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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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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题名: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Zhu Xi's Geomantic Thought
  • 作者:张瑞
  • 论文级别:博士
  • 学科专业名称:专门史
  • 学位年度:2014
  • 导师:王育济 ; 郝振省
  • 学科代码:060105
  •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 论文提交日期:2014-05-15
摘要
本文是有关南宋朱熹风水思想的一项系统研究。全文共五章二十节。
     第一章全面讨论了近60年海内外有关风水问题的相关著述。其中前四节的内容虽然是对一般风水著述的梳理与讨论,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宋代或朱熹的风水思想相关联;第五节则分三个方面综述了与朱熹风水思想直接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
     第二章、第三章对朱熹阴宅风水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一,讨论了朱熹在阴宅风水问题上的“两难”与“悖论”:就知识理性而言,包括朱熹在内的精英阶层未必认同阴宅风水的迷信与蒙昧,但就忠孝人伦和道德情感而言,不讲求风水,其忠君、孝父的人伦情感却又无从寄托。朱熹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精英,大都在这种“悖论”与“两难”的语境中叙述着各自的风水话语;二,讨论了朱熹反对迷信阴宅风水,但更反对“孟浪不信”的理学立场,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流思想大师中,朱熹是唯一一位深入风水、熟知风水,却又力图跳出风水、提升风水的知识精英。而他在阴宅风水中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诚敬”关联儒学与阴宅风水,进而完成了风水的理学化。
     第四章、第五章讨论了朱熹阳宅风水的基本架构,即由天地到山川、国都、城镇、聚落、住宅、宅内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大格局。指出朱熹风水思想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将风水从“阴宅风水”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风水”。“天地间好个风水”,是朱熹关于风水的创造性表达,标志着风水的重心从“祸福吉凶”转变为自然风水。
This paper is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Zhu Xi's geomantic though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contains five chapters, namely twenty sections.
     The first chapter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about related writings at home and abroad on geomancy, where although the first four sections deal with review and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l geomantic theory, the most part is related to the geomantic thought in the Song dynasty or of Zhu Xi. The fifth section is a summary of important research findings directly related to Zhu Xi's geomantic though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s are systematic pragmatic research on Zhu Xi's Yin house (or house with a negative nature) geomantic thought. Firstly, his "dilemma" and "paradox" concerning Yin house geomancy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knowledge rationality, the elite class, Zhu Xi himself included, did no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the superstition and ignorance of Yin house geomancy.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ethic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ithout observance of geomancy, there was no way to express the ethical feelings of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filial piety to the father. Zhu Xi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elite alike, mostly had their respective accounts on geoma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lemma" and "paradox". Secondly, it is discussed that Zhu Xi opposed superstition of Yin house geomancy, whereas he objected to the Neo-Confucian stance of "rash and unbelieving" even mor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mong the first class masters of thought, Zhu Xi is the only intellectual elite who went deep into, had insight of, but tried to jump out of and advance geomancy. Nevertheles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Yin house geomancy is the associ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Yin house geomancy by "faith and respect", through which the neo-Confucianisation of geomancy was completed.
     The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discuss the framework of Zhu Xi's Yang house (or house with a positive nature) geomancy, namely, the grand pattern of "nature and man in one" from the heaven and earth to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countries, towns, residence, and the interior. It is stated that the bigges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geomantic thought is geomancy was guided from "Yin house geomancy" to the broader "heaven and earth geomancy"."What good geomanc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s Zhu Xi's creative expression of geomancy, which marked the transition of center from "good or bad luck, fortune for misfortune" to geomancy of the nature.
引文
1 风水,是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的总称。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图宅、阴阳等,参见史箴:《风水典故考略》,载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日本人则称风水为“家相”。“风水”一词,一般认为北宋时就已流行了。如清代丁芮朴《风水祛惑》:“风水称谓”条曰:“‘风水’二字,始见于宋儒之书。司马温公《葬论》:《孝经》云:卜其宅兆,非相其山岗风水也。’《张子全书》:‘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伊川程子《葬法决疑》:‘今之非者谓风水随姓而异,此尤大害也。”但根据陈进国的研究,丁氏此说,亦本尽然。“风水”辞,应已广泛流行于当时市坊的地理书中,方有宋儒之批判。另外,北宋王洙等奉诏校止的《地理新书》卷二所录社阳子《风水说》1-1:“出处为水,入处为风。气脉随水流,欲皆朝于案山是也。取其气脉横聚之处用之,故风水出入之艰难,乃祸害之本也。”同卷《照幽记》曰:“凡宅居地风水当陇首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刻本《重校定地理新书》,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10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此书大多依北宋前地理旧书删修而成,定稿于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该书卷八提到所选文本“合诸家风水地理书”,说明当时“风水”与“地理”是同义)
    1 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1 如,许多学者都强调“中国大陆地区的风水研究,在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意识形态挂帅的时期,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风水的学术性研究儿乎是一片空白。”吴红绢,《转型时期风水现象盛行的社会学探析—以河南省S县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页。
    1 参见郭双林:《论晚清思想界对风水的批判》,《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第43-51页。彭南生:《论洋务活动中“风水”观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1-94页。
    2 检索1949年前后大陆对“风水迷信”的批判,只有零星的小册子,如《风水新谈》、《风水师的故事》等,对“风水迷信”虽有批判,但比较温和。
    1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107页。
    2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107页。
    1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
    2 见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永乐大典》,第91册。
    3 徐苹芳:《唐宋慕葬中的“明器神煞”与“慕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藏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1 王重民:《中国历代善本提要莹原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中)》,《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12月,第185-223页。
    2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中)》,《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12月,第185-223贞。
    3 参见王从好:《古代堪舆著作中关于指南针发明和应用的早期史料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4 [英]李约瑟:《中国对航海罗盘研制的贡献》,《科学》杂志(((Since))),1961年7月。参见王从好:《古代 堪舆著作中关于指南针发明和应用的早期史料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1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 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5月。
    1 冒怀辛、金隆德、胡俊贤:《中国历史上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江淮学刊》,1963年12月,第59、68页。
    1 粱容若:《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第50-59页。
    1 粱容若:《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第57页。
    1 何晓听:《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何晓昕:《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l页。
    1 何晓昕:《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2 何晓昕:《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5-156页。
    3 何晓昕:《东南风水初探》,《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第105页。
    4 何晓昕:《景观的阅读与理解》,《建筑师》,2003年1月,第59页。
    1 于希贤:《中国风水地理的起源与发展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0年第4期,第93-94页。
    2 尹弘基:《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8卷第1期,第84-85页。
    1 尹弘基:《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8卷第1期,第84页。
    1 于希贤:《中国风水地理的起源与发展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第83页。
    1 庄孔韶:《“金翼”黄村山谷的风水实践》,《民俗研究》,1999年4月,第52页。
    2 林耀华:《金翼》(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of Chinese Familism),英文版前言。
