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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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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中国新诗发展方向的一座分水岭、当代大陆诗坛上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一代乃至几代青年读者热情追捧的诗歌经典,朦胧诗自出现迄今已有30年。30年来,这一聚讼纷纭的话题,始终受到诗坛与学界的关注。然而与这种热议极不相称,在研究领域,有关朦胧诗的历史叙述存在严重缺陷。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系统的朦胧诗史专著,究其缘由,其中最难攻克的正是朦胧诗的发生问题。本文立足于丰富的原始资料,采取诗歌文体学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朦胧诗缘何发生、如何发生的问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剖析。
     朦胧诗的发生研究,必须以考察《今天》为原点。《今天》诗歌经历了生发、生变、生成三个历史时期,命运漂泊诗、戏剧对抗诗与日常生活诗三种诗歌形态。《今天》诗歌吸纳了古今中外思想与艺术资源,推动《今天》诗人建构起多元化的个体“自我”意识,促发了现代艺术形式的自觉。
     《今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时,面对不同的发表语境,至少经历了三次形象重塑,终而被纳入国家“整一”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今天》诗歌中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自我”观、个体受难不屈的怀疑求索意志、以“隐喻”为核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沉积下来,成为普遍认同的朦胧诗核心。朦胧诗潮的发生,是社会文化层面上“个体”意识与“整一”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话与争执的结果,在诗歌本体层面上是一场捍卫与冲破既定诗质格局的角力。在朦胧诗确立的过程中,求真求变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逻辑是基本前提,民间力量的崛起及重置诗坛权力格局的冲动是诗潮涌动的内在动因,官方场域的权力争执所带来的诗坛裂隙是诗潮涌现的渠道,而朦胧诗自身蕴涵的现代“自我”诗质与新异诗艺成为催生新的社会话语的对象,学院力量由此介入进来,以全新的话语阐释框架,依靠概念的逻辑力量,动摇了“权力话语”体制的美学合法性。学院与民间结盟开辟出与官方相区别的批评空间,民间与大学生读者广泛持久地传播朦胧诗的新话语,官方、学院、民间、商业市场与国际力量打造着“朦胧诗”的经典品牌,从而置换了整套诗歌话语体系,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背景。
As the most durable top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Obscure Poetry presented already 30 years. But in the research, not yet has a systematic monograph on the history of Obscure Poetry until now. What most difficult to solve is the question about the rising of Obscure Poetry. This dissertation bases on the rich firsthand information, adopts the literary style study and the sociology theory angle of view, and then makes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rising of Obscure Poetry.
     Obscure Poetry's occurrence research must take "TODAY!" as a starting point. "TODAY!" poetry experienced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ree poetic genres. "TODAY!" poetry absorbed chinese and foreign thoughts and artistic resources which impelled "TODAY!" poets to construct multipl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enlightened them to experiment modernistic art forms.
     When "TODAY!" poetry moved toward the public space, facing the different publication contexts, it experienced three reconstructions at least. Finally it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construction of state ideology, but the self of socialism-humanitarianism, the individual will to doubt and seek with suffering, and the metaphorical technique, became the general core of Obscure Poetry. The rising of Obscure Poetry was from the dialogue and dispute betwee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Whole" ideology in the new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lso from the dissension between guard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pattern of poem nature. In Obscure Poetry establishment's process, the social psychology striving for truth and change were really the basic premise, the rising of folk strength and the impulsion of resetting poetic field's pattern were the internal impetus, and the crevasse in the poetic field caused by contend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in the official field offered an emergence channel for Obscure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Obscure Poetry expedited the new social words that involved the academic strength, which by the new explanation frame, depending upon the logical concept, pulled down "the authority words" system's esthetical validity. The academy and the folk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independent comparatively criticism space, the folk and the university readers widely and lastingly disseminated Obscure Poetry, and the official, the academy, the folk, the commercial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rength made Obscure Poetry the classical brand, thus replaced whole poetry words system, changed the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引文
1 《今天》杂志作为开端,首先体现在它将一种“文革”期间潜在的、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诗歌进行了主动集结与合理化地公开推广,从而获得了官方文坛的特别关注:一方面,邵燕祥将民刊《今天》的诗歌在官方权威刊物《诗刊》上首次转载,引发了广大青年读者的认同与追捧;另一方面,民刊《今天》的传播,直接激发顾城将其具有类似风格、尘封已久的诗集《无名的小花》公开。北京西城区文化馆业余诗歌组组长李明旭将它在区办文艺小报《蒲公英》上选发,公刘看到顾城和北京其他青年诗人的诗作后有感而发,于1979年3月14日写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见顾城:《少年时代的阳光》与《剪接的自传(上)》,《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老木编,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40、51页。该文的发表,被公认为官方文坛上最早一篇深刻提出青年诗人群体性思想问题、进而引发诗坛争论的标志性文章。它奠定了从思想立场析解朦胧诗的诠释框架,拉开了论争的“序幕”。见田志伟:《朦胧诗纵横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今天》引发的诗歌风格与官方诗坛的既定风格二者之间既有衔接又相抵牾,共同激荡出一场众声喧哗的朦胧诗潮。
    2 例如谢冕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从30年代的大众化、40年代的民族化到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就总的方面说,是在走向狭窄,即缺乏自由。“文革”结束后,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在这种情形下,一批新诗人在崛起。见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认为《讲话》发表后,事情走向了另一极端,诗人的真实感受被忽视了,甚至产生了“回避自我”的倾向。在回避自我的风气统治之下,到了50年代末期,“即使很有才情的诗人也很难不在浮夸诗风的冲击之下丧失自己的声音,用假嗓唱着言不由衷的颂歌。这种用虚假的大话来粉饰自我和生活现实的流毒是至今还没有肃清的,至少是在艺术上那种脱离生活的虚夸的想象程式是还没有根本打破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一反这些积弊的新人”。见孙绍振:《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福建文艺》,1980年第4期。
    3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朦胧诗发生的历史叙述,值得追问。首先它与“新时期文学开端”的历史叙述纠结在一起,同时与确立新时期诗歌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现实主义主流紧密关联。1980年4月广西南宁召开首次大型“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谢冕认为中国新诗在“一九七六年‘四五’以后,有了根本的改变。一九七九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特别是一九七九的诗创作,由于打破了禁锢思想的重重枷锁,中国新诗死而复生了。”见谢冕:《凤凰,在烈火中再生——新诗的进步》,《长江》,1980年第2期。张炯在大会总结发言《有益的探讨,丰硕的收获》中,认为“天安门革命诗歌的澎湃浪潮揭开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序幕。粉碎‘四人帮’三年来,诗歌取得领导成绩有目共睹”。见《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在1983年以前,参与朦胧诗论争的双方并不把“四五”诗歌运动作为朦胧诗乃至整个新诗潮的发端,而普遍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或者“1979年青年诗人诗作的涌现与‘新的课题’的提出”作为新诗潮发端的标志性事件。见朱先树:《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与钟文:《三年来新诗论争的省思》,《成都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进入1983年后,蔡其矫在演讲中,将朦胧诗的发生与天安门“四五”运动在精神上对接起来,认为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以诗歌为武器的斗争,意义非常重大,但艺术不成熟。1978年底,“四·五”精神再现在西单民主墙上,产生了现在所谓的“朦胧诗”。见蔡其矫:《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化》,《诗的双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诗人顾城从诗歌审美意识的阶段性和诗歌表现内容的角度,清晰地分辨“四五”诗歌与“朦胧诗”的关联与差异:“从‘四五’运动起,诗开始说真话,诗开始有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很快,在反映社会问题上,有了突破,诗有了某些独立的社会价值”,但一切并未终止,“人,还有另外一些领域”需要重新开拓,“这些领域就是人的心理世界,伟大的自然界和人类还无法明确意识的未来世界”。见顾城:《“朦胧诗”问答》,《文学报》,1983年3月 24日。然而这种区别性特征在1985年权威的文学断代史著作《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未被采纳,而是力图将朦胧诗整合在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主潮框架下:“天安门革命诗歌所体现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是“支配新时期文学主导的思想倾向”,因此“无论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上,还是从诗歌与时代、与人民的重结密缘上,我们追溯新时期诗歌主潮的源头,都不能不从‘四五’运动中的诗创造开始”,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变动对现实主义诗篇的必然要求及其内在的联系”。见《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第97页。1988年另一本文学断代史专著将“四五”诗歌作为专题独立提出,定性为“一次短暂勃发的现代古诗文运动”,“文学呈现出了由个体精神觉醒发展到整体的民族精神觉醒的特征”。宋耀良列举天安门诗歌运动中北岛的诗歌《回答》,并从传统审美意识苏醒的角度,阐发“四五”诗歌与朦胧诗的关联:“四五”诗歌“促使一批富有才智的青年诗人把传统诗词中的精华与自由体诗更好地糅合起来,探索到了一条新的道路,逐渐完善了‘朦胧诗’体”。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青年诗人结合传统诗词与自由体诗的探索远早于“四五”诗歌,但他清醒地看到朦胧诗与“四五”诗歌存在的审美分歧,表现为朦胧诗的“双重挑战特性”:其一,“作品不仅凝聚与浓缩了巨大的心理能量、爆发心底的愤怒、体现出对黑暗势力的势不两立的挑战”;其二,“在诗歌情绪的传达和表现形式方面,也有着惊世骇俗的曲变,呈现出坚硬锐利的古怪诗风”,“其奇特形式无言地存在,亦已构成对传统审美和诗作的傲岸挑战”。这意味着,朦胧诗并非仅是四五诗歌的延伸,其自觉的审美意识另有源头。此外,他还注意到自发性的“四五”诗歌运动并未依托现代传媒,而朦胧诗运动从开始就自觉与现代传媒联姻。见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0页。1993年较为权威的诗歌史著作将“四五”诗歌运动被定性为诗是“斗争的武器”与政治工具观念的延续:“仅从诗歌的范围上看,对它的性质及其意义的认识,肯定应该主要从政治的方面着眼”。尽管“四五”诗歌“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一次‘启蒙’,诗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独立的思想、文化价值”,催生了新时期诗歌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真实情感的表达,充当了“新时期诗歌的先导”,但是“这种价值的表现,还停留在政治判断上,而未深入进艺术的层次”,“如果因为‘天安门诗歌’在政治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就以为它在艺术上也可以作为我们诗歌的楷模,则仍然是一种用政治替代艺术的值得讨论的观点”。研究者基于“纯文学”艺术观念,力图揭示“四五”诗歌与朦胧诗运动之间客观存在的艺术鸿沟。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4页。与这种“纯艺术”化历史叙述不尽相同,1996年陈仲义在朦胧诗研究专著中,认为“文革时期北京的‘沙龙’文学——70年代初上山下乡时期的‘白洋淀诗群’,以及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三种自发的文学力量构成《今天》——朦胧诗潮潜在深层的背景土壤”。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2005年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选择不再提及“四五”诗歌与朦胧诗运动的关联,《今天》成为朦胧诗运动的叙述起点。
    4 1985年前大陆的朦胧诗论争、文学史著作和朦胧诗选本中从未提及民刊《今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深究。除了《今天》杂志很少为大陆学者完整掌握外,民办刊物的非法政治处境,使得学术界回避公开谈及。同时,大陆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不健全和盲区,使得学术界缺乏将“非官方”文学纳入研究视野的自觉意识和学术勇气。相反,在上述方面,海外学界具备相当的优势。1982年5月底,在纽约圣·约翰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文学会议上,正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的Pan Yuan和Pan Jie发表了《非官方杂志<今天>与年轻一代的新文学观》一文,首次向海外学界系统介绍《今天》杂志的构成和文学史意义。文章指出《今天》诗歌使中国读者震惊并引发了争论。《今天》杂志在追求文学独立与新的艺术技巧过程中,受到了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然而《今天》倡导的新文学,提供了多元文学类型并存的可能性,即政治主导型文学与独立于政治的纯文学、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学与汲取外国文 化传统的文学。见After Mao: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edited by Jeffrey C. Kinkle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1985,P.216。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译丛》(RENDITIONS, Nos.19& 20, Spring& Autumn),以中英文形式编发了《朦胧诗选》(MISTS:New Poets from China), John Minford在导言中指出,这是首次大规模以英文翻译七位朦胧诗人的作品,七位诗人都在“种子”杂志《今天》上发表过诗作。1985年《译丛》(RENDITIONS, Spring)上发表了叶维廉的《危机诗歌:杨炼、江河与朦胧诗》(Crisis Poetry:An Introduction to Yang Lian, Jiang He and Misty Poetry),文中叙述说:“这些诗人的诗歌最早通过油印形式私下交流,例如《今天》杂志,随后在几个官方杂志上公开发表,立刻引起了狂热的争论,1979年后被严厉地批评为不负责任的‘朦胧’和不必要的‘古怪’。随后,这群诗人被指认为朦胧诗人。”由于当时学界热衷参与朦胧诗论争,加之《今天》杂志与“文革”地下诗歌史料难以求全,使得《今天》杂志与朦胧诗运动的历史关联研究,并未充分展开。
    5 “1988年5月15日夜,在雪迪家,我和芒克、多多、根子、郭也诸君聚首一趟。酒酣耳热之后,由对当前诗界诸种怪现象的抨击,转而追溯起当代诗潮的源头。芒克和多多两君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起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创刊前的北京地下诗歌群体的兴衰史,我感到这段史料和先驱者的血不能任其淹没,于是约多多写了这篇长文”。该文即《1970—1978被埋没的中国诗人》,责任编辑老愚发表在《开拓》杂志1988年第三期上。文中指出食指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由此拉开了挖掘白洋淀诗歌群落与北京地下沙龙诗歌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今天》1990年在海外复刊发表的回忆文章、1993年杨健的专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994年5月6日—9日《诗探索》编辑部召开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1998年《诗探索诗歌金库——食指卷》的出版,到了世纪之交的1999年,廖亦武在拒绝遗忘和精神寻根的冲动下,主编出版了采访资料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较为系统地梳理出朦胧诗起源的历史脉路。他在前言中指出:“‘朦胧诗’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
    6 日本学界对朦胧诗与《今天》杂志的关联较为关注:岩佐昌障在1986年10月《文学论辑》32期上发表《朦胧诗的源流——关于杂志<今天>》,1987年日本的《中国年鉴》又收录了他撰写的《朦胧诗的出现——<今天>诗抄》。1997年10月,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以精装合订本形式影印出版了全套民刊《今天》(1978—80)。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最早将朦胧诗的起源与《今天》杂志联系起来叙述。他将1970—1979年划为朦胧诗的酝酿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他们由分散,走向集合;由各自的探索,趋向于风格的一致;由艺术上的幼稚逐渐达到创作上的成熟。朦胧诗派的诗歌创作上的高峰,就形成于这一时期。”其间“围绕着《今天》,这批年轻诗人以文会友,形成了第一次的集合,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缓慢和孤立的状态中发展到这个程度,他们需要交流和切磋”,面对当时的“审美阻力”,“他们也极须凝聚成一股力量。《今天》诗刊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流派而存在了,尽管当时社会还没有承认他们”。见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随后,在台湾学界第一部朦胧诗研究专著中,庄柔玉延续了宋耀良的论断,在分析比较了《今天》杂志之于自办刊物的重要地位后,明确指出:“《今天》在朦胧诗派的发展上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既汇聚了一群有时代使命、具探索精神的诗人,让他们有发表作品、交流意见、探索创作路向的基地,又把一些跟解放以来传统艺术手法迥异的诗歌内容和风格,推广开去,带动一种新的诗歌潮流”。见庄柔玉:《中国当代朦胧诗研究:从困境到求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而1993年后,大陆学界也纷纷建立起从“X小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朦胧诗”的连续线索,构成了文学史的主流叙述。其中,1993年洪子诚、刘登翰认为“《今天》这个刊物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1996年陈仲义在专著《中国朦胧诗人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朦胧诗潮以《今天》为发端,甚至使用了“《今天》——朦胧诗群”的集合概念。2004年洪子诚、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将“文革”期间“白洋淀诗群”的部分作品收入朦胧诗选本,展现了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新进展。在序言中,洪子诚将《今天》的创办与朦胧诗的发生联系起来:“最早创办并影响广泛、后来与朦胧诗有密切关联的自办刊物,是出现于北京的《今天》”,“《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 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核心,甚至被看作就是朦胧诗”。至此,《今天》杂志在朦胧诗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了共识。
    7 朦胧诗与中国新诗传统,尤其是50、60年代传统的显性对抗,从朦胧诗论争之初,就被反复强调。这种对抗进而被表述为社会语言的整体对抗: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本在于它语言上的‘异质’性”,它“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它所诉求的“言语的反叛”,“直接针对着人们的言说行为和日常生活”。见刘禾:《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ⅩⅥ页。
    8 1983年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首次明确将朦胧诗潮的兴起概括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引发了争议。1988年徐敬亚等出版了影响颇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朦胧诗派”被置于诗群之首。
    9 2004年苏州大学秦艳贞博士的学位论文《朦胧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比较研究》,从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两个方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遗憾的是,论文整体架构多采用平行研究视角,对于二者间事实上的影响关联未做细致揭示。同时,论文的时间范围设定在新时期后,因此与朦胧诗起源密切相关的新时期之前的西方诗歌未被系统论及。
    10 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1 1982年钟文在总结三年来的论争时,选择以公刘《新的课题》的提出为肇端,认为“它对年轻人是一个契机”。见钟文:《三年来新诗论争的省思》,《成都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1983年在重庆诗歌讨论会上,郑伯农首次系统地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篇文章整合为诗歌理论的三次“崛起”给予批判。同时揭示“引导论”与“崛起论”导源于“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是由对一批青年诗人的创作的评价引起的”,它们是基于不同文艺思想立场的“两种引导”。见郑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诗刊》1983年第6期。80年代后期,随着朦胧诗地位的确立,三个“崛起”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正统理论被凸显出来,“引导论”的叙述开始缺席。见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第58页。这种片面的叙述很快受到了质疑,田志伟在1987年出版的专著《朦胧诗纵横谈》中,试图全面而辨证地评价这场诊争:“它标志着进入八十年代我国诗歌理论界探索空气的空前活跃,标志着一种艺术民主空气的真正实现,是‘双百’方针指导下的一次平等的对话。”尽管这一乐观的论断容易掩盖论争双方在场域位置与权力上的不平等事实,然而他却首先意识到“引导论”在推动论争发展上的重要功能。他将论争的起点推至1979年10月公刘发表在《星星》复刊号上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承认它引发论战的积极意义。继而辨证地指出,章明首次提出的“朦胧诗”体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对三个“崛起”论的提法与论点的偏颇提出质疑。最后客观展现双方参与论战的历史进程与论战焦点。由于作者立意为朦胧诗辩解,因此对“引导论”中提到的某些朦胧诗体“晦涩”的问题,未给予辨证的分析。见田志伟:《朦胧诗纵横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遗憾的是,此后的文学史主流叙述并未采纳辨证分析与价值中立的评判,只是一味推介“崛起论”。12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页。13 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14 叶维廉在《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一文中解释说:“我们不用‘诠释’(hermeneutics)二字而用‘传释’,是因为‘诠释’往往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一篇作品,而未兼顾到作者通过作品传意、读者通过作品释意(诠释)这两轴之间所存在着的种种微妙的问题,……我们要探讨的,即是作者传意、读者释意这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可以简称为‘传释学’。”“作者传意、读者诠释之间有差距,不只发生在现代诗的场合里,也发生在一般作品的解读过程,因为作者的语言教育背景和读者的语言教育背景是必然有差距的……这些差距是怎样构成的?我们如何、或能不能够消除这些差距?这是传释学所必须面临的问题。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8页。本文将“作者与读者”间的传释关系从文本层面推展到“编者与读者”的刊物层面上考察,从而清晰地揭示传释过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15 1978年12月23日《今天》创刊,创刊号英文名为冯亦代建议的"The Moment",强调当下时刻的紧迫性。《今天》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改为"TODAY "。1979年10月7日重印创刊号时,沿用了黄锐的设计。创刊号首次印刷由编辑部七人外加马德升从1978年 12月20日起,轮流倒班,至22日夜间完工。地点是在北京汽车厂分厂技术员陆唤兴家,位处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的亮马河边小村子里,当时是“三不管”地区,现为东直门外新源里一带。创刊号的纸张由在北京造纸厂工作的芒克和在工厂宣传科打杂的黄锐,每人每天携带出来,积少成多,所以创刊号纸张的颜色并不一样。印刷方式为手刻蜡纸滚筒油印。当时国内对油印机控制严格,黄锐背回特别破旧的油印机,初印了近千册。见北岛:《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青灯》,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刘禾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 北岛,原名赵振开,笔名“艾珊”、“石默”等。1949年生于北京,原籍浙江湖州。伯父赵延年为著名版画家,50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曾有木刻作品《鲁迅先生》、《阿Q正传》。父亲原在保险公司工作,后调到“民主促进会”。最初家住北京二环边阜外保险公司宿舍,1957年冬搬至三不老胡同1号(原郑和宅邸)443号门,该楼居民为民主党派人士。北岛先在阜外小学,搬家后转到弘善寺小学,初中就读于北京十三中,1965年考入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北京四中。少年时喜欢相声艺术,不久改行朗诵,经常背诵当时流行的高士其的诗歌《时间之歌》。少年老成,外号“木头”。1966年,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中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学写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停课闹革命,自愿放弃高考。北岛庆幸学校全面停课,作为无名小卒卷入红色浪潮。但青春的狂欢很快转成血腥悲剧。三不老胡同1号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全体居民被宣布为反革命。1969年春,北岛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河北蔚县开山放炮。1970年转到北京房山工地。工作期间,看不到希望,唱毛泽东诗词,背贺敬之《雷锋之歌》。同时,开始在家中组织沙龙聚会。1971年去内蒙古探友时认识黄锐,1972年认识严力和芒克。1972年后,郭路生、黄锐等参加北岛家中聚会。1973年初,父母从湖北干校搬回北京,沙龙转移。通过父亲,北岛结识了翻译家冯亦代,再通过冯亦代,结识了更多的文化名人。1980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1981年到《中国报道》社任文学编辑,后辞职。1981年《长江》第1期上发表小说《波动》,因存在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86年《北岛诗选》获得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1986年被《星星》读者评为“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之一。见北岛:《朗诵记》,《失败之书》,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与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财经》,2008年第5期。
    17 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年11月6日生于沈阳。1956年随父母全家迁居北京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1958年至1964年在中古友谊小学读书。1964年考入北京三中,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串联去广州、上海、昆明、重庆等地。1968年在家闲居一年。1969年初与中学同学栗世征、岳重和卢中南等八人赴河北省白洋淀插队,落户大淀头村。1970年初到山西和内蒙等地流浪数月。年底在白洋淀开始写诗。1971年写诗7首,只给根子看过,今存《致渔家兄弟》一首。年底结识现代派画家彭刚。1972年初和彭刚二人组成“艺术先锋派”,同行南下,被困武汉。几日后迫不得已返回北京。在白洋淀写诗,直到1976年1月返回北京,临行前烧毁6年间所写全部诗篇。
    18 黄锐,1952年生于北京。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加入国民党,担任技术员、工程师。解放后的1952至1956年间,父亲开办私人工厂。1957年公私合营后,父亲将工厂捐献给国家,自己任厂长,文革中被定性为资本家。1968年黄锐在北京三中完成初中教育,到内蒙古插队7年。1971年在内蒙古结识北岛。1973年调回北京业余写诗画画,1975至1979年在北京皮件三厂当工人。1976年4月5日因参加“天安门”运动,张贴《人民的悼念》一诗,被关押了4个半月,蹲监经历使他非常快地成熟无畏起来。1978至1979年期间,和同属工人文化宫的成员马德升,学习绘画。参见霍少霞:《星星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1979—2000)》,戴穗华译,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与田志凌:《黄锐访谈:“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8日。
    19 相关历史叙述如下:“那是转变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为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见北岛:《断章》,《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此 前一年,文艺界的复苏迹象已经渐露端倪:“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与此同时,上层的保守与改革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墙,一批政论性民刊应运而生”。见徐晓:《<今天>与我》,《沉沦的圣殿》,廖亦武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20 “七人编辑部”没有主编、编委之分,成员为北岛、芒克、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与新影的陈嘉明。分工如下:刘禹、张鹏志、孙俊世等负责理论、翻译等,黄锐任美编和撰写美术评论,芒克与北岛负责诗歌与小说的筛选,北岛执笔《致读者》。见唐晓渡:《芒克访谈录》与徐晓:《<今天>与我》,《沉沦的圣殿》,廖亦武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21 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冥想苦思,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见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这一命名与芒克当时喜欢的诗人艾吕雅的诗歌《今天》同名。
    22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6月6日生于福建石码镇,长于厦门。母亲毕业于教会女高中,精于书法、插花、缝纫等,清秀脱俗,敏感温柔。父亲以诗书传家自荣,毕业于财经学校,就职于银行,1957年“内划右派”,发配三明山区挖煤。舒婷在1966年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作文中有抒情表现受到批评。1969年初中未毕业即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1972年回城,1973年在厦门的建筑公司做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匠,1975年在织布厂当过染纱工、挡车工,1977年调到灯泡厂当焊锡工。1977年,舒婷通过蔡其矫认识了北岛,成为《今天》撰稿人。《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获1979—1980年全国新诗奖,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双桅船》,并获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二等奖。
    23 1975年冬天,26岁的北岛来到白塔寺附近王府仓4号艾青家中,偶遇57岁的诗人蔡其矫,日后成为忘年之交。蔡其矫将舒婷的《橡树》转抄给艾青后,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北岛。在蔡其矫引见下,北岛与舒婷从1977年8月开始通信。见北岛:《远行——献给蔡其矫》,《青灯》,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0页。
    24 又名《劝》。蔡其矫在读了舒婷的《致大海》、《大海:一滴鹅黄色的眼泪》等后,为舒婷而写,作于1975年2月的永安坂尾。
    25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何其芳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26 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27 1978年5月30日,蔡其矫与艾青在北京同看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后,二人作同题诗。
    28 1978年3月10日,“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过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78年9月出版了《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
    29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持灯的使者》,第174页。
    30 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31 辛锋最早将芒克《天空》阐释为象征主义。见辛锋:《试论<今天>的诗歌》,《今天》第六期。
    32 “强力意志”汲取了叔本华、尼采“生命意志”学说的积极养分,并在现代中国充满“民族”、“革命”、“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中得到改造和重塑。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强力意志”由个人生命意志和民族生存意志二者结构而成。见张志国:《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4期。
    33 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34 《今天》是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包括诗歌、小说、美术、摄影、评论、译介、随笔等艺术门类。所谓“《今天》创刊号很单薄,东拼西凑”,是由于当时缺少有质量的小说和评论稿件。为此北岛“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又如针对马德升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今天》编辑部不满意它的质量:“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 一封抗议信。”见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从中看出《今天》杂志艺术门类的水平并不平衡。其中,诗歌由于长期积累锤炼与自觉探索,在整个《今天》中占据先锋与敏感位置。透过诗歌的编选,可以看出编者的意图与定位。
    35 北岛:《听风楼记》,《青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6 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1月17日。见李润霞:《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2001年武汉大学博士论文,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博士论文数据库。
    37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北岛、李陀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38 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29页。
    39 郭玉洁:《变革年代的诗人——北岛访谈》,《生活》月刊,2008年32期。
    40 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
    41 路林:《发刊与停刊——回忆参加<探索>工作的过程》,《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184页。
