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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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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梁启超是一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其政治言行的复杂多变,每每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望风转舵的政治投机者。在其“流质易变”的表相之下,掩藏着深郁的民族主义诉求。综观其一生,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始终是梁启超矢志不渝的追求。梁启超不仅是一名民族主义践行者,而且是一名民族主义传播者。回溯历史,正是梁启超最早从国外引进了民族主义这一学说,并进行了积极的宣传。通过梁启超的如椽巨笔,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引介和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没有对西方的民族主义学说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广泛吸收中外的各种思想资源,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民族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集合汉、满、蒙、回、苗、藏等中国境内全体民族的力量,才能对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虽然这一主张一度遭到革命党人的批驳,但它最终还是被国人所普遍接受。对于梁启超而言,民族主义宣传只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为了避开民族主义的话语困境,他后期甚至干脆闭口不提民族主义。由于轻民族主义之名重民族主义之实,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形态十分多样。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许多思想学说都与其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梁启超一直奉行民族主义,但他并没有走上国家、民族至上的不归之路,而是努力把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性价值相链接,力图实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这种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当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Liang Chi-chao is a very complex man tha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hose fickle political words and deeds often dazzled people. However, Liang Chi-chao is not a volatile political speculator concealing deep nationalist aspirations under his capricious image. Surveyed his lif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always was his pursuit. Liang Chi-chao was not only practice nationalism, but also propagated the thought of nationalism. In historical retrospect, Liang Chi-chao is the first man introduced the doctrine of nationalism from abroad, and had given considerable publicity to it. Through Liang Chi-chao's words, nationalist ideology had been widely spread in modern China.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process of the nationalism, Liang Chi-chao had not transplanted the West nationalism simply. He carried out nationalism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y absorbing the broad range resources of China and foreign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a. Liang Chi-chao soberly realized that China's traditional cosmopolitism can not adapt the concept of intense global competition, Only solidified all ethnic groups of China which are Han, Manchu, Mongolian, Hui, Miao, Tibetan and others could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t aggression. Thus, he proposed the famous ideology which is "big nationalism ". Although this idea was refused b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member firstly, it was widely accepted by people in the end. For Liang Chi-chao, nationalist propaganda is only a means for national goals. In order to avoiding the plight of nationalism discourse, Liang Chi-chao even didn't make no reference to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Because of lighting the name of nationalism and weighting the contents of nationalism, Liang Chi-chao's nationalist ideas has very diverse manifestations, Many ideological doctrine including liberalism, socialism, cultural conservatism ha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s nationalist ideology, Liang Chi-chao had been always followed to nationalism, However, he did not consider that national interests is paramount above everything, he strived to connect nationalism with freedom,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trying to achiev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nationalism and the cosmopolitism simultaneously. His moderate and rational nationalist ideas h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引文
[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页。
    [2]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97页。
    [3]一是由追求科举功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变而为倡导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二是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0二年底,梁启超徘徊于革命、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面在“保皇”的旗帜下坚持君主立宪,一面却高唱“破坏主义”。三是一九0三年游新大陆归来后,梁启超言论大变,由宣传“民权”“共和”,倒退为提倡“开明专制”。四是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梁启超从“开明专制”转回君主立宪。五是辛亥革命爆发,全国纷起响应之时,梁启超宣称“虚君共和制”最适宜于中国。但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又公开表示接受共和。六是从倒袁转向附袁。七是从附袁到反袁。八是与其师康有为民国年间因政见分歧而“趋舍异路”。九是数度表示将脱离政治,未几即自食其言,最终诺言始兑现。十是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参见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载于《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4]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载于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页。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页。
    [2]尽管对于谁是向中国民族主义理念传播的第一人,学界尚有争论。但是却公认是梁启超最早正式提出“民族主义”这一说法,并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民族主义学说。
    [3]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5]参见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300页。
    [1]参见闻小波:《论辛亥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2]参见刘晓辰:《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3]参见刘亮红,张跃安:《论梁启超民族主义观念的转变》,载于《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参见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参见刘云波:《传统民族主义的近代性转变:试论梁启超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载于《求索》1990年第5期。
    [2]参见闾小波:《论辛亥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3]参见刘晓辰:《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4]参见王凡:《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载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5]参见雷莉,刘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观》,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参见高强,刘海玲:《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参见暨爱民:《“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参见吴春梅:《近代民族主义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4]参见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参见皮明勇:《梁启超论儒家文化与民族主义》,载于《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皮明勇:《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载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2]参见闵选寿:《试析梁启超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嬗变》,载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刘亮红的系列相关文章(刘亮红、张跃安:《论梁启超民族主义观念的转变》,载于《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刘亮红:《论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载于《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刘亮红:《从文化过渡角度看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载于《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刘亮红:《浅析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的特色》,载于《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基本上与其硕士论文《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论》内容重复,此处不赘。