    3 庄孔韶:《“金翼”黄村山谷的风水实践》,《民俗研究》,1990年4月,第52-53页。
    1 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51页。
    2 [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〇五《跋禁公杂帖》,转引自王主德:《古代风水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92页。
    1 [宋]刘克庄,《承奉郎林君慕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〇。《全宋文》卷七六二三,刘克庄七,第331册,第223-224页。
    1 庄孔韶:《原始的信息传递》,《化石》,1980年第4期。
    2 庄孔韶:《恩格斯与柯瓦列夫斯基的家族公社观》,《民族学研究》,1984年。
    3 庄孔韶:《人类学观点:中国文化的选择与分解》,《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4 庄孔韶:《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读书》,1984年1月。
    5 庄孔韶:《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读书》,1984年1月,第125页。
    1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2000年,第388页。
    2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2000年,第389页。
    3 庄孔韶:《“金翼”黄村山谷的风水实践》,《民俗研究》,1999年4月,第53页。
    4 庄孔韶:《“金翼”黄村山谷的风水实践》,《民俗研究》,1999年4月,第54页。
    5 庄孔韶:《“金翼”黄村山谷的风水实践》,《民俗研究》,1999年4月,第54贞。
    1 王玉德:《堪舆术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2 王玉德:《堪舆术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
    1 王玉德:《堪舆术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
    2 王玉德:《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3 王玉德:《古代风水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4 王玉德:《试论中华风水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1 王玉德:《试论中华风水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2 王玉德:《中国风水与环境问题》(英文),载于日本社会环境学会编的《业洲环境问题论文集》,1994年1月。
    3 邵本武:《徽州崇尚风水之俗的历史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4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页。
    1 程建军、孔尚朴:《风水与建筑》,江西科技出版社,1992年10月:高友谦:《建筑风水理论与实务资料集》,中国国家建设部研究中心,1995年;金实、程建军:《风水与建筑集》,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亢亮、亢羽:《风水与建筑》、《风水与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
    2 詹石窗:《道教风水学》,文津出版社(台北),1994年10月;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高友谦:《中国风水》,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5月:妙摩、慧度:《中国风水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5月;刘晓明:《风水与中国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张荣明:《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5月。
    1 郭双林:《论晚清思想界对风水的批判》,《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第43-51页。
    2 范正义:《墓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以福建为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5月。
    1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4月。
    1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
    2 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1 参见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1 张爱华、贺晓星:《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知识建构——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事件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10卷第4期。
    2 参见张爱华、贺晓星:《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知识建构——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事件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10卷第4期。
    3 邵龙飞:《为<风水>止名》,《城市规划汇刊》,1994年第2期,第61-64页。
    4 搜房网:《南北论战:风水培训班是弘扬国粹还是利欲熏心》,http://home.soufun.com/bbs/bjzxlt~-1~19/12643318_12643318.htm,2005年11月20日。
    5 参见张爱华、贺晓星:《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知识建构——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事件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10卷第4期。
    1 刘效仁:《“风水文化大师”且慢进大学》,《扬子晚报》,2005年9月6日。
    2 孙正龙:《让人看不懂的“风水”培训》,《工人日报》,2005年9月7日。
    3 方舟子:《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28日。
    4 陶世龙:《风水是科学?请拿让证据,勿偷换概念》,http//seiteeh.people.eom.en/GB/25509/37822/40305/3718259.html,2005年9月22日。
    5 参见田垣、陈志华、段启明、李中:《“风水学”是什么?》,《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16日,第005版,第1-2页。
    1 感谢刘祥光、廖咸惠先生的帮助。本文所参考的刘、廖的多篇著述,均由他们惠赠。
    2 参见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3 曾国栋:《从示禁碑探讨消代台湾的社会现象》,《史联杂志》,1999年1月第35期,第76-78页。
    4 庄吉发:《信仰与生活——从现藏档案资料看清代台湾的民间信仰》,《台湾文献》,2000年9月第51卷第3期,第129-132页。
    5 何淑宜:《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2000年12月。
    6 庄英章:《南村的宗族与地方自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1年31期,第213-234页。
    7 庄英章:《台湾汉人宗教发展的若干问题——寺庙宗祠与竹山的繁殖型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1年36期,第113-140页。
    8 黄兰翔:《风水中的宗族脉络与其对生活环境经理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1999年6月第4卷第2期,第57-88页。
    9 林美容:《出地理与年签来看台湾汉人村庄的命运共同体》,《台湾风物》,第38卷第4期。
    1 刘祥光:《两宋士人与卜算文化成长》,载蒲慕州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麦田出版社(台北),2005年5月;《宋代卜算书籍之流通》,《,中国——社会与文化》,2010年7月,第50-59页;《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2010年6月第45期,第1-78页。
    2 廖咸惠:《祈求神启——宋代科举考生的崇拜行为与民间信仰》,《新史学》,2004年12月十五卷第四期,第41页-91页:《探索疾苦——宋代精英的语义信仰和习俗》(英文版),《汉学研究》,2002年6月第20卷第1期;《体验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术士与术数》,《新史学》,2009年12月第20卷第四期,第1-58页。
    1 参见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2 李亦园:《文化的图像——文化发展的人类学探讨》,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版。
    3 美国人类学家Ahem.Emily M,70年代发表了“祖先是有意志与感情的存在着的,祖先自己决定子孙的幸与不幸,而不是靠气或者风水力量”的观点,被认为是“人格论风水观”。
    4 李亦园:《文化的图像——文化发展的人类学探讨》,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版,第198-199页。
    5 英国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60年代时提出“死者是子孙利用地理师而玩弄的‘种仪式游戏的傀儡,坟墓选在恰当的位置,就能自动聚气,死者本身是不能选择赠予或者拒绝那流经其骨殖的庇荫之气的”的观点,被看做是“机械风水观”。
    6 李亦园:《风水与报应:一个台湾农村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88期,第233-257页。
    7 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12月,第317-351页。
    1 余光宏:《没有祖产就没有祖宗牌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62期,第115-178页。
    2 汉宝德著,吴晓敏配图:《风水与环境》,中华天古文化系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2页。
    3 参见苏惠昭:《汉宝德:建筑师与风水》,《出版参考》,2006年5月下旬刊,第27页。
    1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西方宗教人类学家,在《金枝》(徐育新译,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年)书中,用“类感巫术”理论对风水信仰作出了解释。
    2 汉宝德著,吴晓敏配图:《风水与环境》,中华天古文化系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
    3 胡义成:《认真研究“风水”——台湾汉宝德著<风水与环境>读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第26卷第3期,第136页。
    1 徐欣宇:《南宋福建久丧不葬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 唐蕙韵:《中国风水故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1汀达智:《先秦两汉的择居文化与风水术之形成》,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2洪健荣:《清代台湾社会的风水习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3“三个阶段”的分期最早由何晓昕提出。本文关于欧美方面的综述,主要参照了何晓昕的《中国风水史》中的相关研究。
    4 何晓听、罗依:《中国风水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4月。
    1 关于欧美方面的综述,主要参照了何晓听的《中国风水史》中的相关研究。
    1 王蔚、戚珩:《毁誉交加风水说——[英]E·J·伊特尔<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评介》,转引自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
    2 转引自何晓昕、罗隽:《中国风水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10月。
    3 王蔚、戚珩:《毁誉交加风水说——[英]E·J·伊特尔<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评介》,转引自王其亨主编:《风生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269页。
    1 本节内容主要参照了何晓听的《中国风水史》中的相关研究。
    2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8页。以下相关引文均引自该书中译本。
    3 转引自何晓听、罗隽:《中国风水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10月。
    1 参见王从好:《古代堪舆著作中关于指南针发明和应用的早期史料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2 小林宏至著,张晶晶译:《日本人类学的风水研究》,《宗教人类学》,2013年11月。
    1 参见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1 渡边欣雄著,周星译:《汉族的民俗宗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2 渡边欣雄著,周星译:《汉族的民俗宗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9页。
    1 参见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2 参见陈进国:《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3 濑川昌久著,钱杭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书店,1999年5月。
    4 濑川昌久著,钱杭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书店,1999年5月,第9页。
    5 濑川昌久著,钱杭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书店,1999年5月,第176页。
    6 参见张竟无编:《风生水起》第二册,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14-238页。