    42 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1页。
    43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1页。
    44 编辑部在1979年1月底解散重组,原因是芒克、北岛以《今天》编辑部身份同意参加“民刊联席会议”组织的抗议活动,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其他五名成员坚守《今天》的纯艺术立场,退出编辑部,但仍为《今天》供稿。新的《今天》编辑部在1979年3月重组,编委还是七人: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郧英。编辑部工作正规化,大致分工如下:北岛任主编,负责小说,芒克任副主编,负责诗歌。鄂复明负责印刷、财务和给读者复信,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家成为编辑部地址,刘念春负责刊物订阅。后来黄锐又返回做美编,赵一凡做幕后编委,负责提供文革地下写作的文学资料。见唐晓渡:《芒克访谈录》和徐晓:《<今天>与我》,《持灯的使者》。
    45 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1页。
    46 《今天》一至四期的作品,主要从赵一凡收集的资料里选择。见廖亦武、陈勇:《马佳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84页。
    47 郭路生,1948年11月21日生于山东朝城,祖籍山东省鱼台县程庄寨。因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得名“路生”。父亲曾在冀鲁豫文联工作,1953年调入北京一机部。母亲任一机部附属小学校长,她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良好修养对少年郭路生的影响很大。1961年郭路生考入北京56中,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开始文学写作练习。1964年初中升高中考试失利,经牟敦白介绍,开始与张朗朗为首的“太阳纵队”有边缘接触。1965年高中时,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受到学校批评,令其退团。1966年,父亲受到审查揪斗,郭路生也因写浪漫情调的诗歌被批斗。1966年10月,参加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见《食指生平年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林莽、刘福春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30岁时郭路生首次使用笔名“食指”。关于这一笔名的来历,一种解释为郭路生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因此他索性用‘食指’作为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见《食指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但在日后访谈中,郭路生否认这种解释:“食指”的意思“既不是用于指点江山,也不是指人在我背后戳戳点点”。由于郭路生敬重自己的母亲和老师,母亲姓“时”以及“老师”的“师”字,皆与“食”谐音,“子”与“指”谐音,故而取名“食指”。见食指、泉子:《食指:我更“相信未来”》,《西湖》,2006年11期。
    48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3页。
    49 食指的诗《在你出发的时候》。见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38页。
    50 来自民间的质疑,如1978年11月24日晚,启蒙社在北京毛泽东纪念堂栅栏处贴出大字标语:“应该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见《启蒙社始末》,《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567页;来自官方内部的批评,如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中,胡耀邦“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 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讲到康生自己不检讨,毛泽东替他赔不是。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于“文化大革命”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认为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是需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51 陈超:《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食指诗歌论》,《中国先锋诗歌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52 旅德学者仲维光2000年6月在给史保嘉的两封信中,针对郭路生被炒作的文化现象,以反思历史的态度,从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身份区隔出发,揭示出郭路生创作于60、70年代之交的诗歌,残留着特权阶层极权的等级观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进而,文章对郭路生诗歌被经典化的过程与动机给予披露。见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2008年12月3日,新世纪网,http://ncn.org/ view.php?id=73563&charset=GB2312。12月27日一平在《纵览中国》撰文《未来与偏颇》为食指辩护,见http://chinainperspective.net/ArtShow.aspx?AID=235。2008年12月31日,《国际学者基金会》宣布,将“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予郭路生,称其代表作《相信未来》、《疯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是“在强权控制一切的年月,或者基于命运的偶然性,或者由于天启的灵感,郭路生开始走上诗的个人创作之路。他的诗在一代人的许多敏感的心灵间留下了痕迹,那痕迹中有泪水洗净的哀愁,也有属于受伤鹰翅的痛苦。”提名之时就有争议,授奖之后还有争议。见朗钧:《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博讯网,2009年1月20日,http://www.boxun.tv/news/gb/pubvp/2009/01/200901202330.shtml
    53 齐简(史保嘉):《诗的往事》,《持灯的使者》,第18页。
    54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5页。
    55 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56 赵一凡编:《来信摘编》(第一册),1979年5月22日。手稿。
    57 江河,原名于友泽,生于1949年,北京人,在北京四十一中就读。“文革”中家里遭殃,只身留在北京。1968年高中毕业后,在北京胶丸厂工作。1970年春开始,时常到白洋淀居住。1971年开始写诗。见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48页。
    58 《今天》第四期上《祖国啊,祖国》标注时间为1979年5月。但江河的《纪念碑》等诗歌业已在《今天》第三期上发表,说明江河在4月之前就已给《今天》投稿,林莽的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
    59 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421页。
    60 《启事》,《今天》第二期。
    61 张志国:《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4期。
    62 又名依群,原名衣锡群,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五中高三学生。1968年后,与徐浩渊、王自立等形成沙龙。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
    63 《今天》上发表的《巴黎公社》一诗,是根据诗人芒克收藏的依群诗稿印发。该手抄诗稿照片见《沉沦的圣殿》,第209页。这份手抄稿件与依群原稿略有出入,风格更为坚实犀利,后来引发依群好友徐浩渊的不满,撰文《诗样年华》澄清,见《七十年代》,第40页。
    64 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第119页。
    65 《北京之春》第一、二期,《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第105、202页。
    66 《北京之春》第二期,《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第150页。
    67 “红罂粟”意象源自五、六十年代小学语文教材中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课文《罂粟为什么开红花》:“丹柯举着自己的心向前走着,照亮了森林中的路。在他的身后,在他的血流过的地方,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见齐简:《路上飘满红罂粟》,《黄河》,1994年3期。
    68 原名孙康,1950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35中。1968年春,参加中学生跨校小团体“二流社”。该社成员还有师大女附中戎雪兰、潘青萍、史保嘉,35中的包国路(柯云路),101中的任公伟,清华附中的田晓庄,31中的甘铁生和28中等学校的“四三派”成员。1968年孙康去河北徐水插队,开始写诗。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69 食指:《写作点滴》,《沉沦的圣殿》,第60页。
    70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71 《启事》,《今天》第二期。
    72 十七世纪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名著《太阳城》,抨击由私有制产生的各种弊病和罪恶,主张废弃私有制。同时,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人必须劳动,一切生产和分配活动都是由社会来组织。
    73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持灯的使者》,第175页。
    74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持灯的使者》,第174页。
    75 徐晓:《<今天>与我》,《持灯的使者》,第75页。
    76 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4页。
    77 万之:《也忆老<今天>》,《持灯的使者》,第307页。
    78 刊物上标注创作时间为1979年6月20日。见《安徽文学》,1979年第8期。
    79 诗歌副标题中的“F”为北岛当时的女友画家邵飞的名字缩写。邵飞,1954年生于北京,1970至1976年,在军队做宣传工作,创作版画、油画及舞台艺术。1976年在北京画院工作。后参加1979和1980年的星星美展。
    80 “笔”这一日常生活细节意象,如同战士的“枪”,被赋予誓死捍卫自由理想的含义。这一意象在北岛纪念遇罗克的《宣告》(《今天》第8期)中再次出现:“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遇罗克除留给母亲一支钢笔外,没留下任何别的东西,确有其事。他遇难后,母亲把这支笔交给了他妹妹遇罗锦。见遇罗锦:《冬天的童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81 《安徽文学》第七期发表眉间尺《论题目的学问——<“歌德”与“缺德”一文欣赏>》,第八期发表陈子伶《极左的招魂幡——评<“歌德”与“缺德”>》。
    82 《新人三十家诗作初辑——“编者的话”》。《安徽文学》,1979年10期。
    83 马德升,1952年生于北京。年轻时遭受小儿麻痹症之苦。后在北京机械研究所任扫图工人。其版画主要受珂勒惠支影响,善用黑白对比手法构图。他是星星美展组织者之一,具有公开演讲的才能。小说《瘦弱的人》被修改后在《今天》创刊号发表。参见霍少霞:《星星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1979—2000)》,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与《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40页。
    84 钟阿城,笔名阿城,1949年生于四川,父亲是电影评论权威钟惦斐。1968年至1978年下乡插队,是1978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大罢工的策划人之一,调回北京后,在《世界图书》杂志当临时编辑。《今天》插图人之一,参加了1979年和1980年“星星”美展。由于阿城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时,与江丰是患难之交。因此,1980年星星美展时,阿城拜见时任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寻求支持。见王克平:《星星往事》,《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34页与易丹:《星星历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99页。
    85 曲磊磊,1951年生于黑龙江。父亲为著名小说家,《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1958年至1967年在北京接受中小学教育,在老师谭万村督导下学习中国水墨画,7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照明部工作。学习西方素描、油画及解剖构造。为《今天》插图人之一,笔名“路石”。参加了1979年和1980年“星星”美展。见霍少霞:《星星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1979—2000)》,第125页与《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46页。
    86 严力:《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七十年代》,第312页。
    87 这种暗示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关心国家大事,爱思考的年轻人》这份赞扬报告中见出。这份报告通过6月至8月的社会调查做出,为“内部使用”印刷。其间,共青团领导者与民间各组织和个人会面,并参与各编委会的会议,对民间组织印象很好。这份报告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广泛兴趣。见《北京之春》导言,《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第73—84页。“事实上,在知名的知识分子和党内一些担任高级职务的开明人士之中,对民主墙运动表示同情、关切者不乏其人。白桦在公开场合为民主墙叫好,黄永玉、严家其等曾把自己的文章交民刊发表。团中央研究室的谢昌达等人奉命对北京几家著名民间刊物作过细致的调查并写成一份相当不错的内部报告。《中国青年报》曾为民刊《沃土》的一次座谈会提供会场,《文艺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中国青年》杂志专门邀请了几家民刊人士,包括已被停刊的《探索》杂志的几任主编路林,举行座谈会。于光远也邀请过包括好几位民刊人士在内的一批活跃年轻人开圆桌会议。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党内一批自由派人士一度致力民刊存在合法化的伟大工作,可惜未能成功。后来中央下令取缔民间刊物时,对这些同情支持民刊的头面人物严加责备,其中一些人的仕途显然因此而大受影响。”见胡平:《中国民运反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88 万之:《也忆老<今天>》,《持灯的使者》,第311页
    89 “原上草”编者按。见《安徽文学》,1980年1期。
    90 即郑先,原名赵振先,为北岛的弟弟。
    91 严力,1954年8月生于北京,同年被寄养在上海祖父母家。1967年回北京,家住三里河计委大院。1968年5月6日后,父母被分配到湖南衡东县干校,严力一人留在北京。1969年夏天,读食指的《相信未来》,感到新奇。1969年10月到父母所在干校,读初中,干农活、上山砍柴。1970年夏只身回北京,认识芒克。年底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工作。1972年经过陶家楷,认识北岛,随后认识多多、根子。1973年开始写诗,1979年开始画画。当时女友为李爽,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二人参加1979年和1980年“星星美展”。见严力:《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七十年代》,第307—311页。
    92 严力:《我也与白洋淀沾点边》,《沉沦的圣殿》,第278页。
    93 严力:《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七十年代》,307—311页。
    94 唐晓波:《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343页。
    95 舒婷:《惠安男子》,《梅在那山》,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72页。
    96 顾城,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其父是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工。“文革”开始时才10岁,两年后,便随父亲下放山东北部某农场,在放猪的同时喜爱采集昆虫标本,并在那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无名的小花》,还编有一册格律体的诗集《白云梦》。1973年又随父亲返回北京,在街道服务所当过一段时期的木匠、搬运工,后曾借调到某编辑部做临时工
    97 顾城:《剪接的自传(上)》,《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老木编,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52页。
    98 顾城:《少年时代的阳光》,《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第40页。
    99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343页。
    100 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二册,1979年7月。
    101 田晓青:《十三路沿线》,《持灯的使者》,第33页。
    102 从时间上推断,所指“下一期”应为1979年12月末出版的《今天》第六期。事实上,被推至1980年4月《今天》第八期“诗歌专号”发表。田晓青:《十三路沿线》,《持灯的使者》,第35页。
    103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3页。
    104 张志国:《诗歌史叙述:凸现与隐蔽——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写作及反思》,《江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2期。
    105 杨炼,1955年出生于父母正出使的瑞士伯尔尼。1974年高中毕业后赴北京昌平农村插队,并开始诗歌创作,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返城,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创作室工作。
    106 廖亦武、陈勇:《蔡其矫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493页。
    107 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108 《诗人谈诗》,《今天》第九期。
    109 从下面两个事件中可以见出=者的关系:《今天》杂志曾被赠送给胡耀邦、陈荒煤等国家党、政、文化领导人。见《沉沦的圣殿》,386页。1989年4月21日,在胡耀邦追悼会前的那天晚上,很多《今天》同仁朗诵北岛的诗。见廖亦武、陈勇:《李南访谈录》,《持灯的使者》,380页。
    110 1979年《诗刊》召开了建国来第一次大型诗歌座谈会,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到会讲话,指出每个省都可以办自己的诗歌刊物。见田志凌:《王燕生访谈: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9日。
    111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8页。
    112 徐晓:《<今天>与我》,《持灯的使者》,第67页。这一规定得到《今天》部分成员的支持,如李南认为“这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特别好。所以,每当这些作者的作品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占领,影响力大”。见廖亦武、陈勇:《李南访谈录》,《持灯的使者》,380页。
    113 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114 杜云燮的《秋》原载于《诗刊》1980年1期。李小雨的《夜》为组诗《海南情思》之三,该组诗发表在198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上。
    115 1980年7月22日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被报道后,国务院最终作出了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
    116 1980年1月10日,广州地区《浪花》、《人民之路》、《生活》三个刊物联名向全国各民刊发出一份呼吁书,要求大家团结起来,结束各自为政状况。这一呼吁得到上海、山东临清。开封、长沙、长春、宁波、安阳、武汉、青岛、贵阳、温州、韶关等地27个民刊的响应,于9月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民刊协会”,出版了机关刊物《责任》,共推上海的钢铁工人傅中奇为主编。本来是准备出双月刊,以后由于情势的需要,又改为半月刊。整个民刊运动处于挣扎图存的状态。见许行:《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31页与陈若曦:《谈中国民办刊物及其他》,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7月号。
    117 胡平指出,当年官方逼迫民刊停刊,并不是指责民刊的文字内容,而是反对民刊这种自主地表达意见的方式,“他们极欲摧毁的乃是这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民刊的“方式(或形式)可以具有比内容更重大的意义”。因此,“让官方刊物有更宽的言论尺度,正是逼死民间刊物最巧妙的一着”,“官方刊物的信誉回升会造成对民间刊物生存的巨大威胁”。胡平:《中国民运反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55页。
    118 邱景华转述蔡其矫话中提到:“蔡其矫认为,北岛是个领军型的人物,他曾把自己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名额,让给江河。”见邱景华:《北岛:冬天的旅人》,福建:《丑石诗报》,2008年2月总第46期。
    119 参加《诗刊》组织的首届“青春诗会”后,“这些诗人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舒婷不久以后就从工厂调到了作协,之后就成了作协副主席,张学梦也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工作,1981年就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叶延斌从广院毕业就到了《星星诗刊》,现在已是《诗刊》常务副主编了。”见王燕生:《一段不该淡忘的诗歌史》,《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注释本,倪翌风主编,1994年版,第227页。
    121 徐敬亚致《今天》编辑部来信,1980年5月18日。手稿。
    122 该文写于1979年12月19日,原载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会办刊物《红叶》第三期上。
    123 徐敬亚:《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崛起的诗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124 《答复——诗人谈诗》,《今天》第九期。
    125 《诗人谈诗》,《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之一》,1980年10月23日。
    126 《今天》联络人刘念春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法令中“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的条例和1980年7月国家出版局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查禁《今天》。见鄂复明:《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持灯的使者》,第436页。1951年12月 21日《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及《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在政务院第116次政务会议上通过,1952年8月16日公布,刊印于《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
    127 这封公开信是北岛请万之(陈迈平)起草写就。“我们的公开信后来寄送了一百多份,除了北京文联、北京作协、中国作协、国家新闻出版局甚至中共中宣部等单位,还分送给了在北京的很多知名老作家,大家还分别带着信四处奔走,上门去找过这些单位和作家寻求支持,比如我就去找过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我写的时候比较激愤、用词相当激烈,比如我攻击官方不给作家创作自由,因此中国文学‘像裹尸布一样苍白’,所以冯亦代先生当面批评我们是抹杀了中国文学几十年的成就。我们去找过的人还有冯牧、萧乾、严文井等老作家。”见万之:《也忆老<今天>》,《持灯的使者》,第314页;另据北岛描述,总给寄出三百多封信,希望得到文艺界知名人物道义上的支持。除了收到萧军的回信,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实际上,萧军对《今天》刊物的情况并不了解,稀里糊涂表示支持。见查建英:《北岛访谈》,《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7页。
    128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7页。
    129 停刊的原因与中国文坛比较松动,官方开始接纳《今天》的诗歌与诗人有关。《今天》停刊后,“一位法国记者曾想帮助我们把公开信带出国去交给国际笔会,通过国际笔会施加压力来支持我们获得注册,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作协的书记冯牧知道了,他通过史铁生传话给我们,希望我们把信件给追回来。”“同时,他保证想办法给我们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指我们的一些作品将可以在官方许可的刊物上发表,还包括对某些成员进入作协做出安排。我们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信件从那个法国记者手里又要了回来了”。见万之:《也忆老<今天>》,《持灯的使者》,第317页。
    130 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131 田志凌:《王燕生访谈: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9日。
    132 多多,原名栗世征,小名“毛头”,笔名“白夜”等。1951年8月28日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干部家庭。1964年多多与芒克、根子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同一班级。1966年“文革”开始后,家里被红卫兵查封,父母在工作单位中接受批斗,最后下放干校。多多想成为红卫兵,但家庭背景不允许。随后和朋友乘火车在全国串联了3个月。1967年初红卫兵运动演化为“出身红”与“行为红”两派的派系斗争,多多成为北京造反派第三总部成员。在继续串联和革命暴动后,1968年多多读中国古典诗词、正统官方作品、马克思、毛泽东和外国的翻译作品。1969年1月,和芒克、根子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最初热衷谈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政治话题。1969年秋天,多多染肝炎返回北京,独自住在北京家中,直到父母在1972年返回北京。1972年开始写诗,偶尔去白洋淀。多多长期以来想成为专业歌手,回京后正式学习声乐,但未能通过中央交响乐团的考试。1975年在北京注册后,失业三年。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做了图书管理员。1980年开始为《农民日报》经济版做编辑工作。1981年结婚,1982年4月24日幼女早逝,1983年离婚。1985年转到日报的报道岗位,1988年成为该报的文学艺术版编辑。见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Maghiel van Crevel, Research School CNWS, Leiden, The Netherlands,1996, P.102与周舵:《当年最好的朋友》,《沉沦的圣殿》,第206页。
    133 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11页。
    134 这与多多当时对于“不洁”诗人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追求有关。1982年多多写完有毒的长诗《鳄鱼市场》时,也不禁反思道:“我这是怎么啦?本来挺好挺乖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见田晓青《十三路沿线》,《持灯的使者》,第38页。从当时多位朋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多多在行为上刻意装扮诗人气质——“烟、酒、女人、装疯卖傻”,不久把身心健康几乎彻底毁掉了的情况。见周舵:《当年最好的朋友》,《沉沦的圣殿》,第212页。
    135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3页。
    136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3页。
    137 田晓青:《十三路沿线》,《持灯的使者》,第35页。
    138 徐晓:《<今天>与我》,《持灯的使者》,第55页。
    139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33页
    140 北岛:《远行——献给蔡其矫》,《青灯》,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141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8页。
    142 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97页。
    143 萌生这一构想的冲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的四中同学张青海的信件。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信,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北岛影响很大。北岛的《星光》这样开始:“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见刘子超:《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6期;另一个事件是1974年彭刚给北岛讲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而后许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发生民主运动,我愿做一块争取自由的基石。”《今天》创刊时,找彭刚帮忙,彭刚拒绝了。北岛对彭刚说:“你不是讲过要做中国民主运动的基石么?现在需要基石了。”见廖亦武、陈勇:《彭刚、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59页。
    144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8页。
    145 芒克:《心事》,《今天》丛书。
    146 梅热拉伊梯斯:《人》,孙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15页。
    147 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1页。
    148 “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锋头。”见徐晓:《<今天>与我》,《持灯的使者》,第62页。
    149 双重头像剪影的设计出自艾青之子艾未未之手。见王炳根:《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150 弓长:《关于摄影“秋之魂”》,《今天》第四期。
    151 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152 崔卫平:《郭路生》,《持灯的使者》,第214页。
    153 江河:《诗人谈诗》,《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之一》。
    154 综合统计《今天》杂志与“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主要诗人发表的数量如下:北岛32首、芒克21首、江河15首、食指9首、方含8首、舒婷7首、顾城7首、杨炼5首、田晓青5首、严力5首、齐云3首、赵南3首、依群3首、史康成2首、多多、吴三元、叶三午、马德升、黄锐、肖驰、英子(崔德英)各1首。
    155 孙康宜:《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见《词与文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156 在“有机整体观”这点上,韦勒克和沃伦参照艾略特的观念:“我们必须把文学视为一个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完整体系它在不断地增长着。”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157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58 在跨文化交流和影响日益紧密的时代,文学文本完全可能体现出跨文化的亲缘性,从而形成没有文化疆界,即广义上的“文本家族”概念。
    159 “本书自始至终把宫廷诗作为一种‘语言’来处理,试图从它的丰富多样的‘言语’—一个别的诗篇重建这一系统。”见宇文所安:《宫廷诗的“语法”》,《初唐诗》,第323页。
    160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61 这在文化相对独立、未受到根源性冲撞或重构前的文本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例如叶维廉在《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列出了中国笺注者对李白《送友人》的母题交响。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0页。
    162 郭路生在80年代初常与阿城来往,平民子弟阿城的视角值得注意:“我忽然悟出郭路生将来要写的,真是他自然而出的东西。这间大屋里充满着‘这个国家是我们的’那种风发意气。你当然可以用‘高干子弟’一言蔽之,但我真是喜欢有元气的人,无论品味。毛泽东当年说‘世界时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对眼前这些人来讲,就像‘你是你爸爸的儿子’一样当然。二十多年前的许多年轻人愤怒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欺骗了他们,其实是他们误会了……他得学会辨别他人眼里的焦点所在。我想我当年确实幼稚,直到读初中才明白我根本不是‘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连‘祖国的花朵’都不是。”阿城欣赏这些谈政治的人,不论是霸气还是豪气,对于写过诗的郭路生,“我不在乎他的意识形态”。见阿城:《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持灯的使者》,第181页。一些“高干子弟”在红卫兵运动结束后,曾扬言东山再起,受到恫吓的平民子弟,对于食指的《相信未来》倍感压力,保持着政治警觉。
    163 1958年6月,在“大跃进”浪潮中,中共北京市委两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北京应该迅速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化的中心。北京城市工业化进程,在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最动荡的岁月,仍然迅猛发展。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变迁与对峙》,台北:捷幼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9页。
    164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2页。
    165 洪子城、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166 郭世英1942年生,郭沫若之子,北京101中学学生。后入外交学院,与高中同级同学张鹤慈、孙经武结识。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三人创办手抄本“X”刊物,其中有诗、文学、哲学、政治评论,张鹤慈任主笔。郭世英受俄国作家影响,“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1963年5月“X”诗社被营天予告发,惊动了国家领导最高层,三人被拘捕定罪。有感于独立思考在那个蒙昧时代的痛苦,他劝告牟敦白:“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张鹤慈1943年8月生,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之子。初中就读于清华附中,1958年至1960年在101中学读高中,后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因七门功课考试成绩不及格而被学校开除,郭世英多次以夸耀的口吻提起这件事。张鹤慈“苍白憔悴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头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多少有些门阀观念”,“天马行空,对旁人藐视全然不顾”,“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张鹤慈和高干子弟孙武军在60年代都欣赏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当时挨批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等;孙武军的父亲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孙武军曾为偷越国境去苏联,独自向蒙古走去;张朗朗1943年生于延安,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著名画家张仃与中央工艺美院文学教师陈布文之子。1958年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1959年上101中学,比郭世英低一年级。崇尚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的“幻想”与“铿锵有力的节奏”。后又转到外语学院附中,组织了“太阳纵队”。从年龄看,这一代同龄诗人大多生于40年代初,随同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同成长,到60年代恰逢身心处于最为敏感、善思、冲动、叛逆、求新的青春阶段,同时他们“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的出身使之“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他们所接受的理想主义学校教育、从书本中演化而来的个性解放的现代价值观念、同学朋友圈子化的亲密组合关系,使这一代诗人并不只停留在沙龙范围内“自我欣赏”,而极力渴求个人理想的实现、个体价值的社会认同甚至国家文化伟大复兴的宏大构想。见《张饴慈致邵燕祥的信》与周国平的《关于X和张鹤慈的四首诗》,《新诗界》,李青松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535页;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收入《沉沦的圣殿》。由于家庭出身和经历不同,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子弟,背景县征安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人,属于权力话语体制内知识分子;一类是社会关系复杂的平民子弟和“黑五类”子弟,具有更多的民间背景,主要从西方文化和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如生于1941年的黄翔,1942年生的哑默。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67 北京沙龙成员以高干、著名学者、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为主。他们从小从长辈的言谈中耳濡目染诸如“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等人格风范,影响到他们日后的言行举止。见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第39页。
    168 陈布文、海默之于“太阳纵队”的精神引导,郭沫若、田汉、老舍、王力之于陈明远的精神召引和艺术点拨。见陈明远:《劫后诗存——陈明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42页。
    169 陈明远之于中国唐诗、西方摩罗诗人;郭世英X诗社之于黑格尔、马列哲学,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欧美作家如海明威等;张朗朗“太阳纵队”之于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普希金、叶甫图申科,欧美诗人波德莱尔、洛尔迦、艾吕雅,小说家雷马克、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塞林格、凯鲁亚克,凡高等后期印象派绘画,西方“披头四”现代音乐以及欧美电影;贵州诗人群之于法国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泰戈尔、惠特曼诗歌,贝多芬音乐、珂勒惠支版画等。他们又都从鲁迅作品及译著寻求过精神资源。
    170 牟敦白在与郭世英、张鹤慈的交往中,时常感觉到他们的“门阀”观念、与众人疏离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冷漠的贵族神态,并且自己要有意彰显独特的个性特征,否则会遭致嘲笑。见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沉沦的圣殿》,第17—29页。