    [4]参见孟祥才:《梁启超民族观简论》,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5]参见南冰:《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盛衰:试论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的启蒙思想》,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6]参见史筠:《略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载于《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
    [7]参见王凡:《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载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1]参见张顺昌:《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2]参见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参见周志初:《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载于《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参见王东艳:《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载于《齐鲁学刊》2006年第4期。
    [5]参见葛志毅:《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1]参见江湄:《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载于《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
    [1]参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对这一观点也有不同看法。据一位法国学者考证,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民族主义”于1798年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然后到1830年才第二次出现,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的浩瀚文海中“很少见到‘民族主义'一词,直到近代以前,它并未被广泛使用”。此外,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最早出现在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的著作中。(参见刘中民,左彩金,骆素清:《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而台湾学者马起华则认为是1789年流亡伦敦的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首次使用nationalism这个词,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这是“民族主义”一词在欧洲的最初出现。(转引自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3]二人被称作是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开山双祖”(the twin founding-fathers),参见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载于[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转引自陆煜,胡鸿保:《政治双刃剑:民族主义》,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转引自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4]转引自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5]李良玉:《“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6]牟钟鉴:《现代民族主义及文化的和理性的民族主义》,载于洪泉湖,谢政谕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5页。
    [7][英]古池:《民族主义史·导言》,黄公觉译,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第1-2页。
    [1]王缉思:《民族主义》,载于《欧洲》1993年第5期。
    [2]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3]姜新立:《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或辩证统一?》,载于洪泉湖,谢政谕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9-30页。
    [4][英]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5][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6][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7]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载于《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8]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1]李国祁:《共信与分歧: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海峡两岸当前困境》,载于洪泉湖,谢政谕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页。
    [2]John Breuilly,Nations and the Stat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3。
    [3]转引自刘中民,左彩金,骆素清:《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4]胡涤非:《民族主义的概念及起源》,载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
    [6]《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5页。
    [7]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1999年缩印本),第1176页。
    [1]转引自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徐蓝:《关于民族主义的若干历史思考》,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3]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
    [4]周平:《民族政治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5]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6]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71页。
    [3]实际上,关于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是否得当,学界也有争论,此处不予赘述。
    [1]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1999年缩印本),第2254页。
    [2]参见姜德顺:《不同语境下的“民族主义”),载于《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
    [3]《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85页。
    [1]许纪霖:《序》,载于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Emic与etic是两种分析架构,很难准确译为中文。前者是一种内部观点,意指研究者描述研究对象主观上所具有的人生观,这种角度的观察与被研究者对自身的想法,是相符合的,或者说是研究对象可以了解的;后者则为外部观点,是从研究者角度所提出之观察,而这些观察是被研究者所没有意识到,或不强调的。(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
    [1]陈林:《论民族主义对20世纪历史的重构》,载于《欧洲》1995年第5期。
    [2]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5页。
    [1][德]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3][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1]陈振明,陈炳辉主编:《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2]转引自[美]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王宏周,张平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3]转引自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参见徐波,陈林:《余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载于[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据钟珍维,万发云统计,梁启超一生曾用过的笔名和署名共有48个,其中最主要者有卓如、任庵、任公、任父、哀时客、中国之新民、饮冰子、饮冰室主人等。(参见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1]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3]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4]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当时从茶坑村乘舟到省城广州尚需3天的路程,但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应当不是十分的偏僻。(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5]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6]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2]转引自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3页。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潜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4]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9959.htm。
    [5]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参见黄光国:《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台湾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载于洪泉湖,谢政谕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77-178页。
    [2]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3]魏文哲:《华夷之分与君臣大义:中国古代民族观蠡测》,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4]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86页。
