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泉州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
摘要
元代泉州(刺桐)是景教和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中心之一,有着丰富的宗教遗存。20世纪初以来,在泉州北门、东门等古城墙及其附近地段不断发现雕刻有十字架、天使、莲花、云纹等精美图案的基督教墓碑和墓盖石,上面雕刻着叙利亚文、回鹘文、八思巴文、汉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图像特殊而造型丰富,同时反映了几种不同的文化来源,为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通过一一解析泉州基督教石刻的图像符号,并与中国新疆、内蒙古、西安、洛阳、扬州等地以及中亚、西亚的相似物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本土的与外来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等各种元素的交织与融合,也反映了泉州基督教不是简单地适应当地文化,而是选择与基督教教义相符的元素进行图像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与文化元素的特殊混合体。这种多元融合的图像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基督教在泉州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寻求社会认同的产物。
Quanzhou (Zaitun) in Yuan Dynasty is one of the Missionary centers of Nestorianism and Catholic in East. Many discoveries of the Christian tombstones have been made in East Gate and North Gate of Quanzhou and nearby regions since the early20th century. These Christian tombstones are engraved with very delicate designs such as Cross, angel, lotus and cloud, and with many language and scripts such as Syriac, Basiba,.Chinese, Uighur, Lati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hristian tombstones which is special and rich in designs, and reveals different culture sources, has confirmed the convers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and belifes.
Research o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hristian tombstones, and compare with those found in Xinjiang, inner Mongolia, Xi'an, Luoyang, Yangzhou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West Asia, then one could see that different culture elements including indigenous or foreign culture, and Christian or other religion culture affected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community of Quanzhou Christian selected centain aspects of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and adapted them to suit a Christian purpose and interpretation, but they did more than simple adapt them. The community of Quanzhou Christian created a special blend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to produce the inconography which was unprecedented at the time. In a word, the multicultural combinations is the adaptation of Christian in local environment.
通过一一解析泉州基督教石刻的图像符号,并与中国新疆、内蒙古、西安、洛阳、扬州等地以及中亚、西亚的相似物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本土的与外来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等各种元素的交织与融合,也反映了泉州基督教不是简单地适应当地文化,而是选择与基督教教义相符的元素进行图像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与文化元素的特殊混合体。这种多元融合的图像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基督教在泉州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寻求社会认同的产物。
Quanzhou (Zaitun) in Yuan Dynasty is one of the Missionary centers of Nestorianism and Catholic in East. Many discoveries of the Christian tombstones have been made in East Gate and North Gate of Quanzhou and nearby regions since the early20th century. These Christian tombstones are engraved with very delicate designs such as Cross, angel, lotus and cloud, and with many language and scripts such as Syriac, Basiba,.Chinese, Uighur, Lati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hristian tombstones which is special and rich in designs, and reveals different culture sources, has confirmed the convers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and belifes.
Research o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hristian tombstones, and compare with those found in Xinjiang, inner Mongolia, Xi'an, Luoyang, Yangzhou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West Asia, then one could see that different culture elements including indigenous or foreign culture, and Christian or other religion culture affected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community of Quanzhou Christian selected centain aspects of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and adapted them to suit a Christian purpose and interpretation, but they did more than simple adapt them. The community of Quanzhou Christian created a special blend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to produce the inconography which was unprecedented at the time. In a word, the multicultural combinations is the adaptation of Christian in local environment.
引文
[1]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12“福州路·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08页。
[2]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3]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口述,(摩洛哥)伊本·朱甾笔录,李光斌翻译：《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542页。
[4]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 庄为玑、庄景辉、王连茂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2] 王连茂：《“泉州学”与海交史研究刍议》,《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页。
[1] 杨钦章：《泉州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3页。
[2] (英国)阿·克·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原著于1930年出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 黄夏年：《汉文史料与世界宗教研究——读<中国景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第92页。
[4]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2]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
[3] 杨钦章：《泉州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六期；《“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泉州市志通讯》1988年第1-2期合刊；《南中国“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元代泉州天主教遗迹和遗物》,《中国天主教》1991年第5期；《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 杨钦章、何高济：《对泉州天主教方济各会史迹的两点浅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1983年第8期；《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
[1] 林悟殊：《泉州“摩尼教墓碑石”为景教墓碑石辨》,《文物》1988年第8期。
[2] 林金水：《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2-513页。
[3] 志诚、叶道义：《泉州发现也里可温吴咹哆呢嗯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叶道义、志诚：《泉州再次发现八思巴文基督教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 林英乔：《一方泉州女信徒的古基督教墓碑考析》,《泉州文博》,福建省泉州市博物馆编1996年元月。
[5] 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 唐宏杰：《泉州德济门出土宗教石刻浅析》,《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2] 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 牛汝极：《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教(景教)墓碑研究》(与法国学者哈密屯(James Hamilton)合著),《学术集林》卷5,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泉州叙利亚-回鹘双语景教碑再考释》,《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泉州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福建泉州景教碑铭的发现及其研究》,《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 (澳)兰斯·埃克尔斯(Lance Eccles)、马耶拉·弗兰茨曼(Majella Franzmann)、刘南强(Samuel N.C.Lieu)合撰,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 (英)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 (澳)肯·帕里撰,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 李玉昆、杨钦章、陈达生：《泉州外来宗教文化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4] 吴幼雄：《元代泉州两方基督教(景教)墓碑研究——多元一体化的典范》,《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66--489页。
[1] 牛汝极：《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 (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3] 转引自曹意强：《艺术与历史》,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1]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2] 邱树森：《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第109页。
[3]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7页。
[1] 佐伯好郎与江上波夫的观点,转引自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
[2]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8页。吴文良的这段引述与郝镇华于1984年翻译的《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在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大意一致,具体详见该书的第91-93页。
[3] 具体考证见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
[4] 具体考证见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
[5] 泉州基督教石刻有几件属于清代的遗物,不在讨论范围。
[6]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4-161页；(澳)
兰斯·埃克尔斯等人撰,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8-105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416页。
[2] 转引自杨钦章：《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第82页。
[1] 参见杨钦章：《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志诚、叶道义：《泉州发现也里可温吴咹哆呢嗯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3,“礼部卷6·也里可温教”,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3页。
[3]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4]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页。
[1] 张国刚、吴莉苇：《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
[2]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页。
[3]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8--220页。
[1]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1页。
[2]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0页。
[3] 杨钦章、何高济：《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1983年第8期,第70页。
[1] 张炼：《试述蒙元时期的畏兀儿》,《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55页。
[2] 罗贤佑：《畏兀儿文化与蒙古汗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第30页。
[3] 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32-33页、35页。
[1] 转引自杨富学：《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事辑》,《宗教与民族》(第二辑)2003年7月,第161页。
[2] (澳)兰斯·埃克尔斯、马耶拉·弗兰茨曼、刘南强合著,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0页。
[1]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1]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2]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4] 邱树森认为汪古部的族源是突厥人、回鹘人,见《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周清澍认为汪古、回鹘同源,都是语言互通的突厥人,见《汪古部事辑》,《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8月。
[1]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8年,第12-13页。
[2] 周清澍：《汪古部事辑》,《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8月,第202页。
[3]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4] 施玉宇、高歌、王鸣野编著：《亚美尼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1] 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59页。
[2] (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4页。
[3] (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5页。
[4] (苏)A·F·加尔斯特扬、陈弘法译：《论有关蒙古人的亚美尼亚文史料》,《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1期,第20页。
[5] 菲利普·马斯登著、郑明华译：《交会的所在——追寻亚美尼亚人的踪迹》,台北：马可波罗文化出版1998年,第13页,。
[6]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1] (意)雅各·德安科纳著、(英)大卫·塞尔本编译：《光明之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166-167页。
[2] (意)雅各·德安科纳著、(英)大卫·塞尔本编译：《光明之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167页。
[3] (德)特萨·豪夫曼、张振国译：《亚美尼亚侨民的历史与现状》,《民族译丛》1988年第1期,第62页。
[4] 廖旸编著：《亚美尼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1] Shirley Hew,Cultures of the World:Armenia, Tines Editions Pte Ltd (Singapore),1997, P27.
