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党内共产党理论的清除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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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继从组织上"清党"反共之后,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中共对国民党理论的影响。国民党将思想"清党"付诸实践后,却陷入极其尴尬的局面——除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外,实际上根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思想理论的界限。从思想"清党"的方式来说,无论是蒋介石"一反其义"的训令,还是部分国民党人"拿来主义"的倾向,都无法具体甄别国共两党理论。国民党思想"清党"的本质是否定新三民主义及相关政策,却保留被抽离革命内容的国民革命话语。这种矛盾状态不仅使国民党通过思想"清党"统一自身理论的初衷落空,还进一步加剧国民党内的思想理论纷争。
The split in KMT-CPC cooperation occurred in 1927,and after the"purges within the party,"elimination of CPC ideology and theory was put on the agenda of the Kuomintang. But when the Kuomintang put the ideological "purge"into practice,it faced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whereby apart from clearly opposing the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it did not discer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oundarie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erms of how the ideological"purge"proceeded,neither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deviate from reality"or the inclination of some Kuomintang members to "apply the doctrine"could distinguish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essence of the Kuomintang's ideological"purge"was to negate the new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related policies bur to reta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content had been removed. This contradiction not only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Kuomintang's original intention to unify its theory through an ideological "purge"but it also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isputes within the Kuomintang.
The split in KMT-CPC cooperation occurred in 1927,and after the"purges within the party,"elimination of CPC ideology and theory was put on the agenda of the Kuomintang. But when the Kuomintang put the ideological "purge"into practice,it faced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whereby apart from clearly opposing the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it did not discer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oundarie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erms of how the ideological"purge"proceeded,neither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deviate from reality"or the inclination of some Kuomintang members to "apply the doctrine"could distinguish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essence of the Kuomintang's ideological"purge"was to negate the new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related policies bur to reta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content had been removed. This contradiction not only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Kuomintang's original intention to unify its theory through an ideological "purge"but it also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isputes within the Kuomintang.
引文
(1)杨奎松在重建和讨论1927年国民党暴力“清党”的过程时,论及国民党除在肉体上屠杀中共党员外,更“求根本消弭之方”,试图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共产主义。不过,他讨论的依然是传统的组织“清党”,且认定“清党”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即基本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王奇生在讨论国民党“清党”与党内人才的“逆淘汰”时,曾论及国共两党因为“以俄为师”,在理论上有不少相似与相同之处,蒋介石等为奠定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并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从而将三民主义中“左”的成分抛弃。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李红岩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时,曾论及1929年国民党查禁共产党刊物,亦注意到蒋介石曾声称要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全部铲除。他关注的重点是国民党在社会而非党内清除共产党理论。参见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分析》,《文史哲》2008年第6期。
(2)张文涛、姬颜丽:《师其意难去其法: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认知》,《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5)《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重要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7月20日。
(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324页。
(1)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第45 9-460页。
(2)《护党救国运动中之要件:国民党监察委员吴敬恒呈》,《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16日。
(3)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20-221页。
(4)《中央宣传部关于统一标准语口号以及标语口号等问题的请示报告》(1927年5月—1927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一一(6)-77。
(5)汪精卫:《主义与政策》,《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32页。
(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
(7)汪精卫:《分共以后》,《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41-142页。该文原件见《汪兆铭史料》,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8-010100-0058-002。
(1)《民党关于党国之四决议》,《大公报》1927年11月30日。
(2)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3)《国民党大出棺材》,《布尔塞维克》第17期,1928年2月13日。