    171 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沉沦的圣殿》,第31页。
    172 “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己。”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沉沦的圣殿》,第47页。
    173 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沉沦的圣殿》,第46页。
    174 未能发表的直接原因是文艺界开始批判邵荃麟,这诗恰好由他签发。从诗歌本身对于政治抒情诗主流模式的背离看,即便发表也会沦为批判对象。
    175 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沉沦的圣殿》,第49页。
    176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77 晓晨:《诗歌与口号——诗歌漫谈之六》,《解放日报》,上海,1975年12月1日。
    178 佛克马:《文艺创作与政治》,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2页。
    179 美国著名精神病医师,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学龄初期、学龄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期、成熟期。其中青春期表现出自我同一性(identity)和角色混乱的冲突。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高涨会带来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的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所以,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感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所占的情感位置。这一阶段的危机是角色混乱。见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180 本文的“整一”概念,是从哲学与心理学基础上的“整体主义”(HOLISM)提出的,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概念是从社会政治伦理学角度理解的。《今天》编辑之一万之曾反思二者的区别,认为“整体与部分”相对应,“集体与个体”相对应。个体本该面对集体,自我是个体,他人也是个体,在互相尊重为个体的基础上,大家成为一个合理社会,即集体。然而,由于中国人的思维历来是“整体主义”的,当鲁迅以“个人主义”反抗时,他把“自己之外的人当作了一个整体”,以“个体”对抗“整体”,不注重建立一个合理社会,只顾自己的个体性,而忽视他人的个体性。那其实不叫真正的“个人主义”,反而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人要都对自己负责就够好了。当人人都对自己负责,就会关心社会了,因为自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见杜导斌、陈迈平:《一次远隔万里的互动》。本文认为,《今天》诗歌主体是以合法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在平等与人道观念下,尊重他人的个体性,捍卫个体的权利,并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受鲁迅的影响,有将他人视为“整体主义”批判倾向,如北岛早期的《眼睛》等,但最终诗人们通过自我反思,如“对于过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洁的”,而回归到真实、有“弱点”的个人。然而《今天》诗歌在被轨道入国家“整一”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真实的个体性被削弱,回归“整一”文化的社会职责感被强力凸显,朦胧诗的发生便是这种“个体”与“整一”,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话与争执的结果。
    181 一种坚实的内在同一性标志着青年过程的结束,而且也才是进一步成熟的一个真正条件。这种同一性有赖于年轻个人从那些与他有密切关系的社会集体的集体同一感的支持,这 些社会集体是:他的阶级、他的民族、他的文化。但每一种集体同一性都各自培育着自身的自由感,呈现出个体自由感的差异。见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82 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1页。
    183 江河:《诗人谈诗》,《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之一》,1980年10月23日。
    184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鲍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注释1。
    185 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见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2005年版。
    186 郭世英曾将六十年代和五四时代做比较,“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以表达个性受到压抑与对于社会的批判。见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沉沦的圣殿》,第28页。
    187 1962年底随着文艺界反修运动的开展,配合政治运动的口号开始出现,歌颂与批判形成对立。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虽不能摆脱这一历史局限,但由于诗人采用了平视的抒情视角,将阶级矛盾的口号艺术化处理为人物之间的平等对话,在这方面超越了当时的颂歌惯例。
    188 陈明远写于1963年的《雏鹰》:“我愿意变成一只雏鹰,在悬崖顶端扑动翅膀。俯瞰脚下喧哗的云海,想象眼前第一次远航……//也许我将被雷电缠绕,全身焚化为一片通红;世人将看见自豪的火鸟,天幕上谱出生之光荣。//抓住了雷神同归于尽,火球轰隆隆地降临山顶!从此在这座丰碑上面,屹立熔岩浇铸的雏鹰。”这种献身精神、革命勇气、正反对立、乐观结局与主流诗歌是一致的,只是更曲折地表现正反力量势均力敌的场景,结尾依靠续接郭沫若《凤凰涅槃》的死而复生模式,达到主流诗歌一以贯之的胜利结局。
    189 叶三午,笔名阿丹,教育家叶圣陶的长孙。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郊区农村中学教书,参加劳动时从山上摔下,造成下肢瘫痪,终身需要依靠轮椅行动。“文革”期间,赵一凡、北岛、阿城等都曾与叶三午有密切交往。《今天》第六期上发表了他署名“阿丹”的《心,总是那一颗》、《忠诚与遗弃》两首诗。见阿城:《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持灯的使者》,第184页与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62页。
    190 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62页。
    191 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第49页
    192 1963年9月份,“X”刊物成员被定罪为“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周总理亲自过问,张鹤慈、孙经武各教养二年,郭世英劳教一年。三人因表现不好分别延长一年劳教。1965年5月郭世英出来后去北京农业大学念书,1968年春,因X小组问题被重新审查,农大部分造反派私设刑堂,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张鹤慈被教养、劳改共15年,1978年落实政策。张朗朗1968年至1977年间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举牢。其他“太阳纵队”成员张久兴、甘露林1972-1973年在军队审查中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往农场劳改。参见《张饴慈致邵燕祥的信》,《新诗界》,李青松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非正常死亡》,子西等编,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与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59页。
    193 老红卫兵,是红卫兵前期(1966-1967)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这个政治派别的社会阶层背景最为明显。“阶级路线”刺激着他们的权力继承意识。深受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影响,强调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文化教育领域领导权。但很快他们自身利益受到危机,1967年夏天,“老红卫兵”成为北京红卫兵中的“保守派”退出运动舞台。
    194 多多手抄稿,鄂复明提供。
    195 1967年7月29日发表在吉林《长春公社》报上,1968年底收入《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一书。该书是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红卫兵小报诗歌集,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1968年12月印制,印数达3 万册。
    196 食指1948年生于山东朝城,出身在正统的“革命干部”家庭中。父亲解放前曾在冀鲁豫文联工作,1953年调入北京一机部。母亲调入北京后任一机部附属小学校长。她中国古典文学的良好修养对少年郭路生影响很大。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倾心于诗歌。1961年考入北京第56中学,品学兼优,上初中时,已有两箱子中外名著。1964年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失利,初次尝到了人生的磨难。1964年结识有共同文学追求的牟敦白。又与张朗朗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边缘性接触。1965年2月开始《海洋三部曲》第一部《波浪与海洋》的写作。1965年夏天考入北京第56中高中部,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加入青年团。因为文学追求受到学校批评教育,令其退团。郭路生很难接受。“为人耿直、充满激情,而且太人性化。”同时“有些固执,毫不随波逐流”的性情倾向已经稳定。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因说他写的有浪漫主义情调的诗是资产阶级的被批斗。。深深体验了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父亲在运动中被审查、揪斗,母亲将家中藏书全部销毁。只留了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1966年10月,18岁参加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对祖国的广阔疆域有了真切的了解。1967年陷入派性斗争的混乱中。红卫兵运动落潮。郭路生与红卫兵各个派别都接触。对于“家庭出生不好”的一批人,也抱有极大的同情。进入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黄金阶段。《鱼群三部曲》写于这一年冬天。1967年夏结识“走资派、黑帮分子”诗人何其芳。见《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林莽、刘福春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97 “平民诗人”的命名,出自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第二章总题“平民诗人郭路生”。在界定郭路生为“平民诗人”时,论者基于当下社会的“平民”观,从四个方面概括:(一)郭路生诗歌强烈而健康的平民风格。与此相对,张朗朗等“太阳纵队”诗人被视作“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二)诗人的平民出身与贴近中国现实。与之相反,高干、高知子弟作为特权阶层占据文化资本、享受特权,“他们在先知先觉的同时远离中国现实”;(三)善于运用中国人熟悉的传统诗歌形式;(四)诗人性格上的朴实无华、坦诚自然。见《沉沦的圣殿》,第53页。前三个论据并不完全符合郭路生的实际情状。郭路生诗歌选材上的日常生活化取向,也只是一种审美视角。他的诗歌,无论是典雅形式,还是精神气质,都与文革“平民”趣味相去甚远。诗人生活上的朴实敦厚性格,并不必然反映为艺术上的“平民”价值取向。脱离了“文革”复杂的文化等级结构与民粹思潮,单纯以“平民”/“贵族”来界定诗人属性,将会抹平文革社会真实的阶层鸿沟,也无法解释诗人郭世英的平民价值取向。
    198 多多称“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见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第118页。
    199 陈超:《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食指诗歌论》,《中国先锋诗歌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200 林莽整理:《食指生平断代(1964-1979)》,《沉沦的圣殿》,第106页。
    201 北岛:《师傅》,《午夜之门》,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202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1页。
    203 齐简:《诗的往事》,《持灯的使者》,第10页。
    204 据北岛回忆:当时他觉得芒克“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受普希金很大影响的诗人。我跟芒克见面以后互不服气,吵了一架。但是芒克给我的震动的确是非常大”,致使北岛结束了1972年前的惯性写作,开始真正意义的自觉写作。见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26页。另据芒克回忆,刘禹和何伴伴、根子、陈凯歌、田壮壮等都是北影子弟。1972年他看到芒克的诗歌,说“四中也有个写诗的,你们应该认识”,于是就与北岛结识。当时芒克读到北岛的唯一作品是《金色的小号》。见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8页。
    205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第176-177页。
    206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第181页。
    207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4页。
    208 王家平曾将象征社会属性的动物意象以禽鸟类、野兽类、家畜类、昆虫类、爬行类、水生类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只有鹰、海燕、海鸥、大鹏四种禽类完全被用作正面意象,参见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第169页。
    209 多多手抄稿,鄂复明提供。
    210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有影射“江青”之嫌。1970年江青曾点明批评郭路生的诗歌。对江青的不满,在高干家庭出身的老红卫兵群体中并不少见。
    211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36页。
    212 上海作家陈村在七十年代初从一个朋友那儿抄来这首诗,非常激动。他听说,“文革”后期在白洋淀有群红卫兵,因为对“文革”有看法,集体自杀,他们的一个朋友事后上湖边凭吊,写下《白洋淀》。但陈村屡次向熟悉白洋淀的人打听,都说湖畔从没这等事。陈村:《<白洋淀>附记》,《新创作》,1985年3—4月号。见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413页。
    213 根子,本名岳重,1951年生于北京。父亲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藏书4000多册。1973年夏,“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从此岳重搁笔”。1973年考入中央乐团,一直担任男低音主唱。九十年代初赴美国演习声乐,获声乐硕士学位之后定居美国。见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第121页。
    214 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第118页。
    215 在北京徐浩渊沙龙中,由徐浩渊宣布。“由此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见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120页
    216 诗题《当人民从干酣上站起》,曾被误印为《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收入1985年老木编《新诗潮选集》而流传开来。笔者同意荷兰学者柯雷有关误印的看法。柯雷1993年曾与唐晓渡交流,并达成一致。见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Maghiel van Crevel, Research School CN WS, Leiden, The Netherlands,1996, P.124
    217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94页。
    218 多多抄录。见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第123页。1972年春天,根子的诗歌就在北京徐浩渊沙龙传开,夏天,徐浩渊还特地把根子领到鲁燕生、鲁双芹家。根子与鲁双芹在诗歌的体认上有所呼应。
    219 已经散佚。但从题目以及芒克随后的创作中,可以推断出他对意象色彩的关注。见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37页。
    220 由于是写北方的冬天,此时的“树”为落叶后仅剩枝干的树。诗人是从形体上与雪花做的联想,而非色彩上的变形联想。笔者注。
    221 引自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99页。
    222 徐浩渊:《诗样年华》,《七十年代》,第40页。
    223 该诗开篇有三个版本,徐浩渊、多多、芒克。这里选用最初版本,即徐浩渊版本,并参考《今天》第三期。见徐浩渊:《诗样年华》,《七十年代》,第40页。
    224 从初写于1971年的《葡萄园》、《致渔家兄弟》中,能够看出诗人对白洋淀田园生活的热爱。
    225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1页。
    226 北岛爱好朗诵,郭路生诗歌的现代格律形式适于朗诵。1969年后的北岛,一方面还继续着“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的声音,另一方面精神上却看不到希望,处在这种夹缝中,与郭路生在红卫兵运动晚期写的《相信未来》、《在你出发的时候》、《命运》中的生命体验吻合。见《失败之书·朗诵记》
    227 王家平:《清教唯美与救世圣战》,《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第90-100页。
    228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页。
    229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6页。
    230 这种忽视,无疑也与研究者自身的现代性冲动与思维有关,进而决定了研究者的审美评判标准与等级秩序的设定。同时,日常生活诗本身一方面缺乏自主性,容易依附主流政治诗,另一方面内部包罗万象,标准混乱,审美多元,这种无序状态势必让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忽视。 在文革时期,能够摆脱政治运动,相对自立的日常生活诗数量众多,根据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的描述,在北京、上海、成都、贵州等城市文学沙龙与白洋淀、内蒙古、厦门等组织管理松散的知情诗歌部落中,有大量日常生活化的旧体诗、打油诗、新体诗等。囿于《今天》的编选逻辑,本文不得不割舍其他,只选择与《今天》的诞生有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诗论述。
    231 何京颉:《心中的郭路生》,《沉沦的圣殿》,第75页;“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竞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见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沉沦的圣殿》,第68页。
    232 徐浩渊当时对政治十分厌恶:“搞什么政治?纯粹是一点利害关系!”刘自立推崇王尔德“艺术史道德的标准”的唯美主义思想。这种性情取向的形成,与每个家的家庭教育与遭遇有直接关联。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35页。
    233 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持灯的使者》,第122—124页。
    234 徐浩渊的父亲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徐迈进。徐迈进在“文革”一开始即进入牛棚。徐浩渊是人大附中老红卫兵,曾因《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被关押入狱数月。“文革”初,曾到陕北农村进行考察,写了《陕北农村考察报告》。1968年后,徐浩渊成为北京文艺沙龙中的重要人物,西方文化的积极介绍者,沙龙现代主义诗歌的促进人。“文革”后期,在河南医学院当工农兵学院。后到美国从事生物学工作。见杨健:《最初的沙龙活动: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续一)》,《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3期。
    235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变迁与对峙》,第271页。
    236 顾城:《学诗笔记》,《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31页。
    237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持灯的使者》,第172页。
    238 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420页。
    239 1976年初冬,北岛又将蔡其矫介绍给牛汉,蔡其矫与牛汉成为至交。见牛汉:《萤火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40 舒婷:《硬骨凌霄》,《舒婷诗文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舒婷事后反思《致橡树》:“诗写好之后,有人告诉我木棉根本不可能和橡树并立,一在北一在南。当时的我不以为然,我认为诗人有权利设计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但这个批评也可以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说明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虽够浪漫,却不实际。”蔡其矫有关女性的另一种简洁的表述为:“女诗人漂亮的没有才华,有文化的不漂亮,又有文化又有头脑的不温柔。”见《舒婷:鼓浪屿上的精神贵族》,《东莞时报》,2008年12月15日。
    241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9页。
    242 “这首诗初稿于1975年。我的几位好朋友曾和遇罗克并肩战斗过,其中两位也身陷囹圄,达三年之久。这首诗记录了在那悲愤的年代里我们悲愤的抗议。”见《上海文学》1980年12期;北岛提及的两位朋友之一为张朗朗,他曾在1970年后与遇罗克关在监狱同一死刑号中。见张朗朗:《宁静的地平线》,《七十年代》,第109页。
    243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31页。
    244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变迁与对峙》,台北:捷幼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45 萧萧:《书的轨迹:-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第5页。
    246 杨桦的父亲是总政文化部的干部,有特别购买证。“文革”后期,杨桦把家里的书拿出来让大家读。多多最早接触的一批黄皮书就是从他家来的。见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412页。
    247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38—239页。
    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8年。
    249 灰皮书、黄皮书具体的编选、翻译、出版、阅读情况,见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出版史料》,2007年1期;张福生:《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孙绳武:《关 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见《沉沦的圣殿》与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250 皮书出版史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学界关注。已出版专著有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251 “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252 1956年11月23日,中央美术学院民盟支部举办了一次文艺沙龙晚会,由此展开了关于法国十九世纪印象主义的争论。截至1957年1月23日,由西洋美术史教学研究室就印象主义的评价问题又相继组织了四次学术讨论会。
    253 1957年7月8日,8月10日、14日,9月20日,《新湖南报》接连发表了四篇批判文章:方季的《反动的“文艺沙龙”内幕已经揭开,“新苗”编辑部若干问题开始暴露——省会文艺界反击右派座谈会获得重要进展》、陈浴新的《我初步交代自己的罪行(揭露“文艺沙龙”的反党活动)》、《共产党的叛徒肖云端现了原形(“文艺沙龙”骨干分子之一)》、林一的《把杜、康的支店打得落花流水——“文艺小沙龙”篡夺戏曲界领导的幻梦彻底毁灭,女掌柜文忆萱等现出精怪原形》。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文艺沙龙”》。
    254 陈布文、海默之于“太阳纵队”的精神引导,郭沫若、田汉、老舍、王力之于陈明远的精神召引和艺术点拨。田汉对于民间疾苦的关怀、对于祖国前途的忧虑深深触动了陈明远,使他面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社会现实调整了诗风:如1960年秋《列车窗口》一诗中,在早期颇具浪漫派的个人灵动感觉捕捉的风格基础上糅入了现实人生贫苦场景的描写与困惑情绪。郭洙若谨慎地评写到“这首诗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但是感情过于沉重,难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甚至造成麻烦。因此,目前不宜传示他人,更不宜公开发表。切记!”;而老舍以英美意象派早期代表诗人庞德模仿中国古典诗歌为例,提醒诗人既要学习话方现代诗歌,同时要注意借鉴古典诗词表现技巧。见陈明远:《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42页。
    255 “X诗社”的命名,郭世英说“X”表示“未知数”、张鹤慈说“十字街头”,孙经武说是“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后来以赫鲁晓夫名字俄文的第一个字母“X”,被定罪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成员全数被捕。活动时间从1962年至1963年夏。见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沉沦的圣殿》,第25页与周国平:《关于X和张鹤慈的四首诗》,《新诗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
    256 《非正常死亡》,子西等编,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另据张鹤慈兄长张饴慈回忆:当时他们能读许多内部读物,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剧本,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斯根斯坦的著作,“他们接触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我相信,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有些年龄并没有看懂,但他们很认真地讨论”。见《张饴慈致邵燕祥的信》,《新诗界》,李青松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
    257 《非正常死亡》,子西等编,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258 牟敦白:《X诗歌与郭路生之死》,《沉沦的圣殿》,第24页。
    259 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第38页。
    260 贵州、成都沙龙成员大多由“黑五类”与平民知识分子子弟构成。据黄翔自述,哑默“家是全省最大的资本家,保留有一座深宅大院,他家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来的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我取名为‘野鸭沙龙’。”黄翔的朋友、哑默的哥哥伍汶宪“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诗歌写作,以宣泄意识形态专制下精神的压抑和苦闷,诅咒黑暗,追求光明……”,哑默“受他哥哥影响执着于文学,六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在小圈子内流传”。见美国《世界周刊》,1998年2月8日。引自《先驱诗人·哑默·出版说明》,1999年自印本。
    261 朱正琳:《让思想冲破牢笼》,《七十年代》,第164页。
    262 “九一三林彪事件,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几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彻底瓦解了,也就是说,那以后,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信息时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了。”见朱正琳:《让思想冲破牢笼》,《七十年代》,第187页。
    263 英国哲学家罗素有《心的分析》,李季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新1版,《社会改造的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版,《常识和核武器战争》,张师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版,《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版;美国哲学家M·怀特编著的《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1月版,J·杜威的《自由与文化》与《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11月版。
    264 周舵:《当年最好的朋友》,《沉沦的圣殿》,第212页。
    265 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第11页。
    266 这些著作为公开出版。如黑格尔哲学著作7本,分别是《小逻辑》(1954年)、《历史哲学》(1956年)、《法哲学原理》(1962年)、《精神现象学》(上卷1962年)、《哲学史讲演录》(共四卷,只出版三卷,年代不详)。朱正琳说:“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见朱正琳:《让思想冲破牢笼》,《七十年代》,第164页。
    267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118—119页。
    268 遇罗克《出身论》的原文,曾被《今天》同人赵一凡保存。
    269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61页。
    270 许成钢:《探讨,整肃与命运》,《七十年代》,第412页。
    271 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272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七十年代》,第10页。
    273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滕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9页。
    274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28—30页。
    275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80—82页。
    276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43页。
    277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9页。
    278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44页。
    279 徐晓:《无题往事》,《持灯的使者》,第255页。
    280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47页。
    281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48页。
    282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55页。
    283 刘自立的父亲是“中央反修小组”成员。刘自立在1966年参加“4·3派”,和当时中宣部子弟成立了一个造反小组。运动开始后,父亲被迫害致死。1968年刘自立反对“血统论”,写大字报评论毛泽东的富农出身问题,而被逮捕入狱。在运动之初,刘认为“文革”是追求平等,消灭特权的一场运动,曾热情地投入。对“文革”运动产生幻灭后,转向艺术。而使他对“政治”的认识有了彻底改变,加速了他转向艺术的书就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见杨健:《最初的沙龙活动: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续一)》,《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3期。
    284 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第11页。
    285 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286 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182页。
    287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
    288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第40页。
    289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第153页。
    290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第8页。
    291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第125—126页
    292 引自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第11、12页。
    293 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第14页。
    294 加罗蒂:《人的远景》,徐懋庸、陆达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出版者说明》。第2页。
    295 《存在主义哲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3页。
    296 加罗蒂:《人的远景》,徐懋庸、陆达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页。
    297 亚尔培·加缪:《局外人》,孟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出版说明》。
    298 加罗蒂:《人的远景》,第68页。
    299 加罗蒂:《人的远景》,第114页。
    300 加罗蒂:《人的远景》,第114页。
    301 加罗蒂:《人的远景》,第116页。
    302 《存在主义哲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6、117页。
    303 《存在主义哲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359页。
    304 亚当·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林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页。
    305 《世界文学》1959年11期上,还选译了英国“愤怒的青年”代表人物之一约翰·威恩(John Wain)的小说《“我决不能娶罗伯特!”》,二篇评论文章:水心的《<愤怒地回顾>读后感》、曹庸《英国的“愤怒的青年”》。
    306 尤琴·约纳斯戈:《椅子——一出悲剧性的笑剧》,黄雨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第71页—73页。
    307 奥斯本:《愤怒的回顾》,黄雨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页。
    308 廖亦武、陈勇:《彭刚、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51—355页。
    309 引自文楚安:《“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和<在路上>》,《在路上·译序》,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310 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第14页。
    311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持灯的使者》,第175页。
    312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持灯的使者》,第175页。
    313 加罗蒂:《人的远景》,徐懋庸、陆达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85页。
    314 舒婷:《诗三首序》,《诗刊》,1980年10月号。
    315 舒婷:《和读者朋友说几句话》,《飞天》,1981年6期。
    316 庄柔玉:《中国当代朦胧诗研究——从困境到求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317 邓小平提倡“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一定的批判继承关系,但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前身是革命人道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本,倪翌凤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中国式表述,《今天》诗人更多立足于苏联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解之上。
    318 拉甫列涅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
    319 叶尔米洛夫:《论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个人因素与全体因素的主题》,《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版,第164、165页。
    320 叶尔米洛夫:《论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个人因素与全体因素的主题》,《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册),第170页。
    321 洛米泽:《人道主义与国际团结》,《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版,第85页。
    322 洛米泽:《人道主义与国际团结》,《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册),109页
    323 据蔡其矫回忆,后来北岛接触到一本苏联拉脱维亚诗人,获得过1962年列宁文化奖金的作品,署名叫做《人》。“当时我们反对修正主义,有一个内部参考印了二十多本‘黄皮小书’,里面有三本诗,其中一本就是《人》。这本书从头脑、心脏、眼睛、耳朵、嘴、四肢、直到把人体各部分都作了描写,最后是写共产党人,是一本歌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他们的思想基础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见蔡其矫:《在桂林诗歌讲座》,《诗的双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324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7页。
    325 万之:《也忆老<今天>》,《持灯的使者》,第319页。
    326 食指、泉子:《食指:我更“相信未来”》,《西湖》,2006年11期。
    327 《闻一多诗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版。本选集以1951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的《闻一多选集》为底本,并参照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作了增删。在编辑时,除修改一处引文外,还补加了一些简要注释。