[2] 廖旸编著：《亚美尼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3] 施玉宇、高歌、王鸣野编著：《亚美尼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4]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人译、何兆武校：《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8页。
[5] 耿昇、何高济译：《伯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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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玉昆：《外国人在泉州泉州人在海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2] 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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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5页。
[5] 耿异、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
[6]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
[7] 《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
[1]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影避·休遮护当差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4页。
[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4,列传第21“阔里吉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62页。
[3]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第1018页。
[4] (清)怀荫布总裁：《泉州府志》卷27,文职官下“惠安县达鲁花赤县尹”,泉山书社民国16年乾隆版补刻本影印。
[1]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7页。
[2] 转引自张国刚、吴苇莉：《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
[3] 邱树森：《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第111页。
[4] 陈高华点校：《元典章》卷33,礼部卷6“也里可温教”,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3页。
[5] 转引自马建春：《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第75页。
[6]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1] (澳)兰斯·埃克尔斯、马耶拉·弗兰茨曼、刘南强合撰,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7页。
[2] 马建春：《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第76--77页。
[1] (瑞典)多桑著：《多桑蒙古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150页。
[2]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页。
[3] 徐小虎：《关于13--14世纪刺桐(泉州)的外文资料——对方济各会修士信函的初步看法》,《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46页。
[1]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2]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纪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3]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1]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2]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3]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1]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2]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1页。
[3] (澳)肯·帕里著,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4页。
[1]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60页。
[2] 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7页。
[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1]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2]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1] 林金水：《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3页。
[1]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18页。
[2] (葡)阳玛诺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http://jesus.tw/Nestorian-Stele。
[3] 李九功：《励修一鉴》下卷,第9页。手抄本。转引自林金水：《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506页。
[1] (葡)阳玛诺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http://jesus.tw/Nestorian-Stele.
[2] (葡)阳玛诺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http://jesus.tw/Nestorian-Stele.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1]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2] 转引自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载《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6页。
[1] (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页。
[2] 李金明：《Zaitun与泉州的丝绸生产》,《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英)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7页。
[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2] 张玉金：《从符号学角度浅析“十字架”的宗教象征》,《美与时代》,2005年第8期,第44页。
[3] 转引自马延岳、乔晖：《基督教美术中的十字架图式符号》,《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 张玉金：《从符号学角度浅析“十字架”的宗教象征》,《美与时代》,2005年第8期,第45页。
[1] (澳)肯·帕里撰,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7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2]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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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拉伯)马苏第、耿昇译：《黄金草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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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玄奘撰,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卷11“波剌斯等三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5-276页。
[5]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2页。
[6] 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第86页。
[7] 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009年,第128页。
[1] 转引自阿朝东：《从青海出土文物浅析隋唐时期联珠纹饰的盛行及衰微》,《文博》2010年第3期,第74页。
[2] 陈彦姝：《六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联珠纹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第81页,。
[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4] 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5] 杨钦章：《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3页。
[1] (澳)肯·帕里：《刺桐基督教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8页。
[2] 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1] 廖旸编著：《亚美尼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2] (英)埃德加·普雷斯蒂奇编,林中泽等注译：《骑士制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3页。
[3] 傅宏基编著：《图解基督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80、81页。
[4] 张文、余雁：《马耳他为远古文明喝彩》,《旅游》2003年第4期,第10页。
[1] (法)伯希和撰、冯承均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2008年第3版,第1-2页。
[2]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第1017页。
[3] 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08年,第7页。
[4] 卓新平：《十字架的象征意义》,《中国宗教》1995年第3期,第49页。
[1] 李永斌《十字架的由来与演变》,《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第38页。
[2] 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03-105页。
[3] Buddde Cross:http://www.seiyaku.com/customs/crosses/budded.html以及贾君卿：《作为文化符号的“十字架”及其入华之始的特征探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文库,2010年,第24页。
[4] 傅宏基编著：《图解基督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37页。
[1] (明)宋濂等撰：《元史》本纪第32“文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11页。
[1] 转引自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页。
[2]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5-406页。
[3]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大德”、“侍者”条。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9页。
[2]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一说为“壶门”,学者通过论证得出“壶门”为正确,见经明汉、刘文金：《传统家具文化文献中“壶门”与“壶门”之正误辨析》,《家具与室内装饰》2010年第7期。
[3]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
[1] 陈剑光：《中国亚述教会的莲花与万字符：佛教传统抑或雅利安遗产》,《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72页。
[2] 杨湘贤编著：《泉州东西塔雕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1] 《辞源》“华盖”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67页。
[2] 转引自丁宁：《伞、“华盖”和中国美术》,《浙江工艺美术》1999年第4期,第13页。
[3] 杨湘贤：《泉州东西塔雕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4] (澳)肯·帕里：《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9页。