(4)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过程相当曲折。参见罗什:《中央执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经过与其价值(上篇)》,《再造》第1期,1928年3月12日。
(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六十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记录》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9-310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7)蒋中正《关于党务之提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354页。
(1)蒋中正:《对于党务政治之提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346、347页。
(2)《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四日议事录》,《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
(3)《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1928年2月6日通过),《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64页。
(4)《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85、286页。
(5)《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33页。
(6)《福州反共运动》,《大公报》1928年4月15日。
(7)《阎锡山建议改善农工组织》,《大公报》1928年5月30日。
(8)《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白崇禧在女大演讲》,《大公报》1928年6月28日。
(1)编者:《编完之后》,《浙江党务》第1期,1928年6月2日。
(2)王淑芳:《党的改组与党的整理》,《浙江党务》第1期,1928年6月2日。
(3)《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86页。
(4)蒋中正:《革命和不革命》,《新生命》第2卷第3期,1929年3月1日。
(5)李颖才《肃清共产党理论与取消“打倒基督教”问题》,《新广西旬报》第20期,1928年4月21日。
(6)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举凡党章、政纲、宣言乃至革命话语都受到共产党影响。陈独秀在讥讽国民党思想“清党”时就有言道“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参见撒翁(陈独秀:《“杀其人而用其法'》,《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7)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8)陈公博回忆称改组派成立前夕他和顾孟余就有辩论:“我主张社会是有阶级的,不过我想以党的力量调和而至消灭阶级的斗争,而孟余则为避免阶级斗争起见,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24页。后来研究者也认为改组派内部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其中主办《革命评论》的陈公博为激进派、主持《前进》的顾孟余为温和派。(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李志毓在
(1)张肇融:《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双十月刊》第6期,1928年11月10日。
(2)健:《王恒和王季文的理论》,《革命评论》第15期,1928年。
(3)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4)雪崖:《对于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希望》,《中央日报》1928年6月16日。
(5)《蒋中正日记》(手稿本),1928年6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6)《蒋总司令对北平学界公开讲演》,《中央日报》1928年7月24日。
(7)此三案俱可见《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第2张第1面,其中《整理革命理论案》后改名《统一革命理论案》被列入决议案。
(1)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整理革命理论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
(2)李宗仁:《党内问题、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98页。
(3)《郭春涛等五大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8日。
(4)《郭春涛等五大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8日。
(1)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2)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3)文台(徐文台):《阶级斗争呢?阶级合作呢?:共产党的理论与国民党的理论》,《浙江党务》第4期,1928年6月23日。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1)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宣传大纲》,第9-10页。
(2)《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决案》(1929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3页。
(3)杨玉清:《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4)《吴醒亚向工运学员致训救亡图存须劳资协调》,《申报》1935年3月20日。
(1)齐春风:《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消解(1927—1929)》,《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2)超麟(郑超麟):《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3)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4)平生:《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醒狮》第164期,1927年11月26日。
(5)《宁会宣言之感想》,《大公报》1928年2年9日。
(6)黄季陆:《团结党的内部与贯彻清党》,《建国》第18期,1928年9月15日。
(1)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2)《读了“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之后》,《大公报》1928年8月6日。
(3)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31页。
(4)陈公博:《<王恒和王季文的理论>附后》,《革命评论》第15期,1928年。
(5)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6)《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中央日报》1928年9月11日。
(7)蒋中正《最近对党国之感想》,《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
(1)《蒋中正对上海邮务工友致忠告》,《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6日。
(2)《中央党部告诫全国工会工友书》,《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3)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清党”反共之前也并非所有国民党人都承认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国民党一大时即因其中的关键民生主义就有争议,孙中山也为此多做解释。但是,若着眼于曾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主流派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则称他们视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为相对一致的认知,应无问题。参见《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3页。
(4)蒋中正:《敬告全体党员诸同志》,《中央日报》1929年3月16日。
(5)撒翁(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布尔塞维克》第2期,1927年10月31日。
(1)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2)何浩若:《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吗?》,《时代公论》第1卷第4号,1932年4月22日。
(3)《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28页。
(4)《法西斯蒂主义与意大利》,《大公报》1929年3月23日。
(5)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刘健清主编編《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内部),1985年,第104-105页。
