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舌之困—国民党党媒制度与新闻宣传（1945-1949年）
|
摘要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了它对中国的统治,也开始了党媒体系的全面构建。国民党秉承“宣传亦革命”的重要理念,将党媒视作本党之“喉舌”,动用国家权力为本党党媒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与政策优惠。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三民主义”确定为衡量所有媒介声音是否正确、是否进步的标杆,建构起党国体制下的党媒制度。
党媒制度是党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党媒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所属政党的特性,也反映了政党在现实政治中的平衡与妥协。战后党媒制度变革围绕着宪政与政争两大主线展开,充分体现了国民党意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中弱势独裁的矛盾性。
国民党在废除新闻检查的同时,以经济或政治的隐秘手段介入媒介市场,帮助党媒占据舆论高地；在行政院下设立新闻局的同时,保留中宣部对国内新闻界的党化管理；对党媒进行企业化改革的同时,以党股官股垄断股权、以党员官员填充董监事会——这不仅使产权改造失去了意义,还为党媒领域的贪污舞弊提供了温床。在这套党媒制度下生存的党媒人,同样呈现出报人、党人、学人多元并生的复杂面相。在大厦将倾的最后关头,谋生与自保的现实需求成了大多数党媒人的第一选择。
新闻宣传的典型个案表明,国民党党媒真正无法逾越的困难在于党媒性质本身的限定与现实危机间的差异,缺乏“造梦空间”和不得不面对的“执政成本”则是执政党党媒独有的困境。
In1927, the Kuomingtang founded its government in Nanjing, began to rule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ed its party' media system. Absorbing the philosophy of "Publicity is Revolution", KMT regards the party' media as the mouthpiece, provided fund and policy for them with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e legitimacy, the validity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n social comments reflect the Kuomintang' party ruling philosophy in news media, and serve as a sig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a control systems under KMT's rulings.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party-state ruling systems, party's media embody the party's features and reflect its balance and compromise in political life. The efforts to gain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serve the party's best interest, make the contradiction of KMT's autocracy in ideologies and organizations reveal itself. Therefore the KMT's media reform after WW Ⅱ shows the duality combining democracy-autocracy and progressive-conservative features.
This duality has been show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The press censorship is abolished and the press freedom is encourag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eans are secretly involved in press and media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media. On one hand, the enterprise reform on party's media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share-holding companies have been set up;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ock rights have been monopolized by the party and the officials who have positions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ich corrodes the reform and corrupts those officials working in party's media. The contradiction exists in the systems of party's media as well as those journalists on staff of the party's media. They waver among to-be-journalist, to-be-party-member and to-be-academician.
Cases with the party's media involved verify the aforementioned conclusion on the macroscopic level and illuminate the predicament of lacking in Dream-making Space and the Ruling Cost that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ruling party.
党媒制度是党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党媒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所属政党的特性,也反映了政党在现实政治中的平衡与妥协。战后党媒制度变革围绕着宪政与政争两大主线展开,充分体现了国民党意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中弱势独裁的矛盾性。
国民党在废除新闻检查的同时,以经济或政治的隐秘手段介入媒介市场,帮助党媒占据舆论高地；在行政院下设立新闻局的同时,保留中宣部对国内新闻界的党化管理；对党媒进行企业化改革的同时,以党股官股垄断股权、以党员官员填充董监事会——这不仅使产权改造失去了意义,还为党媒领域的贪污舞弊提供了温床。在这套党媒制度下生存的党媒人,同样呈现出报人、党人、学人多元并生的复杂面相。在大厦将倾的最后关头,谋生与自保的现实需求成了大多数党媒人的第一选择。
新闻宣传的典型个案表明,国民党党媒真正无法逾越的困难在于党媒性质本身的限定与现实危机间的差异,缺乏“造梦空间”和不得不面对的“执政成本”则是执政党党媒独有的困境。
In1927, the Kuomingtang founded its government in Nanjing, began to rule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ed its party' media system. Absorbing the philosophy of "Publicity is Revolution", KMT regards the party' media as the mouthpiece, provided fund and policy for them with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e legitimacy, the validity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n social comments reflect the Kuomintang' party ruling philosophy in news media, and serve as a sig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a control systems under KMT's rulings.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party-state ruling systems, party's media embody the party's features and reflect its balance and compromise in political life. The efforts to gain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serve the party's best interest, make the contradiction of KMT's autocracy in ideologies and organizations reveal itself. Therefore the KMT's media reform after WW Ⅱ shows the duality combining democracy-autocracy and progressive-conservative features.
This duality has been show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The press censorship is abolished and the press freedom is encourag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eans are secretly involved in press and media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media. On one hand, the enterprise reform on party's media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share-holding companies have been set up;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ock rights have been monopolized by the party and the officials who have positions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ich corrodes the reform and corrupts those officials working in party's media. The contradiction exists in the systems of party's media as well as those journalists on staff of the party's media. They waver among to-be-journalist, to-be-party-member and to-be-academician.
Cases with the party's media involved verify the aforementioned conclusion on the macroscopic level and illuminate the predicament of lacking in Dream-making Space and the Ruling Cost that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ruling party.
引文
①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书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第247-248页。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③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期。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④ 如曾虚白编《中国新闻史》对此一部分的处理。笔者在台湾访问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的邵玉铭先生时, 他也做过类似的表述。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政：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57页。当然,王奇生先生所说的“文斗”不止于宣传。
②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11月版,第429页。
③ 章开沅：“序”,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460-463页。
① Lasswell, H. D. (1960):Psyc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Viking Press, p.9宣传的定义存在纷争,此处所引为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
② 向在仁：《宣传学概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① 此一历史时期曾以政治轩轾,被国共双方分别表述为“戡乱建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但近年来两岸学界多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战后”命名此一历史时期,笔者亦取此说,以利于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相关史实。
②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 此种属性的延续在蒋介石威权统治时期尤为明显。有学者从政治形态的角度认为从1928年直至1988年,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皆属于“训政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见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版。
③ 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白润生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四卷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⑥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
⑦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
⑧ 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⑨ 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
⑩ 张力：《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见于《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677页。
11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2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① 该书是编者在参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主持编撰“江苏广播电视史”的同时,利用修正史的工作条件,多方搜集、核查而成的。见于该书第231页。
② 张力：《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见于《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663页。
③ 尚有许多历史研究成果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与学术参考,但它们并不以大量的新闻文本为重要的论证工具,因此笔者未在此处提及,容稍后详述。
④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⑤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
⑥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⑦ 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⑧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① 虽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偶有以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为主体的史学研究问世,但据笔者所知,仅见于海外学者的论著。如Andrew J. Nathan, The Late Ch'ing Press:Role, Audience and Impact,《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版,第1281-1308页；Lee Hsia Hsu Ting,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 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74, P250
②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③ 王洪钧：《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该书主旨虽为新闻理论的中国化,但所含文章多涉及新闻史。如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王洪钧：《抗战前后时期报业之言论精神》、郑贞明：《党公营报业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等。
④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版.该书内含14篇文章,皆以现代中国著名报刊为研究主体,问题意识涉及思想史、政治史、新闻史等领域；在全部的15名作者中,包括了郑大华、陈谦平等八位历史学者、李金铨、黄旦等四位传播学者,以及三位法学、文学、哲学学者。
⑥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①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②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③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④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① 例如执政党在设定某一制度时,其首要目标通常是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非某一具体机构的个体利益。因此以特定组织机构的得失来衡量制度设计就会时有偏差。
② 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①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王凌霄；《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版。
③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⑤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① 之所以提及中共政权,是因为倪伟在本书中认为中共在文艺领域的角逐中获得了成功.参见该书第300页。
② 张燚：《宣传：政党领导的合法性构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 张燚：《宣传：政党领导的合法性构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页。
④ 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刘聘：《宣传学视野中的左翼文学——以夏衍文化实践为个案》,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⑥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秉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因此“新闻思想史”中大量内容与宣传相关.
① 范敬宜、王君超主编：《党报宣传艺术新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如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4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⑥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⑦ 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⑧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⑨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①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8页。
②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6页。
③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9页.
④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
② “末次资料”仅包括1946-1947年的部分时段。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藏有中央通讯社剪报资料,是为全面查阅战后报刊报道的便捷途径。惟笔者在台时间太短,无法利用此—电子资料。
③ 此类研究近年日益增多,恕不一一列举。
④ 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版；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 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版；中央通讯社编印：《中央社六十年》,1984年版；周培敬编：《中央社的故事——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版；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编印：《行政院新闻局局史》,1988年版。
① 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第一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第二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①》,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此类传记较多,此处恕不一一列举,详见本文参考文献。
③ 《新闻史研究资料》与《新闻丛书》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前者为定期出版物,创刊于1979年8月,共计出版十六辑；后者则包含了许多由新闻界著名人物撰写的专书,如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陈铭德、邓季惺等：《<新民报>春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等。
① 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丁亚平主编：《1897-2001：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十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年版；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曾尖锐地批评正统经济学“分析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甚至是没有市场的交易”,因此不过是“黑板经济学”。参见[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①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③ 这主要针对其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研究方法仍然是内容分析法、数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其研究对象也不外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外部环境等要素。
① 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① 如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9月版,第315-316页；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252页。
②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232页.
③ 在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民报》根据三民主义的思想,在第三期号外上罗列了十二条的辩驳纲领。虽重在总结,不能与后来重在“指导”的宣传纲领相提并论,但毕竟有了将诸多发言者的声音加以统一、协调的意味。这种有组织的论战办法在编辑思想上与先前的“文人论政”存在本质差异。
④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⑤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373页.