    [1]参见朱维铮:《晚清思想史中的民族主义》,载于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284页。
    [2]文中年龄按照传统中国人的习惯,均为虚岁。
    [3]据说与李端棻一同主考广东乡试的王仁堪,也很欣赏梁启超才学,暗想将女儿嫁给梁启超。只是由于李端棻已经先开口,只好作罢。(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页。
    [5]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6]参见蒋广学,何卫东:《梁启超评传附谭嗣同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载于《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2]梁启超:《始可斋记言记行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3]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8页。
    [4]当时康有为尚未中举,直到1893年方才考中举人。梁启超不为虚名所累,拜其为师,人生道路从此完全改变。
    [1]当然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今天看来是比较有限的和肤浅的,但在当时能够自觉进行中西文化的融会,已经是为时代之先了。
    [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10页。
    [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1页。
    [4]转引自马洪林:《康有为大传》,1988年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20-121页。
    [5]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页。
    [7]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2页。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9页。
    [2]梁启超后来为康有为作传时还特地指出:“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爱国,先生论政之目的在民权,而其揆时势以谋进步,则注意于格君。”(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页。)
    [3]本年本非礼部会试之年,但因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故朝廷特开恩科。(参见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页。
    [7]关于签名上书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此处取1300人之说。(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2]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8页。
    [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1]梁启超:《辞伍秩庸星使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9页。
    [2]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99年版,第48-58页。
    [3]梁启超:《南学会叙》,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5]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
    [3]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1]参见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1]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415页。
    [2]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99年版,第15页。
    [3]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4]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1]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2]参见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近代中国革命与国家转型(1895-1915)》,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7-42页。
    [3]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0页
    [4]其后由于清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又劝令后期到同的康有为离境。梁启超也只是以做学问的名义才得以继续留在日本。
    [1]据说《清议报》之遭火灾为慈禧太后嫉恨梁启超的言论,收买他人所为。(参见袁咏红:《梁启超图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32页。
    [3]梁启超:《敬告我国民》,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页。
    [4]梁启超:《释革》,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0页。
    [5]参见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9页;另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1页。
    [6]冯自由:《横滨清议报》,载于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
    [1]参见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2]梁启超:《1903年3月18日致徐君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3页。
    [3]冯自由:《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载于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页。
    [4]参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启超》,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夏晓虹对此有不同看法,在纠正超观的《记梁任公先生轶事》一文中指出,《中国秘史》应作《近世中国秘史》,为韩文举所编书,而非刊物。(参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5]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载于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6]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载于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1]张朋园总结梁启超与孙中山分道的原因大致有四个:一是关于革命手段与方法的认知存在分歧;二是在领导人的问题不可能相让;三是财源之争为最大的分裂缘由:四是师友的关系也决定两人不能彻底地合作。(参见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99年版,第87-102页。)
    [2]梁启超:《1900年3月29日致孙中山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28页。
    [3]自立军起义失败,许多人归罪于梁启超的筹款不能及时汇到。梁启超因受骗虚耗部分钱财,本已十分内疚,挚友唐才常又因之起义失败遇难,他暗恨不能以身代,十分伤神,悲伤之余甚至一度想披发入山。(参见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99年版,第114-115页。)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页。
    [5]梁启超初到日本之时对于这些概念还比较模糊。(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6]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7]梁启超:《上粤都李傅相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1]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7页。
    [2]梁启超:《1900年3月13日致康有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24页。
    [3]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7页。
    [4]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5]梁启超:《清议报叙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1]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2]参见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页。该文刊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之上,但从内容看,应当作于戊戌政变之前,故可视作梁启超戊戌前后的民族认知。
    [3]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4]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5]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6]梁启超:《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页。
    [7]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13页。
    [1]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八九六--一九零七》,载于周阳山,杨肃献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13-116页。
    [2]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载于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3]孙隆基:《清季皇帝崇拜与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15页。
    [5]参见梁世佑:《从种族到民族: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之研究》,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6]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5页。
    [1]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2]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3]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4]梁启超:《论民族竞争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
    [5]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 459页。
    [1]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2]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4]梁启超:《论民族之竞争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
    [1]参见梁世佑:《从种族到民族: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之研究》,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6页。
    [2]梁启超:《商会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4]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9页。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1页.
    [3]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290页.