(6)参见张文涛:《周毓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第38-44页。
(7)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8)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
(9)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批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密函》,《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1)郑超麟在批判汪精卫思想“清党”主张之后接着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时期,也应该有我们的企图,即从过去'国民党化'的中国革命理论中清除那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然后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理论。”参见超麟《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1)学界有关国民党“清党”的研究较多,代表性论著主要有,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此基础上更进而指出,温和派《前进》诸人的观点更接近汪精卫本人,他们反对阶级分析法,不赞成《革命评论》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确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用“小市民”的概念来代指“小资产阶级”,较比《革命评论》对“民生”的重视《前进》对“民主”的诉求更为强烈。参见李志毓《话语、路线与斗争中的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集团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第226页。
(1)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2)参见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出版社不详,1928年;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韦夏玲《1928年国民党理论与主义之争——以陈公博吴稚晖笔战为中心的考察》,《桂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此问题牵涉颇多,既有研究论之较略,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3)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79页。
(4)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85-86页。
(5)陈公博:《答缪斌先生论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95-96页。
(6)以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一度影响很大,尤其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中。曾为山东改组派成员的何兹全曾回忆:“改组派在菏泽,在鲁西,势力很大。有思想、有理想的国民党员大多参加了改组派',“只有一些不学无术或想参加改组派而参加不上的才去参加了CC派”。参见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本文其后所引材料的部分作者如郭春涛、杨玉清等即为改组派成员。
(2)张文涛、姬颜丽:《师其意难去其法: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认知》,《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
(5)《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重要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7月20日。
(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324页。
(1)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第45 9-460页。
(2)《护党救国运动中之要件:国民党监察委员吴敬恒呈》,《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16日。
(3)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20-221页。
(4)《中央宣传部关于统一标准语口号以及标语口号等问题的请示报告》(1927年5月—1927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一一(6)-77。
(5)汪精卫:《主义与政策》,《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32页。
(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
(7)汪精卫:《分共以后》,《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41-142页。该文原件见《汪兆铭史料》,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8-010100-0058-002。
(1)《民党关于党国之四决议》,《大公报》1927年11月30日。
(2)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3)《国民党大出棺材》,《布尔塞维克》第17期,1928年2月13日。
(4)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过程相当曲折。参见罗什:《中央执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经过与其价值(上篇)》,《再造》第1期,1928年3月12日。
(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六十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记录》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9-310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7)蒋中正《关于党务之提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354页。
(1)蒋中正:《对于党务政治之提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346、347页。
(2)《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四日议事录》,《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
(3)《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1928年2月6日通过),《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64页。
(4)《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85、286页。
(5)《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33页。
(6)《福州反共运动》,《大公报》1928年4月15日。
(7)《阎锡山建议改善农工组织》,《大公报》1928年5月30日。
(8)《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白崇禧在女大演讲》,《大公报》1928年6月28日。
(1)编者:《编完之后》,《浙江党务》第1期,1928年6月2日。
(2)王淑芳:《党的改组与党的整理》,《浙江党务》第1期,1928年6月2日。
(3)《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86页。
(4)蒋中正:《革命和不革命》,《新生命》第2卷第3期,1929年3月1日。
(5)李颖才《肃清共产党理论与取消“打倒基督教”问题》,《新广西旬报》第20期,1928年4月21日。
(6)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举凡党章、政纲、宣言乃至革命话语都受到共产党影响。陈独秀在讥讽国民党思想“清党”时就有言道“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参见撒翁(陈独秀:《“杀其人而用其法'》,《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7)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8)陈公博回忆称改组派成立前夕他和顾孟余就有辩论:“我主张社会是有阶级的,不过我想以党的力量调和而至消灭阶级的斗争,而孟余则为避免阶级斗争起见,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24页。后来研究者也认为改组派内部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其中主办《革命评论》的陈公博为激进派、主持《前进》的顾孟余为温和派。(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李志毓在
(1)张肇融:《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双十月刊》第6期,1928年11月10日。
(2)健:《王恒和王季文的理论》,《革命评论》第15期,1928年。
(3)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4)雪崖:《对于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希望》,《中央日报》1928年6月16日。
