8月3日晨,闸北兴昌丝厂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不果罢工,闸北丝厂一致罢工援助,计共十四家丝厂,均陷于停顿状态。经市政府调解,5日先将铁路北10家丝厂复工,铁路南4家丝厂仍停工。经进一步磋商,光复路厚记、文记,长安路源记、复昶等4厂工人,于11日复工。此次罢工,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达到,自8月份起,工资增加二分。《申报》,1935年8月6日、8月11日、8月12日、8月14日。
    2 《中华全国总工会检查上海工联工作的决议》,《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1958年12月。
    3[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286页。
    4 《上海罢工》,“上海丝织工人罢工地区分布表”(1937年),第276页。
    1 张家琦、班志雯:《上海市棚户区概况调查报告》,载陈仁炳:《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1948年,第235页。
    2 《近代上海棚户区的变迁》,第4页。
    3 据笔者所见,关于上海棚户区的研究,较早的是张家琦、班志雯:《上海市棚户区概况调查报告》,载陈仁炳:《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1948年,第235-257页。此后相继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换了人间》编写组:《换了人间--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此书是在1962年《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一书的基础上编写的,汇集了九篇文章,着重控述解放前棚户区劳动人民的苦难,歌颂解放后的巨大变化,并非严紧的学术研究);薛理永:《旧上海棚户区的形成》,载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8-126页。此外,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亦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上海的棚户区。最近,蔡亮的硕士论文《闸北的苏北人》中,也集中探讨了与苏北人群体紧密联系的闸北棚户问题。
    4 《市内各区棚户》,《申报》 1928年11月1日。另据1929年统计,上海共有棚户25,723户,内有男性61197人,女性52318人。上档:Q1-23-24。
    5 《闸北区志》,第277页。
    6 薛永理:《旧上海棚户区的形成》,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337页。
    7 张家琦、班志雯:《上海市棚户区概况调查报告》,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1948年,第275页。
    1 上档:B3-2-199-18。
    2 《闸北区志》,第277页。
    3 《近代上海棚户区的变迁》,第7页。章英华亦指出,“市区棚民的分布,都在华洋交界地带以及码头区。”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第211页。
    4 《申报》,1928年11月1日。
    5 卢汉超:《霓虹灯外》,第121页。
    6 卢汉超:《霓虹灯外》,第119页。
    1 《闸北区志资料长编》,《原普善路102号居民王法章口碑》,资料流水号1-3-80。
    2 闸北大火纪闻,《申报》1913年10月17日,闸北大火记详,《申报》1913年10月18日。
    3 江淮村大火,《申报》 1918年2月23日。
    1 《申报》 1921年11月13日、14日、16日、17日、18日。
    2 胡家木桥大火纪,《申报》 1922年3月24日。
    3 闸北又有大火,《申报》 1922年6月。
    4 今晨闸北之大火,《申报》 1925年4月21日、4月22日、4月23日、4月24日、4月25日。
    5 闸北裕通路昨日大火,《申报》 1926年4月1日,[222]13。
    6 《申报》 1926年8月2日。
    7 闸北昨晨大火焚毙多命,《申报》 1926年12月9日,第220册191页。
    8 《申报》 1909年12月31日。
    9 传谕棚户限期迁移,《申报》 1911年12月28日,[115]818。
    10 《申报》 1914年11月27日。
    11 限期迁撤江北茅棚,《申报》 1914年9月27日;勒迁茅棚,《申报》 1914年11月27日。
    12 北工巡局勒迁棚户,《申报》 1922年4月20日,[179]414。
    1 《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47期。
    2 闸北棚户三万余市府取缔计划,《申报》 1932年6月26日。
    3 闸北昨日发生大火百余间草屋悉付一炬,《申报》 1935年4月21日。
    4 《申报》,1936年3月8日。
    5 黄鉴铜、李培:《抗战前的上海平民村》,《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
    6 现在中国大城市中也有这样的社区,如北京城南的“浙江村”。这里的居民生活方式相似,价值观、利益目标也基本一致,且不同于所处个城市的多数人,虽然社区成员内部有相对频繁的冲突,但他们更强调对外的一致甚至是敌对态度。苗艳梅:《关于社区及社区类型的研究述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2000年6月。
    1 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244页。
    2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第151页。
    3 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246页。
    4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82页。
    5 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92-193页。
    1 升平歌舞台原名华兴戏院,建于1918年,1922年改此名。
    2 《闸北区志》,第1004页。
    3 据 《闸北区志》(第1003-1005页)记载20世纪10-30年代初,境内有大小剧场8座,电影院2座,露天电影院1座。但是多数座落于属于公共租界北区的老闸一带。
    4 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称“闸北向来没有妓女,只有平民”,虽未必完全属实,但亦显示闸北相关娱乐消费的缺乏。参见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第282页。
    5 《小戏院,说不出的简陋》,《社会日报》 1936年7月27日,转引自《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第293页。
    1 《江北大世界,突然兴盛起来了》,《社会日报》,1936年1月4日,转引自《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第299页。
    2[韩]李丙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第43页。
    1 同治 《上海县志》,卷一“镇市”。
    2 《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业务纪要》,民国16年八月至17年七月,纪事,第31、36、58页。转引自《上海警察》,第9页。
    3 山中二郎著,赤民译:《上海女性之犯罪》,《上海周报》 第1卷第2期,1923年12月8日,第17-29页。
    4 闸北拐案独多,《申报》1915年7月7日,[135]100。
    5 闸北又破获假慈善机关,《申报》1917年12月18日,[149]773;杂评二:假慈善事业机关,《申报》1917年12月18日,[149]773。《杂评》称,“慈善事业机关而可以假,奇矣。假慈善机关而独频发于闸北是又可以注意之端也。盖闸北者,其繁盛不及租界,其地位稍远于城厢,而诘奸查宄之责,仅以属诸一二警署署员,此若辈之所以敢于肆行无忌欤?”。
    6 如1924年,因劫案迭起,致使闸北商业联合会等申请添设岗警。闸北五区各路请求添设岗警,《申报》1924年5月19日,[202]417。
    7 闸北川公路破获花会总机关,《申报》1934年1月18日,[312]438;
