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咸同时期的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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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学”在清代学者的学术概念中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学术名词。在《四库全书总目》和江藩编撰的《汉学师承记》等论著中，“汉学”是专指崇尚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的。随后，魏源等人将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塞进了汉学的概念中，并在康有为那里发展到了偏锋。从清季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开始，学者倾向于以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来标称汉学，并在学术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
较之学者着墨甚多的乾嘉汉学，道咸同时期的汉学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然无论就其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就而言，道咸同时期的汉学相比于乾嘉汉学仍然有相当的进步。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覆盖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不仅传统的汉学重镇，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学术研究较为繁荣，即使是在原来重视理学的福建、广东、湖湘以及北方等地区，汉学的研究也呈现上升趋势。而在西南等边缘地区，受汉学流风所及，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从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来看，道咸同时期汉学研究既有对汉学研究的总结化成果，还有继续和深化的成果以及扩大化的成果。当然，在当时诸多社会问题的压力下，汉学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诉求，更是学术面对社会变化做出的调适。由于注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已经不能为剧烈变动的时代提供充分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于是注重义理阐释的宋学被汉学学者所重视，而注重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也在汉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重新被整合后的汉学在边疆史地研究和历算学研究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学术和社会的联系，并在与政治结合后，引起了晚清政坛的维新变法。
Han learning was a changing academic phras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eyes of many scholars, it is Pre-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Later, Wei Yuan put Post-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in its conception.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more scholars, such as Zhang Taiyan, Liu Shipei and Liang Qichao, preferred that Han learning was made up of Pre-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and Post-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This realization was accepted universally by academic circles at that time. Compared with Han learning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Han learning research of Daoguang,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 was paid less attention by scholars, but latter made greater progresses not only in scope but also in achievements. As far as regional distribution was concerned, it covered most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Han learning was still booming in the traditional region, such as Jiangsu, Anhui and Zhejiang. It assumed a rising tendency in Fujian, Guangdong, Hunan, Hubei and the North. Moreover, in the South-West, more scholars have taken up Han learning research influnced by others. As far as achievements were concerned, there are many summarization, deepen and broaden works in this period.
Of course, new changes have appeared under the social problem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Pre-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Post-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and Song learn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ay by day. In the research of frontier history, frontier geography,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new Han learning demonstratedconnections between academic and society. Combined with politics, Han learning caus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较之学者着墨甚多的乾嘉汉学，道咸同时期的汉学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然无论就其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就而言，道咸同时期的汉学相比于乾嘉汉学仍然有相当的进步。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覆盖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不仅传统的汉学重镇，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学术研究较为繁荣，即使是在原来重视理学的福建、广东、湖湘以及北方等地区，汉学的研究也呈现上升趋势。而在西南等边缘地区，受汉学流风所及，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从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来看，道咸同时期汉学研究既有对汉学研究的总结化成果，还有继续和深化的成果以及扩大化的成果。当然，在当时诸多社会问题的压力下，汉学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诉求，更是学术面对社会变化做出的调适。由于注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已经不能为剧烈变动的时代提供充分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于是注重义理阐释的宋学被汉学学者所重视，而注重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也在汉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重新被整合后的汉学在边疆史地研究和历算学研究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学术和社会的联系，并在与政治结合后，引起了晚清政坛的维新变法。
Han learning was a changing academic phras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eyes of many scholars, it is Pre-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Later, Wei Yuan put Post-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in its conception.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more scholars, such as Zhang Taiyan, Liu Shipei and Liang Qichao, preferred that Han learning was made up of Pre-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and Post-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This realization was accepted universally by academic circles at that time. Compared with Han learning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Han learning research of Daoguang,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 was paid less attention by scholars, but latter made greater progresses not only in scope but also in achievements. As far as regional distribution was concerned, it covered most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Han learning was still booming in the traditional region, such as Jiangsu, Anhui and Zhejiang. It assumed a rising tendency in Fujian, Guangdong, Hunan, Hubei and the North. Moreover, in the South-West, more scholars have taken up Han learning research influnced by others. As far as achievements were concerned, there are many summarization, deepen and broaden works in this period.
Of course, new changes have appeared under the social problem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Pre-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Post-Qing script classical learning and Song learn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ay by day. In the research of frontier history, frontier geography,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new Han learning demonstratedconnections between academic and society. Combined with politics, Han learning caus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引文
①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9页。
②有论者认为，“汉学”最早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南宋时期，主要指两汉的学术思想，但在宋儒的论述中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参见罗检秋：《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光明日报》，2006年6月5日。
③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②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①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页。
②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③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3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0页。
⑤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页。
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①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②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③沈约(441—513)，字休文，南朝梁史学家，编撰《宋书》。
④魏收(506—572)，字伯起，北齐史学家，参与编撰《魏书》。
⑤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⑥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⑦章太炎：《说林》，《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⑧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①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②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④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⑤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0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7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2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3页。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6页。
①[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家族——中国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对于惠栋父子开创的“唯汉是好”的吴派学术，章太炎颇为称道。他认为惠氏解经，“虽迂滞不可通者，犹顺之不改。非惠氏之戆，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之说也”。见章太炎：《题中央大学所刻黄先生纪念册》，《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③如近代佛教学者丁福保在笺注佛教典籍时，仍然强调了自己对汉儒之学的推崇。他说，“汉儒注经，皆宗师说，不尚新奇，不自臆造，不为附会，不事剽窃，不望文生义，不增字解经，不妄诋古训，不率改经文，无骑墙之见，无固执之谈。此两汉经学所以独绝千古也。注儒书当如此，注佛经亦何可不然”。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④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213，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2页。
①方东树：《汉学商兑》，见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5—401页。
②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④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⑤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⑥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页。
①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页。
②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③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7页。
①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6页。
①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②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4—165页。
③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8—119页。
④陈祖武：《钱穆与中国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0期。
⑤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自序》，《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页。
①萧萐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近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10页。
②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页。
①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②罗检秋：《清末正统汉学家的学术二重性》，《明清论丛》，2005年第6辑；《晚清汉学传统之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①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论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5页。
②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③姜广辉：《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④王守雪：《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
⑤[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1页。
①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艾氏著述的评价，可参考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和思想》，《读书》，1996年第6期。
①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①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②法国社会学者谢和耐将嘉道时期的社会衰败称为“大衰退”，而咸丰、同治时期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则被他认为是社会的“大爆炸”。参见[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469页。
③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47页。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3页。
②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③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东方文化》1998年第4期。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57页。
⑤清人反映晚清吏治腐败的著述可参考李星沅：《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今人关于晚清吏治腐败研究的文章可参阅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和根源》，《东方文化》1998年第4期；李占伦：《政由贿成——读<道咸宦海见闻录>》，《书屋》2005年第9期。
⑥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6页。
⑦就这么一个劣迹斑斑被革职的清朝大员，在道光四年(1824)任陕西延绥道台时，竟然倡议石刻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官箴，即“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石刻现存于陕西碑林博物馆)。历史在这里和世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⑧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7页。
①[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②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7页。
③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9—330页。
④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0页。
⑤参见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9—330页。