[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 资料来源：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1] 杨钦章：《泉州印度教雕刻渊源考》,《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1] 具体事迹参见：《元史》列传第18“亦黑迷失”,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11“一百大寺看经记”,菽庄丛书第二种,(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2] (澳)肯·帕里(Ken Parry)著,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页。
[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9页。
[2] 徐雯：《中国云纹装饰》,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3]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页。
[4]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9页。
[5] 陈莉：《西汉云气意象及其美学蕴涵研究》,《文艺评论》2011年第6期,第16页。
(日)酒井敦子著,李静杰译：《南北朝时期的植物云气纹样》,《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第22页。
[1] 徐雯：《云纹的演绎与发展——中国传统装饰研究片断》,《饰》2000年第1期,第14页。
[2] 李砚祖：《装饰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5页。
[3] 薛雁：《明代丝绸中的四合如意云纹》,《丝绸》2001年第6期,第44页。
[4] 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墓葬中的天界表象——东亚的比较视野》,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第131页。
[1] 转引自谢群：《漂浮在丝绸之路上的祥云——宁夏须弥山石窟云纹图饰研究》,《美术大观》,2010年第8期,第29页。
[2] 转引自(日)酒井敦子,李静杰译:《南北朝时期的植物云气纹样》,《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第25页。
[1] 杨钦章、何高济：《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第8期,第66页。
[2] (清)怀荫布总裁：《泉州府志》卷65“方外”,泉山书社民国16年乾隆版补刻本影印。
[3] 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1] 转引自李玉昆：《道教神仙信仰在泉州》,《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2003年11月,第294页。
[2]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3] (英)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9页。
(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7“方域志·灵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167页。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0页。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1页。
[2] (英)约翰·福斯特,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9-110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图A261、图B66.3。
[2]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0-431页。
[3] 马坚译：《古兰经》第29章卷2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1] (伊朗)萨义德·侯赛因·纳速尔著,王建平译：《伊斯兰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2] 杨桂萍：《阿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与共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第53页。
[3] 杨桂萍：《阿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与共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第54页。
[4] (美)哈维·寇克斯著,孙尚杨译：《基督宗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1]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1] 转引自龚云表编著：《诗心舞魂——中国飞天艺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19页。
[1] 张乃翥：《跋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 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 转引自周晶：《拜占庭时期的宗教绘画》,《美术观察》2012年第5期,第114页。
[2] (美)托马斯·F·马太著,卢峭梅译,王炼、卢越校：《拜占庭艺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
[3] 赵声良：《敦煌石窟北朝菩萨的头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16页。
[4] 何志国：《汉晋山形冠和锯齿纹含义探议》,《装饰》2008年第6期,第110页。
[1]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页。
[2] 阿迪力·阿布力孜编著：《新疆古代服饰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78“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39页
[4]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4-106页,140-141页,179页。
[5]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6]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1] (意)康马泰著,毛民译：《萨珊艺术之最新考古发现与丝路胡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第47页。
[2] 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下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版,第300页。
[4] 叶娇：《帔子·领巾·披帛——略论唐五代宋初女式披巾的称名》,《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第126页。
[1] 潘建华：《中国云肩考析》,《戏剧艺术》2007年第6期,第86页。
[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78“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40页。
[3] (澳)肯·帕里著,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页。
[4] 赵声良：《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1]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瞿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 (英)马克·奥康奈尔、(英)拉杰·艾瑞著,余世燕译：《象征符号插图百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1] 陈雪静:《迦陵频伽起源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9页。
[1]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第1019页。7、8号墓碑指的是泉州出土的两件四翼趺坐天使石刻。
[1] 杨言洪：《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初探》,《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1期,第21页。
[2] 高火编著：《古代西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9-109页。
[3] 胡江：《亚述艺术中的守护精灵》,《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第16页。
[1] 胡江：《亚述艺术中的守护精灵》,《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第17页。
[2] 胡江：《亚述艺术中的守护精灵》,《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第17页。
[3] 高火编著：《古代西亚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5-171页。
[4] (美)A.T.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顾国梅译：《波斯帝国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80-81页。
[1] E·纳比著,曾强译：《亚述人》,《民族译丛》1989年第1期,第71页。
[2] 周燮藩主编：《犹太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6-177页。
[1] (英)M.奥康奈尔、L.艾瑞著,余世燕译：《象征符号插图百科》,汕头大学出版社,第133页。
[2]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461页。
[3] 约翰·福斯特撰、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15页。
[1] 艾尔森(T. Allsen):《蒙古帝国的商品交换：伊斯兰纺织品的文化历史(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1997),第三章。
[2] 关于这一术语可参考S. Brock:《“景教”教会：一个令人悲叹的误称(The "Nestorian"Church:a lamentable misnomer)》, J.F. Coakley和肯·帕里编：《东方教会：生命与理念(The Church of the East:Life and Thought)》,《曼彻斯特市约翰·赖兰德大学图书馆期刊(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78.3(1996),第23-35页。
[3] P. Jackson译：《罗伯鲁克东游记1253-1255(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哈克路特学会(London 1990),第213页。
[1] D.M. Farquhar:《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政府：参考指南(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A Reference Guide)》 (Stuttgart 1990),第157页。
[2]休·克拉克(H.R. Clark):《10至13世纪泉州文化与形态学上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Muslims and Hindus in the Culture and Morphology of Quanzhou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6.1(1995),第49-74页。
[3] H. Yule和H. Cordier《东域纪程录丛》卷3,第102页。
[4] J. Dauvillier,'Quelques temoignages litteraires et archeologiques sur la presence et sur le culte des images dans 1'ancienne eglise chaldeenne', L'Orient syrien 1(1956)297-304, repr:Historie et institutions des Eglises orientales au Moyen Age(London 1983)IX.
[1] 见笔者的著作：《8-9世纪拜占庭图像的思考(Depicting the word:Byzantine Iconophile Thought of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Leiden 1996)。
[2] 见E. Delly:"Le culte des saintes images dans l'eglise syrienne orientate", L'Orient Syrien 1(1956)291-96以及笔者的文章《东方教会的天使：来自中亚与中国的印证(Images in the Church of the East: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and China)》,载《东方教会：生命与理念》,第143～162。
[3] See Mingana Syriac 369Zcc dated 1480 in A. Mingana, Catalogue of the Mingan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vol.1. Syriac and Garshuni Manuscripts(Cambridge; 1933). Also C.Chaillot, Role des images et veneration des icones dans les eglises orthodoxes orientales(Geneva 1993)88-95.
