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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与古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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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墓葬就是土葬。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灵魂观念、鬼神信仰、祖先崇拜等的产生并逐渐深入人心,墓葬的形制经历了“不封不树”的“墓”到“聚土隆起”的“坟”的演变。相应的,墓葬亦由一种“臧尸于土”的掩藏行为变成一种按照某种信仰和仪式处理死者尸体的丧礼活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墓葬行为,如择茔相地、营建墓室、制作棺椁、随葬物品、筑墓守坟、祭拜祖先等。这些内容反映至古小说中,便形成了以相墓、迁葬、盗墓等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反过来,古小说又对墓葬起着映射功能。具体说,是古小说反映了古人的墓葬制度、丧葬习俗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但这种反映又不是刻板生硬的,而往往充满离奇灵动之美。
     本文试图在墓葬文化的基础上,对与墓葬相关的古小说做出全面系统地解读。除去绪论、结语及参考文献,全文共分为七章。绪论部分对墓葬及有关墓葬的古小说进行概述,并对“墓葬与古小说”这一论题的研究现状、方法及意义进行论述。第一至七章从题材出发,将有关墓葬的古小说分为七类进行解析,即相墓、迁葬、盗墓、发墓复生、冢墓幽情、古冢狐以及其他相关作品。具体阐述中,一方面,结合墓葬发掘古小说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立足于小说文本,以文学审美的眼光,分析关涉墓葬的小说的思想内容,并揭示出这些作品的艺术特质。
Burial is the inhum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ith the soul of the concept of supernatural beliefs, ancestor worship and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such people, the shapes of the graves have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of "tomb" with "non-closure or no tree" to "grave"cha- racterized by "uplift soil togeth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burial from a "body in the possession of land" into the acts to hide a certain faith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eremony to deal with the funeral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The reulting acts of a series of tombs, such as the optional phase to grave, tomb construction, making coffin, buried items, building tomb burial, ancestor worship and so on. With these elements included, it has formed a series ancient novels with the theme of selecting tomb, moving tomb , grave robbing. On the contrary, the ancient tombs also plays a novel mapping function. Specifically, the novel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ncient tombs of the ancient system, burial custom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But this is not reflected in the rigid stereotypes, and often full of strange beauty Smar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sis "Gu" novels associated with grave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on the basis of study on the burial culture.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conclusion and references,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Burials and relative "Gu" novel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methods and the graves and tombs of the "Gu" novel overview of the "tomb with the 'Gu' novel" Research in this topics,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about the theme of the paper will be discussed in Introduce part.Detailed analysis will appear from Chapterl to Chapter7 carried out by dividing "Gu" novels related to burials into seven parts, namely selecting tomb、moving tomb、grave robbing、grave resuscitating、zhongmu you qing, fox monster of old grave and other related works. In detail,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 will distill culture information in "Gu" novels referring burial in the pap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xt will base on the novel to literary aesthetic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stories related to burial of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revealed that these works of art characteristics.
引文
[1](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八,《四部丛刊》景清爱汝堂本。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
    [3]题为(三国)管辂撰、(宋)王伋注《管氏指蒙》卷上《山岳配天》,明刻本。
    [4]陈华文《丧葬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1]参见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2]有论者指出,“墓葬产生在旧石器晚期或者更早一点。”李德喜、郭德威《中国墓葬建筑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第八》,《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第75页。
    [1]分别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页。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2]杨宽《先秦慕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第31-35页。