    1 转引自张竟无编:《风生水起》第二册,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1 黎昕、赵妍妍:《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32-41页:卢睿蓉:《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现代哲学》,2011年第4期,第122-126页。
    2 肖美丰:《朱熹风水堪舆说初探》,《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第22-25页;林振礼:《朱熹风水观与闽南民俗》,《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第975-997页:朱荣贵:《朱子与风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林振礼:《朱熹选择人居环境的文化意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1年第3期,第101-106页;林振礼:《从朱熹的风水观看殡葬改革——婺源朱子文化新考察》,《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27-35页。
    3 秦家懿(Julia Ching,1934-200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宗教学、哲学和东亚学教授,是海外知名的汉学家、 宗教学家。她精通宋明理学,兼治儒学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获得智慧之道:王阳明》(英、中、韩文版)、《儒学与基督教比较研究》(英、德、中文版)、《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与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孔汉思合著,有德、英、中、法、意、捷、韩等10多种文字版本)等。国内知民学者李幼蒸说,秦家懿是他心中的“两位女哲学家‘偶像’”之一:伍贻业在《哲学并不高于宗教》中称她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宗教和哲学的学者”。
    1 中文版由曹剑波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本节有关此书的评价,主要引自汉译本的附录。
    2 [加]秦家懿,曹剑波译:《朱熹的宗教思想》,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120页。
    1 张荣明:《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5月,第247-252页。
    2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扩展》,《台大历史学报》,2010年6月第45期,第55页。
    3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扩展》,《台大历史学报》,2010年6月第45期,第25页。
    1 肖美丰:《朱熹风水堪舆说初探》,《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第22-25页。
    2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
    3 林振礼:《朱熹风水观与闽南民俗》,《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第975-997页。
    4 林振礼:《从朱熹的风水观看殡葬改革——婺源朱子文化新考察》,《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27-35页。
    4 周志川:《宋明理学的自然观一以朱熹的风水思想为中心》,《师院与文学刊》(修订版),2005年。
    1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全宋文》卷五六八六,朱熹二五九,第253册,第206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朱子年谱》卷一。《全宋文》卷五六八六,朱熹二五九,第253册,第206页。
    2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25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全宋文》卷五六八六,朱熹二五九,第253册,第206页。
    4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又见《韦斋集》卷首。《全宋文》卷五六六九,朱熹二四二,第252册,第329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四。《全宋文》卷五六一〇,朱熹一八三,第250册,第150页。
    1 《平园续稿》卷三〇。又见《韦斋集》卷首,《新安文献志》卷六三。《全宋文》卷五‘八六,周必大七三,第233册,第39页。
    2 《鹤林集》卷三四。《全宋文》卷七二五七,吴泳三八,第316册,第382页。
    1 吴泳此处“卜宅不祥”,与前文朱熹在《朱府君迁墓记》中“卜地不详”应有区分。后文陈傅良的《朱公向圹志》中也有提及,“且三圣人者,不知水啮慕之为不祥”。“不详”为不周详,“不祥”为不吉祥,都可以讲通,但含义有别。
    1《岳麓问答》是一篇以师生答问的方式讨论阴阳风水的文章。提问者何人不详,从提问的口气看,应是学生或晚辈,回答者为朱熹,但这篇《问答》未收入《朱子全书》。著名学者束景南认为系朱熹重要佚文,因为,“朱熹绍熙五年赴长沙任,其在长沙究心《玉髓真经》并与人讨论地理风水之事,亦自有因。盖绍熙五年六月孝宗卒,朝廷方有孝宗山陵争议,朱熹尤为关注,除询之于蔡元定与研读地理风水之书外,还广访术士,《山陵议状》云:‘臣自南来,经由严州富阳县,见其江山之胜,雄伟非常,盖富阳乃孙氏所起之处,而严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说者又言临安县乃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邃密,而臣末之见也……’,‘说者’即术士,是朱熹由长沙赴临安途中亦尝寻访术士矣。”(束景南:《朱熹伙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尽管《岳麓问答》的内容与朱熹的风水思想比较吻合,但是否可以确断为朱熹佚文,显然还可进步讨论。例如其开篇即言陆九渊来长沙讲学,即是大错。陆九渊卒于绍熙三年,朱熹赴长沙任则在绍熙五年,断无礼请陆氏讲学长沙书院之事。束景南先生解释说:考《岳麓问答》乃记朱熹所言之事,本与陆九渊了不相涉,问答开首忽插入陆氏一段,其后又无一言再提及陆氏:而所言陆氏段又与朱熹淳熙六年请陆氏讲学白鹿洞书院颇相类,则必是后人模仿白鹿洞讲学之事伪造窜入,若去“末儿”至“因得待教且款”数句,文自贯通,所以,稳妥的看法是:《岳麓问答》在内容主体上应是符合朱熹思想的,但其中必然还掺有后人的托付和伪作。将《岳麓问答》中的思想与朱熹的风水思想,尤其是上文中所列举的朱熹为父母改葬、为子卜地,以及吕祖谦、张拭批评他的阴宅风水等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是一致的。应该说,风水理念均符合朱熹的风水思想的某些表述,但《岳麓问答》中所论述的朱熹与弟子对于风水问题的集中的近乎专题式的讨论,似乎不太符合《朱子语类》中所记载的问答习惯,亦可能是后人将朱子在不同场合的风水说重新整合成文。
    2 《玉髓真经》明嘉靖本,卷18。
    1 孟超然:《亦园亭全集》卷一一。
    1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57-158页。
    2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〇。《全宋文》卷五五四二,朱熹一一五,第247册,第236页。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〇。《全宋文》卷五五四二,朱熹一一五,第247册,第236页。
    2 转引自陈荣捷:《朱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第35页。
    3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第554页。
    4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第554页。
    5 《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四。又见《古文奇赏》卷二一。《全宋文》卷七四九,第35册,第265页。
    1 《安阳集》卷二四。《全宋文》卷八三三,韩琦二,第39册,第29页。
    1 《鸡肋集》卷三一。《全宋文》卷二七三九,晁补之二九,第127册,第34页。
    1 《檆溪居士集》卷一二。《全宋文》卷三八四八,刘才邵一一,第176册,第86页。
    1 《竹溪先生文集》卷二四。《全宋文》卷三九五七,第180册,第361页。
    2 《相山集》卷二八。《全宋文》卷四〇六四,王之道八,第185册,第137页。
    3 《汉滨集》卷一六。《全宋文》卷四三七二,王之望二二,第198册,第20页。
    1 《南润甲乙稿》卷二〇。《全宋文》卷四八〇二,韩元吉二〇,第216册,第272页。
    1 《莲峰集》卷一〇。《全宋文》卷四八三三,史尧弼八,第218册,第74页。
    1 《渭南文集》卷三六。《全宋文》卷四九四九,陆游二七,第223册,第221页。
    2 《平园续稿》卷三二。《全宋文》卷五一八八,周必大一七五,第233册,第71页。
    3 《省斋文稿》卷三六。《全宋文》卷五一七七,周必大一六四,第232册,第310页。
    1 《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八。《全宋文》卷六〇五七,陈傅良四一,第268册,第283页。
    1 关于陈傅良与朱熹的关系:绍熙五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括即位,陈傅良、朱熹二人同被举荐入朝。《宋史·朱熹传》:“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楼钥在《起居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制》中称其“身方在于布衣,名已传于海内”。(《攻瑰集》卷王八。《全宋文》卷五九零八,第262册,第383页)通过陈傅良的《跋江道士玉台菴额后》,朱陈二人的友谊可见一斑:“道人为余言:此山在闽昭武,最深僻,人不蹟处。吾求晦翁之字;请书其后,将刻之石。两翁未必以功业著见于世,或千载之下,有得残刻于荒榛乱石之问,庶两翁不泯耳。余笑而书之。”(《止斋先生文集》卷二四。《全宋文》卷六〇四〇,第268册,第16页)该年闰十月十九日晚第七次侍讲,朱熹被宁宗罢逐后,陈傅良曾反复.上奏援救朱熹,规劝赵括回心转意。《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三记载:“闰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书舍人陈傅良,封还录黄;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驿、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知登闻鼓院游仲鸿,交章留熹,皆不报”;十一月二八日,陈傅良再荐朱熹入史院,不允;十二月九日,陈傅良以依托朱熹被罢。庆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韩侂胄设置“伪学逆党”党籍。被定为“伪学逆党”而“得罪”者共59人,待制以上有4人,分别为朱熹、陈傅良、孙逢吉、彭龟年。(《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118页)
    2 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卷22上《伊川杂录》,第290页:卷10《葬法决疑》,第625页。
    3 秦开凤:《宋代文化消费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4 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1,《朱忠靖公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2页。
    1 王明清:《挥麈录·三录》卷3,《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7贞。
    2 何薳:《春渚纪闻》卷1,《乌程三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3 《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司马光四八,第56册,第157页。
    4 《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司马光四八,第56册,第157-158页。
    5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2010年6月,第35页。
    1 《玉髓真经》卷首,道光刊本。《全宋文》卷五八一七,蔡元定。第258册,第401页。
    2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2010年6月,第55页。
    3 程颐: 《河南程氏粹言》卷1,《论事篇》收入程颐、程颢着,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220页。
    4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8,《送卜葬者覃生归宁都序》,第10-12页。
    5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熹撰:《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山陵议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全宋文》卷五六八六,第253册,第207页。
    2 《平园续稿》卷三〇。又见《韦斋集》卷首。《全宋文》卷五一八六,第233册,第39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七八。《全宋文》卷五六五三,朱熹二二六,第252册,第55页。
    2 转引自束景南:《朱子大传》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第289页。
    3 何志坤、刘健:《朱熹在建阳》,建阳市政协文史委,1997年刊。载林振礼:《朱熹新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35-137页。
    1 方大琮:《与林题干进礼书》,《铁庵集》卷二四。《全宋文》卷七三八九,方大琮二九,第322册,第60页。
    1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舆部》收文。宋代帝王相信风水,命大臣编书,以“纳民于富寿”,原不自朱子始,见《校止地理新书》,宋翰林、王洙《地理新书·序》,朱子显有推广之功。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二。《全宋文》卷五五八六,第249册,第148页。
    1 钱泳:《履园从话》,中华书局,1979年,卷5,第141页。
    2 《省斋文稿》卷三六。《全宋文》卷五七七,第232册,第302页。
    1 《澹轩集》卷七。又见《永乐大典》卷一四〇五三。《全宋文》卷四八八八,李吕三,第220册,第303页。
    1 《漫塘集》卷二六。《全宋文》卷六八五八,刘宰三九,第300册,第349页。
    1 《梅溪先生文集》卷二〇。《全宋文》卷四六三七,第209册,第160页。
    2 《东菜吕太史文集》卷一一。《全宋文》卷五八九七,第262册,第85页。
    1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全宋文》卷五八九八,吕祖谦三二,第262册,第113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九二。《全宋文》卷五五八八,第249册,第165-166页。