⑥[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6页。
①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66页。
②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4页。
③[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9页。
④[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⑤[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①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0页。
②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③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0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⑤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⑥[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①[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②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0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5页。
④[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乾隆时期汉学对当时的学者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流传的范围也较为狭小。周予同曾经以段玉裁为例指出，“事实上，这些学者都是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他们在汉学方面虽有专长，但对于清政府崇奉的宋学，也经常涉猎，而他们专攻汉学，又每在及第以后”(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朱维铮主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0—701页)；美国汉学家艾尔曼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学研究实际上也只是出现在江南的一个学术共同体(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近来更是非常明确的论述，“虽然现在很多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一直在凸现考据学在当时的存在与影响，但是一旦放宽视野考察，在那个时代甚至一直到乾嘉时代，事实上还是官方认可的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依据的、以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为主的、作为道德伦理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着整个思想界。……在整个社会的公开场合与官方场合中，人们习惯的表达语言也是理学的语言，……历史考据风气主要在士人生存空间较好的江南一带流行，并渐渐影响及整个知识阶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3页。
②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谓人曰，“此表惟江氏祖孙知之，外无第三人知者”。其见推重如此。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0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5页。
④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薲，江苏元和人。关于顾氏的生卒年月，至今仍未悬案。据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和《清史列传》记载，顾广圻生卒之年为1770—1839；而依赵治琛《顾千里先生年谱》记录则为1866—1835。参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5—536页。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5页。
①《元朝秘史》是根据十三世纪用蒙古语写成的一部史学著作《蒙古秘史》翻译而成的。顾氏大概在1805年左右在朋友的藏书中发现了该书，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的校勘。有论者评价说：“顾广圻在清代学者中最先认识到该书(即《元朝秘史》)第一部汉文版本的价值。现代学术界开始重视这部著作多得益于他的远见。”见[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中)，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页。
②张舜徽认为顾氏之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勘一事，该文集中之说经之作，有“卓见，为昔人所未及道者。苟循是求之，亦讲明训诂之一道”。见氏著《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5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6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8页。
⑤《齐诗》先由辕固生传夏侯，夏侯明于阴阳，推阴阳言占候，翼奉乃夏侯再传弟子，其推阴阳而言灾异。后班固乃视翼氏为方术之流。有清一代，程瑶田、孔广森等对翼氏之学有研究，但也是“略阐其绪而莫详”。
⑥后世学者对该书的评价说，“该书于翼氏一家之学，似较有发明，恐仍多臆测”。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1页。
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96页。
⑧元朝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杰作之一，罗氏此书是对朱书的补充和修订。
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0页。
⑩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36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4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6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43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78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83页。
⑦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6页。
①有论者以为该书为“读唐以前古书所不可少者”。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73页。
②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7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7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9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9页；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1页。
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9页。
⑦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3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10页。
②此书为研究古文字的专著，共收入先秦文字5700多个。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7页。
④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页。
⑤笔者所见到最早提到“扬州学派”名号的是清中后期的学者方东树，他在《汉学商兑》中曾谈到：“扬州汪氏(即汪中，引者注)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见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4页。)但方氏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并没有对“扬州学派”学术群体、学术特色等做进一步的解释，因此他还不是系统论述“扬州学派”的第一人。
①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②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2页。
④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2页。
②《经传考证》收入阮元编辑的《清经解》，支伟成称其“援引详确，辨订精当”；张舜徽也认为“卓有发明，王念孙亟称之”。《礼记训纂》被支伟成认为是“虽仍以注疏为主，而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如肉贯串，其间附己意，亦恒发前人所未发。成书四十九卷，大率不薄今而爱古，不别户而分门，言简意赅，示学者之涂术焉”；张舜徽亦称该书“博采群言，发明郑义。其精湛虽不逮邵氏(即邵晋涵)之于《尔雅》、胡氏(即胡培翚)之于《仪礼》、孙氏(孙星衍)之于《书》、陈氏(陈奂)之于《诗》，要亦不失为专谨之作，胜于陈澔《集说》固远甚”。分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2页；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1页。
③黄式三、李慈铭等都对阮元论著多有褒扬，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8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424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5页。
①刘台拱(1751—1805)，是乾嘉时期有名的经学家，其早年有志于宋代理学，后结识汪中，在汪氏的影响下，对汉学考据发生兴趣。其后曾旅居京城三年，与朱筠、戴震、王念孙等人过往甚密，相互论学，因此学益大进。刘宝树(1791—1855)，幼承家学，精研经训，对《易》、《书》、《春秋》等经典均有自己的见解，著有《娱景堂集》。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1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9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2页。
⑤梅植之(1794—1843)，字蕴生，号嵇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8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③知名者除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等人外，尚有金榜、洪榜、程瑶田、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诸人。受戴氏影响者亦不少见，尤其是扬州学者，如汪中、焦循、李惇、贾田祖、刘台拱、凌廷堪、阮元等人。他们或推崇戴氏考据学成就，传播其学；或循戴氏考据学方法从事经史考证，成绩斐然。经过他们的努力，戴氏汉学逐渐发展为蔚为大观的一派之学，成为乾嘉时期与惠栋吴派并行的学派。
④相关论述可参考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版，第277—282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8页。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59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4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0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1页。
⑥杨大堉，字雅轮。史书记载其“笃学寡交，研穷经训。初从元和顾广圻、吴县钮树玉游，备闻苍、雅阃奥。著《说文重文考》六卷，纯以声音求假借，以偏旁繁省求古、籀异同之变。又作《五庙考》，专驳王肃之失”。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73页。
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9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2页。
②柯劭忞就认为，该书“大旨主发明郑学。郑君所未各者，取荀虞诸家补之，然必与郑义相比附；荀虞诸家所未及者，附加案语，亦本郑君家法。由卦象以求义理，一洗附会穿凿之陋。至郑君间取爻辰征之星宿为后人所驳斥者，配中悉皆删去，一字不登，尤见择善而从，不为门户之标榜，可谓善学郑君者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6页。
③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页。
④支伟成评价该书“采取虽博，而于元明人之所称引概不阑入，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谨严，故述之功实远倍于作也”。见氏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8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7页。另，支伟成认为：《礼经宫室答问》，“钩稽深奥，条理视李室之以下诸家为密”；《孔子三朝记》，“颇称精核”；《管子义证》，“亦足补王念孙《读书杂志》所不及”。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②王引之称该书“触类引申，四通六辟，……尤见卓识精思”。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7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于郑注略例更不明了，疏证异字亦颇简略，往往鲜所贯通，视段、徐二书(即段玉裁所著之《周礼汉读放》和徐养原之《周礼故书考》)不逮远甚。然亦有得有失，……其精当处，实不可易”。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6—477页。
④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7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5页。
⑥《碑传集》共一百六十卷，参考私家文集著述数十百种，旁征博引，史料价值极高。该集主要记载自清朝开国以迄当时，涉及的人物包括有宰辅卿贰词臣、督抚守令僚佐，及忠义、孝友、儒林、文苑、列女等。
⑦《经苑》一书乃钱仪吉主持大梁书院时所编辑，包括宋、元、明人的论述经学之作。
⑧该集中多具名人行谊，尤拳拳于表彰节孝，阐发幽微，足与《碑传集》相辅。
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2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6页。
②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4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42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7—208页。
①据史书记载，“程思泽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尧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遐荒万里在目前矣!’遂阁笔。”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14页。
②此集乃沈尧客死京师后，由好友张穆汇集其遗著而刊刻之。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8页。
④http://elib.lib.tsinghua.edu.cn:9080/mathdl/htm/jianshi/persons/DaiXu.htm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14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8页。
⑦俞樾著书，以模拟王氏父子为念，贪多务博，考核不精，与乾嘉诸儒之治学宗旨多有不合。张舜徽以为乾嘉诸儒治学，“以精博之记诵，为缜密之研思，深造自得，精义日多，无意著书，而书自成。道咸以下，步趋乾嘉最切、而著书最多者，无逾于樾。所刻《春在堂全书》，多至四百数十卷。乃至楹联、牙牌数数之类，亦 均录入，无乃滥杂已甚乎”。见氏著：《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6页。
①有论者以为，戴望于学术上最有功劳之处在于对颜、李学说的阐发。“颜、李之学，自为方苞辈所黜，湮晦无闻者垂二百年。望独能收拾遗书读之，抉择精言，以成是记。近世言清学者，始及颜、李，皆望表章之力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60—561页。
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224页。
③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道：“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凋零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榘矱，一循百年之旧。”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按：梁氏生于1873年，以此可知同光年间广州已经成为汉学最重要的阵地。
①如曾氏在《面城楼集钞》卷二《钮非石段氏说文注订序》中说，段氏所定古音韵十七部，可以读《诗》三百，而不可以读《说文》，列举汉读之不合三百篇者，有论者评价说“证说确固，言之成理”；另在《日知录跋》中，言顾氏以经世自命，故长于史。至于说经，则韵学最深，其它训诂，或未精考。盖其学以宋儒为归，有所未通，然后上求于汉，又未尝致力《说文》，至以李仁父五音韵谱为徐铉所定，此其所以疏也。“此语切中亭林之病。”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3页。
②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阮元督粤时，其刊刻之《十三经注疏》已成，而《校勘记》尚未付梓。此期间，曾钊曾于书肆借阅《校勘记》，并对其中的讹误之处进行标记。后此事被阮元所知，因此受到阮氏礼遇。而学海堂创设之议，就来自于曾钊的建议。因此刘氏以为学海堂之设，“虽创设于阮元，导之而成者，实为曾勉士钊。……粤东经学、训诂，倡于阮元，而实导于勉士”。见氏著：《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7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82页。
④梁启超评价《两粤水经注》为“两广志中水道篇之良著”。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⑤《三礼注疏考异》书不传，惟见凡例，“然犹可见其功力所至，固甚深于郑学也”。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7页。
①有论者谓：“公经学虽不逮文达，此书实足与《积古斋钟鼎款识》相颉颃”。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8页。
②有学者批评说，该书“所辑未能完备，间加按语，亦复肤浅。……凡所征引，家有其书，辑之何为?既不能分类疏通其义，辑之何益?抄撮尚不周密，安得以著述论宰。”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8页。
③[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①有论者评价李氏著作考证严密，“精确殊不在《朔方备乘》下”，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8页。
②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7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0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1页
①据《清史稿》记载，当咸同时期，“宿学渐芜，考据家为世訾謷，独湘乡曾国籓见其书以为可传。自元和惠氏、高邮王氏外，惟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9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9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4页。何氏之书，笔者没有见到，对其学术不敢妄作评论，有论者如此评价说：“大氐治运有志读书，而涉览未广，功力未深，安于固陋，果于自是。虽曾遍观当世诸巨儒之书，终亦无由涤除其乡学究气”。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355页。
④支伟成认为，“裴注《三国》、李注《文选》，已极赅洽”，而梁氏“尚能详征博引，兼订正其缺失，尤心力所萃”。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421页。
⑤有论者以为该书“涉及面甚广，所记极有价值”。见[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7页。
⑦《竹柏山房十五种》包括有：《开辟传疑》、《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灭国五十考》、《春秋经传比事》、《武王克殷日记》、《战国纪年》、《竹书纪年补证》、《孔孟年表》、《孔子世家补订》、《孟子列传纂》、《孟子外书补证》、《四书拾遗》、《古书拾遗》、《开卷偶得》等。
⑧马驌(1620—1673)，字宛斯，山东邹平人。主要著述有《绎史》、《左传事纬》等。
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1页。
①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页。
②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2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8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89页。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34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01页。
②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③皮锡瑞评价该书说：“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本。”见氏著：《经学通论·书经》，《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4页。
