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北京画家生活状况与市场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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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前期的北京画界,被整体划分为“传统派”阵营。虽然“传统派”一词仅是一个后来学术建构起来的概念与词汇,但是活跃于民国前期北京的国画家群体,整体“取法于古,借古开今”的艺术趋向,并由此而呈现出与“海派”、“岭南画派”所截然不同的地域画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初步诠释了民国前期北京画界“取法于古、借古开今”的具体内涵。但是对于形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则多是立足于画家、画作与画学基础之上所作出的解释。而这些诠释本身则隐含着一种预设的规定性——即画家群体自身具备的传统艺术造诣所形成的聚合效应,是促成北京地域画风形成的动力之源,这又不免陷入到用现象解释现象的窠臼之中。
本文力图在大量历史细节的勾陈基础上,从画家身份、画家生活、市场形态三条线索,为民国前期北京地域画风的形成,提供一条更为全面而立体的诠释路径。近代中国体制的嬗变,促成画家身份徒生变异。各种角色融为一体,令画家群体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历史面貌；具有各种身份的画家,在北京显现出不同的生活状态。这是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寻觅其参与艺术活动背后动因的一个最真切的窗口；画家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艺术市场,则在民国前期的北京初步成型,并极具地域特点；不同身份的画家,在参与市场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作用；民国前期北京低廉的生活消费,也为画家提供了较为宽松自主的创作空间。画家身份、画家生活及艺术市场,彼此交织所构成的历史张力,共同影响了北京地域画风的形成。
历史的演进,与其说是一种会自动生成明确的指向与目标,之后所有的逻辑基本均按其规定路径发生的过程,毋宁说是由充斥着大量细节所构成的偶然性聚合所致。换句话说,也许必然性是在一个长的时段之中逐步显现,那么历史自发的路径,却是由大量偶然性的细节递变所驱使。本文所试图复原的,正是民国前期北京画界的此种场景。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s painting circle was classified as the "Traditional School".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artistic intentions of " Borrowing from the anci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rtists, and the regional painting style presented a different appearance from the "Shanghai School" and "Lingnan School", although the phrase of "traditional school" is a concept named nowadays.
The current researches initially defined the meaning of "Borrowing from the ancient". But for the historical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they were more about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painters, artworks and painting theories. While all the explanations implied a assumption—their traditional artistic attainments drove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 painters'regional art styles.
Based on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tory, this thesis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s regional painting style from three respects:painters'status, lives and the market.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in modern China leaded to the change of painters'status. The mixture of various identities of painters showed a remarkable amount of historical appearences.The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painters with various identities truly reproduced their inner worlds. Art market, the important media to disseminate the artworks, initially form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ith promine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Painters with different identities showed different attitudes in the art market. As a united System, the identities, lives of painters plus the art market effected the forming of Beijing's regional painting style.
Rather than a definite automatic direction and goal based on what all the logic behaved in a certain rout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s full of occasionalities of details. In other words, the inevitability maybe exists in a long period which is drove by the grad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accidental details. To reappear this scen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what this thesis for.
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初步诠释了民国前期北京画界“取法于古、借古开今”的具体内涵。但是对于形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则多是立足于画家、画作与画学基础之上所作出的解释。而这些诠释本身则隐含着一种预设的规定性——即画家群体自身具备的传统艺术造诣所形成的聚合效应,是促成北京地域画风形成的动力之源,这又不免陷入到用现象解释现象的窠臼之中。
本文力图在大量历史细节的勾陈基础上,从画家身份、画家生活、市场形态三条线索,为民国前期北京地域画风的形成,提供一条更为全面而立体的诠释路径。近代中国体制的嬗变,促成画家身份徒生变异。各种角色融为一体,令画家群体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历史面貌；具有各种身份的画家,在北京显现出不同的生活状态。这是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寻觅其参与艺术活动背后动因的一个最真切的窗口；画家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艺术市场,则在民国前期的北京初步成型,并极具地域特点；不同身份的画家,在参与市场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作用；民国前期北京低廉的生活消费,也为画家提供了较为宽松自主的创作空间。画家身份、画家生活及艺术市场,彼此交织所构成的历史张力,共同影响了北京地域画风的形成。
历史的演进,与其说是一种会自动生成明确的指向与目标,之后所有的逻辑基本均按其规定路径发生的过程,毋宁说是由充斥着大量细节所构成的偶然性聚合所致。换句话说,也许必然性是在一个长的时段之中逐步显现,那么历史自发的路径,却是由大量偶然性的细节递变所驱使。本文所试图复原的,正是民国前期北京画界的此种场景。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s painting circle was classified as the "Traditional School".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artistic intentions of " Borrowing from the anci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rtists, and the regional painting style presented a different appearance from the "Shanghai School" and "Lingnan School", although the phrase of "traditional school" is a concept named nowadays.
The current researches initially defined the meaning of "Borrowing from the ancient". But for the historical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they were more about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painters, artworks and painting theories. While all the explanations implied a assumption—their traditional artistic attainments drove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 painters'regional art styles.
Based on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tory, this thesis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s regional painting style from three respects:painters'status, lives and the market.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in modern China leaded to the change of painters'status. The mixture of various identities of painters showed a remarkable amount of historical appearences.The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painters with various identities truly reproduced their inner worlds. Art market, the important media to disseminate the artworks, initially form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ith promine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Painters with different identities showed different attitudes in the art market. As a united System, the identities, lives of painters plus the art market effected the forming of Beijing's regional painting style.
Rather than a definite automatic direction and goal based on what all the logic behaved in a certain rout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s full of occasionalities of details. In other words, the inevitability maybe exists in a long period which is drove by the grad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accidental details. To reappear this scen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what this thesis for.
引文
1《真善美》,第2卷第2号,1928年6月16日。
2《申报》,1947年9月21日。
31934年,《汗血周刊》发表《海派与京派的末日》一文,对两派的争论作出如下总结：“海派与京派这一名辞的对立,本是京剧中的一种划分,就地域上说,例如在上海唱的,就是海派,在平津唱的,就叫京派……至于今日的所谓文坛,也闹着什么海派京派,这是作俑于周氏仲昆——作人,鲁迅,而形成于丁玲的朋友沈从文。……在几年前,周作人先生执教鞭于北大之余,在语丝上写了一篇「上海气」的文章,说「上海的文人,商人气味太浓厚,把文章都弄成商品化了」：以后鲁迅先生,坐在普罗的象牙之宫。又作了一篇「上海文艺之一瞥」,说上海的文艺,是才子佳人化,一个个都是贾宝玉,或林黛玉,什么鸳鸯蝴蝶,三角四角的闹不清：这样一来,于是为了攻击对方,或批 评某人,最适合的莫过于给它带上一顶「海派」的头衔。……最近,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写了一篇「论海派」,集周氏弟兄之大成,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赛」相结合,便成功了所谓海派」……我们试看所谓京派与海派的内容,无论怎样变来变去?总依然是万法归宗,儿脱不掉狐狸的尾巴：京派不过是普罗幽默的混血儿,一个坐在三层洋楼上,高喊无产阶级的革命：一个坐在大学黄宫里,大谈有闲阶级的口口……同时他们又有卢布的津贴,教授的薪金,也自然无须乎「商业竞赛」,便会有一般的书贾编辑,来奔走远迎：此即京派所以为京派,与瞧不起海派的原因。至于海派,既无卢布可拿,又无大学教授可当,他们不得已,只有卖身投靠,如乌鸦,蝴蝶之流,不仅文字商品化,就连人差不多也都商品化了：诚如杜衡先生所说：「他们不如此,便不能生存」：所以他们只得在又不惹祸,又可生财的原则之下,来迎合一般书店老板的心理。成天哼着爱之曲,开口情哥哥,闭口甜妹妹的来一部一部的多量生产,这是海派被成立的原因。这二者的分量,差不多是半斤与八两之比,在复兴民族的三民主义文坛上,我们都用不着!”王梦飞《海派与京派的末日》,《汗血周刊》,1934年第13期。论者用不无揶揄的口气对两派的争执均作出了批评,但也同时指出,导致两地文学在形式及内容上的差异,实际与两地作家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态息息相关。
4《真善美》,第2卷第2号,1928年6月16日。
5“金拱北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及其归也,乃为北平广大教主。其画,青绿浓重,金碧煊填,日人购之,盖兼金焉。号为南画正宗,而识者病诸。萧谦中齐白石更起而代之。其画，近龚野遗，参以谢时臣、张夕庵。日人争购,又兼金焉。拱北一派,浙以消息。今所存者,金淘淘、尹同愈、祁井西数人而已。而萧齐弟子,乃遍河北。”陈小蝶《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美展汇刊》,1929年4月。
6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绘学杂志》,1921年第1期。
7《北楼论画》,《湖社月刊》,第1期,第16页。
8周肇祥《东游日记》,京华印书局,民国(1912.1949),第12页。
9王忠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332页。
10《湖社月刊》(天津古籍书店影印版),第1.10册,第631页。
11《汤定之谈话笔记》,《湖社月刊》,第43期,第3页。
12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8期,第4页。
13[英]苏利文《北京的保守主义——1900-1937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新艺术家》,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248页。除去此文的观点值得商榷外,文中的几处硬伤,也体现出苏利文对民国前期北京画界相关史料还存在知识上的欠缺。如他认为“金城(金拱北)发起组织了作为北京的两个主要文人画家社团之一的湖社”、“他(金城)出版了多年《湖社月刊》,后来该刊由他的对手周肇祥接管。”(第243页)“在他(齐白石)的学生中,有陈年、徐悲鸿……。”(第246页)而实际情况为金城与周肇祥等人于1920年共同筹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则成立于金城逝世后的第二年(1927)。《湖社月刊》由金城之子金潜庵创办于1927年,周肇祥于1928年创办《艺林旬刊》。金城在世时并没有参与主办期刊事宜。齐白石与陈半丁并无师生之谊,两人是身份平等的交往关系。齐白石仅是曾让自己的儿子与孙子拜陈半丁为师。参见《白石杂作》,第12页。载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这种史料的误读,无形中也将历史人物的客观价值进行了主观上的曲解。
14[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45页。柯文在此书中通过学术史梳理，总结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历经的三种预设模式及其弊端：1、“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认为在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2、“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3、“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符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端。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实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他们均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他们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足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如同柯文所分析得这么明显的三种学术路径上的误读,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简单化、平面化、二元对立化的研究模式,度还是非常盛行。目前的近代艺术史研究,虽然在学术观念上有了很大进步,取得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是比附“现代性”的“以论代史”,以及过于强调和关注中西冲击所产生的迂回领域,并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预设性的学术概念与学术框架,又将近代艺术史的研究,引向了另外一条学术歧途。其实在学理层面,这种状况也暗合柯文所论及的三种穿凿附会化的研究模式。如何在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实证的两条学术指向间,走出一条更加切合近代艺术史肌肤的研究思路与叙事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15《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6页。
16[英]苏利文著、徐坚译《艺术中国》,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第237页。
17《艺术中国》,第237页。
18《艺术中国》,第239页。
19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第1页。
20《中国现代绘画史》,第48页。
21[美]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第二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57页。
22陈永怡《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第13页。
23杨念群《中层理论一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38页。葛兆光也曾指出,“源于西方的这种权力与知识格局如何虚构了东方的历史,并使它成为常识。……我们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史》中的五阶段论,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叙述,并用苏联式的历史话语、历史时间、历史视角来重新建构中国历史的,这种也是从西方过来的社会史框架,一方面瓦解和重组着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的王朝体系,一方面设计和建构着西方语境下才能理解的历史体系,比如封建社会、比如资本主义萌芽等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127页。
24民国时期的指称多为北京画界,或北京画坛,还未有明确的如戏剧或文学领域的“京派”专称。建国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海派”、“岭南画派”研究的广度及深度的增加,“京派”或“京津画派”的学术概念也被不断提及。云雪梅在《收藏家》2000年第11期发表《民国时期的两个京派美术社团》；2002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丛书,将“京津画派”单出一集,正式与“海派”、“岭南画派”并列。晏少翔、初国卿《“湖社”与20世纪京津画派的崛起》发表于《美术之友》2003年第6期；2004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组织“京津画派专场拍卖”,并由长城出版社出版《京津名家绘画选集(壹)》；《美术》于2005年第8期分别刊登朱京生《京派绘画四题》、杨丹霞《民国时期“京派”山水画溯源》；《荣宝斋》于2006年第3期刊载刘曦林《京派与北京中国画坛》一文；2006年7月,由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所举办的匡时论坛,刊发《论京津画派》；赵权利于《美术观察》2007年第2期发表《“京津画派”研究》：直到2012年,宛少军发表于《中国美术》2012年第1期的《京派绘画的价值重建》一文,还在为“京派绘画”作学理合法性上的论证与价值诠释。从这个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大致可以看出,“京派绘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形成史,只有短短十年左右,且称为“京派”或“京津画派”,还有着定义及内涵上的分歧。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内容看,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与“海派”及“岭南画派”比起来还是显得非常薄弱。
25中国中心观的学术取向有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 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符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65页。
26李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集群的地域分布与社团活动》,《美术》,1994年第5期。
27李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集群的地域分布与社团活动》,《美术》,1994年第5期。
28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美术研究》,2000年第4期。
29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美术观察》,2002年第4期。
30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美术观察》,2002年第4期。
31杭春晓《温和的渐进之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32薛永年、朱京生等《论京津画派》,《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
33薛永年在其《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一文中其实已经注意到这点：“两种身份中的一种是政治官员而兼文人与画家……另一种则是民初颇有声望的传统派名家。”但足依旧单独提取出他们仅作为书画家一面的角色进行分析。
34这种研究思路其实也与历史氛围有关。余英时就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思.斯大林主义者鼓吹的五阶段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视为正统,至少在理论士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诠释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第5页。
35“上海的书画家群体中便容纳了风格习气迥异、性格追求不一的艺术家,他们都被上海的商品经济大社会所笼罩所统一。处在这个商品化的大环境中，商业化、世俗化或市井化的商业取向必然或明或晦的左右着他们的艺术活动和创作。……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各地书画家流向上海,接受商业社会的洗礼。在这里,商业化进程使得上海画坛成为各地艺术家鬻艺的大卖场。”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36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37《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第13页。
38姚雪垠《京派与魔道》,《芒种》,1935年第8期,第285页。
39薛永年、朱京生等《论京津画派》,《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
40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372页。
41史树青《周肇祥与中国画学研究会》,《收藏家》,1994年第3期；云雪梅《金城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美术观察》,1999年第1期：孙瑜《从北大画法研究会到中国画学研究会——民初画坛致力画学进步的两种取向》,《美术观察》,2005年第4期。
42吕鹏《湖社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3参见杭春晓《温和的渐进之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博士论文,第123-133页。
44莫艾《蔡元培与北大画法研究会》,《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
45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民国北京艺术类期刊杂志尚有很大学术空间有待发掘,如《湖社月刊》、《中和月刊》、《北洋画报》等。
46有关齐白石的研究虽然已汗牛充栋,但是从齐白石三上北京,逐步职业化过程中的个体心史视角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周肇祥作为民国前期北京画界极为活跃的人物,对他的关注非常薄弱。史树青在《收藏家》1994年第3期发表《周肇祥与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文,较早介绍了周肇祥在京参与艺事的情况。叶芷在《收藏家》1996年第3期，发农《周肇祥旧藏拓片整理札记》,简要介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藏周肇祥旧藏拓片的内容。周峰《周催祥批注(渤 海国志)》,发表于2001年第1期《克山师专学报》,介绍周肇祥对《渤海国志》的分析整理情况。徐翎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艺林)杂志研究》,文中第五章对《艺林》杂志主编周肇祥做了基础性的梳理工作,对其生平、仕途、艺事均有涉及,文后附有《周肇祥年表》。毛建波所著《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一书,对余绍宋的生平艺事及画学思想,有着比较全面的解读。
47所谓影响力,并不仅仅指绘画层面,而是出自一个综合的考量。如参与艺术教育、艺术展览、艺术市场、艺术著述等,这种影响力更多的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展现出来。针对民国前期北京画家的研究,之前多聚焦于陈师曾、金城、齐白石等人,而关注之基则是出于他们在绘画及画学领域的丰富呈现。周肇祥纯以绘画论,则被归入当前有的研究者所谓“小名家”之列,而不予以足够重视。但是返回历史现场,从其具体活动及发挥作用来审视,他在北京画界的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48余绍宋虽然担任司法部参事十余年,但是并未以其官员身份而动用各种资源参与艺术活动,这点与周肇祥是截然不同的。他参与组织带有文人雅集性质的宣南画社并持续达十二年之久,宣南画社纯粹以遣兴述怀、书画自娱为主旨,又与金城、周肇祥等官员画家组织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内容大相径庭。余绍宋参与艺术市场的微妙态度,则又是大多数文人画家所具有的普遍态度。
49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其部分于稿现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余绍宋《余绍宋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32页。本书第一次公开出版了齐白石的大部分重要手稿。分别为《癸卯日记》(1903)、《寄园日记》(1909)、《己未日记》(1919)、《庚申日记并杂作》(1920)、《辛酉五次北上记事》(1921)、《白石杂作》(1921)、《壬戊纪事》(1922)、《蜀游杂记》(1936)、《丙子杂记》(1936)。除《寄园日记》,其余均为首次面世。相对于那些经过主观裁剪加工或者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文献资料,如期刊杂志文章、书画题跋、个人专著、回忆录等文字遗存,日记其实是探究个人心史更为贴切的一手史料。但是在使用时也需注意立足“基于同情之理解”的分辨使用,以防陷入“罗生门”般的多重叙事之中,进而得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50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51《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王海为中心(1843-1948)》,第13页。
52【清】戴璐《藤陰雜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94页。
53王冶秋《琉璃厂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63,第3页。此篇碑文,戴璐在其《藤陰雜记》中记载为孟潞当时乞朱筠作文勒碑,后收录于其《笥河文集》中,钱大听在《潜研堂文集》中也有记述,但出入较多,王冶秋在互校之后录出全文。
54朱筠《改葬故辽李公墓纪》,载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27页。
55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十,载《琉璃厂小志》,第29页。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并曾迁至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后来主讲钟山、紫阳等书院。乾嘉朴学大家,精通经史及音韵、训诂之学。撰述甚多,如《唐石经异考》、《声类》、《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潛研堂文集》等。
56清代汪启淑所撰笔记,有《焠掌掌錄》、《水槽清暇錄》十六卷,这部书首先指出琉璃厂为辽代海王村。参见谢国桢编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5页。
57叶祖孚《北京琉璃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9页。
58琉璃厂小志》,第3页。另清代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载有，“盖明清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粱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引自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第5页。
59“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成祖定都北京,北依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乃以北平为直隶。”“京师,禹贡冀、兖、豫三州之域,元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四月分属河南、山东两行中书省,二年三月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治北平府’,先属山东、河南皆复其旧……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罢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后军都督府，罢北京行部,直隶六部。洪熙初,仍称‘行在’,正统六年十一月罢称行在,定为京师”。【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881.883页。
60“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多明成祖永乐时旧物。木各有名,刻字为记。其最大者,曰樟匾头,又曰张点头.圈经二丈余。又王二姊、嫌河宽、混江龙等名,朽烂弃掷,对面人立,尚不相见.”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399页。
61《明史·志》七,第881页：“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
62万历时《西宮鼎建记》一书中记载到：“琉璃、黑窑工程重大,非军不可售事……查得旧例：锦衣卫拔军一千名……两窑用柴9700余万斤，约银14万6千余两,题准砍伐南海子树木合用抵无……”。参见《北京琉璃厂》,第11页。
63[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88页。
64《旧京琐记》,第88页。
65《琉璃厂小志》,第313页。
66【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页。
67《吴梅村全集》,第2页。
68【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载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45页。
69《藤陰雜记》,笫94页。
70【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9页。
71“黑窑厂为明代制造砖瓦之地,本朝均交窑戶备办,此厂遂废。其地皮垅高下蒲渚参,都人士登眺往往而集焉。”【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459贞。
72汪文柏《柯庭余习》,引自《琉璃厂史话》,第14.15页。
73“康熙四十年議：琉璃亮瓦廠房屋,例征地租。今改為按間收租,交大興縣征解户部；凡官員有力之家征銀,贫窮小民,准按季征錢。四十一年議：征錢者,量免其半,隻身贫寒之士免征房租。仍以官地起租。雍正三年諭：嗣後只征地租,免其按間計檩,逐月翰纳。”《大清会典事例》,载《琉璃厂小志》,第52页。
74【明】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第八卷(天津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4页。
75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文选(1950-198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第131页。
76【明】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第八卷(天津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4页。
77《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5-189页。
78《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7页。
79【清】孙承泽《天府广记》二,卷四十二,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259页。
80《旧京琐记》,第88页。
81《宸垣识略》,第445页。
82【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48页。
83《帝京岁时纪胜》,第9页。
84[清]劳之辩《静观堂诗集》,载孙殿起辑、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22页。
85[清]秦松龄《苍岘山人集》,载《北京风俗杂咏》,第5页。
86胡应麟《少室山房集》,载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第8页。
87王士祯曾评价胡应麟“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减鄴侯,日枕席坐队其中,世間事燕足上眉尖胸次者……家弟每嘖嘖足下遇目不忘,髫卯時讀書幾於等身,今已學燕不窥,浸浸有雄視百代意。”吴晗《胡应麟年谱》,《清华大学学报》,1934年第1期。
88【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9页。
89王士祯《香祖笔记》,载《琉璃厂小志》,第312页。
90极为巧合的是,琉璃厂内李内贞的墓葬是在三年前的三月间发现,朱筠还曾为其作《改葬故遼李公墓紀》 ·文以悼之。三年后的三月,又是朱筠的建言,直接促成了琉璃厂成为文化市场的契机。
91朱筠的建议是：“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宜开馆校书,择要进呈；四、金石、图谱所在必录。”《筒河文集》卷一,载张舜徽编：《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284-285页。
92翁方纲《復初斋诗注》,载《琉璃厂小志》,第32页。
93刘墨《乾嘉学术十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196页。
94《琉璃厂小志》,第323页。
9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237页。“李文藻，號南潤.益都人。乾隆辛巳進士……好聚書2,每入肆,見異書,辄典衣取债致之,义徒友朋借钞,藏弆数萬卷,皆手字讐校。其為學無所不赅,慨然以裒輯為己任。曰《所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祥列其序例卷次,誌其刊鈔歲月。”
96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张江裁辑《京津风土丛书》,双肇楼(铅印本),民国27年(1938)。
97《京津风土丛书》,民国27年(1938)。
98《琉璃厂小志》,第34页。
99吴廷燮《北京市志稿·货殖传》,载李宝臣主编《北京风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245页。
100《北京风俗史》,第245页。
101《琉璃厂小志》,第196页。
102《旧京琐记》,第98页。
103何彤云《赓缦堂杂俎》,载《琉璃厂小志》,第192页。
104雷钧《天咫偶闻》,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89-690页。
105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指出,该书是随手记录而成,意在便于翻检,不是藏书家目录。所以不尽沿用前人书目条例。为了“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张之洞《书目答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第1页。
106雷钧《天咫偶闻》,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90页。
107《旧京琐记》,第101页。
108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第197页。
109【清】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121页。
110陈重远《文物话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第6-7页。
111琉璃厂小志》,第193页。
112这种兜售方式,延至民初依然盛行：“廿六日辰刻,永宝斋、延清阁共有五处,皆送画与余观.”齐白石《癸卯日记》,第32页,载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论古斋送来萧尺木并莫云卿两手卷,皆甚精当。以三百金购之。”“诸古董商以书画来(求售),无虑百件。展视无佳者,每晨起必此花费一小时。虽觉无谓,然亦无妨。”余子安《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41.242页.周肇祥《琉璃厂杂记》,第157页：“粤桂告变,谣言繁兴,人心惶骇。……吾辈亦不多买累赘之物，致糜难得金钱，近日送阅古画,乃悉谢绝,旬月以来,非价极廉而精者,未肯收也.