    [3]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考古》,1983年第1-12期(合编),第740页。
    [4]如高去寻认为,至少在殷代尤其是后半期一般墓葬之有墓冢已经形成为埋葬的风俗。《殷代墓葬已有墓冢说》,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80年第41期,第11页。
    [5]如黄展岳则认为,殷代墓葬还没有封土,西周以后,墓上的夯土台基不断增高,成为名副其实的坟堆。《说坟》,《文物》,1981年第2期。
    [6]如韩国河称:“真正的坟丘墓形成(未必一定是夯筑封土)是东周时期,这时墓上建筑性质已不仅仅是祭祀所用,而是区分墓主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论中国古代坟丘墓的产生与发展》,《文博》,1998年第2期,第40页。
    [7]如杨宽称:“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墓葬,开始于春秋晚期,正当孔子在世的时候。”《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8]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14页
    [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按,今本无,见引于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五七《礼仪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18页。
    [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第115页。
    [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4页。
    [1]关于神道、墓阕、华表、碑碣的起源、发展、功用,杨宽先生曾作过深入研究,详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36-157页。
    [2](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对灵魂的界定,《论灵魂和复活》一书如是云·“灵魂是一种受造的本质,活的,属理智的,从自身把生命力和感知力传递给有结构但暂时的身体——只要这自然结构部分解,就聚集在一起。”(古罗马)尼撒的格列高利著、石敏敏译《论灵魂和复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王治国《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3]可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1-188页。
    [4]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周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60-663页。
    [5]余英时著、侯旭东等译《东汉生死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97页。
    [1]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周卷),第663页。
    [2](汉)蔡邕《独断》卷下:“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弘治刻本。
    [1]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第403页。
    [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211页。
    [3]参见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6页。
    [4]《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郑玄注:“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莫重于祭,谓以吉礼为首也。”见《礼记正义》第374页。
    [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59页。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8页下。
    [3]《周礼·春官·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烖,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见《周礼注疏》第121页。
    [4](唐)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38页。
    [1](唐)魏徵、令狐德菜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63页。
    [2]《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墓大夫下大夫二人,……徒二百人”下,郑玄注:“墓,冢茔之地,孝子所思慕之处”。见《周礼注疏》第116页。按,尽管这里是对“墓”的解释,但实际是泛指坟冢。
    [3]见引于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0页。
    [1](宋)邵伯温、王根林校点《邵氏闻见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12-1813页。
    [2]李德喜,郭德维《中国墓葬建筑文化》,第15页。
    [1]见引于《后汉书·礼仪志六》,(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44页。
    [2]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3]参见李德喜,郭德维《中国墓葬建筑文化》,第39-43页。
    [4]详见田正标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墓主考证》,《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第71页。
    [5]有论者称:“最迟从战国晚期开始,传统的墓葬性质开始有了一项新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比较具体的模仿生人的居宅。”蒲慕州《墓葬与生死 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3页。事实上,如上所论,墓室的居室化倾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
    [1](清)王先谦著《庄子集解》,《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页。
    [2]按,纸钱的产生当于汉末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云:“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学津讨原本。
    [3]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01页。
    [1]分别见于(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9-30页、第102页。
    [2]参见姚孝遂《“人牲”和“人殉”》,《史学月刊》,1960年第9期,第33-34页。
    [3]姚孝遂《“人牲”和“人殉”》,第34页。
    [4]《礼记·檀弓下》:“(子)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表明孔子赞成使用车马之类的明器(刍灵),同时,出于“仁”的考虑而反使用“俑”这种明器。郑注:“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灵者、神之类。”见《礼记正义》第75页。郑注谓“刍灵”即“束茅为人马”,但孔子的“刍灵”应不含“人”在内,车马而已。
    [1]详见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又,李立《汉墓神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参见陈华文《丧葬史》,第12-15页。