⑥ 即1909—1910年先后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⑦ 刘延涛：《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2页。
⑧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党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12月版,第2页。
① 见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党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12月版,第233、249页。
② 同上,第213页。
③ 陈果夫对通讯社、广播、电影等三种新型宣传工具的发展都非常重视,并在国民党高层中屡次强调三者的重要价值。)萧同兹出长中央社并促使独立经营,陈果夫在中央的会议席上也是主张最力之一人。(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126页。)
①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7页。
②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2页。另有写钢板一人,工友一人。
③ 中央社第二任主任尹述贤认为南京中央通讯社是新成立的,与广州中央通讯社并无承续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广州中央社与南京中央社是“合并”关系,但中央社各类纪念文集及文件,均认定1924年4月1日为创社日期。
④ 何应钦：《本报的责任》,中央日报(上海),1928年2月1日,第1张第4面。
⑤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4页。
①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83页。
② 萧同兹自述三项要求是“一、要使本社成为一个社会事业,必须机构独立,对外不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帽子。二、自设无线电台,建立大都市通讯网。三、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下,能有处理新闻的自由。”(见于萧同兹：《中央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67页；类似表述还见于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2页；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3-4页。)沈宗琳则说三项要求是“一、社址迁出中央党部,对外独立经营,俾便与报界及社会接触,使成为社会文化事业机构；二、发布新闻,力求正确迅速,有自行决定之权,不受外界干涉；三、用人以才为准,由社中决定。”(见于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577页)袁昶超所述三项要求是“把中央社迁出中央党部,成为一个独立的业务机构,在编辑政策方面,亦予以自由的权利,而只在组织系统上,仍为党部的附设单位。”(见于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香港：新闻天地社,1957年7月版,第91页。)
③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5-16页。
④ 七大都市指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香港。参见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83页。
⑤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07页。
⑥ “中央社大事记”,见于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323页。
①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61-62页。
② 例如中央社的甲种广播,内容详尽,每日可达1.5万字左右。但需要从中午接收至深夜,且定费较贵,只有用稿量大,且人力财力充足的全国大报有能力负担。乙种广播,条目不变,内容浓缩,使接收时间只为晚间数小时,以适应各地小报社的需求。此外还有还有英文广播(供沪平津分社抄收供应当地报纸,三地之外的英文报可直接抄收)、专电广播(向沪平津汉分社播发,内容是甲种广播之外的新闻),参见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39、61页。
③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61页。
④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p.1098
④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8-9页。
⑤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1、15页。
① 早在1931年10月,中央社即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苏俄塔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但囿于实力所限,无力将条约化为实际。至1937年中央社乃先后收回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在华中文发稿权。不过德国海通社电台迟至1939年11月始由中央社接收,并代编发该社新闻广播。参见：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5页。
②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8、17页。
③ 中国的无线广播始于1921年。1920年代后期在天津、北平、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出现了国人自办的民营电台和官办电台。但这些电台都规模不大,只能对本市和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④ 《创办中国广播事业的陈果夫》,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汇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244页。
⑤ 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0页。
⑥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4页。
① 部分新闻史认为是“会上通过”,此处据《中央广播公司大事记》及《中广四十年》。
② 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国广播公司大事记》,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8月版,第1页。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4页。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1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页。
⑤ 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国广播公司大事记》,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8月版, 第4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4页。
②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7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7页。
⑤ 据“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大事纪要”(参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39-350)相关内容整理。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6页。
② 《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7页。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70页。
④ 赵玉明、艾红红：《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1、13页。
① 随着福州、河北、西安等直隶电台的相继成立,以及强力中央短波广播电台的筹划,管理处的事务逐渐增多,1936年12月“中央无线电台管理处”再度更名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但处台合一的体制没有改变。参见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6页。
② 《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组织条例》(1932年8月),《中央党务月刊》,第49期,1932年8月,法规第392-397页。
③ 宁汉合流之后,该报于1928年9月停刊。参见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1页。
④ 上官美博辑录：“六十年大事记”,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46页。
⑤ 何应钦：《本报的责任》,《中央日报》(上海)1928年2月1日,第1张第4面。
⑥ 《设置党报条例》(1928年6月)、《指导党报条例》(1928年6月),《中央党务月刊》第3期,1928年10月,法制第8-9页。
①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3页。
② 程沧波：《半世纪的回顾》,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30页。
③ 程沧波：《半世纪的回顾》,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30页。
④ 沧波：《敬告读者》,《中央日报》1932年5月8日,第1张第2版。
⑤ 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6年6月版,第37页。
① 陈立夫：《创造在艰苦之中》,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合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8页。
② 中央宣传部指导科编：《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宣传,(丁)三四。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91-92页。
③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 p.1098-1099
④ 杨先凯：《概述中国军报之奋斗及其成长》,《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第69页。
⑤ 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稿》上册,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版,第522页。
⑥ 杨先凯：《概述中国军报之奋斗及其成长》,《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第73页。
⑦ 该报前身为《扫荡三日刊》,1931年3月创刊于南昌行营。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45—446页。
② 《充实中央直辖党报计划大纲案》,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九辑——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台北：党史委员会,1979年6月版,第332-333页。
③ 《酒、咖啡、冰淇淋和黎世芬》,《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337—338页。
①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5月12日),第15条,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3册,扬州：黄山书社,1999年2月版,第30页。
② 《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
③ 出版法》(193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第81页。
④ 如《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⑤ 《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8页。
② 《出版法》(193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8—84页。
③ 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第790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3页。
④ 参见《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36-537页。
⑤ 如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公布的《各报社违反新闻检查办法惩罚规则》,参见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35页。
⑥ 《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1月通过,1933年9月修正),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 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36页。
①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270页。
② 《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32页。
③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07页。
④ 高郁雅在著作中写道： “只有中央社的记者可自带电台”,似乎暗示携带电台是特别针对中央社的政策优待,(参见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22页),但笔者在《随军记者及摄影人员暂行规定》(1937年12月)及《中外新闻记者战地采访管理办法》(1938年)中并未见到不允许记者自带电台的规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4月版,第377-381页)。带电台上前线可能的确始自中央社,但其它民营社之所以未做到这一点,恐怕并非出于政策限制,应该只是顾及运作成本和经济实力而已。
① 张季鸾：《赠战地记者》,《季鸾文存》,收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二辑)：对日抗战》,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6月版,第18页.
② 但中央社自身仍需将社稿送检。有关新闻检查的内容见本章第二节。
③ 《中央社广播新闻》,《战时记者》,1939年8月,第12期,第11页。
④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203页。
①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宣告中外撤离南京,移驻汉口。
②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79页。
③ 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国广播公司大事记》,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8月版,第31页。
④ 两表中数据均仅限于正式播音者,拟建中的贵阳中波台(5000瓦)、西安台(1000瓦)、江西台(3000瓦)、洛阳台(1000瓦)并未计入其中。参见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99、102、135页。
① 梁仲谋：《我们对于广播事业的认识和希望》,《广播周报》,第187期,1940年4月,第22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79页。
② “本处收音督导科及档案室有关资料”,转引自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133页。
③ 周竞骧：《记抗战时的一段往事》,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204页。
④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7页。
⑤ 时任《中央日报》国际版主编的刘光炎认为《中央日报》未随中枢迁至武汉,是由于社长程沧波出国在外,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对中央日报,早已心存排挤”造成的。(参见刘光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7页)。但刘光炎之说未见其他材料证实。
① 《中央日报丰盈的一甲子》,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3页。
②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93页。
③ 刘光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8页。
④ 赵效沂：《一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1页。
① 在印刷方面,各报均从轮转机退到平版机,铅字也多粗疏简陋,用纸也改为土产纸；在内容上,多采用中央社通稿,版面一般都缩减为战前的一半。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7页；赵炳良：《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3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中国国民党宣传方略》,(残本,无编者出版时间地点),第285-286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5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711(5),卷号259。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00页。
① 陈天佑：《贵阳中央日报社芷江分社创办经过》,《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68页。
② “解释公务员可否兼任报社职务疑义”(1933年1月,司法院),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53页.
③ “解释战时发行新闻纸杂志可否由官吏兼任发行”(1940年12月,内政部函复中宣部),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91页.
④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39页。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年度)》,1942年7月,第11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95页。
⑥ 杨先凯：《概述中国“军报”之奋斗及其成长》,中华文化基金会编：《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第69-71页。第三战区没有采用《阵中日报》的报名,而称为《前线日报》。
⑦ 邵德润：《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代序)》,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版，第1页。
① 据研究者对报纸进行文本分析统计,1940年8月至12月,《扫荡报》的军事新闻达466条,其中约有5.4%出自本报讯,其余为中央社消息。而同样非常重视军事新闻的《新华日报》军事新闻为268条,且“本报讯”不足3%(参见郑炯儿：《从“扫荡”到“和平”——扫荡报之研究(1930-1950)》,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第30-31页)。
② 如励刚认为《扫荡报》日发行约1.8万份,中央日报则为1万份。参见励刚：《参观重庆五报馆漫记》,《战时记者》,第2卷第12期,1940年8月,第20-21页。
③ 如“军委会办公厅与中宣部为抵制(新华日报)发行往来文件(1941年2-3月)”,参见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94-395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抗战六年之党务》,重庆,1943年7月版,第19-20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97页。
⑤ 时人对各报销量的估计不同,但均认为《大公报》销量最高,《新民报》等报其次,《扫荡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销量位列第三集团。如张十方：《行都的报纸》,《战时记者》,第2卷第6、7、8合刊,1940年4月,第29页。
④ 蒋介石：《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5页。
① 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102,1070页。
② 《诠释出版法七项异议咨》(1933年12月)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23-124页。
③ 如“《新华日报》社与中宣部就筹建地方版分社往来文件(1939年9-10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17-319页。
④ 《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1943年4月),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22页。
⑤ 叶溯中：《提高战时宣传纪律》,邵力子等：《抗战与宣传》(战时综合丛书第二辑),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7月版,第1页。
① 据《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江沛、纪亚光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64页)；《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马光仁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47-349页)；《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刘哲民编,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相关资料整理.
② 如《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1938年9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8-9页。但中央社社稿的送检时有中辍,直至1940年以后方固定送检(参见：《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报民国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书的函件》(1940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28页。)
③ 如《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39年)共有五十五条禁载事项,除含有不少类似“故作危言”、“思想怪癣”等解释弹性极大的条目外,还有“其他一切不利于我方军事之记载”、“其他一切足以损害政府信誉之记载”、“其他一切不利于我国外交之记载”、“其他一切不利于我国财政经济之记载”、“其他一切足以妨害善良风俗之记载”等条款。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728-731页.
④ 《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1939年12月9日),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726-727页。
① 《战时新闻检查办法》(1939年5月)规定：“战时新闻检查局之经费,以原有中央检查新闻经费为基础,其不敷之数,由军事委员会核拨之。”(参见《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87页。)但据该局自行报告,不足经费前期一直由中宣部支付,直到1940年之后才按规定由军委会核拨。参见：《本局三个月来工作报告》《新检通讯》,第4期,1940年3月,第4页。
②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为组织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检附该会组织条例致行政院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95页。
① 印维廉：《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释义(续)》,《审查通讯》,1942年2月,第20期,第4页。
② 如《审查与检查联系办法》即要求新闻检查机关与图书杂志审查单位,如有检扣文章应彼此通知。在人事安排上则令潘公展兼任战时新检局副局长和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也有加强两大系统彼此沟通的意味。
③ “出版检查工作报告及检讨”,1944年5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5.3/233.24。
④ 国民党当局屡次制定并修正《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如《战时新闻检查办法》(1939年5月)附 带的第三次修订版,列举各种“欠妥名词”并其修改办法,包括不能在“三民主义”前加贯“独立自由幸福的”、“革命的”等定语；只能说“武装民众”不能说“武装工农”：只能说“全国精诚团结”,不能说“联合各党派”等诸多规定。(参见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724-725页)。客观地说,此类刚性规范可以减少新闻检查时的随意性,但中共及各种民间声音多强调其刻板、严苛的一面,对其批评的声浪甚大。如邹韬奋曾举例说,检查员将“妇女解放”均改为“妇女复兴”,将“现在救国无罪”改为“这里又不是租界”,“好的文艺创作是多么辛苦培养成的,但却遭到这样残酷地蹂躏,真可为中国文艺一哭。”(参见邹韬奋：《审查老爷对文艺又有贡献》、《审查老爷对社会科学也有贡献》,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20-321页。)
① 中宣部于1930年曾制定《外报登记办法》,也有没收报刊、将不受欢迎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等惩罚措施,但因受治外法权的掣肘,对在华外报的管理效果相当有限。参见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41—51页。
② 1940年前后,外籍记者的稿件一度须同时送国宣处、外交部情报司、卫戍司令部和军委会检查局等四部门检查。不过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撤销了。参见赵敏恒著,久如译：《在重庆作采访》,《战时记者》,第2卷第9期,1940年5月,第13页。
③ 时任中宣部秘书长的许孝炎曾谈及中央社通过代发国外通讯社消息而使外国新闻源“可以控制在党的手里”的办法,并宣称“我们这种间接的统制新闻手段,虽英美各国也是不及的”。参见许孝言：《本党的宣传机构及其运用》,《新闻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41年11月,第4页。
④ 魏景蒙：《洋记者二三事》,《报学》,创刊号,1951年6月,第134页。
⑤ 董显光著,报学杂志节译：《董显光回忆录》,《报学杂志》,第1卷第6期,1948年11月,第28页。
①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54页。
② 曾虚白：《出卖中国的市侩记者群》,《报学》,第1卷第2期,1952年1月,第77页。
③ 《新闻记者法》(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03-407页。
④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4页。
⑤ 《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40年9月),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53页。
① “军委会办公厅与中宣部为抵制《新华日报》发行往来文件”(1941年2—3月),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95页。
②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10月版,第580页。
③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关于陈布雷公私生活事迹几段溯记》,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8页。
④ 当时黑市一元美金折合“法币”二千元以上,官价外汇则仅为1：20,因此接受官家外汇就等于接受政府津贴。《大公报》接受官价外汇之事依笔者目力所及,并未在官方文字中找到记载,但这又仿佛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成舍我、徐铸成均在各自文章与回忆中,以“众所周知”式的口吻提及此事。参见成舍我：《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1月版,第157页；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123页。