113章鸿剑《琉璃厂观宝玉记》，载《琉璃厂小志》,第283-284页。
114《琉璃厂小志》,第7页。
115高阳《胡雪岩》,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62页。
116《清稗类钞》第九册,第4291页。
117赵汝珍编述、石山人标点《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第8.9页。
118【朝】盛大士《蕴慷阁诗集》,载《琉璃厂小志》,第336页。
1191637年初,清太宗率军攻入朝鲜,迫使朝鲜仁宗过往签订城下之盟“丁丑约条”，其中规定：“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清太宗实录》,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册,第430-431页。
120这十六部《燕行录》分别为：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1732)、洪大容《湛轩燕记》(1765)、李岬《燕行记事》(1777.1778)、李德懋《入燕记》(1778)、朴趾源《热河日记》(1780)、徐浩修《燕行记》(1790)、柳得恭《滦阳录》(1790)、金正中《燕行录》(1792.1793)、柳得恭《燕台再游录》(1801)、李基宪《李基宪燕行录》(1801.1802)、徐长辅《蓟山纪程》(1803-1804)、朴思浩《燕行杂著》(1828.1829)、(医官)《赴燕日记》(1828.1829)、郑元容《燕行日录》(1831.1832)、金景善《燕辕直指》(1832.1833)、李乘五《燕槎日录》(1887)。载杨雨蕾《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121【朝】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载《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2004年第4期。
122【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2004年第4期。
123【朝】柳得恭《澡阳集》,载《琉璃厂小志》,第327页。
124罗聘在《正信录》序的款署为：“乾隆五十八年岁在辛亥衣云道人罗聘书于京师琉璃厂之僧舍。”与柳得恭所述其寓于琉璃厂之观音阁恰可对应，并且罗聘在第三次入京时才携带其子罗允瓒。[清]罗两峰《正信录》,北京：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库。
125[朝]柳得恭《澡阳集》,载《琉璃厂小志》,第327页。罗聘藏有一幅(唐)韩混的《回鹘舞女图》,曾为柳得恭展示：“戴尖帽,瓣發繞首,饰珠翠,颇似東國婦女；舞繍氍毹,妖鮮。其项遇豐璺。餘見回回男子,多大项,女亦宜然。軸尾有朝鲜安氏印記”,柳得恭见画惊问此人是谁,罗聘答道：“是雍正間人,兄弟二人,其兄名岐,號麓村,在王府内,來揚扬州辦鹽務,其人極雅,收藏最富,曾献書畫於今皇上,蒙收,賜白銀一千雨：本系朝鲜人,不知徒何入中朝,進王府,實未可詳；久已去世,尚有子孫,流落不復雅矣!”此画为清代藏家安岐旧物,罗聘虽未言及此画如何落入他手,但他告诉柳得恭安岐为朝鲜人,且两人均在扬州盘桓经年,罗聘所言应非妄语。这条史料也可 为安岐国籍的疑问提供一条证据。
126【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杨雨蕾《北京琉璃厂与清代中韩文化交流》,《“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
127【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杨雨蕾《北京琉璃厂与清代中韩文化交流》，《“东亚汉文化圈‘j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
128《清高宗实录》,卷1188,第890页。
129樊增祥著、陈宇俊、涂晓马校点《樊樊山诗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739页。
130《樊樊山诗集》,中册,第739页。
131《琉璃厂小志》,第15页。
132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发行,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39页。
133吴廷燮《北京市志稿·货殖传》,载《北京风俗史》,第245页。
134《琉璃厂小志》,第12页。
135《天咫偶闻》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33页。
136《天咫偶闻》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33页。
137《旧京琐记》,第97页。
138《旧京琐记》,第97-98页。
139余钊《北京往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第28页。1910年，北京内城约有344000名满人和105000名汉人,外城住有281000名汉人。载侯新建主编《经济一社会史评论·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171页。
140《旧京琐记》,第98页。
14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88页。
142《古玩指南全编》,第25页。此书初次出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按其书中所记出售时间为十年前,则溥心畲售出此帖应在1932年左右。
143[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第271页。
144《紫禁城的黄昏》,第273页。
145《紫禁城的黄昏》,第271-272页。
146《琉璃厂杂记》,第59页。
147《琉璃厂杂记》,第55页。
148《琉璃厂杂记》,第25页。
149《琉璃厂杂记》,第31页。
1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74页。优待条件共计八款：“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像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拔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使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151[日]竹内实主编、程麻译补《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第83页。
152《民立报》2月11日,载《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第84页。
153《章太炎年谱长编》,载《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第84页。
154《我的前半生》,第146页。
155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且大学出版社,2010,第113.114页。
156升平署：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称南府,始于康熙年间。南府隶属内务府,曾收罗民间艺人,以为宫廷应承演出。乾隆时,南府规模较前扩大。道光七年(1827),将十番学并入中和乐内,增设档案房,改南府为升平署,仍主持宫内演出事务。直到宣统三年(1911)结束使命,历时162年。
157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169.170页。
158郑逸梅《艺林散叶》,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69页。
159《紫禁城的黄昏》,第146页。
160《紫禁城的黄昏》,第146页。直到1930年.民国政府立法院才制定出《古物保存法》,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则。参看《国民政府公报》,1930年第486期,第9.10页。
161参看古德纳《共和与君主论》,《申报》,1915年8月22、23日。以及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论者》,《申报》,1915年9月6.10日。
162赵庚奇《民国北平历史》,北京燕出出版社,2004,第35页。
163《琉璃厂杂记》,第8页。
164《紫禁城的黄昏》,第130页。
165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第148页。
166《我的前半生》,第148页。
167《紫禁城的黄昏》,第238页。
168《我的前半生》,第143页。
169叶恭绰《国画鲁言》,《湖社月刊》,第90期,第5页。
170《民国北平历史》,第146页。
171“清宫内有编钟十六座,以黄金铸成,重一万三千四百余两,辛亥革命后,溥仪质于盐业银行。1954年,始由文化部接受,拔交故宫博物院。”《艺林散叶》,第199页。
1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22页。
17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229页。
174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1,第282页。
175清末民初,北京古书画的作伪状况,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造假者甚至有不惜为此花费数十年的良苦用心：“一、模仿之伪作北京以前多有不占门市之古玩商号,仅在僻静处所租屋作铺,陈列多数古玩。有掌铺并雇用许多伙友及学徒,其业务多出外省或在本京各处收买古玩,然后转卖,与普通古玩铺完全相同。如此可以免纳一切税捐，并可以减少名誉及一切责任。作伪者即利用此种组织,雇用多数学徒。其收学徒必在十岁上下,初入店时并不令其学习普通古玩铺之知识,只令其每人任意书写绘画。如此约半年之久,由铺掌甄别何人长于写字,何人长于绘画,凡有一长者即留之,否则遣散之。其长于写字者，嗣后即令其专写字：长于绘画者,即令其专事绘画。如此者又半年之久,铺掌将其个人作品详细审查,何人之字类何人之体，何人之画似何人之笔,明确之后即择其所类似之古名书画，使之摹仿。如甲学徒之字近似董其昌,则有铺掌觅若干董其昌书写真迹,令其学习；乙学徒之画类似唐伯虎,铺掌亦觅得若干唐伯虎之真迹,令其学习。其他十人二十人均如是分定。分定之后，则责令符该学徒,终日终年照所指定之书或画摹临,任何其他非自己所临之书画,以及其他事物亦不令观,亦不令作,防其乱日与扰神也。如是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等。若此多人虽不能尽数学成,终有一二可乱真者。”赵汝珍编述、石山人标点：《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第34页。
176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第171页：“内务府和琉璃厂很熟,琉璃厂中人早就有串通官府的渊源关系,民国以后不会中断。”
1771924年11月5日,溥仪率从属移出故宫,将国玺及宫殿全座交还民国政府。11月13日,黄郛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组织接收清理事宜。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文物大规模外流至此得以遏制。但是零星偷盗事件,仍然屡禁不止。如1936年,“故宫博物院失去画卷折扇玉器等物，迭见各报。近虽破获从犯,起出赃物数件,而主要迄未捕得，恐亦如易培基等之逍遥法外矣。地安门外销赃之铺,闻有被追押者,院长自请处分,职员长警,被开除十余人。”《艺林月刊》,第80期,第15页。文中直指易培基为故宫文物失窃的主犯(易于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则有失偏颇。1936年故宫物失窃事件,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后来的文献也证明易培基为此事实属蒙冤受过。参见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368-371页。
178《琉璃厂杂记》,第15页。
79《琉璃厂小志》,第14.15页。
80《琉璃厂杂记》,第23页。
81黄萍松主编《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40页。
182《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0页。
183《燕京杂记》,第121页。
184《琉璃厂小志》,第372页。
185张望《鲁迅论美术》，北京：人民美术山版社，1982,第341页。
186赵柏田《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3页。
187杭春晓《绘画资源：由“私藏”走向“开放”——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民国初期中国画》，《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188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评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189顾颉刚《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并序)》,《现代评论》,1925年第19期。
490顾颉刚《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并序)》,《现代评论》,1925年第19期。
191古物陈列所管理经费的匮乏,使得1926年开始担任所长一职的周肇祥,在诸多具体事务的运作上显得捉襟见肘。“影印极劣之书画集已费三千余元,尚欠京华印书馆二千八百三十余元,无以偿也。因招京华营业主任颜觐扬商议,以书画集一千五百部,托其转沪售卖,六折收欸,售出之数即以抵欠。如此既免责言,且可籍以出脱。他日有钱不妨另制佳集耳。”周肇祥《古物陈列所记略》,《国学丛刊》,1941年第4册,第65页。身为所长的周肇祥,在影印画册一事上还需使出腾挪转移的手段来籍以维持,顾颉刚的批评与此相比也就略显苛刻。但是也可由此看出,古物陈列所自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其实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192夏午诒(1870.1935),名寿田,字午诒,号耕父、天畸、直心居十。湖南桂阳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辛亥革命后,先后任袁世凯大总统府顾问,曹锟幕府等。
193齐白石《癸卯日记》,第9页：“五日巳(俗谓十点钟)上火车……至京都斜日。凡行六百五十里,可足快心意。住南城骡马市侧北半截胡同,由西河过琉璃厂街口出大街。”载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32页。这套全集第一次公开出版了齐白石的大部分重要手稿。分别为《癸卯日记》(1903年)、《寄园日记》(1909年)、《己未日记》(1919年)、《庚申日记并杂作》(1920年)、《辛酉五次北上记事》(1921年)、《白石杂作》(1921年)、《壬戊纪事》(1922年)、《蜀游杂记》(1936年)、《丙子杂记》(1936年)。除《寄园日记》,其余均为首次面世。
194《癸卯日记》,第10页。
1955《癸卯日记》,第12页。
196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第73页。
197《癸卯日记》,第12页。
198《癸卯日记》,第16页。
199《癸卯日记》,第17页。
200《癸卯日记》,第32页。
201《癸卯日记》,第32页。
202《癸卯日记》,第32页。
203《癸卯日记》,第32页。
204《癸卯日记》,第32页。
205《癸卯日记》,第18页。
206《癸卯日记》,第18页。
207《癸卯日记》,第18页。
208《癸卯日记》,第22页。
209《癸卯日记》,第22页。
210《癸卯日记》,第22页。
211《癸卯日记》,第22页。
212《癸卯日记》,第16-17页。
213《癸卯日记》,第27页。
214<《癸卯日记》,第29页。
215《癸卯日记》,第29页。
216《癸卯日记》,第20页。
217《癸卯日记》,第38页。
218《寄园日记》,第18页。
219《寄园日记》,第18页。
220《癸卯日记》,第38页。
221《癸卯日记》,第39页。
222《癸卯日记》,第39页。
223《癸卯日记》,第39页。
224《癸卯日记》,第39页。
225《癸卯日记》,第39页。
226《癸卯日记》,第39页。
227《齐白石传略》,引自郎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丛谈》,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第321页。
228《白石老人自传》,第65页。
229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署樊山,晚号鲽翁,自称天琴老人,湖北恩施县人。光绪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后被罢官,以诗文为世人所称许,入民国后隐居不仕。
230《白石老人自传》,第49页。
231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载《樊樊山诗集》上册,第2036页。
232《樊樊山诗集》中册,第1086.1087页。
233《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第8页。
234樊樊山为人精明诙谐,善于逢迎。入民国后,以隐士自居,“黎元洪荐为民政长,坚不赴,人咸称其高尚。然增祥已拥厚资,其华屋租界,其子若孙,必分据要津,且是时民党方用事,议会跋扈,官吏至不易为,宜其坚辞矣。然项城每有赐予,必具文申谢,务极工丽,以称述感谢。乙卯,去之京师,充袁政府参政院参政,宠礼备加,日从袁克文赋诗微歌,或偕易顺鼎等观戏,放浪狎邪,不修边幅。”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载《樊樊山诗集》,上册,第2036页。樊樊山处事也有为人所诟病的一面。“樊山于广宣间负才名,诗笔侧艳,而尤工判牍。顾其为人颇有可议者。樊山夙为李莼客所奖拔,且奉李为师。……莼客捐馆时,樊山于其邸舍取去日记数册,皆莼客最后数年之笔,其后人故旧屡索不还。樊氏卒后,知交为理后事时,遍觅卒不可得。或云病笃之时,已取而纳诸火矣。此一事也。义,易实甫为樊山文字骨肉之交……实甫晚年曾取平生所为诗,精选数百篇将镂板行世,缮写既定,送樊山复阅。樊山亦久庋不还,屡索屡拒。其后此本是否归诸实甫,后人不可知矣。李审言详骈文,为江左序作手。樊山为江宁藩司时,李以缪艺风介,谒见。先期,由缪呈李所为文一卷,樊亦留之不肯交出,及索回,则云‘已杂置官文书中。不得。’此又一事也。此皆为樊山居心叵测,为士林不理于口者。亦不知是何居心也。”汪辟疆《广宣以来诗坛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5页。
235《白石老人自传》,第50页。
236《白石老人自传》,第50页。
237《白石老人自传》,第74页。
238《白石老人自传》,第55页。
239《癸卯日记》,第23页。
240《癸卯日记》,第23页。
241《癸卯日记》,第23页。
242《癸卯日记》,第32页。
243《癸卯日记》,第32页。
244《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45《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46《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47曾熙(1861-1930),号农髯,湖南衡阳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1903)。曾创办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先后任衡阳石鼓书院等主讲及湖南教育会长,1916年应挚友李瑞清的邀请,到上海鬻书，兼授门徙,1930年病逝于上海。
248《癸卯日记》,第12页。
249《癸卯日记》,第12页。
250《癸卯日记》,第10页。
251《癸卯日记》,第10页。
252《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53《艺林月刊》,第21期。
254《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55《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56《白石老人自传》,第68页。
257《白石老人自传》,第68页。
258《癸卯日记》,第11页。
259《癸卯日记》,第11页。
260《癸卯日记》,第11页。
261《齐白石传略》,引自郎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丛谈》,第318页。
262《白石老人自传》,第68页。
263《北洋画报》,第1626期,第2页。
264《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65《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37页。
266“齐白石别署三百石富翁,此由金冬心别署百二砚田富翁而因袭之。”郑逸梅《艺林散叶》,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18页。
267《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38页。
268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载《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38页。
269《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270《齐白石传略》,载《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丛谈》,第321页。
271《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第11页。
272《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273“廿七日早至汉口……余欲往上海,向郭君商取,同宗浙生以为老年人独自一人不可行也。余以书呼楚仲华来汉,将欲同之上海。闻郭君已去北京矣,余本欲北上,决明日即行。”《己未日记》,第7页。
274《己未日记》,第7页。
275《己未日记》,第8页。
276《已宋日记》第3.4页。
277《已未日记》,第15页。
278《已未日记>，第8页。
279《己未日记》，第14页。
280《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281《己未日记》第12页。
282“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狄脱莫而(Dittmer)陈达及毛鲁(Morrow)谱博士曾用调查表先后在北平举行生活费 调查七次。”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社会调查所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民国十八年发行(1929),第45页。
283《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7页。
284《己未日记》,第15页。
285《已未日记》,第15页。
286《己未日记》,第15页。
287《庚申日记并杂作》,第9页。
288《庚申日记并杂作》,第9页。
289《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90《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91《己未日记》，第24页。
292《己未日记》,第24页。
293《己未日记》,第24页。
294《己未日记》,第22页。
295《庚申日记并杂作》,第6页。
296《己未日记》,第32页。
297《己未日记》,第17页。
298《己未日记》,第17页。
299《己未日记》,第19页。
300《己未日记》,第20页。
301按照齐白石的回忆,他在1917年二上北京时即己认识陈半丁。而在其《己未日记》中则记载为1919年才与陈半丁相识。两人认识时间应属齐白石回忆有误。参见《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己未日记》,第23页。
302《己未日记》,第23页。
303吴昌硕当时为陈半丁所定润格为：“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铭“吴俊之印”)。 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88页。
304王忠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384页。
305黄宾虹友人过旭初与黄通信云：“陈半丁先生处,昨已晤谭,并将君书面呈,渠备届时约友参观。”《黄宾虹年谱》,第385页。
306齐白石极其疼爱这个长孙,甚至专为送他上学一事,作画一幅并题诗,这首诗颇有老顽童般的天真趣味：“处处有孩儿,朝朝正耍时。此翁真不是,独送汝从师。识字未为非,娘边去復归。须防两行泪,滴破汝红衣。”《庚申日记并杂作》,第1页。齐白石的文字历来以朴素直率著称,胡适评价齐白石的文章：“我读了这些材料,很喜欢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作文章的训练,他没有作过八股文,也没有作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作或不能作的!”胡适等编纂《齐白石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38年(1949),第4页。齐白石的诗备受称颂,如同他的画作,多是自出枢机的天然之作,有生活味无造作气,曹聚仁曾回忆道：老人的诗,很多有自注,注文清丽雅洁,每多可喜。他在《滕王阁》诗题白记云：“甲辰,侍湘绮师远游南昌。七夕,师赠之石榴,招诸弟子曰：‘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寂然,今夕不可无诗。’座中有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及璜,推为‘王门三匠’。登滕王阁,小饮荷花池。游庐山。”那一回的诗会,对老人是一种新的启示,他自知诗匠之诗不是他所能的,他爱诗,却不爱做诗匠之诗。回到家乡,齐白石就把“借山饮馆”的“吟”字去掉了。他自记云：“甲辰春,薄游豫章,吾县湘绮先生七夕设宴南昌邸舍,召弟子联句,强余与焉。余不得有佳句,然索然者不独余也。始知非具宿根劬学,盖未易言矣。中秋归里,删馆额‘吟’字,曰‘借山馆’。”从此以后,他就做他自己的诗,与诗匠之诗有别了。曹聚仁《书林又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51.252页。
307《庚申日记并杂作》,第3页。
308《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309《白石杂作》,第9页。
310此润格是吴昌硕在前一年年末所订,即1920年。吴昌硕为齐白石所订润格为：“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接踵相接,更觉挥手不暇焉,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廿四元,八尺卅元,过八尺者另议，屏条视整张减半。山水加倍,工织者另议。册页每件六元。纨折扇同。手卷面议。庚申岁暮.吴昌硕年七十七。”‘白石杂作》,第9页。
311《白石杂作》,第9页。
312《白石杂作》,第15页。
313《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314《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315参见李松《辐射·交融·互补——20世纪前期海上画派对同时代南北画坛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第251.253页。郎绍君‘齐白石的日记及其他—读“白石手稿”》,载王明明主编‘齐白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107页。
316《癸卯日记》,第22页。
317齐白石终其一生并未与吴昌硕晤面过,在他的日记中只也仅有与吴昌硕后人相见的记录：“廿六日,吴缶老后人东遭与陈半丁来访余。”《白石杂作》,第15页。吴东邁系吴昌硕次子,擅书画,秉承家学。
318《己未日记》,第22.23页。
319《白石杂作》,第23页。
320《白石杂作》,第12页。
321《白石杂作》,第24页。
322《白石杂作》,第24页.