    328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孙用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茨冈》,瞿秋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普希金童话诗》,梦耐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波尔塔瓦》,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青铜骑士》,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高加索的俘虏》,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欧根·奥涅金》,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加甫利颂》,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普希金抒情诗集》,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普希金抒情诗集二集》,查良铮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本文以查良铮的译本为研究参考资料。
    329 《莱蒙托夫诗选》,余振译,北京:时代出版社,平装本1951年版;精装本1954年版。
    330 裴多菲:《勇敢的约翰》,孙用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裴多菲诗选》,孙用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裴多菲诗选》,孙用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1958年重印,1959年“文学小丛书”版;《使徒》,兴万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以孙用译本为参考资料。
    331 马雅可夫斯基:《列宁是我们的太阳》,之分译,上海:海燕出版社1949年版;《玛耶可夫斯基诗选》,万湜思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列宁》,余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好》,余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一亿五千万》,余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十月革命颂》,范霞、戴骢译,上海:上海文艺1958年;《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李珍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三、四卷)1959年版;《马雅可夫斯基选集》(文学小丛书),戈宝权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给青年》,未辰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版。
    332 拜伦:《拜伦抒情诗选》,梁真(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唐璜》,朱维基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拜伦诗选》之《哀希腊》、《滑铁卢前夜》、《天上的公务》、《想当年我们俩分手》,卞之琳译,《译文》,1954年六月号。
    333 《缪塞诗选》,陈澂莱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334 波特莱尔:《恶之华掇英》,戴望舒译,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版。据笔者考察,该译著对于《今天》诗人并无实际影响。1957年7月号《译文》为纪念《恶之花》出版一百周年,刊登了波特莱尔画像、波特莱尔亲自校订的《恶之花》初版封面、陈敬容选译的《恶之花》之《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的死》、《秋》、《仇敌》、《不灭的火炬》九首,法国阿拉贡的评论文章《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以及苏联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此时陈敬容的翻译还有:阿尔及利亚诗人穆罕默德·狄布的小说《禁地》, 见《译文》,1956年6月号与诗歌《阿尔及利亚的诗》,见《译文》,1956年11月号;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四首:《给旁遮普农民》、《花园的黎明》、《神和人》、《孤独》,见《译文》,1957年4月号;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的《卡尔·桑德堡诗抄》,《译文》,1958年5月号。美国霍华德·法斯特关于美国文学和文学家状况的《文艺杂谈两篇》(《沉默的抵制》、《批评家的任务》),见《译文》,1956年4月号。
    335 《洛尔伽诗钞》,戴望舒译,中国: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另外,1955年7期《译文》上刊发了洛尔伽像、戴望舒译的洛尔伽《海水谣》、《海螺》、《三河小谣》、《村庄》、《西班牙宪警谣》、《安达路西亚水手的夜曲》,以及乔治·李森作、施蛰存翻译的文章《洛尔伽活在人民的心里》。
    336 艾略特的诗句,夹杂于当时的批评文章中,较完整的诗歌有《窗前晨景》、《普鲁佛劳克的情歌》、《四个四重奏》、《空心人》。在诗歌风格上,由于过于玄奥抽象,难以被《今天》诗人深入接受。见袁可嘉:《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6期与《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年3期;王佐良:《艾略特何许人》,《文艺报》,1962年2期与《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文艺报》,1962年12期。
    337 1958年在“经过一年来的整风运动,特别是教育大改革运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以“三结合”的方法,编选了一套新的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系统的整理一下国内现有的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和翻译材料,以备教学上的参考使用”。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十八世纪欧美文学参考资料;第二部分包括十九世纪文学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第三部分是欧美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第四部分是东方文学。这套首发6000册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国诗人提供了有关西方诗歌史发展的系统认识。见《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部分)》(全二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338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339 《艾吕雅诗钞》,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印刷1万册。
    340 茨维塔耶娃的诗句主要有:描写自己未来葬仪的“莫斯科的街头留在后面,我的马车向前走去,你也在徘徊,在路上落后的不是你一个,第一个土块将要敲响棺材盖,那自私的孤独的梦终归有了解答……上帝啊,请你宽恕由于骄傲而新近死亡的贵妇玛琳娜吧……”;“啊,你是我那贵族的、我那沙皇的苦恼……”;《手艺》:“去给自己寻找那些没能把神秘的奇事改正为数字的轻信的女友吧。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知道手艺。”;“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女人:大胆而可敬,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眼光远大而可爱?”“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用雪白的和红中透青的手吃喝,整整几个王国都围绕着你的嘴巴低声地谈情说爱,卑鄙啊!”;茨维塔耶娃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以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们)重要”;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她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犹太区。围墙和壕沟。别期待怜悯。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们都是犹太坯”等。见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冯南江、秦顺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0—30页。
    341 帕斯捷尔纳克“善于以日常生活的琐事为题材创作崇高的诗歌”。诗句有:“爱情的伟大上帝,细节的伟大上帝”、“认为你不是一个贞洁的少女,那可真是不该:你带着一把椅子走了进来,从书架上取得了我的生命,还吹掉了上面的尘埃”;他的演说:“诗歌无须乎到天上去寻找,必须善于弯腰,诗歌在草地上”等。见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冯南江、秦顺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57—70页。
    342 金斯堡等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诗句,散见于当时的批评文章中。但较少引用原诗,只描述“丑恶”、“腐朽”的生活方式与作品内容。“说些正经人听来刺耳的肮脏话,卖弄些庸 俗色情的噱头,立刻引起某些一向喜欢感官刺激和低级趣味的纽约市民的注意。”金斯堡《嚎叫》:“是五十年代以恐怖、色情、凶杀为特点的美国青年生活的素描”。“《荒原》的基调是文明人的幻灭感”。“整个垮掉派所宗奉的教条,叫做:‘毫无顾忌地写我所想写的。”“垮掉派果真把一切见不得人的淫秽场面统统搬上了诗页。”见袁可嘉:《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略谈美国“垮掉派”、“放射派”诗歌》,《文艺报》,1963年10期。在客观上,这些批评文章为中国当代诗人梳理出一条西方现代派诗歌演进的渊长历史。
    343 巴尔蒙特的“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见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34页。
    344 叶夫杜申科、沃兹涅辛斯基、阿赫马杜林娜:《<娘子谷>及其它》(苏联青年诗人诗选),苏杭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345 《聂鲁达诗文集》,袁水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流亡者》,邹绿芷译,上海: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1年版;《伐木者,醒来吧》,袁水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葡萄园和风》,邹绛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英雄事业的赞歌》,王央乐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蔡其矫在1963年曾翻译聂鲁达的长诗《马楚·比楚高峰》、《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和《流亡者》,1975年后传给舒婷、北岛、江河、杨炼看过。修订后收入《聂鲁达诗选》,邹绛、蔡其矫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长诗《马楚·比楚高峰》在蔡其矫之前,并无译本。本文摘引时皆采用蔡其矫译本。
    346 《世界文学》1958年5期上刊出“卡尔·桑德堡诗钞”。陈敬容翻译了《工场的门》、《玛格》、《悲痛的胜利》、《我是人民》:“我是人民——民众——群众——最大多数。……我是历史的见证人”、《白色的嘴唇》、《过路人》。译后记:“现代美国的诗人当中,除了《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之外,卡尔·桑德堡(Car Sandburg,1878-)是最富于人民性的了。”
    347 《谢甫琴柯诗选》,戈宝权译,《世界文学》,1961年2期。
    348 狄兰·托马斯的《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二十五年前我头一次听到这首诗。那是在《今天》编辑部每月例行的作品讨论会上,迈平把狄兰介绍给大家,并读了几首自己的译作,其中就包括这首诗。我记得众人的反应是张着嘴,但几乎什么都没说。我想首先被镇住的是那无以伦比的节奏和音调,其次才是他那辉煌的意象。……我曾反复说过,一首诗开篇至关重要,一锤定音,有如神助一般,可遇而不可求。”见北岛:《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时间的玫瑰:北岛随笔》,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349 江河全文抄录了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梅热拉依梯斯的《人》,甚至临摹了书中的木刻插图。此外,还把《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带到白洋淀。见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48页。
    350 《摘译(外国文艺)》为内部资料,《摘译》编译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出版第1期,共出了12期,截止到1976年12月。其出版说明:“《摘译》主要介绍苏联、美国、日本三国的文艺动态,不定期出版,供有关单位研究、批判时参考。”
    351 《外国文艺》偏重于介绍外国现当代最新的文学,包括戏剧文学、电影文学,兼及音乐、美术作品和理论,介绍外国当代有代表性的文艺流派及其作家的代表作,反映外国文艺思潮和动态。1978年7月出版第1期,《外国文艺》编辑部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352 《世界文学》的前身名为《译文》。1953年7月该刊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创办。刊名沿用鲁迅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译文》,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茅盾先生担任主编。《译文》此时刊发的翻译体诗歌,是《今天》诗人了解国外诗歌的重要资源。1959年,刊物改名为《世界文学》,随着“文革”爆发,1966年出版第1期后停刊。此时刊物为月刊,此后改为双月刊。1977年《世界文学》以内部发行方式试刊了两期,1978年正式复刊发行。
    353 如叶维廉翻译的《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6年版。北岛回忆说:“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见北岛:《蓝房子》,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一本译诗集在北京的杨炼、江河、多多等诗人那里流传,我有幸从杨炼那里借到了它的复印件,这就是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诗人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这本译诗集让我深受激动。很可能,这是继戴望舒《洛尔迦诗钞》之后最好、最吸引我们的一部译诗集。杨炼自《诺日朗》所开始的创作,他诗歌语言中的很多东西,他和江河等人在那时的诗学意识,就明显可以看出这本译诗集的诸多影响。”见王家新《从<众树歌唱>看叶维廉的诗歌翻译》,《新诗评论》,2008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笔者2008年向叶维廉求证,1979年9月,北京作家萧乾和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翻译工作的诗人毕朔望、台湾的高准、香港的戴天和李怡、新加坡的黄孟文,与居住美国的叶维廉、周策纵、许芥昱、聂华苓、于梨华、李欧梵等共同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举办的“中国周末”聚会,主题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会后,叶维廉将一些文学书籍从美国邮寄给北京的毕朔望,其中就有《众树歌唱》。这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中美华人交流史上首次直接公开的文学交流活动。见《在爱荷华举行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讨论会》,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10月号。在此之前,中国大陆诗人往往从香港获取文学“禁书”。如“文革”中,福建有一批文化人先后去了香港。早先他们是蔡其矫的学生、读者,在刚刚有了松动之时,凭借他们在香港特殊的环境和位置,纷纷向蔡其矫约稿。香港《海洋文艺》等报刊上,大量出现蔡其矫的诗歌。1972年前蔡其矫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已在香港定居。蔡其矫还与香港作家陶然、舒巷城交往,将香港、台湾翻译的境外诗人的部分诗作引入大陆。见王炳根:《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舒婷开始就受了何其芳的影响,后来我又认识了我一位香港的朋友,这位朋友常常抄诗给我。解放初期,香港有不少刊物翻译苏联和东欧的诗,我把这些作品拿给舒婷看,所以她又受了苏联和西班牙现代诗的影响。”见蔡其矫:《在桂林诗歌讲座》,《诗的双轨》,第61—62页。笔者2008年向陈仲义求证,他从地下室中找到《诗人谈诗:当代美国诗论》,霍华德·奈莫洛夫编,陈祖文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8月版、《当代美国女诗人诗选》,张错编译,台北:阿尔泰出版社1980年版、《英美现代诗选》,余光中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舒婷说“由于它们那样陌生我才花大气力读它们。有很长时间,它们积在我的胃里硌得我难受万分,根本还未融到血液里。”笔者在翻阅对比后,认同舒婷的说法。见舒婷:《“洋食”——我与外国文学》,《凹凸手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另据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三册中记载,南京大学历史系英国留学生罗斌于1979年4月给《今天》编辑部邮寄了《中国现代抒情诗一百首》一书,璧华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该书精选了“五四”以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诗人部分的优秀诗作。
    354 诗集《预言》1945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又由新文艺出版社重印,发行1万3千册。大多数朦胧诗人直接受过它的影响。食指于1967年夏天拜访了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分子”的何其芳,从此经常向何其芳请教诗歌问题。舒婷在1969—1971的三年“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参见何京颉:《心中的郭路生》、舒婷:《生活、书籍与诗》,《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355 艾略特:《哈姆雷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356 《戴望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357 蓝棣之:《何其芳:倾听飘忽的心灵语言》,见《诗探索》,1994年第1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358 张穗子:《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见《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359 顾城:《关于诗的现代技巧》,见《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360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4页。
    361 抒写“恐怖”、“死亡”、“白骨”、“情欲”被当时的中国文艺界视为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腐朽精神的标志。如格兰姆·格林:“月光中路旁的屋子白如人骨,寂静无人的街道像一具 伸开两手的尸骸”,艾略特的《不朽的低语》:“他懂得骨髓里的痛苦,/尸骸里的寒战/任何肉体的接触都不能/消退人骨的高烧”。见王佐良:《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文艺报》,1962年12期。
    362 郑敏、穆旦等40年代出版的诗集,在文革期间曾为部分知识青年传阅。见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与孙志鸣:《诗田里的一位辛勤耕耘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此外,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收入了穆旦《诗八首》等诗歌11首。见《闻一多全集·诗选与校笺》,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363 星群出版社1948年出版。在辛笛“销声匿迹的岁月里,海外有人默默爱着他的诗。在港台各地,《手掌集》的手抄本一再被转抄、流传”。50年代中后期,叶维廉在香港找到《手掌集》,“又抄又读,有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见王辛笛:《嫏嬛偶拾》,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64 《艾吕雅诗钞》,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1页。
    365 《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印发1万9千册。
    366 艾略特:《诗的三种声音》,《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94页。
    367 穆旦的《葬歌》曾在《诗刊》1957年2期上公开发表。
    368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由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其中选录了闻一多的《死水》、《静夜》、《发现》、徐志摩《大帅》、臧克家《老马》等具有戏剧化情境的诗歌。
    369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7页。
    370 杨健:《最初的沙龙活动: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续一)》,《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3期。
    371 《拜伦抒情诗选》,梁真(查良铮)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
    372 黎之:《“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国有!”》,《文艺报》,1963年9期。
    373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冯南江、秦顺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0—30页。
    374 多多说从母系方面传来的犹太血统。“我外祖家是世居开封的犹太人。”见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5页。
    375 荷兰学者柯雷在1994年与北岛、1995年与王家新交流时,二人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内部发行”了有关苏联和外国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赢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反应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其中包括了小说的梗概。有关作者和作品介绍,有200页,以供批评。见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Maghiel van Crevel, Research School CNWS, Leiden, The Netherlands,1996, P.130.笔者未曾见到。但《世界文学》1959年1期上发表了臧克家的《痈疽·宝贝——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和刘宁:《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两篇评论文章。
    376 《艾青选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51年版。《芦笛》一诗中有:“由玛格丽特震颤的褪了脂粉的唇边/吐出的堇色的故事。”多多对根子的诗歌不满,是由于参照了艾青的诗歌。多多的《北方的土地》、《致太阳》等诗歌意象与情感类型与艾青诗歌存在关联。《北方的土地》手稿照片,见《沉沦的圣殿》,第202页。
    377 海明威的作品,《永别了,武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老人与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译文》1956年12期,刊发了海观翻译的《老人与海》。柯雷1994年与唐晓渡交流时得知,1972年当多多写诗时,《丧钟为谁而鸣》存在两个汉译本:《丧钟为谁而鸣》和《钟为谁鸣》。见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Maghiel van Crevel, Research School CNWS, Leiden, The Netherlands,1996, P.134。
    378 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Maghiel van Crevel, Research School CNWS, Leiden, The Netherlands,1996, P.135.
    379 “五十年代初,我有一本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钞》,经历了几次劫难,奇迹般没有被毁灭。1971年,我把这本轻薄的小书带到咸宁干校,我经常翻阅它。它的节奏是那么美,我佩服译者的才能。我写诗集《温泉》的那纪念,几乎天天读洛尔迦,四十年代我崇尚诗的散文美,节奏迂缓,情感很不凝练,是洛尔迦的精练的诗使我懂得了感情必须结晶与升华。一九七六年秋,在沉默中愤然写诗的北岛借走了这本诗钞。他同我一样欣赏洛尔迦,我能看得出来,北岛早期的诗里有着洛尔迦的飘逸与明丽的情调。”见牛汉:《探求梦境的历程——我与外国文学》,《散生漫笔》,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380 在“文革”期间,舒婷从甄老师的藏书中借阅到戴望舒翻译《恶之华掇英》和《洛尔伽诗钞》。见舒婷:《春蚕未死丝已尽》,《梅在那山》,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381 顾城最喜欢的诗人是洛尔迦和惠特曼。“洛尔迦的诗,我们家也有,放在书柜的最下层,我把它抽出来时,看见封面上画着个死硬的大拳头,我想也没想就把它塞回去,那个大拳头实在太没趣了。”十多年后,即1979年初,顾城才被洛尔迦的“纯粹”所吸引。见王伟明:《顾城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473页。
    382 覃里雯:《游荡的一代:北岛专访》,《生活》杂志,2005年12月。
    383 王伟明:《顾城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473页。
    384 北岛在中篇小说《波动》中,将洛尔迦的《梦游人谣》作为肖凌与白华共同欣赏的梦幻诗,大段引用。见艾珊:《波动》,《今天》第四期,第47页。
    385 《安徽文学》1979年10期上,首次发表了梁小斌的三首诗歌。
    386 《现代美国诗歌》,袁水拍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张朗朗曾提到自己在60年代末买到《美国现代诗选》,应该为此本。见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第38页。
    387 谢甫琴科:《遗嘱》,戈宝权译,《世界文学》,1961年2期。同期刊发《我的歌呀,我的歌!》、《哦,人们!可怜的人们!》,戈宝权译;《上帝,不要让别人……》、《邮差又没有从乌克兰带来……》,孙玮译;《公子哥儿呵,如果你们能够知道……》,铁弦译;《险恶的日子重新来到》,蔡汀译。《译文》1954年3月号刊发张铁弦翻译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的《无题》(“说真话,那对我全是一样”)、《文艺女神》、《写给妹妹》、《我走在涅瓦河上》四首。乌克兰基辅电影制片厂在1951年摄制的《塔拉斯·谢甫琴科》传记片被制成华语对白在我国各地放映。萨夫钦科写的电影剧本也被翻译成中文《舍甫琴科》,北京: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集《音乐家》和《艺术家》。1961年谢甫琴科逝世100周年时,各大报纸、《世界文学》、《诗刊》编印了特辑,《文学评论》发表专文。
    388 王炳根:《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389 严力:《我也与白洋淀沾点边》,《沉沦的圣殿》,第279页。
    390 北岛提到自己诗歌的两个传统资源,贺敬之革命诗歌与毛泽东诗词。见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
    391 《朗诵诗选》,诗刊社编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1962年底开始,随着文艺界反修运动的开展,党的颂歌中配合政治运动的口号开始出现,歌颂与批判形成对立。
    392 叶夫杜申科等:《<娘子谷>及其它》,苏杭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83页。
    393 1975年3月蔡其矫与舒婷在厦门会面后,此后在通信中,“蔡其矫不仅给舒婷寄去惠特曼、聂鲁达,告诉她应该多读古典诗词,并且将他用于自我训练用的翻译也寄给她。这是的蔡其矫已经与香港的一些朋友取得了联系,他们常常为他寄来一些香港诗人或者香港、台湾翻译的境外诗人的诗作,蔡其矫得到后,总是认真抄录一份寄给舒婷。”见王炳根:《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394 蔡其矫:《赏析<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蔡其矫诗歌回廊——诗的双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49页。
    395 《世界文学》,1958年6期,腾云译。
    396 梅热拉伊斯:《人》,孙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江河曾全文抄录诗集《人》。见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48页。
    397 北岛有梅热拉伊斯《人》这本诗集。蔡其矫提到北岛“接触到一本苏联拉脱维亚诗人,获得过1962年列宁文化奖金的作品,署名叫做《人》”。“当时我们反对修正主义,有一个内部参考印了二十多本‘黄皮小书’,里面有三本诗,其中一本就是《人》。这本书从头脑、心脏、眼睛、耳朵、嘴、四肢、直到把人体各部分都作了描写,最后是写共产党人,是一本歌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他们的思想基础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见蔡其矫:《在桂林诗歌讲座谈诗歌创作》,《诗的双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398 蔡其矫把1963年翻译聂鲁达代表作《马楚·比楚高峰》的手稿,给北岛看。建国初期,聂鲁达诗歌曾在中国诗界一度流行,但主要是那些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政治抒情诗。而聂鲁达的代表作《马丘·比丘高处》,在当时的中国却不为人知。这首大诗将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风与西方超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表现了南美洲印加文化的辉煌历史,在世界诗坛影响极大。北岛读完蔡其矫的译稿,非常喜欢;后来又拿给江河和杨炼传抄。杨炼和江河后来创作的表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长诗,可以看出《马丘·比丘高处》的影响。见邱景华:《蔡其矫与朦胧诗》,《诗探索》,2005年第1辑。
    399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49页。
    400 如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依群的《巴黎公社》在传抄中出现了词语修改后的不同版本。
    401 “那时候凡是有人写了作品,都可以拿到讨论会上朗诵,……朗诵完之后再有其他人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大约每次讨论会上大都以探讨诗歌为主,而且诗人都在探索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北岛和顾城在意象上着力挖掘,江河和杨炼逐步向史诗发展,田晓青趋于颓废没落,他的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梦魇一般的世界。”见郑先:《为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4页。
    402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4页。以北岛1972年创作的《五色花》为例,原稿为:“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掘回重土培在她的脚旁。/我要用北斗的勺把/舀干太平洋的海水/轻轻浇在她蓝色的温床。/我要收集太阳的无数金丝/编成抗寒的暖绳/缠在她那嫩绿的枝杆上。/向着蓝色的未来/向着金色的阳光/向着永恒而无限的空间/你开吧/勇敢地开放!……假如有一天她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见齐简《诗的往事》,《持灯的使者》,第13页。为了剔除文革初期理想主义冲动与“自我”的宣言语态,到《今天》创刊前的自印诗集《陌生的海滩》时,已自觉重写为:“在深渊的边缘上,/你守护我每一个孤独的梦,/——那风儿吹动草叶的喧响。//太阳在远方白白地燃烧,/你在水洼旁,投进自己的影子,/微波荡荡,沉淀了昨日的时光。//假如有一天你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其中,“我”退后,放弃控制,“你”获得平等的自立性。见《陌生的海滩》(油印),1978年9月3日前自印。此外,北岛在《今天》杂志上发表《你好,百花山》后,在收入“《今天》丛书之二”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时,删除了第六节,取消了“梦境”结构和稚嫩、伤感的童声,重写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全诗如下:随着飘忽的琴声,你在手中的雪花微微震颤。/当阵阵迷雾退去时,/显出旋律般起伏的峰峦。/深深的呼吸在山谷轰鸣,/雪中的脚印被流云溢满,/我采集无数不肯报名的野花,/仿佛拾贝在银白色的海滩。//顺着原始森林的小路,/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一只红褐色的苍鹰落在古松上,/用鸟语翻译这山中恐怖的谣传。//我猛地喊了一声:/“你好,百—花—山—”/“你好,孩—子—”/回音响自遥远的瀑涧。//这回音多么真切啊,/甜蜜的忧伤复盖着心田。/我喃喃低语,/手中的雪花飘进深渊。见《陌生的海滩》(油印),1980年4月《今天》丛书之二。这两个版本都进入了公共空间的传播。
    403 芒克、彭刚、北岛等在1974年通过短波收音机中收听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即兴跳着“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的现代舞。见北岛:《彭刚》,《持灯的使者》,第129页。除了流行乐,他们还听不同风格的古典音乐,但不欣赏甜俗的施特劳斯圆舞曲之类,而听如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自新大陆》、柴可夫斯基《悲怆》、《第一钢琴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德彪西印象主义的《大海》等音乐曲目。见杨健:《最初的沙龙活动: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续一)》,《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3期。
    404 《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编,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出版说明》中声明: “我们现在把鲁迅先生在1935年编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重印出版,内容完全保持原有的面貌。德国著名女画家柯勒惠支的版画是鲁迅先生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她富有革命性的作品对我们人民美术事业的发展曾有着极大的影响。在纪念鲁迅20周年的时候,首先重印他编的这本画集和读者见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405 《<星星>美展部分作者谈艺术》,《今天》第六期。
    406 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9页。
    407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6页。
    408 多多“始终没扔下练嗓子这功夫。除了醉心于现代派诗歌,他还醉心于意大利男高音的美声技法,动不动就是‘呵,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见甘铁生:《春季白洋淀》,《沉沦的圣殿》,第270页。
    409 顾城:《剪接的自传(上)》,《青年诗人谈诗》,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49页。
    410 该诗开篇有三个版本,徐浩渊、多多、芒克。这里选用最初版本,即徐浩渊版本,并参考《今天》第三期。见徐浩渊:《诗样年华》,《七十年代》,第40页。
    41 VAN GOGH, text by ROBERT GOLD WATER, published by HARRY N. ABBAM S, INC, New York,1953.
    412 齐简收藏的原稿。见齐简:《诗的往事》,《持灯的使者》,第14页。
    413 “护心镜”意象,出自鲁迅《这样的战士》。一些头上“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的人,他们谎称他们的公正之心“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这样的战士不被迷惑,“他举起了投枪。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414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46页。
    415 彭刚的父亲是位工程师,死于迫害。得知父亲死讯的当天,彭刚写道: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十六岁时,彭刚吞下半瓶安眠药,再用刀子把大腿划开。冷静描述死亡的感觉。北岛:《彭刚》,《持灯的使者》,第128页。
    416 廖亦武、陈勇:《彭刚、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58页。
    417 廖亦武、陈勇:《彭刚、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55页。
    418 彭刚较早已读过梵高的评传《渴望生活》。见廖亦武、陈勇:《马佳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88页。
    419 在北京圈子里的画册,主要为俄国绘画,如俄国巡回画派的作品和印象派绘画。彭刚的一幅画挂在北岛家中,北岛的弟弟郑先描述“一团团云彩从湖对面飘来,可是火车头在哪里呢?这幅画我似曾相识,再仔细一看,原来彭刚利用了俄罗斯风景画家利维坦的一幅画,在原作基础上来了个再创造”。见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6页。
    420 北岛:《彭刚》,《持灯的使者》,第130页。
    421 父亲为著名画家董希文,曾画《开国大典》。
    422 父亲为著名画家李可染。
    423 徐浩渊:《诗样年华》,《七十年代》,第45页。
    424 《印象派的绘画》,林风眠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印象画派史》,约翰·雷华德,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内部发行。1957年中国关于印象派的大讨论是受苏联美术界关于重新评价印象派的艺术价值而引发。本来这是一场学术争鸣的讨论。但那时正值“反右”斗争时期,定调为“印象派是资产阶级腐朽艺术”,将坚持印象派现实主义观点的美术家打入“另册”,以后人们谈“印”色变,不敢触摸。两年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约翰·雷华德《印象画派史》,出版者名义上是借以提供研究资料为名,实质是给予两年前争鸣者提供一个公共平台,隐喻了那场讨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介绍印象派的书籍有杨蔼琪:《谈印象派绘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外国美术资料译编》(二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吴甲丰:《印象派的再认识》,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瓦尔特·赫 斯编著,宗白华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425 艾未未,1957年8月生于北京。著名诗人艾青之子。1958年全家被下放至新疆。1973年返回北京。高中毕业后,1976年开始画画。当时家住北京西城丰盛胡同。1978年至1981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被派往北京电影中心工作。参加了1979年和1980年星星美展,1981年赴美国学习。见《艾未未:最具“星星”精神的人》,《追寻80年代》,第123页与《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56页。
    426 “上世纪70年末翻译家杨宪益送给艾未未几本画册,其中三本一本是德加,一本是凡高,一本是马奈,是小本的,当时北京还没有,制作非常精美。看来那些画册是让艾未未印象深刻的。艾未未在1979年参加第一届星星画展时的作品就是几幅受到凡高风格影响的风景画。”见房圣易:《艾未未是怎样炼成的》,《当代艺术》,2007年11月号。据笔者在美国大学图书馆查阅,符合描述的为"POCKET LIBRARY OF GREAT ART"丛书中的三本,均由HARRY N. ABBAMS, INC, New York.出版:MANET, text by S. LANE FAISON, JR,1954; DEGAS, text by DANIEL CATTON RICH,1953; VAN GOGH, text by ROBERT GOLD WATER, 1953。
    427 《艾未未:最具“星星”精神的人》,《追寻80年代》,第123页与霍少霞:《星星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1979—2000)》,第157页。
