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实就虚:中国虚幻环境史研究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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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已有的环境史研究大多对虚幻环境史重视不够,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应向虚幻层面推进。开展虚幻环境史研究,要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意识。通过虚幻环境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将环境史研究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这将会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和所处的世界。开展虚幻环境史研究,需努力厘清其研究理念、研究取向与研究方法。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fiction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range of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needs to expand to the unreal level.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un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Un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go deep into our spiritual level so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and our worl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Un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 need to try our best to clarify and study the idea,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fiction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range of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needs to expand to the unreal level.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un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Un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go deep into our spiritual level so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and our worl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Un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 need to try our best to clarify and study the idea,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引文
(1)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2)赵九洲:《环境史的环境问题》,《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1期。
(1)参见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侯文蕙译,《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2)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转引自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4)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2页。
(7)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可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8)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829—1016页。4篇论文分别是:蓝克利的《黄淮水系新论与1128年的水患》,邓海伦的《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桑保罗的《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安东篱的《水道、爱情、劳动:性别化环境的各种面向》。
(9)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87—567页。5篇论文分别是:村松弘一的《中国古代的山林薮泽——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历史》,相原佳之的《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树讨论为中心》,上田信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驱虎文——18世纪的东南山地》,曾雄生的《虎耳如锯猜想》,崔德卿的《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
(1)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3—459页,第4页。
(2)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2—1414页。
(3)赵杏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4)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5)详情可参见J. 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2—364页。
(6)关于VR技术的发展历程,可参见若干较通俗的著作,如刘丹:《VR简史:一本书读懂虚拟现实》,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王寒、卿伟龙、王赵翔、蓝天:《虚拟现实:引领未来的人机交互革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余不尽举。
(1)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关于生态认知系统,另可参见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81 —387页。
(1)刘翠溶、曾华璧、包茂红、梅雪芹、高国荣、李根蟠、景爱、王利华等学者的相关论述都可以证明这一现象,论文较多,不一一列举。
(2)彭刚:《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导论》,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3)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3页。
(4)“当环境史遭遇后现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留待日后予以探讨,此处不赘。
(5)近年来,笔者对环境史架构的思考主要围绕四组对应关系展开,分别是:变态环境史与常态环境史,宏观环境史与微观环境史,晚近环境史与远古环境史,自在环境史与虚幻环境史。由于每组关系的前一领域在学界都有较多关注,所以笔者主要围绕每一组关系的后一领域展开;换言之,笔者主要观照的是“非主流”或“非常态”的环境史。笔者已发表的相关文章有:《环境史的“环境”问题》,《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1期;《论环境复古主义》,《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环境史研究的微观转向——评〈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中国农史》2015年第6期。另有已成稿的《环境史的常态环境问题刍议》《深入细部:中国微观环境史研究论纲》与《追本溯源:中国远古环境史研究初探》三文也将于近期推出。
(1)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3)参见看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6—148页。
(4)关于中国详细的神仙谱系,可参见以下几部有趣的图书:力平编著:《百神图》,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4年;《百佛图》,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半夏:《神仙一把抓》,广州:广东花城出版社,2008年;李丰楙:《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徐彻、陈泰云:《中国俗神:100位老百姓敬仰的神》,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余不尽举。
(5)吴生道:《浅谈龙的起源》,《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