323陈独秀《美术革命》,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324余绍宋撰《余绍宋日记》壹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628页。
325《艺林散叶》,第160页。另外一人为吴石仙。
326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第150页。
327齐白石之所以对林琴南有着与吴昌硕截然不同的态度,合理的推测在于齐、林两人画风的迥异,不会有因袭借鉴之说。同时林琴南主要活跃于北京画界,鬻画状况不错。因此齐白石与他交好的缘由,也和陈半丁略同。
328《白石老人自传》,第75页。
329《壬午纪事》,第18页。
330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第222页。
331《齐白石的一生》,第222页。
332《白石杂作》,第12页。
333余子安《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27页。
334《壬午纪事》,第29-30页。
335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第638页。
336王中秀《历史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2年第4期。
337《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第9页。
338周肇祥(1880.1954),浙江绍兴人。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有《退翁墨录》稿),室名宝觚楼(有《宝觚楼金石目·杂记》稿)、娑罗花树馆(有《娑罗花树馆藏印》),早年毕业于政法学校。清末至民国,历任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山东盐运使、京师警察厅总监、湖南省长、临时参政院参政、萌芦岛商埠督办等职。其后在京主持中国画学研究会十余年,为沟通中日文化美术,曾东渡日本。参看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7页。周肇祥的著述极为丰富,除白任主编出版《艺林旬刊》(后改名《艺林月刊》)、《东游日记》、《艺林月刊·游山专号》外,其个人相关著述有：《蜀游杂俎》、《辽金京城考》、《周肇祥批注<渤海日志>》、《古物陈列所记略》、《在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琉璃厂杂记》、《辽金元古德录》、《虚字分类梳证》、《覆辑录庄教馆金石目》、《宝觚楼金石目》、《重修画史汇传》、《辽金元官印考》、《石刻汇目》、《画林劝鉴录》、《退翁墨录》、《补正宋四家墨刻簿》、《山游访碑目》、《古都怀古诗》、《鹿岩小志》、《寿安山志》、《婆罗花树馆题目记》、《宝觚楼杂记》、《古今画人生日表》等。周肇祥先后担任过中国画学学研究会会长、‘古物陈列所所长、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参见《艺林月刊》第43期,第11页)、团城书院副院长等文化职位。
339《北平市警察局内三分局关于协查周肇祥其人、杨守文遗失警察便衣等呈》,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3-002.18336。
340《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周肇祥兼任国学书院第一院长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022-12736。
341马芷痒编著《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民国24年(1935),第310页。
342‘周肇祥关于其堂弟周掌珍顽惰不肯就学请交教养局代为管教的函》,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018.05193。
343隗瀛涛,赵清《四川省辛亥革命史料》,引自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8页,
344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鉴》，北京：线装书局,2002,第1050-1058页。
345《琉璃厂杂记》,第35页。
346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发行,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41页。
347《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348《琉璃厂杂记》,第18页。
349《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1页。
350“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周肇祥署京师警察厅总监。”‘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740页。
351参见‘绍兴会馆同乡登记名册》(北京市档案馆藏)。其登记内容具体如下——‘‘姓名：周肇祥.别号：养庵.性别：男。年龄：五十九。寓所：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职业；政学。到平年月：民国二年十月。介绍人：王式通。”从该记录推测,周肇祥先后育有三女一子。分别是：长女周琇、次女周瑛、幺女周珶、独子周璿。此行并非周肇祥第一次到京,他曾于1900年左右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参见《艺林月刊》,第98期,第10页。
3552《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353《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3页。
364《琉璃厂杂记》,第35页。
365《东游日记》,第1页。
366《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周肇祥兼任国学书院第‘院长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022.12736。
367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美术观察》,2002年第4期,第46页。薛水年在文中将此类“京官”归为“政治官员而兼文人与画家”身份。这种身份的官员,有‘如金城、余绍宋、姚华、陈汉第、陶瑢、贺履之等。而早在1947年俞剑华发表的回忆民国前期中国画界状况的文章,义中列举北京画界的代表性画家,几近一半为官员画家。俞剑华《七十五年来的国画》,《申报》,1947年9月21日。
368 1937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举行建校19周年校庆,作为名誉教授的周肇样出席并发表演讲,在其致辞中有如下内容：“大致谓北京大学昔年举行成立三十年纪念,即系从前清戊戌京师大学堂算起,鄙人系京师大学堂第一班学生。”《艺林月刊》,第89期，第15页。
369《琉璃厂杂记》,第2页。理斋公,义称调燮公,浙江浦江人。23岁恩科拔贡,29岁赴京廷试,儒学训导职，在家候选；55岁奉檄上任,执教剡溪；两年后告归山林,返回家乡定居。
370《艺林月刊》,第2期,第14页。
371梁于渭(?.1913),字鸿飞,又字杭叔、杭雪。曾师从清代学者陈沣。清光绪十一年举人(1885年)、十五年进士(1889年),职礼部祠祭清吏司司员。博学多能,尤好金石,藏六朝至唐、宋碑志千余种,蓄古钱造像甚多。工篆刻,善画,喜作花卉,晚嗜山水,为人狷介自负,诸事不谐,郁郁不得志。辞官归粤后住南海学宫孝弟祠,鬻画自给。谢文勇《广东画人传》,引自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第76页。
372周肇祥《东游日记》,第12页。
373《琉璃厂小志》,第372页。
374[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21页。中国文人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及其精神层面的诉求,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画作品中时有展现。另可参看巫鸿《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模式》与《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载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第3-83页。
375《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76《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77樊增祥为光绪丁丑科进士,选庶古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曾入张之洞幕府。入民国后隐居不仕,“乙卯,去之京师.充袁政府参政院参政,宠礼备加,日从袁克文赋诗微歌,或偕易顺鼎等观戏,放浪狎邪,不修边幅。”《樊樊山诗集》,上册,第2036页。
378《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79《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80《琉璃厂杂记》,第56页。
381《琉璃厂杂记》,第13页。
382《琉璃厂杂记》,第45页。
3831933年,华北战事紧张,国民政府筹备古物南迁,周肇祥甚至以“古物有关文化学术,为北平繁荣所系,一散不可复合”为由与当局据理力陈,阻止南迁,被当局拘捕羁押十三天。周肇祥《力争古物南迁被捕记》,《中和月刊》,1943年第2期,第66-68页。
384《琉璃厂杂记》,第3页。
385《琉璃厂杂记》,第3页。
386“住京凡十日,谒总统,访师友,酬应徵逐,先后游海王村凡六次,行箧少余钱,商订少良好，所得祗此。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即辛丑正月十‘日,晚车入都,商民习于旧俗,逛厂甸尚未阑也。草草一睡,十六日约澹如同游。……回忆己亥初入都时,车龙马水,填塞厂门。”《琉璃厂杂记》,第5页。
387《琉璃厂杂记》,第5页。
388《琉璃厂杂记》,第1页。
389《琉璃厂杂记》,第1页。
390《琉璃厂杂记》,第1页。
391《琉璃厂杂记》,第2页。
392《琉璃厂杂记》,第2页。
393《琉璃厂杂记》,第34页。
394《琉璃厂杂记》,第14页。
395《琉璃厂杂记》,第25页。
396《琉璃厂杂记》,第81页。
397《琉璃厂杂记》,第167页。
398《琉璃厂杂记》,第17页。
399《琉璃厂杂记》,第89页。
400《琉璃厂杂记》,第75页。
401当然,作为一个国中较早具备文物保护意识的文人学者,周肇祥不可避免的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存在：“国货展览会,往观一‘过,终觉天产品为优。人工制虽有进步,不脱稚气,机械绝无,科学之不进化也。徵集之物,奢侈品为多,国人心理如此,可胜浩欺。”《琉璃厂杂记》,第73页。
402《琉璃厂杂记》,第23页。
403《琉璃厂杂记》,第63页。民国时期,部分琉璃厂商人在利益驱使下几乎无所不为。如1928年7月4日,直鲁残军孙殿英部驻扎清东陵,以试演迫击炮为名,轰炸地宫,将裕陵(乾隆)、定东陵(慈安、慈禧)墓内殡莽珍宝翠玉,盗掘一空,历时七昼夜。而这些被盗宝藏的去处,正是琉璃厂。8月3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将清东陵盗掘案要犯谭温江与琉璃厂古物商黄百川捕获,黄百川对收购清东陵珠宝,供认不讳。赵庚奇《民国北平历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第94-95页。另可参看《北平文化临时维持会电请中·央严办东陵盗案》,载《日日新闻》,1928年8月8日。
404《琉璃厂杂记》,第63页。
405《旧京琐记》,第99页。
406《旧京琐记》,第99页。
407《顺天时报》,民国10年3月20日。
408《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第149页。
409《琉璃厂杂记》,第37页。
410《琉璃厂杂记》,第101页。
411《琉璃厂杂记》,第10页。
412《琉璃厂杂记》,第10页。
413《琉璃厂杂记》,第101页。
414《琉璃厂杂记》,第105页。
415《琉璃厂杂记》,第105.106页。
416《琉璃厂杂记》,第123页.
417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人。字叔和,字润沅,又字沅叔,号薑庵,别号书潜、书潜氏等.著名藏书家、目绿学家。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及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后，任唐绍仪顾问,参与南北议和。历任肃政厅肃政使、教育总长、约法会议议员。五四运动中因抵制北洋政府罢免蔡元培命令，被罢免教育总长。此后专心从事收藏图书和版本目錄学研究。1927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总计藏书二十万卷，多有宋、元、明精刊及名钞本。病重时,嘱其后人将所藏之书分捐与四川大学和北京图书馆。著有‘藏园群书经眼錄》、‘东维子文集校勘》等；辑有‘宋代蜀文辑存》；刊有‘资治通鉴'等.
418徐鸿宝(1881.1917)，浙江吴兴人,原名徐盅,字森玉.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清末举人.卒业于山西大学堂,曾任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奉天测绘学堂、实业学堂监督、京师图书馆编纂主任.1913年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探访部主任。后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抗战时期参与抢救金代刻本‘赵城藏'的工作。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将北平图书馆一批善本图书和唐人写经八千多卷抢运上海,其一生致力于文物考古事业。在北京时常与周肇祥结伴出游访古。
419凌文渊(?-1926)字直之,又作植之。清季两江优级师范出身。民国后,任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参议。1917年至1926年任财政部参事。曾于1922至1923年代理财政部次长、总长。善书画,尤长花鸟。
420江庸(1878?1877-1960),福建长汀人。字翊云,一字逸云,号越庭。清末留学日本,辛亥后,在京历任法政学政专门学校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次长、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政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朝阳大学校长等职,又曾在沪执律师业务。1949年初,与颜惠庆、邵力子等以李宗仁私人代表名义到石家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作甚多。
421《艺林旬刊》编辑,‘游山专号》,艺林旬刊发行所发行,民国十八年九月一日(1929),第1页：“游山专号,乃江安傅沅叔、绍兴周养庵、吴兴徐森玉、长汀江翼云、建始周立之、泰县凌直支、六先生、先后游百花莲花诸山、所作游记题名诗篇、交由本社彙辑刊行者也、刘先生性好游览、足迹遍天下、出其所历之胜及学问文章、足以引导激励后生、而求高尚娱乐、养成坚强之体格、伟俊之人才、其事甚盛、第一集凡四万余言、所插图画碑刻、共三十六幅、皆江云翼周养庵两先生所手摄、披图玩读、不啻置身山水间矣,不亦快哉。”
422‘游山专号’第一卷发行于民国十八年九月一号(1929)；第二卷《磐山》发行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1931)；第三卷‘劳山》发行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1931)；第四卷‘幽燕奥室》,发行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1933)；第五卷《涞易纪游'发行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1934)；第六卷‘名山胜水》发行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1935)；第七卷《游山专号》发行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1936)；第八卷‘易水重游》发行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1936)：第九卷‘游山专号》发行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1937)。
423《艺林月刊》编辑,《名山胜水》,《艺林月刊》发行所发行,民国二十四年五月(1935),第27页；
424《名山胜水》,《游山专号》第六卷,封底广告：“艺林月刊发行所代售宝觚楼藏古刻精拓本”。
425第一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时间略有出入。在邱敏芳对原湖社会员晏少翔的采访中,晏少翔认为是1920年.而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日方主将渡边晨亩回忆为1921年。参见‘晏少翔先生口述历史访问纪录》,邱敏芳‘领略古法生新奇：金城绘画艺术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华民国九十六年十月(2007),第228页。渡边晨亩‘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主唱中日艺术提携者亡友金拱北先生》,‘湖社月刊》第1期,第27页。渡边晨亩作为展会亲历者,其回忆应更为确切。
426“(金城)每病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创立画学会,聚徒讲授,所成就系众。日本画家闻声就访,购其画以归,遂有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之设,间岁一举。”‘民国人物碑传集》,第693页。
42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6页。
428民国十五年(1926)金城病逝之后，其长子金开藩偕同门二百余人,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分出,于京城北京东四钱粮胡同十五号的住处“墨茶阁”,另行合组画会,由于金城自号藕湖,且金城多给其入室弟子取湖字为号,因而取名“湖社”。湖社画会于民国十六年(1927)1月15日正式成立。关于分裂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早在金城与周肇祥赴日举办第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时就已埋下伏笔。
429“丙寅新历六月,为日华绘面展览会(在中国开会则称中日、在日本开会则称日华)第四次开会,轮在日本.春间驻京芳泽公使遣使重光葵参赞持日本画家发起人来函告会期。”‘东游日记',第1页.
430“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共举行四次。“竟能于十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开第一次联合绘面展览会。……十一年又在日本东京开会,亦极称盛……十三年在北京及上海开联合绘面晨览会时……十五年夏初,在东京及大阪开展览会时。”渡边晨亩‘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主唱中日艺术提携者亡友金拱北先生》,‘湖社月刊》,第1期,第26-28页。
431《东游日记》,第1页。
432《东游日记》,第1页。
433《东游日记》,第2页。
434《东游日记》,第2页。
435《东游日记》,第5页。
436《东游日记》,第5页。
437《东游日记》,第6页。
438《东游口记》,第6页。
439《东游日记》,第6页。
440《东游日记》,第8页。
441《东游日记》,第8页。
442《东游日记》,第8页。
443《东游日记》,第8页。
444《东游日记》,第8页。
445《东游日记》,第9页。
446吕鹏认为先后举办四次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给后来的湖社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流的蓝本,以及成熟的操作模式和稳固的人员基础”。《湖社研究》,第47-48页。但是从周肇祥此番参与布展的记载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447《东游日记》,第9页。
448《东游日记》,第9页。
449《申报》,1924年5月15日。
450惠孝同(1902.1979)：钱瘦铁(1897-1967)：吴仲熊(1899.?)；胡伯翔(1896.1989)：金潜庵(1895.1946)。
451《东游日记》,第14页。
452《东游日记》,第10页。
453《东游日记》,第10页。
454《东游日记》,第11页。
455《东游日记》,第28页。
456《东游日记》,第13页。
457《东游日记》,第14页。
458《东游日记》,第21.22页。
459《东有日记》,第15页。
460“余性本迂腐,不知者背以傲论,实非也。髯髭将雪,雕虫小技有何傲?骄臣庸儒何足傲?”齐白石《癸卯日记》,第23页。
461《东游日记》,第23页。
462《东游日记》,第32页。
463“归途遇巩伯,己出拜客,时过不我待,非其咎也。”《东游日记》,第35页。
464《东游日记》,第36页。
465金城并未选择与周肇祥同样的回国路线,而是先到上海。因积劳成疾,于当年9月6日病逝于上海,享年四十八岁。《金巩北先生事略》,《湖社月刊》,第1期,第6页。
4661927年1月15日,“湖社画会”在北京钱粮胡同十五号墨茶阁成立。由金城之子金开藩与同门二百余人组合,其中大多为原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员。11月15日,金开藩创办《湖社月刊》。1928年1月1日,《艺林旬刊》创立,周肇祥为主编。民国前期北京两大国画社团对峙竞争的局面,正式形成。除去东游之行中周肇祥与金城父子及其随行者在琐屑上的摩擦不断,造成分裂的诱因之外,此次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上所签订的“东方绘画协会章程”,以及回国后有关协会干事名额分配等问题所引起的争端，也是促成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的重要因素。周肇祥与金潜庵甚至为此曾在各自刊物上化名互相攻讦。参见燃犀《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艺林旬刊》,第63期。诤友《读东方协会中国本部宣告感言》,《湖社月刊》,第44期。
467湖社会员孙菊生回忆周肇祥在评议会员作品时：“不管是谁,多高的画家到哪里,画作得先交给他,他先过目批评,并且他在评论上是贬多于褒,很不客气。”《孙菊生先生2004年采访笔录》,《湖社研究》,第76-77页。同时从周肇祥东游时的诸多细节,也可看出他的这种性格。
468《艺术旬刊》1928年1月出版,共发行72期。后改名《艺林月刊》,于1930年1月发行第1期,至1942年10月第118期而终。《艺林旬刊》与《艺林月刊》共计发行190期。
469除去周肇祥自任主编以外,《艺林月刊》的办公地点,即在周肇祥家中。参见《绍兴会馆同乡登记名册》,(北京市档案馆藏)。在登记内容中有寓所一栏,周肇祥家住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而《艺林月刊》即在他的家中办公。当周肇祥因故缺席时,《艺林月刊》只得暂停,足可见其对杂志的掌控程度。见《湖社月刊》第63期：“艺林月刊因周养庵被捕,闻即日停刊,不知何日再能出版。”第64期：“艺林月刊前因周养庵被拘,停办数日,近日又照常工作矣。”《湖社月刊》文中暗指周肇祥在1933年因反对文物南迁而被捕入狱一事。周肇祥后有专文记述其被捕经过：“自辽沈事变以来，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储蓄古物,即有南迁之议,筹备自治各区、及各团体。迭次电呈国民政府请勿南迁,未蒙允准。仅有时局敉平运囘之表示。至二十一年冬,则剪拆珠冠,囊括宝物,邀集厂估作装运之准备。市民以古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争之益力。肇祥被自治个区推允代表,屡向市长及故宫博物院等陈商,只允将南迁之物册籍一份。交存市政府,并许抽查数箱。各团体以南迁各物尽属菁华,既以装箱,抽点一二不足以昭核实。未肯接受,而起运之期日迫。二十二年二月三日,友人讽以暂行离平。自问无他,且当紧要关头,希图苟免。何以对市民?遂不之顾。四日西初,内二区警察署遣许巡官等二人来,云公安局鲍局长养病旧局,邀往一谭。余以鲍书徵有世谊,邀谭当来函,或电约,何必遗警察来。是设词以诳为耳。乃坦率而言曰：要捕我以文书来,无须设词也。许乃强做解释。一人去,少顷偕司法官警二人乘车至。示以钞电。乃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二月三日致市长者,略云「周肇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即缉拿严办。如力有不及,可请军事机关协助」等语。余笑语之。周某无权无勇,何必小题大做。随汝等去可也。璿儿取大氅给我。风侣甥女以日服红色丸药授我。乃行,抵公安局。见田科员韵庭。故人梦卿观察之子。谓暂屈数日。已将值班室腾出俾居,室尚洁净,须臾司法科蒲科长子雅至。大为张罗,许电宅中送应用诸物。因语家人安静毋恐。子雅云,对于来电有何辩白?余乃为陈述之辞。大致谓肇祥自束发读书夙明大义。已往行历人所共治。岂有今日而反如是。揆诸事实亦太不伦。此次古物南迁。各团体起而力争,自治乃法定机关,古物有关文化学术,为北平繁荣所系。一散不可复合。是以各区退出代表会同各团体,向政府及当局陈述人民公意。肇祥不过代表之一。鉴于时局严重,凡有主张稍涉激烈者莫不力为劝阻。民众并无越轨行为。肇祥个人亦未发表言论,何云煽惑。身任地方协会常委,补助政府筹裨治安事诚有之。与扰乱治安适成相反。总之肇祥代表各自治各区,本其天职,力争古物南迁,为人所忌,故作谣言耸听。致有电饬逮捕之举。藕维国家以民为本。自当导人民尽言，不宜使人民因言获咎。市长近在咫尺,肇祥服务地方有年,平日为人如何,必有鉴查。应请转为剖白,以杜诬杠而示大众。书毕交子雅。云即备文转呈市政府。旋子雅送书数种,其意良厚,难三号。始就寝。到枕即熟睡，魂梦安适如平时。”周肇祥《力争古物南迁被逮记》,《中和月刊》,1943年第4卷第2期,第66-67页。
470《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5期,第25页。
471“(湖社)俟以潜庵中风,社事未能集中,先则画志停刊,其后集会亦不能如期举行矣。”王扆昌等编《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8页。
472《中国美术年鉴·1947,第18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领导者和担任评议者,基本将北京各种身份阶层的画家,甚至是前湖社的骨干会员,均已笼至旗下。“会长：周肇祥副会长：陈半J‘、徐宗浩,评议：陈汉第、胡佩衡、溥伒、张爱、溥儒、黄宾虹、马晋、吴熙曾、李上达、管平、李瑞龄、于照、汪溶、秦裕、孙诵昭、赵恩熹、徐操、张启宗、王雪涛、刘恩涵、周德明、吴显曾、周仁、徐慧等。”
473《艺林月刊》,第65期,第15页。
474周肇祥所言及的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同年十月十日，由陈立夫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该会宗旨为“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未来，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协会为此专门创立《文化建设》月刊，鼓吹本位文化,在当时引起极大争鸣。参见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建设》,1935年第1期。以及龚启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时代公报》,1934年第49期。引文即为周肇祥在1935年3月31日，参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所举办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时所谈。《艺林月刊》,第65期,第15页。
475《东游日记》,第12页。
476《琉璃厂杂记》,第13页。
477《艺林月刊》第80期,第15.16页。
478这种强烈的理想诉求,不仅实践于周肇祥的诸多艺术活动领域,还体现在他为保护文物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之中。《艺林月刊》所载新闻中,始终有对文物保护方面的关注。如报道：“教育部近准中央古物保管会函,以先民事物所垂示,前代名迹所遗留。或有助于文士人之研求,或有益于艺士人之改进,其嬗递之迹,无不与学术上有息息相通之关键,凡属教育机关,对于古物保管问题,尤应深切注意,决议函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尽量协助,并设法于教科书中,插入保存古物古迹之材料,教育部据函通行全国各学校尽量协助,此后借办学为名,摧残古迹,变卖古物之风,庶可少息矣。”《艺林月刊》第68期,第15页。
479“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周肇祥语)《琉璃厂杂记》,第34页。
480《燕京杂记》,第119页。
481小蓬莱书画集会创立于“纪元前七十三年,所在地上海。道光十九年(1839),虞山蒋霞竹隐居宝龄,来沪消夏,集诸名人于小蓬莱,宾客列坐，操翰无虚日,此余平远山房,殆为上海书画之嚆矢。”《中国美术年鉴·1947》,第3页。
482萍花社书画会,“公元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年间(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钱塘吴宗麟在上海创办。初为萍花 诗社,后续办书画会,仍用萍花旧名。钱吉生、王秋言、包子梁曾合作萍花社雅集图,吴氏自作记。事见海上墨林。”《中国美术年鉴·1947》,第3页。
483《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一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第85页。
484《白石老人自传》,第75页。齐白石二上北京(1917)时与陈师曾相识,这段话是因回忆陈师曾而谈及：“师曾逢到这种场面,并不谦逊,往往拿起笔来,首先一挥。有的人对他很不满意,他却旁若无人,依然谈笑风生。”这次的文人雅集应发生在民国六年之后。
485龚产兴《陈师曾年表》,《朵云》，第6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第115页。
486齐白石《己未日记》，第9页。
487《北洋画报》,1930年第592期,第3页。
488《十日戏剧》,1939年第23期,第11.12页。
489《北洋画报》,1935年第1626期,第2页。
490《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4页。
491《琉璃厂小志》,第323页。
492王永厚《林则徐与宣南诗社》,《文献》,1991年第1期,第276页。
493汤涤(1878.1948),字定之,号乐孙,亦号太平湖客、双芋道人。江苏武进人。清代名画家汤贻汾曾孙。山水学李流芳,以气韵清幽闻名于世,善画墨梅、竹、兰、松,用笔古雅,自成一家。在北京画界任导师多年,晚年寓居沪上。
494林志钧(1879-1960),福建闽侯人。字宰平,号唯刚、北云。民初在北京,曾任司法部参事、民事司司长。后任北京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常务委员。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文学院。善书法,精于诗词文辞。与余绍宋为莫逆之交。1949年余绍宋病故杭州,林宰平有‘哭越园》诗,并撰《龙游府余君越园墓志铭》。著有《北云集》。
495孟森(1868.1938),江苏武进人。字莼荪,一作莼生、莼孙、纯生,又字苏武,号心史。1901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政法大学,1904年返国,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并从其学诗。在沪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共和国执行书记。后又任国会议员。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从此专心学术研究。次年于《小说月报》发表《董小宛考》,1931年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钻研明清史,搜辑史料颇富。著有《元明清系统记》、《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1937年冬北平沦陷。日军因其撰有《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勒其交出此图,抑郁而终。
496郁华(1884.1939),浙江富阳人。字曼陀,别署曼君，曼公。日本留学与余绍宋为同窗。1910年回国,供职北京外务部。1913年赴日本考察,归国后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大理院推事、兼任朝阳大学、东吴大学法科教授。撰有‘刑法总则》、‘判例》讲义。1929年调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推事及庭长。沈阳沦陷,日本拟委以要职,不就, 潜回北平。1932年至上海,任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刑庭庭长。“八·一三”后,留上海,坚守司法岗位,对日特汉奸,严予制裁,终遭敌特暗杀。善书画，著有《静远堂诗集》。
497梁敬錞(1890-1984),福建闽侯人。字和卿、和钧。北京大学法科专业毕业,入林长民幕,兼北大讲师。后赴英伦敦大学攻读经济,1920年回国。历任司法部参事、北大、朝阳大学教授、修订司法馆总纂、国民最高法院推事、宁夏高等法院院长。抗战时任全国直接税务局局长等。抗战胜利后任财政部主任秘书等。1948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等。1965年赴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欧战全史》、《九·一八事变史述》等。晚年撰有《余庐谈往·记余越园、林宰平交谊》一文(见台湾《传纪文学》杂志)。
498余启昌(1882-?),浙江绍兴人,字戟门。1911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回国后曾任户部主事。民国后历任法制局参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官训练处处长兼法典编纂委员会顾问、大理院院长兼司法惩戒委员会委员、修订法律馆总裁。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教职。著作=有《民法亲属编》、《实用司法令辑要》。善画山水。
499王云(1887-1934),江西丰城人,字梦白,号破斋主人。擅绘花卉翎毛及走兽。有才华而性格乖僻,好骂座,朋友皆远避之。曾寄寓衢州,后入京。穷困潦倒,1934年病故于天津。
500蒲殿俊(1875?1876-1935),四川广安人。字伯英,一字沚(?),笔名止水。光绪三十年进士，后留学日本,主张君主立宪。1909年任四川咨议局议长。1911年铁路风潮发生，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唯求保路,反对起义。武昌首义后,伙同川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后至北京任内务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五四运动后主持《晨报》,又创办《实话报》和《戏剧月刊》。
50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4页。
502余绍宋撰《余绍宋日记》,第壹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87页。
503《燕京杂记》,第119页。
504《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7页。
505《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30.132页。
506“本日画社开课,因未赴署下午观定师授课,六时始毕。”《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21页。
50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72页。
508宣南画社于1917年成立,至1919年12月,已举办137次。参见《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5页。
509《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49页。
510《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71页。
511《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355页。
512《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378页。
513余绍宋于1934年重游北京,余戟门提议重开画会,在余绍宋居京二十余日中,画社曾集会两次。《余绍宋日记》,第捌册,第126、138、155页。
514马叙伦(1884.1970),字彝初、夷初,号石翁,晚号石屋老人。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早年参加同盟会、南社,辛亥革命后历任清华、北大教授。1946年发起组建民主促进会。青少年时期即与余绍宋熟识,于光绪末年共事江山文溪书院。著有《马叙伦学术论文集》、《(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
515余子安《余绍宋先生年表》,浙江省博物馆编‘余绍宋书画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120页。
516《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21页。
517万青力认为“余绍宋是民初美术史上南风北渐的重要人物,他对北京画坛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载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美术研究》,2000年第4期，第46页。从当时的史料看确实如此。
518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又字卓儒,号任公。早年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主编《清议报》,又创《新民丛报》。民初回国,曾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呼帝,他与蔡锷组成护国军讨袁,又组织宪法研究会,曾任财务总长。一生著述丰富，影响巨大。有《饮冰室合集》传世。梁启超与余绍宋在日本时即相识，居京期间互相交往颇多,192-1928年在天津时来往最为密切.