    428 VAN GOGH, text by ROBERT GOLD WATER, published by HARRY N. ABBAMS, INC, New York,1953.
    429 对Ekphrasis进行定义与研究的著作有Ekphrasis:The Illusion of the Natural Sign, Krieger, Murray,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Mitchell, W. J. T.,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台湾方面,刘纪蕙《故宫博物院VS超现实拼贴:台湾现代读画诗中两种文化认同之建构模式》一文,将ekphrasis翻译作“读画诗”,吴心怡有借助Mitchell的ekphrasis理论分析未来主义的专著《“文字画”抑或“视觉诗”:谈意大利未来主义中文字与视觉图像之间的流动关系》。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Interart/Futurism.htm。
    430 蔡其矫:《祈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31 在1982年蔡其矫的诗集《生活的歌》中,改为与《今天》发表一致的“也隐约有如缕的切切细语……”。见蔡其矫《生活的歌》,北京:1982年版。
    432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33 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4 《安徽文学》,1980年第1期,第32页。
    435 邓小平认为有必要于11月27日通过与两个北美新闻记者的谈话予以回答说:毛泽东比三七开要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1979年1月7日启蒙社重施故技,在同一地点贴出一张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大字报,里面主要有一封《致卡特总统》的信。见《启蒙社始末》,《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567页。
    436 据《黄翔传略》称,1979年《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曾打算推出黄翔作品,“后因当局秘密下文‘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而强令取消。”同一时期,曾由中央同意“启蒙社”在北京公开举行由国家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因黄翔不改初衷,并写下《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一文,激怒官方而取消。随后当局取缔“启蒙社”,查禁《启蒙》。199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的《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第一次公开选入他的诗歌并且置于卷首的显著位置,公认他为中国当代新诗潮的承受痛苦的先行者,开启了对黄翔的诗歌史的叙述。见《黄翔——狂饮不醉的兽行》,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版,
    437 前言最后宣告:“我们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献出一切!为了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彻底清扫几千年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唤醒我们古老的民族去建造一个科学与民主的自由王国,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蒙昧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我们决心同全省、全国人民一起战斗,直到真理取得完全的胜利。坚冰已经 打破,航向已经开通,同志们,让我们跟着华主席、跟着党中央、跟着光明的中国大步前进把!”见《启蒙》第一期,《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577—578页。
    438 李家华在评《火神交响诗》的论《拆长城》中做了解读:“在我国历史上,有两道长城:前一道是由于需要防止外来侵略而建筑起来的砖石长城——万里长城,后一道是秦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而建立起来的精神长城——专制主义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要拆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见李家华《评<火神交响诗>》,《启蒙》第二期,《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620页。
    439 北岛最早是在1978年9月25日给哑默写信:“我在艾青家看到你们的信和作品,你们的热情和叛逆精神触动了我。”哑默1978年10月4日在日记中写下:“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寄给艾老的那份东西引来的意外的朋友”,此处的“朋友”即指北岛。引自李润霞:《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3期。
    440 引自李润霞博士论文《从潜流到激情——当代中国新诗潮研究(1966—1986)))。
    441 黄翔:《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687页。
    442 黄翔:《致<诗刊>编辑部》,《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706页。
    443 启蒙社的分裂:受当时北京的民主运动内部所存在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这两种倾向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派,另一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启蒙社内部意见原本就分歧,黄翔是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忠诚伙伴李家华是醉心西方文化。到1979年2月底,当李家华看清了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后,便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解冻社。见《启蒙社始末》,《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第568页。
    444 《今天》创刊号上发表了黄永玉以“咏喻”为笔名的《寓言》。
    445 刘念春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诣。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
    446 《今天》创刊时,国内对油印机控制很严。黄锐背回一个特别破的油印机,纸张由在印刷厂工作的芒克往外面偷带,就这样《今天》第一期在陆焕兴的家中,即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一带的农舍,刻蜡版印刷,干了三天三夜。为了改进印刷质量,印《今天》第四期前,芒克去德州,将关峰的儿子帮忙买的手摇式滚筒油印机,抗回来加印了《今天》第一期。见《北岛访谈录》与《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28、340页。
    447 徐晓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会工作,主编学生会刊物《初航》,负责为《今天》找打字员。当时学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徐晓偷梁换柱,把《今天》的蜡纸让校印刷厂印刷。《今天》天蓝色封面是铅印的,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徐晓以学生会职务之便,贿赂印刷厂厂长,印了铅印封面。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赵一凡联系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刷。见徐晓:《<今天>和我》,《持灯的使者》,第62页。
    448 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划清界限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再次重逢团圆时,父女间的陌生是永恒的。北岛根据这一题材写成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上。见徐晓:《<今天>和我》,《持灯的使者》,第59页。
    449 鄂复明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第三天就被李南拉到编辑部。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都由他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笔者于2006年夏天前往鄂复明家中收集信件、订单等资料。
    450 据徐晓回忆,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铅印封面,《今天》第二期首先采用铅印天蓝色封面,出了锋头。印好的封面由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抗回来。见徐晓:《<今天>与我》,《持灯的使者》,第63页。
    451 1979年3月9日,天津魏戚冲来信。见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三册。
    452 1979年3月1日,北京32中教师汪行真来信。见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二册。
    453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0页。
    454 徐晓在1978年底一个周末晚上,看到北岛们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张贴油印《今天》 宣传品,为这种自办刊物的形式兴奋和激动,从《今天》第二期始,参加《今天》的印刷、传播工作,见徐晓:《<今天>与我》;周郧英在看到西单民主墙上的《今天》第一期后,打电话推荐给李南,然后周邱英、李南、王捷来到西单民主墙,在《今天》宣传品最后一张留言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今天》的志愿者,见廖亦武、陈勇:《李南访谈录》。分别见《持灯的使者》,第58、371页。
    455 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1页。
    456 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457 鄂复明:《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持灯的使者》,第435页。
    458 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459 根据鄂复明的《订阅收发记录》,其中订阅过《今天》杂志,在思想、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读者有胡平(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王家新(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徐敬亚(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杨东平(北京工业学院)、叶兆言等。
    460 根据鄂复明的《订阅收发记录》标注,一至九期的价格分别为:5角、6角、3角、7角、5角、5角、6角、4角、5角。
    461 赵一凡以《今天》编辑部之名编写的《来信摘编》1979年5月22日第一册。《今天》创刊最初的几个月,赵一凡将部分来信选编三册并作了校对,亲自复写(第三册由编辑部成员李鸿桂女士复写)四份,装订成册后给几十名《今天》作者和工作人员传阅。
    462 《沉沦的圣殿》,第386页。
    463 北岛曾提到:“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见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
    464 《致橡树》并非舒婷在官方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舒婷在参与《今天》杂志之前,“偶尔也参加过官方举办的笔会,如1977年6月在上杭古田的采访创作活动。她最初发表在内刊上诗作的时间该算早了”,先后在《厦门文艺》上发表了四首沾有当时政治语词的诗歌:1973年7月第8期发表《梦荡洋高呵,高上云霄》,署名:龚佩瑜;1975年10月第15期又发表《脚手架上》,署名:市建筑公司工人佩瑜;1977年7月第19期再发表《边防潜伏哨》,署名:龚佩瑜;直至1978年1月《厦门文艺》第21期诗歌专号还发表她的《贝壳的传说》,署名:佩瑜。见谢春池:《我和舒婷》,《厦门文学》,2005年1期。
    465 北岛曾说,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见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这与邵燕祥的回忆有出入:“那时我还没见过他们。我认识舒婷是在1980年秋的‘青春诗会’。跟北岛见面更晚一点,与他住同一个宿舍院的冯亦代先生介绍他来。”见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466 赵南家经常开生日宴会和舞会,大学生、其他刊物的编辑、文学爱好者和洋人纷至沓来。见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5页。法国外交部住中国使馆人员白天祥从1977年开始接触中国高干子弟,后曾邀请《今天》成员与星星画会成员在家中聚餐。事后与星星画会的李爽结婚,时称“李爽事件”。白天祥回法国巴黎度假,答辩完博士论文后,其导师让他介绍中国民主墙运动。他便与朋友一起出版《北京之春》一书,介绍中国民主运动。1980年夏法国诗人于连与《今天》诗人在北京聚会,在《今天》举办的“圆明园国际诗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今天》诗歌在香港、台湾、国外的传播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中国诗坛,影响了《今天》诗歌的文学史地位,需撰文另论。
    467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4页。而当时北岛在国家最高诗歌刊物《诗刊》上发表《回答》的收入是9元。生活上的经济保障,固然可以使部分诗人坚守刊物的独立立场。然而这种有限资本的占有并不均衡,所谓在《今天》解散之前,人心早就散了的逻辑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言而喻。
    468 徐敬亚:《中国第一根火柴——纪念民间刊物<今天>杂志创刊30年》,《今天》,美国加州戴维斯,2009年春季号总84期。
    469 根据鄂复明的《订阅收发记录》,有吕国梁、何月来、梁锦雄、张健波、尹瑞麟五位地处香港的读者订阅《今天》杂志。
    470 1980年至1985年,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已经出版。刚复刊不久的《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歌。徐迟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71 《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78年出版。
    472 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因为发表《不满》一诗出名,又因年长,被推荐为社长。四川大学学生游小苏因诗集《黑雪》震动川大,成为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此外成员还有四川大学的郭健、四川省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女诗人翟永明。见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473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474 《今天》译诗的原句是“凉快的海岸让人把脚放在浪花中冲洗”,吴少秋读到的应该是《今天》的译本。而他的陈述,只是描摹一种感觉状态,所以调整了语序。见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第60页。
    475 《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林莽、刘福春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476 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9页
    477 《今天》创刊号《致读者》中,北岛批判最猛烈的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作为保护策略,北岛征引了马克思的论断:“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但是这种明暗正误二元对立、带有道德清教色彩的说法,有极大的历史局限。它将复杂的精神现象道德化、两极化,掩盖了真实的多元化的精神图景,如欣喜、平静、沉默、感伤、低沉、绝望,这种道德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会导致光明对于阴暗的再度专制。在《今天》诗歌传播的早期阶段,官方批评界便沿用这一策略,并上升到“国家”高度,批评《今天》诗歌中的灰暗、消沉情绪。北岛在借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时,受制于历史对抗逻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论断的潜在威胁,他也将“黑色的花朵”与“五彩缤纷的花朵”、“大自然的花朵”也对立起来。此外,“花朵”一词在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原本已被赋予道德正义性,北岛运用这一话语符号,就不刻避免要陷入语言的牢笼。而当《今天》部分诗歌也被批评为情绪“黑色”时,面对着语言,可想而知北岛无奈的感受。
    478 在争取独立的文学场域方面,《今天》诗人一直没有放弃。芒克说:“我这人不喜欢干失败的事,至今仍心有不甘。中国只有作家协会这样官方文学团体是悲哀的。我们前几年搞‘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后来办《现代汉诗》,不就是想有像《今天》那样的、自己的文学团体吗?”见唐晓渡:《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49页。
    479 陈超:《“七七级”佚事》,《朋友》,《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号。
    480 陈超:《“七七级”佚事》,《朋友》,《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号。
    481 周晓扬:《永远的七七级》,《南大,南大》,张宏生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482 张菱:《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见《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483 如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徐迟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在四川、广东等高校中传播。
    484 程光炜:《我们这代人的忧虑》,《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汪剑钊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32页。
    485 陈超:《“七七级”佚事》,《朋友》,《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号。
    486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487 据许行为《中国民办刊物汇编》写的代序《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一文中统计,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五十五种。北京最早的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它于1978年12月16日贴在民主墙上,其次是《今天》,再次是《群众参考消息》。它们中比较有影响 的是,《探索》、《四五论坛》、《今天》、《北京之春》、《启蒙》、《沃土》、《群众参考消息》、《求是报》、《民主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飙》、《我们》、《墙》、《时代》、《学习通讯》、《北京青年》、《大局》、《花刺》、《月海楼》、《四化论坛》、《秋实》、《志新》等。除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外,至少其他二十六个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墙。在北京之外,至少还有一百二十七种民刊在出版发行。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的《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生活》、《浪花》、《讨论》、《学友通信》,天津的《渤海之滨》、《新觉悟》、《评论》、《新觉悟》、《学术讨论》、《研究简报》,青岛的《海浪花》,长沙的《理想通讯》、《共和报》、《流浪者》、《民声》、《动态》、《春丛》,开封的《无名》、《习作园地》,杭州的《沉钟》、《思考》、《浙江之春》、《我们》、《四五》杂志、《之江》,武汉的《钟声》、《启明星》、《纪事报》、《无神》、《飞碟》,河南安阳的《星光》、《民主砖》、《新时代》、《约会》,韶关的《庶声》、《北江》,贵阳除了《启蒙》和《解冻》外,还有《使命》、《崛起的一代》,长春的《雪花》、《眼睛》、《春雪》,上海崇明岛的《玫瑰岛》、《后起之秀》,山东临清的《追求》,哈尔滨的《下里巴人》,宁波的《人间》、《飞碟》,温州的《呐喊》、《东瓯》,太原的《习作园地》,锦州的《民主和法制报》,西安的《视野》,保定的《潮》,重庆的《小字报》、《公民报》、《呐喊》、《春》,四川万县的《华夏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办有会刊《责任》等。
    488 1980年5月18日,徐敬亚致《今天》编辑部来信。手稿。
    489 以大学生杨光参与《探索》活动的后果为例。他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78年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1979年5月22日被铺,检查院曾令他作官方的证人。他在当众认错后,获得释放,但他原来的大学,虽经公安局斡旋,仍拒绝收留他。
    490 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文系、新闻系与《这一代》创刊号发生联系的刊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西北大学中文系《希望》,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赤子心》(诗刊)、《寸草》(文学评论专刊),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红枫叶》,杭州大学中文系《文学公民》、《扬帆》(诗刊),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园》,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兰州大学中文系《五泉》,四川大学中文系《锦江》,山东大学中文系《沃野》,厦门大学中文系《鼓浪》、《星光》,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渭水》,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闽江》,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求索》(诗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枫林》,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百花》,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春草》,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桂子山》,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烛光》(诗刊),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新潮》,南京师专中文科《求索》,赣南师专中文科《新芽》,张家口师专中文科《爱情》(诗刊),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吴钩》,温州师专中文科《九山湖》,湖南师院零陵分院中文系《芳草》。其他综合性刊物如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大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学生会《百草园》、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会《师院青年》等。见于可训:《潜在的潮流——近年来大学生文艺述评》,《这一代》创刊号,《珞珈山》编辑部编,1978年8月10日,第84页。
    491 《领导的指示》、《荒谬的检查官》两篇小杂文,《这一代》创刊号,第27页。
    492 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樱花树下的家——武汉大学卷》,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493 按笔划为序,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西北大学中文系《希望》、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杭州大学中文系《扬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园》、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具体组织细节之一为: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的张桦,父亲是北京大学的一名中层干部。张桦找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刊物《早晨》的陈建功,“在张桦的策动下,我们又联合了北师大、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十来所高校”。见陈建功:《“这一代”文学与青春同在》,《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6 页。
    494 筹办季刊《这一代》的4000元经费,部分是向学校的借款外,其余几千元是外校同学订购费。在杂志印刷过程中,由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刊物《希望》8月底在西安出售时被没收等事件的影响,《这一代》的印刷被中止、装订受阻、系领导希望停办,至少撤下《桥》。编辑部没有同意。印刷的中止导致刊物的残缺,尤其是来自外校的“不屈的星光”(收有徐敬亚的《罪人》、黄子平的《脊梁》、王小妮的《闪》等)和“青春圆舞曲”两个诗辑只列出目录,而无印刷内容。而这两辑的诗歌风格,不像“愤怒出诗人”那么激烈,反而相对轻缓。“残缺导致激烈的集中,而又因人们不知道何者残缺而把它想像得更为激烈”。残缺的刊物《这一代》最终印刷了16000册。其中,寄发到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被校方封存销毁。寄往北大陈建功处的杂志缺少封面,但很快脱销。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用言谨慎,“首先肯定我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提醒我们,联合全国学生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容易引起混乱”。见陈建功《“这一代”文学与青春同在》,《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据张光年1980年10月27日、11月8日和10日的日记记载,27日下午看了眭燕萍“送来的北大学生陈建功为《这一代》鸣冤的信”。8日“上午看了陈建功为大学生刊物《这一代》写的汇报及其它有关材料。写书面意见,未写成”。10日下午谈心会上,“谈到团中央对《这一代》的报告,态度很不冷静”。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201页。从湖北省到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严厉批评《这一代》,内部简报上评价说:“内容有不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在《这一代》第二期筹备时,北京已经书面通知校方,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这一代》停办,连原先的杂志也纷纷下马。参见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樱花树下的家——武汉大学卷》,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395页。
    495 陈建功:《“这一代”文学与青春同在》,《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496 随后徐敬亚1979年12月19日的评论文章《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会办刊物《红叶》第三期上发表,并在1980年7月《今天》第九期上删节后转载。1979年12月末郑先的《试论<今天>的诗歌》,在《今天》杂志第六期上发表。1980年12月初,肖驰的评论文章《“新诗”——一个转折吗?》在“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之三上发表。
    497 《这一代》创刊号,1978年8月10日,第88页。
    498 《这一代》创刊号,1978年8月10日,第90—91页。
    499 《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8页。
    500 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501 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502 李小雨的话,她于1976年进入《诗刊》工作。见张弘:《<诗刊>内部诗人围绕朦胧诗争论发生的故事》,光明网2006年8月17,http://book.sina.com.cn/news/c/2006-08-17/1114203845 .shtml。
    503 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504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复刊号,1979年10月。
    505 《安徽文学》,1979年9月号,第73页。
    506 “1979年9月上旬,收到《安徽文学》编辑部一纸便笺,说是拟发表两首诗作,但是要填一份类似于政审的简单的表格,并盖上学校相关单位的公章,然后寄给一个叫刘祖慈的人即可。字写得流利优美。到收到第二封信,知道这字就是刘祖慈写的了,因为他落款了。”见李平易:《诗人刘祖慈——八十年代回想录之四》,天涯博客2007年1月22日,http:// 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327&PostID=8306446。
    507 三江:《<广州文艺>——文艺青年的朋友》,《文艺报》,1980年1期。
    508 程光锐撰文《诗苑中的新芽——读<新人三十家诗作初辑>》赞美这一诗辑,并无任何批 评。见《诗刊》,1980年1期,第61页。
    509 《新人三十家诗作初辑·编著的话》,《安徽文学》,1979年10月号。
    510 自从公刘在1979年《文艺报》4月号上发表《诗与诚实》后的一年中,公刘不时遭受“歌德派”的攻击。但“令人扫兴的是,在他们原以为呼之欲出的第二次反右派斗争竟很快就被党中央的严正声音所惊散了。”该文写于1979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见公刘:《诗与政治及其他——答诗刊社问》,《诗与诚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版,第53页。1981年《星星》1月号刊发了公刘《<仙人掌>勘余杂感》。该文写于1980年10月。公刘在1980年4月参加广西诗会时,脑血栓形成,开始住院。9月份回家后,读到武汉来信得知:“四月下旬,也就是我正处于昏迷不醒的那几天,该地有一位因为很是‘紧跟’了一阵‘旗手’而名震遐迩的诗人,以市文联的名义组织并主持了一个历时三天的座谈会,对我和艾青同志进行‘缺席审判’。”“果然,四月二十九日的《长江日报》极其含蓄地表达这个缺席审判会矛头所向:‘有少数诗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作了歪曲的描绘,或者情调低沉,其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相距甚远,社会效果不好,值得引起注意。’”公刘深知这种权力逻辑:“我不能不悚然回忆起这种所谓的‘宽大’从来都是假的;有朝一日,如果又有什么新的‘旗手’上台,如果这位诗人也象于会咏一样捞上了一官半职,小民如我者难逃‘全面专政’的‘应有惩处’,那将是无疑的了。”此时的公刘,已经意识到,自己对于“青年诗人”的“宽大”扶持中,同样隐含着一种专断。从这篇文章开始,公刘不再积极提“人民标准”和“现实主义”主导论,相反他开始为艺术多元化辩护:“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不等于政治上的反动,正如同现实主义者并不一定都是革命党一样。”即便是表达对青年一代的希望时,也开始使用个人立场的“我”这一措辞,而不再使用早期文章惯用的集体概念“我们”。这一转变,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主要论争即将消歇,为此后美学意义上的“朦胧诗论争”疏通了道路。见公刘:《<仙人掌>勘余杂感》,《星星》,1981年1期,第93页。
    511 贵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颇具影响的民刊《崛起的一代》第2期,1980年12月油印。以“无名诗人谈艾青”为总题发表了八篇向艾青挑战的檄文。《崛起的一代》在1981年第三期后,被要求停刊。
    512 1970年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一书从文化人类学解释青年文化的反叛行为。八十年代初,代际理论和代沟的概念传入中国。中国人被按照年龄和经历划分成不同的几代人。中国在建国后的代际划分,达成了“三代人”的基本共识:五十年代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和“文革”后的一代。1988年出版的张永杰、程远忠所著的《第四代人》成为第一部探讨当代中国的代文化和代际特征的专著,构建出“四代人”理论,固定了关于代际划分的论争。其中《今天》一代人被贴上“怀疑的一代、思考的一代、荒废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被耽误的一代”的标签。代际意识是从“文革”一代人开始自觉的。但是应该注意,红卫兵运动很难被确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青年运动,“这不仅因为它的许多成员还仅仅是少年,而且从一开始它就是效忠、复制成人社会主流文化的产物,青年人的‘反叛’是为成年人所鼓励和怂恿的。”因此,这一代青年文化首先沿袭了主流成人社会中的革命逻辑,“在红卫兵运动失控和崩溃之后,才出现了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因素”。以“文化代沟”断裂说,将“文革”一代与上几代的文化关联切断,以凸显青年文化的自觉反叛意识,进而将权力场的复杂斗争简化为老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历时性冲突,既有洞见也有不见。它容易掩盖特定历史场域中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变迁与对峙》,台北:捷幼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49页。
    513 最早从“两代人”与“代沟”角度阐释新老诗人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是顾工的《两代人》,见《诗刊》,1980年10期。从当时论争的现场看,顾工采取“代沟”概念是为了在激烈论争中转移斗争焦点、化解矛盾、保护顾城的策略。而顾工在创作上开始效仿顾城小诗体,见《星星》1980年第2期上发表的诗作。该文发表之后,随即招致峭石《从<两代人>谈起》,《诗刊》1981年第3期和公刘的强烈批评。唯有进入当时的论争现场中,才能看到各种力量相互应对的真实关系。
    514 《福建文艺》编辑把舒婷的十六首诗歌汇集起来,题作“心歌集”,邮寄给众多批评家。见方顺景、何镇邦《欢欣与期望——读舒婷的“心歌集”》,《福建文艺》,1980年第7期,第61页。
    515 蒋夷牧:《用自己的声音歌唱》,《福建文艺》,1980年3期,第57页。
    516 为《今天》诗歌进行有效辩护的策略,充分展示出中国文学评论者的论辩智慧。诗歌的阐释策略是一个值得研究历史课题,如对一个时代诗歌的“有意误读”与“有效误读”,将开启另一个诗歌时代。陈志铭将《船》解读为哲理诗,即诗歌表达作者对“有志者事竟成”这个成语的怀疑。这种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感受,抽象化为一切时代共有体验的阐释策略,有助于保护诗歌的顺利传播。此外,他还借助中国古典文论如严羽的《沧浪诗话》,为舒婷的诗歌创作寻求古典理论资源的支撑,即便解释“晦涩”原因,也借用古代文学术语“隔”,从而避开诗歌与政治的直接关联。见陈志铭:《几点看法》,《福建文艺》,1980年3期,第59页。
    517 练文修:《抒情诗的“自我”及其他一也谈舒婷的诗》,《福建文艺》,1980年第7期,67页。
    518 边古:《从舒婷抒什么情说到“善”》,《福建文艺》,1980年11期,第57页。
    519 刘登翰:《一股不可遏止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福建文艺》,1980年12期,第61页。
    520 蒋夷牧:《用自己的声音歌唱》,《福建文艺》,1980年3期,第59页。
    521 蒋夷牧:《用自己的声音歌唱》,《福建文艺》,1980年3期,第59页。
    522 孙绍振,1936年生于上海。1955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0年毕业。1960年曾短期留校任教。1961年至1970年在华侨大学中文系工作。1970年到1973年福建省农村下放,在中学教英文。通过发布主流诗歌,进行“文学自救”。1973年调至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他最初的美学观念,源自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朱光潜“严格地把政治的实用和认识的真以及审美”区分的观念:“朱光潜的文章,从50年代就对我开始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80年代初,审美价值观念可能已经根深蒂固,正因为这样,我才敏感到朦胧诗的艺术价值,不能用传统的时代精神等等社会功利的价值去解释,相对于传统的美学原则来说,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从中可见,学院派学术传统穿越政治阻隔与遮蔽,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同时,他从高中到大学阶段的诗歌阅读,从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聂鲁达、洛尔迦,到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强化了他浪漫、豪放、反叛的性情取向:“在一次班会上,我公开说,大学生应该有叛逆精神”。1978年看到福州马尾区文化馆油印诗刊《兰花圃》上正在争论的舒婷诗歌,感到“这正是我在1956年一直想写但却没有写出来的诗。不久以后,我又看到了《今天》,我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参见孙绍振:《我的桥和我的墙——从北大出发的学术道路》与《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217页;《孙绍振:命运浮沉因诗歌》,《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523 孙绍振借用公刘的话:“有一根由来已久的绊索,捆绑着诗歌的手脚,这就是:不允许诗中有‘我’”。“文革”后,诗歌中“小我”地位的恢复,是通过对5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只能表现‘大我’,抛弃‘小我’的反拨。这种反拨与郭小川诗歌的重评联系在一起。孙绍振总结说:“要歌唱‘大我’的人,必须从‘小我’出发,不能从‘大我’到‘小我’,而应该从‘小我’上升到‘大我’。从‘大我’出发就是从概念出发。”见孙绍振:《诗与“小我”》,《光明日报》,1980年7月30日。
    524 孙绍振:《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福建文艺》,1980年4期。
    525 《西方现代派文学论争集》,《出版说明》中声明:在评介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文章中,有“一些文章却是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热中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错误倾向相联系的。这种错误倾向反映到文艺上来,就是抹煞社会主义文艺和资本主义文艺的原则区别,奉西方现代派作品为楷模,主张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现代主义文艺:就是反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针,强调表现自我,主张诗人应有‘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凡此种种,连同出版界的商品化现象、创作表演方面的低级趣味等等,直接危害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 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再一次就精神污染问题敲起了警钟,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就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在文艺战线,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批评和抵制试图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艺移植到我国来,以表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为主题,按照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错误主张和错误作品。
    526 陈志铭:《开拓诗歌的新领域》,《安徽文学》,1980年12期。