    [1]《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2]“古代小说也和诗歌一样,可以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系统。古体小说大体上相当于文言小说,近体小说大体上相当于白话小说,但文言小说却不完全等于古体小说……古体小说则限于志怪、传奇及杂俎笔记,有人称之为旧小说。”见程毅中《古体小说钞》(宋元卷)“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1]呼日勒沙《<格斯尔传>中的死亡与复生母题》,《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第9-13页。
    [2]乌日古木勒《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入巫仪式》,《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1页。
    [3]朱璞《古代神话中的“死而复生”母题研究》,兰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第296、298页。
    [1]魏晓虹、姚晓黎《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104-110页。
    [2]这两文分别见于《文教资料》,2005年第31期,第130-131页;《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第79-83页。
    [3]如《王道凭》乃出自唐人句道兴《搜神记》而非东晋干宝《搜神记》。据李剑国师考证,“本条未见宋元前诸书引作《搜神记》。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一九引此事,注《搜神记》,乃见八卷本卷二,除个别讹字异文,文字全同。本条文句同.唯异文较多。此事乃本句道兴本《搜神记》,情事全同,句本作‘王道凭'、‘唐文榆'、‘刘元祥',传写之异也。”见《新辑搜神后记·附录》之《旧本<搜神记>伪目疑目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7页。此外,为便于区分两个版本的《搜神记》,今后引文出自句本者皆注明句道兴,未注明者则出自干宝。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1](汉)刘安撰、(汉)高诱注《淮南子》,见《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页。
    [2](梁)萧统编《文选》卷七杨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下李善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页。
    [3](汉)班固撰《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属堪舆以壁垒兮”下,颜师古注引孟康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23页。
    [4]余健《堪舆考源》,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5]王玉德《寻龙点穴——中国古代堪舆术》,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清四库馆臣认为《葬书》自宋始出。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术数类《葬书》提要。清人丁芮朴以多达九条之证据力证《葬书》非郭璞所作。见丁芮朴《风水祛惑·郭璞<葬经>》,清光绪刻《月河精舍丛钞》本。
    [1]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又,汉宝德《风水与环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3]郭彧《风水史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4](清)王先谦著《荀子集解》,《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页。
    [1]关于《三龙经》作者,旧题杨筠松撰,然向有争议:清人丁芮朴认为世所传杨公书中,唯《撼龙经》、《疑龙经》是杨所撰,见《风水祛惑·杨曾书》。刘沛林认为《三龙经》皆为杨作,见《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第65页。郭彧则认为杨筠松并无任何著作留存于世,见《风水史话》,第211页。
    [2](清)丁芮朴《风水祛惑·杨曾书》。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数术类之《撼龙经》、《疑龙经》及《葬法倒杖》提要。
    [1](明)王袆《王忠文公集》卷二○《丛录》,《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金身佳对敦煌写本葬书做过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如,《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又前引《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另有论文如:《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古代敦煌丧葬民俗》,《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敦煌写本P·4930<相冢书>中的六对八将试释》,《敦煌学辑刊》,2006第3期。
    《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六甲八卦冢》,《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敦煌写本P.2831<卜葬书>中的麒麟、凤凰、章光、玉堂》,《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其他相关研究论著,有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
    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等。
    
    [1]本文所引祖台之《志怪》、刘义庆《幽明录》、佚名《录异传》之文,皆据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下文不再——出注。
    [2](南朝宋)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6-67页。
    [3](两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4]佚文,见引于《太平御览》卷五九○《文部》:“鲁阉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顷还葬,二人复出,掘土得石椁,有铭曰:‘四体不勤孰为作,生不遭遇长附托,赖得二人发吾宅。'闾里祠之。”第2657页。
    [5]《云仙杂记》卷四《葬得石牌》:“乌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领冈前,红箫陇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亚。'重胤依而用之。”末注出处为《垅上书》(《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按,《云仙杂记》(又名《云仙散录》),旧题唐冯贽编,各条皆有出处,多为杜撰之书,所谓《垅上书》前所朱闻。李剑国师云:“冯贽未闻为何人,宋人伪撰《云仙杂记》托名冯贽,殆子虚乌有。”参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03页。
    明人伪造《垅上记》,载《重编说郛》卷一一八、《唐人说荟》一四集等,驾名唐苏颋纂,其中也有《葬得石牌》,乃取自《云仙杂记》。参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1]《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下凡会见汉武帝时,其侍者中就有乘白鹤者。明正统《道藏》本。按,是书作者尚无定论,或以为是汉班固,或以为是晋葛洪,或疑为唐时道家所为。刘向《列仙传》卷上《王子乔》中王子乔成仙后亦是乘坐白鹤,明正统《道藏》本;梁芸《小说》卷六《吴蜀人》中理想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客,即希望成为骑鹤的富贵神仙。殷芸编纂、周楞伽辑注《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1-132页。