    海昌路破获大赌窟,《申报》 1934年2月25日,[313]629;
    闸北毒氛弥漫,《申报》1934年4月24日,[315]704;
    闸北香烟桥破获花会总机关,《申报》1934年5月14日,[316]376;
    闸北瑞康里破获花会听筒,《申报》1934年5月29日, [316]829;
    闸北一带烟赌异常猖獗,《申报》1934年10月13日,[321]388。
    1 江畲经认为:“闸北道路不治因经费之不足,一时欲与租界马路媲美齐观,事实上洵为不可能之事。然关于卫生问题、交通问题,间有无须开支经费,凡行政官厅有警察工程之责任者,或本地市民有地方之观念者,但能稍稍注意,应改良者加以改良,应取缔者加以取缔,则目前一切发生之怪现状,未始无防止之方法也。”而沪北工巡捐局工程处、卫生处认为:“查该会所陈各节,不为无见。惟市面须由渐而兴,即路政 须由渐而良,一切取缔亦即随而俱进,原非一蹴可与租界齐观。该会会长身居租界,于内地情形未免隔膜,所言各节未必若是之甚。除随时整顿外,应请函知警署会同取缔。”上档:Q207-1-40,闸北自治协进会条陈整顿路政卷,1925年8月。
    1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第163页。
    2 同上,第216页。
    3 同上,第218页。
    4 同上,第170页。
    5 同上,第231页。
    1 《民国日报》 1926年5月6日。
    2 《上海的将来》,1935年,第67页。
    3 熊月之:《乡村里的都市与都市里的乡村》,《史林》 2006年第2期。
    1 顾朝林、熊江波:《简论城市边缘区研究》,《地理研究》 第8卷第3期,1989年9月。
    2 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中华书局 1934年,第67页。
    3 《上海的将来》,第70页。
    4 同上,第85页。
    1 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第64-88页。
    2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在总结上海城市发展规律之时,曾指出上海发展中的“潮汐现象”,指的是每当中国其他地方发生较大战乱时,内地的经济发展就会因此而陷于停顿,而上海由于存在一个不易被搞乱的租界,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小环境,便因此获得一比较明显的发展。《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17页。
    3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第579页。
    4 蔡亮、苏智良:《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5 陈存仁:《抗战时期生活史》,第26页。
    1 陈其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一直以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任教员作为掩护。参见《辛亥革命史料座谈会记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2003年第4期,第41页。
    2 尹村犬:《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第22-23页。
    3 参见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第311-314页。
    4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497页。
    参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16页;
    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17页。
    5 扬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82页。
    1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第146-160页。
    2 闸北保卫团之进行,《申报》1924年9月17日,[206]300。
    3 《闸北保卫团行将成立》,《民国日报》,1924年9月7日,第10版;
    《华界平静》,《民国日报》,1924年9月13日,第10版;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第166-167页。
    4 蓝十字救护队之进行,《申报》 1924年9月14日,[206]250。
    5 昨日闸北之混乱情形,《申报》 1924年10月19日。
    1 闸北布满宫邦铎兵士,《申报》 1924年11月15日。
    2 闸北商民被兵骚扰讯,《申报》 1924年11月27日,[207]449。
    1 《申报》 1925年1月28日,[209]386。
    2 奉军开拔中之闸北现状,《申报》 1925年2月15日,[209]734。
    3 闸北四区警署改作第一军司令部,《申报》 1925年4月7日,[211]125。
    4 《闸北区志》,第781页。
    5 闸北市面恢复原状,《申报》 1924年9月8日,[206]155。
    1 兴市汽车公司请赔兵灾损失,《申报》1925年2月9日,[209]619。
    2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第184页。
    3 闸北慈善团请总商会补报垫款,《申报》 1926年8月9日,第226册215页。
    4 闸北慈善团应付垫款之困难,《申报》 1926年8月20日。
    5 上档:Q65-3-62-503,沈联芳、王彬彦为闸北慈善会公产抵押事与广东银行交涉公函。
    6 淞沪警饷已有着落,《申报》1925年1月16日,[209]288。
    7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419页。
    8 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181-192页。
    1 闸北劫余琐闻,《申报》 1927年3月28日。
    2 闸北大火后之凭吊,《申报》 1927年3月24日,册232页501。
    3 闸北三段救火会致救火联合会,《申报》 1927年4月6日。
    4 总指挥部注意闸北治安问题,《申报》 1927年3月30日。
    5 《申报》 1927年3月24日,册232页499。
    6 上档:Q80-1-31,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国民党财政部、闸北商会等关于赈恤闸北灾民问题的来往函件。
    1 张兆熊编著:《不可忘却的岁月》,闸北区地方志办公室、闸北区档案馆(内部发行),2005年8月,第121页。
    2 张兆熊编著:《不可忘却的岁月》,第121页。
    3 《闸北区志》,第1272页。
    4 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东方图书馆纪略》,1933年,第2-6页。
    5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上海市政府实行“闸北战区复兴计划”,闸北的经济发展逐步恢复。而中日交恶导致对日货的抵制,为国货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很多华资工厂又在这里开设。参见《上海年鉴》(下),1936年,N/29。
    1 《上海年鉴》 1936年版,N/29。
    2 张锐:《南京上海青岛市政建设实况》,《市政评论》 第3卷第1、2期,1935年1月。
    3 上档:Q275-1-1981-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米业调查资料,中国征信所报告书“本市米行营业有北衰南盛之趋势”,第133-134页。
    4 费唐法官称:“一经越出租界界限之外,产业价值即减低二成。此由于公共租界内所有之安全,与界外区域内所有之安全不同。”《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第56页。
    5 上档:Q275-1-1884-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房地产业调查资料,第32页。
    6 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正中书局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1935.7]出版兼印行,第8-9页。
    7 闸北居民不安,《申报》 1935年3月1日。
