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中国文学史”可能吗——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的批判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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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近年来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实践之一。该书从"书写实践"和"文学史观"两个层面挑战了主流中国文学史的话语权威:前者通过方法论的更新,解答"如何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实践问题;后者则以"编纂原则"为中介,重思"何谓中国文学史"及"为何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理论问题。以后者为聚焦,在厘清"史中有史"和"文学文化史"两个基本编纂原则的基础上,围绕"历史"、"文学"和"中国"三个核心概念,可以发现《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何谓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回应;通过追溯其与西方主流理论界的互动关系,可以呈现当代海外中国文学史的重写动因与范式转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2010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fforts of foreign academic Sinology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book challenges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of the mainstream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wo aspects:"writing practice" and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The former answers the practical question of "how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updating of methodology;the latter uses the compilation principle as a medium to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issues of "wha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hy we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Focusing on the latter,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wo basic compilation principles of "the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we can find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wha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history,literature,and China.Through explor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ies,we can find the rewriting's motivation and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oversea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2010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fforts of foreign academic Sinology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book challenges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of the mainstream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wo aspects:"writing practice" and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The former answers the practical question of "how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updating of methodology;the latter uses the compilation principle as a medium to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issues of "wha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hy we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Focusing on the latter,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wo basic compilation principles of "the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we can find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wha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history,literature,and China.Through explor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ies,we can find the rewriting's motivation and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oversea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引文
(1)1934年,郑振铎《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一文就以“创始者”评价翟著《中国文学史》:“在一九〇〇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据他在这本书的序上说,在这个时候,在无论那一种的文字里,都还没有这样的一本讲中国文学的书出现过,就是中国自己国里的文人,也只知片段的研究没有想到去做这种时代的系统的研究工夫。这些话大概是很确实的。中国自己国里,那时实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著的‘中国文学史’出现。其他国里,除了日本以外,也没有什么人去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所以Giles的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部最初的著作”。(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389页)当代学者黄鸣奋曾自述其《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一书与翟理斯的姻缘:“笔者从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研究,最初是兴趣所驱,其后是出于一种使命感。14年前当研究生时首次读到翟理思(H.A.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01),很为其中所说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居然是英国人所写感到惊奇。”(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1)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方维规:《西方“文学”概念考略及订误》,《读书》2014年第5期。
(3)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4)这三部文学史分别为:2001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领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2010年耶鲁大学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与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联袂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2017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此一时期,欧美汉学界出版的代表性中国文学史还有德国波恩大学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自2002年以来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2002-)。
(5)自《剑桥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仅大陆学界已有30余篇论文相继发表,其中一个显著的倾向,即是关注“书写实践”,这类研究通过与既往文学史的细读比较,以大量实例展现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史实、观点、方法等具体实践上的创新和洞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佳、曲景毅:《试论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理念与呈现》,《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1期;巍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编纂思想评析》,《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侯敏:《域外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也谈〈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李勇:《“重写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塑》,《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徐志啸:《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徐艳:《远游,我们可以走多远?---〈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研究思路评析》,《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1)自拟题初定,《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及多位撰写者,即在大陆多家文学研究权威期刊,多角度反复申述全书编订要旨,宣传密集之程度,在当代汉学著述中实属少见。《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构想最初始于2003年底,2005年3月孙康宜即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该书的编撰情况。在该书正式付梓出版前,共有以下访谈及文章直接涉及此书的编撰原则和文学史理论的相关论述。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宁一中、孙康宜:《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下)---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6期;李怀宇、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时代周报》2009年6月8日,第C3版;田晓菲:《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艾朗诺、季进、余夏云:《钱锺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海外汉学研究》,《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王敏、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2)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页。
(3)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6页。
(4)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3-14页。