⑤ 据黎世芬记录,蒋介石曾在重庆对军政干部训示：“只要军事上能守住大巴山脉,宣传上保持一部国际电台,我们就能作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参见黎世芬：《文化宣传与革命武力相结合》,《中广五十年纪念集》,第3页)。但笔者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未能查得此语。
① 据郑士荣：《抗战前后中央文化宣传方略之研究(1928—1945)——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功能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6月，第121—144页)所辑中宣部组织变革图表等相关资料整理。
② 参见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91页：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41-51页·
③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63-68页。
④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99页。
⑤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4页。
①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92-193页。董显光不得提拔的原因多被人认为是“太耿直不会做官”,董显光自认是“党龄太浅,不受党内重视”(出处同上)。无论原因如何,也不论董显光是否“不想做官只想做事”,在科层体制下工作出色却长期不得提拔的现实,终究会令其本人或亲人感到不平(如第十任宣传部部长吴国桢是董显光女婿的同学,董夫人即对此感到“忍无可忍”,出处同上)。这恐怕也与董显光在战后坚决要求辞职不无关系。
② 参见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1页-132页。
③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202页。
①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2—131页。
②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6页。
③ 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42页。
④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5页。
⑤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年至1941年4月),油印本,撰二、三。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09页。
①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年至1941年4月),油印本,播二。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12页。
② 如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66页；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77页。
③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8—89页。
④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13—214页。
①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8页，中广故人对冯简多有此类评价,如吴道一在追述中央大台建造过程中,也特别强调总工程师冯简的严谨态度和废寝忘食的工作作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26页。
②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8页。
③ 沈剑虹：《国际宣传处——一个很特殊的机构》,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77页。且在加州范都拉Ventura负责收录重庆广播并转发纽约办事处的美国人Charles Stuart还是个“牙医兼业余无线电专家”。
④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2页。据董显光讲,1945年春,美国司法部发表各国在美宣传费用的比较报告,中国仅列第九位。出处同上。
⑤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0页。
① 如国宣处非常倚重的外国专家丁丕莱、黎甫、李耶、武道等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先后离开了国宣处,据说曾负责创办纽约、伦敦办事处的丁丕莱之所以离开国宣处,是因为未能如愿成为蒋介石的外国顾问；而黎甫、武道等人则更倾向于真正独立的新闻事业或新闻教育,因此不愿久做宣传工作；至于李耶则纯粹为了钱,以致最后转而为日本宣传。参见：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4、125、127页；沈剑虹：《国际宣传处——一个很特殊的机构》,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第80页。
②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202页。
③ 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页。
④ 刘尊棋：《“国新社”始末》,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46页
⑤ 胡愈之等人的回忆是国宣处与国新社的供稿合作关系在1939年中因受到中统和中宣部的干预而中断；刘尊棋的回忆是国宣处付了两三个月的稿费后,就认为态度太“左”,而取消了合同。出处同上。
⑥ 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页。
①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81页。
②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9页。
③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0页。
④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201页.据曾虚白回忆,田伯烈还以另一位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史迈士教授的名义出版了《南京战祸写真》一书,据说同样畅销。出处同上。
⑤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3—134页。
⑥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05—108页。
①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5页。
②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75页。
③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76页。
① 《民报》的停刊除了经济原因外：也与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内部思想分歧有关。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20—824页。
② 《中央日报》的情况,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中央通讯社的情况参见《中央通讯社特刊》,1971年11月编印,第260页。转引自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154页。
③ 《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第1张第4面。
① 《那里是出路》,《前进》创刊号,1928年6月1日,第12页。
② 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革命评论》第12期,1928年7月22日。
③ 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第5期,1928年6月3日。
④ 彭学沛：《实现安定政策的重要条件》,《中央日报》(上海),1928年9月28日,第1张第3面。
⑤ 当时胡汉民、孙科还在国外。在1928年初,胡汉民、孙科出洋前,曾特别嘱咐王昆仑、梁寒操等人在上海创办刊物,宣扬主张,保存实力。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57页。
⑥ 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14页；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740页。
⑦ 参见第一章第三节。
① 这两份刊物在创办时均得到了宋子文批准的津贴。《革命评论》每月2000元；《前进》每月1500元。见于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15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19—120页。
③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页。
① 参见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85—86页。
② 《定期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纪事第38—39页。
③ 如《新闻报》1930年7月25日刊载《汪发表对党政意见》；《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社评《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1月12日社评《中全会何以慰吾民》,11月17日社评《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等等皆论及国民党中枢对约法一事的歧见。
④ 《于右任对国民会议与约法之谈话》,《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
⑤ 程思远：《政坛回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⑥ 《胡院长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第1张第3版。胡汉民方面有不少人甚至认为这条新闻就是汤山事件的导火线。(参见赖景瑚：《珍珠桥的怀念》,《我与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6页。)
① 赖景瑚：《珍珠桥的怀念》,《我与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7页。
②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27页。
③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66页。
④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66页。
① 笔者并依据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359页)；徐詠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449页)及“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相关资料对原表略有补充。
② 参见本章第一节。陈果夫对国民党电影教育与宣传事业的推动也同样卓著,但电影宣传并不以新闻为主要体裁,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5页。
②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6页。
④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⑤ 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⑥ 陈果夫：《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纪念册序》,转引自徐詠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336页。
① 乐恕人：《检点生活三十年》,《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编印出版,1966年10月版,第33—34页。
② 马星野：《念兹在兹》,《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31页。
③ 如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62—64页：范小方：《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37页；柴夫编：《CC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92—93页。
④ 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18页。
⑤ 党史会藏：“出版政策谈话会纪录”,1942年10月22日,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42页。
① 据“台湾国史馆代藏军办报纸目录(1937—1949)”计算统计。该目录参见郑炯儿,第44—48页。
② 参见本章第二节。
③ 1939年5月4日重庆大轰炸后的三个月内,曾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等十家报纸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宣部的策动下,成立联合版。有一种观点认为,成立联合版是国民党实施言论控制、压制异见的手段。(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97—99页。)此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国民党自家报纸更长时间的联合却表明,战时物资困难,各报新闻源单一、内容类似等非政治因素也的确客观存在。
④ 刘威凤：《重庆之二——重庆时代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
① 社评：《国民会议与言论自由》,《大公报》,1931年5月20日,第2版。
②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6页。
③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抄送‘各省市新闻检查所组织条例暨编制表’致中央宣传部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97页。
④ 据“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监察局重庆新闻检查处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书”相关数据计算。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73,475页。
⑤ “军委会新闻检查局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二年十月工作报告”,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90页。
① 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7月版,第172页。
② 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7月版,第246—249页。
③ 政学系与英美系的成员有叠加,两者皆无有形组织,且后者主要依据教育背景而划分。
④ 白修德：《中国暴风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52页。
⑤ 吴国桢口述、[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修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1页。
⑥ 任卓宣：《我与扫荡报底文字关系》,《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编印,1978年9月版,第166页。
⑦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1944, Volume VI,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 p.350.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 年3月版,第150页。
①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9页。
② 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5页。
③ 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0页。
①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6、173页。
① 如“《新华日报》社与中宣部就筹建地方版分社往来文件”、“国民党广西执委会关于取缔翻印航空纸版公函”、“中宣部等关于没收航寄纸版有关文件”、“内政部等为没收航寄纸版有关文件”、“广西省政府与中宣部就取缔翻印航空纸版往来密电”、“军委会特检处关于调查该报寄发外地情形密函”、“内政部关于该报桂林营业分处再次要求翻印航空纸版公函”等诸多文件。参见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17—319,333—360页。
② 《新华日报》营业处在桂林坚持出版的情况参见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11—135页；。
③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5—46页。
④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75、279页。
⑤ 据夏衍回忆：“八路军办事处不可能供给我们经费——即使有钱,办事处‘津贴《救亡日报》’这句话一传出去,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也就会被反动派叫成伪装党报”。夏衍和李克农商定赴港通过廖承志募集经费,“这次到香港的筹款任务,出乎意外的顺利。原来恩来同志已经电告廖承志同志,要他尽力协助,所以他就很快地决定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给了二千五百元港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86—287页。)由夏衍的回忆似乎透露,在中共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办报办刊的事项的经费支持不仅有限,也相对较难获得首要重视。
⑥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87页。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87页。
② 该会成立于1937年10月,由李、白、黄分任正副会长,表面上学术研究团体和广西政府的智囊团组织,但实际上它更是桂系联络各方政治势力的纽带,内中兼有各派政治力量。桂系有意通过该会树立“招贤纳士”的形象,吸纳外省人才以壮大自身；同时也借此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及中共外围组织保持联系,增强对国民党中央叫板的砝码。该会出版了《建设研究》月刊,还组织了“宪政促进会”,不断以反独裁、强调民主团结的形式给国民党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参见“广西建设研究会”,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121—122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0—142、145页；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2页。
③ 徐詠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8月版,第5—7页。
④ 徐詠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8月版,第8页。
⑤ 冯英子：《战时桂林新闻界》,《广西文史资料》第11辑。转引自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9页。
⑥ 据夏衍回忆,钟期森对他说：“您不要把我和重庆的《扫荡报》联系起来,在桂林,我们两家的处境是差不多的,都是‘寄人篱下’,加上现在是抗日时期,我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的。”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1页。
① 易幼涟：《桂林——惨淡经营文化城》,《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台北：中国文化基金会编印,1978年9月版,第117页.
② “国民党广西军委会新检处编造三年来工作总报告(1942年11月)”,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51页。
③ “国民党广西军委会新检处编造三年来工作总报告(1942年11月)”,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④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0—291页。
⑤ 如麦浪和吴颂平即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认为。参见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9页.
⑥ 《桂林<扫荡报>札记》,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2页。
⑦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0—291页。
① 易幼涟《追悼死难的几位同志》,《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台北：中国文化基金会编印,1978年9月版,第144—146页。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02—304页。
③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1—292页。
④ 沈宗琳：《决定我一生的两番谈话》,《念兹集》(无版权页),第32页。
① 参见[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4-15页。
① 参见林桶法著：《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1-2页。
② “行政院颁发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电影杂志广播事业暂行颁发训令”(1945年9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3页。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27—628页。
② 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188页。
③ 据马之骗记述,此为负责接收北平伪文化争业机构的特派员《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参见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200页,注13。
④ 《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1月版,第157—158页。
⑤ 《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1月版,第157—158页。
① “福音广播电台为请求归还机件恢复播音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公函”(1945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27页。
②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宣传部致司法院荟函”(1947年1月4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③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行政院致司法院公函”(1947年1月27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④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司法院统—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稿”(1947年12月24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① 内政部：“中央宣传委员会征收本京江东门中央广播电台西首毗连土地建筑摄影场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26000008384A。
②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8—69页。
③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行政院致司法院公函”(1947年1月27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④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27页。
⑤ 战后各地接收机关极多。天津23个,北平29个,杭州28个,上海高达89个。参见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95页。
① 参见“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1945年8月-9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8—501页。
② “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之“电信总局(8月29日)”及“姜之塘电(8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9页。引文中数字全部转化为阿拉伯数字表达,以利阅读,下同。
③ “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之“郁秉坚电(9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0页。
④ 有关于此的函电参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等关于敌伪广播电台统交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的函电”(1945年9月-10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0页。第506—507页。
① “特派员冯简关于陈报沪杭等地广播电台交涉接收情形的电”之“9月21日电”,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9页。
② 即将公民营电台的登记、取缔、复播硬性分割给两部分别管辖,电台复播后的节目审核统交管理处。参见：“交通部电信总局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交涉民营广播电台管理问题有关函电”之“上海电信接收委员办公处电(11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5页。
③ “交通部电信总局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交涉民营广播电台管理问题有关函电”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驻沪办事处函(1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5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40页。
⑤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42页。
⑥ “上海广播电台为调查沪市电台设置情形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呈”(1945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59页。
⑦ “特派员冯简关于陈报沪杭等地广播电台交涉接受情形的电”之“9月20日电”,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9页。
① 行政院：“敌伪电影事业及广播机构应统一办理案”(1945年4月-1947年1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4000010003A。
②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26页。
③ 陈训念：《我主持南京复刊的工作》,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45页。
① 袁义勤：《上海中央日报始末》,《新闻研究资料》第30辑,北京：中央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43页。
② 袁义勤：《关于安徽中央日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年6月版,第203—207页。
③ “抗战胜利后伪宣传部接管汪伪报纸、杂志、通讯社的情况报告及汪伪新闻报停止代印汪伪报纸的文字”,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办公处工作报告,申报新闻报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266。另参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④ 国民政府：“全国剿共总动员宣传办法”之“李惟果：推进东北九省宣传工作之意见”,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01000007075A,典藏号：001-141111-0001.