    527 谢冕:福建省福州人。1955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时,由无职称的“助教”转为讲师。1958年时,他曾组织55级同学集体编写“红色”的《中国文学史》,在定稿时,孙绍振与谢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谢冕属于年级里领导阶层,我则是一个毛头,对他有一点望而生畏。也许是由于写作李白的机缘,后来写当代文学史,就是谢冕,把我提到了诗歌组组长这样的位置上来。”1959年在《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党支部书记沙鸥等授意下,由谢冕组织集体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谢冕介绍孙绍振担任诗歌组组长,孙绍振受宠若惊。见《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回顾一次写作》,第9页。2004年笔者在向谢冕的询问中,谢冕曾提到诗人林庚对自己诗歌观念的影响。谢冕的性情取向是潇洒、热情、决断。可以说,谢冕、孙绍振、刘登翰这批学院派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共同奋起为新诗潮辩护,与他们同学之间合作的经历、北大相近的教育背景、学术传统的滋养以及在社会变革时期积极参与其中的精神传统密不可分。就审美而言,他们又各自在新诗潮中找到合适于自己性情取向的趣味。例如,谢冕是出于对《今天》诗歌的喜爱,受《今天》的直接激发,写出最初的论辩文章:1978年“几乎是在我写作《北京书简》的同时,北京的街头开始流传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许多陌生诗人写的同样陌生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诗歌,被张贴在墙上。面对这些摈弃了虚假和充满批判激情的诗篇,我感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这些诗的内涵,唤起了我对昨日噩梦的记忆,它们拥有的艺术精神,给了我接续中国新诗现代传统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见谢冕:《文学是一种信仰》,《回顾一次写作》,第197页。
    528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529 刘登翰,生于福建厦门,1956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57年,当时主持北大文学刊物《红楼》诗歌组的谢冕,“拉我进《红楼》当了诗歌编辑”。事后,又让刘登翰参加《新诗发展史概况》的编写。1961年毕业,因“海外关系”影响,在闽西北山区工作19年。1979年10月调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据洪子城回忆,80年广话南宁诗歌会议上,自己与孙绍振、刘登翰住一个房间,对北岛、顾城等激烈争论。从中可知,同在福建工作的孙、刘二人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同仁关系。《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回顾一次写作》,第9、17页。
    530 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福建文艺》,1980年12期。
    531 该文起初被《诗刊》退稿,几个月后《诗刊》再次索稿。孙绍振感觉气氛不对,将原稿中最露骨的话删了,寄给《诗刊》。后来,当得知有人授意《诗刊》要对此文进行批判时,立即要求撤回稿件,《诗刊》没有答应。《诗刊》发表该文时加了编者按,表示这篇文章代表了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倾向,同期刊登程代熙批判文章。批判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在去课堂的路上,孙绍振心里忐忑不安,“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他们用这种方式声援我,令我非常激动”。见《孙绍振:命运沉浮因诗歌》,《追寻80年代》,第172页。
    532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期。
    533 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人民日报》有关社会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明确指出不再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534 雁翼:《抒情诗中的诗人个性——诗学札记之六》,《福建文艺》,1980年8期。
    535 据谢春池回忆,1980年10月《福建文艺》编辑部在福州举办“新诗创作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堪称闽省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诗人诗评家聚会,与会者五十多人,有北京的杨金亭、楼肇明,上海的罗达成、宫玺、姜金城,湖南的李元洛,本省的郭风、何为、孙绍振、刘登翰、魏世英、陈钊淦、俞兆平、范方,还有此次会议的主角,被讨论的对象舒婷。“作为与会者的我,带去论文《新诗向何处去》,该文未被《福建文艺》看中,转而在《厦门文艺》发表,今天重读这篇论文,更觉其肤浅,而且观点是错误的。其中,我提出舒婷诗歌创作的‘情调’问题,认为‘低沉’的情调要不得,‘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是应该受到批评和纠正的’,自己俨然很‘无产阶级’很正确。”从《福建文艺》拒发该文,可以印证该刊暂停了对于舒婷诗歌的批判活动。见谢春池:《我和舒婷》,《厦门文学》,2005年1期。
    536 《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星星>复刊号》,《星星》,1980年第2期。
    537 1980年6月6日,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央指示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精神”在成都召开。中共四川省第一书记谭启龙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仍然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的同志对文艺战线的形势缺乏全面的认识,看到少数文艺创作和演出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毛病,就不加分析地认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过头’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把社会上、包括少数青少年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统统归咎于文艺,把现在的电影、小说等等,说得一无是处,那也是很不公道的。”“前段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社会效果不那么好的作品,文艺界的同志和人民群众,都对这些做平提出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我看是有道理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是在前进中出现的,不应该看得过重。特别是在文学艺术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精神领域,要求一点问题和毛病也不出,那是不现实的。只要我们积极加以引导,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见《星星》,1980年7期,第89页。
    538 《星星》,1980年第10期,第56页。
    539 《星星》,1980年第10期,第87页。
    540 孙绍振:《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福建文艺》,1980年4期,第59—63页。
    541 丁永淮:《诗,总应当是诗》,《星星》,1980年第12期。
    542 《星星》1981年1期发表吴思敬:《说“朦胧”》、丁永淮:《朦胧诗的过去与未来》、张放:《漫谈诗趣》。
    543 评论文章有吴伯箫:《赞<诗刊>“新人新作”》,《人民日报》,1980年5月14日;余之:《散发着春天芳草的气息——新人新诗漫评》,《文汇报》,1980年7月30日。
    544 公刘:《从“诗歌危机”谈起》,《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545 谢冕:《新诗的进步》,《新诗的现状与展望》,第24页。
    546 絮飞:《南宁诗会纪要》,《星星》,1980年5期。
    547 张炯:《有益的探讨,丰硕的收获——代前言》,《新诗的现状与展望》,第9页。
    548 一开始不叫青春诗会,叫作“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不是“学习班”,因为邵燕祥当时对“学习班”非常反对,他说学习班是“文革”时整人创造出来的。这个活动完了以后,这些人的作品在1980年12月专辑发表,邵燕祥提了一个通栏标题叫“青春诗会”,我也写了个侧记叫作《青春的聚会》。第二届叫“青年诗作者改稿会”,后来就习惯地叫作青春诗会了。见田志凌:《王燕生访谈: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9日。
    549 选择青年诗人的标准,“叫‘小有名气’。就是说我们发过他的诗,最好是组诗。还要注意写作风格。有写现实主义诗歌的,我们选了一部分;被称为朦胧诗人、写具有现代气息诗歌的,我们也选了一部分。这些人的年龄、身份差别都很大,中间有国家干部、农民、工人、学生。”见田志凌:《王燕生访谈: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9日。
    550 1979年梁小斌拜访公刘,公刘将梁小斌的诗歌推荐给《诗刊》的邵燕祥,并在《安徽 文学》的“新人三十家诗作初辑”上发表梁小斌的《彩陶壶》。梁小斌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时,还把浪漫主义奉若神明,“形成诗人优雅、纯洁的品格是我的目标,这导致《雪白的墙》的创作(这似乎符合了一个时代的命题,使我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创作奖)”。见公刘:《让希望之星重新升起》与梁小斌:《作者自述》,收入《少女军鼓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页,第137页。到北京时,梁小斌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回答》,受到强烈的震撼。见梁小斌:《我不是朦胧派诗人》,《追寻80年代》,新京社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551 据王燕生回忆,“我们专门把北京的新闻界、出版界还有杂志的编辑喊到一起,和诗会的同学见了一次面。熟了以后,他们发东西都方便一些,所以《诗刊》是能做的都做了。”“1980年的青春诗会无论其规模还是影响都是最大的,后来青春诗会被人称为诗坛的黄埔军校。”见田志凌:《王燕生访谈: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9日。
    552 田志凌:《王燕生访谈: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9日。
    553 舒婷:《寸草心》,《梅在那山》,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
    554 这种诗人诗话的形式,首先在1980年7月《今天》第九期和10月的《文学资料》之一上采用。
    555 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
    556 《诗探索》缘起于南宁会议,新诗潮的论争诱发了一批学人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80年9月在北京创刊。“刊物取名‘探索’,当然意在推进随着‘朦胧诗’出现而兴起的探索之风。高举艺术探索的旗帜,站在引领诗歌变革潮流的前沿,这就是《诗探索》的出版初衷”。《诗探索》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民间的资助,它的所有编辑都是志愿的、业余的和无偿的。见谢冕《<诗探索>改版弁言》。然而在叙述中,“推进”一词被置换为“引领”一词,暗含学院化理论对于诗歌创作的优先地位。这种超越批评独立性,意图“引领”创作的做法,无疑也会导致诗人之于诗评家、创作界之于理论界、民间诗人之于知识分子诗人在场域占位上的差异与争执。
    557 公刘(1927年3月7日—2003年1月7日),原名刘仁勇、刘耿直,江西南昌人。年幼时在寒窗下苦读经典,少年时代就显示出文学天赋。他从十三岁开始发表诗作,当属中国文坛中的神童之列。1946年半工半读于中正大学法学院,曾参加反蒋民主学生运动并发表诗作,担任全国学联地下机关刊物《中国学生》的编辑,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48年转移到香港,任《文汇报》副刊编辑。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赓部队,进广州被国民党特务打过黑枪,又随军赴大西南,当过见习编辑和文艺助理员。发表反映西南边疆的诗歌《西盟的早晨》等。1955年调北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此时代表诗作有《五月一日的夜晚》、《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一)》等。出版了与人共同整理的民间长诗《阿诗玛》,影响较大。其他诗集有《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等,短篇小说集《国境一条街》。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波,使西南军区的一批青年作家遭受到劫难。当时公刘虽已调到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但1958年仍被划为右派,遣送山西工地服劳役。60年代初曾发表过一些诗作。“文革”中再次遭受磨难。1978年,公刘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长诗《尹灵芝》。公刘一复出,就已恢复了雄浑的元气,如《沉思》诸诗,不只篇中有警句,而且全篇称得起“沉郁顿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艾青对从维熙说:你的眼睛没得色盲,中国什么行当里都有真假“李逵”,公刘是诗歌界中的真“李逵”,是个真正的天才。公刘在1978年复出后,能迅速恢复雄浑元气,颇能代表部分中年诗人的情形。同时,公刘希望调回北京工作却没有接收单位,只能来到位处边缘的安徽,更因直接受到“歌德派”的排挤,内心的沉郁不言而喻。见柯原:《告别公刘》、从维熙:《悲歌一曲送公刘》、邵燕祥:《忆公刘》,收入《诗在你在:公刘纪念文集》,刘粹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58 1979年3月在写作《新的课题》前,公刘正在北京参加会议,“正好是政治部通知我,让我回到总政治部去,补办转业手续,发给我一套军装,表示一切都恢复了,改正了。我就住在总政招待所写的”。
    559 梁小斌:《我不是朦胧派诗人》,《追寻80年代》,第59页。
    560 公刘:《诗与诚实》,《文艺报》,1979年4月号。
    561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复刊号,1979年10月。
    562 公刘:《诗与政治及其他》,《诗刊》,1980年1期。
    563 《公刘在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1980年(2/3)期
    564 十三大学的《这一代》出版后,刊物编辑部写信把《这一代》完整的校样送给文代会主席团的冯牧。而正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张光年的儿子张安东,正是《这一代》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的小成员,《这一代》的骨干,他以个人名义写信了冯牧。冯牧把这些资料交给公刘,希望公刘能本着像《新的课题》那样一分为二的基本态度,撰文评价。此时,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和杭州大学的学生也寄给公刘一本残缺的样本,公刘在回信中提醒大学生,文字上各方面要注意,不要授人以柄。但这个信件落到了不是收件人手中,而且立刻汇报给团中央,然后上报了党中央,其中将冯牧、公刘插手学生的刊物,事情就越来越显得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有些触动,我感觉到年青人的东西,谈论的本身就包含一种巨大的危险。”见《公刘在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1年1期。注:张安东从1979年3月1日开始给《今天》写信,订阅《今天》杂志。见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三册。
    565 《公刘在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1年1期。
    566 公刘:《<仙人掌>勘余杂感》见《星星》,1981年1期。
    567 顾工:《两代人》,《诗刊》,1980年10期。
    568 《在京部分诗人谈当前诗歌创作》,《文艺报》,1981年第16期,原载《长安》,1980年第7期。1982年第三期《作品与争鸣》编辑部为公刘的这个发言特意加上《现实主义必然是主流》的标题,连同顾工的一篇反批评文章《一点订正和不解——致公刘同志》一起发表。同时附录了顾工1980年第10期《诗刊》上发表的《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和顾城《结束》全诗。顾工在反批评文章中,援引公刘诗集中的《绳子》一诗,对其中同样晦暗的隐喻提出质疑,警示公刘不要再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对诗歌作刻意的阐释。参见田志伟:《朦胧诗纵横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诗刊》社编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569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河北师范学报》,1981年1期。
    570 1981年10月,虽然公刘个人仍坚持诗歌的现实主义,但遵循艺术民主,捍卫青年诗人运用西方现代派手法、运用朦胧美的试验权。认为青年人正在实现“诗必须首先是诗”的复归,“至于他们选择的某一条路子,对还是不对,不妨让他先试一试”。而对于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公刘“既不同意那种一味鼓吹所谓朦胧诗的‘理论’,也反对看见凡是自己感到别扭一点的东西就视同洪水猛兽的‘理论’。这也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把话说绝了。”见公刘:《诗的异化与复归》,《海韵》,1982年2期。
    571 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光明日报》,1981年1月28日。
    572 谢冕:《凤凰,在烈火中再生——新诗的进步》,《长江》,1980年2期。
    573 谢冕:《诗人的使命》,《广西日报》,1980年4月23日。
    574 此前谢冕在《北京书简·谈诗与政治》中还坚守着“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于诗人的,不管琴声也好,鼓声也好,都应当真诚地、热烈地、执着地、无限深情地唱出亿万人民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声”这个“一贯的观点”。该文在《红旗》1980年5期上发表。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这种并存与对峙中,可以看出南宁诗会后,谢冕的转变。
    575 廖亦武、陈勇:《蔡其矫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495页。
    576 艾青:《我对诗的要求——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艾青谈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577 艾青:《和诗歌爱好者谈诗——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艾青谈诗》,第56页。
    578 坚守“读者至上论”艾青认为,要读者理解你的诗,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但这工作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做的事情,这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程度、文化教养的问题;二是把诗人的水平降低,降低到群众能接受的水平。因为诗人自己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里,应当考虑怎样才能写出让更多人理解的作品。见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艾青谈诗》,第68页。艾青的标准过于绝对,创新与传统、诗人与读者本是互动发展的关系,而不是静止的对抗关系。诗歌中有易于读者接受的,也有超越于一般读者阅读水平的,同时,读者的阅读能力与需求趣味也存在着差异。
    579 艾青:《新诗应该受到检验》,《新诗的现状与展望》,第11—16页。
    580 国外理论家是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一九八○年艾青访问美国,在爱荷华举行“中国周末”上认识。周策纵提出“难懂的诗也应该发表”。周策纵的观念在《北方文学》1981年11期上《各家诗人谈诗》中整理。艾青对“发表”问题的思考以之为参照背景。艾青:《答<诗探索>编者问》,《艾青谈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581 艾青:《美国归来答客问》,《艾青谈诗》,第184页。
    582 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讲话》以及《答<诗探索>编者问》,《艾青谈诗》,第57—70页,第171—175页。
    583 《诗刊》8月号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后,《诗刊》展开了朦胧诗的讨论。九月下旬,诗刊社在北京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会议规模不大,只有二十几人参加。《诗刊》的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冯牧最后到会作了讲话。大家一致认为:在诗歌创作与诗歌欣赏中,必须划清含蓄,朦胧,晦涩的界线;含蓄是要提倡的,朦胧是应容许的,晦涩就该反对了。含蓄就是有诗意、诗味;朦胧也不失为诗美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晦涩则是不知所云,雾中无花,水中无月,镜中无像了。在目前正式发行的报刊中,晦涩的诗还是极少的,但对于诗歌创作中的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见钟刃:《在争鸣中探求新诗的道路——记全国诗歌理论座谈会》,《星星》,1980年第11期。
    584 针对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太阳城札记》中最后一节“生活·网”,北岛给他写了一封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见刘子超:《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6期。
    585 据艾青夫人高瑛1997年9月21日回忆。见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
    586 蔡其矫曾这样为《彗星》辩护,它“是写爱情的,被当政治诗批判”。见廖亦武、陈勇:《蔡其矫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495页。《彗星》显然并不符合北岛爱情诗的艺术惯例,而是一首写给昔日同壕战友与偶像,如今独自灿烂的“彗星”的宣告诗。此前,任洪渊的同题诗《彗星》,在《诗刊》1980年1期上发表。比较二者“彗星”意象异同,有助于理解北岛的《彗星》。
    587 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
    588 哑默曾在1979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过自从我给他(艾青)寄过简陋的《草野》,《哑默诗选》后,他一直连信也没回过,我对他的感情就变得很淡漠了。”1980年4月26日又写下:“不过,过去的那个艾青早已在我的心中死去了。有时候,人死了,比仍活着还好些。”见李润霞:《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随后,哑默于1980年7月5日直接写信给艾青,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诗人艾青:我在近期的《世界文学》上读到聂鲁达的几首诗和您的《往事·沉船·友谊》,心理很不痛快。从您的回忆中,字里行间看出很沉重、很凝聚的心情,有种悲愤的客观而冷静的见证感。你们这一辈诗人,包括享有国际声誉的,实质上命运是很悲惨的。惨就惨在政治上把你们死死缠住,而你们也和政治紧紧绞在一起。有资料揭露,聂鲁达属于克格勃!他不再属于诗人。另外,我想告诉您,艾青在我心里已经死去了。我很悲伤。特别是今天读到您在回忆中提及‘在海岬上’时,仿佛唤回我许多年一直在人生的海岬上苦苦想念过的那位手里拿着芦笛的诗人。然而这对我已经是一种过去和遗忘。一本开后门买来的新版《艾青诗选》放在我的桌子上快一年了,但我连翻都没有翻过。尽管上面的第一页印着的第一 句话是我给您的第一封信里的第一句话。但我觉得它对我一点儿也不珍贵。我曾捧着那本旧的《艾青诗选》流过一次泪,一种很重要的人生感情告终了。‘岁月宛如浪潮卷去/在我们心里/常有不死的圣灵/有时却又是些死去的灵圣/从他们中,人,渐渐找到了自己”。1980年11月1日,另一封信中写道:“过去漫长的日子里,在情感上我没有辜负过自己。对诗人来说,我始终觉得感情比什么都珍贵。情感寂灭了,别了,一切也随之寂灭。生活本来就是一张网。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五七年至七六年间被网去的人生和岁月。因此,我讨厌想用自己的网去网住生活的人。最后,用青草和露水写诗的人,却忽视了身边的露水和青草,多么可怕!”这里面无不过量着诗人的冲动、偏激。但心里也充满暗暗的伤痛,哑默知道自己遭损的是人生极其珍贵的诗性情怀。见哑默:《火炬与苦难的旗帜——纪念艾青》,中国语文网,http://www. chinese001. com/wxsj/zgwx/xdwx/zjda/aiqing/00586. jsp。
    589 1982年7月3日,黄翔在《艺术的否定》中开宗明意地写到:“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而否定艾青是浅薄的。”1986年8月中旬,在诗坛纷争过去以后,黄翔、张玲、王强、哑默四人一起上北京去丰收胡同21号拜望老诗人艾青,两代人恢复了和解。四五年后,黄翔袒露了当年挑战艾青的目的和愿望:“向艾青‘挑战’,是基于更新民族文化的自觉的责任感。我希望艾青激进-些。仍然保持年轻时代的叛逆性。……向艾青‘挑战’是我对艾青的特殊尊重方式。尽管显得火爆和语言不逊,但我总以为艾青会带着宽宏大量的微笑望着年轻的后来者。他一定会明白,啄食他的神圣的诗的前额的凶猛的山鹰正是出于对他的厚爱。”见哑默:《火炬与苦难的旗帜——纪念艾青》与黄翔:《狂饮不醉的兽行》,载油印刊物《大骚动》第三期,1993年7月。黄翔当时并未想到,艾青年轻时的叛逆恰恰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诗歌理想,如今强迫他反对自己的诗学立场,无疑将艾青逼到愤怒的境地。
    590 据艾青夫人高瑛1997年9月21日的回忆。后来“一家出版社欲出版‘七家诗选’,编辑来征求艾青意见。他就力主应该有北岛,说:‘北岛也应该是一家嘛’”。北岛和邵飞也探望过艾青。贵州诗人也与艾青重修于好。1986年艾青生病时,他们专程集体从贵州到北京看望了艾青,黄翔向艾青当面道歉,之后他们常有往来。黄翔在文中表示“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否定艾青是浅薄的”。见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519页与《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版,见李润霞:《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3期。
    591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河北师范学报》,1981年1期。
    592 艾青:《美国归来答客问》,《艾青谈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593 张志国:《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4期。
    594 艾青:《首先应让人看懂》,《作品》,1981年3期。
    595 艾青:《祝贺》,《诗刊》1981年7期。
    596 提起这些他曾辅导过的青年人,艾青很气愤,他几乎骂道:“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些诗坛的‘打砸抢’派。他们一面抄袭我的作品,一面又要把我送进‘火葬场’。比如那首又名的诗‘生活——网’,其实源自我的《火把》。”见苏立文:《大陆诗坛的一场大混战——“朦胧诗”闯下的“大祸”》,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11月号。艾青在这里,显然是在证明自己的先导地位。
    597 《艾青谈诗——答本报记者问》,《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11日。
    598 艾青:《迷幻药》,1981年12月6日,《艾青谈诗》,第90—96页。
    599 生活方式上的求变求新,与改革开放后,人们开眼看世界时的突然发现与自省直接相关。当时在中国上海、北京等城市举办了日本工业生活用品展览、美国现代都市摄影展览。发达的生活科技与现代化的摩天高楼直接颠覆了中国青年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形象。在以往的描述中,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待中国去拯救,而事实却是他们远比中国人富足。此外,伴随邓丽君的甜蜜歌声与走私品、洋装洋货长驱直入,香港、广东的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猛袭神州”。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变迁与对峙》,台北:捷幼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600 《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经济日报》,1983年11月1日。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 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见刘子超:《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6期。
    601 杨炼:《我的宣言》、徐敬亚:《生活·诗·政治抒情诗》、顾城:《学诗笔记》、高伐林:《探索之余谈探索》、李发模:《学诗断想》、张学梦:《关于诗》、骆耕野《诗和诗人》、梁小斌:《我的看法》、陈仲义:《颤音》(诗歌)、王小妮:《我要说的话》。
    602 吴欢章:《年青的歌手向我们走来》,《上海文学》,1980年5期。
    603 《上海文学》,1981年第4期,第10页。
    604 《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第90页。
    605 舒婷:《和读者朋友说几句话》,《飞天》,1981年6期。
    606 《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第90页。
    607 1980年舒婷调到福建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1981年顾城、江河、杨炼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85年顾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北岛在隶属中国作家协会的《新观察》杂志当编辑,后来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直到1985年。
    608 舒婷在1981年11月“把一束《会唱歌的鸢尾花》装进信封,仔细旋好笔套。我想我将要辍笔一段时间,但没想到这一停,竞停了三年”。见舒婷:《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创刊号。北岛、杨炼、江河开始探索新的艺术风格。芒克1981年至1982年很少写诗。
    609 1980年,范方调至三明市文化局创作组,与福建另外两位著名诗人刘登翰和周美文共同创办了《希望》文学丛刊。《希望》办了六期,影响很大,1982年停刊。三位诗人利用这本刊物推动刚刚由地下转为公开的现代诗歌运动。1982年初,范方以“希望编辑部”为名主持编选了现代诗选集《青春协奏曲》,作为“希望诗丛”出版,没有定价,供交流使用。1985年,周美文以“福建省文学讲习所”之名又编选了一本现代诗选集《南风:抒情诗·朦胧诗选》, 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该选集收录了老一辈诗人辛笛、郑敏、陈敬容、杜云燮、蔡其矫、彭燕郊、陈侣白诗作30首、“崛起的一代”舒婷、北岛、江河、顾城、杨炼诗歌23首、范方等三明、南国地区诗人诗歌51首。见由萧春雷责任编辑的“纪念范方专版”,《厦门晚报》,2003年9月16日。
    610 徐敬亚认为,1979年—1980年,形成了朦胧诗的第一批感应体,包括王小妮、孙武军、骆耕野、王家新、徐晓鹤、徐敬亚等,艺术的传染与领悟,最先在大学生中蔓延,顺至文学青年。形成了艺术追逐的广泛行列;1981年~1986年,朦胧诗第二批感应体活跃于诗坛的表层,丰富着朦胧诗主体简瘦的躯干,填补了朦胧诗的空隙和细节,强化了这个群体的力度,为朦胧诗在全国范围内的更大普及,作出了卓越的引发,包括车前子、吕贵品、身宏菲、培贵、张德强、韩东、武兆强、梅绍静、傅天琳、李纲、许德民、筱敏。姜强国、陈所巨、徐国静等。然而,限于朦胧诗代表人物开阔的意识空间和语言新范式,它的两批感应诗群没有更多的创新。他们的创造才华被淹没在一种正被社会接纳的新创造的激烈兴奋之中。见徐敬亚:《圭臬之死——朦胧诗后》,《崛起的诗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611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612 马佳认为他们这一群体诗人的基本特征,第一个就是毫无功利性,“这和《今天》开始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马佳认同因为没有功利性,才是真正诗人的观点。因此,他后来也不发表诗。第二,当时写这种诗歌有杀头之罪,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朦胧诗出现的心理、社会承受、历史感都不一样,有截然的不同。见廖亦武、陈勇:《马佳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84页。
    613 1971年至1972年之交,在福建上杭开往龙岩的早班车上,谢春池从上杭一中政治教师手中读到舒婷《寄杭城》:“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这两句诗一下子记入我的脑子里。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首好诗,但这种情调的作品不合时宜,绝对不能发表”。1980年舒婷组诗《心歌集》在《福建文艺》1月号发表,“那十分优美又十分熟悉的意境早就在我心里萦回。不过,即使这样,这时的我还不能赞同舒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等在我看来所谓并不很健康的东西”。到1980年10月,“对舒婷诗歌中的“孤寂”、“忧愁”、“迷惘”、“压抑”这一类情绪,我一直持批判态度。那时我也并非没有这一类情绪,但我认 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见谢春池:《我和舒婷》,《厦门文学》,2005年1期。
    614 周舵:《当年最好的朋友》,《沉沦的圣殿》,第212页。
    615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持灯的使者》,第157页。
    616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617 1979年2月28日,郭玲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一册。
    618 1979年3月13日,雪野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一册。
    619 1979年3月9日,郭平平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一册。
    620 1979年4月12日,黄翠凌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一册。
    621 1979年3月10日,宋钢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三册。
    622 郑先:《未完成的篇章》,《持灯的使者》,第101页。
    623 1979年2月27日,王剑西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三册。
    624 1979年3月10日,宋钢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三册。
    625 1979年3月8日,叶小钢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二册。
    626 这里所指的小诗,并非“小诗体”诗歌。在第一、二期上“北岛”并未发表小诗体,他化用“艾珊”发表了小诗组《冷酷的希望》,读者并不知道。
    627 1979年3月14日,蔡亚力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二册。
    628 1979年5月10日,田晓青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二册。
    629 1979年4月17日,张正义来信。赵一凡:《来信摘编》第一册。
    630 张书中:《编诗:被遗漏的拾起》,《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张书中当时任职于《飞天》编辑部。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31 如周良沛从男女性爱的角度解读舒婷的《往事二三》。见周良沛《殊途同归——读舒婷的几首诗有感》,《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3期;“其时频繁出入《诗刊》的×××以自己的方式为此作了‘笺注’。我曾两次听到他向刚接任主编的邹荻帆先生‘进言’,评说舒婷的《往事二三》一诗。第一次说得还比较隐晦,邹先生也只是含糊其辞;第二次则排闼而入,称‘这首诗分明写的是野合嘛’,并质问‘《诗刊》为什么不管?’结果遭到邹先生严词拒斥。”见唐晓渡:《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经济观察报》,2006年9月2日。
    632 1979年《诗刊》发表艾青《在浪尖上》,诗歌转向,武汉一个在“文革”中起来的诗歌作者,批评说《诗刊》已经是一个右派刊物了,发了一些不合他们口味的诗歌。见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1980年4月,武汉某诗人又以市文联的名义组织历时三天的座谈会,对公刘和艾青进行“缺席审判”。见公刘《<仙人掌>勘余杂感》,《星星》,1981年第一期,第93页。
    633 《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纪要》,《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1年1期。
    634 公刘时常拿“青年一代”与“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上一代”对比。周良沛则把写于1958年批评“晦涩”、提倡“明朗”的信,在1980年发表出来,借以暗示五、六十年代明朗的诗歌的正统性。见周良沛:《关于诗的信——含蓄与晦涩》,《榕树文学丛刊》,1980年第二辑“诗歌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635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复刊号,1979年10月。
    636 《公刘在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0年(2/3)期。
    637 《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纪要》,《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1年1期。
    638 《公刘在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0年(2/3)期。
    639 艾青指出“也有一种倾向,就是向外国诗学习,向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学习,有很多诗就很费解。”见艾青:《首先应让人看得懂》,《作品》,1981年3期。
    640 对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与读者,他们认定的“志”,是合乎革命性与人民性的“思想与感情”,他们要求的“言”与“言”的方式,是以抒叙性、说解性语言为主、形 象语言为辅,借助比喻、拟人等相对传统的修辞手法与简单惯用的句法结构给予表达,从而获得明朗风格。
    641 章明(章益民):《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642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643 写于1980年4月8日,是谢冕参加广西南宁会议的论文。后发表于《长江》1980年第2期。会议期间,谢冕曾于1980年4月23日《广西日报》上发表《诗人的使命》,出于社会效果的考虑,文章并未提及青年诗人的问题,仍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立场与党性原则。
    644 谢冕:《凤凰,在烈火中再生——新诗的进步》,《长江》,1980年第2期。
    645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后,“臧克家先生以前辈的身份,给谢冕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恳切、但是也很严厉地批评了谢冕,规劝谢老师回到正确的立场上”。谢冕对臧克家很尊重。“我们5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是他和徐迟先生提议让我们(还有孙玉石、孙绍振)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给我们许多指导。记得在公共汽车上,我看了这封信。我猜想,谢老师当时可能有些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接受臧克家先生的规劝,始终给‘朦胧诗’以支持。”见洪子诚:《一首诗要从什么地方读起——北岛的诗》,学术中华网,2005年6月,http://www. xschina.org/show.php?id=3961。
    646 按照姓名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见谢冕:《失去了平静以后》,《诗刊》,1980年12期。
    647 谢冕:《失去了平静以后》,《诗刊》,1980年12期。
    648 1981年后“引导”论批评家开始默认朦胧诗潮的合法存在。公刘甚至把它作为流派:“朦胧诗”作为一种流派应当允许存在,但我从未提倡过它。”见公刘《在京部分诗人谈当前诗歌创作》,《文艺报》1981年第16期,原载《长安》1980年第7期;方冰认为,“既然有不少的青年人在写它,也有不少的人在爱好它,还有它的理论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一株新的花,应该让它占有一块园地,让它发展”。见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光明日报》1981年1月28日;艾青说:“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但反对把朦胧诗作为整个诗坛发展的方向。见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649 刘登翰:《一股不可遏止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福建文艺》,1980年12期。