[4] 见日本僧侣圆仁亲眼所见的描述,E.O. Reischauer译：《圆仁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New York 1955),第382页。
[5] 见刘杨：《道教图象学来源(The Origin of Daoist Iconography)》, Ars Orientalis XXXI(2001),第31～64页
[6] L. Frederic, Buddhism. Flammarion Iconograhic Guides(Paris 1995)270.
[7] 见P. Y. Saeki:《中国的景教文献与遗迹(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第
[1] 见P.G. Moore:《基督教图像学中的十字架与宝石十字架(Cross and Crucifixion in Christian Iconography)》, Religion Ⅳ (1974),第104～113页。
[1] H. Belting, The Image and Its Public:Form and Function of Early Paintings of the Passion(New Rochelle 1990); M.B. Merback, The Thief, the Cross and the Wheel:Pain and the Spectacle of Punishment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London 1999).
[2] 朱利安·诺威奇(Julian of Norwich):《启示(Showings)》,载E. Colledge和J. Walsh编译：《西方宗教古典文学(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 1978),第193页。
[3] 肯·帕里等人编：《布莱克威尔东方基督教词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Theophaschite formula"。1445年以来,这个专业术语"Chaldean"已在东方叙利亚以及罗马的天主教堂中使用,见J. M. Fiey:"Comment l'Occident en vint a parler de'Chaldeens'?",载《东方教会：生活与理念》,第163-170页。
[4] J. Leroy, Les manuscrits syriaques a peintures 2 vols(Paris 1964); J. A. Lerner, Christian Seals of the Sasanian Period(Leiden 1977).
[1] H. Yule和H. Cordier,《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卷3,第218页。
[2] Ken Parry, The Stone Crosses of Kerala, TAASA Review, The Journal of the Asian Arts Society of Australia 14/2(2005)10-12.
[3] 见I. Gillman和克林凯特(H.-J.Klimkeit);《1550年前的亚洲基督教(Christians in Asia before 1500)》(Ann Arbor 1999),书中图13的图片说明文字表明这是一个在Kottayam附近发现的十字架。所谓的南印度“波斯十字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拉丁十字架(high crosses),见C. G Cereti等人撰：《圣·托马斯十字架及其相关问题:碑铭调查与前期研究(The Problem of the Saint Thomas Crosses and Related Questions:Epigraphical Survey and Preliminary Research)》,《东西方(East and West)》52(2002),第285～310页。
[1] 《重返“光明之城”》,第121-122页。
[2] 见《1550年前的亚洲基督教》图32。关于吉尔吉斯坦出土的墓碑,可参考W.Klein的文章：Das nestorianische Christentum den Handelswegen durch Kyrgystan bis zum 14.Jh,《丝绸之路研究三(Silk Road Studies Ⅲ)》 (Turnhout 2000).
[3] 参考盖山林：《阴山汪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1),以及D.Mart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as North of Kuei-Hua Suiyuan",《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3(1938),第232-249页,见插图。
[1] J.Beckwith《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艺术(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Art)》 (Harmondsworth 1979),图33：J. Lowden《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艺术(Early Christian and Christiantine Art)》(London 1997),图44:R, Mepisashvili与V. Tsintsadze合撰：《古乔治亚王朝风格艺术(The Arts of Ancient Georgia)》 (London 1979),第80页。
[2] J. Broadman:《东方教会之古典艺术(Classical Art in Eastern Translation)》, The Seventeenth J.L. Myres Memorial Lecture(Oxford 1993)图13。在阿富汗哈打(Hadda)遗迹中亦可见手持花环的双翼天使,见S. Gaulier等人著：《阿富汗与中亚的佛教Buddhism i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第二部分,Iconography of Religions XⅢ14, (Leiden 1976)图103。
[1] M. Hallade,'The Ornamental Veil or Scarf', East and West 15(1964-65)36-49; also K. Tanabe, 'The Goddess of Night in the Gandharan Great Departure Scene of Siddharth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1997/98)213-32.
[2] 《天主教修士威廉·罗伯鲁克出使记(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Rubruck)》,第88～89页；L. V. Clark:《<东方行记>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单词(The Turkic and Mongol words in William of Rubruck's Journey)(1253-1255)》,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3.2(1973),第181～189页。见L. Olschki:《吉约姆·布歇：可汗大帝宫廷中的法国艺术家(Guillaume Boucher:A French Artist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s)》 (Baltimore 1946),图1。
[3] S.Cammann, 'Symbolism of the Cloud Collar Motif',The Art Bulletin 33(1951)1-9。
[1] 杰西卡·罗森(J. Rawson)《中国的装饰：莲与龙(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London 1984),第133页。
[2] 《敦煌石窟精品(Treasures of Dunhuang Grottoes)》 (Polyspring Publishing 2002),第231页。
[3] 《元史》(中华书局：北京,1976)第78章,第1940页。又可见《金史》(中华书局：北京,1975)第43章,第980页。在查找和翻译这些章节中,兰斯·埃克斯博士给予极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4] 艾尔森：《蒙古帝国内的商品交换》,第44-45页。
[5] 《布莱克威尔东方基督教词典》,“Deesis”。
[6] 《天主教修士威廉·罗伯鲁克出使记》,第189页。这种仪式仍存在今日的东方教会中。
[7] 《元史》第43章,第918～919页。以金代为例,可见周汛和高春明合撰的书《中国历代妇女装饰》(联合出版社：香港,1988),第236页。
[8] M. Bussagli《中亚绘画艺术(Central Asian Painting)》 (London 1978),第33页。
[9] 《刺桐双塔》图42。
[10] 《刺桐双塔》图37。
[1]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图31。
[2] 见W. Baum和D. W. Winkler合著：《东方教会简史(The Church of the East:A Concise History)》(London 2003),图3.1。
[3] M.S. Ipsiroglu:《蒙古绘画与文化(Painting and Culture of the Mongols)》 (London 1967),插图24。这个时期的许多插图所显示的天使下衣末端有火焰冒出,见E. Esin:《14至16世纪的巴克斯(译者注：突厥语,意为故事者,引申为传播者)：中亚地区圣经艺术中前穆斯林传统的大师们(The Bakhshi in the 14th to 16th Centuries: The masters of the Pre-Muslim tradition of the Arts of the Book in Central Asia)》,载B.Gray编：《中亚圣经艺术(The Art of the Book in Central Asia))) (Paris and London 1979),第281-294页。
[4] 见L. Arnold:《王室礼物与教皇珍宝：方济各会到中国以及对西方艺术产生的影响(1250-1350)(Princely Gifts and Papal Treasures: The Franciscan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he West, 1250-J350)} (San Francisco 1999),图10-14,第20～28页。比起"Vilioni",人们更多的将该教名读作"Yilioni",见黄时鉴：《<光明之城>伪书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冬),第45-57页。
[1] 《刺桐双塔》图70b。
[2] 《刺桐双塔》图37
[3] 见Saeki:《中国景教文献与遗迹(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黑白图408,以及R. Whitfield与A. Farrer合著：《千年佛教石窟：丝路上的中国艺术(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London 1990),图8；同时参考最近出版的由S. Whitfield主编：《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与信仰(The Silk Road: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London 2004),第124页。
[4] 艾尔森：《蒙古欧亚帝国的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2001),第147-151页。
1.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2.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08年。
3.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4.任继愈主编：《犹太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5.《中国美术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6.(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7.《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册),1980年(第2册),1982年(第3册),1983年(第4册)。
8.(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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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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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何志国：《汉代云气纹与神仙思想》,《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2010年10月
110.吴卫、廖琼：《汉代云气纹艺术符号探析》,《美苑》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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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陈莉：《西汉云气意象及其美学蕴涵研究》,《文艺评论》2011年第6期。
113.徐雯：《云纹的演绎与发展——中国传统装饰研究片断》,《饰》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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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毛丽娅：《道教和基督教的“出世”与“入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16.黄夏年：《汉文史料与世界宗教研究——<中国景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
117.马延岳、马新明、成磊：《佛教造像与莲花图式》,《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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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陆晓云：《莲花符号的审美样式与文化意蕴》,《艺术评论》2010年第12期。