    [2](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80页。
    [3]述古老人《百孝图说》,北京:华龄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1](法)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2]两汉选拔人才实行“举秀才”“察孝廉”的察举制度,即由地方推荐德高才秀者作为官员候选。前者重才,后者重德,这应算比较合理的考核制度。但后来此制逐渐沦落,有名无实,以致汉末有民谣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晋葛洪撰《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四部丛刊》景明本)由此可知,察举制至汉末已渐为“门阀等级”制所取代。曹魏确立“九品中正制”后,门阀高低正式成为官员任用标准,以致魏晋六朝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高门大姓者对出身卑微者往往持以蔑视态度,据说到溉先祖曾担粪自给,有人便骂他“尚有余 臭”。见(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附到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9页。
    [1]旧题(三国)管辂撰、(宋)王伋注《管氏指蒙》,明刻本。按,《管氏指蒙》和《葬书》相似,亦为伪托之作。
    [1](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780页。
    [2]关于始皇后五百年江东有天子气之说,《册府元龟》卷二一《帝王部·征应》亦载:“元帝以晋王即位。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陵,壍北山以绝其势。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八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上引《宋书》将始皇后五百年与江东天子气相对应的人物坐实为孙权,此则因年数未及五百而排除孙权,确定为五百余年后的晋元帝。事实上,所谓“五百年”乃泛指,意止在表现秦朝气数衰微、国祚不永而已。
    [3]《汉书》卷八《宣帝纪》云,后元二年,“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第236页。
    [1](明)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二九《难墓有吉凶论一首》,明嘉靖刻本。
    [1](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88页。
    [2](唐)萧嵩等撰《大唐开元礼》卷一三八《凶礼》,清光绪刊本。
    [3](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4]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第3113-3114页。
    [5](唐)薛用弱《集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页。另,唐人作《集异记》者尚有陆勋,为便于区分,本文所引陆氏《集异记》之文皆注明作者。
    [6]分别见于《太平广记》卷三八九,第3108-3109页、第3109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六,第2425-2427页。
    [2](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页。
    [3](前蜀)杜光庭《录异记》,《道藏》本,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2年,第10册第880页。
    [4]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一五六,第1121页。
    [5]佚文,见引于金人佚名《地理新书》卷九,金刻本。
    [1](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5页。
    [2]参见《戎幕闲谈》之“泓师”条,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七七,第484-485页。
    [3](明)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九《难墓有吉凶论一首》。
    [4]旧题(三国)管辂撰、(宋)王伋注《管氏指蒙》卷上《三奇第五》。
    [5](清)来集之撰《倘湖樵书》卷七《诊夫知妻葬子荫父》,清康熙倘湖小筑刻本。
    [6]何满子《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上卷《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纵横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76页。
    [1]《疑龙经》,《四库全书》本。
    [1](唐)陆长源《辨疑志·周士龙》,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二八九,第2298页。
    [2]《葬书·内篇》。
    [1]敦煌写本《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P.2615a)云:“凡居水曲或长源之曲内,为龙腹,居之富贵。居曲外,居之贫凶。”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6页。
    [2]敦煌写本《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册五家书第册七》(P.2550B)云:“葬龙腹,入土七尺,得清石内黑,吉;致富贵,六子并贤人,出贤明,子孙亦壮健,吉。”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第242页。《葬书·外篇》亦云:“宛而中蓄谓之龙腹,其脐深曲,必后世福。”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22页。
    [1](唐)柳宗元撰、(宋)魏仲举注《河东先生集》卷四四《非<国语>上》,宋刻本。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一一八,第826-827页。
    [3](唐)莫休符《桂林风士记》,清初传录明谢氏小草斋钞本。
    [4](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明《历代小史》本。
    [5]是条作者不详,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一三八,第992页。
    [1]《葬书·外篇》:“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乎形应,忌乎湍激,谓之悲泣。”
    [2]佚文,《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以上引文据《朝野佥载》点校本,第165页。
    [3]《史记》卷二七《天官书》:“杓携龙角,衡殷南斗。”裴骃《集解》引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龙角,东方宿也。”第1291页、1292页。
    [4]“《摭遗》一题《青琐摭遗》、《摭遗集》、《摭遗新说》,北宋刘斧撰,传奇志怪杂事小说。”李剑国师《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5]见引于(南宋)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一七《墓兆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5页。
    [1]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5-246页。
    [2](唐)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下,北京:中华书局,第34页。
    [3](南北朝)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卷一一《后赵录一·石勒上》,明万历刻本。
    [1]参见《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第五》、卷八四《郝处俊传》、《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