519张菊生(1867-1959),名元济,字筱斋。生于广东,原籍浙江海盐.光绪壬辰年(1892年)进士。曾任总理各国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1898年于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后任公学总理。1901年，投资成立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
520《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2页。
521《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522余绍宋在北京时与周肇祥互有交往。“赴古物保存所访周养庵(周肇祥),索阅《赵松雪六体千文》,甚精。其中章草有甚奇异者,因劝养庵影出。”《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63页。
523《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25页。
524《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7页。
525《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18.122页。
526《余绍宋书画集》,第120页。
52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99.100页。
528《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3.64页。
529《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72页。
530《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25页。
531《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17页。
532《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38页。
533《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75.76页。
534《黄宾虹年谱》,第237-238页。
535《黄宾虹年谱》,第332页。
536《黄宾虹年谱》,第332页。
53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16页。
538《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16页。
53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42页。
54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37页。
541“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行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文入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陈师曾《文人画之 价值》,《绘学杂志》,1921年第2期。
542《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83页。
543《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84页。
544《余绍宋日记》第肆册,第693页。
54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19页。
546徐昌酩主编《上海美术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第677页。
54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3页。
548《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6页。
54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2页。
550《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7页。
55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1页。
552余绍宋在听闻陈师曾病逝的噩耗时,首先肯定的是陈的人品,而非画艺：“夜得刘崧生电话,惊悉陈师曾病殁南京,复为陨涕。师曾人品极高,天才卓越。使假以年,诗书画皆可成家,不料竟死也。”《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7页。
553《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0页。
554《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2页。
55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2页。
556《民国人物碑传记》,第36页。
557《民国人物碑传记》,第36页。
558余绍宋《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述》，连载于《晨报副镌》,1926年,第56、57期。
559《余绍宋：画学及书丽实践研究》，第88-93页。
560周积寅、耿剑主编《俞剑华美术史论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67页。
561《俞剑华美术史论集》,第168页。
562《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0页。
563余绍宋编撰《书画书錄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2003,第3.4页。
564《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56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167页。
566《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42页。
56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22页。
568《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40页。
569《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20页。
570“汤定之来劝我卖字画,因请其为我拟润格,井致书宰平请其为我定卖字例。”《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56页。
571陈重远《文物话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第240-241页。
572余绍宋的日常收入应主要来源十担任公职所得薪水。1922年,余绍宋就曾有因政府数月未发薪水迫不得已捡旧书画出售以补炊米的举动。《余绍送书画论从》，第316页。
573《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8页。
574《白石杂作》,第12页。
575《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5.256页。
576汪溶(1895?1896.1972)安徽歙县人,字慎生,别号满川村人,曾用名秋蓉。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毕业,研究国画多年,入辅仁大学修业五年。1934年后,任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并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秘书等职,著有《监狱修身教科书》。
577《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56页。
578《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61页。
579《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22.123页。
580《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9页。
58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9页。
582《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0页。
583《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0页。
854《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0页。
58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72页。
586《湖社月刊》,第63期。
587齐白石在三十年代的润例为：“二尺10元,三尺72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页6元,一尺内8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8元,小者不画。如有先已写字者,画笔之墨水透污字迹,不赔偿。凡画不题跋,题上款者加10元。刻印，每字4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为度,字小不刻,字大者加。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者加10冗。石有裂纹,动刀刻破者不赔偿。随润加二。无论何人,润金先收。”《齐白石的一生》,第222页。值得注意的是,仅从润格对比,此时的余绍宋似乎已经比齐白石商业化的更为彻底。齐白石提出的鬻画条件比余绍宋更加苛刻,而余绍宋的鬻画门类则比齐白石更为具体。
588《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470页。
589《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12页。
590《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52.53页。
591《俞剑华美术史论集》,第110页。
592《东游日记》,第12页。
593陈师曾为文人画的传统价值,作出了精彩的辩护。金城亦认为“学画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之心得。”《北楼论画》，《湖社月刊》,第1期,第16页。马晋认为“作画学古人,而能变易其法,即不流为离堵间物。”《湖社月刊》(天津古籍书店影印版),1-10册,第63页。汤涤的个人体验更为具体：“仆画无师承,亦不喜讲宗派,兴至挥洒,雅不愿为古人门径所拘。然根底未深,所见名迹不广,又无良师益友,久之恐流入荒率一路。故取明季以来,仆所崇拜而以为可以企及者,如李长蘅、程梦阳、吴梅村、查士标、黄小松一流,大都清逸绝俗,笔有性灵,且流传真迹较多,便于取则。若石涛石谿其人,胸有奇气,功力既深,变化义多，断非学力所可至者,仆亦不愿苦心力而为之奴隶。云林曰，画以为吾胸中逸气耳,诚为千古不易之言。诸君画,笔非不清雅,特画法未尽明了,用笔用墨又欠讲求。仆以为学画须分两时期,其始根基未立,当于芥子园著手,若树石苔点皴法,却有门径,然后再事临摹，临摹之法,莫若以娄东一派入手,以其最正当而无流弊也。仆不敢为高论,本其经验所得者,为诸君言之,倘以为不谬,随后再细为讨论可也。”《汤定之谈话笔记》,《湖社月刊》,第43期,第3页。胡佩衡也认为于古法中生新趣为佳：“作画与作文作诗相似,惟陈言之务去,作诗文若不能推陈出新,篇篇雷同,便无佳构。惟画亦然,每幅必有新意始有趣味。有某画家者,日仿麓台,鲜有变化,千篇一律,性灵全无,此不过就章法变化而言者,亦须求新,时尚清湘,我亦消湘,时尚八大,我亦八大,总随人家脚跟转移，意境便不能新颖。必人学清湘,我学八大,人学半亩,我学四王，古画之派别甚多,任我择取,总要推陈出新,与人不同,如此意境自新，不同凡响矣。”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8期,第4页。虽然民初北京的画家群体取法于古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则殊途同归。
594“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明]李维桢《慕农》,引自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69页。
595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进士。历任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曾因弹劾李鸿章而名动一时。著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遗文若干卷。梁以张之洞幕下之学者而知名,入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曾自愿守护崇陵。1916年得陈宝琛举荐,为溥仪帝师,1917年曾参与张勋复辟。梁鼎芬之母系余绍宋之姑祖母,因而余绍宋称梁鼎芬为表伯。两人往来颇多。但从余绍宋日记看,彼此也仅限于书画一道的交流与共鸣。如“赴梁宅,表伯(梁鼎芬)出所藏《倪文贞诗稿墨宝》,精绝。后附有《题元祜党人碑后》真迹。”“下午到梁节老处借到万年少时为顾亭林作《秋江别思图》及《归玄恭画竹卷》,后有亭林跋语及诗。髯老(梁鼎芬)题前卷曰《顾船》、后卷曰《顾诗》。诚精绝之品,则录于杂记。”“在梁宅得观《王船山真迹》”。《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39.140页。关于粱鼎芬事迹,可参看王森然《梁鼎芬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0年第2期。
596以手卷为装帧形式历史悠久。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步辇图》等,均为手卷装。随着册页、卷轴等装帧形式的出现与发展,手卷则逐渐减少。手卷章法不易安排,绘制费时费力,至清末民初以手卷形式作书画者已殊为罕见。余绍宋能以如此复古的形式描绘梁鼎芬归葬的场景,应含有极为深切的意图。
597余绍宋曾称“余最爱黄鹤山樵画,笔意苍劲。”《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70页。这幅《梁格庄会葬图》从构图到用笔均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颇为神似。
598《梁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3页。
599曾习经(1867.1926),广东揭阳人。字刚甫、刚父。光绪十八年进士,官户部主事。张勋复辟时授度支部左臣。工诗,近体出入唐宋。有《曾刚甫诗集》、《蛰庵诗存》等。能书,善画山水、人物及梅花。
600《梁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3页。
601《梁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3页。
602此卷画心高31.7厘米，长179.1厘米。引首及拖尾序跋长达十余米。题跋者分别为：余绍宋、曾习经、陈宝琛、秦树声、朱益藩、黎湛枝、胡祥麟、陈庆佑、朱汝珍、汤涤、陈衡恪、温肃、郑孝胥、梁用弧、吴昌绶、康有为、李滴青、万绳栻、韦口、陈湘乡、江瀚、黄节、袁励准、邵章、周贞亮、罗淳口、赵尔巽、陈庆稣、谭祖任、李家驹、朱孝藏、王潜、袁思永、袁思亮、黄孝纾、王廷扬、叶尔恒、刘承干、叶玉麟、邵章、陈三立。
603《粱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6页。
604余绍宋在自题中仅用寥寥数语,阐述了粱鼎芬葬于梁格庄的缘由，慨叹性的语句一字未现,与其余四十人的题跋内容形成鲜明对比。
605《粱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7页。
606老舍《老张的哲学》,引自杨义《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22.24页。
607《琉璃厂杂记》,第75页。
608李景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2页。
609《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第3-8页。
610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611《艺林月刊》,第9期,第93期。
612“从1937.1945年,北平沦陷的八年中，零售物价上涨2200倍。”《民国北平历史》,第191页。因此本节针对画家生活状态的考察,时间大体限定于1912.1937年间,此时期物价稳定,对应于画家生活的分析也更具实证性。1937年以后由于时局动荡,物价起伏波动较大,画家在做具体交易时,其书画价格与实际购买力差异悬殊,不便于做学术性的细微考量,因此1937年之后暂不在本文考察时间范围之内。如齐白石在1946年去南京、上海举办展览,“我带去的二百余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囤积倒把的人)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堆积如山……(卖画)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画还买不到几个烧饼……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白石老人自传》,第102.103页。史树青曾回忆：“我师陆和九先生于1941年在北京悬润,有七绝二首,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时人瞎说我名家，艺术天才众口夸。若论价格比歌舞,赚钱不及纺棉花。名家笔墨化云烟,一例缝穷只要钱。我亦为钱忙到老,惹人笑骂学时贤。”《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序言。黄炎培在抗战胜利时,一度卖字为生,其润例写有“非我高抬身价驱人前,无奈法币膨胀不值钱。”《艺林散叶》,第214页。
613《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7页。
614《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5页。
615《己未日记》,第7页。
616《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04页。
617《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第8页。
618《黄宾虹年谱》,第379页。
619《黄宾虹年谱》,第378-379页。
620《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04.105页。
621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发行,民国19年(1930),第96页。
622《上海生活》,第49-50页。
623《上海生活》,第50页。
624《上海生活》,第50页。
625赵柏田《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3、60页。
626《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25页。
62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40页。
628《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629《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2页。
630《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631齐白石在回忆中不提其它画作形式,单以扇面举例,是有着’定历史渊源的。扇面在民国时期的需求量较大。一柄名家所绘扇面,代表了持扇人的身份与品味,挥扇祛暑的同时又能展现风雅情怀。因此当时讲求雅致的文人学者或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对于扇面均有所需。画家的润例中大多也都有扇面价格标出,即是这种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郑逸梅曾回忆：“从前的人们,把画来代表人格的，入其室,丹青四壁.尽为名.家超逸之笔，这个主人襟怀的雅淡，也就可想而知。还有折扇在握,携笔出门,在挥扇时候，人们瞧到了丹青名家署款，使知道这个人士很有来历的，便不敢来欺负你、侮辱你，无形中省却了很多麻烦。”郑逸梅《国画淡》,1934年1月18日。因这股风气使然,以致当时有些求画扇面的广告都显得雅致非常：“郑虔三绝,首重丹青。米芾一家,专攻水墨。足下传神阿堵，不让古人。逖听下风,久仰声誉。兹值东君已去,亦帝司晨，非清凉公r,不足以驱酷热。奉上素纨一面，乞赐数笔，挥可就。聊试君风雨之毫，五日为期,莫负我云霓之望。”《学生文艺丛刊》,1925年第4期。
632选编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891.1097页。
633《艺林月刊》,第21期。
634《艺林月刊》,第21期。
635《己未日记》,第12页。
636溥心畲在1933年的润例为：“堂幅六尺一百二十元五尺八十元四尺六十元三尺四十元三尺以下三十元屏幅减半以四尺为一堂单条照堂幅例册页每方尺二十元手卷每方尺二十元纨折扇每面十元(细笔题诗加倍)。”他的八尺堂幅按价格推算,至少比胡佩衡的画价高出四十元,而扇面每幅价格也高达十元。《湖社月刊》,第63期。
637《神州吉光集》,1923年,第6期。
638《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第2页。
639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640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1期,第2页.
641《艺林月刊》,第91期,第15页。
642《湖社月刊》,第86期。
643《湖社月刊》,笫55期。
644魏京伯《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鲁迅风》,1939年,第1.19卷。上海书店影印版,1982,第226页。
645《艺林月刊》,第78期,第15页。
646《艺林月刊》,第79期,第15页。
647《艺林月刊》,第80期,第15页。
648《艺林月刊》,第82期,第16页。
64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2页。
650过旭初(1902.1992)又名遇春,安徽歙县人,与其弟惕生在围棋界有“大过老”、“小过老”之称。黄宾虹曾在过旭初落魄时出手相助。《黄宾虹年谱》,382页。
651《黄宾虹年谱》,第384页。“周”即周肇祥。“李”为李书华(1890-1979),河北昌黎人,字润章。早年留学法国,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4年4月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界评议会评议员。“过”为过之翰(1884.1965),安徽蒙城人，字观宸,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
652《黄宾虹年谱》,第384页。
653《黄宾虹年谱》,第386页。
654《黄宾虹年谱》,第386页。
655对于围绕展览所举行的种种应酬与宴请,并非仅是北京一地的陋习。王个簃曾绛回忆：“当时我的不少画友都开了个展。有的场面很大,邀请符方名流、师长和画友前去观赏、指教,搞得热热闹闹。……办个展,特别是第一次个展,总是要请一些社会名流、画友、新闻记者聚一聚，吃顿饭。这种风气在旧社会是盛行的,所以我也不能太例外。……在个展展出期间,票房的收入也不错。……这次个展的展品卖掉很多，有的人不但自己买,还替朋友定预订。……个展卖出了不少画，收到的钱除了支付‘定开销外,还余下不少钱,可以用来印画册。”王个簃《王个簃随想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2,第93页。
656《黄宾虹年谱》,第386页。
657石谷风《三十年代的北平画坛》, 载《黄宾虹年谱》,第384-385页。溥心畲的弟子刘继瑛曾经亲眼见到：“有时他们会分别坐在一条长案的两头,案边摆放些许空白册页,二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又将尚未完成的作品掷向对方,由对方补齐题款。”(溥心畲当时居颐和园介寿堂,张大千住颐和园的听鹂馆,两人互有切磋)彼此的关系可见一斑.王亚楠《艺海往昔—九旬老人刘继瑛和她所经历的京城画坛》,《荣宝斋》,2012年第3期,第281-282页。
658《北平晨报》副刊《北晨艺圃》,1935年5月22日。
659《北平晨报》的首席记者赵效沂,后来定居台湾,晚年曾写有一本回忆录《报坛浮沉四十五年》(白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其中有一段描写于闇的文字：“于非闇，旗人,兼写《艺圃》小方块,颇为中年以上人士所喜读,他自己能诗,能书,能画,能刻印.能饮,有‘清客’作风,在旧艺文界吃得开。张大T‘游故都时,与于时相交游,‘南张北溥’的雅称,即出自于非闇手笔，流传至今。”《大观》,(台湾)2010年第4期。
660《艺林月刊》,第85期,第15页。
661在杨逸所著《海上墨林》一书中,仅记载清末以来寓沪的职业书面家就达二三百名之多。而在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仪列出北京现代名画家33人,现代诗画家87人,现代艺术雕刻45人。参见杨逸《海上墨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马芷痒编《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民国24年(1935)。
662名单所列大多为当时在北京画界拥有较高声望且颇具代农性的书画家。非职业画家主要指在画界以外还担任过其它社会职务。参考马芷痒编《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民国24年(1935)。
663《艺林月刊》,第60期,第15.16页。
664《白石老人自传》,第2-5页。
665《白石老人自传》,第70页。
666《白石老人自传》,第73页。
667《白石老人自传》,第74页。
668如被誉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也时有这种提携之举：“民国北京籍画马名家马晋,自幼接触满清王府里的马,培养了画马的兴趣,而后对马写生,亦临摹前人画马作品。1917年在北平司法讲习所任录事时,恰逢康有为写出推崇郎世宁画法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在康氏主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马晋从临摹郎世宁的《十骏图》开始,走上了取法郎氏法却更加中国化的道路,他师从金北楼,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后,这种取法也得到金氏的认可,并在《绘学杂志》第2期(1921)上发表为之拟定的《湛华馆润格》。”薛永年：《马晋先生及其绘画》,《美术之友》,2001年第11期。湖社画会也曾为自己的会员定制润格,大力推介。
669《民国人物碑传集》,第693页。
67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10页。
671汪辟疆《光宜以来诗坛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18页.