④杨慎初等著：《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6—163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0页。
⑥叶氏的主要学术活动并不在本课题的研究范畴，但由于他足晚清湖南学界汉学的重要代表，又由于他和王先谦在学术上存在一定的联系(叶氏参加科举考试时，房师乃王先谦的学生，因此从学术谱系上来说，王乃叶之太老师。)，故录其主要学术活动于本文，以此也可见晚清汉学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⑦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3页。
①《遵义府志》乃莫氏与郑珍等人合编，梁启超对该志评价颇高，认为也许可以说是“府志中第一”。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②郑珍家乡以养蚕为主要产业，《樗茧谱》就是一部专门论述养蚕业的书籍。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9—470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8—229页。
⑤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3页。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28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28页。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03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6—477页。
④阮元：《山左金石志序》，《揅经室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8页。
①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7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5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5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14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78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0页。
②祁韵士(1751—1815)，字谐庭，号访山。为官期间曾因经济问题被流放新疆，期间，他对新疆的地理知识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学术兴趣，故其为学主要从事舆地研究，主要著述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
③“如安邱王筠、顺德苗夔辈，率精研训诂声韵，胥公提倡之力也。颇笃于故旧，每恤其后人，刻其遗书。歙程侍郎恩泽诸人著作，先后助之付刊”。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38页。
④支伟成评价该书“考据精确，以殚洽称最”。见氏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6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8页。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1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31页。
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7页。
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9页。
⑩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3—274页。
1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4页。
1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69页。
①鲍康(1810—1881)，字子年，号观古阁主人，安徽歙县人。曾官至四川夔州知府，喜好古泉之学，著有《古泉丛考》、《古泉考略》、《泉说》、《续泉说》等。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8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0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3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2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50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零八《列女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51页。
⑧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9页。
①徐珂编撰：《师儒为学之师友》，《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7页。
①道成同时期汉学研究的成就十分宽泛，要对此作一全面说明，非本人及本文力所能及。因此，本文关于道咸同时期汉学的研究成就主要局限于经学、小学以及诸子学等方面。
②虽然《汉学师承记》刊行在嘉庆后期，但由于它在道咸同时期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且江氏本人的学术活动在道光年间亦多有表现，因此本文将其归入这一时期的研究成就范围之内。
③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页。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页。
②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③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另，刘师培也认为江虽为一代汉学宗师，然“慕世之心未衰”。参见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0页。
④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⑤据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载：乾隆年间，江藩曾撰《高宗诗集注》，获得帝王召见，但当他辗转来到京城，此时的乾隆皇帝却因为台湾的林爽文事件而无暇分神，最终竹篮打水，“落魄而归”。参见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民国丛书》第五编(81)，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48年版影印，第428—429页。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②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4页。
③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④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②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③阮元：《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④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5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1—1372页。
②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任公之评，实为定论。另一学术大师钱宾四先生亦称阮氏“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⑤关于阮元主持《清经解》的纂修过程，可参阅虞万里所著之《正续清经解编纂考》，载《学术集林》1995年第4卷。
①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②严杰，字厚民，号鸥盟，浙江余杭人。早年师从段玉裁问学，后入诂精精舍就读。曾长期游于阮元幕。
③张鉴等撰：《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8—149页。
④关于挑选《清经解》的编纂者以及编纂体例诸事，不少学者都对此颇有疑问。如就有论者指出，早在嘉庆后期，阮元为江藩《汉学师承记》作序时，就考虑以江氏作为《清经解》的主要编纂者，道光年间，阮元督粤时，“江藩曾入幕府，不知是编何以不嘱之藩，而嘱之杰?体例亦绝异，殆非阮氏本旨也”。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6页。
⑤在《清经解》的纂修过程中，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调任云贵总督。阮氏离开时，将《清经解》的纂修主持事宜交付广东粮道夏修恕(夏氏乃江西新建人，嘉庆年间进士)。
⑥《清经解》收录的作者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毛奇龄、惠周惕、姜宸英、臧琳、冯景、蒋廷锡、惠士奇、王懋竑、江永、吴廷华、秦蕙田、全祖望、杭世骏、齐召南、沈彤、惠栋、庄存与、卢文弨、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翟灏、盛百二、孙志祖、任大椿、邵晋涵、程瑶田、金榜、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钱塘、李惇、武忆、孙星衍、胡匡衷、凌廷堪、刘台拱、汪中、阮元、张敦仁、焦循、江藩、臧庸、梁玉绳、王引之、张惠言、陈寿祺、许宗彦、郝懿行、马宗槤、刘逢禄、胡培翚、赵坦、洪震煊、刘履恂、崔应榴，方观旭、陈懋龄、宋翔凤、李黻平，凌曙、阮福、朱彬、刘玉麟、王崧、严杰等73人。咸丰年间续刊，增加冯登府一人，书两种。同治年间再次续刊时，又增加许鸿盘一人，书一种。
⑦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5页。
⑧徐珂：《清稗类钞·经术类·张文襄论通经之法》，中华书局1986年版。当时，主张续修《清经解》的学者甚多。早于张之洞的学者有阮元、汪之昌、桂文灿、李祖望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与虞万里著：《正续 清经解编纂考》，载《学术集林》1995年第4卷。
①刻书之初，因经费需求甚大，于是商由苏州书局助刊四百卷；另外，又在湖南长沙设立书局，以王先慎(王先谦之弟)为总编辑，数处并行。书成后，苏州书局助刊二百四十三卷，长沙、江阴两处刊刻一千一百八十七卷。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0页。
①虞万里：《正续清经解编纂考》，《学术集林》，1995年第4卷。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另，梁启超在其另一部清代学术史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六》(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4页。
⑤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2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1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0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页。
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页。
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7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8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6页。
⑤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1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2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此外，光绪年间湖南学者皮锡瑞在陈著的基础上撰写了《尚书大传疏证》，补陈氏之不足而继有发明。有论者以为该书“考据详核，为读大传者所必资矣”。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5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0页。
②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3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1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6页。
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3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6页。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①史革新：《略论晚晴汉学的兴衰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0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6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2页。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⑧其中《天官》六十一条；《地官》六十三条；《春官》九十五条；《夏官》六十一条；《考工记》四十条。
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页。
⑩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④章太炎：《孙诒让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25页。
⑥曹元弼：《周礼正义读后记》，《复礼堂文集》卷4，1917年刻本。
⑦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6页；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五)，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541—554页。
⑧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5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5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73页。
⑥胡成珙之《仪礼古今文疏义》，主于辨正文字。该书“义据闳深，辩订精哲，得其大通”。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4页。
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0页。
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6页。
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三》(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页。
⑩《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郑读赖其引申通贯，使读者易于领会，不致疑难。洵郑注之功人也。”见中困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3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5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页。
⑤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7页。
⑦章太炎：《黄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③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1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5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8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2页。
⑤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清经解》第7册，卷1287，上海书店影印本。
①刘逢禄：《左氏春秋何氏考证》，《清经解》第7册，卷1287，上海书店影印本。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9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19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⑥论者评该书“实事求是，所引皆序而不断，未尝上下议论而穿凿之，不至如后来说经者蔓延支离之甚也”。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18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②龚著“守学而不失师法者也”；陈著“论朝制门制庙制城制禘袷之礼归宁之礼，皆撮其要，引其专”；王著“别辟径途，夙擅文词，郅为简括”，然“驳议横生”，“强词无理”；廖著“新说甚多”，“悉有依据”，“推比文例，颇尽能事，诚为前贤所未逮矣”。俱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28、721、724、725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3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3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5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59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0、86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5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6页。另外，还有学者将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疏方法归纳为“广证博采，兼收并蓄”、“注重考据，辅以义理”、“尊重历史，关注现实”三点，颇有新意。参见柳宏：《台湾学者研究刘宝楠〈论语正义〉成果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⑥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8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7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9页。另，戴望之《论语注》最早试图被收入王先谦编刻的《续清经解》，后李慈铭极为反对，遂遭弃。李氏批评《论语注》道：“本刘申甫(刘逢禄)《论语述何》之恉，以公羊义理，诠发圣言。谓绌夏存周，以春秋为新王，而微言在《论语》。其立意意甚谬，注中傅会牵率迂妄可笑之处，不胜偻指”。又指责戴望，称其“既不识字，妄以公羊家最谬之说，强诬古人，此东汉徐防所谓妄生穿凿，轻诬道术者也”。参见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20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9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⑥钱基博：《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9页。
②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俞樾在《群经平议》中的许多考证提出了具体的批评，但也认为该书“穿穴证佐，皆有心思，终胜无本空谈也。虽指其短，不没其长，洵足以为定评焉”。参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1页。另，俞氏著书，刻意以高邮王氏父子为宗，虽有成就，但较之王氏父子之著述，高下自明。关于这点，有论者已经论述的相当明晰，论者以为高邮王氏之学，根柢深厚。初未尝有意著书，穷老尽气，穿穴群经、诸子，实有所悟，晚乃录出新解，此乃学问已成，而后著述。而俞樾自少起，“即以著书二字横于心中，刻刻以模拟王氏为念，贪多务博，考核渐疏，此所谓为著书而后读书者，其不相及宜矣。乾嘉诸儒治学，以精博之记诵，为缜密之研思，深造自得，精义日多，无意著书，而书自成。道成以下，步趋乾嘉最切、而著书最多者，无逾于樾。”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6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梁启超以为得戴震之《方言疏证》，“然后《方言》可读”。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邵氏《尔雅正义》是清朝最为精当的训诂著作之一；评价段氏《说文解字注》为“古今之治小学者，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核其讹字，未有过于段氏者矣”：而戴震之《声类表》和《声韵考》“叙述详明，考订精审”，其独得之处甚多，于音学所关甚重。俱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0、1070、1220—122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0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3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0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2页。
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6页。
⑨焦循：《雕菰楼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转引自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8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1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④钱基博：《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98—1099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79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88页。