    1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68页。
    2 肖美丰:《朱熹风水堪舆初探》,《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第22页。
    3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第543页。
    4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68页。
    5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全宋文》卷五五八九,朱熹一六二,第249册,第195-197页。
    6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卷17。
    1 《能改斋漫录·辨误二》。《全宋文》卷四二六三,第193册,第265页。
    2 转引自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78页。
    3 《诗经》记载:“爱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凯风》诗序说:“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东观汉记·东平宪王苍传》记载:“今以光烈皇后假髯帛巾各一衣一箧遗王,可时瞻视,以慰《凯风》寒泉之思”。《三国志·蜀志·先主甘后传》记载:“令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晋
    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以上五条所述,记载了“寒泉”的典故渊源。
    1 《鸡肋集》卷三一。《全宋文》卷二七三九,第127册,第33页。
    2 《湘山事状全集》卷九。《全宋文》卷四六七五,第211册,第1页。
    1 《澹轩集》卷七。《全宋文》卷四八八八,李吕三,第220册,第303页。
    2 《平园续稿》卷二O。《全宋文》卷五一五一,第231册,第258页。
    1 《西山文集》卷二八。《全宋文》卷七一六六,第313册,第124页。
    2 宋库:《宋元宪集》卷一六《孝治颂》。《宋史》卷一二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转引自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49页。
    3 《全宋文》卷三二二一,第149册,第314页。
    4 《全宋文》卷六四一五,第283册,第38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四。《全宋文》卷五四九〇,朱熹六三,第245册,第208页。
    2 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第583页。
    3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全宋文》卷五六一〇,朱熹一八三,第250册,第148页。
    1 《儒门崇理折衷坳与完孝录》(《续道藏》本)卷8,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2-3页,
    2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22页。
    3 [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墓·太师徽国文公朱子墓》。《朱子全书》第二十七册,第3735页。
    1 [民国]《崇安县志》卷三一,《从谈》。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第582页。
    2 [清]康熙《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山川》。
    3 [宋]陈直《韦居听舆》,载王育济:《中华野史》宋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1月,第3161页。
    1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祥:《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二十七册,第122页。
    2 肖晴:《喜欢朱熹》,《福建乡土》,2003年第3期,第31页。
    3 《南润甲乙稿》卷一三。《全宋文》卷四七九〇,韩元吉八,第216册,第55页。
    1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八七二,吕祖谦六,第261册,第94页。
    1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八七二,吕祖谦六,第261册,第94页。
    2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八七二,吕祖谦六,第261册,第94页。
    3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八七二,吕祖谦六,第261册,第95页。
    1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八七二,吕祖谦六,第261册,第96页。
    2 《南轩集》卷二三。《全宋文》卷五七二五,张栻五,第255册,第109页。
    3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68页。
    3 《南轩集》卷一五。《全宋文》卷五七二二,张栻二,第255册,第26页。
    1 《雅述·下篇》,笫887页。
    1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2010年6月,第34页。
    2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2010年6月,第54页。
    3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2010年6月,第54页。
    4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三。《全宋文》卷五八九八,吕祖谦三二,第262册,第112页。
    1 《蛟峰文集》卷六。《全宋文》卷八一七三,方逢辰四,第353册,第225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全宋文》卷五六〇九,朱熹一八二,第250册,第128页。
    2 [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风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261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第27页。
    1 《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学统宗》,海南出版社,2000年,卷16,第18页。转引自朱荣贵:《朱子与风水》,《人
    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第543页。
    2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同上,第546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全宋文》卷五六八六,朱熹二五九,第253册,第212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六。《全宋文》卷五六九〇,朱熹二六三,第253册,第286页。
    2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卷二八。《全宋文》卷五四七七,朱熹五〇,第244册,第390页。
    3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全宋文》卷五五四六,朱熹一一九,第247册,第286页。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又见《考亭渊源录》卷七。《全宋文》卷五五九八,朱熹一七一,第249册,第347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五,《全宋文》卷五六一三,朱熹一八六,第250册,第193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五,《全宋文》卷五六〇四,朱熹一七七,第250册,第35页。
    2 《陈亮集》卷三一。《全宋文》卷六三四七,陈亮二九,第280册,第143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七。《全宋文》卷五六O四,朱熹一七七,第250册,第35-36页。
    1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38页。
    2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第545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全宋文》卷五五八八,朱熹一六一,第249册,第165-166页。
    2 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熹撰:《朱子全书》,《朱子家礼》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页。
    1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〇。《全宋文》卷一七五六,程颐七,第80册,笫321页。
    2 《司马温公文集》卷七一。《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司马光四八,第56册,第157页。
    1 《司马公文集》卷二五。《全宋文》卷一一八四,司马光三,第54册,第309页。
    2 《司马公文集》卷二五。《全宋文》卷一一八四,司马光一三,第54册,第309页。
    3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〇四。《全宋文》卷六八三,欧阳修二一,第32册,第179页。
    1 《艾轩先生文集》卷九。《全宋文》卷四六五七,林光朝八,第210册,第111页。
    2 《南轩集》卷一五。《全宋文》卷五七二二,张栻二,第255册,第26页。
    1 《攻媿集》卷一〇九。《全宋文》卷六〇〇五,楼钥一〇六,第266册,第172页。
    2 刘祥光:《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2010年6月,第40页。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
    2 张传勇:《因土成俗:明清江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葬俗》,《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258-283页。
    3 霍巍:《关于宋、元、明墓葬中尸体防腐的儿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94-103页;霍巍:《论江西明代后期藩王墓葬的形制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第96-101页。
    4 《儒门崇理折衷坳与完孝录》(《续道藏》本)卷8,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7页。
    1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朱子家礼》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全宋文》卷五五二八,朱熹一〇一,第247册,第5页。
    1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9月,第543-551页。
    2 肖美丰:《朱熹风水堪舆说初探》,《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总第217期,第22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19页。
    2 关于“五音择力位”的问题,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较多,其中以考古学的研究起点较早,对本文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有:宿白:《白沙宋慕》,文物出版社,1957年;冯继仁:《论阴阳堪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载《文物》,1994年8月;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载《考古》,1963年2月: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6月,第39页;张齐明: 《亦术亦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57页;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2005年11月,第440页;李零:《占卜体系与有关发现》,《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39页。李零在文中指出:五音起源自上古时代,以五音十二律的增减配合与阴阳五行有关的候风、候气之说而成,主要和有关季节风向、阴阳五行消长的风角说相应,因此五音原指用五种声音农示的风,以此作为占卜之用。简而言之就是以乐律配合时令,推算吉凶祸福,常与风角并用。
    1 宋代官方组织编写了两套阴宅风水的集大成之作。一套是北宋仁宗时期王洙主持汇编的《地理新书》,部是《莹原总录》。这两套书都是坚持五音葬法的。这两部书的关系,据美国学者韩森研究:《茔原总录》,它可以看作是《地理新书》的简易缩写本。北京图书馆藏有严重破损的元本《茔原总录》,文中提到一定有很多摹仿《地理新书》的阴阳勘舆著作,《茔原总录》告诫读者不要听信的伪书就多达50余种。《茔原总录》也根据五姓学说选择墓穴,但它比《地理新书》简短得多(只有五卷),也更为朴拙粗劣,文中有些行左右错乱。(刘东主编,韩森著,鲁西奇译:《传统中国日常生活的协商》,海外中国研究从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70页)
    1 《二程遗书》:“世间术数,多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止叔尝为葬说,有五事:相地须使异日决不为路;不置城郭;不为沟渠:不为贵人所夺;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二程遗书》,《二程集》,第290页)程颐《葬法决疑》:而今之葬者,谓风水随姓而异,此尤大害也。愚者执信,将求其吉,反获其凶矣。(《河南程氏文集》卷一〇,全宋文卷一七五六,程颐七,第80册,第321页)司马光《葬论》:“然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天尽系于此,而其术又多不同,争论纷纭,无时可决,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孙衰替,忘失处所,遂弃捐不葬者,乃使殡葬,实能致人祸福,为子孙者亦岂忍使其亲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礼伤义,无过于此。”(《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司马光四八,第56册,第157页)
    2 陈亮:《跋朱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陈亮集》卷二三。《全宋文》卷六三二八,陈亮一〇,第279册,第261页。