    650 这种得势,既源于“引导”论者对诗潮事实的默认,又与批评界对于“现代派”认识的变化有关。在争论“朦胧诗”与“现代派”的异同关系时,支持者采取的策略是,立足本土,取其精华:“所谓‘朦胧诗’的形式,深深地植根于时代的内容,生活的土壤,决不是对西方现代派的消极模仿,决不是颓废绝望表现。它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另一面”。见林英男:《吃惊之余——就新诗的探索方向与黄雨同志商榷》,《作品》,1981年2期。
    651 同时持有这种观点的文章还有黄雨的《新诗向何处探索》,《作品》,1981年1期。
    652 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光明日报》,1981年1月28日。
    653 周良沛:《说“朦胧”》,《文艺报》,1981年2期。
    654 峭石:《从<两代人>谈起》,《诗刊》,1981年3期。
    655 陈良运:《朦胧与晦涩》,《江西日报》,1981年6月18日。
    656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657 陈良运:《朦胧与晦涩》,《江西日报》,1981年6月18日。
    658 朱先树:《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新文学丛刊》,1982年2期,转载于《诗刊》,1982年10期。
    659 谭继贤:《樊宗师与“朦胧诗”》,《山花》,1981年8月。
    660 朱先树:《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新文学丛刊》,1982年2期;程代熙:《给徐敬亚的公开信》,《诗刊》,1983年11期。
    661 “深夜怎么会窥望到火球似的太阳?太阳又怎么会与繁星同现?即使猜谜,也有谜底。”“《夜》的谜底在哪里?《夜》是荒诞朦胧诗。”见鲁梁:《“朦胧”小议》,《作品》,1981年5期。鲁梁还无法理解这种注重感觉表达的超现实想象、通感与对立意象的并置手法。
    662 公刘:《诗要让人读得懂——兼评<三原色>》,《诗刊》,1984年1期。
    663 中唐时期韩愈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流传世上的仅有两篇作品:《蜀绵州越王楼诗》和《绎 守园池记》。见谭继贤:《樊宗师与“朦胧诗”》,《山花》,1981年8月。
    664 胡昭:《意象的朦胧与意思的朦胧——讨论诗歌艺术风格的通信》,《杜鹃》,1981年4期。
    665 李黎:《“朦胧诗”与“一代人”——兼与艾青同志商榷》,《文汇报》,1981年6月13日。
    666 周良沛《说“朦胧”》,《文艺报》,1981年2期。
    667 如艾青举美国诗人桑德堡的《雾》。见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668 钟刃:《在争鸣中探求新诗的道路——记全国诗歌理论座谈会》,《星星》,1980年第11期。
    669 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诗刊》,1981年3期。
    670 陈良运:《朦胧与晦涩》,《江西日报》,1981年6月18日。
    671 罗宗强:《朦胧的美与思辨的美》,《天津日报》,1980年12月10日。
    672 原文载于辽宁师范学院校刊《新叶》1982年8期,11月删改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
    673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期。
    674 “徐敬亚不仅主张抛弃古典诗歌的民族传统,而且还鼓吹要根本否定‘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原则。”见陶文鹏《脱离民族土壤何来新诗“崛起”——评<崛起的诗群>中的反传统观点》,《光明日报》1984年1月26日;“对民歌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见陈志明、常文昌:《评<崛起>的反传统主张——兼谈新诗的发展方向》,《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2期。
    675 璧华以怀冰的笔名,在香港《争鸣》杂志1983年5月号上发表《投进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为《崛起的诗群》欢呼,引起官方评论家的不满,借用它来攻击现代诗派。重庆诗歌讨论会上,郑伯农和柯岩分别发表《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和《关于诗的对话》,都提及该文的严重性:“无怪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派宣言’,甚至有人幸灾乐祸地高呼:这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见《崛起的诗群——中国当代朦胧诗与诗论选集·出版说明》,璧华、杨零编,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社1984年版。
    676 郑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本文是在重庆诗歌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原载《诗刊》,1983年6期,又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0期。
    677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进行全面整党。文艺界存在着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严重情况。见社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文艺报》,1983年11期。具体到诗歌界,自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上发表《崛起的诗群》后,1月7日《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在兰州地区召开了“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接着又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座谈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作了讲话,强调座谈会“是一个畅所欲言的、百家争鸣的、平等待人的、既有批评又有反批评的学术讨论会”,因此并未上升为政治批判的高度。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2期;1983年9月份,在新疆石河子举行的绿风诗会上,某诗人在痛斥了所谓“三个崛起”后,说:“你给他们讲学术,人家可不跟你讲学术。不是说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那好,是学术就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10月4日至9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书记柯岩等人参加了“重庆诗歌讨论会”,会议由方敬、王觉、杨益言、梁上泉等主持。会前邵燕祥已经知道这个会的批判意图,告知谢冕“最好不去”,谢冕后来没去。会上“三个崛起”被定性为“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错误理论”,朱子奇、柯岩等人对“崛起论”,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判。此外,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墙》、《流水线》,北岛的《白日梦》、顾城的《空隙》、《泥蝉的表演》、杨炼的《诺日朗》被点名批评,气氛非常紧张。《诗刊》。会后,新华社发了消息,批评“三个崛起”的“谬论”,称要坚持诗歌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作家协会顾问臧克家号召“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的前列”,批评“热衷于西方现代派等,轻视、反对继承和发扬我们宝贵的民族遗产”的倾向。1983年12月号发表了重庆会议的“综述”。最终,徐敬亚追于压力发表了自我批判,这场争论由此结束。见吕进:《开创一代新诗风——重庆诗歌讨论会综述》,《诗刊》,1983年12期;田志凌:《对话 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臧克家谈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前列》,新华社1983年10月29日电,《崛起的诗群——中国当代朦胧诗与诗论选集》,璧华、杨零编,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社1984年版,第171页。
    678 该文写于1984年2月10日,首先在《吉林日报》1984年2月26日以加“编者按”形式发表,《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全文转载,《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3期再次转发。徐敬亚在文章中承认:“由于我受当时泛滥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在文中,我轻率地否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文化传统;贬低乃至否定了几十年来我国革命诗歌的发展序列;否定了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盲目地推崇西方现代派艺术,将当时出现的某些诗歌作品誉为‘崛起的诗群’,作了不妥当的评介;宣扬了‘反理性主义’和‘自我表现’等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尤为严重的是,在分析艺术流派产生的条件时,竞主张‘要有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是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并以‘我不相信’四个字错误地总结了诗人们对过去生活的态度,这,就不仅仅是文艺观点的错误,而是政治观点的错误。文章发表后,在理论界和诗歌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679 周良沛:《殊途同归——读舒婷的几首诗有感》,《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3期。
    680 段登捷:《致舒婷同志的一封信》,《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3期。
    681 鲁扬:《莫把腐朽当神奇》,《诗刊》,1984年1期。
    682 齐望:《评<诺日朗>》,《文艺报》,1983年11期。
    683 潘仁山:《“崛起”声浪中浮出的苦果——析组诗<诺日朗>》,《文学报》,1984年3月29日。
    684 石天河:《重评诺日朗》,《当代文坛》,1984年9期。围绕《诺日朗》的创作倾向,谢冕在《山泉》1983年5期以《他们走向成熟》加以肯定和鼓励、杨炼本人在《山花》1983年9期上撰文《传统与我们》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综述的文章有向川:《对杨炼近作的不同评价》,《文艺情况》,1984年3期;萧犊整理:《关于组诗<诺日朗>创作倾向的三种不同意见》,《诗选刊》,1985年1期。
    685 王舟波:《倦倦女儿心——谈舒婷的诗兼与周良沛同志商榷》,《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6期。
    686 李黎:《诗歌,期待着美学的批评》,《文汇报》,1984年8月1日。
    687 李黎:《中国当代文坛的奇观——近年来新诗潮运动述评》,《批评家》,1986年2期。
    688 李黎:《中国当代文坛的奇观——近年来新诗潮运动述评》,《批评家》,1986年2期。
    689 李黎:《中国当代文坛的奇观——近年来新诗潮运动述评》,《批评家》,1986年2期。
    690 这些青年诗评者大多在大学阶段开始欣赏“朦胧诗”,从正面撰文解读,并且获得了公开发表,学院派成为朦胧诗传播的新生力量和人数最多的读者。如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80级彭万荣在《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1期上发表了《北岛和现实世界龃龉》、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82级马力在《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2期上发表《在“朦胧诗”潮渐渐平息之后》、华东师大的李劫在《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3期上发表《舒婷顾城北岛及朦胧诗派论》、吕梁师专中文系八二级赵新林在《吕梁师专学报》1986年2期上发表《启蒙:北岛诗的灵魂》。
    691 吴奔星认为,1985年后,由于朦胧诗“为个别外国诗人所提及,从而‘褒派’复起”,他们为朦胧诗争取当代诗坛的主流地位,设法将朦胧诗从“贬义”转化为“褒义”,因此流露出“排他性”与自我“扩大化”倾向。这种扩大化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概念的扩大化,把一些青年诗人写的并不朦胧的诗笼而统之地归入‘朦胧’诗”;“第二,是‘朦胧’诗人队伍的扩大化,把本非写‘朦胧’诗的诗人扩大为‘朦胧’诗人”;“第三,是时间的扩大化,把出现于80年代为决的‘朦胧’诗,扩大到了现代文学的各个时期”;“第四,是空间的扩大。即把80年代出现于大陆的朦胧诗,扩大到台港甚至海外,把流行于台港的现代诗,视为朦胧诗”。见吴奔星:《评“朦胧诗”的扩大化》,《人民日报》,1989年10月31日。
    692 大学生诗歌在1985年获得“学院诗”的命名。1980年官方刊物开始关注大学生诗歌,如四川成都的《星星》诗刊1980年第5期推出“大学生之歌”专栏,发表郭小聪、萧萧、高伐林等九位诗人的诗作,主体追求纯美风格;吉林长春的《春风》1980年第9期推出“大学生诗页”,发表王小妮、徐敬亚等诗歌8首,表达主流社会认同的积极价值理念,如劳动、奋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甘肃兰州《飞天》杂志自1981年2月号开辟的“大学生诗苑”。 起初办这个栏目的动机,是感觉到大学生诗歌的“清新之风”,希望借此“在甘肃诗歌园地的某个角落,吹皱一池‘春’水!”反映出当时刊物编辑普遍厌旧追新的审美趣味。截止到1983年初,给“大学生诗苑”投稿的高等院校“已达三百二十多所,累计投稿人数四千多名,诗作九万多首。北起黑河,南至湛江,东起鼓浪屿,西至喀什、拉萨、下关一线,无一省没有大学生来稿。”“笔者认为,中国新诗最集中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之一,新近几年就在大学校园。”“我看高等院校的诗歌爱好者不下五万人,习作者在一万人左右,投稿者至少有七千人。诗歌,在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一代青年中,不知存有多大的潜在力量!”“《诗苑》的前二十辑,用刊物的将近一百二十个页码,选发了九十来所大专院校、二百一十多人的三百七十余首诗。比之作者及其来稿,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该刊从九万多首来稿中选出四百多首刊用,选稿率很低。“七七级在校时,接近千分之六,七八级在校时,大致在千分之五”,退稿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五”。见张书中《编诗:被遗漏的拾起》,《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评论“大学生诗歌”的文章有公刘:《<大学生诗苑>漫评》,《飞天》,1981年12月;谢冕:《飞天的新生代——<飞天><大学生诗苑>述评》,《飞天》,1982年11月;潘洗尘、杨川庆:《开放在校园里的诗花——漫谈我国近年来的大学生诗歌创作》,《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3期;陈寿星、宰学明:《“学院诗”与“朦胧诗”》,《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4期。
    693 徐敬亚:《圭臬之死——朦胧诗后》,《鸭绿江》,1988年7期,收入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147页。
    694 《别了,舒婷、北岛》(笔会),《文汇报》,1987年1月14日。
    695 吴奔星:《别了“朦胧诗”,挽留“朦胧美”》,《作品》,1988年5期。
    696 吴奔星:《评“朦胧诗”的扩大化》,《人民日报》,1989年10月31日。
    697 楼肇明:《“朦胧美”小议——诗画漫笔》,《文汇报》,1980年11月7日。
    698 吴思敬:《说“朦胧”》,《星星》,1981年1期。
    699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700 顾城:《剪接的自传(上)》,《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53页。
    701 顾城:《关于<小诗六首>的通信》,《星星》1981年10期。
    702 顾城:《关于<小诗六首>的通信》,《星星》1981年10期。
    703 高继恒:《含蓄与晦涩》,《海鸥》,1980年8期。
    704 顾城:《剪接的自传(上)》,《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54页。
    705 袁忠岳:《朦胧诗与“无寄托”诗》,《诗刊》,1981年4期。
    706 高继恒:《含蓄与晦涩》,《海鸥》,1980年8期。
    707 以下“出神意识状态”的分析,见张志国:《诗画皆窗——叶维廉的诗歌美学》,台北:《创世纪》2008年3月春季号,第183-203页。
    708 引自周伯乃:《古典的回响》,见《人文风景的镌刻者——叶维廉作品评论集》,廖栋梁等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709 梁新怡等:《与叶维廉谈现代诗的传统和语言》,见《叶维廉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52页。
    710 张志国:《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4期。
    711 高继恒:《含蓄与晦涩》,《海鸥》,1980年8期。
    712 高继恒:《含蓄与晦涩》,《海鸥》,1980年8期。
    713 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光明日报》,1981年1月28日。
    714 阿红:《从象征派诗论想到“引进”象征派》,《芙蓉》,1981年1期。
    715 陈良运:《朦胧与晦涩》,《江西日报》,1981年6月18日。
    716 杜运燮:《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诗刊》社编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717 杜运燮:《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第48页。
    718 叶维廉提出的诗学概念,简单讲,“具体经验”就是未受知性的干扰的经验。见叶维廉: 《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从现象到表现——叶维廉早期文集》,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55页。
    719 老高放:《超现实主义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720 张志国:《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4期。
    721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722 陈仲义曾精彩地指出这种变形手法在朦胧诗中的积极运用,但未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徐敬亚的“变形”概念,并非超现实主义的“变形”手法,而是本文所讨论的“朦胧的意识状态”。见陈仲义《新诗潮变革了哪些传统审美因素?》,《花城》,1982年增刊5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
    723 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2页。
    724 陈仲义:《新诗潮变革了哪些传统审美因素?》,《花城》,1982年增刊5期。
    725 马焯荣:《朦胧与晦涩》,《光明日报》,1981年4月21日。
    726 朱先树:《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新文学丛刊》,1982年2期。
    727 引自阿红:《从象征派诗论想到“引进”象征派》,《芙蓉》,1981年1期。
    728 阿红:《从象征派诗论想到“引进”象征派》,《芙蓉》,1981年1期。
    729 中国“五四”以来创办的诗刊,少说也有几十种,如以出刊时间的长短计算,《星星》似可称为老二,而《诗刊》位居第一。到1981年底,已出版150期,《星星》出了73期。见辛心:《我们的名字是星星——<星星>创刊史话》”,《星星》1982年4期;1982年,“中国专门的诗刊,将增加到5个之多。除了原来的《诗刊》、《星星》、《海韵》之外,河北承德地区又出现了个《国风》,上海将出版《中国诗人》(试刊)。”见辛心:《话说今日诗坛》,《星星》,1982年5期。
    730 辛民:《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诗刊>社主办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全国新诗评奖》,《星星》,1980年10期。
    731 艾青:《祝贺》,《诗刊》,1981年7期。
    732 公刘随后解释说:“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乃是两位伟大的革命诗人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是以诗人的身份谈诗,交换各自的的见解,而不是以领袖的身份下命令。难道他们还会不明白:世上只有可以指望人家信服的文艺理论,而绝无能够强使人家执行的文艺判决。”公刘试图从诗人的不同身份、不同趣味以及私人交流的方式、文艺理论与主观裁判的差异上,为新诗寻求存在的合理依据。见公刘:《诗与政治及其它——答诗刊社问》,《诗与诚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版,第55页。
    733 公刘:《诗与政治及其它——答诗刊社问》,《诗与诚实》,第55页。
    734 公刘:《诗与政治及其它——答诗刊社问》,《诗与诚实》,第56页。
    735 张光年:《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诗刊》,1981年7期。
    736 本社评奖办公室:《众手浇灌新诗花——答谢热情支持新诗评奖的广大读者》,《诗刊》,1981年7期。
    737 获奖诗人总计35人,按所在地区,计:安徽省6人(张万舒《八万里风云录》、公刘《沉思》、梁如云《湘江夜》、韩瀚《重量》、梁小斌《雪白的墙》、刘祖慈《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解放军4人(白桦《春潮在望》、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纪鹏《战火中纪事》、叶文福《祖国啊,我要燃烧·夙愿》);四川省4人(骆耕野《不满》、傅天琳《汗水》、流沙河《故园六咏》、雁翼《在工业区拾到的抒情诗》):河北省4人(张学梦《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边国政《对一座大山的询问》、刘章《北山恋》、萧振荣《回乡纪事》);北京市3人(刘征《春风燕语》、徐刚《播种者》、叶延滨《干妈》);江苏省3人(王辽生《探求》、朱红《寻觅》、赵恺《我爱》);湖北省2人(熊召政《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高伐林《答一一》);陕西省一人(毛锜《司马祠漫想》);贵州省一人(李发模《呼声》);山东省一人(陈显荣《辣椒歌》);天津市一人(林希《无名河》);黑龙江省一人(林子《给他》);吉林省一人(曲有源《关于入党动机》);新疆自治区一人(杨牧《我是青年》);湖南省一人(未央《假如我重活一次》);福建省一人(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获奖诗人的年龄,最大为 公刘,54岁。最小为26岁,有7位是37岁的同龄诗人。获奖诗人的性别是:男,32人;女,3人。见《诗刊》,1981年7期。
    738 以四川为例,1980年5月之前,总计有96位作协及分会会员,其中15人为中国作协协会会员。这份名单,“在第二次四川文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把它作为一件小小的‘礼品’,献给大会以志祝贺”。见《四川诗坛星河灿烂》,《星星》,1980年5期。
    739 据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刊物与商业广告结合的构想,早在湖北武汉的《长江文艺》上出现。它在1980年4期发出征订广告业务:“为了适应四化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长江文艺》自即期起承办广告业务,欢迎国内外工商企业、文化单位广为利用。”但直到1981年10期,才正式刊登出“湖北纺织品公司经销的鱼跃牌各式印花床单”广告。而沈阳《芒种》最先在1980年4期上刊登了“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广告,9期上刊登“丹东市针织八厂”弹力衫广告,《北京文学》在1980年10期“小说专刊”上登出“沈阳市团结钢窗厂”广告,南京的《青春》在1980年11期上刊登“南京化妆品厂”美容霜广告。进入1981年,国家级诗歌专刊《诗刊》也开始刊登广告:第一期为广告三则,分别是“中国广播服务公司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电视节目报》承办广告业务”、“江苏省无锡县纺织塑料厂集手工艺与实用性于一身的塑料紫砂茶杯”、“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出口的北京工艺品”;第二期为《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新观察》、《民族文学》的刊物推广。与此同时,刊登广告的还有江苏南京的《青春》杂志:1981年1期为“江苏镇江塑料研究所实验工厂的工业绝热材料”、“江苏镇江塑料厂”广告;2期“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镇江叉车厂内燃平衡重式叉车”;5期“上海争芳狐臭粉”广告。《安徽文学》1981年1期的“中国机械装备进出口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广告。此时,并非全国所有文学刊物都开始受商业化因素的影响,但到了1985年,文学刊物与商业广告的结合模式,迅速发展:上海的《萌芽》在1985年1期上刊登“上海牌收录机”广告,《上海文学》1985年4期,随着“小说特大专号”的推出,也开始进入商业广告的结合模式:4期“湖州市南浔皮件厂的威达尔牌皮具”,5期“浙江省南浔水泥厂厂长”与“船牌”水泥,到了第6期,甚至出现专门歌颂服装厂厂长的诗歌“广告”,如郭沙《在改革中塑造人生》。而早在1980年《芒种》7期上已经出现歌颂科技劳模人员的诗歌,这意味着“文革”后,诗歌歌颂的对象,从政治革命英雄人物,开始向更为世俗化的科技人员与工商业领袖扩散。广州的《花城》从1985年4期承办“包括农、工、商各类企业及文教、卫生、体育、书刊、展览等广告业务”,北京《十月》从1985年5期刊登“上海跃进不锈钢制品厂”广告。而诗刊《星星》,截止到1986年前,未刊登广告。
    740 其中多数为中国新诗诗集,如胡也频、徐志摩、戴望舒、冯至、艾青、邹荻帆、公刘、李瑛、张茜、李亚群、雁翼、傅仇、孙静轩、陈犀等的新诗集。由于“设计、印刷的精美”,《冯至诗选》在国际书展上展出,邹荻帆的《樱红陌上鸥飞大海》在南斯拉夫的国际诗歌晚会上出现,获得好评。从中隐含着中国新诗渴望得到国际诗坛认可,进而增强自信的心态。见梁佩:《去年出版诗集最多的一家出版社》,《诗刊》,1981年5期。
    741 刘瑞祥:《欢迎这种发行诗集的好方法》,《诗刊》,1981年8期。
    742 《<诗刊>编者答复》,《诗刊》,1981年8期。邹荻帆确证了这点:“《诗人丛书》出版,严辰同志做了很大努力。原来征订数也都在两千册以下,无法印。后来《诗刊》登了广告,要求邮购的很多,很快就销售了一千多套。”见《座谈:诗集的出版与发行》,《诗刊》,1981年10期。
    743 邀请了国家出版局、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光明日报、文艺报、诗探索等出版、发行部门的同志,和诗人、读者举行联谊座谈会。由邵燕祥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会前寄来书面发言。见《座谈:诗集的出版与发行》,《诗刊》,1981年10期。
    744 1949年建国后的新诗集印刷数量较之民国时期翻了十几倍。尤其是一些主要出版社的 印数数量,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诗集印数最低都在万册以上。以1949—1954年间初版印数为例考察,其中,因政治需求与题材因素导致印刷数量的剧增,印数最大的是赞美领袖诗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印数为8.58万;其次战士诗歌《中国人民志愿军诗选》,人民文学出版1954年出版,印数7.31万;再次是民间诗歌《淮河诗歌》,安徽人民出版社1952年,6.6万,这与50年代初治理淮河洪水有关以及配合农村工作的《婚姻法山歌》,广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5.5万;下面是配合战争,如抗美援朝及保卫和平的诗歌,严辰《战斗的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4.21万。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5.42万册,《乐府诗选》与《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分别为5.32万与5.12万册。现代诗歌中著名诗人的个人诗集,最多的是郭沫若的《女神》,5.22万、李季《王贵与李香香》,4.42万、田间《我的短诗选》,3.92万、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3.32万。主要出版社中的现代著名诗人印数最少的是《臧克家诗选》,作家出版社1954年,2.01万册。当代著名诗人如贺敬之、阮章竞、李瑛、邵燕祥、邹荻帆、公木、严辰在主要出版社的诗集印数也在1万册以上。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地保持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1958年后《全国总书目》不再注明印刷册数。二十年后,1976—1978年,诗集的印发数量又猛然回置甚至高于建国初期。参见《全国总书目》(1949—1979):其中,1949—1955年卷由新华书店总店于1955-1957年编辑出版;1956—1965年卷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8-1966年出版;1966—1969年卷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1970年卷由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编,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1971年卷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1972—1977年卷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74—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卷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1979年卷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745 《座谈:诗集的出版与发行》,《诗刊》,1981年10期。
    746 邵燕祥呼吁:“我希望近年来涌现的一批又一批在诗歌创作方面坚持着严肃的劳动、崭露出自己的才华、献出不少健康的作品的新人,再不要等到四五十岁才能出版‘处女作’”,“导致年轻人的优秀诗作只能以手抄本流传的那种历史的荒唐、荒唐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天琳的诗集《绿色的音符》,中国青年出版社收有40多位作者近200首诗的《青年诗选》即将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诗丛”,花城出版社“海韵诗丛”,江苏人民出版社“诗人丛书”、云南出版社的新人诗作五种,其中都有新人的名字出现。见邵燕祥《多出版一点新人诗作》,《诗刊》,1982年4期。
    747 一等奖获奖作品名单:《归来的歌》,艾青,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李瑛,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仙人掌》,公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在远方》,邵燕祥,花城出版社1981年11月;《流沙河诗集》,流沙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土家族)黄永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见《诗刊》1983年4期。
    748 二等奖:《山的恋歌》,(满族)胡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绿色的音符》,傅天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双桅船》,舒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见《诗刊》,1983年4期。
    749 姜金城:《双桅船》获奖诗集介绍。见《诗刊》,1983年4期。
    750 唐晓渡:《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经济观察报》,2006年9月2日。
    751 1957年1月1日《星星》诗刊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创刊。白航任编辑部主任,未设主编,石天河任执行编辑,负责统稿和划版,流沙河为编委兼编辑,白峡为编辑,温舒文搞通联,苗波搞美术。当时《星星》稿约轰动一时:“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我们只有一个原则要求:诗歌,为了人民。”“我们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就是当编辑要看稿不看人,要重视发现新人,重视诗歌形式的多样化,重视诗歌的艺术 质量,而不赞成过多地、机械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星星》创刊号刊登了流沙河的《草木篇》,诗刊封面为李白举杯邀明月,这一文化符号蕴含着《星星》追求的精神气质。八月后,《星星》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四个编辑被划为右派,编辑部改组,1960年10月因精简调整刊物而停刊。见辛心:《我们的名字是星星——<星星>创刊史话》,《星星》,1982年4期。
    752 《欢迎诗歌爱好者订阅<星星>诗刊》,见《星星》,1980年4期。
    753 获奖诗人所在地区,计:四川省8人(徐慧、丹鹰、傅天琳、何吉明、王敦贤、李加建、周纲、余以建);山东省3人(孔孚、宋瑞斌、赵伟)、北京2人(顾城、聂绀弩)、安徽2人(赵家瑶、陈所巨)陕西省1人(渭水),新疆1人(杨牧)、福建1人(刘登翰)、湖南1人(易允武)、天津1人(刘中枢)、江苏2人(雇页刘宗棠)、辽宁1人(阿红)、贵州1人(寒星)、内蒙古1人(许淇)。见《星星》,1982年5期。
    754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755 “谁的经典”的问题,具体而言,是什么机构做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或者是谁指定的作为学校读物的作品。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756 《中国当代青年诗选(1976—1983)·编选后记》,谢冕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75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在出版杨炼《黄》的宣传封面上,印上了“‘朦胧诗’精品”字样,表露出诗歌品牌化的自觉意识。这一品牌意识反馈到学术界,作为宣传策略,“朦胧诗”名称被默认并沿用下来。2004年洪子诚、程光炜继续沿用“朦胧诗”一名,编选《朦胧诗新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初印1.5万册。
    758 均为符合官方诗坛规范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思念》、《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759 即《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该诗选分上下两辑,上辑收录了“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获奖作品35首,下辑编选了未参加评选的老诗人、兄弟民族诗人、及评委委员的诗作。
    760 顾城的《初春》、《风景》和舒婷的《?。!》。
    761 该书中杨炼、江河和北岛的部分诗歌,此前尚未发表,也并未收入个人诗集。说明诗人直接与作家出版社合作,推介最新的诗歌。当时诗人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使这种合作显得极为合理。
    762 这种诗人排名与重要性的争执,随着80年代后期“文革”地下诗歌史料的出土,陆续展开。食指、黄翔、多多、芒克等地下诗人被重新发掘,冲击着新诗潮诗人既定秩序,随之朦胧诗概念的边界也不断拓展。具体到北岛与舒婷的排序关系,徐江主观地判断:“舒婷在官方文学界推出的排名甚至位居北岛之前,但他们为什么会在大众及评论家的心目中始终无法比北岛更醒目?”。见徐江:《诺贝尔的噩梦——北岛批判》,《十作家批判书》,朱大可等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两次“你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调查,(一)1985年7月至9月《拉萨晚报》的得票顺序:舒婷、顾城、北岛、杨炼、傅天琳、徐敬亚、江河、马丽华、李钢、王小妮与杨牧(二人票数相同);见“参考消息栏”,《争鸣》,1986年2月号;(二)1986年7月至9月《星星》诗刊的得票顺序: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见《星星》,1986年10月号。在1998年4月至7月,权威的《诗刊》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诗歌状况调查,被调查者列出自己最有印象的当代诗人5至10人,最后统计按得票数排列,舒婷名列第一,艾青和臧克家分列第二和第三。由此可见,舒婷当时在大众读者中的地位。
    763 以发行量最大、最权威的官方年度诗选《诗选》(诗刊社编)与《青年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为例:《1949—1979诗选》(三册)1980—1981年版,分别初印4万册和2万册,《1979—1980诗选》1982年版,印1.49万册,《1981年诗选》1983年版,印3.53万册,《1982 年诗选》1983年版,印3.68万册,《1983年诗选》1985年版,印2.87万册,《1984年诗选》1986年版,印1.13万册;而《青年诗选》1981年版,印3.1万册,《青年诗选1981—1982》1983年版,印10万册,《青年诗选1983—1984》1985年版,印2.1万册,《青年诗选1984—1985》1988年版,印2.8万册。二者皆未选入北岛的任何诗歌。
    764 徐国源还认为,北岛在海外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误读,提高了诗人在海外的知名度,进而反馈到国内。见徐国源:《中国朦胧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1983年北岛英文诗集《太阳城札记》的出版,即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onnie S. McDougall,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1983,的确曾使国内“崛起论”者对朦胧诗更加自信,但在全国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此时海外的反馈影响,相当微弱。
    765 《朦胧诗选·情况简介》,阎月君、梁芸、高岩、顾芳选编,沈阳: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版,第9页。
    766 从发表时间看,由璧华、杨零编选的《崛起的诗群——中国当代朦胧诗与诗论选集》是第三本“朦胧诗选”,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社1984年2月出版。该书编选了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有代表性的现代诗68首,采用类似的排序:舒婷(18首)、北岛(11首)、顾城(10首)、江河(4首)、杨炼(5首)、梁小斌(4首)、王小妮(3首)、徐敬亚(2首)、孙武军(1首)、骆耕野(1首)、傅天琳(2首)、李小雨(1首)、常荣(1首)、赵恺(1首)、杜云燮(1首)、余小平(3首)。第二本《朦胧诗选》,应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印制的中英文“朦胧诗选”(MISTS:New Poets from China, RENDITIONS, Nos.19& 20, Spring& Autumn,1983)。
    767 杨炼发表在《上海文学》1983年5期上的《诺日朗》,是距离诗选出版最近的诗歌,即在时间上最后入选的诗歌。谢冕的序言写于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之日。
    768 舒婷:《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创刊号。
    769 诗选中北岛与舒婷在诗歌数量和所占页数上的差距,在逐年缩小,最终反超:1982年《朦胧诗选》中舒婷(29首,占47页)、北岛(15首,占18页);1985年《朦胧诗选》中北岛(27首,41页)、舒婷(29首,占52页);1985年《新诗潮诗集》中北岛(48首,占55页)、舒婷(37首,占52页)。
    770 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文学评论》,1985年5期。
    771 《新诗潮诗集·后记》(下集),老木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1985年,内部交流。“未名湖丛书”是“一套有关中外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教学参考资料,供文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和文学爱好者参考”。编选这套丛书,饱含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冲动:“在当前较为活跃的气氛中,我们希望看到一种真正自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以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以争取她的世界地位”。这套丛书中还包括朦胧诗人的诗话选集,即《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
    772 《新诗潮诗集·后记》(下集),老木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内部交流。
    773 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文学评论》,1985年5期。