    1 《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业务报告》(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度),第5、13页。
    2 《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业务报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第1、11页。
    3 闸北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闸北区志资料长编·大事记》。
    4 王智意:《闸北在燃烧》,朱作同、梅益主编:《上海一日》。
    5 经世学艺社编:《现代经济动态》,世界书局1939年,第47页。
    6 《事变后上海之工业》,第19-20页。
    7 张兆熊编著:《不可忘却的岁月》,上海市闸北区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闸北区档案馆(内部发行),2005年8月第92页。
    1 上档:Q145-3-62,上海警察局闸北警察分局关于”特种户口”调查表(名册)各行业、驻军调查表,闸北分局工厂调查表(第105页)。
    2 闸北区档案馆:18-2-8。
    3[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4 《文汇报》1938年6月26日。
    5 上档:R1-20-13,“上海特别市覆查南市闸北沪西区户口数目统计表”(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份),第121页。
    6 上档:R1-20-13,“上海特别市覆查南市闸北沪西区市民职业统计表”(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份),第119页。
    1 《闸北区志》,第124页。
    2 《闸北区志》,第130页。
    3 《闸北区志》,第142页。
    4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附录“旧上海人口职业构成表”(1946年),第108-109页。另据调查,闸北区总人口53546人,其中无业17266人,占总人口的32%以上。参见《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调查》,第18页、19、25页。
    5 《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6 《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7 《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8 《新民晚报》1997年8月31日。
    9 陈存仁:《抗战时期生活史》,第26页。
    1 上海市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毒》,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2 参阅美商普益地产公司编:《大上海地价图》(1929,7),新益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制、新亚科学公司印行:《上海市地价区划图》(1944,3),载张伟等编著:《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99、100页。
    3 转引自陈正书:《商界闻人王晓籁》,杨浩、叶宽主编:《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4页。
    4 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印行:《市政公报》第11期,1939年8月,第44页。
    5 冷省吾:《最新上海指南》,上海文化研究社1946年,第2页。
    1 上档:Q217-1-20,0400-1-1851,Q215-1-1749,Q215-1-1294。
    2 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 语见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第12页。
    1 浦东、吴淞及上海市政府成立后在江湾筹建的“市中心区”,亦是上海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但浦东受黄浦江阻隔,吴淞距城市中心太远,江湾“市中心”开发时间较短,在经济、市政、人口等各个方面,其重要性都不能和以上三个城区相提并论。
    2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1[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版,第241页。
    1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1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七十三年十二月版。
    2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1 一般说来,城市的边缘区,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矛盾相对集中的区域。参见顾朝林、熊江波:《简论城市边缘区研究》,《地理研究》第8卷第3期,1989年9月。
    2[美]E·W·伯吉斯:《城市发展:一项研究计划的导言》,[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著,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
    3 关于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生态学派”的理论特点及其缺陷,参见:蔡禾主编、张应祥副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第一章“古典人类生态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6-578页;
    何肇发主编:《礼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32页。
    1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66年,第46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47页。
    3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 黄美真:《近代上海与近代中国几个问题的思考》,上海研究中心编:《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5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
    6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第14页。
    7 参测张笑川:《本土环境与西方冲击互动中的通商口岸--<局外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述评》,《史林》2006年第1期。
    1 参见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第44-51页。
    2 地理学作为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各地方之间变异特性的科学,一直强调对于“空间”因素的解析,应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有利助手。关于地理学的定义和特性,参见[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8页。
    1 这样的研究视角,也许我们可称之为“上海城市地理历史学”。当然这里的“地理历史学”与从属于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略有区别。“地理历史学”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它对于空间因素的关注是以更好地解释过程为目的的,而“历史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本位的,它对于过程的强调是以阐释卒间的特性为目的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特性的探讨,参见[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第101-107页。