⑤ 于衡：《采访二十五年之二——国军接收后的长春》,《传记文学》,第20卷第2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2年2月,第29页。
⑥ 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 第238—244页。
①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469页。五子,一般说是票子、房子、条子、女子、面子。
②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469页。
③ 徐詠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8月版,第18页。
④ “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1945年8月-9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8—499页。
⑤ “上海市政府制止民营广播电台擅自播音有关文件”之“上海市政府公函”(1945年11月),上海市 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7页。
① “交通部电信总局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交涉民营广播电台管理问题有关函电”(1945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3—544页。
② “上海广播电台为调查沪市电台设置情形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呈”(1945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56页。
③ 据该规章经四次修订。最早于1946年2月14日颁布(参见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68、821页)；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所录“交通部公布执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则记录该规则最早颁布日期为1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函(1月31日)”所称“民营广播电台设置规则行政院既尚未公布”及“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发给民营广播电台居留证致上海电信局公函(1948年2月10日)”所称“俟民营广播电台设置规则公布后即予停止”等相关档案(参见《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548、586页),笔者取2月14日之说。
① 如要求所有民营电台即日停止播音,新执照办竣后方得恢复；执照不得转移租让；又要求所有民营台只能采用中波,辐射范围以本地为限；电台必须采用晶体控制振荡器；新闻、教育及公益演讲之播音时间不得少于全日播音时间的十分之四；商业报告不得超过每日播音时间的十分之二；交通部交发之广播节目或规定转播之节目,各台必须照办等等。参见“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为抄发广播电台设置规则致上海广播电台函”(1946年3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70—571页。在后来的修改中,上述规定的具体细节有所调整,如将民营台之新闻、教育及公益演讲之播音时间下限减少为全日播音时间的20%,商业及娱乐内容改上限为80%等等。参见“交通部公布执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1946年12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② 但在1946年12月的第四次修订中,上海市允许设立的电台数增加到了15座,民营台上限提升为2/3。参见“交通部公布执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1946年12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① 参见“本市电台广播节目审查章则草案”(1946年4月)、“上海电信局整理广播电台实施办法”(1946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75—577页。
② 分别是亚美、麟记、元昌、鹤鸣、东方、华美、大陆、大中华。
③ “上海广播大事记(1923年一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821—823页。
④ 《广播电台斗法》,《铁报》1946年6月14日,‘转引自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2页。
⑤ “《时事新报》等关于被取缔个民营电台推派代表晋京请愿的报道”(1946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02—603页。
①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4页。
①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②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③ 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447—448页。
④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第24页。
⑤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① 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09—210页。
② “淞沪警备司令部强迫《文汇报》、《联合日报晚刊》及《新民晚报》停刊军令”(1947年5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46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第25页。
④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①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主办。
②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③ 《中国没有声音了!——可怕的党化全国报纸政策》,《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6日,第3版。
④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记录”(1946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10页。
⑤ “六全大会关于宣传之决议案实施办法”所附之“实施进度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30.18。
⑥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65页。
①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6—68页。
②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6页。
③ “中央社大事记”,见于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329页。
④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8—69页。
⑤ “党报利用敌伪报纸财产办法”(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1。
① “党报利用敌伪报纸财产办法”(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1。
② “六全大会关于宣传值决议案等实施办法”,(1945年1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30.19。
③ 史量才(1880—1934),1912年起任《申报》总经理,l915年独资经营申报,1927年后购进《时事新报》和《新闻报》,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编印《申报年鉴》。是国内最大的报界企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严厉抨击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成为上海著名的民众领袖。1934年11月遇刺身亡。参见“史量才”,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561页。
④ 杨嘉佑：《申报馆》,《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05页。
⑤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336页.
① “上海申报新闻报附逆之处置问题”之“吴国桢、许孝言致吴铁城函”(1945年9月19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9.10.1。
② “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见于“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24。原文无标点。
① 陈景韩曾任《申报》总主笔十八年,笔名冷、冷血。与蒋介石亦师亦友,却不肯成为蒋之幕僚。参见“陈景韩(冷血)》,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第161—162页。
② “申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新闻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见于“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24。原文无标点。
③ “上海申报新闻报附逆之处置问题”(1945年9月19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9.10.1。
① “申报新闻报改组办法及人员名单”之“潘公展致陈布雷函”,1946年3月19日,军管会新闻出版署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1：76。
② 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59页。
③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6页。
④ 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59—160页。
① “申报新闻报改组办法及人员名单”之“潘公展致陈布雷函”,1946年3月19日,军管会新闻出版署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1：76。
②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③ 资料来源于：“伪申报规章制度及印鉴”之“申报馆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监察人及经理入名单”(1946年5月15日),申报新闻报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24(2)。
①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和06年7月版,第290—291页。
②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91、293、295页。
③ “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194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38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1979年版,第471页。
⑤ 社论：《所望于此次参政会者》,《中央日报》1943年9月21日,第2版。
① 《党务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国民党党史会编订《国父全集》,第二册,1981年8月版,第509—-510页。
② 郑士荣：《抗战前后中央文化宣传方略之研究(1928—-1945)——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功能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6月,第117页。
① 据笔者根据中宣部组织条例修订次数统计,自1928年至1945年,中宜部至少经历了八次组织变革,其中1932年-1935年中宣部还一度改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但大体而言,1928年6月以后的变革皆遵循以宣传职能为主要标准的分工办法。
① “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8。
② “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1945年8月通过,国民党党史会藏,码号：6.3/10.4.2。
③ 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420—1421页。
④ “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8。
⑤ 参见第七章第二节,此处不赘。
① “中宣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0.4.9。材料中圆括号为原作者所写。该修改版本为铅印,被人用毛笔做了大量修改。毛笔修改后的版本与最终之《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相同。上述情况为笔者在台北查档时所见。
① “内政部对宣传部组织法草案第九、十两条规定有关执掌事项之意见”,.1945年7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2
② “抄国民政府立法院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1945年8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2。
③ “抄国民政府立法院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1945年8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2。
① “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案”,1945年8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003/3170
② “抄委座申东侍秘代电”,1945年8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4-3。
③ “委座抄发修正宣传部组织法草案希交法制专门委员会审查后提会核交立法院审议案审查报告”，1945年10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4。
④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隶行政院委座电示不予变更案”,1945年12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2。
⑤ “蒋总裁批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宪法公布后宣传业务改由行政院设部组织签呈”,1947年1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2。
① “蒋总裁批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宪法公布后宣传业务改由行政院设部组织签呈”,1947年1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2。
① “吴铁城陈立夫呈总裁关于彭部长建议于行政院设立宣政部一案审议意见”,1947年3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3。
① “行政院新闻局大事记”,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111页。
② 参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③ 《中央日报》、《申报》5月1日皆有相关报道。参见：《新闻局长董显光昨首次招待记者》,《申报》(上海),1947年5月1日。
④ 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7年7-9月),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11月版,第480页。
① 《昨日中常会通过中宣部改组办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2版。
② 参见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414页。
③ 据“行政院新闻局沿革”及“行政院新闻局历任局长简表”,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5,107页。
④ 沈锜：《新闻局长五年半》,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5,107页。
⑤ 邵玉铭：《<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序》,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2页。
⑥ 张毅君：《曾虚白先生访问记》,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39页。
①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381页。
② 如这一时期新闻局主编的外文期刊仅有Free China Journal(《自由中国杂志》)和China Year Book(《中国民国年誌》)等两份英文出版物,且后者是年鉴性质；驻外机构也仅余纽约、伦敦、香港、东京四处.
③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451页.
④ 最同情国民政府的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中国有没有希望成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的怀疑。(参见[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合肥：黄山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44页.)马歇尔则认为国民党内既有自由派也有反动派,他虽然认为蒋介石更倾向于“爱国自由主义集团”,但也认为蒋“需要一个值得尊重的反对党来向全世界证明他有在中国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诚意”,并可由此“肃清政府和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和无能”.(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74页。)魏德迈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显然是最直接的,这导致他虽然同样支持美国援助中国政府,并认为必须由蒋介石继续统领中国,但还是引发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强烈敌意。(参见[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393—396页。)
① 参见[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388页。
① 主要是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自由派，如于右任1945年4月发表的《新闻自由万岁》。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公报》,第16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3页。
② 《本局小组会议记录的一页》,《新检通讯》,第2期,1940年1月,第5页。
① 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2月版,第21、23页。
② 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23页。
③ 笑微：《战时新闻记者的使命》,《战时记者》,第2卷第6、7、8合期,1940年4月,第9页。
④“汉口十五家书店之要求”,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12页。
⑤ “中宣部回函”,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14页。
⑥ “中宣部回函”,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14页。
⑦ 参见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21页。
① 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6月版,第184页。
② 王云五自己并不如此认为,他在回忆录中申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自己是“没有党没有派的一个人”。(见于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9月版,第283页。)但无论如何,王云五的政治立场与亲中共的邹韬奋是完全不同的。
③ 参见沈绮：《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21页)及“参政会第二届大会对于出版自由之讨论”(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41页)。
④ 如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6页)；汪惠吉：《我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述》(《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41年7月,第34—35页。)。
⑤ 如马星野：《论出版自由》,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28页。
① 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6页。
② 李震涛：《在北平担任“新”检工作的回忆》,《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第90-91页。
③ 赵炳琅：《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1页。
④ 赵炳琅：《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2页。
① 如“战时新闻检查局等处理六月二十三日发行两种报版有关文件”(1945年6月)即有“中宣部意见,认为值此中央—再宣布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际,以不停刊为原则”等语。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54页。
② 参见“战时新闻检查局为重大‘违检’请示处理办法有关文件”(1945年2月)；“战时新闻检查局等处理二月二十日报抗检经过有关文件”(1945年2月)等,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41—244页。
③ “战时新闻检查局为重大‘违检’请示处理办法有关文件”(1945年2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42页。
① “李中襄为屡次抗检已进行监印呈稿”(1945年2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38页。
② 汪惠吉：《我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述》,《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41年7月,第38—39页。