(6)何星亮:《中国龙文化的发展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7)关于凤凰与诸多鸟类的关系,可参见王晖:《凤文化原型面面观》,《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4年第5期。冯玉涛认为凤凰即孔雀,参见其著《凤凰崇拜之谜》,《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余心言认为凤凰只是人为想象的鸟王,参见其著《凤的起源》,《百科知识》1999年第9期。
(8)参见何新:《谈龙说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其论说太过匪夷所思,并不为学界所认同,刘金荣即撰文予以有力批驳,参见刘金荣:《凤凰鸵鸟说质疑》,《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1)参见吴艳荣:《论凤凰的“性”变》,《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2)关于麒麟,可参见梅显懋:《说“麒麟”》,《文史知识》1991年第6期;王永波:《说“麒麟”》,《文史知识》1992年第5期;王晖:《麒麟原型与中国古代犀牛活动南移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王晖:《古文字中“(鹿文)”字与麒麟原型考——兼论麒麟圣化为灵兽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许秀娟:《麒麟文化的变迁与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关系》,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关于貔貅,可参见戚序、袁平:《中国传统貔貅造型的文化寓意解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关于獬豸,可参见张亦工:《神兽“獬豸”和“角瑞”》,《寻根》1998年第2期。
(3)关于“龙生九子”的详情,可参见丰家骅:《“龙生九子”的来龙去脉》,《寻根》2006年第6期。
(4)《山海经》中记述的奇异植物较多,可参见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年;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可参见刘自兵:《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林壹刚:《狮子入华考》,《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
(1)关于阴阳五行观念,可参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井上聪:《古代中国阴阳五行の研究》,横滨:翰林书房,1996年。
(2)关于杨家将的历史演变,可参见杨芷华:《杨家将的历史真实》,《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聂垚:《“杨家将”主要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变》,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关于穆桂英的原型问题,可参见汤开建:《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郭胜瑜:《女性主义观照下的“杨门女将”——从历史演义到民间史诗》,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页,第278页。
(2)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36—373页。
(3)参见《列子》卷5《汤问》,张湛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4)清初即有三大口技文,相关诗文也极多,《清稗类钞》中也有较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口技表演对时人之深刻影响,可参见陆学松、方捷:《从〈口技记〉看清代扬州口技技艺》,《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朱则杰、谭安东:《清代诗歌中的“象声”与“口技”史料丛考》,《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
(1)参见王赛时:《中国古代对海市蜃楼的记载与探索》,《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刘昭民:《我国古代对蜃景现象之认识》,《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2期。
(2)关于近现代科学史的论著汗牛充栋,笔者推荐一部相对通俗而又内容丰富的著作,即雷·斯潘根贝格、戴安娜·莫泽:《科学的旅程》,郭奕玲、陈蓉霞、沈慧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1)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8—374页。
(2)连雯:《谢灵运与〈山居赋〉》,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谢灵运〈山居赋〉的生态意识》,《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五臧山经〉系先秦自然资源著作考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生态环境下的居民生活》,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3)豆宏建、傅涛、王成德主编:《心理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埃略特·阿伦森、提摩太·D.威尔逊、罗宾·M.埃克特:《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51页。
(5)可参见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林德尔·罗珀:《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杨澜洁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6)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赵旭东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第479—484页。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8)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1)刘彦顺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第6页。
(2)赵九洲:《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2)赵九洲:《环境史的环境问题》,《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1期。
(1)参见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侯文蕙译,《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2)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转引自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4)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2页。
(7)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可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8)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829—1016页。4篇论文分别是:蓝克利的《黄淮水系新论与1128年的水患》,邓海伦的《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桑保罗的《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安东篱的《水道、爱情、劳动:性别化环境的各种面向》。
(9)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87—567页。5篇论文分别是:村松弘一的《中国古代的山林薮泽——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历史》,相原佳之的《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树讨论为中心》,上田信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驱虎文——18世纪的东南山地》,曾雄生的《虎耳如锯猜想》,崔德卿的《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
(1)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3—459页,第4页。
(2)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2—1414页。
(3)赵杏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4)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5)详情可参见J. 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2—364页。
(6)关于VR技术的发展历程,可参见若干较通俗的著作,如刘丹:《VR简史:一本书读懂虚拟现实》,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王寒、卿伟龙、王赵翔、蓝天:《虚拟现实:引领未来的人机交互革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余不尽举。