    [4]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303页。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8页。
    [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8页。
    [7]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6页。
    [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7页。
    [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3页。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8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页。
    [4]参见[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2页。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333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页。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1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页。
    [5]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1),1994年版,第133-136页。
    [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3页。
    [2]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页。
    [3]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2页。
    [4]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5]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载于《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6]梁启超:《1906年7月致蒋观云》,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8页。
    [7]梁启超此时主张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并不是意味着他放弃了渐进式的宪政道路。很大程度上他的这一激进宪政主张只是为了与革命派的“排满共和”口号相抗衡.以挽救国家的危机。(参见袁咏红:《梁启超图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1]梁启超:《1908年7月致徐佛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2页。
    [2]梁启超:《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3页。
    [3]梁启超:《粤乱感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4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页。
    [1]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2-554页。
    [2]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3]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8页。
    [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
    [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8页。
    [1]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0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页。
    [3]梁启超:《论民族竞争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
    [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7页。
    [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8页。
    [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8页。
    [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8页。
    [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9页。
    [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0页。
    [4]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5-1616页。
    [1]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方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9-2390页。
    [2]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6-2507页。
    [1]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7页。
    [2]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页。
    [3]梁启超:《袁世凯解剖》,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8页。
    [4]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4-4055页。
    [5]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8页。
    [6]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0页。
    [7]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0页。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2页。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7页;另见梁启超:《1917年9月23日致梁季宽》,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6页。
    [2]二人都主张参战,但参战的动机有所不同。段祺瑞试图借此扩大个人实力,梁启超主张参战则是为了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
    [3]梁启超:《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67页。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0页。
    [2]出于对旧国会的不满和失望,梁启超协同段祺瑞抛弃旧国会,另组新国会。这一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不但直接导致护法运动的兴起,梁启超自身领导的进步党也被皖系借机排挤,沦落为新国会中无足轻重的小党。新国会完全被皖系控制,被人们称作“安福国会”。
    [3]1917年,8月14日,在没有国会表决的情况下,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宣战。
    [4]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5页。
    [5]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87-88页。
    [6]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8]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8页。
    [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8页。
    [1]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0页。
    [2]关于梁启超抨击“二十一条”,也有说是袁世凯暗中以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梁启超,使其发挥言论影响力来裁制日本。(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19页注4。)但无论如何,“二十一条”的提出,转变了梁启超对日本的看法,从此他对日本开始心存戒备。(详情参见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载于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4页。)
    [3][日]班玮:《试论梁启超的日本观与其思想转变的相互关系》,载于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6页。
    [4]参见梁启超:《中日最近交涉平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2763页。
    [5]梁启超:《中日最近交涉平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1-2762页。
    [6]梁启超:《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4页。
    [1]梁启超:《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0页。
    [2]意大利首相加富尔曾经主动参加英法对俄战争,以换取英法对意大利统一的支持,终使奥匈帝国无法阻止,达到目标。
    [3]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5-67页;另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启超》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4]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8页。
    [5]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页。
    [6]转引自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7]梁启超:《政局药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6-2957页。
    [1]张朋园甚至认为,梁启超就是为了实现对德宣战愿望,才加入张勋复辟之后的段棋瑞内阁。(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24页。)
    [2]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4页。
    [3]梁启超:《说幼稚》,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5页。
    [4]参见梁启超:《国产之保护与奖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7-4944页;梁启超:《谈判与宣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1-4312页;梁启超:《答北京大学教员(沪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5-4317页。
    [5]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5页。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2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7页。
    [4]毛以亨称,北洋政府为了酬劳梁启超主张参战的功绩,此次梁启超是以欧洲特使的资格赴欧,只是未付实权而已。但《申报》载明梁启超以私人资格赴欧,梁启超自己亦如是说。从其旅费及随员组成来看,梁启超应是以半官方的资格赴欧。其旅费北洋政府仅出6万,梁启超自己另筹4万。(参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启超》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及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3-875页。)但实际上是当时的总统府顾问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参见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648440.htm
    [5]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1]参见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333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3页。
    [3]参见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4]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9页。
    [5]参见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6-270页。
    [1]这种经世情结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式,不仅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也是如此。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页。
    [3]据毛以亨所言,这一百多个理由在后来的《饮冰室合集》上被删除。(参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启超》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4]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9页。
    [1]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明确指出,“夫明乎民族国家主义发展之情状,与国民生计剧竞之大势,则于今兹战役之总原因,思过半矣。”(参见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5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8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8页。
    [4]参见梁启超:《国际联盟评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7-3038页。
    [5]梁启超:《巴黎和会预备提案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7页。
    [6]梁启超在《答客难》一文中,明确提出,“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谨谢客。……抑吾中国人之国家主义,则虽谓之世界主义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天下万国大政治家所来往于胸中之第一大问题,即支那问题是也。故支那问题,即不啻世界问题;支那人言国家主义,即不啻言世界主义。然则吾今日之思想决非退步也。谨谢客。”(参见梁启超:《答客难》,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358页。)
    [1]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4页。
    [2]参见陈赞:《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194页。
    [3]梁启超曾自言:“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这里的“惭其死友”即意指愧对谭嗣同的世界主义)(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7页。
    [2]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7页。
    [3]梁启超:《国际联盟评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2-3043页。
    [1][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集》,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5页。