③ 马星野：《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本文系1944年11月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演讲,刊于1944年11月19日重庆《扫荡报》,后收于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3月版,第14页。
④ 马星野：《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本文系作者于1944年9月在重庆中央团部之讲演稿,同年9月24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后收于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3月版,第9页)。
① 马星野：《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本文系1944年11月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演讲,刊于1944年11月19日重庆《扫荡报》,后收于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3月版,第19页。
② 张西林编：《最新实验新闻学》,重庆：中华文化出版社,1945年7月版,第227页。
③ “新闻检查之放宽及对中共问题中苏邦交宣传方针意见”,1944年1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5.3/249.16。
④ “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0。
⑤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15页。类似评论也见于方汉奇(1988)、黄瑚(2001)等人的著作。
① 如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54页。
②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社,2000年3月版,第165页。
③ 关于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以及这—主张给国民党当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在邓野：《联合政府与—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6—44页)中有详尽的论述。除此政治因素之外,国内新闻自由思想的因素可见本节前文,此处不赘。
① 见于“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修改案”(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0.上述所有的改动均在原铅印稿上用毛笔标记修正。
② 该标准对电影中包含的有损国体和公序良俗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定义,并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即删剪或全部禁止”。参见内政部：“各省市县电影院主管机关查验影片及准演执照应注意事项”(1947年3月)所附之“电影片检查标准草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26000013393A。
③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718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社,2000年3月版,第192页。
④ “中苏条约之宣传应根据宣传纲要案”(1945年8月),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特30/405。
⑤ “为大连、哈尔滨两中央日报改称大连日报、松江日报函请查照转陈备查”(1947年4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2.11。
⑥ 如国民党中宣部在1946年的工作计划中即明确写道：“在首都创《中华晚报》属于本部,但对外一切活动,绝对避免一般党办之行为,以便对付异党之宣传。”
① “上海市报馆同业公会临时会员大会纪录及通知·有关申报所制定之各种制度”,申报言论委员会简则,1945年12月,申报新闻报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24。
② 程沧波：《重述生平——为陈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作》,程沧波：《程沧波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6页。
③ 从申报新闻报档案中可见到大量类似指示,如“申报编辑部大事记(一)”,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12(1)。
④参见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05-111页。
⑤ 参见“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业务概况(二)”(截至1948年7月止),出自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37页。
①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7,189,191页。
② 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③ 如刘成干、龚选舞等人的回忆中皆提及申、新二报争抢《中央日报》知名记者一事。参见刘成干：《新闻界先进钱沧硕先生》,《传记文学》,第38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年1月,第100页；龚选舞：《龚选舞回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8月版,第5页。
④ 龚选舞：《龚选舞回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8月版,第5页。
⑤ 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正中书局,1946年11月版,第72页。
⑥ 马星野：《我在南京办报的回忆——为中华日报创刊二十周年而作》,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年6月版,第275页。
⑦ 徐佳士：《不颁文凭的学府》,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 月版,第162页。
① 徐詠平：《老师·长官·同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2月版,第116—117页。
② 徐钟珮：《国外采访的回忆》,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165页。
③ 尽管革新运动究属派系纷争还是代际冲突存在争议,但在客观上革新分子的确是以中青年党员为主,而他们中的多大数与CC系、黄埔系关系密切。相关研究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51—354页。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379—1393页。
④ 如“中国国民党已和实际政治脱离了关系。一个脱离了实际的政党,其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之类对国民党立党根基的批判也并不鲜见,详情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有关革新运动的研究可参见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江沛(《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下编)等人的论著。
⑤ 遍阅战后南京《中央日报》,可以明显看到该报在持论上对革新运动相当谨慎,《革新周刊》各主要作者大多未在该报发表过文章,即使发文也甚少与革新运动相关。但《中央日报》有关革新运动的新闻报道却贯穿该运动始终,且多为正面、赞赏态度。如《美报赞我革新,谓具有基本政治力量》(1945年1 月4日,第2版)、《梁寒操等招待各中委,商讨党政革新》(1946年3月4日,第2版)、《党政革新运动百余中委昨举行座谈会,由梁寒操报告四大目的》(1946年3月5日,第2版)、《革新运动号角,革新周刊创刊》(1946年7月26日,第2版)、《以革新求进步,立委组革新俱乐部》(1948年7月5日,第2版)、《革新俱乐部发表对当前时局主张》(1948年11月10日,第2版)等等。
① 乐恕人：《我在南京工作一年》,《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第36页。
②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108—109页。
①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24页。
② “上海中央日报社报告及检讨事项”(1947年),中央通讯社档案,二档馆藏,档号：656(4)：5830。转引自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34-135页。
③ 王新命：《中央日报的三多》,《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3版。
④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纂委员会：《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57页。
⑤ “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1947年9月),见于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7年7-9月),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11月版,第814—815页。
① 《防民之口以图挣扎，重庆滥施新闻统制》,《大公报》(香港),1949年1月19日。
② “上海中央日报社报告及检讨事项”,中央通讯社档案,二档馆藏,档号：656(4)：5830。转引自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34—135页。
③ 《董显光回忆录》,《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1948年11月1日,第34页。
① 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理论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5页。
② 《国民党奋斗之法宣兼重宣传不宜专重军事》,国父全集,第二册,1981年8月版,第593页
③ 《指导党报条例》(1928年6月颁布,1930年3月修订),刘哲民编：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45—-447页。
④ “中央秘书处致中央宣传部函”(1947年10月),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16.17。
① 程沧波：《我在本报的一个阶段》,《中央日报》(台北),1957年3月20日,第5版。
② 蒋君章：《布雷先生对中央日报社论的指示》,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158页。
③ 马星野：《我在南京办报的回忆——为中华日报创刊二十周年而作》,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年6月版,第275页。
④ 如“蒋中正电陶希圣严惩中央社擅发高级将官行动消息”(1949年12月),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400—00014—046。又有“蒋中正手令广州蒙难纪念中央社误为伦敦蒙难应严惩社长及负责发稿人”(1945年6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01000007073A。
⑤ 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388页。
⑥ “上蒋委员长建议今后党的宣传工作宜重人才培养延揽、启发鼓励书”(1943年5月),李云汉主编：《陈果夫先生文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6月版,第27页。
⑦ 沈宗琳：《记者生涯四十年(二)》,《报学》,第6卷第9期,1982年12月,第84页。
⑧ 孔飞力曾以1768年清帝国“叫魂”案的研究以大量史实论政了上述规律,其相关结论部分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第298—299页。孔飞力的研究是针对帝制君主的,蒋介石当然不是君主,但在党国体制下,身兼党政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类似君主的威权。
① 参见余英石：《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89页。
② 如前文所述。
③ 有关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可参见Charles L. Cochran and Eloise F. Malone,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 and Choices, The McGraw-Hill Company, Inc.,1999, pp.90-91.
①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②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9页。这段话出自陶希圣本人1960年代的回忆,从文本的角度而言未必如当年真实情景,但仅就陶能如此记录本身,即可见此种价值判断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正当性和延续性。
③ 程沧波：《重述生平——为陈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作》,程沧波：《程沧波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6页。
④ 程沧波认为陈布雷始终期望他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记者,“真是我生平最深的知己”.卜少夫战时曾因采访“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一事几乎下狱,但并无深交的陈布雷却同意将他重新邀入《中央日报》。分别参见程沧波：《重诉生平》,卜少夫：《怀念布雷先生》,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附录四,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94、396页。
⑤ 此处借引了孔飞力对政治罪的定义,即“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他并强调君主通过定义和惩处政治罪来制造例外、扩展权力(当然太多的例外也会导致君主权威的下降,因此规则与例外须有一个恰当的配合),并由此避免自身的官僚化。相关理论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第298—299页。
⑥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7页。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48-49页。
② 《党与党报》,《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22日,第2、3版。
③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03页。
④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10页。
⑤ 参见本文第三章。
⑥ 政学系主张若非“有不符合事实之言论”,则党媒应尽量避免直接攻击中共。(参见“新闻检查之放宽及对中共问题中苏邦交宣传方针意见”,1944年1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5.3/249.16。)在国共和谈中占据主角的政学系官员常抱怨党媒宣传过于强硬,干扰和谈和外交策略(如《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第5册,第271—272页)；CC系则抱怨温和的宣 传政策是“自甘被动”、“吃尽亏、受尽气”(参见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①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19页.
②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651页。但就南京《中央日报》而言,笔者未见对李宗仁的诽谤之辞。虽从版面安排上,略可见《中央日报》将孙科列于李宗仁之上,但大体上还是做到了陶希圣所说：“对于副总统候选人的新闻记录和广告启事,一律平等,不加轩轾,以免偏袒某一候选人之嫌。”(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8页。)
③ 据陶希圣回忆邵力子曾对陈布雷说：“雷儆寰说《中央日报》是CC办的。”陈布雷于是把雷震叫来痛斥。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2页。
④ 《后期<申报>》,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月,第156页。
⑤ 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年9月,第72页。
⑥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① 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年9月,第73页。
② 乐恕人：《检点生涯三十年》,《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出版,1966年10月版,第35—-37页。
③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④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⑤ 《驻京记者谈采访·一个驻京记者的遭遇》,《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第31页。
⑥ 《驻京记者谈采访·编者的话》,《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第30页。
① “邹志奋致吴铁城函”(1941年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特11/19.5。
② 该理论认为,所谓“本质真实”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真实”。此种真实即使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必然存在,也即是真实的。与之相对,“虚假真实”因为只反映事物表象或假象,不代表事物本质,因此它即使真实发生了,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个别的、偶然的,乃至是不真实的。参见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第1版。
③ 毛泽东认为歌颂和暴露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需要的,但应该区别对象。对敌人暴露其残暴和欺骗,才能指明他必然失败的趋势；对人民及人民的政党、军队则应该赞扬,这才能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而冷嘲暗箭式的批评“是一种销融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2页。
④ 1942年4月10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名党校学员自杀的消息。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此事,并对《解放日报》做出了“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批评。并明确要求《解放日报》今后有关政策的消息和社论都应请示中央。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将此作了传达。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01页；《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8页。
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48—849页。
① 例如蒋介石就曾以《中央日报》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报道为例,向司徒雷登证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新闻自由。参见[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1116页。
② “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代表任免”(1948年3月),见于“国民政府”档案之“国际会议代表任免”,台北：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32137—0017,入藏号：001000002978A。
③ 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4版刊载文称孔宋利用特权向中央银行非法结汇3亿多元,占同期国家外汇的88%。此文刊发前并未知会社长马星野和总主笔陶希圣。
④陆铿受蒋介石接见时的情况有两种说法。陆铿本人说,蒋介石本欲斥责他,但他鼓足勇气向蒋慷慨陈 词国民党必须改革的道理,使蒋态度和缓下来,并当面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而漆敬尧却听陆铿的一位同学说,当时蒋介石一见到陆铿就喝道,“你就是陆铿,给我滚出去!”陆铿默默地掉下两滴眼泪,走出了蒋的办公室。参见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年9月,第80页。
①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214页。
① “关于宣传问题之决议案”(1945年5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公报》(第16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42页。
② “关于宣传问题之决议案”(1945年5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公报》(第16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42页。
③ 报人回忆录中常常提及早期国民党报人的经济困窘。如叶楚伧在主编上海《民国日报》时,为印报纸而不得不典当衣物(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152页。)；无力订购北京专电的邵力子常去鸦片馆与大报编辑攀谈,并借后者于鸦片灯上审稿的机会偷窥电讯(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8页)。
① 1934年,中央广播电台才经中央财务委员会默许,在娱乐节目中开放商业广告。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1页。
② 自1930年至1934年,党媒累积出超数己近250万元。据“1930—1940年党务经费统计表”,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844页。
③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7页。
④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5-16页。
① 《酒、咖啡、冰淇淋和黎世芬》,《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337—338页。
② 在萧同兹之前,中央社负责人与中宣部各科主任同级,并也被称为“主任”；程沧波之前,《中央日报》已有社长之称,但为“虚位”,由中宣部部长兼任,社内总编与总经理各不相谋。
③ 此为萧同兹的表述,见于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28页。程沧波也有类似的说法,即“编辑部要学术化,经理部要营业化”。见于程沧波：《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4月1日,第2版。