    [1]参见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247页。
    [2]《尚书》,《四部丛刊》景宋本。
    [3](金)佚名《地理新书》卷八引。按,隋唐时期,有关五姓、五音相墓相宅的书比较多,《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五行类就收录有《五姓墓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五行类收录《五姓宅经》、《五姓墓图要诀》。顾名思义,《五姓合诸家风水地理书》可能是综合各家“五姓”风水书而成者。
    [1](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行状比桓文》:“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后坐贡院任情,责及前事,乃贬信州刺史。”明崇祯《津逮秘书》本。
    [1]佚文,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八九。以上引文据《朝野佥载》点校本,第165页。
    [2]按,羲仲,《册府元龟》卷七七一《总录部·世官》作“万冲”。
    [1](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一二《堑杜氏山冈事 鲜于仲通唐氏严氏附》,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6页。
    [2]金人佚名《地理新书》卷九引《河南记》。《河南记》作者乃唐人薛图存,《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史类云:“薛图存《河南记》一卷,李师道事。”第1468页。
    [3](东汉)王充《论衡》卷一《命禄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页。
    [1]李剑国师《唐五代志怿传奇叙录》(上),第76页。
    [1](宋)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34-1335页。
    [2](宋)何薳撰、钟振振校点《春渚纪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14页。
    [3](宋)郑文宝撰、徐时仪校点《南唐近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1](宋)徐铉撰、白化文点校《稽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0页。
    [2]见引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一七《墓兆门》,第260-261页。按,该条《四库全书》本引作出《唐史》。
    [1](元)刘埙撰《水云村稿》卷一一《书翰·答友人论时文书》,《四库全书》本。
    [2]《夷坚志·夷坚支乙》卷四《焦老墓田》,第825-826页。
    [1](宋)王明清撰,汪新森、朱菊如校点《玉照新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52页。
    [2](宋)郭彖撰、李梦生校点《暌车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46-4347页。
    [1]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第264-266页。
    [1]参见(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334页。
    [2]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第32页。
    [3]“能指”和“所指”是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概念,其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
    [1](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页。
    [2]《周礼》卷一四《地官司徒下》“禁迁葬者,与嫁殇者”下郑玄注,见《周礼注疏》第95页。
    [1]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309页。
    [2]见王重民、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70-871页。
    [3](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194页。
    [4]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四七,第2749-2750页。
    [5](宋)刘斧撰辑《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1-233页。
    [1]李剑国师《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第857页。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三二,第2709-2713页。
    [3]李剑国师辑校《宋代传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0-114页。
    [1]参见李剑国师主编《唐宋传奇品读辞典》(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885页。
    [1](唐)张读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宣室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75页。
    [2](南宋)关耆孙撰《解三娘记》,节存。洪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一七有引,题《解三娘》,第148-150页。
    [3]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二七,第2597-2598页。
    [1](英)杜德桥《尉迟迥在安阳:一个8世界的宗教仪式及其神话传说》,《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第272-273页。
    [2]《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第2213页。
    [1]李伟昉《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1]见李剑国师辑校《新辑搜神后记》,第584-585页。
    [2]江守义《唐传奇叙事》,第216页。
    [3]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二八○,第2230页。题“出《灵异记》,明钞本作《灵怪集》”。关于此文出处,李剑国师将其列为裴约言《灵异志》疑目。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第602页。
    李时人先生认为出自张荐《灵怪集》,见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1页。
    [4](宋)张师正撰、傅成校点《括异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67页。
    [1]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点《云溪友议》,见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76-1277页。
    [1]江守义《唐传奇叙事》,第220页。
    [2](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64-666页。
    [3]殷,原作“商”,乃避赵匡胤讳。《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作“殷”,今据改。
    [1](唐)李冗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1]埃里克·S·雷比肯《空间形式与情节》,见(美)约瑟夫·弗兰克等著、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
    [1]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2]严格说,这是迁河远墓,而非“迁葬”,但其意义与迁葬等同,故与迁葬类小说相提并论。