①胡适：《辞通序》，《胡适文存》(四)，安徽黄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②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35—1237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240页。
⑤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6页。
⑥此乃研究清代学术史学者的共识，可参阅梁启超、钱穆二公分别所著之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⑦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页。
①汪中：《墨子序》，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8—419页。
②当时，曾担任太子洗马的翁方纲称汪中为“名教之罪人”，并建议中央政府褫夺汪中的“生员衣顶”，足可以见这件事在当时带给汪中的巨大社会压力。转引自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0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②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8页。
③陈柱：《墨学十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8页。
④俞樾：《诸子平议》，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6页。
⑥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⑧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2页。
①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页。
②俞樾：《墨子间诂·序》，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五·杂家类存目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0页。
②郑师渠：《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
③梅文鼎：《赤水遗珍》，《梅氏丛书辑要》，1874年刻本。
④《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叙述是相当普遍的，凡是关涉到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最后都被从中国典籍中找到了出处。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天文算法类》等处，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邹伯奇：《论西法皆古所有》，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75，第42页。
②陈澧：《诸子书》，《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页。
③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2—254页。
①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3页。
②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③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④史革新：《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⑤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诸子学的思潮仍仅仅是主要影响高级知识分子而很少扩散至小社会团体以外的思潮。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页。
①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③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9页。
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页。
⑤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版，第94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4页。其实早在乾隆中期，学者程延祚就对当时刚露出苗头的汉宋之争提出过批评，他说，“墨守宋学者已非，墨守汉学者尤非”。见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民国丛书》第五编81，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48年版影印，第372页。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3—204页。
③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
④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
①龚自珍：《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5页。
②沈尧：《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吴兴丛书本。
③沈尧：《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卷八，吴兴丛书本。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9页。
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页。
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①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
②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5页。
③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276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6—577页。
②王汎森：《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③有论者以为晚清儒学“汉宋兼采”的特征正是自宋明至清初经清代中叶儒学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观念之间争执的最终表现形态，并认为这并不意味著各类学术的融通，而是企图由宋学来改造汉学。见陈居渊：《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孔子研究》1997年第3期。此论值得商榷，“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一体之两用，并行不悖，也并无高下之分。而晚清的“汉宋兼采”并不是宋学的专利，汉学站在自己的立场也有过对此问题的阐释。
④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38页。
⑤《拟国史儒林传序》阮福案语，《揅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页。
①曾国藩：《诗文》，《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6页。
②张成孙：《答方彦闻书》，《端虚勉一居文集》卷一，道光二十年原刻本。
③张成孙：《与方彦闻书》，《端虚勉一居文集》卷一，道光二十年原刻本。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7—428页。
⑤胡培翚：《答赵炳生文论汉学宋学书》，《研六室文钞》卷五，道光年间刊本。
⑥胡承珙：《四书管窥序》，《求是堂文集》卷四，道光十七年刊本。
①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三，光绪二年刻本。
②徐世昌：《儆居学案上》，《清儒学案》第3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93页。
③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1932年二卷三期，第182—183页。
④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2页。
①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1932年二卷三期，第193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0—681页。
③对于陈澧的汉宋调和之说，章太炎分析认为：陈所著书的时间，正值清代汉学的吴、皖两派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而新的今文经学家也还没有从汉学的章句训诂中走出来；此时陈澧出来“鸠合汉宋”，不顾郑玄、朱熹二人遗说的根本差异，而只取他们少许相同的部分进行比附，“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寸色理同者”。因此，章批评陈说：“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并借用了仲长统的话讽刺他们说，“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严，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页)。稍后，刘师培也对陈澧的调和汉宋说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刘氏以为“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刘以陈之学为学童之学，其中的贬低意味何其明显(见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页)!但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无论章太炎还是刘师培，在他们的学术体系中已经大量融入了西方近代的学术思想，而陈当时，面对学术和社会的困境，他所可资利用的资源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于是，在那样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下，以义理阐释见长的宋学自然就很容易进入其学术视野中。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下，要对汉宋之间学术进行仔细的考订融合，显然也是不太现实的。
④徐世昌：《心巢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36页。
①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60页。
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序言》，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③朱维铮：《东塾读书记·导言》，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④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493页。
①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资料，说道光帝在1835年召见了一位后来因撰写反映清朝吏治腐败之作——《道咸宦海见闻录》而声名大噪的普通官员张集馨，其间的对话颇耐人寻味。据张氏记载道：“帝询问履历差事毕，令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又说：“汝在家总宣读经世之书”。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1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②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③徐珂编撰：《师儒为学之师友》，《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7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5页。
②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序》，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页。
③袁大化、王树楠等编撰：《新疆图志》，卷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
④贾建飞：《论清道、咸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史林》2003年第4期。
⑤张穆：《落帆楼文稿序》，沈尧：《落帆楼文稿》，道光廿七年灵石杨氏刊本。
①张穆：《魏延昌地形志·自序》，《殷斋文集》卷三，《山右丛书初编》第11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18—19页。
②沈尧：《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落帆楼文稿》卷四，道光廿七年灵石杨氏刊本。
③郭丽萍：《显学的背后：沈尧西北史地学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④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7页。
⑤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张穆：《蒙古游牧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第1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3页。
②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页。
③郭双林：《从地理学著作的编撰刊晚晴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④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584页。
⑤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张穆：《蒙古游牧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第1页。
①沈尧：《新疆私议》，《落帆楼文集》卷一，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3页。
③徐松巍：《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⑤梁启超清代历算学演进的五期说是：第一期为明末清初，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第二期为顺治中叶至乾隆初期，是中国学人理解和消化西方知识，并将之与中传统知识融会贯通；第三期是乾嘉时期，主要是学者在汉学学风的影响下，对中国算学典籍进行整理校注；第四期是道咸时期，由于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整理，引起了许多创造发明，历算学开始发展成为专门的学问：第五期则是同光两朝，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再次输入中国。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3页。
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1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③李伯重：《清代中国读书人的数学知识》，《读书》，2006年第9期。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
⑤徐世昌：《请儒学案》(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58页。
①转引自王林茂：《从传统到近代——晚晴浙江学术的变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此外，李善兰还与艾约瑟共同翻译《重学》，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经典力学理论体系，并第一次完整地向中国人介绍了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了《植物学》，介绍了在西方方兴未艾的细胞学说、植物体各器官生理功能理论以及近代植物分类学说。参见李迪：《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3期。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
②李伯重：《清代中国读书人的数学知识》，《读书》2006年第9期。
③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④英桂，沈葆桢：《请考试算学科》，朱有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⑤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页。
①李善兰：《火器真诀序》，《则古昔斋算学》，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
②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③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④李善兰：《重学序》。转引自郑师渠：《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
⑤在今文经学兴盛的十九世纪，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即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不同，大部分从事今文学研究的学者，如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戴望，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一般都远离政治，他们对今文学经典的注释似乎只有纯粹的学术兴趣。但他们关于今文学的研究却扩大了其在晚清的影响，并把研究的内容由《春秋》而推及儒家的其他经典，为清季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支持。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合订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页。
⑥关于今文与古文的区别，皮锡瑞谓：“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歧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即以字体来区分今古文之别(见氏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页)。此后梁启超也循此说(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页)。“这种分别是难以置信的。清儒段玉裁王念孙，早已怀疑这样论断”(侯 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生活书店民国三十六年版，第587页)，所谓的今古文区别，不在文字上的区别，而在于皆以古文本为据而所以读之的不同。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详细论述可参见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学说史》(下)，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598页。
②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8页。
③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一般推至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当可推至更早些的时候。清代前期，上自朝廷天子、下到民间学者，都对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批评，而对元末赵汸的《春秋属辞》大为称赞。于是“扬赵贬胡便成为清代公羊学复兴的滥觞”。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66页。
④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①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页。有论者据说此说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美国学者艾尔曼就认为“今文经学兴起的政治时势是和珅事件”(见氏著《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此说“现在还只能是假说”(参见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页。
③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0页。对《公羊》“义理”之学的追求成为后来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9页。
⑤[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中)，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5—256页。
②徐世昌：《方耕学案》，《清儒学案》卷73第2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91页。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④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清经解》卷1287(第7册)，上海书店影印本。
⑤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①周予同批评宋翔凤“喜附会，杂采谶纬，实不足称”。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②有论者谓：清代的今文经学，在阐发公羊学说“微言大义”的旗帜下，形成一种主张社会政治改革的理论，特色是“凭藉经义以讥弹时政”，它的倡导者正是龚自珍。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①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页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3页。
③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78页。
④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页。
①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②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
③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
①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②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3页。