④ 《中央日报》社长对人事的决定权参见程沧波：《半世纪的回顾》,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30页；中央社社长对人事的决定权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577页。
① 例如《中央日报》用以塑造大报形象的新街口报社大楼,是由国民党中央拨款九万元建造的；而中央社所以能一年内完成全国七大城市电讯网,除接收党方支持外,还从政府与军方获得巨额赞助,其官方社史亦言中央社“所需经费异常浩大,且逐年增高,绝非中央党部的财力所能负担.新闻稿与电讯的出售,虽有若干收入,但与支出数额差距过远,因而不能不接收政府巨额的经费补助：中央社亦因此而为半官方的通讯社。”(参见《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05页)。
② 中央宣传部指导科编：《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宣传,(丁)三四。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91-92页。
③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p.1098
④ 这从边缘切入,不触及核心部门、核心业务的外围改革,在1980年的中共党媒改革中亦曾出现。“中发[1983]37号文件”规定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2年,上海广电总局下属四家党媒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两年后首开中共党媒创办上市公司之先河。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39页。
② 据“中央宣传部直辖党报组织规程”(1943年4月)规定,直辖党报须设主笔一至三人,由社长呈准宣传部任用,但除首都中央日报外的其他直辖党报并无“总主笔”一职。首都中央日报的总主笔由宣传部任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
③ 此图参考“中央宣传部直辖党报组织规程”的相关规定以及詹文浒的相关描述(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10月版,第99-100页)整理。本图与蔡铭泽“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中央日报社组织系统图”略有出入。(参见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39页。)
① 战时许多地区几乎没有民间报纸,所以党报成为人们了解战争新闻的唯一选择。在民间报业最为集中的重庆地区,《大公报》的销量被认为是最高的,《新民报》等报其次,《扫荡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销量位列第三集团。这一相对排名虽然基本没有争议,但各报的具体销量却众说纷纭。如张十方：《行都的报纸》,《战时记者》，第2卷第6、7、8合刊,1940年4月,第29页。励刚：《参观重庆五报馆漫记》,《战时记者》,第2卷第12期,1940年8月,第20-21页。
② 此处的分析仅就图表所反映的数字来看,未能通过数据在图表中反映的政策扶持不包括在内,容后详述。
③ 宣传部1943至1944年拨给各党报的经费少则16万至20万元(广州中山日报),多则160万至300万元(重庆中央日报),各地党政部门又在中央津贴之外对本地党报另有津贴.见于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00页。
① 蒋介石批评党媒之语。但蒋介石将此归结为“(党媒中的)一般党员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只知道靠自己的机关,靠自己的党”。见于《怎样作一个现代新闻记者——蒋校长对新闻专修班一二期学生毕业训词》,《新闻学季刊》(重庆),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5页。
② 程沧波：《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4月1日,第2版。
① 陶百川：《我们的信念》,《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2月11日,第2版。
②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6页。
③ 就其上下文意而言,萧同兹所的“事业化”显然是就中央社成为经济独立的社会事业而言,包含有企业化经营之意。见于萧同兹：《中央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67页。
① 该委员会成立于1945年9月,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建立党营事业方案”,正式确定该委员会为党营事业的主管机构。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第1445页。
② 见于“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1.8。
③ “该部1946年工作计划、预算和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工作计划”,中央宣传部1946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表,中央宣传部档案,二档馆藏,档号：718：62。转引自高郁雅著：《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50页。
④ 《从中央日报到中兴日报》,《中兴日报》(成都),1946年7月1日,第2版。
⑤ “中国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通则”(1946年4月),《中央党务公报》第8卷第5期,1946年5月31日。该通则还规定了国民党控制党营事业,并由此获得利润的办法。如规定各单位改组后的董事长及 董事由中央财务委员会及党的主管部门协商产生。要求党营事业股份制后设“党股股权”,党股归中常会所有,中常会将从各股份公司盈利中,依照规定比例抽取“特别公积金”,党股应得股息和红利,则须按时缴送中央财务委员会。
① “关于中央党务机关缩编报告”(1946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20页。
② “中宣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0.4.9。该修改版本为铅印,被人用毛笔做了大量修改,修改后的版本即今日看到的定本。笔者所引的这一条正是被人用毛笔删掉的内容之一。在最终版本的《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是看不到的。
③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气10月版,第106页。
④ 萧同兹：《追念陈布雷先生》,董显光等著：《新闻学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7月版,第214页。
⑤ 《关于中央社改组》,《大地》,1946年第55期,第7版。
⑥ 1973年4月,中央通讯社在台北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宣布中央通讯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参见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① “中国广播公司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1月),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5—177页。
② 中央常务委员会审查小组对“中国广播公司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1月)”的审查意见,(1944年4月29日)。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第178页。
③ “对于广播事业前途之意见”(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2。
④ “关于广播事业指导会存在改组问题意见”(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3
⑤ “中国广播公司组织章程草案”(1945年11月),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9—181页。
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2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14130-0010
⑦ “中国广播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1946年2月),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1—184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4页。
②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5页；
③ “行政院与中国广播公司合约草案”,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5—187页。该合约甲方由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代签,乙方由陈果夫代签。
④ “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议记录”,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93页。
⑤ 参见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6页；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3页。
⑥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3页。
① “该部42、45、46年度工作检讨和政绩比较”,中央宣传部档案,二档馆藏,档号：718：123。转引自高郁雅著：《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第150页。
② 中国文化服务社股份有限公司原定名单因“多非党员,未可照案核派”。新名单于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确定·董事为：陈布雷、吴铁城、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吴国桢、张伯苓、许孝炎、何蒋仁、黄少谷、李惟果、齐世英、胡健中、萨孟武、刘百闵、黄本初等十七人；监察人为：王世杰、吴稚晖、李君珮、陈诚、雷震、王子壮等七人；董监事均为党股代表人,此外还有姚大海、马星野、王亚明、宋漱石、谷正鼎等三十七人亦为党股代表人。
③ 《从中央日报到中兴日报》,成都《中兴日报》,1946年7月1日,第2版。
④ “上海中央日报社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上海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06,卷号22。
① 陈立夫：《创造在艰困之中》,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8页。
② 12月销量和广告有所下滑,但这是当时新闻业的常态。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③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④ 关于南京《中央日报》的改组过程,在蔡铭泽的专著中已有比较详尽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言。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80—287页。
①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7页。
①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7页。
③ 该基金由中央财物委员会以“集中运用为原则,各报于完成公司组织后其确有亏损必需补助者,得申请增拨资金,由宣传部商由本会酌情核拨之。”见于：“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1.8。
④ “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1.8。
① 以上各点整理自“本报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二档馆藏,全宗号656(4),卷号5612。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第282页。
② 前文黎世芬所说的高斯轮转印报机,即用这笔款项中的半数购买。该机于1949年初抵沪,随即原箱转运台湾,后成为台北中央日报赖以重建的重要资产。见于陈立夫：《创造在艰困之中》,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第28页。
③ 参见郑会欣：《从统制经济到开放市场：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53期,2006年9月,第51--102页。
① 储安平：《白报纸!》,《观察》第3卷第9期,1947年10月25日。
② 李子宽：《罪过!罪过!》,《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页。
③ 当时有一个说法：“今天全国的报纸,如果没有配纸,任何一家都是赔本的。”(参见《如何解决纸荒问题》,《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1日,第7页。)
④ 萧同兹：《追念陈布雷先生》,董显光等著：《新闻学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7月版,第214页。
⑤ 赖光临著：《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3月版,第192页。
①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8页。
② 储安平曾说,“没有金条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难。后来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屋,还有朋友介绍,也要每月租金20万元。房租地租之昂可想而知。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③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④ 《中央日报工作报告书(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三十三年四月十日)》,南京图书馆特藏部。
⑤ “中央秘书处致中央宣传部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16.17。
⑥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①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7页。同期其它民间报刊即使原地复员都颇感困难,异地发行更饱受交通断裂、邮资涨价、各地门市回款周期的困扰。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期刊,《观察》曾屡次在报告书中提及这些问题。(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二卷报告书》,《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年8月9日。)如无政策歧视何以竟至如此差异?
② 将公务员与自由职业者同时归入同一类别,似不尽合理,但原文如此。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要据此说明的问题。
③ “中央直辖当报特价推销补贴办法草案”(194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07—410页。
① 蔡铭泽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92—293页。
② “南京中央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报告书”(1948年),第10页,二档馆藏,656.4/5613。转引自蔡铭泽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92页。
③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19页。
③ 此种状态即诺斯所谓“制度均衡”。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19页。报业改革先于广播(电视)业的情况在后来新中国媒体的改革中也同样出现。
④ 例如机构的撤销、职权的减少,乃至减薪、失业等等。
① 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区别为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变迁；以及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参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1—403页。
① 申、新两报是上海地区最老牌的民间大报。抗战期间两报未能迁出,胜利后国民政府将两报定为附逆报纸加以接管。但鉴于两报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国民党决定对这两报特别处理,专门拟定的《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刻意保留了两报之外壳,使普通民众不觉两报身份有变,但实际上国民党宣传部却从人事、编务和经济上全面控制两报,两报实为未公开身份的“党报”。参见“上海申报新闻报附逆之处置问题”,“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申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新闻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9.10、6.3/18.24。
② “陈主任委员果夫报告党营事业之概况”及“各委员意见”(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4页。
③ “陈主任委员果夫报告党营事业之概况”及“各委员意见”(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1—303页。
④ 刘豁轩：《不知有甘》,《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7页。
⑤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8页。
⑥ 马遇良：《解放前青海报刊的一些情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0年版,第66页。
⑦ 参见：《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4页
⑧ 参见：《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38页。
①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8页。
② 即原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前文多简称为“中央电台”或“中央台”,因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中广成为国民党党营电台的正式简称。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20、222页。
①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储安平：《白报纸!》,《观察》第3卷第9期,1947年10月25日。
① 本段有关新闻从业者的定义参考了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于1947年发布的著名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中对“新闻界”一词的界定。参见[美]新闻自由委员会著,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65页。
② 关于记者是否属于自由职业者的争论一直很多,如传播学者施拉姆、吉拉德等人就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只是该行业中的受雇佣者,不像律师和医生那样独立作业,自我负责；但李普曼等人却持相反观点。但一般政府和公众多倾向于将记者视为自由职业者。参见：杨秀娟：《我国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之研究——以报纸为例》,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年6月,第2页。
① 黄天鹏：《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原载《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1期,1942年9月。转引自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56页。
② 李欧梵指出在20世纪初,报业与文学发展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报刊培育了大批作家,李欧梵称其为“报刊文人”或“记者文人”。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5—9页。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第353页。
④ 《东方杂志》,第14卷,第4期,第183—184页。
⑤ 《北华捷报》,1921年11月19日,第527页。转引自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59页。
⑥ 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42—43页。
⑦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月版,第208页。
⑧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09页。
① 参见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6—17页。
② 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42页。
③ 《出版立法与出版自由》,《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4页。
① 李嘉：《最初与最后》,《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62页。
②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③ 1932年,萧同兹出任中央社社长；1950年,中央社增设管理委员会,萧同兹任主任委员,社长改由曾虚白出任。1964年,萧同兹退休,曾虚白任主任委员,马星野任社长。
① 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②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页。
③ 该报前身为《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为美国人主持,后于1929年被国民党中宣部收购,先更名为北平导报(Peiping Leader),遭查封后以《北平英文时事日报》为名重新出版。参见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59页。
④ 参见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8,20页。
①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25—26页。
② 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7页。
③ 张学远：《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第1期,1942年9月,第104页。
④ 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2期,1944年11月20日,第112页。
① 张学远：《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第1期,1942年9月,第104—105页。
②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5页。