672王彬《中国名画家全集溥心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5页。
673《浦心畲的艺术与生活一启功访谈录》,(台湾)《雄狮美术》,1993年第10期,第34页。
674《艺林散叶》,第331-332页。
675王世襄《锦灰二堆：王世襄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35页。
676如某次湖社画会曾举办展览,居然“以宣统弟妇唐怡莹之作品售出最多。”《湖社月刊》,第91期,第15页。
677《湖社月刊》,第67期。
678陈重远《文物话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第240-241页。
679《我的前半生》,第158页。
680《艺林散叶》,第265页。
68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6页。
682《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3页。
683《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8页。
684《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685《白石杂作》,第12页。
686《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67页。
68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2页。
688《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9页。
68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8页。余绍宋在1924年开始悬润鬻画,引文是他在1937年的日记中所写。
690这种文人心态的根深蒂固,甚至促使余绍宋不仅自己不举办个展,也极少参观他人个展：“赴民众教育馆，看夷初之书法展览会。观者寥寥,售出之件不过三数。夷初且自行在场招待，殊失身份。余生平最不喜开所谓个人展览,以其失品格也。昔曾有文专论之,故凡此中会皆不往观。今日特以夷初故一破例耳。”《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77页。
691吴昌硕当时为陈半丁所定润格为：“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铭“吴俊之印”)。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第88页。
692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7期,第3页。
693金城《画学讲义(续)五○》,《湖社月刊》,第60期,第3页。
694俞剑华《职业画家与副业画家》,《时代艺术》,1949年第4卷第1期。
695两本杂志均保持了偏于传统的编辑品味。翻看共计190期的《艺林月刊》以及100期的《湖社月刊》,所刊载的图文,均以代表传统艺术的金石碑帖、名家字画、古物珍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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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1947年9月21日。
31934年,《汗血周刊》发表《海派与京派的末日》一文,对两派的争论作出如下总结：“海派与京派这一名辞的对立,本是京剧中的一种划分,就地域上说,例如在上海唱的,就是海派,在平津唱的,就叫京派……至于今日的所谓文坛,也闹着什么海派京派,这是作俑于周氏仲昆——作人,鲁迅,而形成于丁玲的朋友沈从文。……在几年前,周作人先生执教鞭于北大之余,在语丝上写了一篇「上海气」的文章,说「上海的文人,商人气味太浓厚,把文章都弄成商品化了」：以后鲁迅先生,坐在普罗的象牙之宫。又作了一篇「上海文艺之一瞥」,说上海的文艺,是才子佳人化,一个个都是贾宝玉,或林黛玉,什么鸳鸯蝴蝶,三角四角的闹不清：这样一来,于是为了攻击对方,或批 评某人,最适合的莫过于给它带上一顶「海派」的头衔。……最近,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写了一篇「论海派」,集周氏弟兄之大成,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赛」相结合,便成功了所谓海派」……我们试看所谓京派与海派的内容,无论怎样变来变去?总依然是万法归宗,儿脱不掉狐狸的尾巴：京派不过是普罗幽默的混血儿,一个坐在三层洋楼上,高喊无产阶级的革命：一个坐在大学黄宫里,大谈有闲阶级的口口……同时他们又有卢布的津贴,教授的薪金,也自然无须乎「商业竞赛」,便会有一般的书贾编辑,来奔走远迎：此即京派所以为京派,与瞧不起海派的原因。至于海派,既无卢布可拿,又无大学教授可当,他们不得已,只有卖身投靠,如乌鸦,蝴蝶之流,不仅文字商品化,就连人差不多也都商品化了：诚如杜衡先生所说：「他们不如此,便不能生存」：所以他们只得在又不惹祸,又可生财的原则之下,来迎合一般书店老板的心理。成天哼着爱之曲,开口情哥哥,闭口甜妹妹的来一部一部的多量生产,这是海派被成立的原因。这二者的分量,差不多是半斤与八两之比,在复兴民族的三民主义文坛上,我们都用不着!”王梦飞《海派与京派的末日》,《汗血周刊》,1934年第13期。论者用不无揶揄的口气对两派的争执均作出了批评,但也同时指出,导致两地文学在形式及内容上的差异,实际与两地作家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态息息相关。
4《真善美》,第2卷第2号,1928年6月16日。
5“金拱北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及其归也,乃为北平广大教主。其画,青绿浓重,金碧煊填,日人购之,盖兼金焉。号为南画正宗,而识者病诸。萧谦中齐白石更起而代之。其画，近龚野遗，参以谢时臣、张夕庵。日人争购,又兼金焉。拱北一派,浙以消息。今所存者,金淘淘、尹同愈、祁井西数人而已。而萧齐弟子,乃遍河北。”陈小蝶《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美展汇刊》,1929年4月。
6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绘学杂志》,1921年第1期。
7《北楼论画》,《湖社月刊》,第1期,第16页。
8周肇祥《东游日记》,京华印书局,民国(1912.1949),第12页。
9王忠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332页。
10《湖社月刊》(天津古籍书店影印版),第1.10册,第631页。
11《汤定之谈话笔记》,《湖社月刊》,第43期,第3页。
12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8期,第4页。
13[英]苏利文《北京的保守主义——1900-1937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新艺术家》,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248页。除去此文的观点值得商榷外,文中的几处硬伤,也体现出苏利文对民国前期北京画界相关史料还存在知识上的欠缺。如他认为“金城(金拱北)发起组织了作为北京的两个主要文人画家社团之一的湖社”、“他(金城)出版了多年《湖社月刊》,后来该刊由他的对手周肇祥接管。”(第243页)“在他(齐白石)的学生中,有陈年、徐悲鸿……。”(第246页)而实际情况为金城与周肇祥等人于1920年共同筹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则成立于金城逝世后的第二年(1927)。《湖社月刊》由金城之子金潜庵创办于1927年,周肇祥于1928年创办《艺林旬刊》。金城在世时并没有参与主办期刊事宜。齐白石与陈半丁并无师生之谊,两人是身份平等的交往关系。齐白石仅是曾让自己的儿子与孙子拜陈半丁为师。参见《白石杂作》,第12页。载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这种史料的误读,无形中也将历史人物的客观价值进行了主观上的曲解。
14[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45页。柯文在此书中通过学术史梳理，总结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历经的三种预设模式及其弊端：1、“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认为在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2、“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3、“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符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端。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实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他们均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他们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足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如同柯文所分析得这么明显的三种学术路径上的误读,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简单化、平面化、二元对立化的研究模式,度还是非常盛行。目前的近代艺术史研究,虽然在学术观念上有了很大进步,取得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是比附“现代性”的“以论代史”,以及过于强调和关注中西冲击所产生的迂回领域,并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预设性的学术概念与学术框架,又将近代艺术史的研究,引向了另外一条学术歧途。其实在学理层面,这种状况也暗合柯文所论及的三种穿凿附会化的研究模式。如何在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实证的两条学术指向间,走出一条更加切合近代艺术史肌肤的研究思路与叙事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15《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6页。
16[英]苏利文著、徐坚译《艺术中国》,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第237页。
17《艺术中国》,第237页。
18《艺术中国》,第239页。
19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第1页。
20《中国现代绘画史》,第48页。
21[美]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第二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57页。
22陈永怡《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第13页。
23杨念群《中层理论一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38页。葛兆光也曾指出,“源于西方的这种权力与知识格局如何虚构了东方的历史,并使它成为常识。……我们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史》中的五阶段论,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叙述,并用苏联式的历史话语、历史时间、历史视角来重新建构中国历史的,这种也是从西方过来的社会史框架,一方面瓦解和重组着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的王朝体系,一方面设计和建构着西方语境下才能理解的历史体系,比如封建社会、比如资本主义萌芽等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127页。
24民国时期的指称多为北京画界,或北京画坛,还未有明确的如戏剧或文学领域的“京派”专称。建国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海派”、“岭南画派”研究的广度及深度的增加,“京派”或“京津画派”的学术概念也被不断提及。云雪梅在《收藏家》2000年第11期发表《民国时期的两个京派美术社团》；2002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丛书,将“京津画派”单出一集,正式与“海派”、“岭南画派”并列。晏少翔、初国卿《“湖社”与20世纪京津画派的崛起》发表于《美术之友》2003年第6期；2004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组织“京津画派专场拍卖”,并由长城出版社出版《京津名家绘画选集(壹)》；《美术》于2005年第8期分别刊登朱京生《京派绘画四题》、杨丹霞《民国时期“京派”山水画溯源》；《荣宝斋》于2006年第3期刊载刘曦林《京派与北京中国画坛》一文；2006年7月,由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所举办的匡时论坛,刊发《论京津画派》；赵权利于《美术观察》2007年第2期发表《“京津画派”研究》：直到2012年,宛少军发表于《中国美术》2012年第1期的《京派绘画的价值重建》一文,还在为“京派绘画”作学理合法性上的论证与价值诠释。从这个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大致可以看出,“京派绘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形成史,只有短短十年左右,且称为“京派”或“京津画派”,还有着定义及内涵上的分歧。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内容看,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与“海派”及“岭南画派”比起来还是显得非常薄弱。
25中国中心观的学术取向有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 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符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65页。
26李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集群的地域分布与社团活动》,《美术》,1994年第5期。
27李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集群的地域分布与社团活动》,《美术》,1994年第5期。
28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美术研究》,2000年第4期。
29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美术观察》,2002年第4期。
30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美术观察》,2002年第4期。
31杭春晓《温和的渐进之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32薛永年、朱京生等《论京津画派》,《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
33薛永年在其《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一文中其实已经注意到这点：“两种身份中的一种是政治官员而兼文人与画家……另一种则是民初颇有声望的传统派名家。”但足依旧单独提取出他们仅作为书画家一面的角色进行分析。
34这种研究思路其实也与历史氛围有关。余英时就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思.斯大林主义者鼓吹的五阶段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视为正统,至少在理论士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诠释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第5页。
35“上海的书画家群体中便容纳了风格习气迥异、性格追求不一的艺术家,他们都被上海的商品经济大社会所笼罩所统一。处在这个商品化的大环境中，商业化、世俗化或市井化的商业取向必然或明或晦的左右着他们的艺术活动和创作。……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各地书画家流向上海,接受商业社会的洗礼。在这里,商业化进程使得上海画坛成为各地艺术家鬻艺的大卖场。”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36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37《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第13页。
38姚雪垠《京派与魔道》,《芒种》,1935年第8期,第285页。
39薛永年、朱京生等《论京津画派》,《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
40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372页。
41史树青《周肇祥与中国画学研究会》,《收藏家》,1994年第3期；云雪梅《金城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美术观察》,1999年第1期：孙瑜《从北大画法研究会到中国画学研究会——民初画坛致力画学进步的两种取向》,《美术观察》,2005年第4期。
42吕鹏《湖社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3参见杭春晓《温和的渐进之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博士论文,第123-133页。
44莫艾《蔡元培与北大画法研究会》,《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
45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民国北京艺术类期刊杂志尚有很大学术空间有待发掘,如《湖社月刊》、《中和月刊》、《北洋画报》等。
46有关齐白石的研究虽然已汗牛充栋,但是从齐白石三上北京,逐步职业化过程中的个体心史视角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周肇祥作为民国前期北京画界极为活跃的人物,对他的关注非常薄弱。史树青在《收藏家》1994年第3期发表《周肇祥与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文,较早介绍了周肇祥在京参与艺事的情况。叶芷在《收藏家》1996年第3期，发农《周肇祥旧藏拓片整理札记》,简要介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藏周肇祥旧藏拓片的内容。周峰《周催祥批注(渤 海国志)》,发表于2001年第1期《克山师专学报》,介绍周肇祥对《渤海国志》的分析整理情况。徐翎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艺林)杂志研究》,文中第五章对《艺林》杂志主编周肇祥做了基础性的梳理工作,对其生平、仕途、艺事均有涉及,文后附有《周肇祥年表》。毛建波所著《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一书,对余绍宋的生平艺事及画学思想,有着比较全面的解读。
47所谓影响力,并不仅仅指绘画层面,而是出自一个综合的考量。如参与艺术教育、艺术展览、艺术市场、艺术著述等,这种影响力更多的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展现出来。针对民国前期北京画家的研究,之前多聚焦于陈师曾、金城、齐白石等人,而关注之基则是出于他们在绘画及画学领域的丰富呈现。周肇祥纯以绘画论,则被归入当前有的研究者所谓“小名家”之列,而不予以足够重视。但是返回历史现场,从其具体活动及发挥作用来审视,他在北京画界的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48余绍宋虽然担任司法部参事十余年,但是并未以其官员身份而动用各种资源参与艺术活动,这点与周肇祥是截然不同的。他参与组织带有文人雅集性质的宣南画社并持续达十二年之久,宣南画社纯粹以遣兴述怀、书画自娱为主旨,又与金城、周肇祥等官员画家组织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内容大相径庭。余绍宋参与艺术市场的微妙态度,则又是大多数文人画家所具有的普遍态度。
49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其部分于稿现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余绍宋《余绍宋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32页。本书第一次公开出版了齐白石的大部分重要手稿。分别为《癸卯日记》(1903)、《寄园日记》(1909)、《己未日记》(1919)、《庚申日记并杂作》(1920)、《辛酉五次北上记事》(1921)、《白石杂作》(1921)、《壬戊纪事》(1922)、《蜀游杂记》(1936)、《丙子杂记》(1936)。除《寄园日记》,其余均为首次面世。相对于那些经过主观裁剪加工或者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文献资料,如期刊杂志文章、书画题跋、个人专著、回忆录等文字遗存,日记其实是探究个人心史更为贴切的一手史料。但是在使用时也需注意立足“基于同情之理解”的分辨使用,以防陷入“罗生门”般的多重叙事之中,进而得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50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51《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王海为中心(1843-1948)》,第13页。
52【清】戴璐《藤陰雜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94页。
53王冶秋《琉璃厂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63,第3页。此篇碑文,戴璐在其《藤陰雜记》中记载为孟潞当时乞朱筠作文勒碑,后收录于其《笥河文集》中,钱大听在《潜研堂文集》中也有记述,但出入较多,王冶秋在互校之后录出全文。
54朱筠《改葬故辽李公墓纪》,载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27页。
55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十,载《琉璃厂小志》,第29页。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并曾迁至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后来主讲钟山、紫阳等书院。乾嘉朴学大家,精通经史及音韵、训诂之学。撰述甚多,如《唐石经异考》、《声类》、《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潛研堂文集》等。
56清代汪启淑所撰笔记,有《焠掌掌錄》、《水槽清暇錄》十六卷,这部书首先指出琉璃厂为辽代海王村。参见谢国桢编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5页。
57叶祖孚《北京琉璃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9页。
58琉璃厂小志》,第3页。另清代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载有，“盖明清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粱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引自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第5页。
59“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成祖定都北京,北依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乃以北平为直隶。”“京师,禹贡冀、兖、豫三州之域,元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四月分属河南、山东两行中书省,二年三月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治北平府’,先属山东、河南皆复其旧……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罢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后军都督府，罢北京行部,直隶六部。洪熙初,仍称‘行在’,正统六年十一月罢称行在,定为京师”。【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881.883页。
60“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多明成祖永乐时旧物。木各有名,刻字为记。其最大者,曰樟匾头,又曰张点头.圈经二丈余。又王二姊、嫌河宽、混江龙等名,朽烂弃掷,对面人立,尚不相见.”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399页。
61《明史·志》七,第881页：“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
62万历时《西宮鼎建记》一书中记载到：“琉璃、黑窑工程重大,非军不可售事……查得旧例：锦衣卫拔军一千名……两窑用柴9700余万斤，约银14万6千余两,题准砍伐南海子树木合用抵无……”。参见《北京琉璃厂》,第11页。
63[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88页。
64《旧京琐记》,第88页。
65《琉璃厂小志》,第313页。
66【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页。
67《吴梅村全集》,第2页。
68【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载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45页。
69《藤陰雜记》,笫94页。
70【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9页。
71“黑窑厂为明代制造砖瓦之地,本朝均交窑戶备办,此厂遂废。其地皮垅高下蒲渚参,都人士登眺往往而集焉。”【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459贞。
72汪文柏《柯庭余习》,引自《琉璃厂史话》,第14.15页。
73“康熙四十年議：琉璃亮瓦廠房屋,例征地租。今改為按間收租,交大興縣征解户部；凡官員有力之家征銀,贫窮小民,准按季征錢。四十一年議：征錢者,量免其半,隻身贫寒之士免征房租。仍以官地起租。雍正三年諭：嗣後只征地租,免其按間計檩,逐月翰纳。”《大清会典事例》,载《琉璃厂小志》,第52页。
74【明】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第八卷(天津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4页。
75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文选(1950-198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第131页。
76【明】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第八卷(天津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4页。
77《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5-189页。
78《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187页。
79【清】孙承泽《天府广记》二,卷四十二,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259页。
80《旧京琐记》,第88页。
81《宸垣识略》,第445页。
82【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48页。
83《帝京岁时纪胜》,第9页。
84[清]劳之辩《静观堂诗集》,载孙殿起辑、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22页。
85[清]秦松龄《苍岘山人集》,载《北京风俗杂咏》,第5页。
86胡应麟《少室山房集》,载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第8页。
87王士祯曾评价胡应麟“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减鄴侯,日枕席坐队其中,世間事燕足上眉尖胸次者……家弟每嘖嘖足下遇目不忘,髫卯時讀書幾於等身,今已學燕不窥,浸浸有雄視百代意。”吴晗《胡应麟年谱》,《清华大学学报》,1934年第1期。
88【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9页。
89王士祯《香祖笔记》,载《琉璃厂小志》,第312页。
90极为巧合的是,琉璃厂内李内贞的墓葬是在三年前的三月间发现,朱筠还曾为其作《改葬故遼李公墓紀》 ·文以悼之。三年后的三月,又是朱筠的建言,直接促成了琉璃厂成为文化市场的契机。
91朱筠的建议是：“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宜开馆校书,择要进呈；四、金石、图谱所在必录。”《筒河文集》卷一,载张舜徽编：《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284-285页。
92翁方纲《復初斋诗注》,载《琉璃厂小志》,第32页。
93刘墨《乾嘉学术十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196页。
94《琉璃厂小志》,第323页。
9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237页。“李文藻，號南潤.益都人。乾隆辛巳進士……好聚書2,每入肆,見異書,辄典衣取债致之,义徒友朋借钞,藏弆数萬卷,皆手字讐校。其為學無所不赅,慨然以裒輯為己任。曰《所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祥列其序例卷次,誌其刊鈔歲月。”
96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张江裁辑《京津风土丛书》,双肇楼(铅印本),民国27年(1938)。
97《京津风土丛书》,民国27年(1938)。
98《琉璃厂小志》,第34页。
99吴廷燮《北京市志稿·货殖传》,载李宝臣主编《北京风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245页。
100《北京风俗史》,第245页。
101《琉璃厂小志》,第196页。
102《旧京琐记》,第98页。
103何彤云《赓缦堂杂俎》,载《琉璃厂小志》,第192页。
104雷钧《天咫偶闻》,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89-690页。
105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指出,该书是随手记录而成,意在便于翻检,不是藏书家目录。所以不尽沿用前人书目条例。为了“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张之洞《书目答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第1页。
106雷钧《天咫偶闻》,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90页。
107《旧京琐记》,第101页。
108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第197页。
109【清】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121页。
110陈重远《文物话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第6-7页。
111琉璃厂小志》,第193页。
112这种兜售方式,延至民初依然盛行：“廿六日辰刻,永宝斋、延清阁共有五处,皆送画与余观.”齐白石《癸卯日记》,第32页,载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论古斋送来萧尺木并莫云卿两手卷,皆甚精当。以三百金购之。”“诸古董商以书画来(求售),无虑百件。展视无佳者,每晨起必此花费一小时。虽觉无谓,然亦无妨。”余子安《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41.242页.周肇祥《琉璃厂杂记》,第157页：“粤桂告变,谣言繁兴,人心惶骇。……吾辈亦不多买累赘之物，致糜难得金钱，近日送阅古画,乃悉谢绝,旬月以来,非价极廉而精者,未肯收也.