    [2]参见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的最早使用,还有一种观点,阿克顿勋爵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18世纪就已经出现,“自由主义--1707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首次使用这个词。”(参见[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集》,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4页。)
    [3]参见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4]格雷认为,“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发现了自由主义观念中的若干元素,但是,与其说它们是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不如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前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智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不早于17世纪。”(参见[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参见[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导论》,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3页。
    [4]社群主义的批评直接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理论,但是整体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无疑也被它的批评所涉及。
    [1]参见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03-104页。
    [2]参见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259页。
    [3]参见[英]约翰·密尔:《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4]转引自[加]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5]转引自[加]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6]转引自[加]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7][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5页。
    [8][以]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以]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2]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3页。
    [3][加]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4][以]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5]转引自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定位初探》,载于《世界民族》2003年第1期。
    [6]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参见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西方学理”与“中国问题”》,载于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3]秦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载于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4]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4-55页。
    [5]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0页。
    [1]实际上,早在康有为之前,就已经有外国传教士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过零星的介绍。(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2-232页。)
    [2]参见胡伟希:《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载于《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参见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36页。
    [4]《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引用《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所说,称梁启超与严复于1896年7月结识。陈鹏鸣经过考证,认为现在尚不能确定二人相识于何年,但大致时间当不早于1895年3月至1896年7月之间。(参见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此处依据后说。
    [5]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6]参见胡其柱:《晚滴“自由”语词的生成考略》,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
    [7]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1]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8页。
    [2]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99年版,第26页。
    [3]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1999年版,第27页。
    [4]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5]所谓“格式塔心理”,是指将认知对象视为一有机的整体,对象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分割。胡伟希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富强之术时,在“格式塔心理”支配之下,往往采取“全盘输入”的办法,不单纯引进西方的科学、制造和政制,还包括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参见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梁启超:《1900年4月1日致康有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2页。
    [2]原文为:“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3]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4]见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不过梁启超此处的推崇或许只是应景之言。
    [5]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6]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7]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页。
    [8]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70页。
    [9]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7页。
    [1]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2]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3]Philip C.Huang,Liang Ch'i-ch' n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83.
    [4]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5]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6]梁启超:《服从释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3]梁启超:《服从释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3页。
    [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评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1]杨天宏:《梁启超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
    [3]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7页。
    [4]梁启超:(1927年1月18-26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47页。
    [1]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3]梁启超:《爱国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1]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7页。
    [2]参见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12页。
    [3]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7页。
    [4]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1]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2]梁启超:《自由书·草茅危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3]梁启超:《上粤都李傅相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4]梁启超:《上粤都李傅相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5]梁启超:《古议院考》,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1]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2]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3页。
    [3]梁启超:《爱国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1]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
    [2]梁启超:《自由书·草茅危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3]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5]梁启超:《自由书·草茅危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6]梁启超:《爱国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1]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4页。
    [2]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7页。
    [3]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4]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2]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0页。
    [3]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从报>之驳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页。
    [4]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页。
    [5]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0页。
    [6]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3页。
    [7]梁启超:《1920年7月20日致梁思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189页;另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3页。
    [1]梁启超:《哀告议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7页。
    [2]参见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270页。
    [1]梁启超:《复段芝泉执政论宪法起草会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8页。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03页。
    [3]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406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页。
    [1]胡适:《四十自述》,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2]沈卫威:《胡适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3]沈卫威:《胡适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4]胡适的博士学位此时并未获得,直到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才授予胡适博士学位。个中原委有多种说法,此处不赘述。
    [5]胡适:《我的歧路》,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
    [1]胡适:《我的歧路》,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
    [2]陈先初,刘旺华:《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载于《求索》2008年第3期。
    [3]胡适:《人权与约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1]参见沈卫威:《胡适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206页。
    [2]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1][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页。
    [2]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7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680页。
    [5]梁启超:《国民浅训》,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4页。
    [1]胡适:《自由主义》,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4页。
    [2]王海明:《论自由主义》,载于《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3]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7页。
    [4]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84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0页。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于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页。
    [3]胡适:《易卜生主义》,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2-613页。
    [4]梁启超:《立宪法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5]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1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页。