120.阿朝东：《从青海出土文物浅析隋唐时期联珠纹的盛行及衰微》,《文博》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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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意)康马泰著,(英)毛民译：《萨珊艺术之最新考古发现与丝路胡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24.鲁闽、陈瑞雪：《云肩发展简考》,《饰》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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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美)海伦·迦登那著,毛君炎译：《中世纪的波斯艺术》,《世界美术》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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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温翠芳：《波斯珠宝商在唐土贸易试探》,《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31.张玉金：《从符号学角度浅析“十字架”宗教象征》,《美与时代》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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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贾君卿：《作为文化符号的“十字架”及其入华之始的特征探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文库,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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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徐中锋：《汉代文化核心区中的羽人形象》,《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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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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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E·纳比著,曾强译：《亚述人》,《民族译丛》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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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3]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口述,(摩洛哥)伊本·朱甾笔录,李光斌翻译：《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542页。
[4]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 庄为玑、庄景辉、王连茂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2] 王连茂：《“泉州学”与海交史研究刍议》,《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页。
[1] 杨钦章：《泉州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3页。
[2] (英国)阿·克·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原著于1930年出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 黄夏年：《汉文史料与世界宗教研究——读<中国景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第92页。
[4]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2]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
[3] 杨钦章：《泉州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六期；《“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泉州市志通讯》1988年第1-2期合刊；《南中国“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元代泉州天主教遗迹和遗物》,《中国天主教》1991年第5期；《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 杨钦章、何高济：《对泉州天主教方济各会史迹的两点浅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1983年第8期；《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
[1] 林悟殊：《泉州“摩尼教墓碑石”为景教墓碑石辨》,《文物》1988年第8期。
[2] 林金水：《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2-513页。
[3] 志诚、叶道义：《泉州发现也里可温吴咹哆呢嗯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叶道义、志诚：《泉州再次发现八思巴文基督教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 林英乔：《一方泉州女信徒的古基督教墓碑考析》,《泉州文博》,福建省泉州市博物馆编1996年元月。
[5] 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 唐宏杰：《泉州德济门出土宗教石刻浅析》,《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2] 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 牛汝极：《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教(景教)墓碑研究》(与法国学者哈密屯(James Hamilton)合著),《学术集林》卷5,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泉州叙利亚-回鹘双语景教碑再考释》,《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泉州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福建泉州景教碑铭的发现及其研究》,《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 (澳)兰斯·埃克尔斯(Lance Eccles)、马耶拉·弗兰茨曼(Majella Franzmann)、刘南强(Samuel N.C.Lieu)合撰,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 (英)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 (澳)肯·帕里撰,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 李玉昆、杨钦章、陈达生：《泉州外来宗教文化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4] 吴幼雄：《元代泉州两方基督教(景教)墓碑研究——多元一体化的典范》,《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66--489页。
[1] 牛汝极：《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 (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3] 转引自曹意强：《艺术与历史》,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1]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2] 邱树森：《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第109页。
[3]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7页。
[1] 佐伯好郎与江上波夫的观点,转引自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
[2]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8页。吴文良的这段引述与郝镇华于1984年翻译的《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在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大意一致,具体详见该书的第91-93页。
[3] 具体考证见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
[4] 具体考证见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教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
[5] 泉州基督教石刻有几件属于清代的遗物,不在讨论范围。
[6]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4-161页；(澳)
兰斯·埃克尔斯等人撰,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8-105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416页。
[2] 转引自杨钦章：《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第82页。
[1] 参见杨钦章：《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志诚、叶道义：《泉州发现也里可温吴咹哆呢嗯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3,“礼部卷6·也里可温教”,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3页。
[3]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4]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页。
[1] 张国刚、吴莉苇：《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
[2]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页。
[3]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8--220页。
[1]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1页。
[2]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0页。
[3] 杨钦章、何高济：《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1983年第8期,第70页。
[1] 张炼：《试述蒙元时期的畏兀儿》,《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55页。
[2] 罗贤佑：《畏兀儿文化与蒙古汗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第30页。
[3] 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32-33页、35页。
[1] 转引自杨富学：《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事辑》,《宗教与民族》(第二辑)2003年7月,第161页。
[2] (澳)兰斯·埃克尔斯、马耶拉·弗兰茨曼、刘南强合著,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0页。
[1]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1]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2]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4] 邱树森认为汪古部的族源是突厥人、回鹘人,见《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周清澍认为汪古、回鹘同源,都是语言互通的突厥人,见《汪古部事辑》,《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8月。
[1]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8年,第12-13页。
[2] 周清澍：《汪古部事辑》,《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8月,第202页。
[3]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4] 施玉宇、高歌、王鸣野编著：《亚美尼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1] 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59页。
[2] (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4页。
[3] (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5页。
[4] (苏)A·F·加尔斯特扬、陈弘法译：《论有关蒙古人的亚美尼亚文史料》,《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1期,第20页。
[5] 菲利普·马斯登著、郑明华译：《交会的所在——追寻亚美尼亚人的踪迹》,台北：马可波罗文化出版1998年,第13页,。
[6]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1] (意)雅各·德安科纳著、(英)大卫·塞尔本编译：《光明之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166-167页。
[2] (意)雅各·德安科纳著、(英)大卫·塞尔本编译：《光明之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167页。
[3] (德)特萨·豪夫曼、张振国译：《亚美尼亚侨民的历史与现状》,《民族译丛》1988年第1期,第62页。
[4] 廖旸编著：《亚美尼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1] Shirley Hew,Cultures of the World:Armenia, Tines Editions Pte Ltd (Singapore),1997, P27.