    1 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也关注到理学家在择葬、择日这些世俗信仰中的明显不同,他说:程家的葬仪不采用佛教的方式,这对于洛阳的某些家庭也起到了感化的作用(《程氏遗书》卷一o,第24页)。程氏本来就反对火葬(《程氏遗书》卷二下,第43页),程颐更是不信风水。他认为埋葬之际只要辨别昭穆就行,而且如此实行。“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慕师。以五色帛埋旬日,视色明暗,卜地气善否。”张载也说过,南人以五色帛埋地下,观其色彩的变化来判断地气的善恶(《经学理窟·丧纪》)。(《程氏外书》卷一一,第62页)有关这昭穆的论述,见《葬说并图》(《程氏文集》卷一〇),《程氏遗书》卷二下,第31条云“正叔(程颐)尝为葬说”,张载亦谓“止叔尝为葬说”(《经学理窟》卷五),出此看来,这《葬说》的著作权不妨归属程颐。另外,《程氏遗书》卷二下,第31条讲到的“葬说”内容,有选择以后不会因工事之类而被挖掘的葬地、墓穴和男女埋葬的方向、坎室的使用等等,这些都与《葬说》以及有关的文章内容一致。《程氏文集》还收录了《葬法决疑》、《记葬用柏棺事》、《作主式》等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载《伊川程氏祭礼》,其解题中提到了《作主式》:“程颐止叔撰,首载《作主式》。关于这篇《作主式》,朱熹云:“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无宦品之限。”《答曾光祖》二,《朱子文集》卷六一,依照古礼,置“主”(牌位)只限于天子、诸侯,大夫以下用束帛,神有所依而已。但程颐却作了“主”,认为那适用于一般士大夫]其举出《春秋》事例以说明择日埋葬之不合理(《葬法决疑》),关联到对于吉日的否定(《程氏遗书》卷二一上,第8页),可以说显示了程颐的而日。范祖禹的葬仪是程氏经理的,深掘数丈,不置二物,下葬之日以洒食款待当地父老,让他们都看见,所以后来即便盗墓者甚众,却只有范祖禹的墓没有被毁(《程氏外书》卷一,第77页)。不光是程颐,程颢、程珦等人也颇有破除世俗信仰的热情,这在程颐所写的《明道先生行状》、《先公太中家传》里都有夸耀式的记述。看“慕相”在当时甚为风行(徐吉军《中国丧葬史》,上揭)。不过,道学之中也有人不免写作二程和朱熹所不写的“青词”之类,要说道学对于世俗信仰的态度,恐也因人而异,未必一致。笔者认为,这是个前景广远、兴味盎然的问题。(上田健次郎著,朱刚译:《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第424-426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19页。
    1 [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261页。
    2 [加]秦家懿:《朱熹的宗教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107页。
    3 朱荣贵:《朱子与风水》,《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547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全宋文》卷五五八八,第249册,第165-166页。
    1 关于朱熹到底信不信风水,南宋以来就是各执一词,纷纭其说。如前引陈亮《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中,明确说朱熹对风水“皆存而信之,乃与张、吕异”:但在后面的《何茂宏墓志铭》(《陈亮集》卷三六。全宋文卷六三四五,陈亮二七,第280册,第94-95页)中,又记载朱熹实际上并不信风水,而且对张拭不信风水大加推崇:“公姓何氏,讳恢,字茂宏。得姓所从来甚远,而婺之诸何为尤盛。……始公无恙时,尝欲营地于源深亭之上,曰:东望五父,西望吴弟,其他可勿问也。”既而策杖于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顾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独以黄顺堂之山为最吉,曰:“是回鸾舞凰之势也。”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东,而日者又以净明之东山为吉,寺僧欣然从之。用功力至费百余万,将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为口语,使寺僧牵连改动,以迁延其葬者。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于官塘之前山,使亮书其石。昔亮尝见朱晦庵论广汉张敬夫“不惑于阴阳卜筮,虽奉其亲以葬,苟有地焉,无适而不可也”。天下之决者何以过之!知公之三子固自为可。于是永康陈亮再拜而书”。
    2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四(朱子十一,训门人二),中华书局,1986年。
    3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八(杂类),中华书局,1986年。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23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19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19页。
    1 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是风水师择地的主要依据,被用于墓地的选择中,此法被用于慕地的选择中,当然它也用来选择宅基。然而两者相比,宅基选择地形的范围不如墓地广,城郭田原,一宅之基也可以安坟:而荒山偏岭,一穴之地却不适于宫宅。而且宅的建筑形式要比慕复杂得多,门厅院井的安排远非峦体之法所能应付。所以术书中讲峦体之法的,多涉及墓葬之用:谈宫宅之事的,多采用理气之说。这种现象说明宅与墓因择地范围、建筑形式各有不同,它们所用的选择方法也各有偏主;或者反过来说,峦全之法与理气之法因操作体系,占测手段各有特点,它们的应用模式也各有侧重。(王玉德:《古代风水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92页)
    1 [明]廖希雍:《葬经翼》,载《堪舆集成》,重庆出版社,1994年1月,第96页。
    2 《萤雪从说》,《溺于阴阳》条。王育济主编:《中华野史》宋朝卷三,泰山出版社,2000年1月,第2530页。作者俞成,字元德,生卒年不详。从《萤雪从说》序中可知,该书成书于庆元年问,与朱熹为同时代。
    1 第一封信,《答朱元晦秘书》二七: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著实,大抵皆向倾坏,幸得共父再来,今下手葺也。书院相封按山,颇有形势,屡为有力者睥睨作阴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环绕,大江横前,景趣在道乡碧虚之间,方建亭其上,以“风云”名之,安得杖履来共登临也?它儿以道义自晕。(《南轩集》卷二一,又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八。《全宋文》卷五七二四,第255册,第83页)第二封信,《答朱元晦》四〇:《濂溪先生祠记》乃遂刻石,对之愧汗。卧龙想见胜槩,欲赋一诗,续当寄上。近作每得之辄有开益。《别籍异财榜文》甚佳,此问却不至有如此太甚者。大抵近北州民间以易道说,非湖岭问比也。重九日出郊二十里间,遂登龙山,四顾云水渺然,亦复壮观。平原中独有此山,亦不高,蜿蜒如龙蛇耳。堤岸系一方之命,寻常极草草,夏潦盛时,其不为鱼者,幸耳。近城一堤十数里,最所恃者,今为之久远之计,不敢草草也。(《南轩集》卷二四。《全宋文》卷五七二六,第255册,第121页)
    2 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去此犹数里,而翠严寺以鸾冈为案山,恐村民锄掘,托言徐墓,商英为实之云。稍前即翠严也,栋宇深隐,气象宏壮。南唐保大间有澄源禅师无殷住此山,李主甚敬之。既死,祭以文,时本朝建隆元年也,韩熙载为之铭。其后死心居此,而云峰晚亦悟道,故江西号为胜地。饭罢,同长老子坚步观洪崖,井深不可测,旧有桥跨其上,今废。……望寺场左右山环抱,而鸾冈正当水口,即三徐祠堂也。方丈之右有半月轩,池如半月。蒋颖叔有诗。又有听松堂,熙宁间潘兴嗣尝作《寝堂记》。澄源塔在寺右,大竹成林,围丈五六。旁有齐王庙,即李主弟抚州牧景达也,亦署澄源,敕尝舍田入寺,故庙祀之。法堂左阶花砖犹是南唐旧物,隐起之纹皆踏平,向来僧徒大集故也。晚再同坚老及西堂三人过洪崖,俯视深潭,草木蒙蔽,碕崖峭绝,不容侧窥。……壬午,早,焚香毕,再周览而行。宫西而百步有小观,榜日太虚,周真人上升于此。旧名宣诏府,有保大五年丁末岁陈元裕记。治平四年赐今额,政和癸巳李山为之记。龙冈相并有彩鸾冈,以吴彩鸾得名。彩鸾遗迹在奉新县。(《杂著述》卷七。《全宋文》卷五一五九,周必大一四六,第232册,第18页、20页、22页)
    1 周作明:《中国传统住宅文化的总体审视——兼论风水的阳宅之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2期,第66页。
    2 这是汉代风行民间的“四大忌讳”之首——“西益宅”。竟思县在住宅西边“兴建楼房”是不吉祥的,越高大祸害越大,任何人都要尽量避免“西益宅禁忌”虽流行于汉朝,但整个文献的最早记载,却首见丁《左传》,其内文记载“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以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而弗听,以问其傅宰质唯曰:“吾欲西益宅,史以为不祥,何如?”,宰质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有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规谏,三不祥也。”,哀公缪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即鲁哀公想要在宫殿西边的空地扩建宅院,但群臣反对,因为此举,违反了当时已形成“西益宅不祥”的禁忌,他虽想独排众议,破除迷信,无奈在忠臣宰质唯一番劝说后,最后打消心意,不敢违逆“西益宅不祥”的习俗。到了汉朝,“西益宅”禁忌更加普及,成了民间主流的共识。
    1 周作明:《中国传统住宅文化的总体审视——兼论风水的阳宅之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2期,第67页。
    z[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8页。
    1 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2 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岳麓答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3-465页。
    3 吴初德:《浅谈朱熹地理哲学思想的和谐观》,《朱子文化研究》第8期,2010年。
    1 朱熹:《云谷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七八。《全宋文》卷五六五三,第252册,第55页。
    z朱熹:《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这是2002年新发现的一篇文献。福建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林振礼认为,这一文献的前半部分为朱熹原文,后半部分为后人伪托。参见林振礼:《朱熹风水观与闽南民俗》,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第975-997页。
    3参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虽然该书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为清代地方志中的记载,但大致可信。因为补龙脉是风水术中流传甚久的一个传统,英国著名汉学家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中说:“一个传统的地方,这包括一个所谓的‘自然村’,简言之就是一个仪式上的和有历史的单位,它的居民可分为由一个起源聚落而来的后代子嗣以及(但实际上近来已是)后来的移民者。作为大家共占的环境以及作为大家共占的命运这种公共财产,其可以通过宇宙起源仪式的调整或是通过风水处理来加以补救。这包括私人边界和共同财产。单单在风水上,每一种分化对大家共山古的环境而言,都是个选择的焦点,而且在宗祠和庙宇仪式上,也存在单一焦点的一种地方分化。风水的话语以及祖先和区域保护者节庆都是确定一个聚落的手段。其中每一个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操纵着区域边界以及继嗣这倆项原则,但是由‘风水’层次所确定的这个地方的边界或许正是保护神所护卫的区域。”([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又见康熙《西江志》卷二〇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五,《白鹿书院至》卷二,同治《南康府志》卷一。《全宋文》卷五四五六,朱熹二九,第244册,第73页。
    2 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岳麓问答》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3-464页。
    1 [清]王文清:《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碑。转引自沈宏格:《岳簏书院建筑的风水文化解析》,《怀化学院学报》,第30卷,第12期,2011年12月,第21页。
    2 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3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4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42页。
    5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又见康熙《西江志》卷二〇三,雍止《江西通志》卷一四五,《白鹿书院志》卷二,同治《南康府志》卷一。《全宋文》卷五四五六,朱熹二九,第244册,第73页。
    1 束景南:《朱熹佚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514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全宋文》卷五五二二,朱熹九五,第246册,第320页。
    1 《岳麓书院通讯》第2期,湖南大学,1982年,第35页。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义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一八,《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六五七,朱熹二三〇,第252册,第115页。
    z《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又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八,《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全宋文》卷五六五七,朱熹二三〇,第252册,第115页。
    1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另据《道命录》卷七上载有《沈继祖劝晦庵先生疏》,宋宁宗批准了沈继祖的奏疏,朱熹因而被责落秘阁修撰,并罢宫观;蔡元定则发送道州编管。《全宋文》卷六一六朱熹二三〇,第272册,第345页。
    2 束景南:《朱熹佚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021页。
    1 《南轩集》卷二三。《全宋文》卷五七二四,第255册,第83页。
    1 《南轩集》卷二三。《全宋文》卷五七二五,张拭五,第225册,第109页。
    2 陈亮:《何茂宏墓志铭》。《陈亮集》卷三六。《全宋文》卷六三四五,陈亮二七,第280册,第94-95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第27页。
    4 张栻:《答朱元晦》二四。《省斋文稿》卷四〇。《全宋文》卷五一四九,第231册,第232页。