    [2]梁启超:《1911年10月6日致袁世凯》,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93页。
    [3]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5页。
    [4]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1页。
    [1]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2]胡适:《人权与约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页。
    [3]胡适:《人权与约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4]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
    [5]胡适:《制宪不如守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页。
    [6]胡适:《制宪不如守法》,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7]胡适:《自由主义》,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页。
    [1]胡适:《致陈独秀(稿)》,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4-665页。
    [3]胡适:《宪政问题》,载于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页。
    [4]胡适:《1935年6月12日致陶希圣》,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5]耿云志:《蓼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6]罗志田:《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载于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03页。
    [1]胡适:《易卜生主义》,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2-613页。
    [2]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1]参见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2][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3]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而“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会加快这一进程,“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在1893年,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虽然在理论上也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对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但最终也在实践中与民族主义进行了妥协。“一般抽象地提出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67页。)
    [4]房宁,王炳权认为,“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或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或者所共产党的胜利,恰恰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参见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余英时也曾指出,“共产主义之所以竟能得势于中国基本上也是由于它劫持了近代中国的强烈的民族情绪。”(参见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载于周阳山,杨肃献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558页。)汪荣祖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得助于民族主义,应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参见汪荣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回顾与展望》,载于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唐文权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浩大的民族运动,是中共两度崛兴的历史机遇所在。正是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帜和力量,中共最终壮大了力量,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政权。(参见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哈里逊也同样认为,“一九四五年以前,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关键是它所举 的民族主义旗帜。在分析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时,现在大都认识到了这一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参见[美]哈里逊:《扩大中的鸿沟:亚洲民族主义和美国政策》,徐孝骞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
    [2]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广义上来讲,凡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改造、改良、批判的思想、学说,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而就其狭义而言,则与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相通用。本文取其广义。
    [1]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4页。
    [2]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3]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4]参见[美]伯纳尔:《一九零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5]参见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
    [6]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7]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 383-384页。
    [1]在梁启超此文之前,中文对于“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的译法不一。郭嵩焘的随员黎庶昌1876年在《西洋杂志》一书中将“社会主义”音译为“索昔阿利司脱”,把社会主义政党译为“平会”;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把“社会主义”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安人民之学”;康有为则采用“人群之说”、“合群之说”的译名;冯自由则把它译为“民生主义”。此外“社会主义”还有“民胞物与之主义”、“太平大同主义”等译名。至1905年前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译名才在中文书刊中得到通用。(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2]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6页。
    [3]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页。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页。
    [6]参见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美]伯纳尔:《一九零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2]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页。
    [3]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4]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1]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2]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504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9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1页。
    [2]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基尔特”是英文guild(行会)的音译,意指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手工业者。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叫行会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工人运动高涨,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而流行起来。其主要内容是;把工会改成基尔特,吸收所有脑、体力劳动者参加,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在基尔特中,工人自己选举经理和监工,实现生产自治,产业民主;成立全国基尔特,管理全国生产,国家只是消费的代表,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试图以此和平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许多研究者都把梁启超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过梁启超从未承认自己主张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只是其改良式社会主义很多主张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相近,并且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做了很大宣传。此点必须明辨。
    [3]参见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4]罗素在华讲学历时10个月。有意思的是,1921年7月6日,罗素在华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反而认为当时的中国不适合采用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及基尔特社会主义,并建议中国采用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对于工业不发达、国民多未受教育的中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易于帮助中国达到社会主义之目的。(详情参见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58页。)
    [5]转引自彭明主编:《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参见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从报>之驳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6页。
    [3]张汝伦研究发现,梁启超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是由于进化论而接受社会主义。(参见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4]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6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74页。
    [6]梁启超:《自由书·中国之社会主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7]梁启超:《自由书·中国之社会主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1][美]伯纳尔:《一九零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82页。
    [2]参见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5页。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7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7页。
    [3]梁启超:《在中国公学演说词》,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5页。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页。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页。
    [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页。
    [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页。
    [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3页。
    [2]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418页。
    [3]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4]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5]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1482页。
    [1]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从报>之驳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6页。
    [2]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H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3]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4]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
    [1]梁启超:《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8页。
    [2]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1-2522页。
    [1]梁启超:《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3页。
    [2]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页。
    [3]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4]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1]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2]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1页。
    [3]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舨,第3329页。
    [4]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1-3332页。
    [5]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2页。
    [1]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9页。
    [2]梁启超:《<国际劳工规约>评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8页。
    [1]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0页。
    [2]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0页。