    [3]此事中,人与鬼都充当了“发出迁葬愿望”的主体,但由于作者重在表现铭文的准确预见性,故将之置于“遗铭迁葬”类一并论述。
    [4]引于李瀚《蒙求》卷中,清佚存丛书本。又载于《隋唐嘉话》。按,鲁迅将此条列在先唐小说《神怪录》下。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469页。
    据李剑国师考证,此条当出自唐孔眘言《神怪志》,文中所言将军王果,乃王雄诞子。(《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第216页)今从之。
    [1]《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经部六》。
    [2]萧登福《谶纬与道教》,台北:文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第507页。
    [3]参见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第98-152页。
    [4](清)袁栋撰《书隐丛说》卷六将这类小说归于“数已预定”条目下,说明作者认为些作品旨在表达一种宿命观点。清乾隆刻本。又,《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一七《墓兆门·流之改葬》中对高流之事作如下议论:“嗟夫,流之何人,而姓名先见于三百年前。彼亦何人,而知三百年之后有一高流之耶!盖凡物莫不囿于有形,有形则有定数,将亦以数而知之也。”亦认为这种预知后事的行为乃“以数而知之”。第257页。
    [5]王子今先生云:“以墓铭预言未来,在北朝依然有仿效之例。……能够预知后来发掘者的 的铭文后,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第3125页,未题出处)作者通过王果的感慨,明言其被责雅州乃命中注定。此外,文中所言悬棺,乃在临江的悬崖峭壁上,这种将棺椁悬挂于江崖石壁上的葬法属于悬棺葬。王果发现的悬棺是在长江三峡,据考,“长江三峡地区的悬棺葬为古代濮、越人后裔的葬俗”。陈明芳《中国悬棺葬》,第162页。
    [1]江守义《唐传奇叙事》,第214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三八,第2685-2686页。
    [2](唐)李复言撰、程毅中点校《续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3-204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二八,第2605页。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二三,第2567页。李剑国师认为,《神鬼录》与梁朝阙名《神鬼传》当系一书。见李剑国师《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64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一二八,第909-910页。
    [1]《左传》昭公七年子产语。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第348页。
    [1]关于本篇作者,尚不确定,李剑国师云:“本篇是否为刘斧自撰无从判知,姑列为无名氏作晶。”《宋代传奇集》,第288-289页。
    [2]即《幽明录》之“士人甲”条、《酉阳杂俎》之“李简”条、《宣室志》之“竹季贞”条、《朝野佥载》之“陆彦”条,见《太平广记》第2993-2995页。
    [1]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诺皋记下》,第144页。
    [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六《疑冢》:“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4页。
    [2](清)洪钧撰《元史译文证补一·太祖本纪译证下》,清光绪刻本。
    [1]许志龙、商成勇、岳南《盗墓贼·中国历代王侯陵墓之劫》,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
    [2]殷啸虎、姚子明《盗墓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3]孙顺霖《疯狂的罪恶——盗墓》,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年。
    [4]华博《中国盗墓》,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5]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第334页。
    [6]月明日《探秘中国盗墓》,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8年。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2页。
    [1]如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第二十九》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废屋卖业。”《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页。
    [2]从殷墟的发掘情况看,那些地位尊贵的贵族王侯之流的坟墓中,都有大量随葬品,不仅包括各种精美华贵的礼器,种类繁多的生活用品,还有很多人牲。据此可知,厚葬之俗,殷商已兴。
    [3](清)孙诒让《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6-107页。
    [1](南朝)任昉《述异记》,徐氏《随庵丛书》本。
    [1]宋叶梦得撰、徐时仪校点《避暑录话》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37-2638页。
    [2]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第238-290页。
    [1]参见月明日《探秘中国盗墓》,第264-270页、第279-287页。
    [1]见引于《天平广记》卷二四五,第2734-2735页。
    [2]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第78页。
    [1]“开门箭发”在“木人运剑”之后。
    [2]详见岳连建、李明《西安北郊汉代积沙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25页。
    [3]丁香乐、周舸、郑燕铃《发现迄今最大巴人贵族墓 墓室积沙六米防盗(图)》,《重庆晚报》,2008年12月22日。
    [1](唐)牛僧孺撰、程毅中点校《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3页。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八九,第3106页。
    [3]许开踟、张本标《盗墓贼闯入古墓离奇中机关 摔死或中毒身亡》,《中安在线》,2009年1月17日。
    [1](宋)邵博撰、王根林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03页
    [2]佚文,见引于《艺文类聚》卷四○《礼部下·冢墓》,(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 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32页。
    [1]见引于《独断》卷上。
    [2]如,乾陵就是以铁水浇灌墓门。《唐会要》卷二○《陵议》:“乾陵元宫,其门以石封闭,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96页。
    小说中亦有相关记载。前引《西京杂记》之“哀王冢”条载,冢墓被“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又,《酉阳杂俎》之“李邈”条就记李邈所盗古冢的石门被“锢以铁汁”。等等。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第3114页。
    [2]南京博物院《南京牛首南唐二陵发掘记》,《科学通报》,1951第5期,第500-502页。
    [1]如《稽神录》佚文《林赞尧》之古冢女子,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第3121页。
    [1]《汉书》卷六七《杨王孙传》,第2908页。
    [2](唐)谷神子撰《博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注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第9页。