③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页。
④魏源：《书古微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9页
⑤魏源：《诗古微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9页
⑥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2页。
①魏源：《公羊春秋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1页。
②魏源：《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5页。
③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1页。
④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页。
⑤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页。
①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页。
②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9页。
③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页。
④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⑥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9页。。
⑦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页。
①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1页。
②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2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
③对于廖、康二人的学术关系，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过较为明晰的论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于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者，自南海始”。参见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④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考》卷十三。见《民国丛书》第四编(3)，上海书店据1922年版影印。
①康有为：《长兴学记》，《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
②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5页。
③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7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0、6页。
①在十九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依然是很模糊和朦胧的。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视野里，中国就是世界，是世界的中心。有论者研究指出，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时，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对西学的认识水平竟然还达不到六十年代冯桂芬的水平。多数官僚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了解的十分肤浅，有些人竟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参见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可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66—181页；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美]柯文著，雷颐译：《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476页。
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4页。
③姜广辉在《乾嘉汉学再评价》中指出：“两千余年来，学术发展并不纯粹是学术本身的问题，而几乎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只是到了乾嘉汉学那里，学术研究才获得了它的独立性，因此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不应视为一种倒退、一种罪责，而应视为一种进步，一种功绩。……汉学家在考据学的基础上，整理、发掘出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数学、舆地学等分科之学，使得经学由作为社会政治的实用理性，转变为具有科学意义的工具理性，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指示了新的方向。”(姜广辉：《乾嘉汉学再评价》，《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如果说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学术地位，那么作为乾嘉汉学后续的道咸同汉学，同样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①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52页。
②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刊物——《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前后，其言论有了显著的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便法不能救中国”’。见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导言》，《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
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50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阮元：《清经解》，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王先谦：《续清经解》，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
徐世昌：《清儒学案》中国书店1990年版。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年版。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
《清人注释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载《岭南学报》二卷二期、三期，以及五卷三、四期合刊。
陈柱：《墨学十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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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论者认为，“汉学”最早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南宋时期，主要指两汉的学术思想，但在宋儒的论述中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参见罗检秋：《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光明日报》，2006年6月5日。
③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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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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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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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②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③沈约(441—513)，字休文，南朝梁史学家，编撰《宋书》。
④魏收(506—572)，字伯起，北齐史学家，参与编撰《魏书》。
⑤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⑥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⑦章太炎：《说林》，《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⑧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①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②章太炎：《汉学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④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⑤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0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7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2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3页。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6页。
①[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家族——中国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对于惠栋父子开创的“唯汉是好”的吴派学术，章太炎颇为称道。他认为惠氏解经，“虽迂滞不可通者，犹顺之不改。非惠氏之戆，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之说也”。见章太炎：《题中央大学所刻黄先生纪念册》，《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③如近代佛教学者丁福保在笺注佛教典籍时，仍然强调了自己对汉儒之学的推崇。他说，“汉儒注经，皆宗师说，不尚新奇，不自臆造，不为附会，不事剽窃，不望文生义，不增字解经，不妄诋古训，不率改经文，无骑墙之见，无固执之谈。此两汉经学所以独绝千古也。注儒书当如此，注佛经亦何可不然”。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④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213，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2页。
①方东树：《汉学商兑》，见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5—401页。
②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④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⑤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⑥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页。
①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页。
②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③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7页。
①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6页。
①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②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4—165页。
③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8—119页。
④陈祖武：《钱穆与中国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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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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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艾氏著述的评价，可参考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和思想》，《读书》，1996年第6期。
①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①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②法国社会学者谢和耐将嘉道时期的社会衰败称为“大衰退”，而咸丰、同治时期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则被他认为是社会的“大爆炸”。参见[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469页。
③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47页。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3页。
②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③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东方文化》1998年第4期。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57页。
⑤清人反映晚清吏治腐败的著述可参考李星沅：《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今人关于晚清吏治腐败研究的文章可参阅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和根源》，《东方文化》1998年第4期；李占伦：《政由贿成——读<道咸宦海见闻录>》，《书屋》2005年第9期。
⑥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6页。
⑦就这么一个劣迹斑斑被革职的清朝大员，在道光四年(1824)任陕西延绥道台时，竟然倡议石刻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官箴，即“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石刻现存于陕西碑林博物馆)。历史在这里和世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⑧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7页。
①[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②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7页。
③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9—330页。
④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0页。
⑤参见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9—330页。
⑥[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6页。
①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66页。
②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4页。
③[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9页。
④[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⑤[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①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0页。
②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③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0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⑤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⑥[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①[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②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0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5页。
④[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乾隆时期汉学对当时的学者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流传的范围也较为狭小。周予同曾经以段玉裁为例指出，“事实上，这些学者都是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他们在汉学方面虽有专长，但对于清政府崇奉的宋学，也经常涉猎，而他们专攻汉学，又每在及第以后”(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朱维铮主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0—701页)；美国汉学家艾尔曼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学研究实际上也只是出现在江南的一个学术共同体(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近来更是非常明确的论述，“虽然现在很多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一直在凸现考据学在当时的存在与影响，但是一旦放宽视野考察，在那个时代甚至一直到乾嘉时代，事实上还是官方认可的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依据的、以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为主的、作为道德伦理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着整个思想界。……在整个社会的公开场合与官方场合中，人们习惯的表达语言也是理学的语言，……历史考据风气主要在士人生存空间较好的江南一带流行，并渐渐影响及整个知识阶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3页。
②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谓人曰，“此表惟江氏祖孙知之，外无第三人知者”。其见推重如此。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0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5页。
④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薲，江苏元和人。关于顾氏的生卒年月，至今仍未悬案。据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和《清史列传》记载，顾广圻生卒之年为1770—1839；而依赵治琛《顾千里先生年谱》记录则为1866—1835。参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5—536页。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5页。
①《元朝秘史》是根据十三世纪用蒙古语写成的一部史学著作《蒙古秘史》翻译而成的。顾氏大概在1805年左右在朋友的藏书中发现了该书，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的校勘。有论者评价说：“顾广圻在清代学者中最先认识到该书(即《元朝秘史》)第一部汉文版本的价值。现代学术界开始重视这部著作多得益于他的远见。”见[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中)，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页。
②张舜徽认为顾氏之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勘一事，该文集中之说经之作，有“卓见，为昔人所未及道者。苟循是求之，亦讲明训诂之一道”。见氏著《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5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6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8页。
⑤《齐诗》先由辕固生传夏侯，夏侯明于阴阳，推阴阳言占候，翼奉乃夏侯再传弟子，其推阴阳而言灾异。后班固乃视翼氏为方术之流。有清一代，程瑶田、孔广森等对翼氏之学有研究，但也是“略阐其绪而莫详”。
⑥后世学者对该书的评价说，“该书于翼氏一家之学，似较有发明，恐仍多臆测”。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1页。
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96页。
⑧元朝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杰作之一，罗氏此书是对朱书的补充和修订。
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0页。
⑩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36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4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6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43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78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83页。