113章鸿剑《琉璃厂观宝玉记》，载《琉璃厂小志》,第283-284页。
114《琉璃厂小志》,第7页。
115高阳《胡雪岩》,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62页。
116《清稗类钞》第九册,第4291页。
117赵汝珍编述、石山人标点《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第8.9页。
118【朝】盛大士《蕴慷阁诗集》,载《琉璃厂小志》,第336页。
1191637年初,清太宗率军攻入朝鲜,迫使朝鲜仁宗过往签订城下之盟“丁丑约条”，其中规定：“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清太宗实录》,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册,第430-431页。
120这十六部《燕行录》分别为：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1732)、洪大容《湛轩燕记》(1765)、李岬《燕行记事》(1777.1778)、李德懋《入燕记》(1778)、朴趾源《热河日记》(1780)、徐浩修《燕行记》(1790)、柳得恭《滦阳录》(1790)、金正中《燕行录》(1792.1793)、柳得恭《燕台再游录》(1801)、李基宪《李基宪燕行录》(1801.1802)、徐长辅《蓟山纪程》(1803-1804)、朴思浩《燕行杂著》(1828.1829)、(医官)《赴燕日记》(1828.1829)、郑元容《燕行日录》(1831.1832)、金景善《燕辕直指》(1832.1833)、李乘五《燕槎日录》(1887)。载杨雨蕾《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121【朝】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载《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2004年第4期。
122【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2004年第4期。
123【朝】柳得恭《澡阳集》,载《琉璃厂小志》,第327页。
124罗聘在《正信录》序的款署为：“乾隆五十八年岁在辛亥衣云道人罗聘书于京师琉璃厂之僧舍。”与柳得恭所述其寓于琉璃厂之观音阁恰可对应，并且罗聘在第三次入京时才携带其子罗允瓒。[清]罗两峰《正信录》,北京：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库。
125[朝]柳得恭《澡阳集》,载《琉璃厂小志》,第327页。罗聘藏有一幅(唐)韩混的《回鹘舞女图》,曾为柳得恭展示：“戴尖帽,瓣發繞首,饰珠翠,颇似東國婦女；舞繍氍毹,妖鮮。其项遇豐璺。餘見回回男子,多大项,女亦宜然。軸尾有朝鲜安氏印記”,柳得恭见画惊问此人是谁,罗聘答道：“是雍正間人,兄弟二人,其兄名岐,號麓村,在王府内,來揚扬州辦鹽務,其人極雅,收藏最富,曾献書畫於今皇上,蒙收,賜白銀一千雨：本系朝鲜人,不知徒何入中朝,進王府,實未可詳；久已去世,尚有子孫,流落不復雅矣!”此画为清代藏家安岐旧物,罗聘虽未言及此画如何落入他手,但他告诉柳得恭安岐为朝鲜人,且两人均在扬州盘桓经年,罗聘所言应非妄语。这条史料也可 为安岐国籍的疑问提供一条证据。
126【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杨雨蕾《北京琉璃厂与清代中韩文化交流》,《“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
127【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杨雨蕾《北京琉璃厂与清代中韩文化交流》，《“东亚汉文化圈‘j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
128《清高宗实录》,卷1188,第890页。
129樊增祥著、陈宇俊、涂晓马校点《樊樊山诗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739页。
130《樊樊山诗集》,中册,第739页。
131《琉璃厂小志》,第15页。
132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发行,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39页。
133吴廷燮《北京市志稿·货殖传》,载《北京风俗史》,第245页。
134《琉璃厂小志》,第12页。
135《天咫偶闻》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33页。
136《天咫偶闻》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729-730·史部·地理类,第633页。
137《旧京琐记》,第97页。
138《旧京琐记》,第97-98页。
139余钊《北京往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第28页。1910年，北京内城约有344000名满人和105000名汉人,外城住有281000名汉人。载侯新建主编《经济一社会史评论·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171页。
140《旧京琐记》,第98页。
14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88页。
142《古玩指南全编》,第25页。此书初次出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按其书中所记出售时间为十年前,则溥心畲售出此帖应在1932年左右。
143[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第271页。
144《紫禁城的黄昏》,第273页。
145《紫禁城的黄昏》,第271-272页。
146《琉璃厂杂记》,第59页。
147《琉璃厂杂记》,第55页。
148《琉璃厂杂记》,第25页。
149《琉璃厂杂记》,第31页。
1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74页。优待条件共计八款：“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像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拔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使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151[日]竹内实主编、程麻译补《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第83页。
152《民立报》2月11日,载《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第84页。
153《章太炎年谱长编》,载《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第84页。
154《我的前半生》,第146页。
155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且大学出版社,2010,第113.114页。
156升平署：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称南府,始于康熙年间。南府隶属内务府,曾收罗民间艺人,以为宫廷应承演出。乾隆时,南府规模较前扩大。道光七年(1827),将十番学并入中和乐内,增设档案房,改南府为升平署,仍主持宫内演出事务。直到宣统三年(1911)结束使命,历时162年。
157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169.170页。
158郑逸梅《艺林散叶》,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69页。
159《紫禁城的黄昏》,第146页。
160《紫禁城的黄昏》,第146页。直到1930年.民国政府立法院才制定出《古物保存法》,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则。参看《国民政府公报》,1930年第486期,第9.10页。
161参看古德纳《共和与君主论》,《申报》,1915年8月22、23日。以及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论者》,《申报》,1915年9月6.10日。
162赵庚奇《民国北平历史》,北京燕出出版社,2004,第35页。
163《琉璃厂杂记》,第8页。
164《紫禁城的黄昏》,第130页。
165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第148页。
166《我的前半生》,第148页。
167《紫禁城的黄昏》,第238页。
168《我的前半生》,第143页。
169叶恭绰《国画鲁言》,《湖社月刊》,第90期,第5页。
170《民国北平历史》,第146页。
171“清宫内有编钟十六座,以黄金铸成,重一万三千四百余两,辛亥革命后,溥仪质于盐业银行。1954年,始由文化部接受,拔交故宫博物院。”《艺林散叶》,第199页。
1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22页。
17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229页。
174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1,第282页。
175清末民初,北京古书画的作伪状况,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造假者甚至有不惜为此花费数十年的良苦用心：“一、模仿之伪作北京以前多有不占门市之古玩商号,仅在僻静处所租屋作铺,陈列多数古玩。有掌铺并雇用许多伙友及学徒,其业务多出外省或在本京各处收买古玩,然后转卖,与普通古玩铺完全相同。如此可以免纳一切税捐，并可以减少名誉及一切责任。作伪者即利用此种组织,雇用多数学徒。其收学徒必在十岁上下,初入店时并不令其学习普通古玩铺之知识,只令其每人任意书写绘画。如此约半年之久,由铺掌甄别何人长于写字,何人长于绘画,凡有一长者即留之,否则遣散之。其长于写字者，嗣后即令其专写字：长于绘画者,即令其专事绘画。如此者又半年之久,铺掌将其个人作品详细审查,何人之字类何人之体，何人之画似何人之笔,明确之后即择其所类似之古名书画，使之摹仿。如甲学徒之字近似董其昌,则有铺掌觅若干董其昌书写真迹,令其学习；乙学徒之画类似唐伯虎,铺掌亦觅得若干唐伯虎之真迹,令其学习。其他十人二十人均如是分定。分定之后，则责令符该学徒,终日终年照所指定之书或画摹临,任何其他非自己所临之书画,以及其他事物亦不令观,亦不令作,防其乱日与扰神也。如是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等。若此多人虽不能尽数学成,终有一二可乱真者。”赵汝珍编述、石山人标点：《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第34页。
176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第171页：“内务府和琉璃厂很熟,琉璃厂中人早就有串通官府的渊源关系,民国以后不会中断。”
1771924年11月5日,溥仪率从属移出故宫,将国玺及宫殿全座交还民国政府。11月13日,黄郛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组织接收清理事宜。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文物大规模外流至此得以遏制。但是零星偷盗事件,仍然屡禁不止。如1936年,“故宫博物院失去画卷折扇玉器等物，迭见各报。近虽破获从犯,起出赃物数件,而主要迄未捕得，恐亦如易培基等之逍遥法外矣。地安门外销赃之铺,闻有被追押者,院长自请处分,职员长警,被开除十余人。”《艺林月刊》,第80期,第15页。文中直指易培基为故宫文物失窃的主犯(易于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则有失偏颇。1936年故宫物失窃事件,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后来的文献也证明易培基为此事实属蒙冤受过。参见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368-371页。
178《琉璃厂杂记》,第15页。
79《琉璃厂小志》,第14.15页。
80《琉璃厂杂记》,第23页。
81黄萍松主编《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40页。
182《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0页。
183《燕京杂记》,第121页。
184《琉璃厂小志》,第372页。
185张望《鲁迅论美术》，北京：人民美术山版社，1982,第341页。
186赵柏田《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3页。
187杭春晓《绘画资源：由“私藏”走向“开放”——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民国初期中国画》，《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188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评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189顾颉刚《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并序)》,《现代评论》,1925年第19期。
490顾颉刚《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并序)》,《现代评论》,1925年第19期。
191古物陈列所管理经费的匮乏,使得1926年开始担任所长一职的周肇祥,在诸多具体事务的运作上显得捉襟见肘。“影印极劣之书画集已费三千余元,尚欠京华印书馆二千八百三十余元,无以偿也。因招京华营业主任颜觐扬商议,以书画集一千五百部,托其转沪售卖,六折收欸,售出之数即以抵欠。如此既免责言,且可籍以出脱。他日有钱不妨另制佳集耳。”周肇祥《古物陈列所记略》,《国学丛刊》,1941年第4册,第65页。身为所长的周肇祥,在影印画册一事上还需使出腾挪转移的手段来籍以维持,顾颉刚的批评与此相比也就略显苛刻。但是也可由此看出,古物陈列所自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其实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192夏午诒(1870.1935),名寿田,字午诒,号耕父、天畸、直心居十。湖南桂阳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辛亥革命后,先后任袁世凯大总统府顾问,曹锟幕府等。
193齐白石《癸卯日记》,第9页：“五日巳(俗谓十点钟)上火车……至京都斜日。凡行六百五十里,可足快心意。住南城骡马市侧北半截胡同,由西河过琉璃厂街口出大街。”载王明明主编《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32页。这套全集第一次公开出版了齐白石的大部分重要手稿。分别为《癸卯日记》(1903年)、《寄园日记》(1909年)、《己未日记》(1919年)、《庚申日记并杂作》(1920年)、《辛酉五次北上记事》(1921年)、《白石杂作》(1921年)、《壬戊纪事》(1922年)、《蜀游杂记》(1936年)、《丙子杂记》(1936年)。除《寄园日记》,其余均为首次面世。
194《癸卯日记》,第10页。
1955《癸卯日记》,第12页。
196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第73页。
197《癸卯日记》,第12页。
198《癸卯日记》,第16页。
199《癸卯日记》,第17页。
200《癸卯日记》,第32页。
201《癸卯日记》,第32页。
202《癸卯日记》,第32页。
203《癸卯日记》,第32页。
204《癸卯日记》,第32页。
205《癸卯日记》,第18页。
206《癸卯日记》,第18页。
207《癸卯日记》,第18页。
208《癸卯日记》,第22页。
209《癸卯日记》,第22页。
210《癸卯日记》,第22页。
211《癸卯日记》,第22页。
212《癸卯日记》,第16-17页。
213《癸卯日记》,第27页。
214<《癸卯日记》,第29页。
215《癸卯日记》,第29页。
216《癸卯日记》,第20页。
217《癸卯日记》,第38页。
218《寄园日记》,第18页。
219《寄园日记》,第18页。
220《癸卯日记》,第38页。
221《癸卯日记》,第39页。
222《癸卯日记》,第39页。
223《癸卯日记》,第39页。
224《癸卯日记》,第39页。
225《癸卯日记》,第39页。
226《癸卯日记》,第39页。
227《齐白石传略》,引自郎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丛谈》,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第321页。
228《白石老人自传》,第65页。
229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署樊山,晚号鲽翁,自称天琴老人,湖北恩施县人。光绪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后被罢官,以诗文为世人所称许,入民国后隐居不仕。
230《白石老人自传》,第49页。
231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载《樊樊山诗集》上册,第2036页。
232《樊樊山诗集》中册,第1086.1087页。
233《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第8页。
234樊樊山为人精明诙谐,善于逢迎。入民国后,以隐士自居,“黎元洪荐为民政长,坚不赴,人咸称其高尚。然增祥已拥厚资,其华屋租界,其子若孙,必分据要津,且是时民党方用事,议会跋扈,官吏至不易为,宜其坚辞矣。然项城每有赐予,必具文申谢,务极工丽,以称述感谢。乙卯,去之京师,充袁政府参政院参政,宠礼备加,日从袁克文赋诗微歌,或偕易顺鼎等观戏,放浪狎邪,不修边幅。”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载《樊樊山诗集》,上册,第2036页。樊樊山处事也有为人所诟病的一面。“樊山于广宣间负才名,诗笔侧艳,而尤工判牍。顾其为人颇有可议者。樊山夙为李莼客所奖拔,且奉李为师。……莼客捐馆时,樊山于其邸舍取去日记数册,皆莼客最后数年之笔,其后人故旧屡索不还。樊氏卒后,知交为理后事时,遍觅卒不可得。或云病笃之时,已取而纳诸火矣。此一事也。义,易实甫为樊山文字骨肉之交……实甫晚年曾取平生所为诗,精选数百篇将镂板行世,缮写既定,送樊山复阅。樊山亦久庋不还,屡索屡拒。其后此本是否归诸实甫,后人不可知矣。李审言详骈文,为江左序作手。樊山为江宁藩司时,李以缪艺风介,谒见。先期,由缪呈李所为文一卷,樊亦留之不肯交出,及索回,则云‘已杂置官文书中。不得。’此又一事也。此皆为樊山居心叵测,为士林不理于口者。亦不知是何居心也。”汪辟疆《广宣以来诗坛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5页。
235《白石老人自传》,第50页。
236《白石老人自传》,第50页。
237《白石老人自传》,第74页。
238《白石老人自传》,第55页。
239《癸卯日记》,第23页。
240《癸卯日记》,第23页。
241《癸卯日记》,第23页。
242《癸卯日记》,第32页。
243《癸卯日记》,第32页。
244《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45《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46《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47曾熙(1861-1930),号农髯,湖南衡阳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1903)。曾创办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先后任衡阳石鼓书院等主讲及湖南教育会长,1916年应挚友李瑞清的邀请,到上海鬻书，兼授门徙,1930年病逝于上海。
248《癸卯日记》,第12页。
249《癸卯日记》,第12页。
250《癸卯日记》,第10页。
251《癸卯日记》,第10页。
252《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53《艺林月刊》,第21期。
254《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55《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56《白石老人自传》,第68页。
257《白石老人自传》,第68页。
258《癸卯日记》,第11页。
259《癸卯日记》,第11页。
260《癸卯日记》,第11页。
261《齐白石传略》,引自郎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丛谈》,第318页。
262《白石老人自传》,第68页。
263《北洋画报》,第1626期,第2页。
264《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
265《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37页。
266“齐白石别署三百石富翁,此由金冬心别署百二砚田富翁而因袭之。”郑逸梅《艺林散叶》,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18页。
267《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38页。
268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载《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38页。
269《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270《齐白石传略》,载《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丛谈》,第321页。
271《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第11页。
272《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273“廿七日早至汉口……余欲往上海,向郭君商取,同宗浙生以为老年人独自一人不可行也。余以书呼楚仲华来汉,将欲同之上海。闻郭君已去北京矣,余本欲北上,决明日即行。”《己未日记》,第7页。
274《己未日记》,第7页。
275《己未日记》,第8页。
276《已宋日记》第3.4页。
277《已未日记》,第15页。
278《已未日记>，第8页。
279《己未日记》，第14页。
280《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281《己未日记》第12页。
282“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狄脱莫而(Dittmer)陈达及毛鲁(Morrow)谱博士曾用调查表先后在北平举行生活费 调查七次。”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社会调查所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民国十八年发行(1929),第45页。
283《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7页。
284《己未日记》,第15页。
285《已未日记》,第15页。
286《己未日记》,第15页。
287《庚申日记并杂作》,第9页。
288《庚申日记并杂作》,第9页。
289《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90《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291《己未日记》，第24页。
292《己未日记》,第24页。
293《己未日记》,第24页。
294《己未日记》,第22页。
295《庚申日记并杂作》,第6页。
296《己未日记》,第32页。
297《己未日记》,第17页。
298《己未日记》,第17页。
299《己未日记》,第19页。
300《己未日记》,第20页。
301按照齐白石的回忆,他在1917年二上北京时即己认识陈半丁。而在其《己未日记》中则记载为1919年才与陈半丁相识。两人认识时间应属齐白石回忆有误。参见《白石老人自传》,第67页。《己未日记》,第23页。
302《己未日记》,第23页。
303吴昌硕当时为陈半丁所定润格为：“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铭“吴俊之印”)。 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88页。
304王忠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384页。
305黄宾虹友人过旭初与黄通信云：“陈半丁先生处,昨已晤谭,并将君书面呈,渠备届时约友参观。”《黄宾虹年谱》,第385页。
306齐白石极其疼爱这个长孙,甚至专为送他上学一事,作画一幅并题诗,这首诗颇有老顽童般的天真趣味：“处处有孩儿,朝朝正耍时。此翁真不是,独送汝从师。识字未为非,娘边去復归。须防两行泪,滴破汝红衣。”《庚申日记并杂作》,第1页。齐白石的文字历来以朴素直率著称,胡适评价齐白石的文章：“我读了这些材料,很喜欢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作文章的训练,他没有作过八股文,也没有作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作或不能作的!”胡适等编纂《齐白石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38年(1949),第4页。齐白石的诗备受称颂,如同他的画作,多是自出枢机的天然之作,有生活味无造作气,曹聚仁曾回忆道：老人的诗,很多有自注,注文清丽雅洁,每多可喜。他在《滕王阁》诗题白记云：“甲辰,侍湘绮师远游南昌。七夕,师赠之石榴,招诸弟子曰：‘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寂然,今夕不可无诗。’座中有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及璜,推为‘王门三匠’。登滕王阁,小饮荷花池。游庐山。”那一回的诗会,对老人是一种新的启示,他自知诗匠之诗不是他所能的,他爱诗,却不爱做诗匠之诗。回到家乡,齐白石就把“借山饮馆”的“吟”字去掉了。他自记云：“甲辰春,薄游豫章,吾县湘绮先生七夕设宴南昌邸舍,召弟子联句,强余与焉。余不得有佳句,然索然者不独余也。始知非具宿根劬学,盖未易言矣。中秋归里,删馆额‘吟’字,曰‘借山馆’。”从此以后,他就做他自己的诗,与诗匠之诗有别了。曹聚仁《书林又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51.252页。
307《庚申日记并杂作》,第3页。
308《庚申日记并杂作',第22页。
309《白石杂作》,第9页。
310此润格是吴昌硕在前一年年末所订,即1920年。吴昌硕为齐白石所订润格为：“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接踵相接,更觉挥手不暇焉,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廿四元,八尺卅元,过八尺者另议，屏条视整张减半。山水加倍,工织者另议。册页每件六元。纨折扇同。手卷面议。庚申岁暮.吴昌硕年七十七。”‘白石杂作》,第9页。
311《白石杂作》,第9页。
312《白石杂作》,第15页。
313《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314《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315参见李松《辐射·交融·互补——20世纪前期海上画派对同时代南北画坛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第251.253页。郎绍君‘齐白石的日记及其他—读“白石手稿”》,载王明明主编‘齐白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107页。
316《癸卯日记》,第22页。
317齐白石终其一生并未与吴昌硕晤面过,在他的日记中只也仅有与吴昌硕后人相见的记录：“廿六日,吴缶老后人东遭与陈半丁来访余。”《白石杂作》,第15页。吴东邁系吴昌硕次子,擅书画,秉承家学。
318《己未日记》,第22.23页。
319《白石杂作》,第23页。
320《白石杂作》,第12页。
321《白石杂作》,第24页。
322《白石杂作》,第24页.