    应宝时修:《上海县志》(同治十年),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
    吴馨主修:《上海县续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
    吴馨等修,姚文枬、秦锡田等纂:《上海县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
    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影印。
    吴葭等修、王钟琦等纂:《宝山县再续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钱淦总纂:《江湾里志》,“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杨逸纂:《上海市自治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
    上海市闸北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百家出版社1989年。
    上海市闸北区城市规划管理局编:《闸北区城市规划管理志》,2000年。
    上海市虹口区志编纂委员会编:《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9年。
    上海市虹口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
    上海市闸北区地方志办公室:《闸北区志资料长编》(内部资料)。
    《上海财政税务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
    《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房地产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9年。
    《上海工商社团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8年。
    《上海化学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化学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上海档案馆档案:闸北工巡捐局全宗,档号:Q204-1。
    上海档案馆档案:沪北工巡捐局全宗,档号:Q207-1。
    上海档案馆档案:沪北市政局全宗,档号:Q206-1。
    上海档案馆档案:上宝两县闸北市公所全宗,档号:Q219-1。
    上海档案馆档案: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宗,档号:Q208-1。
    上海档案馆档案:上海市政府各机关档案。
    上海档案馆档案:缫丝同业公会全宗,档号:S37-1。
    上海档案馆档案:闸北慈善团全宗,档号:Q114-3。
    上海档案馆档案:浦滨公益会全宗,档号:Q115-4。
    上海档案馆档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米业调查资料,档号:Q275-1-1981。
    上海档案馆档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钢精业调查资料,档号:Q275-1-1871。
    上海档案馆档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热水瓶业调查资料,档号:Q275-1-1973。
    闸北区档案馆档案:档号18-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上海闸北地区兴办自来水公司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庄志玲选编:《汇通桥纠纷案史料一组》,《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2期。
    彭晓亮整理:《1923年筹议修筑环租界马路史料》,《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申报》
    《新闻报》
    《新民丛报》
    《文汇报》
    《新民晚报》
    《民国日报》
    《时报》
    《民立报》
    《上海生活》
    《上海常识》
    《社会日报》
    《社会月刊》
    《东方杂志》
    《沪报》
    《市政评论》
    普益地产公司:《地产月刊》。
    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2卷、第3卷,1929-1931年。
    《上海周报》第1卷第7期,1933年1月12日;第3卷第1期,1933年12月1日。
    上海通志馆:《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卷共四期(1934)、第二卷共四期(1935)。
    《上海地方协会月报》第6号,1932年12月。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38、177期。
    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市政公报副刊--各局业务汇报》第2期,1927年10月。
    宝山县民政署编辑:《宝山共和杂志》第1-10期,民国元年八月民国二年至十月。
    闸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闸北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1989-1997年。
    闸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闸北文史》编委会:《闸北文史》(第十辑),内部资料,1998年12月
    闸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闸北追寻》(内部发行),2000年12月。
    闸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闸北人物》(内部发行),2001年12月。
    政协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闸北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2004年12月。
    商办闸北水电公司:《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业务报告》(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度)。
    商办闸北水电公司:《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业务报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商务印书馆:《上海指南》,宣统元年五月初版(1909)。
    商务印书馆:《上海指南》,1914年第八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指南》(第廿一版),1925年。
    冷省吾:《最新上海指南》,上海文化研究社1946年
    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年鉴》,1936年。
    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市年鉴》,1946年。
    上海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民国24年(1935)。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上海通志馆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闸北慈善团:《闸北慈善团征信录》(民国7、8、9年)。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民国十九年一月[1930.1]印行。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1933.12]发行。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农业》,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1933.12]发行。