[2] 廖旸编著：《亚美尼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3] 施玉宇、高歌、王鸣野编著：《亚美尼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4]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人译、何兆武校：《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8页。
[5] 耿昇、何高济译：《伯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5页。
[6] 耿昇、何高济译：《伯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87页,中华书局,2002年。
[7] (英)阿·克·穆尔、郝镇华译：《一五五零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5页。
[1] 李玉昆：《外国人在泉州泉州人在海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2] 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6页。
[3] (瑞典)多桑著,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0页。
[4]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5页。
[5] 耿异、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
[6]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
[7] 《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
[1]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影避·休遮护当差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4页。
[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4,列传第21“阔里吉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62页。
[3]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第1018页。
[4] (清)怀荫布总裁：《泉州府志》卷27,文职官下“惠安县达鲁花赤县尹”,泉山书社民国16年乾隆版补刻本影印。
[1]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7页。
[2] 转引自张国刚、吴苇莉：《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
[3] 邱树森：《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第111页。
[4] 陈高华点校：《元典章》卷33,礼部卷6“也里可温教”,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3页。
[5] 转引自马建春：《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第75页。
[6]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1] (澳)兰斯·埃克尔斯、马耶拉·弗兰茨曼、刘南强合撰,李静蓉译：《刺桐叙利亚文基督教碑铭选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7页。
[2] 马建春：《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第76--77页。
[1] (瑞典)多桑著：《多桑蒙古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150页。
[2]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页。
[3] 徐小虎：《关于13--14世纪刺桐(泉州)的外文资料——对方济各会修士信函的初步看法》,《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46页。
[1]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2]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纪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3]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1]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2]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3]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1]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2]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1页。
[3] (澳)肯·帕里著,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4页。
[1]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60页。
[2] 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7页。
[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1]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2]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1] 林金水：《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3页。
[1]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18页。
[2] (葡)阳玛诺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http://jesus.tw/Nestorian-Stele。
[3] 李九功：《励修一鉴》下卷,第9页。手抄本。转引自林金水：《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506页。
[1] (葡)阳玛诺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http://jesus.tw/Nestorian-Stele.
[2] (葡)阳玛诺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http://jesus.tw/Nestorian-Stele.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1]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2] 转引自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载《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6页。
[1] (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页。
[2] 李金明：《Zaitun与泉州的丝绸生产》,《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英)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7页。
[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2] 张玉金：《从符号学角度浅析“十字架”的宗教象征》,《美与时代》,2005年第8期,第44页。
[3] 转引自马延岳、乔晖：《基督教美术中的十字架图式符号》,《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 张玉金：《从符号学角度浅析“十字架”的宗教象征》,《美与时代》,2005年第8期,第45页。
[1] (澳)肯·帕里撰,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7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2]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 (法)费琅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6页。
[2] (阿拉伯)马苏第、耿昇译：《黄金草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3] (北齐)魏收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4] (唐)玄奘撰,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卷11“波剌斯等三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5-276页。
[5]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2页。
[6] 杨钦章：《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海交史研究》1986年总第6期,第86页。
[7] 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009年,第128页。
[1] 转引自阿朝东：《从青海出土文物浅析隋唐时期联珠纹饰的盛行及衰微》,《文博》2010年第3期,第74页。
[2] 陈彦姝：《六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联珠纹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第81页,。
[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4] 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5] 杨钦章：《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3页。
[1] (澳)肯·帕里：《刺桐基督教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8页。
[2] 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1] 廖旸编著：《亚美尼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2] (英)埃德加·普雷斯蒂奇编,林中泽等注译：《骑士制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3页。
[3] 傅宏基编著：《图解基督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80、81页。
[4] 张文、余雁：《马耳他为远古文明喝彩》,《旅游》2003年第4期,第10页。
[1] (法)伯希和撰、冯承均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2008年第3版,第1-2页。
[2]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第1017页。
[3] 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08年,第7页。
[4] 卓新平：《十字架的象征意义》,《中国宗教》1995年第3期,第49页。
[1] 李永斌《十字架的由来与演变》,《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第38页。
[2] 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03-105页。
[3] Buddde Cross:http://www.seiyaku.com/customs/crosses/budded.html以及贾君卿：《作为文化符号的“十字架”及其入华之始的特征探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文库,2010年,第24页。
[4] 傅宏基编著：《图解基督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37页。
[1] (明)宋濂等撰：《元史》本纪第32“文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11页。
[1] 转引自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页。
[2]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5-406页。
[3]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大德”、“侍者”条。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9页。
[2]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一说为“壶门”,学者通过论证得出“壶门”为正确,见经明汉、刘文金：《传统家具文化文献中“壶门”与“壶门”之正误辨析》,《家具与室内装饰》2010年第7期。
[3]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
[1] 陈剑光：《中国亚述教会的莲花与万字符：佛教传统抑或雅利安遗产》,《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72页。
[2] 杨湘贤编著：《泉州东西塔雕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1] 《辞源》“华盖”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67页。
[2] 转引自丁宁：《伞、“华盖”和中国美术》,《浙江工艺美术》1999年第4期,第13页。
[3] 杨湘贤：《泉州东西塔雕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4] (澳)肯·帕里：《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9页。
[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 资料来源：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1] 杨钦章：《泉州印度教雕刻渊源考》,《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1] 具体事迹参见：《元史》列传第18“亦黑迷失”,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11“一百大寺看经记”,菽庄丛书第二种,(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2] (澳)肯·帕里(Ken Parry)著,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页。