    [2]华泉《牛河梁的“庙、坛、冢”——红山文化文明起源的象征》,《瞭望》,1990年第15期,第37-38页。
    [3]参见张敬国《从安徽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谈中国的玉器时代》,《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第119页。
    [4]如张敬国称·“中国玉器时代大约发生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时间段内,其范围从东北辽宁一代至杭州湾地区,包括红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江淮流域的凌家滩墓地文化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南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陶寺文化等。”见《从安徽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谈中国的玉器时代》,第121页。
    [5]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第37页。
    [1]蔡希勤《中国墓葬文化》,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104-105页。
    [2]《后汉书·礼仪志下》“金缕玉柙如故事”下,李贤注引《汉旧仪》曰:“帝崩……以玉为褥,如镫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第3141、3142页。
    [3]《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附孙穆传》:“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玙璠、玉匣、偶人”。李贤注:“玉匣广尺,……大子之制也。”(第1470-1471页)赵忠之父入殓时服天子才能穿的玉匣,属于越制之举。
    [1]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2]参见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第213-219页。
    [3]埋葬已久而容貌如生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且不说自然风干或者经过特殊处理而形成的木乃伊,至今尚令西方人惊讶的是圣女德莱肉体不腐的特异现象。据载,圣女德莱在1582年10月4日去世,享年67岁。其尸体在入棺前未作过任何特殊处理,后来墓中散发出浓郁的花香。一年后开棺查看,里面到处是水和泥,死者衣服已腐,但尸体完好无损。人们重新将尸体置于一新棺而葬之。1585年迁葬时开棺,死者尸体仍然完好。三十多年后再开其棺,尸体仍未受损。对这一现象,教会视为圣灵显世的象征。参见(法)米歇尔·拉贡著,刘和平、郭美艳译《地下幽深处——幽冥国度的追问》,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7页。
    [4]见引于《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第771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第3117页。
    [2]见引于唐李冗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独异志》,第8页
    [3]详见《广异记·奴官冢》,第156页。
    [1]月明日《探秘中国盗墓》,第200-203页。
    [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第3121-3122页。
    [1]《后汉书》卷八二《谢夷吾传》,第2715页。
    [1](宋)周密《齐东野语》,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一六八,第1226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第3117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七五,第2985-2986页。
    [1]《晋书》卷八二《干宝传》,第2151页。
    [1]见引于《太平御览》卷五五九《礼仪部·冢墓三》,第2526页。
    [1]据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载,“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四库全书》本县主乃皇帝近亲之女。也就是说,张氏所娶者不少是皇亲国戚。据此推知,与张氏联姻者,当多为名门贵族。
    [2]李剑国师《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1]明友原作友明。按,《稗海》本、《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太平广记》卷三七五皆作“明友”,是也,今据改。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七五,第2979-2980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七五,第2980-2981页。明钞本作出《伽蓝记》。
    [1]李剑国师《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第312页。
    [2]李剑国师亦云:“《宋志》所记此事当别有所据,非本本书”。见《新辑搜神记》卷二一《河 间男女》注⑥,第357页。
    [1]见王重民、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下集),第876-877页。
    [2](俄)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著、贾放译、施用勤校《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1]有论者认为,“女鬼形体渐次从地涌出的细节应来自当时汉译佛典中佛从地中涌出的故事。”见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2]二文分别见于《太平广记》卷三七五,第2985-2986页、2987页。
    [3]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134-135页。
    [1](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55页。
    [1]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第369页。
    [2](唐)戴孚《广异记·刘长史女》云刘女复生后“夜以面承露,昼哺饮”。这种“以面承露”的方式,其目的亦当是润目。
    [3]详见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第370页。
    [1](宋)阙名《异闻总录》,《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82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七五,第2987-2988页。
    [1]李剑国师《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第311页。
    [1]见王重民、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下集),第869-870页。
    [1]李剑国师辑校《宋代传奇集》,第335-342页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二四,第2568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二六,第2586-2587页。按,《志怪录》,“佚,唐阙名撰,志怪集,是书无著录。”《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第212页。
    [2]格非《小说叙事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3]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五○,第2771-2772。
    [1]李剑国师辑校《宋代传奇集》,第322-326页。
    [1]详见《南史》卷一二《张贵妃传》,第347-348页。