    上海特别市政府编:《上海市政概要》(1934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印行。
    上海市政府印行:《上海市各区概况》(市政演讲录三集),民国十九年八月。
    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业务报告》(民国十七年第二三期合刊)。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六年度)》,上海市政府秘书处1928年。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度)》,上海市政府秘书处1930年。
    上海市公用局编:《十年来上海公用事业之演进》,上海市公用局1937年。
    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四号,1932年。
    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校订:《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上海市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毒》,百家出版社1988年。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内部资料。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发行,民国二十二年。
    张伟等编著:《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
    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1948年。
    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蔡丰明等:《民俗上海·闸北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
    蔡禾主编、张应祥副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蔡亮、苏智良:《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蔡亮:《近代闸北的苏北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860-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1989年。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陈三井:《光复以来台湾地区的上海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民国82年9月。
    陈文彬:《上海华界地区公共交通近代化述论(1908-1937)》,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陈炎林编著:《上海地产大全》,上海地产研究所1933年,《民国图书》第三编影印版。
    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陈正书:《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形成》,《史林》1987年第4期。
    陈正书:《商界闻人王晓籁》,杨浩、叶宽主编:《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承载:《城市社区史和上海史研究》,《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6期。
    [日]冲田一:《上海地名志》(日文),上海:上海历史地理研究会,昭和十六年六月。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戴鞍钢:《近代上海开发过程中之地域因素》,《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二辑),上 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冯绍霆:《19世纪时上海人怎样看租界》,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顾朝林、熊江波:《简论城市边缘区研究》,《地理研究》第8卷第3期,1989年9月。
    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年。
    郭绪印编著:《老上海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
    [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何一民:《20世纪后期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何益忠:《从中心到边缘:晚清上海老城厢研究,1843-1914》(初稿),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何肇发主编:《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胡式:《日本侵略下之工商地志》,上海华风书店1932年。
    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
    黄致和:《旧上海救火会摭忆》,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黄鉴铜、李培:《抗战前的上海平民村》,《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韩]李丙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6月。
    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27》,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李佑新:《市政学》,湖南出版社1990年。
    梁元生:《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史林》2007 年第2期。
    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化(1927--1937)》,熊月之等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俄]列宁:《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66年。
    [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1940)。
    刘海岩:《城市边缘区与近代天津社会》,东华大学、上海市档案馆主办:《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3月。
    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陆兴龙:《近代上海苏州河沿岸工业考察》,东华大学、上海市档案馆主办:《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打印本),2007年3月。
    罗苏文:《高郎桥:1914-1949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上),《社会科学》2005年第1 2期。
    罗苏文:《高郎桥:1914-1949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下),《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
    罗苏文:《战时的高郎桥: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1938-1945)》,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院近史所民国史室、历史研究杂志社:《现代中国都市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2月。
    罗苏文:《近代高郎桥地区的文化生活--从准乡镇到棉纺织工人聚居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院近史所民国史室、历史研究杂志社:《现代中国都市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2月。