    5 《剡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七,同治《嵊县志》卷二六,《袁止献公遗文钞》卷上。《全宋文》卷六三七七,第281册,第245页。
    1 《水心文集》卷九。又见道光《安徽通志》卷七〇。《全宋文》卷六四九二,第286册,第73页。
    2 《新兴县志》卷二九。《全宋文》卷六九四七,赵汝励,第304册,第226页。
    1 《全宋文》卷七〇五三,魏了翁一,第309册,第45页。
    1 《全宋文》四六七四,莫济,第210册,第410页。
    1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又见《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卷二一,雍止《江南通志》卷八九,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八八。《全宋文》卷四九一八,第222册,第74页。
    1 杨慎初:《岳簏书院建筑与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1 杨慎初:《岳簏书院建筑与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2 《善化县志》卷十一,清光绪三年刊本。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义见康熙《西江志》卷二〇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五,《白鹿书院志》卷二,同治《南康府志》卷一。《全宋文》卷五四五六,朱熹二九,第244册,第73页。
    1 黄妙应:《傅山篇·论水》,载郑同点校,《堪舆》,华龄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6页。
    1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79-180页。
    2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卷七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3757页。
    1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全二册)》,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769贞。
    1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全二册)》,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自明朝至清末,白鹿洞书院从第一部书院志编订、付梓。儿经增补、重刻,先后出现了十一种版本。由于保存等原因,多种书院志无法使用。多方联系,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选择了五个版本的书院志,收辑在此书。书中所收录的五种古志分别为[明]李梦阳的《白鹿洞书院新志》;[明]郑宫鹄的《白鹿洞志》;[明]周伟的《白鹿洞书院志》;[明]李应升的《白鹿书院志》;[清]毛德琦的《白鹿书院志》。
    2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全二册)》,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88-89页。
    1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上)》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157页。
    1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志目录(十九卷)》卷一《山川》篇:《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上)》,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157页。
    1 [宋]蔡元定:《发微论·动静篇》。《堪舆集成》,重庆出版社,1994年1月,第128页。
    2 孟浩:《形势辨》,载《堪舆集成》,《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重庆出版社,第25页。
    3 黄妙应,唐朝末年福建有名的风水先生,其“北溪四乔木”尤受漳州人称道。
    4 黄妙应:《博山篇·论砂》,载郑同点校,《堪舆》,华龄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6页。
    5 金丞相兀钦仄注:《青乌先生葬经》,载《堪舆集成》,重庆出版社,1994年1月,第108页。
    6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志(十二卷)》卷二《形势志》,《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上)》,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491页。
    1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上)》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版,1995年11月,第491页。
    1 金丞相兀钦仄注:《青乌先生葬经》,载《堪舆集成》,重庆出版社,1994年1月,第108页。
    2 杨筠松(834—900),名益,字叔茂,号筠松,世称“救贫先生”。唐代窦州人,著名风水宗师。杨筠松为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为唐朝著名地理风水学家。著有《疑龙经》、《撼龙经》、《一粒粟》、《天玉经》、《都天宝照经》、《天元乌兔经》。
    3 徐善继,生卒年不详,明朝人。与其兄徐善述共同编写《地理人子须知(下)》一书,是一部具体阐述风水理论和风水应用的非常权威的名著。前人谓此书“会诸书而折衷其足,以破群疑,当大事也”,显见此书之份量。
    4 王玉德:《中国古代风水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67页。
    1 缪希雍:《葬经翼·水口篇》,《堪舆》,华龄出版社,2008年1月,第465页。
    2 金丞相兀钦仄注:《青乌先生葬经》,《堪舆集成》,重庆出版社,1994年1月,第108页。
    3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书院志(十七卷)》卷一《形胜》,《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上)》,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776页。
    1 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下)》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11月,第1350页。
    1 林振礼:《朱熹新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01页。
    1 林振礼:《朱熹新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05页。
    2 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四《学校志》。《闽中金石略》卷八。《全宋文》卷二八六二,张读,第132册,第352页。
    1 林振礼:《宋代泉州府学·石笋变迁管窥》,《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50-51页。
    2 朱熹:《屏山先生刘公慕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〇。《全宋文》卷五六七七,朱熹二五〇,第253册,第53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八。《全宋文》卷五六七四,朱熹二四七,第253册,第1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八。《全宋文》卷五六七四,朱熹二四七,第253册,第1页。
    3 朱熹:《朝奉大夫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傅公行状》。《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全宋文》卷五六七一,朱熹二四四,笫252册,第349页。
    4 王铭铭:《“泉州学”跨文化研究/文化并存》,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1页。
    1 韩振华:《宋代泉州伊斯兰的清净寺》,《海交史研究》1997年6月,第15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又见《方兴胜览》卷一二。《全宋文》卷五六七,朱熹二四四,第252册,第349-359页。
    1 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载《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从考》,第286-287页。
    2 王铭铭:《“泉州学”跨文化研究/文化并存》,《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7页。
    3 赵令衿是赵宋宗室,于绍兴三十一年(1151)知泉州。
    4 傅自得的母亲是宰相赵挺之的女儿,封清源郡君,赠秦国夫人。傅自得为赵明诚、李清照的外甥。
    5《韦斋集原序》。又见《清源文默》卷一〇,《方舆胜览》卷一六,《皕宋楼志》卷八一。《全宋文》卷四六七六,傅自得,第211册,第32页。
    1 林振礼:《朱熹与闽南多元宗教》,《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9月,第30卷,第5期,第1页。
    z陈国仕:《丰州集稿》,南安县志编委会,1992年刊本,第202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义见《方兴胜览》卷一二。《全宋文》卷五六七一,朱熹二四四,第252册,第349-359页。
    1 林振礼:《朱熹与闽南多元宗教》,《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9月,第30卷第5期,第5页。
    1 旧题黄帝撰:《宅经》,卷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宅经》一般将之归为宋人作品,《四库提要》说《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相宅经》一卷,疑即此书。”但也有称其为唐人作品,不过不管何时所出,该书对宋阳宅风水的巨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3054-3055页。
    2 王玉德:《堪舆术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9月,第156页。
    3徐善继:《论南龙所结帝都垣局》,《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一(下)。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9页。
    2 孔颖达:《尚书注疏》,载引自李民:《<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3期,第128页。
    3 朱熹的“道统论”是理学的一大立论,但学术界对此的讨论却很少。日本学者上田健次郎则对此则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说:道统论其实就是朱熹所描绘的思想史,其对先人地位的勘定,与其说止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还不如说是从朱熹的视角出发加以润色的结果,如实地反映了朱熹在道学内所处的地位。本节检讨朱熹的道统论,并不停留于指出道统论所包含的歪曲成分,为了把握朱熹思想的特点,道统论本身便应成为道学形成史研究的一环。(土田健次郎著,朱刚译:《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465-466页)冠有南宋乾道六年(1170)序的李元纲《圣门事业图》中,有“传道正统”之图,其中心的止系为: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明道、伊川(在上注所引的陈氏发言稿中,推测朱熹未曾见到此图)。此图只到二程为止,那么在这二程之后可以写上谁的名字呢?至少从朱熹的道统论来说,结果将会写上朱熹的名字。笔者已在上一章的第二节中论述,朱熹通过对程子语录的集成和有关资料的校订,通过与道学内部以及周边思想的论争,企图确立自己在道学内部的正统性。(上田健次郎著,朱刚译:《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468页)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九(尚书二),中华书局,1986年。
    2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九(尚书二),中华书局,1986年。
    3 朱熹的这种“大阴阳”、“大器具”最早是由南宋陈著提出的。他在《见山说》(《本堂集》卷三四。《全宋文》卷八一一三,陈着二〇,第351册,第72-73页)中有一段从未被研究者关注和使用过的议论:余投老杜门,一日闻剥啄声,啓关则有捧刺而前者,姓马名元炎,求一见。进而问其故,曰:“元炎家铜山之阴,泉溪之阳,望门墙一舍,而如蓬莱弱水。今得见,幸矣。窃有请焉,不敢以冒 昧嗫嚅自尼。”因言世业阴阳地理,将挟之以驰骛于外,以侥幸如景纯、公明之印可,然非得贤士大夫能所谓自号者重其行,则犹乡人耳。长光价,生气势,此一机也。余感其云云之勤勤,乃诘之以古谚云“铜山八面,有藏无人见”,而面铜山以居,其见之否乎?矍然而扬眉掀髯,道其山之来冈去水、伏垄起峰,屏摺而壁削,爪足布而髓脉引,指诸掌。“余知八面之藏亦既玲珑于方寸中, 当以‘见山’为号。然可矣,而未也。东南山川之秀会乎四明,亦尝见之乎?”曰:“飞舄振策,东至太白、玉儿,西至小丹、石窗。三江之上,十洲之间,扬舲鼓枻,且有日千态万状,不逃所览已。”余曰:“可矣,而犹末也。”退立而请曰:“然则当如何而可?”余因告之曰:“天下有大阴阳、大器局,朱文公所谓在冀州之野,坐常山、太行之所盘结,左泰右华,以受嵩、衡诸山之朝揖,而长江大河横贯于前,此则方为有所见。而既有志于此,不可以近且小者自画,及今 眼明筋力强,就术资身,以为万里计。吾非强而以所难,正欲以成而之所以请。太史公遍行天下,周览山川,归而作《史记》。而行矣,归之日,以所见作《晃山说》,是为不负所号。”岁辛卯八月朔,尚溪遗耄陈某书。陈著对朱熹“冀都风水”的理解和提炼有着重要的意义,概括起来说,有两点:一是指出“朱文公所谓在冀州之野”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概念,是一种崭新的“大阴阳”、“大器局”:二是这种大阴阳、大器局与局限于祸福吉凶的阴宅风水决然不同,这是一种“周览山川”,即以自然的山脉和大江大河为观察对象的“大阴阳”、“大器局”,这正是阴阳风水向自然地理转换的标志。这种“大阴阳”、“大器局”,至明清时代,被正确的发挥为“大风水”。清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罗子地理管见序》:《易》日“俯以察于地理”,此地理之说也。地理对天文而言,犹之乎阴以配阳,母以配父,合则双美,离则相伤,不相舛耳。古伏羲生而知之,其后圣人佚兴,莫不洞然。黄帝分九州,尧巡五岳,周公营洛,孔子墓泗水上,朱紫阳详论天下,称冀州大风水,讵谓此非儒者事而忽之哉!余素不读青乌之书,己丑先考妣见背,乃得地理四书读之。其第一书郭景纯《葬经》古本也,观玩月余有得于中,大约即《河图》、《洛书》之意,而归重于乘生气一语。顾佳地不易得,地师不易遇,应受佳地之人亦不易许,此三者所以难相值也。罗世兄自西江来,其学本于吾师罗先生,乃孔盂程朱之止传。以其绪余学及于此,批注大意,精微深奥,举景纯之妙义,阐发已无剩蕴,而又得其象外之诀,教外之传,著为《俯察》一赋,勿论指示天机老婆心切,即其文辞声韵骈丽精工,操觚染翰之士,亦可饱其枵腹,而当琅歼之液金鼎之膏矣。有志地理者,熟读而精味之,察地之理以察心之理,察心之理以察天之理,此仰观俯察下学上达契合于一,而岂但造福于世,为仁人孝子所必资哉!