⑦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6页。
①有论者以为该书为“读唐以前古书所不可少者”。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73页。
②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7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7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9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9页；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1页。
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9页。
⑦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3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10页。
②此书为研究古文字的专著，共收入先秦文字5700多个。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7页。
④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页。
⑤笔者所见到最早提到“扬州学派”名号的是清中后期的学者方东树，他在《汉学商兑》中曾谈到：“扬州汪氏(即汪中，引者注)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见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4页。)但方氏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并没有对“扬州学派”学术群体、学术特色等做进一步的解释，因此他还不是系统论述“扬州学派”的第一人。
①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②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2页。
④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2页。
②《经传考证》收入阮元编辑的《清经解》，支伟成称其“援引详确，辨订精当”；张舜徽也认为“卓有发明，王念孙亟称之”。《礼记训纂》被支伟成认为是“虽仍以注疏为主，而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如肉贯串，其间附己意，亦恒发前人所未发。成书四十九卷，大率不薄今而爱古，不别户而分门，言简意赅，示学者之涂术焉”；张舜徽亦称该书“博采群言，发明郑义。其精湛虽不逮邵氏(即邵晋涵)之于《尔雅》、胡氏(即胡培翚)之于《仪礼》、孙氏(孙星衍)之于《书》、陈氏(陈奂)之于《诗》，要亦不失为专谨之作，胜于陈澔《集说》固远甚”。分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2页；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1页。
③黄式三、李慈铭等都对阮元论著多有褒扬，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8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424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5页。
①刘台拱(1751—1805)，是乾嘉时期有名的经学家，其早年有志于宋代理学，后结识汪中，在汪氏的影响下，对汉学考据发生兴趣。其后曾旅居京城三年，与朱筠、戴震、王念孙等人过往甚密，相互论学，因此学益大进。刘宝树(1791—1855)，幼承家学，精研经训，对《易》、《书》、《春秋》等经典均有自己的见解，著有《娱景堂集》。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1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9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2页。
⑤梅植之(1794—1843)，字蕴生，号嵇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8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③知名者除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等人外，尚有金榜、洪榜、程瑶田、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诸人。受戴氏影响者亦不少见，尤其是扬州学者，如汪中、焦循、李惇、贾田祖、刘台拱、凌廷堪、阮元等人。他们或推崇戴氏考据学成就，传播其学；或循戴氏考据学方法从事经史考证，成绩斐然。经过他们的努力，戴氏汉学逐渐发展为蔚为大观的一派之学，成为乾嘉时期与惠栋吴派并行的学派。
④相关论述可参考柯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版，第277—282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8页。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59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4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0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1页。
⑥杨大堉，字雅轮。史书记载其“笃学寡交，研穷经训。初从元和顾广圻、吴县钮树玉游，备闻苍、雅阃奥。著《说文重文考》六卷，纯以声音求假借，以偏旁繁省求古、籀异同之变。又作《五庙考》，专驳王肃之失”。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73页。
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9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2页。
②柯劭忞就认为，该书“大旨主发明郑学。郑君所未各者，取荀虞诸家补之，然必与郑义相比附；荀虞诸家所未及者，附加案语，亦本郑君家法。由卦象以求义理，一洗附会穿凿之陋。至郑君间取爻辰征之星宿为后人所驳斥者，配中悉皆删去，一字不登，尤见择善而从，不为门户之标榜，可谓善学郑君者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6页。
③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页。
④支伟成评价该书“采取虽博，而于元明人之所称引概不阑入，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谨严，故述之功实远倍于作也”。见氏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8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7页。另，支伟成认为：《礼经宫室答问》，“钩稽深奥，条理视李室之以下诸家为密”；《孔子三朝记》，“颇称精核”；《管子义证》，“亦足补王念孙《读书杂志》所不及”。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②王引之称该书“触类引申，四通六辟，……尤见卓识精思”。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7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于郑注略例更不明了，疏证异字亦颇简略，往往鲜所贯通，视段、徐二书(即段玉裁所著之《周礼汉读放》和徐养原之《周礼故书考》)不逮远甚。然亦有得有失，……其精当处，实不可易”。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6—477页。
④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7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5页。
⑥《碑传集》共一百六十卷，参考私家文集著述数十百种，旁征博引，史料价值极高。该集主要记载自清朝开国以迄当时，涉及的人物包括有宰辅卿贰词臣、督抚守令僚佐，及忠义、孝友、儒林、文苑、列女等。
⑦《经苑》一书乃钱仪吉主持大梁书院时所编辑，包括宋、元、明人的论述经学之作。
⑧该集中多具名人行谊，尤拳拳于表彰节孝，阐发幽微，足与《碑传集》相辅。
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2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6页。
②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4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42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7—208页。
①据史书记载，“程思泽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尧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遐荒万里在目前矣!’遂阁笔。”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14页。
②此集乃沈尧客死京师后，由好友张穆汇集其遗著而刊刻之。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8页。
④http://elib.lib.tsinghua.edu.cn:9080/mathdl/htm/jianshi/persons/DaiXu.htm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14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8页。
⑦俞樾著书，以模拟王氏父子为念，贪多务博，考核不精，与乾嘉诸儒之治学宗旨多有不合。张舜徽以为乾嘉诸儒治学，“以精博之记诵，为缜密之研思，深造自得，精义日多，无意著书，而书自成。道咸以下，步趋乾嘉最切、而著书最多者，无逾于樾。所刻《春在堂全书》，多至四百数十卷。乃至楹联、牙牌数数之类，亦 均录入，无乃滥杂已甚乎”。见氏著：《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6页。
①有论者以为，戴望于学术上最有功劳之处在于对颜、李学说的阐发。“颜、李之学，自为方苞辈所黜，湮晦无闻者垂二百年。望独能收拾遗书读之，抉择精言，以成是记。近世言清学者，始及颜、李，皆望表章之力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60—561页。
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224页。
③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道：“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凋零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榘矱，一循百年之旧。”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按：梁氏生于1873年，以此可知同光年间广州已经成为汉学最重要的阵地。
①如曾氏在《面城楼集钞》卷二《钮非石段氏说文注订序》中说，段氏所定古音韵十七部，可以读《诗》三百，而不可以读《说文》，列举汉读之不合三百篇者，有论者评价说“证说确固，言之成理”；另在《日知录跋》中，言顾氏以经世自命，故长于史。至于说经，则韵学最深，其它训诂，或未精考。盖其学以宋儒为归，有所未通，然后上求于汉，又未尝致力《说文》，至以李仁父五音韵谱为徐铉所定，此其所以疏也。“此语切中亭林之病。”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3页。
②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阮元督粤时，其刊刻之《十三经注疏》已成，而《校勘记》尚未付梓。此期间，曾钊曾于书肆借阅《校勘记》，并对其中的讹误之处进行标记。后此事被阮元所知，因此受到阮氏礼遇。而学海堂创设之议，就来自于曾钊的建议。因此刘氏以为学海堂之设，“虽创设于阮元，导之而成者，实为曾勉士钊。……粤东经学、训诂，倡于阮元，而实导于勉士”。见氏著：《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7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82页。
④梁启超评价《两粤水经注》为“两广志中水道篇之良著”。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⑤《三礼注疏考异》书不传，惟见凡例，“然犹可见其功力所至，固甚深于郑学也”。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7页。
①有论者谓：“公经学虽不逮文达，此书实足与《积古斋钟鼎款识》相颉颃”。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8页。
②有学者批评说，该书“所辑未能完备，间加按语，亦复肤浅。……凡所征引，家有其书，辑之何为?既不能分类疏通其义，辑之何益?抄撮尚不周密，安得以著述论宰。”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8页。
③[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①有论者评价李氏著作考证严密，“精确殊不在《朔方备乘》下”，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8页。
②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7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0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1页
①据《清史稿》记载，当咸同时期，“宿学渐芜，考据家为世訾謷，独湘乡曾国籓见其书以为可传。自元和惠氏、高邮王氏外，惟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9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9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4页。何氏之书，笔者没有见到，对其学术不敢妄作评论，有论者如此评价说：“大氐治运有志读书，而涉览未广，功力未深，安于固陋，果于自是。虽曾遍观当世诸巨儒之书，终亦无由涤除其乡学究气”。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第355页。
④支伟成认为，“裴注《三国》、李注《文选》，已极赅洽”，而梁氏“尚能详征博引，兼订正其缺失，尤心力所萃”。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421页。
⑤有论者以为该书“涉及面甚广，所记极有价值”。见[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7页。
⑦《竹柏山房十五种》包括有：《开辟传疑》、《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灭国五十考》、《春秋经传比事》、《武王克殷日记》、《战国纪年》、《竹书纪年补证》、《孔孟年表》、《孔子世家补订》、《孟子列传纂》、《孟子外书补证》、《四书拾遗》、《古书拾遗》、《开卷偶得》等。
⑧马驌(1620—1673)，字宛斯，山东邹平人。主要著述有《绎史》、《左传事纬》等。
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1页。
①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页。
②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2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8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89页。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34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01页。
②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③皮锡瑞评价该书说：“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本。”见氏著：《经学通论·书经》，《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4页。
④杨慎初等著：《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6—163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0页。
⑥叶氏的主要学术活动并不在本课题的研究范畴，但由于他足晚清湖南学界汉学的重要代表，又由于他和王先谦在学术上存在一定的联系(叶氏参加科举考试时，房师乃王先谦的学生，因此从学术谱系上来说，王乃叶之太老师。)，故录其主要学术活动于本文，以此也可见晚清汉学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⑦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3页。
①《遵义府志》乃莫氏与郑珍等人合编，梁启超对该志评价颇高，认为也许可以说是“府志中第一”。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②郑珍家乡以养蚕为主要产业，《樗茧谱》就是一部专门论述养蚕业的书籍。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9—470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8—229页。
⑤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3页。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28页。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28页。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03页。
③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6—477页。
④阮元：《山左金石志序》，《揅经室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8页。
①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7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5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5页。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14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78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0页。
②祁韵士(1751—1815)，字谐庭，号访山。为官期间曾因经济问题被流放新疆，期间，他对新疆的地理知识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学术兴趣，故其为学主要从事舆地研究，主要著述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
③“如安邱王筠、顺德苗夔辈，率精研训诂声韵，胥公提倡之力也。颇笃于故旧，每恤其后人，刻其遗书。歙程侍郎恩泽诸人著作，先后助之付刊”。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38页。
④支伟成评价该书“考据精确，以殚洽称最”。见氏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6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8页。
⑥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1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31页。
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7页。
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9页。
⑩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3—274页。
1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4页。
1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69页。
①鲍康(1810—1881)，字子年，号观古阁主人，安徽歙县人。曾官至四川夔州知府，喜好古泉之学，著有《古泉丛考》、《古泉考略》、《泉说》、《续泉说》等。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8页。
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0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3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2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50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零八《列女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51页。
⑧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9页。
①徐珂编撰：《师儒为学之师友》，《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7页。
①道成同时期汉学研究的成就十分宽泛，要对此作一全面说明，非本人及本文力所能及。因此，本文关于道咸同时期汉学的研究成就主要局限于经学、小学以及诸子学等方面。
②虽然《汉学师承记》刊行在嘉庆后期，但由于它在道咸同时期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且江氏本人的学术活动在道光年间亦多有表现，因此本文将其归入这一时期的研究成就范围之内。
③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页。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页。
②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③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另，刘师培也认为江虽为一代汉学宗师，然“慕世之心未衰”。参见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0页。
④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⑤据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载：乾隆年间，江藩曾撰《高宗诗集注》，获得帝王召见，但当他辗转来到京城，此时的乾隆皇帝却因为台湾的林爽文事件而无暇分神，最终竹篮打水，“落魄而归”。参见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民国丛书》第五编(81)，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48年版影印，第428—429页。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7页。