    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出版社1991年。
    马学强等著:《千年龙华--上海西南一个区域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6年。
    [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
    苗艳梅:《关于社区及社区类型的研究述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2000年6月。
    [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著,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钱曾瑗:《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1年。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苏智良:《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换了人间》编写组:《换了人间--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
    薛理永:《旧上海棚户区的形成》,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汤志均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
    唐凌:《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唐振常:《<百年上海城>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
    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王恩重:《近代上海绅商与闸北城区建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6期。
    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民国85年6月。
    王树槐:《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的电气事业,1910-1937》,《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民国82年9月,页395-438。
    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商务印书馆1929年2月。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吴滔:《赈饥与县级以下区划的变化:明清嘉定宝山基层行政之运作》,李文海、
    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66)。
    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
    杨廷尉、袁中丕、朱俊主编、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编:《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二辑第一分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
    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3年。
    徐鼎新:《近代中国商业社会史迹追踪》,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季洪:参观闸北施粥厂(1937年2月16日),《妇女生活》第4卷第3期。
    季洪:棚户一瞥,(1937年5月16日),《妇女生活》第4卷第9期。
    夏林根等:《建国以来上海史研究述评》,《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
    [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邢建榕:《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演进及华洋不同心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熊月之、罗苏文、周武:《略论近代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
    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熊月之:《乡村里的都市与都市里的乡村》,《史林》2006年第2期。
    熊月之:《20世纪上海史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熊月之:《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熊月之:《万川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杨天宏:《口岸通商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德]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的争夺战》,《中国学术》第三辑,2000年。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郁慕侠:《上海鳞爪》,“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张爱平:《上海地方自治肇端中的各方--兼对“新大桥”案有关成说的订正》,
    东华大学、上海档案馆:《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
    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四年七月(1935年)。
    张宪文、田玄:《辛亥革命: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提供一个反观辛亥革命自身价值的新视角》,《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七十三年十二月版(1984)。
    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张锐:《南京上海青岛市政建设实况》,《市政评论》第3卷第1、2期,1935年1月。
    张永桃主编:《市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张兆熊编著:《不可忘却的岁月》,上海市闸北区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闸北区档案馆(内部发行),2005年8月。
    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3月。
    郑祖安:《“虹口”考略》,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3月。
    郑祖安:《“浦东”历史发展概说》,《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
    郑祖安:《上海旧县城》,《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郑祖安:《百年上海城》,学林出版社1991年。
    郑祖安:《上海苏州河“莫干山工业区”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城市史暨历史所建所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打印本),2006年9月。
    周青松:《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周望高:《近代长沙城市社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朱信泉、严为平:《民国人物传》(四),中华书局1984年。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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