[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9页。
[2] 徐雯：《中国云纹装饰》,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3]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页。
[4]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9页。
[5] 陈莉：《西汉云气意象及其美学蕴涵研究》,《文艺评论》2011年第6期,第16页。
(日)酒井敦子著,李静杰译：《南北朝时期的植物云气纹样》,《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第22页。
[1] 徐雯：《云纹的演绎与发展——中国传统装饰研究片断》,《饰》2000年第1期,第14页。
[2] 李砚祖：《装饰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5页。
[3] 薛雁：《明代丝绸中的四合如意云纹》,《丝绸》2001年第6期,第44页。
[4] 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墓葬中的天界表象——东亚的比较视野》,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第131页。
[1] 转引自谢群：《漂浮在丝绸之路上的祥云——宁夏须弥山石窟云纹图饰研究》,《美术大观》,2010年第8期,第29页。
[2] 转引自(日)酒井敦子,李静杰译:《南北朝时期的植物云气纹样》,《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第25页。
[1] 杨钦章、何高济：《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泉州文史》第8期,第66页。
[2] (清)怀荫布总裁：《泉州府志》卷65“方外”,泉山书社民国16年乾隆版补刻本影印。
[3] 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1] 转引自李玉昆：《道教神仙信仰在泉州》,《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2003年11月,第294页。
[2]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3] (英)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9页。
(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7“方域志·灵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167页。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0页。
[1]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1页。
[2] (英)约翰·福斯特,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9-110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图A261、图B66.3。
[2]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0-431页。
[3] 马坚译：《古兰经》第29章卷2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1] (伊朗)萨义德·侯赛因·纳速尔著,王建平译：《伊斯兰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2] 杨桂萍：《阿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与共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第53页。
[3] 杨桂萍：《阿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与共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第54页。
[4] (美)哈维·寇克斯著,孙尚杨译：《基督宗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1]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1]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1] 转引自龚云表编著：《诗心舞魂——中国飞天艺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19页。
[1] 张乃翥：《跋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 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 转引自周晶：《拜占庭时期的宗教绘画》,《美术观察》2012年第5期,第114页。
[2] (美)托马斯·F·马太著,卢峭梅译,王炼、卢越校：《拜占庭艺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
[3] 赵声良：《敦煌石窟北朝菩萨的头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16页。
[4] 何志国：《汉晋山形冠和锯齿纹含义探议》,《装饰》2008年第6期,第110页。
[1]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页。
[2] 阿迪力·阿布力孜编著：《新疆古代服饰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78“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39页
[4]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4-106页,140-141页,179页。
[5]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6]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1] (意)康马泰著,毛民译：《萨珊艺术之最新考古发现与丝路胡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第47页。
[2] 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下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版,第300页。
[4] 叶娇：《帔子·领巾·披帛——略论唐五代宋初女式披巾的称名》,《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第126页。
[1] 潘建华：《中国云肩考析》,《戏剧艺术》2007年第6期,第86页。
[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78“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40页。
[3] (澳)肯·帕里著,李静蓉译：《刺桐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页。
[4] 赵声良：《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1]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瞿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宗教在华发展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 (英)马克·奥康奈尔、(英)拉杰·艾瑞著,余世燕译：《象征符号插图百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1] 陈雪静:《迦陵频伽起源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9页。
[1]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第1019页。7、8号墓碑指的是泉州出土的两件四翼趺坐天使石刻。
[1] 杨言洪：《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初探》,《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1期,第21页。
[2] 高火编著：《古代西亚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9-109页。
[3] 胡江：《亚述艺术中的守护精灵》,《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第16页。
[1] 胡江：《亚述艺术中的守护精灵》,《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第17页。
[2] 胡江：《亚述艺术中的守护精灵》,《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3期,第17页。
[3] 高火编著：《古代西亚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5-171页。
[4] (美)A.T.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顾国梅译：《波斯帝国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80-81页。
[1] E·纳比著,曾强译：《亚述人》,《民族译丛》1989年第1期,第71页。
[2] 周燮藩主编：《犹太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6-177页。
[1] (英)M.奥康奈尔、L.艾瑞著,余世燕译：《象征符号插图百科》,汕头大学出版社,第133页。
[2]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461页。
[3] 约翰·福斯特撰、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15页。
[1] 艾尔森(T. Allsen):《蒙古帝国的商品交换：伊斯兰纺织品的文化历史(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1997),第三章。
[2] 关于这一术语可参考S. Brock:《“景教”教会：一个令人悲叹的误称(The "Nestorian"Church:a lamentable misnomer)》, J.F. Coakley和肯·帕里编：《东方教会：生命与理念(The Church of the East:Life and Thought)》,《曼彻斯特市约翰·赖兰德大学图书馆期刊(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78.3(1996),第23-35页。
[3] P. Jackson译：《罗伯鲁克东游记1253-1255(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哈克路特学会(London 1990),第213页。
[1] D.M. Farquhar:《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政府：参考指南(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A Reference Guide)》 (Stuttgart 1990),第157页。
[2]休·克拉克(H.R. Clark):《10至13世纪泉州文化与形态学上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Muslims and Hindus in the Culture and Morphology of Quanzhou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6.1(1995),第49-74页。
[3] H. Yule和H. Cordier《东域纪程录丛》卷3,第102页。
[4] J. Dauvillier,'Quelques temoignages litteraires et archeologiques sur la presence et sur le culte des images dans 1'ancienne eglise chaldeenne', L'Orient syrien 1(1956)297-304, repr:Historie et institutions des Eglises orientales au Moyen Age(London 1983)IX.
[1] 见笔者的著作：《8-9世纪拜占庭图像的思考(Depicting the word:Byzantine Iconophile Thought of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Leiden 1996)。
[2] 见E. Delly:"Le culte des saintes images dans l'eglise syrienne orientate", L'Orient Syrien 1(1956)291-96以及笔者的文章《东方教会的天使：来自中亚与中国的印证(Images in the Church of the East: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and China)》,载《东方教会：生命与理念》,第143～162。
[3] See Mingana Syriac 369Zcc dated 1480 in A. Mingana, Catalogue of the Mingan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vol.1. Syriac and Garshuni Manuscripts(Cambridge; 1933). Also C.Chaillot, Role des images et veneration des icones dans les eglises orthodoxes orientales(Geneva 1993)88-95.
[4] 见日本僧侣圆仁亲眼所见的描述,E.O. Reischauer译：《圆仁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New York 1955),第382页。
[5] 见刘杨：《道教图象学来源(The Origin of Daoist Iconography)》, Ars Orientalis XXXI(2001),第31～64页
[6] L. Frederic, Buddhism. Flammarion Iconograhic Guides(Paris 1995)270.
[7] 见P. Y. Saeki:《中国的景教文献与遗迹(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第
[1] 见P.G. Moore:《基督教图像学中的十字架与宝石十字架(Cross and Crucifixion in Christian Iconography)》, Religion Ⅳ (1974),第104～113页。
[1] H. Belting, The Image and Its Public:Form and Function of Early Paintings of the Passion(New Rochelle 1990); M.B. Merback, The Thief, the Cross and the Wheel:Pain and the Spectacle of Punishment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London 1999).