323陈独秀《美术革命》,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324余绍宋撰《余绍宋日记》壹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628页。
325《艺林散叶》,第160页。另外一人为吴石仙。
326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第150页。
327齐白石之所以对林琴南有着与吴昌硕截然不同的态度,合理的推测在于齐、林两人画风的迥异,不会有因袭借鉴之说。同时林琴南主要活跃于北京画界,鬻画状况不错。因此齐白石与他交好的缘由,也和陈半丁略同。
328《白石老人自传》,第75页。
329《壬午纪事》,第18页。
330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第222页。
331《齐白石的一生》,第222页。
332《白石杂作》,第12页。
333余子安《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27页。
334《壬午纪事》,第29-30页。
335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第638页。
336王中秀《历史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2年第4期。
337《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第9页。
338周肇祥(1880.1954),浙江绍兴人。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有《退翁墨录》稿),室名宝觚楼(有《宝觚楼金石目·杂记》稿)、娑罗花树馆(有《娑罗花树馆藏印》),早年毕业于政法学校。清末至民国,历任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山东盐运使、京师警察厅总监、湖南省长、临时参政院参政、萌芦岛商埠督办等职。其后在京主持中国画学研究会十余年,为沟通中日文化美术,曾东渡日本。参看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7页。周肇祥的著述极为丰富,除白任主编出版《艺林旬刊》(后改名《艺林月刊》)、《东游日记》、《艺林月刊·游山专号》外,其个人相关著述有：《蜀游杂俎》、《辽金京城考》、《周肇祥批注<渤海日志>》、《古物陈列所记略》、《在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琉璃厂杂记》、《辽金元古德录》、《虚字分类梳证》、《覆辑录庄教馆金石目》、《宝觚楼金石目》、《重修画史汇传》、《辽金元官印考》、《石刻汇目》、《画林劝鉴录》、《退翁墨录》、《补正宋四家墨刻簿》、《山游访碑目》、《古都怀古诗》、《鹿岩小志》、《寿安山志》、《婆罗花树馆题目记》、《宝觚楼杂记》、《古今画人生日表》等。周肇祥先后担任过中国画学学研究会会长、‘古物陈列所所长、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参见《艺林月刊》第43期,第11页)、团城书院副院长等文化职位。
339《北平市警察局内三分局关于协查周肇祥其人、杨守文遗失警察便衣等呈》,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3-002.18336。
340《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周肇祥兼任国学书院第一院长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022-12736。
341马芷痒编著《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民国24年(1935),第310页。
342‘周肇祥关于其堂弟周掌珍顽惰不肯就学请交教养局代为管教的函》,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018.05193。
343隗瀛涛,赵清《四川省辛亥革命史料》,引自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8页,
344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鉴》，北京：线装书局,2002,第1050-1058页。
345《琉璃厂杂记》,第35页。
346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发行,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41页。
347《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348《琉璃厂杂记》,第18页。
349《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1页。
350“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周肇祥署京师警察厅总监。”‘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740页。
351参见‘绍兴会馆同乡登记名册》(北京市档案馆藏)。其登记内容具体如下——‘‘姓名：周肇祥.别号：养庵.性别：男。年龄：五十九。寓所：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职业；政学。到平年月：民国二年十月。介绍人：王式通。”从该记录推测,周肇祥先后育有三女一子。分别是：长女周琇、次女周瑛、幺女周珶、独子周璿。此行并非周肇祥第一次到京,他曾于1900年左右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参见《艺林月刊》,第98期,第10页。
3552《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353《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3页。
364《琉璃厂杂记》,第35页。
365《东游日记》,第1页。
366《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周肇祥兼任国学书院第‘院长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022.12736。
367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美术观察》,2002年第4期,第46页。薛水年在文中将此类“京官”归为“政治官员而兼文人与画家”身份。这种身份的官员,有‘如金城、余绍宋、姚华、陈汉第、陶瑢、贺履之等。而早在1947年俞剑华发表的回忆民国前期中国画界状况的文章,义中列举北京画界的代表性画家,几近一半为官员画家。俞剑华《七十五年来的国画》,《申报》,1947年9月21日。
368 1937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举行建校19周年校庆,作为名誉教授的周肇样出席并发表演讲,在其致辞中有如下内容：“大致谓北京大学昔年举行成立三十年纪念,即系从前清戊戌京师大学堂算起,鄙人系京师大学堂第一班学生。”《艺林月刊》,第89期，第15页。
369《琉璃厂杂记》,第2页。理斋公,义称调燮公,浙江浦江人。23岁恩科拔贡,29岁赴京廷试,儒学训导职，在家候选；55岁奉檄上任,执教剡溪；两年后告归山林,返回家乡定居。
370《艺林月刊》,第2期,第14页。
371梁于渭(?.1913),字鸿飞,又字杭叔、杭雪。曾师从清代学者陈沣。清光绪十一年举人(1885年)、十五年进士(1889年),职礼部祠祭清吏司司员。博学多能,尤好金石,藏六朝至唐、宋碑志千余种,蓄古钱造像甚多。工篆刻,善画,喜作花卉,晚嗜山水,为人狷介自负,诸事不谐,郁郁不得志。辞官归粤后住南海学宫孝弟祠,鬻画自给。谢文勇《广东画人传》,引自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第76页。
372周肇祥《东游日记》,第12页。
373《琉璃厂小志》,第372页。
374[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21页。中国文人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及其精神层面的诉求,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画作品中时有展现。另可参看巫鸿《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模式》与《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载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第3-83页。
375《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76《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77樊增祥为光绪丁丑科进士,选庶古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曾入张之洞幕府。入民国后隐居不仕,“乙卯,去之京师.充袁政府参政院参政,宠礼备加,日从袁克文赋诗微歌,或偕易顺鼎等观戏,放浪狎邪,不修边幅。”《樊樊山诗集》,上册,第2036页。
378《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79《樊樊山诗集》,上册,第8页。
380《琉璃厂杂记》,第56页。
381《琉璃厂杂记》,第13页。
382《琉璃厂杂记》,第45页。
3831933年,华北战事紧张,国民政府筹备古物南迁,周肇祥甚至以“古物有关文化学术,为北平繁荣所系,一散不可复合”为由与当局据理力陈,阻止南迁,被当局拘捕羁押十三天。周肇祥《力争古物南迁被捕记》,《中和月刊》,1943年第2期,第66-68页。
384《琉璃厂杂记》,第3页。
385《琉璃厂杂记》,第3页。
386“住京凡十日,谒总统,访师友,酬应徵逐,先后游海王村凡六次,行箧少余钱,商订少良好，所得祗此。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即辛丑正月十‘日,晚车入都,商民习于旧俗,逛厂甸尚未阑也。草草一睡,十六日约澹如同游。……回忆己亥初入都时,车龙马水,填塞厂门。”《琉璃厂杂记》,第5页。
387《琉璃厂杂记》,第5页。
388《琉璃厂杂记》,第1页。
389《琉璃厂杂记》,第1页。
390《琉璃厂杂记》,第1页。
391《琉璃厂杂记》,第2页。
392《琉璃厂杂记》,第2页。
393《琉璃厂杂记》,第34页。
394《琉璃厂杂记》,第14页。
395《琉璃厂杂记》,第25页。
396《琉璃厂杂记》,第81页。
397《琉璃厂杂记》,第167页。
398《琉璃厂杂记》,第17页。
399《琉璃厂杂记》,第89页。
400《琉璃厂杂记》,第75页。
401当然,作为一个国中较早具备文物保护意识的文人学者,周肇祥不可避免的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存在：“国货展览会,往观一‘过,终觉天产品为优。人工制虽有进步,不脱稚气,机械绝无,科学之不进化也。徵集之物,奢侈品为多,国人心理如此,可胜浩欺。”《琉璃厂杂记》,第73页。
402《琉璃厂杂记》,第23页。
403《琉璃厂杂记》,第63页。民国时期,部分琉璃厂商人在利益驱使下几乎无所不为。如1928年7月4日,直鲁残军孙殿英部驻扎清东陵,以试演迫击炮为名,轰炸地宫,将裕陵(乾隆)、定东陵(慈安、慈禧)墓内殡莽珍宝翠玉,盗掘一空,历时七昼夜。而这些被盗宝藏的去处,正是琉璃厂。8月3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将清东陵盗掘案要犯谭温江与琉璃厂古物商黄百川捕获,黄百川对收购清东陵珠宝,供认不讳。赵庚奇《民国北平历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第94-95页。另可参看《北平文化临时维持会电请中·央严办东陵盗案》,载《日日新闻》,1928年8月8日。
404《琉璃厂杂记》,第63页。
405《旧京琐记》,第99页。
406《旧京琐记》,第99页。
407《顺天时报》,民国10年3月20日。
408《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第149页。
409《琉璃厂杂记》,第37页。
410《琉璃厂杂记》,第101页。
411《琉璃厂杂记》,第10页。
412《琉璃厂杂记》,第10页。
413《琉璃厂杂记》,第101页。
414《琉璃厂杂记》,第105页。
415《琉璃厂杂记》,第105.106页。
416《琉璃厂杂记》,第123页.
417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人。字叔和,字润沅,又字沅叔,号薑庵,别号书潜、书潜氏等.著名藏书家、目绿学家。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及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后，任唐绍仪顾问,参与南北议和。历任肃政厅肃政使、教育总长、约法会议议员。五四运动中因抵制北洋政府罢免蔡元培命令，被罢免教育总长。此后专心从事收藏图书和版本目錄学研究。1927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总计藏书二十万卷，多有宋、元、明精刊及名钞本。病重时,嘱其后人将所藏之书分捐与四川大学和北京图书馆。著有‘藏园群书经眼錄》、‘东维子文集校勘》等；辑有‘宋代蜀文辑存》；刊有‘资治通鉴'等.
418徐鸿宝(1881.1917)，浙江吴兴人,原名徐盅,字森玉.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清末举人.卒业于山西大学堂,曾任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奉天测绘学堂、实业学堂监督、京师图书馆编纂主任.1913年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探访部主任。后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抗战时期参与抢救金代刻本‘赵城藏'的工作。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将北平图书馆一批善本图书和唐人写经八千多卷抢运上海,其一生致力于文物考古事业。在北京时常与周肇祥结伴出游访古。
419凌文渊(?-1926)字直之,又作植之。清季两江优级师范出身。民国后,任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参议。1917年至1926年任财政部参事。曾于1922至1923年代理财政部次长、总长。善书画,尤长花鸟。
420江庸(1878?1877-1960),福建长汀人。字翊云,一字逸云,号越庭。清末留学日本,辛亥后,在京历任法政学政专门学校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次长、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政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朝阳大学校长等职,又曾在沪执律师业务。1949年初,与颜惠庆、邵力子等以李宗仁私人代表名义到石家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作甚多。
421《艺林旬刊》编辑,‘游山专号》,艺林旬刊发行所发行,民国十八年九月一日(1929),第1页：“游山专号,乃江安傅沅叔、绍兴周养庵、吴兴徐森玉、长汀江翼云、建始周立之、泰县凌直支、六先生、先后游百花莲花诸山、所作游记题名诗篇、交由本社彙辑刊行者也、刘先生性好游览、足迹遍天下、出其所历之胜及学问文章、足以引导激励后生、而求高尚娱乐、养成坚强之体格、伟俊之人才、其事甚盛、第一集凡四万余言、所插图画碑刻、共三十六幅、皆江云翼周养庵两先生所手摄、披图玩读、不啻置身山水间矣,不亦快哉。”
422‘游山专号’第一卷发行于民国十八年九月一号(1929)；第二卷《磐山》发行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1931)；第三卷‘劳山》发行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1931)；第四卷‘幽燕奥室》,发行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1933)；第五卷《涞易纪游'发行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1934)；第六卷‘名山胜水》发行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1935)；第七卷《游山专号》发行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1936)；第八卷‘易水重游》发行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1936)：第九卷‘游山专号》发行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1937)。
423《艺林月刊》编辑,《名山胜水》,《艺林月刊》发行所发行,民国二十四年五月(1935),第27页；
424《名山胜水》,《游山专号》第六卷,封底广告：“艺林月刊发行所代售宝觚楼藏古刻精拓本”。
425第一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时间略有出入。在邱敏芳对原湖社会员晏少翔的采访中,晏少翔认为是1920年.而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日方主将渡边晨亩回忆为1921年。参见‘晏少翔先生口述历史访问纪录》,邱敏芳‘领略古法生新奇：金城绘画艺术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华民国九十六年十月(2007),第228页。渡边晨亩‘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主唱中日艺术提携者亡友金拱北先生》,‘湖社月刊》第1期,第27页。渡边晨亩作为展会亲历者,其回忆应更为确切。
426“(金城)每病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创立画学会,聚徒讲授,所成就系众。日本画家闻声就访,购其画以归,遂有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之设,间岁一举。”‘民国人物碑传集》,第693页。
42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6页。
428民国十五年(1926)金城病逝之后，其长子金开藩偕同门二百余人,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分出,于京城北京东四钱粮胡同十五号的住处“墨茶阁”,另行合组画会,由于金城自号藕湖,且金城多给其入室弟子取湖字为号,因而取名“湖社”。湖社画会于民国十六年(1927)1月15日正式成立。关于分裂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早在金城与周肇祥赴日举办第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时就已埋下伏笔。
429“丙寅新历六月,为日华绘面展览会(在中国开会则称中日、在日本开会则称日华)第四次开会,轮在日本.春间驻京芳泽公使遣使重光葵参赞持日本画家发起人来函告会期。”‘东游日记',第1页.
430“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共举行四次。“竟能于十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开第一次联合绘面展览会。……十一年又在日本东京开会,亦极称盛……十三年在北京及上海开联合绘面晨览会时……十五年夏初,在东京及大阪开展览会时。”渡边晨亩‘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主唱中日艺术提携者亡友金拱北先生》,‘湖社月刊》,第1期,第26-28页。
431《东游日记》,第1页。
432《东游日记》,第1页。
433《东游日记》,第2页。
434《东游日记》,第2页。
435《东游日记》,第5页。
436《东游日记》,第5页。
437《东游日记》,第6页。
438《东游口记》,第6页。
439《东游日记》,第6页。
440《东游日记》,第8页。
441《东游日记》,第8页。
442《东游日记》,第8页。
443《东游日记》,第8页。
444《东游日记》,第8页。
445《东游日记》,第9页。
446吕鹏认为先后举办四次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给后来的湖社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流的蓝本,以及成熟的操作模式和稳固的人员基础”。《湖社研究》,第47-48页。但是从周肇祥此番参与布展的记载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447《东游日记》,第9页。
448《东游日记》,第9页。
449《申报》,1924年5月15日。
450惠孝同(1902.1979)：钱瘦铁(1897-1967)：吴仲熊(1899.?)；胡伯翔(1896.1989)：金潜庵(1895.1946)。
451《东游日记》,第14页。
452《东游日记》,第10页。
453《东游日记》,第10页。
454《东游日记》,第11页。
455《东游日记》,第28页。
456《东游日记》,第13页。
457《东游日记》,第14页。
458《东游日记》,第21.22页。
459《东有日记》,第15页。
460“余性本迂腐,不知者背以傲论,实非也。髯髭将雪,雕虫小技有何傲?骄臣庸儒何足傲?”齐白石《癸卯日记》,第23页。
461《东游日记》,第23页。
462《东游日记》,第32页。
463“归途遇巩伯,己出拜客,时过不我待,非其咎也。”《东游日记》,第35页。
464《东游日记》,第36页。
465金城并未选择与周肇祥同样的回国路线,而是先到上海。因积劳成疾,于当年9月6日病逝于上海,享年四十八岁。《金巩北先生事略》,《湖社月刊》,第1期,第6页。
4661927年1月15日,“湖社画会”在北京钱粮胡同十五号墨茶阁成立。由金城之子金开藩与同门二百余人组合,其中大多为原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员。11月15日,金开藩创办《湖社月刊》。1928年1月1日,《艺林旬刊》创立,周肇祥为主编。民国前期北京两大国画社团对峙竞争的局面,正式形成。除去东游之行中周肇祥与金城父子及其随行者在琐屑上的摩擦不断,造成分裂的诱因之外,此次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上所签订的“东方绘画协会章程”,以及回国后有关协会干事名额分配等问题所引起的争端，也是促成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的重要因素。周肇祥与金潜庵甚至为此曾在各自刊物上化名互相攻讦。参见燃犀《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艺林旬刊》,第63期。诤友《读东方协会中国本部宣告感言》,《湖社月刊》,第44期。
467湖社会员孙菊生回忆周肇祥在评议会员作品时：“不管是谁,多高的画家到哪里,画作得先交给他,他先过目批评,并且他在评论上是贬多于褒,很不客气。”《孙菊生先生2004年采访笔录》,《湖社研究》,第76-77页。同时从周肇祥东游时的诸多细节,也可看出他的这种性格。
468《艺术旬刊》1928年1月出版,共发行72期。后改名《艺林月刊》,于1930年1月发行第1期,至1942年10月第118期而终。《艺林旬刊》与《艺林月刊》共计发行190期。
469除去周肇祥自任主编以外,《艺林月刊》的办公地点,即在周肇祥家中。参见《绍兴会馆同乡登记名册》,(北京市档案馆藏)。在登记内容中有寓所一栏,周肇祥家住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而《艺林月刊》即在他的家中办公。当周肇祥因故缺席时,《艺林月刊》只得暂停,足可见其对杂志的掌控程度。见《湖社月刊》第63期：“艺林月刊因周养庵被捕,闻即日停刊,不知何日再能出版。”第64期：“艺林月刊前因周养庵被拘,停办数日,近日又照常工作矣。”《湖社月刊》文中暗指周肇祥在1933年因反对文物南迁而被捕入狱一事。周肇祥后有专文记述其被捕经过：“自辽沈事变以来，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储蓄古物,即有南迁之议,筹备自治各区、及各团体。迭次电呈国民政府请勿南迁,未蒙允准。仅有时局敉平运囘之表示。至二十一年冬,则剪拆珠冠,囊括宝物,邀集厂估作装运之准备。市民以古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争之益力。肇祥被自治个区推允代表,屡向市长及故宫博物院等陈商,只允将南迁之物册籍一份。交存市政府,并许抽查数箱。各团体以南迁各物尽属菁华,既以装箱,抽点一二不足以昭核实。未肯接受,而起运之期日迫。二十二年二月三日,友人讽以暂行离平。自问无他,且当紧要关头,希图苟免。何以对市民?遂不之顾。四日西初,内二区警察署遣许巡官等二人来,云公安局鲍局长养病旧局,邀往一谭。余以鲍书徵有世谊,邀谭当来函,或电约,何必遗警察来。是设词以诳为耳。乃坦率而言曰：要捕我以文书来,无须设词也。许乃强做解释。一人去,少顷偕司法官警二人乘车至。示以钞电。乃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二月三日致市长者,略云「周肇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即缉拿严办。如力有不及,可请军事机关协助」等语。余笑语之。周某无权无勇,何必小题大做。随汝等去可也。璿儿取大氅给我。风侣甥女以日服红色丸药授我。乃行,抵公安局。见田科员韵庭。故人梦卿观察之子。谓暂屈数日。已将值班室腾出俾居,室尚洁净,须臾司法科蒲科长子雅至。大为张罗,许电宅中送应用诸物。因语家人安静毋恐。子雅云,对于来电有何辩白?余乃为陈述之辞。大致谓肇祥自束发读书夙明大义。已往行历人所共治。岂有今日而反如是。揆诸事实亦太不伦。此次古物南迁。各团体起而力争,自治乃法定机关,古物有关文化学术,为北平繁荣所系。一散不可复合。是以各区退出代表会同各团体,向政府及当局陈述人民公意。肇祥不过代表之一。鉴于时局严重,凡有主张稍涉激烈者莫不力为劝阻。民众并无越轨行为。肇祥个人亦未发表言论,何云煽惑。身任地方协会常委,补助政府筹裨治安事诚有之。与扰乱治安适成相反。总之肇祥代表各自治各区,本其天职,力争古物南迁,为人所忌,故作谣言耸听。致有电饬逮捕之举。藕维国家以民为本。自当导人民尽言，不宜使人民因言获咎。市长近在咫尺,肇祥服务地方有年,平日为人如何,必有鉴查。应请转为剖白,以杜诬杠而示大众。书毕交子雅。云即备文转呈市政府。旋子雅送书数种,其意良厚,难三号。始就寝。到枕即熟睡，魂梦安适如平时。”周肇祥《力争古物南迁被逮记》,《中和月刊》,1943年第4卷第2期,第66-67页。
470《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5期,第25页。
471“(湖社)俟以潜庵中风,社事未能集中,先则画志停刊,其后集会亦不能如期举行矣。”王扆昌等编《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8页。
472《中国美术年鉴·1947,第18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领导者和担任评议者,基本将北京各种身份阶层的画家,甚至是前湖社的骨干会员,均已笼至旗下。“会长：周肇祥副会长：陈半J‘、徐宗浩,评议：陈汉第、胡佩衡、溥伒、张爱、溥儒、黄宾虹、马晋、吴熙曾、李上达、管平、李瑞龄、于照、汪溶、秦裕、孙诵昭、赵恩熹、徐操、张启宗、王雪涛、刘恩涵、周德明、吴显曾、周仁、徐慧等。”
473《艺林月刊》,第65期,第15页。
474周肇祥所言及的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同年十月十日，由陈立夫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该会宗旨为“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未来，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协会为此专门创立《文化建设》月刊，鼓吹本位文化,在当时引起极大争鸣。参见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建设》,1935年第1期。以及龚启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时代公报》,1934年第49期。引文即为周肇祥在1935年3月31日，参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所举办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时所谈。《艺林月刊》,第65期,第15页。
475《东游日记》,第12页。
476《琉璃厂杂记》,第13页。
477《艺林月刊》第80期,第15.16页。
478这种强烈的理想诉求,不仅实践于周肇祥的诸多艺术活动领域,还体现在他为保护文物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之中。《艺林月刊》所载新闻中,始终有对文物保护方面的关注。如报道：“教育部近准中央古物保管会函,以先民事物所垂示,前代名迹所遗留。或有助于文士人之研求,或有益于艺士人之改进,其嬗递之迹,无不与学术上有息息相通之关键,凡属教育机关,对于古物保管问题,尤应深切注意,决议函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尽量协助,并设法于教科书中,插入保存古物古迹之材料,教育部据函通行全国各学校尽量协助,此后借办学为名,摧残古迹,变卖古物之风,庶可少息矣。”《艺林月刊》第68期,第15页。
479“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周肇祥语)《琉璃厂杂记》,第34页。
480《燕京杂记》,第119页。
481小蓬莱书画集会创立于“纪元前七十三年,所在地上海。道光十九年(1839),虞山蒋霞竹隐居宝龄,来沪消夏,集诸名人于小蓬莱,宾客列坐，操翰无虚日,此余平远山房,殆为上海书画之嚆矢。”《中国美术年鉴·1947》,第3页。
482萍花社书画会,“公元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年间(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钱塘吴宗麟在上海创办。初为萍花 诗社,后续办书画会,仍用萍花旧名。钱吉生、王秋言、包子梁曾合作萍花社雅集图,吴氏自作记。事见海上墨林。”《中国美术年鉴·1947》,第3页。
483《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一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第85页。
484《白石老人自传》,第75页。齐白石二上北京(1917)时与陈师曾相识,这段话是因回忆陈师曾而谈及：“师曾逢到这种场面,并不谦逊,往往拿起笔来,首先一挥。有的人对他很不满意,他却旁若无人,依然谈笑风生。”这次的文人雅集应发生在民国六年之后。
485龚产兴《陈师曾年表》,《朵云》，第6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第115页。
486齐白石《己未日记》，第9页。
487《北洋画报》,1930年第592期,第3页。
488《十日戏剧》,1939年第23期,第11.12页。
489《北洋画报》,1935年第1626期,第2页。
490《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4页。
491《琉璃厂小志》,第323页。
492王永厚《林则徐与宣南诗社》,《文献》,1991年第1期,第276页。
493汤涤(1878.1948),字定之,号乐孙,亦号太平湖客、双芋道人。江苏武进人。清代名画家汤贻汾曾孙。山水学李流芳,以气韵清幽闻名于世,善画墨梅、竹、兰、松,用笔古雅,自成一家。在北京画界任导师多年,晚年寓居沪上。
494林志钧(1879-1960),福建闽侯人。字宰平,号唯刚、北云。民初在北京,曾任司法部参事、民事司司长。后任北京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常务委员。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文学院。善书法,精于诗词文辞。与余绍宋为莫逆之交。1949年余绍宋病故杭州,林宰平有‘哭越园》诗,并撰《龙游府余君越园墓志铭》。著有《北云集》。
495孟森(1868.1938),江苏武进人。字莼荪,一作莼生、莼孙、纯生,又字苏武,号心史。1901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政法大学,1904年返国,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并从其学诗。在沪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共和国执行书记。后又任国会议员。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从此专心学术研究。次年于《小说月报》发表《董小宛考》,1931年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钻研明清史,搜辑史料颇富。著有《元明清系统记》、《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1937年冬北平沦陷。日军因其撰有《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勒其交出此图,抑郁而终。
496郁华(1884.1939),浙江富阳人。字曼陀,别署曼君，曼公。日本留学与余绍宋为同窗。1910年回国,供职北京外务部。1913年赴日本考察,归国后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大理院推事、兼任朝阳大学、东吴大学法科教授。撰有‘刑法总则》、‘判例》讲义。1929年调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推事及庭长。沈阳沦陷,日本拟委以要职,不就, 潜回北平。1932年至上海,任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刑庭庭长。“八·一三”后,留上海,坚守司法岗位,对日特汉奸,严予制裁,终遭敌特暗杀。善书画，著有《静远堂诗集》。
497梁敬錞(1890-1984),福建闽侯人。字和卿、和钧。北京大学法科专业毕业,入林长民幕,兼北大讲师。后赴英伦敦大学攻读经济,1920年回国。历任司法部参事、北大、朝阳大学教授、修订司法馆总纂、国民最高法院推事、宁夏高等法院院长。抗战时任全国直接税务局局长等。抗战胜利后任财政部主任秘书等。1948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等。1965年赴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欧战全史》、《九·一八事变史述》等。晚年撰有《余庐谈往·记余越园、林宰平交谊》一文(见台湾《传纪文学》杂志)。
498余启昌(1882-?),浙江绍兴人,字戟门。1911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回国后曾任户部主事。民国后历任法制局参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官训练处处长兼法典编纂委员会顾问、大理院院长兼司法惩戒委员会委员、修订法律馆总裁。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教职。著作=有《民法亲属编》、《实用司法令辑要》。善画山水。
499王云(1887-1934),江西丰城人,字梦白,号破斋主人。擅绘花卉翎毛及走兽。有才华而性格乖僻,好骂座,朋友皆远避之。曾寄寓衢州,后入京。穷困潦倒,1934年病故于天津。
500蒲殿俊(1875?1876-1935),四川广安人。字伯英,一字沚(?),笔名止水。光绪三十年进士，后留学日本,主张君主立宪。1909年任四川咨议局议长。1911年铁路风潮发生，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唯求保路,反对起义。武昌首义后,伙同川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后至北京任内务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五四运动后主持《晨报》,又创办《实话报》和《戏剧月刊》。
50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4页。
502余绍宋撰《余绍宋日记》,第壹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87页。
503《燕京杂记》,第119页。
504《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7页。
505《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30.132页。
506“本日画社开课,因未赴署下午观定师授课,六时始毕。”《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21页。
50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72页。
508宣南画社于1917年成立,至1919年12月,已举办137次。参见《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5页。
509《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49页。
510《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71页。
511《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355页。
512《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378页。
513余绍宋于1934年重游北京,余戟门提议重开画会,在余绍宋居京二十余日中,画社曾集会两次。《余绍宋日记》,第捌册,第126、138、155页。
514马叙伦(1884.1970),字彝初、夷初,号石翁,晚号石屋老人。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早年参加同盟会、南社,辛亥革命后历任清华、北大教授。1946年发起组建民主促进会。青少年时期即与余绍宋熟识,于光绪末年共事江山文溪书院。著有《马叙伦学术论文集》、《(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
515余子安《余绍宋先生年表》,浙江省博物馆编‘余绍宋书画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120页。
516《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21页。
517万青力认为“余绍宋是民初美术史上南风北渐的重要人物,他对北京画坛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载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美术研究》,2000年第4期，第46页。从当时的史料看确实如此。
518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又字卓儒,号任公。早年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主编《清议报》,又创《新民丛报》。民初回国,曾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呼帝,他与蔡锷组成护国军讨袁,又组织宪法研究会,曾任财务总长。一生著述丰富，影响巨大。有《饮冰室合集》传世。梁启超与余绍宋在日本时即相识，居京期间互相交往颇多,192-1928年在天津时来往最为密切.