    [3]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1]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2]梁启超:《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3页。
    [3]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92页。
    [4]梁启超:《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5]梁启超:《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6页。
    [6]梁启超:《1927年1月18日-26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46页。
    [1]梁启超:《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4页。
    [2]梁启超:《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4页。
    [3]梁启超:《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4页。
    [4]梁启超:《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3-4334页。
    [5]参见梁启超:《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6页。
    [1]转引自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李大钊:《狱中自述》,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3]朱文通:《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载于《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4]中国社会党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该党领袖为江亢虎,其前身为江亢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党是中国第一个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政党,对于社会主义曾进行过积极宣传,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赞同共和,提倡民主,对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多有抨击,“二次革命”后遭到取缔,后重建。(参见沈骏:《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党》,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1]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页。
    [2]参见朱志敏:《李大钊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3]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5]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1]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2]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3]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1]参见朱志敏:《李大钊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
    [2]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3]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1]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5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页。
    [4]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李大钊:《劳动问题的祸源》,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2]李大钊:《社会主义释疑》,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页。
    [4]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8页。
    [5]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5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2]梁启超:《在中国公学演说词》,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4页。
    [3]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页。
    [4]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页。
    [5]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1]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278页。
    [2]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1页。
    [3]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5页。
    [4]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5页。
    [5]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0页。
    [1]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2]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4页。
    [3]李大钊:《社会主义释疑》,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页。
    [4]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5]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6页。
    [6]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1]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2006年版,第19页。
    [2]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3]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4]梁启超:《杂答某报》,载于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1]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8页。
    [2]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1-4942页。
    [3]梁启超:《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6页。
    [4]李大钊:《狱中自述》,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5]参见朱志敏:《李大钊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9页。
    [6]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于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06年版,第137页。
    [2]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3]李大钊:《狱中自述》,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4]李大钊:《新纪元》,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68页。
    [1]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3]迈斯纳认为,1918年以前,李大钊是个民族主义者;在1919至1920年间,由于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带来全世界的变革,李大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而1920年之后,随着世界革命的前景变得暗淡,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开始复活。(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211页。)这种对于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的阶段性划分,显然没有注意到李大钊民族主义理念的一贯性,不免有化约主义之嫌。
    [4]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1]李大钊:《人种问题》,载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页。
    [2][德]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页。
    [1][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12页。
    [2]按照金耀基的看法,转型期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发展的连续体,自鸦片战争以至今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这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83页。)张灏则从思想的角度认为,从1895-1925年即从甲午到五四这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转型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见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上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页。)这一时段划分虽然值得商榷,但是毫无疑问,从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是一个主义并逐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纷纷登台,直到1949年之后,方才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基本上实现了思想的整体整合(港澳台除外)。
    [3]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4]严复:《原强》,载于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5]“新民”一词在梁启超那里实际上有两个涵义,一是指“人的革新”,另一是指“新的国民”。在前者,“新”被用作动词,而在后者,“新”是形容词。故此,把握“新民”的确切涵义要依照上下文的语境来进行理解。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另见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7页。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4]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5]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6]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2]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1]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2]在《新民从报》告白中,梁启超曾明确表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同时,他还一度把笔名改为“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其对于“新民”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3]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2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0页。
    [5]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2页。
    [6]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2页。
    [7]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4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0页。
    [2]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3]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1]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3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4]梁启超:《呵旁观者文》,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
    [5]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6]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页。
    [3]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页。
    [4]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1]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2]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
    [3]具体来说,与梁启超有较大关系的报刊杂志主要有:《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湘报》、《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庸言》、《大中华》、《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改造》等。
    [4]参见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5]参见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1]康有为:《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载于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1页。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五),载于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3页。
    [3]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载于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5]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6]康有为:《答朱蓉生书》,载于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0页。
    [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2]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4]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5]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6]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7]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参见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2]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页。