    [1]黄景春《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及根源——兼与姚平教授商榷唐代冥婚问题》,《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第100-102页。
    [2]江林《冥婚考述》,《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1]详见李剑国、韩瑞亚《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第8-9页。
    [1]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483页。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四三,第2718-2719页。
    [1]杜甫《佳人》,《全唐诗》卷二一八,第2287页。
    [1]《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五《姑妄听之(一)》,第381-382页
    [2]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第232页。
    [1]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9-320页。
    [1]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第67-68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四二,第2713-2715页。
    [1]《全唐诗》卷四二七,第4709页。
    [1]《宣室志》佚文,《绀珠集》卷五引。
    [2]李剑国师《中国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
    [1]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458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四八,第3665-3666页。
    [2]《青琐高议》别集卷五《张华相公 用华表柱验狐精》,第235页。
    [3]关于千年枯木可制狐的观点 日本学者吉野裕子以五行相克的原理进行解释。她认为按照阴阳五行的划分,狐狸属土,“属于土气的狐狸,因为火生土,很容易被火引生出来而显出原形”。见吉野裕子《神秘的狐狸——阴阳五行与狐狸崇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6-70页、139页。可备一说。
    [1]《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第四》,第1558页。
    [2](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刊本。
    [3]参见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4、83-84页。
    [4]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二九三,第2332页。小说名《志怪》者颇多,此条出自何氏志怪不详。
    [1]宋航《古墓》,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1](唐)牛僧孺撰,程毅中点校《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2页。
    [1]李剑国师《中国狐文化》,第354页。
    [2]李剑国师《中国狐文化》,第71页。
    [1]佚文,《类说》卷一一引。见《玄怪录》第137页。
    [2]本条应为唐人作品,见引于《太平广记》四五四,第3706页,文末标“阙文”,故不明其出处。
    [3]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五三,第3700-3701页。
    [4]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四八,第3662-3663页。按,文中何让之虽非猎者,但其见老翁独吟而“遽欲前执”的举动与猎者对狐的追捕侵犯意义类同,故亦将其归诸此类。
    [1]李剑国师《中国狐文化》,第126页。
    [2](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六《小水湾天狐诒书》,明天启叶敬池刊本。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五五,第3713-3716页。
    [1]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第22页。
    [2]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五四,第3710-3711页。按,关于《传记》,《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小说家类载:“刘餗《传记》三卷,一作《国史异纂》。”疑该文即出于刘书。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五四,第3709-3710页。按,“《会昌解颐录》,一题《会昌解颐》,佚。唐阙名撰。传奇志怪集。”《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第647页。
    [2]《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二《槐西杂志(二)》,第286页。
    [1]汉末亭制渐衰,至晋代,被彻底废止。尽管如此,残留下来的一些亭尚具有行宿功能。此处“国步山亭”正是其例。详见拙文《汉代乡亭考》,第121页,又,与李剑国师合著《汉魏六朝亭与亭故事研究》,《南开学报》,2008年第3期,第51-61页。
    [2]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174页。
    [3]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五五,第3717-3718页。
    [1]本条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五一,第3691页。或以为出自薛用弱《集异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7页。李剑国师则认为其乃陆勋《集异记》佚文,《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第837页。今从后者。
    [2](宋)方勺撰、穆公校点《泊宅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38页。
    [1]张兵《<铸剑>的文化解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4页。
    [1]《青琐高议》(前集)卷一,第12-13页。
    [2](南朝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69页。
    [1](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1]见引于《太平广记》卷四八八,第4016页。
    [2](宋)陆佃《埤雅》,明成化刻嘉靖重修本。
    [3]吕游《动物趣谈》,《思维与智慧》,2005年第8期,第8页。
    [4]《诗经·小雅·桑扈》“鸳鸯于飞,毕之罗之”下郑玄笺云。
    [1]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38页;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参见李剑国师《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第322页。
    [3]见王重民、周一良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37-141页。
    [1]见《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第285页。
    [2]未知原文出处,见引于《太平广记》卷三八九,第3104页。
    [3](清)尤侗《西堂诗集·剩稿》卷下《哭汤卿谋》。清康熙刻本。
    [4](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六《同姓事相类·蜂窠巷陌》,《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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