(5)《蒋中正日记》(手稿本),1928年6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6)《蒋总司令对北平学界公开讲演》,《中央日报》1928年7月24日。
(7)此三案俱可见《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第2张第1面,其中《整理革命理论案》后改名《统一革命理论案》被列入决议案。
(1)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整理革命理论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
(2)李宗仁:《党内问题、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3册,第298页。
(3)《郭春涛等五大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8日。
(4)《郭春涛等五大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8月8日。
(1)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2)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3)文台(徐文台):《阶级斗争呢?阶级合作呢?:共产党的理论与国民党的理论》,《浙江党务》第4期,1928年6月23日。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1)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宣传大纲》,第9-10页。
(2)《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决案》(1929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3页。
(3)杨玉清:《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4)《吴醒亚向工运学员致训救亡图存须劳资协调》,《申报》1935年3月20日。
(1)齐春风:《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消解(1927—1929)》,《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2)超麟(郑超麟):《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3)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4)平生:《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醒狮》第164期,1927年11月26日。
(5)《宁会宣言之感想》,《大公报》1928年2年9日。
(6)黄季陆:《团结党的内部与贯彻清党》,《建国》第18期,1928年9月15日。
(1)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2)《读了“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之后》,《大公报》1928年8月6日。
(3)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31页。
(4)陈公博:《<王恒和王季文的理论>附后》,《革命评论》第15期,1928年。
(5)肥遯:《党的理论问题》,《双十月刊》第3期,1928年8月10日。
(6)《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中央日报》1928年9月11日。
(7)蒋中正《最近对党国之感想》,《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
(1)《蒋中正对上海邮务工友致忠告》,《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6日。
(2)《中央党部告诫全国工会工友书》,《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9日。
(3)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清党”反共之前也并非所有国民党人都承认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国民党一大时即因其中的关键民生主义就有争议,孙中山也为此多做解释。但是,若着眼于曾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主流派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则称他们视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为相对一致的认知,应无问题。参见《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3页。
(4)蒋中正:《敬告全体党员诸同志》,《中央日报》1929年3月16日。
(5)撒翁(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布尔塞维克》第2期,1927年10月31日。
(1)秋白(瞿秋白):《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8期,1927年12月12日。
(2)何浩若:《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吗?》,《时代公论》第1卷第4号,1932年4月22日。
(3)《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28页。
(4)《法西斯蒂主义与意大利》,《大公报》1929年3月23日。
(5)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刘健清主编編《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内部),1985年,第104-105页。
(6)参见张文涛:《周毓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第38-44页。
(7)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8)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
(9)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批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密函》,《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1)郑超麟在批判汪精卫思想“清党”主张之后接着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时期,也应该有我们的企图,即从过去'国民党化'的中国革命理论中清除那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然后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理论。”参见超麟《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1)学界有关国民党“清党”的研究较多,代表性论著主要有,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此基础上更进而指出,温和派《前进》诸人的观点更接近汪精卫本人,他们反对阶级分析法,不赞成《革命评论》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确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用“小市民”的概念来代指“小资产阶级”,较比《革命评论》对“民生”的重视《前进》对“民主”的诉求更为强烈。参见李志毓《话语、路线与斗争中的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集团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第226页。
(1)陈公博:《苦笑录》,第114页。
(2)参见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出版社不详,1928年;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韦夏玲《1928年国民党理论与主义之争——以陈公博吴稚晖笔战为中心的考察》,《桂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此问题牵涉颇多,既有研究论之较略,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3)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79页。
(4)缪斌:《我们要认清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85-86页。
(5)陈公博:《答缪斌先生论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95-96页。
(6)以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一度影响很大,尤其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中。曾为山东改组派成员的何兹全曾回忆:“改组派在菏泽,在鲁西,势力很大。有思想、有理想的国民党员大多参加了改组派',“只有一些不学无术或想参加改组派而参加不上的才去参加了CC派”。参见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本文其后所引材料的部分作者如郭春涛、杨玉清等即为改组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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