[2] 朱利安·诺威奇(Julian of Norwich):《启示(Showings)》,载E. Colledge和J. Walsh编译：《西方宗教古典文学(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 1978),第193页。
[3] 肯·帕里等人编：《布莱克威尔东方基督教词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Theophaschite formula"。1445年以来,这个专业术语"Chaldean"已在东方叙利亚以及罗马的天主教堂中使用,见J. M. Fiey:"Comment l'Occident en vint a parler de'Chaldeens'?",载《东方教会：生活与理念》,第163-170页。
[4] J. Leroy, Les manuscrits syriaques a peintures 2 vols(Paris 1964); J. A. Lerner, Christian Seals of the Sasanian Period(Leiden 1977).
[1] H. Yule和H. Cordier,《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卷3,第218页。
[2] Ken Parry, The Stone Crosses of Kerala, TAASA Review, The Journal of the Asian Arts Society of Australia 14/2(2005)10-12.
[3] 见I. Gillman和克林凯特(H.-J.Klimkeit);《1550年前的亚洲基督教(Christians in Asia before 1500)》(Ann Arbor 1999),书中图13的图片说明文字表明这是一个在Kottayam附近发现的十字架。所谓的南印度“波斯十字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拉丁十字架(high crosses),见C. G Cereti等人撰：《圣·托马斯十字架及其相关问题:碑铭调查与前期研究(The Problem of the Saint Thomas Crosses and Related Questions:Epigraphical Survey and Preliminary Research)》,《东西方(East and West)》52(2002),第285～310页。
[1] 《重返“光明之城”》,第121-122页。
[2] 见《1550年前的亚洲基督教》图32。关于吉尔吉斯坦出土的墓碑,可参考W.Klein的文章：Das nestorianische Christentum den Handelswegen durch Kyrgystan bis zum 14.Jh,《丝绸之路研究三(Silk Road Studies Ⅲ)》 (Turnhout 2000).
[3] 参考盖山林：《阴山汪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1),以及D.Mart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as North of Kuei-Hua Suiyuan",《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3(1938),第232-249页,见插图。
[1] J.Beckwith《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艺术(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Art)》 (Harmondsworth 1979),图33：J. Lowden《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艺术(Early Christian and Christiantine Art)》(London 1997),图44:R, Mepisashvili与V. Tsintsadze合撰：《古乔治亚王朝风格艺术(The Arts of Ancient Georgia)》 (London 1979),第80页。
[2] J. Broadman:《东方教会之古典艺术(Classical Art in Eastern Translation)》, The Seventeenth J.L. Myres Memorial Lecture(Oxford 1993)图13。在阿富汗哈打(Hadda)遗迹中亦可见手持花环的双翼天使,见S. Gaulier等人著：《阿富汗与中亚的佛教Buddhism i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第二部分,Iconography of Religions XⅢ14, (Leiden 1976)图103。
[1] M. Hallade,'The Ornamental Veil or Scarf', East and West 15(1964-65)36-49; also K. Tanabe, 'The Goddess of Night in the Gandharan Great Departure Scene of Siddharth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1997/98)213-32.
[2] 《天主教修士威廉·罗伯鲁克出使记(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Rubruck)》,第88～89页；L. V. Clark:《<东方行记>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单词(The Turkic and Mongol words in William of Rubruck's Journey)(1253-1255)》,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3.2(1973),第181～189页。见L. Olschki:《吉约姆·布歇：可汗大帝宫廷中的法国艺术家(Guillaume Boucher:A French Artist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s)》 (Baltimore 1946),图1。
[3] S.Cammann, 'Symbolism of the Cloud Collar Motif',The Art Bulletin 33(1951)1-9。
[1] 杰西卡·罗森(J. Rawson)《中国的装饰：莲与龙(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London 1984),第133页。
[2] 《敦煌石窟精品(Treasures of Dunhuang Grottoes)》 (Polyspring Publishing 2002),第231页。
[3] 《元史》(中华书局：北京,1976)第78章,第1940页。又可见《金史》(中华书局：北京,1975)第43章,第980页。在查找和翻译这些章节中,兰斯·埃克斯博士给予极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4] 艾尔森：《蒙古帝国内的商品交换》,第44-45页。
[5] 《布莱克威尔东方基督教词典》,“Deesis”。
[6] 《天主教修士威廉·罗伯鲁克出使记》,第189页。这种仪式仍存在今日的东方教会中。
[7] 《元史》第43章,第918～919页。以金代为例,可见周汛和高春明合撰的书《中国历代妇女装饰》(联合出版社：香港,1988),第236页。
[8] M. Bussagli《中亚绘画艺术(Central Asian Painting)》 (London 1978),第33页。
[9] 《刺桐双塔》图42。
[10] 《刺桐双塔》图37。
[1]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图31。
[2] 见W. Baum和D. W. Winkler合著：《东方教会简史(The Church of the East:A Concise History)》(London 2003),图3.1。
[3] M.S. Ipsiroglu:《蒙古绘画与文化(Painting and Culture of the Mongols)》 (London 1967),插图24。这个时期的许多插图所显示的天使下衣末端有火焰冒出,见E. Esin:《14至16世纪的巴克斯(译者注：突厥语,意为故事者,引申为传播者)：中亚地区圣经艺术中前穆斯林传统的大师们(The Bakhshi in the 14th to 16th Centuries: The masters of the Pre-Muslim tradition of the Arts of the Book in Central Asia)》,载B.Gray编：《中亚圣经艺术(The Art of the Book in Central Asia))) (Paris and London 1979),第281-294页。
[4] 见L. Arnold:《王室礼物与教皇珍宝：方济各会到中国以及对西方艺术产生的影响(1250-1350)(Princely Gifts and Papal Treasures: The Franciscan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he West, 1250-J350)} (San Francisco 1999),图10-14,第20～28页。比起"Vilioni",人们更多的将该教名读作"Yilioni",见黄时鉴：《<光明之城>伪书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冬),第45-57页。
[1] 《刺桐双塔》图70b。
[2] 《刺桐双塔》图37
[3] 见Saeki:《中国景教文献与遗迹(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黑白图408,以及R. Whitfield与A. Farrer合著：《千年佛教石窟：丝路上的中国艺术(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London 1990),图8；同时参考最近出版的由S. Whitfield主编：《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与信仰(The Silk Road: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London 2004),第124页。
[4] 艾尔森：《蒙古欧亚帝国的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2001),第147-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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