    774 作为青年诗歌断代史选本,“对于编选者来说,困难还不在于工作量的浩大,而在于选择标准的不好把握。唯一能要求于我们自己的,是尽量做到有一种阔大的胸怀,一种历史的眼光。也就是说,尽量做到从总体上,从运动和发展中,从新诗创作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和中介中,来把握浩如烟海的这些作品。”见谢冕:《中国当代青年诗选(1976—1983)·编选后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775 《中国当代青年诗选(1976—1983)》,谢冕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776 编选入《朦胧诗选》的诗人增加至25人,2002年再版时,又增加了食指、多多。这种诗人的扩充,引发了“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可以划入‘朦胧诗’,哪些诗人可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等问题的追问。见《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77 谢冕:《历史将证明价值》,《朦胧诗选·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778 《朦胧诗精选·编辑赘语》,喻大翔、刘秋玲编,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79 《朦胧诗精选·前记》,喻大翔、刘秋玲编,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80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781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104页。
    782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
    783 《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784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100页。
    785 《中国当代文学史》,吉林省五院校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初印2.979万册。
    786 田志伟:《朦胧诗纵横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787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公仲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初印1万册。
    788 《中国当代文学史(三)》,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初印1.553万册。
    789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公仲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71页。
    790 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文学评论》,1985年5期。
    791 Pan Yuan and Pan Jie, The Non-Official Magazine Today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Ideals for a New Literature和William Tay, "Obscure Poetry ":A Controversy in Post-Mao China均收 入After Mao: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edited by Jeffrey C. Kinkle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85.
    791 1986年前的文章有:刈间文俊:《走在新诗再生道路上的青年》,《朝阳新闻(夕刊)》,1983年6月6日与《萌出的诗人们——中国现代诗点描》,《恺风》,1984年7月10—11期合刊号;坂井东洋男:《中国文学与人——关于“朦胧诗”批判》,《东亚》,1985年6月216期;宇野木洋:《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周围(上下)——现代诗的尝试与“挫折”》,《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6月66期与67期;水木哲男:《试译北岛的朦胧诗<迷途>》,《野草》1985年10月36期。见《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六辑·新时期文学专辑》,刘柏青等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文学双月刊,1—9期,《今天》编辑部编,1978年12月—1980年7月。
    《今天》丛书四种(芒克诗集《心事》、北岛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艾姗中篇小说《波动》),今天编辑部藏书,1980年1—8月。
    《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内部交流),1—3期,1980年10月—12月。
    《订阅收发记录》三册,鄂复明编,手稿,1980年。
    《来信摘编》三册,赵一凡编,《今天》编辑部,手稿,1979年5月—7月。
    《陌生的海滩》,北岛著,自印本,1978年。
    《哑默诗选》,自印本,1979年。
    《先驱诗人·哑默》,自印本,1999年。
    《里程:多多诗选1972—1988》,首届今天诗歌获奖者作品集,1988年。
    《芒克诗选》,唐晓渡编选,1998年。
    《这一代》创刊号,十三校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武汉大学中文许《珞珈山》编辑部执行编辑创刊号,1979年11月。
    《初航》,1—5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编辑部,1978—1979年。
    《春声》,1—2期,小白等编,北京,1979年。
    《路》,第4期,北大一分校《路》编辑部,1979年。
    《秋实》,第3期,《秋实》丛刊编辑部,电力二院,1979年。
    《秋实》,第3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求实社主办,1979年。
    《民主墙诗文选——甲必丹专辑》,中国戏曲学院,龚念同编,1979年。
    《燧石》,第1期,北京,1979年。
    《赤子心》,1—10期,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言志诗社,1979—1982年。
    《北方六友》,1—2期,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六友诗社,1979年。
    《我们》(We)杂志,1—3期,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编辑组,1979年。
    《文卉》(诗专号),第6期,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卉》编辑组,1979年。
    《新诗律吕初探》,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海光》诗社,1979年。
    《地平线》(诗专刊),浙江师院分校、宁波师专中文系,1980年。
    《新诗学》,李家华,贵阳解冻社,1979年。
    《使命》(Secret Mission),贵阳,1979年。
    《破立》,第1期,贵州大学,1980年。
    《崛起的一代》,1—3期,贵州大学中文系,1980—1981年。
    《筏》,1—2期,上海戏剧学院,1979年。
    《文友》,第1期,上海业余文学会,1979年。
    《生灵》,第2期,上海生灵文学社,1979年。
    《诗歌习作选十四》,上海市青年宫诗歌组,1979年。
    《上海青年诗歌创作比赛作品选》,上海市青年宫、作协上海分会,1980年。
    《美丽的星》,上海民间诗歌集,1981年。
    《未来》(Future),第4期,广州地区高校文科学生《未来》编辑部主办,1979年。
    《红豆》,1—2期,广州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1979年。
    《希望》,第2期,西北大学希望文学社,1979年。
    《视野》,第4期,西安,1979年。
    《潮》,第1期,保定,1979年。
    《作为人》(诗歌专辑),第1期,郑州大学中文系《作为人》文学社,1980年。
    《新潮》,第2期,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系学生分会主办,1979年。
    《犁》,第1期,云南大学中文系,1979年。
    《小草露珠》,第2期,宁夏大学中文系78级1班,1980年。
    《清晨》,第2期,宁夏大学中文系78级2班,1980年。
    《黑雪》,四川大学经济系78级游小苏,1980年。
    《追求》,1—3期,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78级六十年代《追求》诗社,1980年。
    《真与美》,1—4期,湘潭大学中文系真与美诗歌小组,1980年。
    《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沈阳: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1982年。
    《青春协奏曲》,希望编辑部编,福建三明“希望诗丛”,1982年。
    《新诗潮诗集》(上下),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
    《青年诗人谈诗》,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
    《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存在主义简史》,让·华尔著,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著,韩润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亚当·沙夫著,林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存在主义哲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青年黑格尔(选译)》,卢卡奇著,王玖兴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辨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关于实践的集合体的理论)(第一分册方法问题),萨特尔著,徐懋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加罗蒂著,徐懋庸、陆达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加罗蒂著,刘若水、惊蛰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周辅成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
    《作为哲学的人道主义》,拉蒙特著,吴永泉、吉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一辑)》,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
    《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列夫·托洛茨基著,荣全如译,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年。
    《斯大林评传》,列夫·托洛茨基著,齐干译,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年。
    《斯大林时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赫鲁晓夫主义》,特加·古纳瓦达纳著,齐元思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二卷),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1965年。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威廉·夏伊勒著,董天爵、李家儒、陈传昌等译,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
    《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尼·谢·赫鲁晓夫著,陈世民、张志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
    《南共联盟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林南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
    《尼克松其人其事》,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铁托传》,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叶周、敏仪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亨利·基辛格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著,滕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言论选辑》,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至六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组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965年。
    《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上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艾德蒙·斯蒂尔曼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摘译(外国文艺)》(共12期),《摘译》编译组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76年。
    《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关于<山外青山天外天>》,伊萨柯夫斯基等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
    《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现代文艺理论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米·赫拉普钦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1977年。
    《苏联文学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64年。
    《人》,梅热拉伊斯著,孙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娘子谷>及其它》(苏联青年诗人诗选),叶夫杜申科等著,苏杭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焦尔金游地府》,特瓦尔朵夫斯基著,丘琴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人世间》,谢苗·巴巴耶夫斯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爱伦堡,王金陵、冯南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人、岁月、生活》(第二、三、四部),爱伦堡,冯南江、秦顺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1964年。
    《生者与死者》,康·西蒙诺夫著,谢素台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白轮船(仿童话)》,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津著,斯人泽,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多雪的冬天》,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你到底要什么?》,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维·李巴托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带星星的火车票》,瓦·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活着,可要记住》,瓦·拉斯普京著,1978年12月—7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所三个版本。
    《解冻》(第一、二部),爱伦堡著,沈江、钱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艾伊特玛托夫小说集》,陈韶廉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孙广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托·史·艾略特论文集》,托·史·艾略特著,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往上爬》,约翰·勃莱恩著,贝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等待戈多》,萨缪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
    《愤怒的回顾》,奥斯本著,黄雨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
    《厌恶及其他》,让—保尔·萨特著,郑永慧译,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5年。
    《局外人》,亚尔培·加缪著,孟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
    《椅子:一出悲剧性的笑剧》,尤琴·约纳斯戈著,黄雨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
    《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亨利·勒菲弗尔著,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审判及其他》,弗朗兹·卡夫卡著,李文俊、曹庸译,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6年。
    《卡萨布兰卡》(电影文学剧本),裘力斯·艾卜斯坦、菲立普·艾卜斯坦著,陈维姜、刘良模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
    《在路上》(节译本),杰克·克茹亚克著,石荣、文慧如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麦田里的守望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施咸荣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印象画派史》,约翰·雷华德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
    《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北京,1982—1983年。
    《文艺报》,北京,1949—1985年。
    《诗刊》,北京,1957—1985年。
    《星星》,成都,1957—1985年。
    《外国文艺》,上海,1978—1985年。
    《译文》,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北京,1953—1980年。
    《文学评论》,北京,1957—1985年。
    《人民文学》,北京,1949—1985年。
    《安徽文学》,合肥,1979—1983年。
    《福建文艺》,1981年更名为《福建文学》,福州,1979—1985年。
    《上海文学》,上海,1979—1985年。
    《长江文艺》,武昌,1978—1985年。
    《北京文学》,北京,1980—1985年。
    《四川文学》,成都,1980—1983年。
    《山东文学》,济南,1980年。
    《十月》,北京,1978—1985年。
    《春风》,长春,1980年。
    《春风》(文艺丛刊),沈阳,1979—1984年。
    《青春》,南京,1980—1985年。
    《萌芽》,上海,1981—1985年。
    《海韵》(诗歌丛刊),广州,1980年。
    《花城》,广州,1980—1985年。
    《青年诗坛》,广州,1983—1985年。
    《泉城》,济南,1981年。
    《作品》,广州,1981年。
    《星火》,南昌,1981年。
    《榕树文学丛刊》,福州,1980年。
    《芒种》,沈阳,1980年。
    《花溪》,贵阳,1983年
    《飞天》,原名《甘肃文艺》,兰州,1981—1985年。
    《苗岭》,贵阳,1981年。
    《山花》,贵阳,1981年。
    《黄河》,太原1985年。
    《诗探索》,北京,1980—1985年。
    《当代文艺思潮》,甘肃,1983年。
    《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
    《河北师院学报》,宣化,1981年。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6期,北京,1980—1985年。
    《七十年代》,香港,1979—1982年。
    《文汇报》,上海,1980年。
    《人民日报》,1957—1984年。
    《光明日报》,1980—1985年。
    《广西日报》,1980年。
    《中国青年报》,1981年。
    《经济日报》,1983年。
    《吉林日报》,1984年。
    《南方都市报》,2008年。
    《全国总书目》(1949—1955),新华书店总店,1955—1957年。
    《全国总书目》(1956—1965),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1966年。
    《全国总书目》(1966—1969),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全国总书目》(1970),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编,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全国总书目》(1971),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全国总书目》(1972—1977),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74—1981年。
    《全国总书目》(1978),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全国总书目》(1979),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普希金抒情诗集》,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
    《普希金抒情诗集二集》,查良铮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莱蒙托夫诗选》,余振译,北京:时代出版社,1951年。
    《裴多菲诗选》,孙用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1—4卷),李珍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年。
    《拜伦抒情诗选》,梁真(查良铮)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缪塞诗选》,陈澂莱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恶之华掇英》,波特莱尔著,戴望舒译,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
    《洛尔伽诗钞》,戴望舒译,中国:作家出版社,1956年。
    《艾吕雅诗钞》,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抒情十四行诗集》,白朗宁夫人著,方平译,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草叶集选》,惠特曼著,图楚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诗人谈诗:当代美国诗论》,奈莫洛夫编,陈祖文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
    《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叶维廉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
    《当代美国女诗人诗选》,张错编译,台北:阿尔泰出版社,1980年。
    《英美现代诗选》,余光中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
    《聂鲁达诗选》,邹绛、蔡其矫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部分)》(全二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语文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现代文学组编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4年。
    《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至四集),《诗刊》编辑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961年。
    《中国新诗选(1919—1949)》,臧克家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
    《闻一多全集·诗选与校笺》,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预言》,何其芳著,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戴望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艾青选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51年。
    《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艾青论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
    《闻一多诗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冯至诗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放声歌唱》,贺敬之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郭小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编,北京:红旗杂志社,1959年。
    《朗诵诗选》,诗刊社编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中国现代抒情诗一百首》,璧华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
    《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二卷),华达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出版,1981、1984年。
    《祈求》,蔡其矫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生活的歌》,蔡其矫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蔡其矫诗歌回廊:诗的双轨》,蔡其矫著,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王炳根著,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诗与诚实》,公刘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
    《相信未来》,食指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林莽、刘福春选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北岛诗选》,广东: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
    《归来的陌生人》,北岛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
    《午夜歌手:1972—1994》,北岛著,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
    《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北岛著,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
    《开锁:1996—1998》,北岛著,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年。
    《蓝房子》,北岛著,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
    《午夜之门》,北岛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
    《波动》,北岛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北岛诗歌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
    《失败之书》,北岛著,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
    《时间的玫瑰》,北岛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青灯》,北岛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青灯》,北岛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芒克诗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
    《野事》,芒克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
    《瞧!这些人》,芒克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双桅船》,舒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会唱歌的鸢尾花》,舒婷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
    《心烟》,舒婷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舒婷诗文自选集》,舒婷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
    《凹凸手记》,舒婷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梅在那山》,舒婷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最后的挽歌》,舒婷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从这里开始》,江河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
    《太阳和他的反光》,江河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荒魂》,杨炼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黄》,杨炼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太阳与人》,杨炼、宇峰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大海停止之处:杨炼作品1982—1987诗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鬼话·智力的空间:杨炼作品1982—1987散文·文论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黑眼睛》,顾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顾城新诗自选集——海篮》,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
    《顾城诗全编》,顾工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
    《走了一万一千里路: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
    《行礼:诗38首》,多多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多多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
    《搭车》,多多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
    《失去的地平线》,田晓青著,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少女军鼓队》,梁小斌著,安徽省文联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青年诗选》,本社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
    《青年诗选1981—1982》,本社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
    《青年诗选1983—1984》,本社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青年诗选1985—1986》,本社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诗选(一)》,《诗刊》编辑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诗选(二)》,《诗刊》编辑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诗选(三)》,《诗刊》编辑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979—1980诗选》,诗刊社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一九八一年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一九八二年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一九八三年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一九八四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MISTS:New Poets from China, RENDITIONS, Nos.19& 20, Spring& Autumn,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3.
    《崛起的诗群:中国当代朦胧诗与诗论选集》,璧华、杨零编,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社,1984年。
    《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南风:抒情诗·朦胧诗选》,福建省文学讲习所编,厦门:鹭江出版社,1985年。
    《五人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
    《朦胧诗精选》,喻大翔、刘秋玲编选,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探索诗集》,本社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中国当代青年诗选(1976—1983)》,谢冕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
    《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周国强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等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
    《朦胧诗·新生代诗点评》,李丽中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朦胧诗选》,舒婷等著,台北:新地出版社,1988年。
    《朦胧诗300首》,肖野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
    《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辞典》,徐荣街、徐瑞岳主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
    《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谢冕、唐晓渡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丁国成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
    《中国知青诗抄》,郝海彦主编,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被放逐的诗神》,食指等著,李润霞编选,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持灯的使者》,刘禾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邓小平文选》注释本(三卷),倪翌风主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994年。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萤火集》,牛汉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
    《牛汉漫笔》,牛汉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
    《非正常死亡:十年浩劫中的受难者》,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
    《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徐友渔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南大,南大》,张宏生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樱花树下的家——武汉大学卷》,陈均等选编,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
    《旁观者》(三册),钟鸣著,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半生为人》,徐晓著,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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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粮食》,王燕生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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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六辑·新时期文学专辑》,刘柏青等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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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著,北京:昭华出版社,1993年。
    《中国当代朦胧诗研究:从困境到求索》,庄柔玉著,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
    《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中国朦胧诗人论》,陈仲义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Maghiel Van Crevel, Leiden, The Netherlands:Research School CNWS,1996.
    《十作家批判书》,朱大可等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李润霞著,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青文学史》,杨健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王家平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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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洪子诚、刘登翰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刘福春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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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姜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论新诗现代化》,袁可嘉著,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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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与文类研究》,孙康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诗歌分类学》,古远清著,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1年。
    《超现实主义导论》,老高放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s and Literature, Pierre Bourdieu,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andal Johns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鲍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布尔迪厄著,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埃里克·H·埃里克森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张英进、于沛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佛克马、蚁布思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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