    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19页。
    z关于这一问题,台湾著名学者汉宝德已有简略论述,他说:朱子一派的理学家,有穷理致知的观念,对于外在的自然现象是很有兴趣的。自观察自然以求理之所安,在风水上,就会追随《葬书》,走上山川形象的路子,自山脉水流中找理气。这就是后世所称“峦头”派。在《语录》中有一段谈到“冀都”的,他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止。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朱子的这段 话有几种含意。他用《葬书》的观念解释全国的自然地理,打破了《葬书》以葬为主的限制,使“峦头”正式成为一种环境观念,不一定拘泥于祸福,同时,朱子的话说明传至今天的风水的自然环境架构,在宋代确实被广泛流传。汉宝德进一步认为:到宋代,风水积近千年的历史,已经非常复杂了。有《葬书》的山水论,有天文家的星象论,有八卦五行之说,有三元、九宫之理,有古典的五音地理。而这些论调又均因人而异,即使是绝顶聪明的风水家,也无法把一切理论都归纳起来,使无所遗漏,又不相抵触。而术家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可以想像其混乱之情形。正是这种混乱状况,使得类似于朱熹的这些“相信风水的读书人一直在反抗这一大混乱的情势,那就是走《葬书》的路线,以山川形势为主体。(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31页)
    1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47页。
    1《陈亮集》卷一。义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二,《宋元通鉴》卷八六。《全宋文》卷六三一九,陈亮第279册,第105-112页。
    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19页。
    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20页。
    1 《渭南文集》卷二五。《全宋文》卷四九四五,陆游二三,第223册,第148页。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0页。
    1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79页。
    3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79-180页。
    1 杨文衡:《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2000年1月,第428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385-386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义见《宋元学案》卷四九,《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二。《全宋文》卷五五八九,第249册,第195-197页。
    1 [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陈国灿:《南宋城镇史》,王国平主编:《南宋史研究从书》,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3 章玉安:《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2003年5月,第10页。
    4 章玉安:《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页。
    1 章玉安:《会稽乌田之说》,《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2003年5月,第15页。
    2 《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见《会稽志》卷首。《全宋文》卷四九三三,陆游一一,第222册,第343页。
    1 《渭南文集》卷一九。又见雍止《浙江通志》卷二三。《全宋文》卷四九四三,陆游二一,第223册,第117页。
    2 《历官农奏》卷八。《全宋文》卷五〇五三,周必大四〇,第227册,第349页。
    1《梅溪先生后集》卷。又见单刻本《会稽三赋》卷上。《全宋文》卷四六一四,王十朋一,第208册,第120-141页。
    1 《吴都文粹续集》卷二。义见《吴郡志》卷三,《姑苏志》卷一六。《全宋文》卷三九九九,胡舜中,第182册,第303页。
    1 《南轩集》卷一〇。又见《鄂西文载》卷三七,《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〇三,光绪《临桂县志》卷五。《全宋文》卷五七四〇, 第255册,第372页。
    1 清康熙《建阳县志》卷一《地舆·山溪》。
    1 根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此诗《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西山”条下题作《西山卜居诗》。诗中称“西山西”,崇泰里寒泉坞正在西山之西,云谷则在西山之东,故其指寒泉精舍而非指云谷晦庵甚明。且云谷非卜居之地,至淳熙一年始有灭景此山之意(见《云谷记》),与此诗不合。自朱熹卜居屏山至乾道六年建寒泉精舍为二十七年,“三十秋”盖虚数。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第884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389页,该书还于此专门插放了《太保相宅图》。
    3 事实上,生活的便利等,始终是朱熹阳宅卜所奉行的主要原则。如《与籍溪胡原仲先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全宋文》卷五四九八,朱熹七一,第245册,第332—333页):“但闻其家欲居泰宁,似非良计。然伯修乐之,人不得而问也。熹初与元履褚人议,以为居建阳—则便于坟墓,二则便于讲学,三则便于生事,言之甚祥,未有见从之意。窃惟范丈平日教悔之谊,末敢默然,故敢复言于左右。”;又如《与刘平父》(《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七。《全宋文》卷五六零三,朱熹一七六,第250册,第27-28 页):“前此某尝妄发卜居之议,未有定论。既而闻居泰宁之意甚决,且谓劝居建阳者皆挟党徇私,其说乖悖,不知主主倡此说,真贼伯修昆仲者也。夫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宁,见于书札者非一。况启手足之际,又有道学失传之叹,不属意可知矣。令纩息未定而异议纷然,不顾义理之所安,妄言同异,虽其意谓范丈为不复有知,其如议理,有出于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观也。胡丈之旨不约而同,幸持以示修崇,老仆之言今可思末?二公赙金尚在胡丈许,某不晓求田事,诸公已属元履矣。当于建阳近慕买田,则建阳不忧食不足,断然可居无疑。况近三世之坟墓,而范丈之门人子弟布满左右,伯修兄弟动息必闻,小有过失,必有交谒而更谏之者,其于范氏门户久长之计,岂不优于入泰宁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坟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则伯修兄弟今日之计不患于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修,为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论此。某月末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议之责,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复有意启口,偶因胡丈之言,复发其狂。”
    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全宋文》卷五六八六,第253册,第207页。
    1 民国《建阳县志》卷二《山川》。
    2 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山川》。
    3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4 [宋]朱熹撰,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4月。
    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七八。又见《方舆胜览》卷一一。《全宋文》卷五六五三,第252册,第55页。
    1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5页。
    2 民国《建阳县志》卷三《名胜·园宅》。
    3 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七八《轶事·建宁府》。
    4 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山川·建一县》。
    1 《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七。《全宋文》卷五六〇四,第250册,第35页。
    1 《朱熹集》卷八十六,《全宋文》卷二六三,朱熹二六三,第253册,第286页。
    2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二。《全宋文》卷五五四九,朱熹一二二,第247册,第336页。
    3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五。《全宋文》卷六五六O,第288册,第470页。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二。又见《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卷六九,《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二。《全宋文》卷五五四九,朱熹一二二,第247册,第336页。
    1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一。《全宋文》卷五五四六,朱熹一一九,第247册,第282页。
    2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三。《全宋文》卷五六八四,朱熹二五七,第253册,第178页。
    3 《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一。《全宋文》卷五五四六,朱熹一一九,第247册,第287页。
    4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五。《全宋文》卷六五六〇,第288册,第470页。
    1 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学校》;明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
    2 《晦翁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五。《全宋文》卷五六〇一,朱熹一七四,第249册,第383页。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五。《全宋文》卷五六一三,第250册,第193页。
    1 《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八六六。[宋]朱熹撰,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4月。
    2 《朱子实纪》卷七《书院·武夷书院》。朱杰人,严佐之等主编;朱熹撰:《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 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6月,第787-789页。
    2 《四朝闻见录》记载:《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考异》曰:“刘德秀仲洪……为大理司直,会治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止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止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 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刘知二人之不吾顾也,亦移席别坐。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顾,厉声而前,日:‘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乃升阶力辩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决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刘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则独立阶偶(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阶隅’,是),默不发语。留相忽顾之曰:‘君意如何?’刘揖而进日:‘不问不敢对,小子何敢自隐?某少历宦途,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历览尽矣。山水之秀,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况国步多艰,经费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诸公复向赵汝愚第议之。至客次,二人忽视刘曰:‘年丈何必尔耶?’刘对曰:‘愚见如此,非敢异也。’既而刘辨之如初,易地之议遂格。刘因自念曰:变色而离席,彼自为道学,而以吾为不知臭味也。虽同年,如不识矣。至枢府而呼年丈’,未尝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负所学矣。而求私援故旧,则虽迁易梓宫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为也?曰曾曰詹曰叶,皆以道学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伪徒也,谓之‘伪学’何疑!末儿,刘迁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学者而尽逐之。‘伪学’之名自此始。刘之帅长沙也,亲为昺言甚详,特记其颠末如此……昺字明远,姓乐氏,湘中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152页)