③ 马星野：《念兹在兹》,《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31页。
① 乐恕人：《检点生涯三十年》,《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员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出版,1966年10月版,第33—34页。关于年轻记者和编辑的情况见于徐佳士：《不颁文凭的学府》,《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9页。
② 易家驭：《长忆浮图四十年》,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18页。
③ 何名忠：《记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10页。
④ 陈以今：《“沙坪”与“复兴”小记》,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73页。
⑤ 参见：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3,17,65页。
① 戈公振曾是中央社第一位派驻国外的记者,1933年他是中央社驻日内瓦特派员。参见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52页。
② 蒋荫恩：《对于中央社的希望》,1944年4月3日,《中央日报》(成都),第2版。
③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70页。以上关于中央社英文部的情况主要来源于该书第66—73页。另有散见于《在兹集》、《萧同兹传》者。
④ 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244页。
① 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7页。
② 曾虚白：《中政校新闻学院之产生及未来》,《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4年11月,第96页。
③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81页。
④ “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记录”(1946年8月),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7.16。
⑤ 赵效沂：《一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4页。
⑥ 中央台台长吴道一也是上海南洋大学机电系毕业,但没有留洋经历。
① 周子方：《长宁先后两人豪》,《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81页。
②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473页。
③ 赵效沂：《一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3页。
① 王遂今：《再忆胡健中和<东南日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0—51页。
②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③ 王遂今：《再忆胡健中和<东南日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1页。
① 周培敬入中央社时仅为高小毕业。但后于1941年被选派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学习一年,是以与马星野、赵敏恒等人有师生关系。参见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39—141页。
②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328—332页。
③ 于衡：《祥和·爱才·潇洒·廉洁》,《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0页。
① 参见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7页。
② 黄幼雄：《复刊三年来本报人事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③ 屠仰慈时任上海中央日报社读辑主任,在该校兼课,他受申报总编陈训念之托为其物色青年记者。当时各新闻教育机构多聘请新闻界知刍编辑记者兼任教授。而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承诺介绍学生去各报实习和工作,很多学生因此在已受大学教育的情况下,再去该校读书。参见毛士：《“三考”进申报》,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文史苑》第二辑,1988年7月版,第75页。
④ 毛士：《“三考”进申报》,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文史苑》第二辑,1988年7月版,第75—79页。
⑤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7页。
① 黄幼雄：《复刊三年来本报人事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据1929年统计,国民党党员中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党员约占46.5%,而1949年时,中共党员中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党员且仅为3.3%。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63—264页。
①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93页。
② 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279页。
③ 汪仲卫：《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137页。
④ 报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异巨大。如在《大公报》,老板胡政之、张季鸾张1937年时的薪水为500元, 此外更可予取予求,不受限制；而一般工人或练习生一个月只有十几、二十元。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仅讨论编辑、记者的收入情况。参见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280页。
① 程沧波：《四十年前的回忆》,《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页。
②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5页。
③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65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5页。
⑤ 杜绍文：《一元法币与二百光洋——<东南日报>轶闻》,《文史苑》第6辑,第114页。
⑥ 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页。
⑦ 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279页。
⑧ 于衡：《祥和·爱才·潇洒·廉洁》,《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0页。
① 《中宣部登记失业记者》,《新闻学季刊》,1939年11月20日,第1卷第1期,第84页。
② 丁家驭：《回顾与祝福》,《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35页。
③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40页。
④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46页。
⑤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40页。
⑥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8页。
⑦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64页。
① 陈翰伯口述,高崧、胡邦秀整理：《在白区新闻战线上续(1942—1946)》,《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② 《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我们夺取商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③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0页。
④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0页。
⑤ 张民熙：《萧先生宽厚仁慈》,《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52页。
⑥ 王继朴：《稳定军心的一番话》,《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7页。
⑦ 数据来源：“各宣传机关三十四年度核发生补费、半代金人数表”(1944年)，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号：5.3/5.6.7。该表显示全部宣传机构共有6340人(职员3660人,技工828人,工役1852人)接受此项补助。笔者将党媒之外的各项机构去除(即不包括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三民主义印刷所、中央周刊社、中央电影摄影厂等机构),则为4959人(职员2718人,技工694人,工役1547人)。
① “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事日程”(1942年9月),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档案,台北：台湾国史馆藏,档号：017000001826A。
② “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事日程”(1942年9月),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档案,台北：台湾国史馆藏,档号：017000001826A。
③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64—165页。
① 程沧波：《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4月1日,第2版。
②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9页。
③“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7年5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656(4)/5612。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4页。
④ 岳山：《黑夜独白》,《中央日报》,1947年9月10日,第7版。
① 《全国报业面临危机》,《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页。
② 罗敦伟： 《报界壮观》,(台北)中华文华基金会编印：《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1978年9月版,第240页。
③ 申报新闻报档案之“申报、新闻报、晨报的一些章则简约草案”(1946年5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74。
④ “陈主任委员果夫报告党营事业之概况”及“各委员意见”(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4页。
⑤ 如南京中央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即规定纯益在扣除公积金、税款和股息后,余额的.50%为股东分红,5%为董监事酬劳金。参见“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7年5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656(4)／5612。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4页。
⑥ 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0页。不过《萧同兹传》又说萧同兹的社长特支费,“大部分都用来接济有特殊需要的同仁”。参见该书第21页。
①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如张明炜回忆自己在创办成都中央日报后,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奖掖。(参见张萌炜：《有“至人之心”的萧三爷》,《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7页。)赖琏也回忆自己在1930年就任中央日报总编后,方受到了胡汉民的接见,第一次见到这位“党国元老”。(参见赖景瑚：《珍珠桥的怀念》,《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5页。)
③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28—129页。
① 易君左：《工作在上海与兰州》,(台北)中华文华基金会编印：《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1978年9月版,第264、269页。
② 刘觉民：《我们再苦也放不下这个责任》,《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2页。
③ 《配纸制度之废除》,《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2页。
④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7页。
⑤ 《沪社会局奉令调查报刊实况》,《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2页。
⑥ 《<东南日报>与胡健中》,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78页。
⑦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8页。
⑧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7页。
⑨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7页。
⑩ 《重庆报人生活艰困》,《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2页。
11 在中央日报社主办的《报学杂志》中留有大量的报界罢工的纪录。
① 黄幼雄：《复刊三年来本报人事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东南日报》主笔胡秋原在《报学杂志》组织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于《全国新闻记者的组织问题》,《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12页。
③ 《重庆报人生活艰困》,《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2页。
④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28—129页。
⑤ 刘觉民：《我们再苦也放不下这个责任》,《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2页。
⑥ “新闻界新闻”,《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4页。该报道称,上海某大报总编辑每月办公费仅为法币二十万,“购香烟一包,尚感不足”。
⑦ 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台北：中国文化供应社,1952年版,第166—167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22—224页。
② 曾虚白：《拜墓抒怀以志永念》,《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74页。
③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8页。
④ 如南京《中央日报》自1949年1月之后,留守南京的编撰人员即采取了上述编辑行为。
⑤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48页。
⑥ 严芝芳：《九五老人道内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页。
① 马光仁： 《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3页。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45—146页。
③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29页。
④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29页。
①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印：《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1972年10月版,第16页。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29页。
③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67页。
④ 戈公振时为《时报》总编辑,严独鹤为《新闻报》副总编辑,潘公展为《商报》编辑,张静卢为“国闻社”记者。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月版,第300页。
⑥ 《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时报》(上海),1923年1月18日,第5版。
⑦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① 1929年,国民党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合称为“自由职业者”.且1931年,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工程师和教授被允许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选举。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页。
② 参见《记者公会成立》,《申报》,1932年6月26日,第13版。
③ 如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3月),湖南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3月),杭州记者公会(1927年9月),广东新闻记者总会(1929年2月),抚顺记者联合会(1930年9月)、开封记者联合会(1931年3月)、绥远新闻记者联合会(1933年11月)等等。参见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
④ 见于“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会章”(1931年3月),转引自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⑤ 《本市记者工会召集秋季大会》,《申报》,1934年12月11日,第12版。
① 左翼记者陆诒认为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公会的执监委员,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选出来的新闻界头面人物”(参见陆诒：《“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新闻资料丛刊》,总第7辑,1981年版,第28页)；胡愈之、高天也持相同观点(参见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1987年11月版,第11页)。但他们都未提供更确实的证据证明国民党的控制。
②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③ 该会的前身为上海“记者座谈”,后于1937年11月由羊枣、夏衍、恽逸群、邵宗汉等人商定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1月成立武汉分会,1938年3月决议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性代表大会。参见陆诒：《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新闻资料丛刊》,1981年版,总第7辑,第33—35页。
④ 学会的经费按照会章应由会员缴纳会费,但仅凭会费不足以支持学会开支,于是会费中还包括了以募捐形式出现的共产党资助,如毛泽东先生捐赠、周恩来先生捐赠等等；早期还有国民党政治部播发的每月活动1000元经费。参见冯英子：《在武汉的日子里》,《新闻资料丛刊》,1981年版,总第7辑,第47页。
① 刘尊棋：《“国新社”始末》,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1987年11月版,第47页。
② 冯英子：《重庆的斗争》,《新闻资料丛刊》,总第7辑,1981年版,第61页。
③ 曹沛滋：《新闻记者职业组织与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2年9月,第102页。
④ 参见“内政部”：“香港中国新闻记者公会”,台北台湾国史馆藏,档号：026000003185A。
① “中国新闻学会章程”,《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2年9月,第110页。
② “中国新闻学会宣言”,《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2年9月,第109页。
③ 《新闻记者法》(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03-407页。
④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4页。
⑤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① 《迎记者节》,《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页。
②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曾虚白(新闻局副局长)、李俊龙(宣传部副部长)、马星野(《中央日报》社长)、陶希圣(《中央日报》总主笔)、李荆荪(《中央日报》总编)、殷海光(《中央日报》主笔)、卢冀野(《中央日报》主笔)、彭河清(中央社采访部副主任)、沈九香(中央社编辑)、黄少谷(《和平日报》社长)、黄明(《和平日报》总编辑)、胡秋原(《东南日报》总主笔)、龚德柏(《救国日报》社长)、温麟(《大刚报》社长)、张友鹤(《南京晚报》社长)、方豪(《益世报》前总主笔)、许君武(真理社社长)
③ 《全国新闻记者的组织问题》，《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12页。
④ 黄少谷所引定义原文为"One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writing or editing for journal or journals",即“(记者就是)那些在新闻媒体做写作或编辑工作,并以此谋生的人”。
① 严芝芳：《九五老人道内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页。
② 何永德：《忆在<东南日报>任职期间的经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4页。
① 《全国新闻记者的组织问题》,《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12页。