519张菊生(1867-1959),名元济,字筱斋。生于广东,原籍浙江海盐.光绪壬辰年(1892年)进士。曾任总理各国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1898年于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后任公学总理。1901年，投资成立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
520《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2页。
521《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522余绍宋在北京时与周肇祥互有交往。“赴古物保存所访周养庵(周肇祥),索阅《赵松雪六体千文》,甚精。其中章草有甚奇异者,因劝养庵影出。”《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63页。
523《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25页。
524《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7页。
525《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18.122页。
526《余绍宋书画集》,第120页。
52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99.100页。
528《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3.64页。
529《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72页。
530《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25页。
531《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17页。
532《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38页。
533《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75.76页。
534《黄宾虹年谱》,第237-238页。
535《黄宾虹年谱》,第332页。
536《黄宾虹年谱》,第332页。
53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16页。
538《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616页。
53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42页。
54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37页。
541“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行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文入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陈师曾《文人画之 价值》,《绘学杂志》,1921年第2期。
542《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83页。
543《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84页。
544《余绍宋日记》第肆册,第693页。
54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19页。
546徐昌酩主编《上海美术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第677页。
54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3页。
548《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6页。
54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2页。
550《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7页。
55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1页。
552余绍宋在听闻陈师曾病逝的噩耗时,首先肯定的是陈的人品,而非画艺：“夜得刘崧生电话,惊悉陈师曾病殁南京,复为陨涕。师曾人品极高,天才卓越。使假以年,诗书画皆可成家,不料竟死也。”《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7页。
553《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0页。
554《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2页。
55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2页。
556《民国人物碑传记》,第36页。
557《民国人物碑传记》,第36页。
558余绍宋《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述》，连载于《晨报副镌》,1926年,第56、57期。
559《余绍宋：画学及书丽实践研究》，第88-93页。
560周积寅、耿剑主编《俞剑华美术史论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67页。
561《俞剑华美术史论集》,第168页。
562《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0页。
563余绍宋编撰《书画书錄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2003,第3.4页。
564《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56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167页。
566《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42页。
567《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122页。
568《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40页。
569《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20页。
570“汤定之来劝我卖字画,因请其为我拟润格,井致书宰平请其为我定卖字例。”《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56页。
571陈重远《文物话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第240-241页。
572余绍宋的日常收入应主要来源十担任公职所得薪水。1922年,余绍宋就曾有因政府数月未发薪水迫不得已捡旧书画出售以补炊米的举动。《余绍送书画论从》，第316页。
573《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8页。
574《白石杂作》,第12页。
575《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5.256页。
576汪溶(1895?1896.1972)安徽歙县人,字慎生,别号满川村人,曾用名秋蓉。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毕业,研究国画多年,入辅仁大学修业五年。1934年后,任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并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秘书等职,著有《监狱修身教科书》。
577《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56页。
578《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61页。
579《余绍宋先生年表》,载《余绍宋书画集》,第122.123页。
580《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9页。
58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9页。
582《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0页。
583《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30页。
854《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30页。
585《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72页。
586《湖社月刊》,第63期。
587齐白石在三十年代的润例为：“二尺10元,三尺72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页6元,一尺内8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8元,小者不画。如有先已写字者,画笔之墨水透污字迹,不赔偿。凡画不题跋,题上款者加10元。刻印，每字4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为度,字小不刻,字大者加。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者加10冗。石有裂纹,动刀刻破者不赔偿。随润加二。无论何人,润金先收。”《齐白石的一生》,第222页。值得注意的是,仅从润格对比,此时的余绍宋似乎已经比齐白石商业化的更为彻底。齐白石提出的鬻画条件比余绍宋更加苛刻,而余绍宋的鬻画门类则比齐白石更为具体。
588《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470页。
589《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12页。
590《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52.53页。
591《俞剑华美术史论集》,第110页。
592《东游日记》,第12页。
593陈师曾为文人画的传统价值,作出了精彩的辩护。金城亦认为“学画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之心得。”《北楼论画》，《湖社月刊》,第1期,第16页。马晋认为“作画学古人,而能变易其法,即不流为离堵间物。”《湖社月刊》(天津古籍书店影印版),1-10册,第63页。汤涤的个人体验更为具体：“仆画无师承,亦不喜讲宗派,兴至挥洒,雅不愿为古人门径所拘。然根底未深,所见名迹不广,又无良师益友,久之恐流入荒率一路。故取明季以来,仆所崇拜而以为可以企及者,如李长蘅、程梦阳、吴梅村、查士标、黄小松一流,大都清逸绝俗,笔有性灵,且流传真迹较多,便于取则。若石涛石谿其人,胸有奇气,功力既深,变化义多，断非学力所可至者,仆亦不愿苦心力而为之奴隶。云林曰，画以为吾胸中逸气耳,诚为千古不易之言。诸君画,笔非不清雅,特画法未尽明了,用笔用墨又欠讲求。仆以为学画须分两时期,其始根基未立,当于芥子园著手,若树石苔点皴法,却有门径,然后再事临摹，临摹之法,莫若以娄东一派入手,以其最正当而无流弊也。仆不敢为高论,本其经验所得者,为诸君言之,倘以为不谬,随后再细为讨论可也。”《汤定之谈话笔记》,《湖社月刊》,第43期,第3页。胡佩衡也认为于古法中生新趣为佳：“作画与作文作诗相似,惟陈言之务去,作诗文若不能推陈出新,篇篇雷同,便无佳构。惟画亦然,每幅必有新意始有趣味。有某画家者,日仿麓台,鲜有变化,千篇一律,性灵全无,此不过就章法变化而言者,亦须求新,时尚清湘,我亦消湘,时尚八大,我亦八大,总随人家脚跟转移，意境便不能新颖。必人学清湘,我学八大,人学半亩,我学四王，古画之派别甚多,任我择取,总要推陈出新,与人不同,如此意境自新，不同凡响矣。”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8期,第4页。虽然民初北京的画家群体取法于古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则殊途同归。
594“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明]李维桢《慕农》,引自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69页。
595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进士。历任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曾因弹劾李鸿章而名动一时。著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遗文若干卷。梁以张之洞幕下之学者而知名,入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曾自愿守护崇陵。1916年得陈宝琛举荐,为溥仪帝师,1917年曾参与张勋复辟。梁鼎芬之母系余绍宋之姑祖母,因而余绍宋称梁鼎芬为表伯。两人往来颇多。但从余绍宋日记看,彼此也仅限于书画一道的交流与共鸣。如“赴梁宅,表伯(梁鼎芬)出所藏《倪文贞诗稿墨宝》,精绝。后附有《题元祜党人碑后》真迹。”“下午到梁节老处借到万年少时为顾亭林作《秋江别思图》及《归玄恭画竹卷》,后有亭林跋语及诗。髯老(梁鼎芬)题前卷曰《顾船》、后卷曰《顾诗》。诚精绝之品,则录于杂记。”“在梁宅得观《王船山真迹》”。《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39.140页。关于粱鼎芬事迹,可参看王森然《梁鼎芬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0年第2期。
596以手卷为装帧形式历史悠久。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步辇图》等,均为手卷装。随着册页、卷轴等装帧形式的出现与发展,手卷则逐渐减少。手卷章法不易安排,绘制费时费力,至清末民初以手卷形式作书画者已殊为罕见。余绍宋能以如此复古的形式描绘梁鼎芬归葬的场景,应含有极为深切的意图。
597余绍宋曾称“余最爱黄鹤山樵画,笔意苍劲。”《余绍宋书画论丛》,第170页。这幅《梁格庄会葬图》从构图到用笔均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颇为神似。
598《梁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3页。
599曾习经(1867.1926),广东揭阳人。字刚甫、刚父。光绪十八年进士,官户部主事。张勋复辟时授度支部左臣。工诗,近体出入唐宋。有《曾刚甫诗集》、《蛰庵诗存》等。能书,善画山水、人物及梅花。
600《梁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3页。
601《梁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3页。
602此卷画心高31.7厘米，长179.1厘米。引首及拖尾序跋长达十余米。题跋者分别为：余绍宋、曾习经、陈宝琛、秦树声、朱益藩、黎湛枝、胡祥麟、陈庆佑、朱汝珍、汤涤、陈衡恪、温肃、郑孝胥、梁用弧、吴昌绶、康有为、李滴青、万绳栻、韦口、陈湘乡、江瀚、黄节、袁励准、邵章、周贞亮、罗淳口、赵尔巽、陈庆稣、谭祖任、李家驹、朱孝藏、王潜、袁思永、袁思亮、黄孝纾、王廷扬、叶尔恒、刘承干、叶玉麟、邵章、陈三立。
603《粱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6页。
604余绍宋在自题中仅用寥寥数语,阐述了粱鼎芬葬于梁格庄的缘由，慨叹性的语句一字未现,与其余四十人的题跋内容形成鲜明对比。
605《粱格庄会葬图》题跋,载《余绍宋书画集》,第7页。
606老舍《老张的哲学》,引自杨义《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22.24页。
607《琉璃厂杂记》,第75页。
608李景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2页。
609《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第3-8页。
610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611《艺林月刊》,第9期,第93期。
612“从1937.1945年,北平沦陷的八年中，零售物价上涨2200倍。”《民国北平历史》,第191页。因此本节针对画家生活状态的考察,时间大体限定于1912.1937年间,此时期物价稳定,对应于画家生活的分析也更具实证性。1937年以后由于时局动荡,物价起伏波动较大,画家在做具体交易时,其书画价格与实际购买力差异悬殊,不便于做学术性的细微考量,因此1937年之后暂不在本文考察时间范围之内。如齐白石在1946年去南京、上海举办展览,“我带去的二百余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囤积倒把的人)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堆积如山……(卖画)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画还买不到几个烧饼……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白石老人自传》,第102.103页。史树青曾回忆：“我师陆和九先生于1941年在北京悬润,有七绝二首,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时人瞎说我名家，艺术天才众口夸。若论价格比歌舞,赚钱不及纺棉花。名家笔墨化云烟,一例缝穷只要钱。我亦为钱忙到老,惹人笑骂学时贤。”《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序言。黄炎培在抗战胜利时,一度卖字为生,其润例写有“非我高抬身价驱人前,无奈法币膨胀不值钱。”《艺林散叶》,第214页。
613《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7页。
614《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45页。
615《己未日记》,第7页。
616《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04页。
617《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第8页。
618《黄宾虹年谱》,第379页。
619《黄宾虹年谱》,第378-379页。
620《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04.105页。
621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发行,民国19年(1930),第96页。
622《上海生活》,第49-50页。
623《上海生活》,第50页。
624《上海生活》,第50页。
625赵柏田《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3、60页。
626《余绍宋日记》第壹册,第25页。
62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40页。
628《四十年来之北平》,第42页。
629《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2页。
630《白石老人自传》,第72页。
631齐白石在回忆中不提其它画作形式,单以扇面举例,是有着’定历史渊源的。扇面在民国时期的需求量较大。一柄名家所绘扇面,代表了持扇人的身份与品味,挥扇祛暑的同时又能展现风雅情怀。因此当时讲求雅致的文人学者或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对于扇面均有所需。画家的润例中大多也都有扇面价格标出,即是这种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郑逸梅曾回忆：“从前的人们,把画来代表人格的，入其室,丹青四壁.尽为名.家超逸之笔，这个主人襟怀的雅淡，也就可想而知。还有折扇在握,携笔出门,在挥扇时候，人们瞧到了丹青名家署款，使知道这个人士很有来历的，便不敢来欺负你、侮辱你，无形中省却了很多麻烦。”郑逸梅《国画淡》,1934年1月18日。因这股风气使然,以致当时有些求画扇面的广告都显得雅致非常：“郑虔三绝,首重丹青。米芾一家,专攻水墨。足下传神阿堵，不让古人。逖听下风,久仰声誉。兹值东君已去,亦帝司晨，非清凉公r,不足以驱酷热。奉上素纨一面，乞赐数笔，挥可就。聊试君风雨之毫，五日为期,莫负我云霓之望。”《学生文艺丛刊》,1925年第4期。
632选编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891.1097页。
633《艺林月刊》,第21期。
634《艺林月刊》,第21期。
635《己未日记》,第12页。
636溥心畲在1933年的润例为：“堂幅六尺一百二十元五尺八十元四尺六十元三尺四十元三尺以下三十元屏幅减半以四尺为一堂单条照堂幅例册页每方尺二十元手卷每方尺二十元纨折扇每面十元(细笔题诗加倍)。”他的八尺堂幅按价格推算,至少比胡佩衡的画价高出四十元,而扇面每幅价格也高达十元。《湖社月刊》,第63期。
637《神州吉光集》,1923年,第6期。
638《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第2页。
639王中秀《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新美术》,2004年第2期.
640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1期,第2页.
641《艺林月刊》,第91期,第15页。
642《湖社月刊》,第86期。
643《湖社月刊》,笫55期。
644魏京伯《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鲁迅风》,1939年,第1.19卷。上海书店影印版,1982,第226页。
645《艺林月刊》,第78期,第15页。
646《艺林月刊》,第79期,第15页。
647《艺林月刊》,第80期,第15页。
648《艺林月刊》,第82期,第16页。
64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2页。
650过旭初(1902.1992)又名遇春,安徽歙县人,与其弟惕生在围棋界有“大过老”、“小过老”之称。黄宾虹曾在过旭初落魄时出手相助。《黄宾虹年谱》,382页。
651《黄宾虹年谱》,第384页。“周”即周肇祥。“李”为李书华(1890-1979),河北昌黎人,字润章。早年留学法国,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4年4月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界评议会评议员。“过”为过之翰(1884.1965),安徽蒙城人，字观宸,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
652《黄宾虹年谱》,第384页。
653《黄宾虹年谱》,第386页。
654《黄宾虹年谱》,第386页。
655对于围绕展览所举行的种种应酬与宴请,并非仅是北京一地的陋习。王个簃曾绛回忆：“当时我的不少画友都开了个展。有的场面很大,邀请符方名流、师长和画友前去观赏、指教,搞得热热闹闹。……办个展,特别是第一次个展,总是要请一些社会名流、画友、新闻记者聚一聚，吃顿饭。这种风气在旧社会是盛行的,所以我也不能太例外。……在个展展出期间,票房的收入也不错。……这次个展的展品卖掉很多，有的人不但自己买,还替朋友定预订。……个展卖出了不少画，收到的钱除了支付‘定开销外,还余下不少钱,可以用来印画册。”王个簃《王个簃随想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2,第93页。
656《黄宾虹年谱》,第386页。
657石谷风《三十年代的北平画坛》, 载《黄宾虹年谱》,第384-385页。溥心畲的弟子刘继瑛曾经亲眼见到：“有时他们会分别坐在一条长案的两头,案边摆放些许空白册页,二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又将尚未完成的作品掷向对方,由对方补齐题款。”(溥心畲当时居颐和园介寿堂,张大千住颐和园的听鹂馆,两人互有切磋)彼此的关系可见一斑.王亚楠《艺海往昔—九旬老人刘继瑛和她所经历的京城画坛》,《荣宝斋》,2012年第3期,第281-282页。
658《北平晨报》副刊《北晨艺圃》,1935年5月22日。
659《北平晨报》的首席记者赵效沂,后来定居台湾,晚年曾写有一本回忆录《报坛浮沉四十五年》(白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其中有一段描写于闇的文字：“于非闇，旗人,兼写《艺圃》小方块,颇为中年以上人士所喜读,他自己能诗,能书,能画,能刻印.能饮,有‘清客’作风,在旧艺文界吃得开。张大T‘游故都时,与于时相交游,‘南张北溥’的雅称,即出自于非闇手笔，流传至今。”《大观》,(台湾)2010年第4期。
660《艺林月刊》,第85期,第15页。
661在杨逸所著《海上墨林》一书中,仅记载清末以来寓沪的职业书面家就达二三百名之多。而在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仪列出北京现代名画家33人,现代诗画家87人,现代艺术雕刻45人。参见杨逸《海上墨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马芷痒编《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民国24年(1935)。
662名单所列大多为当时在北京画界拥有较高声望且颇具代农性的书画家。非职业画家主要指在画界以外还担任过其它社会职务。参考马芷痒编《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民国24年(1935)。
663《艺林月刊》,第60期,第15.16页。
664《白石老人自传》,第2-5页。
665《白石老人自传》,第70页。
666《白石老人自传》,第73页。
667《白石老人自传》,第74页。
668如被誉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也时有这种提携之举：“民国北京籍画马名家马晋,自幼接触满清王府里的马,培养了画马的兴趣,而后对马写生,亦临摹前人画马作品。1917年在北平司法讲习所任录事时,恰逢康有为写出推崇郎世宁画法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在康氏主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马晋从临摹郎世宁的《十骏图》开始,走上了取法郎氏法却更加中国化的道路,他师从金北楼,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后,这种取法也得到金氏的认可,并在《绘学杂志》第2期(1921)上发表为之拟定的《湛华馆润格》。”薛永年：《马晋先生及其绘画》,《美术之友》,2001年第11期。湖社画会也曾为自己的会员定制润格,大力推介。
669《民国人物碑传集》,第693页。
67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10页。
671汪辟疆《光宜以来诗坛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18页.
672王彬《中国名画家全集溥心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5页。
673《浦心畲的艺术与生活一启功访谈录》,(台湾)《雄狮美术》,1993年第10期,第34页。
674《艺林散叶》,第331-332页。
675王世襄《锦灰二堆：王世襄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35页。
676如某次湖社画会曾举办展览,居然“以宣统弟妇唐怡莹之作品售出最多。”《湖社月刊》,第91期,第15页。
677《湖社月刊》,第67期。
678陈重远《文物话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第240-241页。
679《我的前半生》,第158页。
680《艺林散叶》,第265页。
681《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6页。
682《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3页。
683《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28页。
684《白石老人自传》,第69页。
685《白石杂作》,第12页。
686《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67页。
687《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2页。
688《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59页。
689《余绍宋书画论丛》,第278页。余绍宋在1924年开始悬润鬻画,引文是他在1937年的日记中所写。
690这种文人心态的根深蒂固,甚至促使余绍宋不仅自己不举办个展,也极少参观他人个展：“赴民众教育馆，看夷初之书法展览会。观者寥寥,售出之件不过三数。夷初且自行在场招待，殊失身份。余生平最不喜开所谓个人展览,以其失品格也。昔曾有文专论之,故凡此中会皆不往观。今日特以夷初故一破例耳。”《余绍宋书画论从》,第277页。
691吴昌硕当时为陈半丁所定润格为：“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铭“吴俊之印”)。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第88页。
692胡佩衡《绘事答问》,《湖社月刊》,第57期,第3页。
693金城《画学讲义(续)五○》,《湖社月刊》,第60期,第3页。
694俞剑华《职业画家与副业画家》,《时代艺术》,1949年第4卷第1期。
695两本杂志均保持了偏于传统的编辑品味。翻看共计190期的《艺林月刊》以及100期的《湖社月刊》,所刊载的图文,均以代表传统艺术的金石碑帖、名家字画、古物珍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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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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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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