②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4页。
③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④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②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③阮元：《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④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5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1—1372页。
②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任公之评，实为定论。另一学术大师钱宾四先生亦称阮氏“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⑤关于阮元主持《清经解》的纂修过程，可参阅虞万里所著之《正续清经解编纂考》，载《学术集林》1995年第4卷。
①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②严杰，字厚民，号鸥盟，浙江余杭人。早年师从段玉裁问学，后入诂精精舍就读。曾长期游于阮元幕。
③张鉴等撰：《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8—149页。
④关于挑选《清经解》的编纂者以及编纂体例诸事，不少学者都对此颇有疑问。如就有论者指出，早在嘉庆后期，阮元为江藩《汉学师承记》作序时，就考虑以江氏作为《清经解》的主要编纂者，道光年间，阮元督粤时，“江藩曾入幕府，不知是编何以不嘱之藩，而嘱之杰?体例亦绝异，殆非阮氏本旨也”。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6页。
⑤在《清经解》的纂修过程中，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调任云贵总督。阮氏离开时，将《清经解》的纂修主持事宜交付广东粮道夏修恕(夏氏乃江西新建人，嘉庆年间进士)。
⑥《清经解》收录的作者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毛奇龄、惠周惕、姜宸英、臧琳、冯景、蒋廷锡、惠士奇、王懋竑、江永、吴廷华、秦蕙田、全祖望、杭世骏、齐召南、沈彤、惠栋、庄存与、卢文弨、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翟灏、盛百二、孙志祖、任大椿、邵晋涵、程瑶田、金榜、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钱塘、李惇、武忆、孙星衍、胡匡衷、凌廷堪、刘台拱、汪中、阮元、张敦仁、焦循、江藩、臧庸、梁玉绳、王引之、张惠言、陈寿祺、许宗彦、郝懿行、马宗槤、刘逢禄、胡培翚、赵坦、洪震煊、刘履恂、崔应榴，方观旭、陈懋龄、宋翔凤、李黻平，凌曙、阮福、朱彬、刘玉麟、王崧、严杰等73人。咸丰年间续刊，增加冯登府一人，书两种。同治年间再次续刊时，又增加许鸿盘一人，书一种。
⑦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5页。
⑧徐珂：《清稗类钞·经术类·张文襄论通经之法》，中华书局1986年版。当时，主张续修《清经解》的学者甚多。早于张之洞的学者有阮元、汪之昌、桂文灿、李祖望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与虞万里著：《正续 清经解编纂考》，载《学术集林》1995年第4卷。
①刻书之初，因经费需求甚大，于是商由苏州书局助刊四百卷；另外，又在湖南长沙设立书局，以王先慎(王先谦之弟)为总编辑，数处并行。书成后，苏州书局助刊二百四十三卷，长沙、江阴两处刊刻一千一百八十七卷。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0页。
①虞万里：《正续清经解编纂考》，《学术集林》，1995年第4卷。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另，梁启超在其另一部清代学术史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六》(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4页。
⑤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2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1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0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页。
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页。
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7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8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6页。
⑤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1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2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此外，光绪年间湖南学者皮锡瑞在陈著的基础上撰写了《尚书大传疏证》，补陈氏之不足而继有发明。有论者以为该书“考据详核，为读大传者所必资矣”。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5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0页。
②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3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1页。
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6页。
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3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6页。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①史革新：《略论晚晴汉学的兴衰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0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4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6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2页。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⑧其中《天官》六十一条；《地官》六十三条；《春官》九十五条；《夏官》六十一条；《考工记》四十条。
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页。
⑩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④章太炎：《孙诒让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25页。
⑥曹元弼：《周礼正义读后记》，《复礼堂文集》卷4，1917年刻本。
⑦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6页；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五)，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541—554页。
⑧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5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5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73页。
⑥胡成珙之《仪礼古今文疏义》，主于辨正文字。该书“义据闳深，辩订精哲，得其大通”。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4页。
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0页。
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6页。
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三》(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页。
⑩《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郑读赖其引申通贯，使读者易于领会，不致疑难。洵郑注之功人也。”见中困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3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5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页。
⑤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7页。
⑦章太炎：《黄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③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1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5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8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2页。
⑤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清经解》第7册，卷1287，上海书店影印本。
①刘逢禄：《左氏春秋何氏考证》，《清经解》第7册，卷1287，上海书店影印本。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9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19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⑥论者评该书“实事求是，所引皆序而不断，未尝上下议论而穿凿之，不至如后来说经者蔓延支离之甚也”。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18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②龚著“守学而不失师法者也”；陈著“论朝制门制庙制城制禘袷之礼归宁之礼，皆撮其要，引其专”；王著“别辟径途，夙擅文词，郅为简括”，然“驳议横生”，“强词无理”；廖著“新说甚多”，“悉有依据”，“推比文例，颇尽能事，诚为前贤所未逮矣”。俱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28、721、724、725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3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3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5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59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0、86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5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6页。另外，还有学者将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疏方法归纳为“广证博采，兼收并蓄”、“注重考据，辅以义理”、“尊重历史，关注现实”三点，颇有新意。参见柳宏：《台湾学者研究刘宝楠〈论语正义〉成果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⑥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8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7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9页。另，戴望之《论语注》最早试图被收入王先谦编刻的《续清经解》，后李慈铭极为反对，遂遭弃。李氏批评《论语注》道：“本刘申甫(刘逢禄)《论语述何》之恉，以公羊义理，诠发圣言。谓绌夏存周，以春秋为新王，而微言在《论语》。其立意意甚谬，注中傅会牵率迂妄可笑之处，不胜偻指”。又指责戴望，称其“既不识字，妄以公羊家最谬之说，强诬古人，此东汉徐防所谓妄生穿凿，轻诬道术者也”。参见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20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9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⑥钱基博：《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9页。
②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俞樾在《群经平议》中的许多考证提出了具体的批评，但也认为该书“穿穴证佐，皆有心思，终胜无本空谈也。虽指其短，不没其长，洵足以为定评焉”。参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1页。另，俞氏著书，刻意以高邮王氏父子为宗，虽有成就，但较之王氏父子之著述，高下自明。关于这点，有论者已经论述的相当明晰，论者以为高邮王氏之学，根柢深厚。初未尝有意著书，穷老尽气，穿穴群经、诸子，实有所悟，晚乃录出新解，此乃学问已成，而后著述。而俞樾自少起，“即以著书二字横于心中，刻刻以模拟王氏为念，贪多务博，考核渐疏，此所谓为著书而后读书者，其不相及宜矣。乾嘉诸儒治学，以精博之记诵，为缜密之研思，深造自得，精义日多，无意著书，而书自成。道成以下，步趋乾嘉最切、而著书最多者，无逾于樾。”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6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梁启超以为得戴震之《方言疏证》，“然后《方言》可读”。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邵氏《尔雅正义》是清朝最为精当的训诂著作之一；评价段氏《说文解字注》为“古今之治小学者，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核其讹字，未有过于段氏者矣”：而戴震之《声类表》和《声韵考》“叙述详明，考订精审”，其独得之处甚多，于音学所关甚重。俱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0、1070、1220—1221页。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0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3页。
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0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2页。
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6页。
⑨焦循：《雕菰楼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转引自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8页。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1页。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④钱基博：《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98—1099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79页。
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88页。
①胡适：《辞通序》，《胡适文存》(四)，安徽黄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②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35—1237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240页。
⑤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6页。
⑥此乃研究清代学术史学者的共识，可参阅梁启超、钱穆二公分别所著之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⑦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页。
①汪中：《墨子序》，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8—419页。
②当时，曾担任太子洗马的翁方纲称汪中为“名教之罪人”，并建议中央政府褫夺汪中的“生员衣顶”，足可以见这件事在当时带给汪中的巨大社会压力。转引自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0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②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8页。
③陈柱：《墨学十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8页。
④俞樾：《诸子平议》，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6页。
⑥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⑧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2页。
①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页。
②俞樾：《墨子间诂·序》，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五·杂家类存目二》(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0页。
②郑师渠：《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
③梅文鼎：《赤水遗珍》，《梅氏丛书辑要》，1874年刻本。
④《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叙述是相当普遍的，凡是关涉到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最后都被从中国典籍中找到了出处。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天文算法类》等处，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邹伯奇：《论西法皆古所有》，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75，第42页。
②陈澧：《诸子书》，《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页。
③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2—254页。
①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3页。
②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③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④史革新：《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⑤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诸子学的思潮仍仅仅是主要影响高级知识分子而很少扩散至小社会团体以外的思潮。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页。
①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③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9页。
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页。
⑤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版，第94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4页。其实早在乾隆中期，学者程延祚就对当时刚露出苗头的汉宋之争提出过批评，他说，“墨守宋学者已非，墨守汉学者尤非”。见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民国丛书》第五编81，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48年版影印，第372页。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3—204页。
③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
④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
①龚自珍：《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5页。
②沈尧：《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吴兴丛书本。
③沈尧：《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卷八，吴兴丛书本。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9页。
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页。
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①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
②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5页。
③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方东树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276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6—577页。