(1)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关于生态认知系统,另可参见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81 —387页。
(1)刘翠溶、曾华璧、包茂红、梅雪芹、高国荣、李根蟠、景爱、王利华等学者的相关论述都可以证明这一现象,论文较多,不一一列举。
(2)彭刚:《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导论》,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3)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3页。
(4)“当环境史遭遇后现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留待日后予以探讨,此处不赘。
(5)近年来,笔者对环境史架构的思考主要围绕四组对应关系展开,分别是:变态环境史与常态环境史,宏观环境史与微观环境史,晚近环境史与远古环境史,自在环境史与虚幻环境史。由于每组关系的前一领域在学界都有较多关注,所以笔者主要围绕每一组关系的后一领域展开;换言之,笔者主要观照的是“非主流”或“非常态”的环境史。笔者已发表的相关文章有:《环境史的“环境”问题》,《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1期;《论环境复古主义》,《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环境史研究的微观转向——评〈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中国农史》2015年第6期。另有已成稿的《环境史的常态环境问题刍议》《深入细部:中国微观环境史研究论纲》与《追本溯源:中国远古环境史研究初探》三文也将于近期推出。
(1)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3)参见看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6—148页。
(4)关于中国详细的神仙谱系,可参见以下几部有趣的图书:力平编著:《百神图》,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4年;《百佛图》,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半夏:《神仙一把抓》,广州:广东花城出版社,2008年;李丰楙:《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徐彻、陈泰云:《中国俗神:100位老百姓敬仰的神》,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余不尽举。
(5)吴生道:《浅谈龙的起源》,《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
(6)何星亮:《中国龙文化的发展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7)关于凤凰与诸多鸟类的关系,可参见王晖:《凤文化原型面面观》,《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4年第5期。冯玉涛认为凤凰即孔雀,参见其著《凤凰崇拜之谜》,《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余心言认为凤凰只是人为想象的鸟王,参见其著《凤的起源》,《百科知识》1999年第9期。
(8)参见何新:《谈龙说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其论说太过匪夷所思,并不为学界所认同,刘金荣即撰文予以有力批驳,参见刘金荣:《凤凰鸵鸟说质疑》,《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1)参见吴艳荣:《论凤凰的“性”变》,《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2)关于麒麟,可参见梅显懋:《说“麒麟”》,《文史知识》1991年第6期;王永波:《说“麒麟”》,《文史知识》1992年第5期;王晖:《麒麟原型与中国古代犀牛活动南移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王晖:《古文字中“(鹿文)”字与麒麟原型考——兼论麒麟圣化为灵兽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许秀娟:《麒麟文化的变迁与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关系》,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关于貔貅,可参见戚序、袁平:《中国传统貔貅造型的文化寓意解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关于獬豸,可参见张亦工:《神兽“獬豸”和“角瑞”》,《寻根》1998年第2期。
(3)关于“龙生九子”的详情,可参见丰家骅:《“龙生九子”的来龙去脉》,《寻根》2006年第6期。
(4)《山海经》中记述的奇异植物较多,可参见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年;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可参见刘自兵:《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林壹刚:《狮子入华考》,《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
(1)关于阴阳五行观念,可参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井上聪:《古代中国阴阳五行の研究》,横滨:翰林书房,1996年。
(2)关于杨家将的历史演变,可参见杨芷华:《杨家将的历史真实》,《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聂垚:《“杨家将”主要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变》,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关于穆桂英的原型问题,可参见汤开建:《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郭胜瑜:《女性主义观照下的“杨门女将”——从历史演义到民间史诗》,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页,第278页。
(2)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36—373页。
(3)参见《列子》卷5《汤问》,张湛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4)清初即有三大口技文,相关诗文也极多,《清稗类钞》中也有较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口技表演对时人之深刻影响,可参见陆学松、方捷:《从〈口技记〉看清代扬州口技技艺》,《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朱则杰、谭安东:《清代诗歌中的“象声”与“口技”史料丛考》,《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
(1)参见王赛时:《中国古代对海市蜃楼的记载与探索》,《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刘昭民:《我国古代对蜃景现象之认识》,《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2期。
(2)关于近现代科学史的论著汗牛充栋,笔者推荐一部相对通俗而又内容丰富的著作,即雷·斯潘根贝格、戴安娜·莫泽:《科学的旅程》,郭奕玲、陈蓉霞、沈慧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1)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8—374页。
(2)连雯:《谢灵运与〈山居赋〉》,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谢灵运〈山居赋〉的生态意识》,《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五臧山经〉系先秦自然资源著作考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生态环境下的居民生活》,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3)豆宏建、傅涛、王成德主编:《心理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埃略特·阿伦森、提摩太·D.威尔逊、罗宾·M.埃克特:《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51页。
(5)可参见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林德尔·罗珀:《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杨澜洁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6)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赵旭东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第479—484页。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8)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1)刘彦顺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第6页。
(2)赵九洲:《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