    1 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6月,卷九,第784页。
    2 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6月,卷九,第786页。
    3 林振礼:《朱熹选择人居环境的文化意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总第168期),第104页。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388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全宋文》卷五六八九,朱熹二六二,第245册,第257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全宋文》卷五六八九,朱熹二六二,第245册,第257页。
    1 戚珩、丹宇:《景观建筑学、生态建筑学与风水理论辨析》,载王其亨等著:《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307页。
    2 《南宋文绿绿》卷一一。《古今游名山记》卷一二,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全宋文》第216册,第226页。
    1 [宋]方勺撰,许沛藻等点校:《泊宅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四,《杨府水渠》,中华书局,1983年版。
    1 [宋]毕仲询撰:《幕府燕闲录》,《说郛》(委宛山堂本),弓四十一。
    2 《全宋文》卷四七八三,韩元吉一,第215册,第291页。
    3 《南涧甲乙稿》卷一五。又见《永乐大典》卷三五二五,康熙《广信府志》卷一零,道光《上饶县志》卷三一。《全宋文》卷四七九七,韩元吉一五,第216册,第193页。
    4 《渭南文集》卷三八。又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〇。《全宋文》卷四九五一,第223册,第242页。
    1 《南轩集》卷二三。《全宋文》卷五七二四,第255册,第83页。
    2 《杂著述》卷七。《全宋文》卷五一五九,周必大一四六,第232册,第18、20、22贞。
    1 《杂著述》卷六。《全宋文》卷五五八,周必大一四五,第231册,第372、374、381页。
    1 嘉庆《临桂县志》卷五。又见《桂胜》卷四。《全宋文》卷四七六〇,第214册,第276页。
    2 《水心文集》卷九。又见《黄氏日钞》卷六八。《全宋文》卷六四九二,第286册,第76页。
    1 《竹坡类稿》卷一。又见《新安文献志》卷八,嘉庆《夥县志》卷七。《全宋文》卷七二四,第315册,第70页。
    2 《栾城第三集》卷五。又见《东坡事类》卷九。《全宋文》卷二〇三七,第93册,第361页。
    1 《全宋文》卷一五五五,范纯仁二,第71册,第299页。
    1 旧题黄帝撰:《宅经》,卷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 旧题黄帝撰:《宅经》,卷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 旧题黄帝撰:《宅经》,卷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 旧题黄帝撰:《宅经》,卷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 [宋]黄妙应着:《博山篇》,《论阳宅》,载周文铮、王拯驹、钟琳、李乃龙注译:《地理止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六。《全宋文》卷五六八九,朱熹二六二,第253册,第257页。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六。《全宋文》卷五六八九朱熹二六二,257页,253册。
    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六。又见民国《同安县志》卷四。《全宋文》卷五六九O,朱熹二六三,第253册,第257页。
    1 如何认定“风水信仰”,本身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韩明士在《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中说:“当然,使用‘信仰’(believe)这个词也易引起其他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词在西方,特别是基督教以外的语境下并不合适。他们认为这是对信仰语汇的滥用,并怀疑人们在其他地区找不到它。其他人可能会说,我们涉及的人只是简单地知道我们称之为‘信仰’的东西时,‘信仰’是误用。如果将这种观点加以引中,说中国人信奉孝敬父母是人的主要义务,便是将一种不属于他们的态度加在他们身上,因为这种态度知道可以信奉其他东西。最后,人们或许会说,中国宗教根本与精神上的虔信教理无关,无论称之为信仰、知识或其他东西,它只是正确的言行方式而已。当我说中国人‘信仰’神祗,我用的完全是该词的大致意思:一些中国人如果有被入询问,可能会说世上有某某神,做过某某事,他(或她)能听到民众的祈祷,享用祭品,他是某个人物或某种力景,可根据它的行为去推测。我不想说任何特殊‘信众’感受的可靠程度,无论他只是更‘信’,或者更‘了解’,或者只是简单地‘希望’或‘发誓’。”受此启发,是否可以说,朱熹在《上梁文》中表达的,可能就是一种介乎“希望”与“信”之间的态度。([美]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2 朱熹:《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这是2002年新发现的一篇文献。福建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林振礼认为,这一文献的前半部分为朱熹原文,后半部分为后人伪托。参见林振礼:《朱熹风水观与闽南民俗》,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第975-997页。
    1 林振礼:《朱熹风水观与闽南民俗》,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7页。
    1 刘祥光:《两宋士人与卜算文化的成长》,收入蒲慕州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麦田出版,2005年。
    1 王珂:《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9-10页。
    2 据魏时应修、张榜纂:《万历建阳县志》卷一“舆地志”载,该县有白塔山,其山亦跨崇安境。显然胡氏此处断句有误,当作“崇安有仙亭峰、白塔仙洞等胜迹”。参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31册,第601页。
    3 陈元靓:《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见《中国古代典籍十讲》,第160页。
    1 王珂:《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12页。
    2 王珂:《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15页。
    1 载《岁时广记》书首,见《从书集成初编》史部,第179册,第1页。
    1 明代刻本《鲁班营造正式》卷六。
    2 林振礼先生认为,“玉尺”即是形容“玉尺井”的美名,同时也包含营建尺度方面的吉凶观念和操作规矩。(林振礼:《朱熹风水观与闽南民俗》,闽都文化研究,20004年第2期)
    1 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史华慈这里引述的是弗里德曼的《论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观点。关于这一点,史华慈本人也有‘段较长的分析。他说:在研究堪舆术的时候,弗里德曼把根据抽象的相关性宇宙论所作的解释归结为共同宗教的精英版本,而把根据鬼神实体所作的解释归于共同宗教的民间版本。尽管从总体上讲我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即邹衍和董仲舒的那种相关性宇宙论有可能起源于高层文化,但是,对于认为它根本没有渗透到民间文化中的看法,我持保留的态度。就像神灵世界的官僚制喻象一样,在历史进程之中,相关性宇宙论的范畴逐渐吸收到了民间文化的结构中(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是零碎的),在堪舆术、医药、算命术、星占术以及其他的日常生活关怀中,它们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阴阳和五行并没有从民间宗教的话语中消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为精英与民间所共享的许多信仰提供了一种(解释性的)“理论”。(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4页)
    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全宋文》卷五四三四,朱熹七,第243册,第123页。
    1“核心诉求”的两句话, 化用白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这篇论文是近30年来有关地理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博士论文之一。作者虽然在正文中安全未曾涉及到宋代风水研究(但他特别关注到朱熹对地图学的高度兴趣;也关注到在地理著作中,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名目“名山福地”,说明这在宋代已成为一个公共常识),但《后记》中的一段话,却对“风水”与“地理”的关系做了极其到位的分析:在宋人的观念中“地理之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在相当的程度上后世所谓的“风水”更多地被称呼为“地理”,宋人所谓某人有地理之学,其所指往往是相阴阳二宅之术,而不是王朝疆域地理或其他今人所理解的地理书。如何止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无论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还是各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文化复辟和招魂行动,都与那个时代的理解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批判和拥护的双方,对于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在古代社会的基本而日和状况都存在着相当的误解。而地理学,无论是今天还是古代,其基本命题的核心都在于如何了解这个大地上所生长的万物,以及如何让人及其社会在这个生长万物的大地上安居。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学科体系下的地理学,以及古代王朝的舆地之学,讲求的是可知的地理认知方式,而图宅术则更多地纳入并祈求各种神秘因素的不可知方式。但是两者所试图解决的问题都包含了上至朝廷,下至家庭的各种社会地理问题,实不可等闲视之。
    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1-359册,共计834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1-27册,共收朱熹全部著作25种,另附佚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1-8册,共140卷,中华书局,1986年。(本文未使用《朱子全书》中的《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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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清]叶泰(九升)集:《山法全书》(家藏本),印行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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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王玉德:《试论中华风水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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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廖咸惠:《宋代的士人、风水与地理师》,论文宣读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立场学术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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