②王汎森：《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③有论者以为晚清儒学“汉宋兼采”的特征正是自宋明至清初经清代中叶儒学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观念之间争执的最终表现形态，并认为这并不意味著各类学术的融通，而是企图由宋学来改造汉学。见陈居渊：《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孔子研究》1997年第3期。此论值得商榷，“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一体之两用，并行不悖，也并无高下之分。而晚清的“汉宋兼采”并不是宋学的专利，汉学站在自己的立场也有过对此问题的阐释。
④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38页。
⑤《拟国史儒林传序》阮福案语，《揅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页。
①曾国藩：《诗文》，《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6页。
②张成孙：《答方彦闻书》，《端虚勉一居文集》卷一，道光二十年原刻本。
③张成孙：《与方彦闻书》，《端虚勉一居文集》卷一，道光二十年原刻本。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7—428页。
⑤胡培翚：《答赵炳生文论汉学宋学书》，《研六室文钞》卷五，道光年间刊本。
⑥胡承珙：《四书管窥序》，《求是堂文集》卷四，道光十七年刊本。
①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三，光绪二年刻本。
②徐世昌：《儆居学案上》，《清儒学案》第3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93页。
③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1932年二卷三期，第182—183页。
④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2页。
①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1932年二卷三期，第193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0—681页。
③对于陈澧的汉宋调和之说，章太炎分析认为：陈所著书的时间，正值清代汉学的吴、皖两派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而新的今文经学家也还没有从汉学的章句训诂中走出来；此时陈澧出来“鸠合汉宋”，不顾郑玄、朱熹二人遗说的根本差异，而只取他们少许相同的部分进行比附，“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寸色理同者”。因此，章批评陈说：“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并借用了仲长统的话讽刺他们说，“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严，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页)。稍后，刘师培也对陈澧的调和汉宋说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刘氏以为“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刘以陈之学为学童之学，其中的贬低意味何其明显(见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页)!但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无论章太炎还是刘师培，在他们的学术体系中已经大量融入了西方近代的学术思想，而陈当时，面对学术和社会的困境，他所可资利用的资源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于是，在那样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下，以义理阐释见长的宋学自然就很容易进入其学术视野中。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下，要对汉宋之间学术进行仔细的考订融合，显然也是不太现实的。
④徐世昌：《心巢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36页。
①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60页。
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序言》，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③朱维铮：《东塾读书记·导言》，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④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493页。
①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资料，说道光帝在1835年召见了一位后来因撰写反映清朝吏治腐败之作——《道咸宦海见闻录》而声名大噪的普通官员张集馨，其间的对话颇耐人寻味。据张氏记载道：“帝询问履历差事毕，令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又说：“汝在家总宣读经世之书”。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1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②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③徐珂编撰：《师儒为学之师友》，《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7页。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5页。
②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序》，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页。
③袁大化、王树楠等编撰：《新疆图志》，卷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
④贾建飞：《论清道、咸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史林》2003年第4期。
⑤张穆：《落帆楼文稿序》，沈尧：《落帆楼文稿》，道光廿七年灵石杨氏刊本。
①张穆：《魏延昌地形志·自序》，《殷斋文集》卷三，《山右丛书初编》第11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18—19页。
②沈尧：《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落帆楼文稿》卷四，道光廿七年灵石杨氏刊本。
③郭丽萍：《显学的背后：沈尧西北史地学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④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7页。
⑤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张穆：《蒙古游牧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第1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3页。
②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页。
③郭双林：《从地理学著作的编撰刊晚晴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④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584页。
⑤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张穆：《蒙古游牧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第1页。
①沈尧：《新疆私议》，《落帆楼文集》卷一，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3页。
③徐松巍：《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⑤梁启超清代历算学演进的五期说是：第一期为明末清初，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第二期为顺治中叶至乾隆初期，是中国学人理解和消化西方知识，并将之与中传统知识融会贯通；第三期是乾嘉时期，主要是学者在汉学学风的影响下，对中国算学典籍进行整理校注；第四期是道咸时期，由于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整理，引起了许多创造发明，历算学开始发展成为专门的学问：第五期则是同光两朝，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再次输入中国。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3页。
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1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③李伯重：《清代中国读书人的数学知识》，《读书》，2006年第9期。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
⑤徐世昌：《请儒学案》(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58页。
①转引自王林茂：《从传统到近代——晚晴浙江学术的变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此外，李善兰还与艾约瑟共同翻译《重学》，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经典力学理论体系，并第一次完整地向中国人介绍了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了《植物学》，介绍了在西方方兴未艾的细胞学说、植物体各器官生理功能理论以及近代植物分类学说。参见李迪：《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3期。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
②李伯重：《清代中国读书人的数学知识》，《读书》2006年第9期。
③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④英桂，沈葆桢：《请考试算学科》，朱有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⑤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页。
①李善兰：《火器真诀序》，《则古昔斋算学》，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
②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③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④李善兰：《重学序》。转引自郑师渠：《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
⑤在今文经学兴盛的十九世纪，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即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不同，大部分从事今文学研究的学者，如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戴望，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一般都远离政治，他们对今文学经典的注释似乎只有纯粹的学术兴趣。但他们关于今文学的研究却扩大了其在晚清的影响，并把研究的内容由《春秋》而推及儒家的其他经典，为清季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支持。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合订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页。
⑥关于今文与古文的区别，皮锡瑞谓：“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歧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即以字体来区分今古文之别(见氏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页)。此后梁启超也循此说(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页)。“这种分别是难以置信的。清儒段玉裁王念孙，早已怀疑这样论断”(侯 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生活书店民国三十六年版，第587页)，所谓的今古文区别，不在文字上的区别，而在于皆以古文本为据而所以读之的不同。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详细论述可参见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学说史》(下)，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598页。
②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8页。
③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一般推至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当可推至更早些的时候。清代前期，上自朝廷天子、下到民间学者，都对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批评，而对元末赵汸的《春秋属辞》大为称赞。于是“扬赵贬胡便成为清代公羊学复兴的滥觞”。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66页。
④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①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页。有论者据说此说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美国学者艾尔曼就认为“今文经学兴起的政治时势是和珅事件”(见氏著《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此说“现在还只能是假说”(参见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页。
③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0页。对《公羊》“义理”之学的追求成为后来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9页。
⑤[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中)，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5—256页。
②徐世昌：《方耕学案》，《清儒学案》卷73第2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91页。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④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清经解》卷1287(第7册)，上海书店影印本。
⑤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①周予同批评宋翔凤“喜附会，杂采谶纬，实不足称”。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②有论者谓：清代的今文经学，在阐发公羊学说“微言大义”的旗帜下，形成一种主张社会政治改革的理论，特色是“凭藉经义以讥弹时政”，它的倡导者正是龚自珍。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①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页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3页。
③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78页。
④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页。
①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②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
③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
①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②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3页。
③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页。
④魏源：《书古微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9页
⑤魏源：《诗古微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9页
⑥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2页。
①魏源：《公羊春秋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1页。
②魏源：《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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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页。
⑤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页。
①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页。
②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9页。
③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页。
④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⑥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9页。。
⑦章太炎：《訄书·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页。
①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1页。
②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2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
③对于廖、康二人的学术关系，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过较为明晰的论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于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者，自南海始”。参见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④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考》卷十三。见《民国丛书》第四编(3)，上海书店据1922年版影印。
①康有为：《长兴学记》，《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
②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5页。
③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7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0、6页。
①在十九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依然是很模糊和朦胧的。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视野里，中国就是世界，是世界的中心。有论者研究指出，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时，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对西学的认识水平竟然还达不到六十年代冯桂芬的水平。多数官僚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了解的十分肤浅，有些人竟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参见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可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66—181页；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美]柯文著，雷颐译：《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476页。
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4页。
③姜广辉在《乾嘉汉学再评价》中指出：“两千余年来，学术发展并不纯粹是学术本身的问题，而几乎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只是到了乾嘉汉学那里，学术研究才获得了它的独立性，因此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不应视为一种倒退、一种罪责，而应视为一种进步，一种功绩。……汉学家在考据学的基础上，整理、发掘出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数学、舆地学等分科之学，使得经学由作为社会政治的实用理性，转变为具有科学意义的工具理性，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指示了新的方向。”(姜广辉：《乾嘉汉学再评价》，《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如果说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学术地位，那么作为乾嘉汉学后续的道咸同汉学，同样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①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52页。
②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刊物——《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前后，其言论有了显著的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便法不能救中国”’。见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导言》，《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
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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