(1)田晓菲、程相占:《中国文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2)从更大范围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及“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史学范式兴起以来,“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就已取代“如实直书”成为历史写作的一种趋势,“讲什么”与“如何讲”日益变得同等重要。与大多数西方当代著名史家一样,汉学界享有盛名并广受公众青睐的史学大家,大都深谙“说故事”的精髓,黄仁宇(Ray Huang)《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ae,1981)、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卜正民(Timothy Brook)《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2007)及至近期广受关注的裴士锋(Stephen R.Platt)《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2012),皆以别具一格的精彩叙事而著称。
(1)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哈佛读书札记(一)》,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36-237页。
(2)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
(3)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
(1)Wang Min,“Reflections 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phen Owen”(王敏:《〈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本段译文由笔者翻译。
(2)Stephen Jay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eds.,Redrawing the Boundarie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New York:MLA,1992.(格林布拉特编:《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
(1)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2)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第89页。
(3)顾伟列、梁诗宸:《“文学文化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新范式》,《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3期。
(1)张倩倩:《元杂剧文本体制的定型---兼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商榷》,《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第2页。
(3)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15页。
(4)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13-14页。
(1)参见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14页。
(1)详见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宁一中、孙康宜:《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李怀宇、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时代周报》2009年6月8日,第C3版。
(2)从时间上来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要比《剑桥中国文学史》早10年出版,但由于译介问题,《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迟至2016年才出版了中译本,这也使得它在文学史理论上的探索被人遗忘。
(1)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方维规:《西方“文学”概念考略及订误》,《读书》2014年第5期。
(3)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4)这三部文学史分别为:2001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领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2010年耶鲁大学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与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联袂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2017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此一时期,欧美汉学界出版的代表性中国文学史还有德国波恩大学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自2002年以来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2002-)。
(5)自《剑桥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仅大陆学界已有30余篇论文相继发表,其中一个显著的倾向,即是关注“书写实践”,这类研究通过与既往文学史的细读比较,以大量实例展现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史实、观点、方法等具体实践上的创新和洞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佳、曲景毅:《试论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理念与呈现》,《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1期;巍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编纂思想评析》,《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侯敏:《域外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也谈〈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李勇:《“重写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塑》,《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徐志啸:《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徐艳:《远游,我们可以走多远?---〈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研究思路评析》,《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1)自拟题初定,《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及多位撰写者,即在大陆多家文学研究权威期刊,多角度反复申述全书编订要旨,宣传密集之程度,在当代汉学著述中实属少见。《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构想最初始于2003年底,2005年3月孙康宜即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该书的编撰情况。在该书正式付梓出版前,共有以下访谈及文章直接涉及此书的编撰原则和文学史理论的相关论述。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宁一中、孙康宜:《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下)---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6期;李怀宇、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时代周报》2009年6月8日,第C3版;田晓菲:《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艾朗诺、季进、余夏云:《钱锺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海外汉学研究》,《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王敏、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2)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页。
(3)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6页。
(4)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3-14页。
(1)田晓菲、程相占:《中国文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2)从更大范围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及“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史学范式兴起以来,“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就已取代“如实直书”成为历史写作的一种趋势,“讲什么”与“如何讲”日益变得同等重要。与大多数西方当代著名史家一样,汉学界享有盛名并广受公众青睐的史学大家,大都深谙“说故事”的精髓,黄仁宇(Ray Huang)《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ae,1981)、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卜正民(Timothy Brook)《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2007)及至近期广受关注的裴士锋(Stephen R.Platt)《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2012),皆以别具一格的精彩叙事而著称。
(1)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哈佛读书札记(一)》,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36-237页。
(2)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
(3)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
(1)Wang Min,“Reflections 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phen Owen”(王敏:《〈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本段译文由笔者翻译。
(2)Stephen Jay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eds.,Redrawing the Boundarie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New York:MLA,1992.(格林布拉特编:《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
(1)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2)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第89页。
(3)顾伟列、梁诗宸:《“文学文化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新范式》,《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3期。
(1)张倩倩:《元杂剧文本体制的定型---兼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商榷》,《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第2页。
(3)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15页。
(4)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13-14页。
(1)参见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14页。
(1)详见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宁一中、孙康宜:《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李怀宇、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时代周报》2009年6月8日,第C3版。
(2)从时间上来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要比《剑桥中国文学史》早10年出版,但由于译介问题,《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迟至2016年才出版了中译本,这也使得它在文学史理论上的探索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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