    [3]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6页。
    [1]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9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
    [3]梁启超:《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5页。
    [4]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5页。
    [5]皮明勇:《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载于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6]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6页。
    [1]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6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1页。
    [3]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8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7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4页。
    [1]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0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6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4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4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6-2987页。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5-2976页。
    [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于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1]梁漱溟:《自述》,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3]梁漱溟:《自述》,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梁漱溟:《自述》,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页。
    [3]参见陈先初,暨爱民:《论梁漱溟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递演》,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2]转引自陈秀:《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形成历程探析》,载于《安徽文学》2008年第7期。
    [3]参见马东玉:《梁漱溟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艾恺的著作中提到该书在头4年中一连印刷了8次(参见[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此处姑从前说。
    [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6]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漱溟才被艾恺称之为“最后的儒家”。
    [1]参见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梁启超:《新民说·叙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3][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9-720页。
    [2]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6页。
    [2]梁漱溟:《朝话》,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6页。
    [3]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3]李善峰:《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载于《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76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页。
    [2]梁启超:《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5页。此文为梁启超旧作残稿,全集附在《孔子》之后。
    [3]梁启超:《孔子》,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4页。
    [4]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5]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4-2475页。
    [1]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页。
    [2]梁启超:《儒家哲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8页。
    [1]梁启超:《儒家哲学》,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6-4957页。
    [2]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1页。
    [3]梁启超:《1902年4月致康有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6页。
    [4]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8页。
    [5]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2页。
    [1]梁启超:《墨子学案·第二自序》,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0页。
    [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1页。
    [3]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06-909页。
    [4]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5]参见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06页。
    [6]麻天祥、孔祥珍对于梁启超与佛学思想有着详尽的研究。概要而言,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是和他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前期为“佛学注我”阶段,主要是对佛学的利用和改造,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精神武器;后期为“我注佛经”阶段,主要对佛教的文化研究和对身心陶冶。(参见麻天祥,孔祥珍:《梁启超说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页。
    [1]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15页。
    [2]梁启超:《近世之学术》,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02-603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8页。
    [1]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2]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的梁漱溟第一发言,他公开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参见李璐,段淑云:《梁漱溟说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熊吕茂:《梁漱溟的儒佛文化观之比较》,载于《湖湘论坛》2000年第4期。
    [4]梁漱溟:《人心与人生》,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4页。
    [5]转引自熊吕茂:《梁漱溟的儒佛文化观之比较》,载于《湖湘论坛》2000年第4期。
    [6]学界一般都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三位称之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圣”。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2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3]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6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6]参见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4-505页。
    [1]牟宗三:《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载于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中共中央马克恩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3]皮明勇:《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载于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4]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6页。
    [5]金耀基认为,“中国文化之长处+西方文化之优点=理想的文化”只是一种可欲的想法,这一公式是不可以运转的,是不可以产生功能的。(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1]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1]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载于周阳山,杨肃献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558页。
    [3]耿玉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8页。
    [4]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3页。
    [5]梁启超:《伤心之言》,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7页。
    [1]梁启超:《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5页。
    [2]梁启超:《1926年1月26日致孩子们》,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49页。
    [3]就现有资料来看,“民族主义”一词在中文文献中的最早出处是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罗福惠认为,“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显然有误。笔者检视该文并未发现“民族主义”一词。另据韩锦春、李毅夫两先生考证,《东籍月旦》一文并非作于1899年,乃是梁启超于1902年所写。(详文参见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载于《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
    [2]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载于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版,第222-223页。
    [3]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4][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蒋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1]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于《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2]孙中山:《谒明太祖陵文》,载于《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
    [3]参见梁启超:《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5页;
    梁启超:《管子传》,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7页;
    梁启超:《说常识》,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8页;
    梁启超:《宪政浅说》,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1页;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4页;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之责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0页。
    [4]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2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2页。
    [2]胡适:《胡适的日记》,载于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3][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评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4]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载于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市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页。
    [3]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载于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4]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页。
    [1]余宜斌:《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民族主义另一种解读》,载于《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2]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
    [3]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载于《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4]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页。
    [5]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页。
    [1]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
    [2]王缉思:《民族主义》,载于《欧洲》1993年第5期。
    [1]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一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林毓生曾经指出,自孟子和荀子以降,儒家一直有“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的偏好。这一思维模式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是五四自由主义者也都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穆善培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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