① 董显光长期主管国民党国际宣传,战后为新闻局首任局长；马星野为政校新闻系主任,战后为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黄宪昭主持广东中山大学新闻学系；汪英宾在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赵敏恒和汪英宾还受聘于复旦大学任教；成舍我并非毕业于密苏里大学,但他曾在密苏里访学三年,归国后于1933年成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黄、汪、赵、成的信息参见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95—296页。
② 该会于1944年成立,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呼吁新闻自由的文章,1947年该会发布了总报告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此总报告已有大陆版中译本,参见美国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① 参见《中国新闻记者信条》,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印行,1948年3月,第1一2页。
② 如：《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1944年9月于国民党中央团部演讲)、《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1944年11月于中央大学演讲)、《新闻自由与中央通讯社》(1944年9月于重庆中央通讯社演讲)、《现阶段之国际新闻自由运动》(1945年4月3日重庆《扫荡报》发表)、《新闻事业与民主政治》(1946年1月,于南京记者公会演讲)等等。参见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印行,1948年3月
③ 其中1946年17篇,1947年12篇,1948年40篇(是年联合国举办了新闻自由会议,所以报道较多)。另外,三年内还有以“言论自由”为题的新闻报道5篇。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460-463页。
② 前者如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后者如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10-230页。
③ 许纪霖先生及其高足的研究有一些涉及战后知识分子办刊,但其侧重点不在于国民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公共交往”。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仍对笔者有借鉴意义。参见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407—497页。
① 吴寿金：《为周论社声请登记恳请鉴核转呈由》(1948年1月21日),见于“周论社、军事新闻通讯社等单位关于登记备案、更换发行人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档案馆收藏,全宗号J2,案卷号648。
② 资料来源：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067页。
③ 《新闻纸杂志登记声请书》,见于《周论社、军事新闻通讯社等单位关于登记备案、更换发行人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档案馆收藏,全宗号J2,案卷号648。
① 雷海宗：“表列说明历史问题”(原档案没有题目,题目为笔者所加),“组织关系”部分,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1-19号。
② 陈雪屏因离开北大而中辍办刊计划的回忆见于1950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西郊分局所记录的《雷海宗坦白材料》。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③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此份检讨长逾2万字,对有关《周论》的办刊经过叙述比较详尽。在该检讨首页的页眉处,有人用红钢笔作了一行注解：“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雷海宗写了下面这个‘思想检讨’。他又重抄一份,交给组织。1960年9月”。雷海宗所抄检讨的落款是“1952.3.1清华大学(北京)”,而他又在此落款之后以横线相隔,续写了一段补充说明,大意是说上面是照抄1952年检讨稿,原稿有认识不全面乃至不正确之处,最近的四篇检讨可视为对此的补充和深化。这一段话的落款为“雷海宗1960.6.12南开大学(天津).”。但雷海宗的个人档案中并未留存1952年检讨原件,也未见上述四篇写于1960年检讨。不过档案中存有一份以“北京高等学校节约检察委员会党组”名义记录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的检讨摘要》(干字第13号),与上述检讨内容相合,且该摘要注明为“三月一日在文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与上述检讨落款时间也吻合,推测应是上述检讨的摘要记录。上述文稿均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① 雷海宗在1960年重抄这份检讨时还特别加注解说梅贻琦是清华老教授,自己曾听过他讲的“物理学”。
②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③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大致相同的说明也见于《历史思想自传》。均见于“霄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④ 《文化圈内》,《大公报》(天津),1948年2月20日。
⑤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42页。
⑥ 《雷海宗坦白材料》(1950年4月28日),这份材料并非雷海宗亲笔手书,而是由其口述,民警记录的。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
⑦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
⑧ 选择这两份期刊原因有二：其一它们和《周论》均为以大学教授群体为主要撰稿人的政论期刊；其二这两份更同情中共的自由主义刊物不可能受到任何来自于国民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民间自由主义期刊《观察》受经济压力所迫,具有强烈的市场经营意识。它每一次调整价格,都由编辑部作出详细说明, 解释纸价、邮费、人工成本等各种因素激烈上涨的情况,其定价可以被视为当时政论期刊市场价格的重要参照。不过由于《观察》发行量远高于《周论》,因此受纸价上涨影响更大,因此笔者又同时提供与《周论》发行量相近的《时与文》,作为《周论》和《观察》价格对比的辅助参考。
① 资料来源：笔者依三刊各自所刊零售价格整理而成。本表格时间起止以《周论》创刊及终刊为基准,当三刊中任意一刊有价格变动时,即将同期三刊价格列出。由于《周论》和《时与文》为每周五出版,《观察》每周六出版,因此本表中每一栏日期,前者为《周论》、《时与文》的出版日,后者为同期《观察》的出版日。
① 此处及以下为国民政府规定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后的价格。因为北平和上海两地调整时间与执行力度不一,所以《周论》下一周方调整为金圆券价格。
② 《文化圈内》,《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2月20日。
① 约占27%,居于其他各类文章之首。参见图9.1。
② 社论：《青年专号》,《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第2页。
③ 唯一的例外是两家承揽进出口业务的公司“中裕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孚工商实业公司”曾在1948年2月7日、2月28日及5月15日先后刊登过三次广告。
④ 《观察》第5卷第6期,1948年10月2日,第11页。
⑤ 《雷海宗坦白材料》(1950年4月28日),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
① 《发刊词》,《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2页。
② 樊际昌等十六教授：《中国的出路》，《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第7-8页。
③ 社论：《政治的学习》,《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2页。
④ 贺麟：《自由主义与学术——自由主义往哪里去?》,《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第7页。
⑤ 社论：《号角响了,曾受美国教育的自由分子赶快看齐!》,《周论》第1卷第10期,1948年3月19日,第3页。更多论述见下文。
⑥ 社论：《政治的学习》,《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3页。
⑦ 张柳云：《两种作风》,《周论》第2卷第5期,1948年8月13日,第5页。
① 张佛泉：《由国大选举看行宪前途》,《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4页。
② 贺麟：《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9页。
③ 张佛泉：《由国大选举看行宪前途》,《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4页。
④ 贺麟：《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8页。
⑤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第3页。
⑥ 储安平：《大局浮动,学潮如火》,《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第3页。
⑦ 储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第3页。
① 储安平：《一场烂污》, 《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年11月6日,第1页。
② 如社论《捷克已矣》写道：“首都布拉格的青年学生,不畏强暴,举行抗议游行,遭警察开枪射击。今后除钦命的歌功颂德或公式排外的游行,捷克境内恐怕将不会再有游行。”(《局论》第1卷第8期,1948年3月5日,第3页。)
③ 社论：《谨防学潮的另一种变质》,《周论》第1卷第19期,1948年5月21日，第3页。
④ 社论：《北平的学潮》,《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第2页。
⑤ 《发刊词》,《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2页。
⑥ 朱光潜：《给苦闷的青年朋友们》,《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第3页。
① 褚士荃：《杂谈青年人的苦闷》,《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第5页。
② 诸士荃：《欢迎新同学》,《周论》第2卷第14期,1948年10月15日,第4页。
③ 教育与青年问题各类文章多提及学潮,因此图中对“学潮”类的统计仅指直接以学潮为主题的文章。
④ 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第3页。
①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第2页。
② 社论：《北平的学潮》,《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第2页.
③ 其中在《周论》发表过文章的教授有余冠英(三篇)、陈梦家(三篇)、李广田(三篇)、王铁崖(一篇)等四人。除王铁崖所发文章为《管制日本抑扶持日本?》(《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2月20日,第5-6页)涉及政治问题外,其余三位发表文章均以学术为主题,并各有一篇是追悼朱自清的文章。
④ 吴之椿：《中国宪政的前途》,《周论》第1卷第3期,1948年1月30日,第5页。
⑤ 社论：《立法院泄露机密案》,《周论》第2卷第1期(1948年7月16日)。
⑥ 雷海宗：《全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此外,雷海宗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苏联与美国分别是这两种极端哲学思想落实于现实政治的代表。
① 社论：《立法院泄露机密案》,《周论》第2卷第1期,1948年7月16日,第2页。
② 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第2版。在1947年5月,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时,《观察》就曾发表社论责备对此次查封事件未置一评的《大公报》,即使仅仅“站在同业立场上”,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参见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13日,第5-7页。
③ 社论：《捷克已矣!》,《周论》第1卷第8期(1948年3月5日),第3页。
④ 参见崔书琴：《论两个世界的斗争》,《周论》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23日,第3-4页。
⑤ 贺麟：《天下一家与两个世界——苏联往那里去?》,《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8页。
⑥ 张佛泉：《自由主义与政治》,《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第4页。
⑦ 樊际昌等十六教授：《中国的出路》,《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第7页。其中为《周论》撰稿者有：樊际昌、张佛泉、朱光潜、崔书琴、毛子水、陈友松、齐泮林、张起钧等八位教授。
① 徐毓枬：《中国经济之前途——论争之现阶段》,《周论》第1卷第9期,1948年3月12日,第2页。
② 蔡维藩：《苏联东欧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周论》第1卷第16期,1948年4月30日,第6页。
③ 陈友松：《从教育看苏联》,《周论》第1卷第8期,1948年3月5日,第9页。
④ 社论：《来自莫斯科的一段消息》,《周论》第2卷第9期,1948年9月10日,第3页。
① 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决策——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62页。
②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428—429页。
③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89页。
① 大学中可能会容纳一些不受体制欢迎、乃至游离于体制边缘的个体,但大学中很难容纳被体制彻底否定的个体,如罗隆基一度于1939年得到了联大的聘任,但终于还是在两年后被解聘。
② 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61—162页。
③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④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参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203页。
⑥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第255页。
⑦ 如吴宓初次看到《思想与时代》时颇为感奋,但随后从主办者贺麟口中得知该刊接受了蒋介石亲拨的14万元津贴,便“黯然神伤”起来。参见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30页。
① 如前文所述雷海宗答应出任《周论》主编时即持此种认识。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第250-251页。
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第255-256页。
① 社论：《睡梦已久,可以醒矣!——国庆其中,本刊再申立场》,《周论》第2卷第13期,1948年10月8日,第2页。
②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先生在1948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提及：“我也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周论》上(雷海宗先生所编,正是学生们所认为反动的,所以他们不会看到)……”(参见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③ 在清华学生自治会拟定的教授暑期讲座名单中,最初没有雷海宗。还是在民盟教授潘光旦“不以政见为轩轾”的要求下才勉强加入(参见《潘光旦全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77页)；1951年还有学生当面斥责雷海宗给她带来了坏影响(参见雷海宗：“思想检讨”,1952年3月1日,重抄于1960年6月12日,“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④ 邱椿：《谁是中国的自由分子?》,《周论》第1卷第18期,1948年5月14日,第7页。
⑤ 社论：《北平的学潮》,《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第2页。
① 社评：《勉政治协商会议》,《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月10日,第2版。
② 社评：《勉政治协商会议》,《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月10日,第2版。
③ “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4年9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80页。随后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将召集各党派会议的主张公诸于众。
④ 《国共双方对案》(1945年9月),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台北国史馆印行,1988年5月版,第852页。
① 邓野先生曾对政治协商会议更名背后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和两党政治态势的转换有过深入的论述,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59—270页。
② 《中央日报》对中共的报导没有正向肯定的,因此表格中除特别指出为“中性”报导者外,均为负面报道。所谓中性报道即有关周恩来、陆定一等参与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的往来消息。
① 《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所言。指对于党报而言,党的需要为第一位的,先于新闻报导的需求。参见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② 社论：《迅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2日,第2版。
① 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7日,第2版。
② 社论：《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7日,第2版。
③ 在重庆谈判时,中共只谈解放区行政与军队问题,即被民主同盟说是“调子低”(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3页)。更亲近国民党的青年党领袖曾琦也批评中共“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浦熙修：《访问曾琦先生》,《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11日,见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7页。)。
④ 社论：《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日,第5—6版。
① 施复亮：《感想和希望》,《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第5版。
②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13页。
③ 社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0日,第2版。
④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举行茶会》,《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8日,第2版。
⑤ 施复亮：《我的答案》,《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日,第5版。
① 周恩来也承认：政协“还不是政府以上的机构”；“政协本身并不能约束各党派,只有在各党派自己同意的决议上,方得约束自己”。参见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13页。
② 即“头条新闻”。《新华日报》有时将社论排在惯常头条的位置,《民国日报》有时将政府公告刊发在上半版,在本文的统计中均不以为头条·“头条”仅按“要闻”开始位置起算·
③ 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召开,在当时的信息传播以及报纸编印的技术条件下,有关闭幕式的报导各报均与2月1日才刊发出来。因此该统计数字计算的是1946年1月10日至2月1日共计23天的报纸。《解放日报》由于通讯不便,开幕与闭幕消息均比其它报纸晚一天刊出,因此样本选取为1946年1月11日至2月2日。
④ 指有关政协会议的头条占全部头条的比例。
① 报纸各版有版序,要闻版被视为最重要的版面。但在同一版中,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域,各区具有不同的强势,称为区序。根据受众的阅读习惯,一般上半区强于下半区,竖排报纸的右半区强于左半区。但区序具有相对性,还可以通过增大标题字号等其他方式来增强特定区域的强势。相关理论参见郑兴东等：《报纸编辑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40—241页。
① 《政治协商会议揭幕蒋主席亲致开会词——阐明会议任务并致殷切期望,同时宣布政府决定实施四事》,《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第2版。
①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蒋主席主持并致词——必须确实统一才有真正民主,希望同心同德共负建国重任》,《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第2版。
② 《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中共之信念》,《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第3版.
① 此新闻的用意明显指向了“联合政府”。
② 分别见于《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1月13日、1月15日、2月2日,均为第1版。
① 以前述第七次会议为例,《民国日报》与《申报》该次会议报导的主标题与《中央日报》几乎没有区别,但在副标题中,民国日报点出“对首届代表资格颇有争辩”,《申报》则以占正文13列的位置标明：《张厉生口头说明本年五月五日必如期举行制宪并决定宪法实施日期已选出代表外再合理增加》,概括出了国民党方面对于国民大会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暗示了与会各方的争论点。(分别参见两报1946年1月18日的相关报道)。
① 《政治协商会议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8日,第2版。
① 遂今：《建国的纲领——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中央日报》(重庆),1月16日,第3版。
② 参见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王振亚：《新闻评论艺术》,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02—103页。
③ 参见《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24日,第2版。《新华日报》隔日即以《质中央日报》回敬对方。(参见《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
④ 表格中大多数词汇均是从文中选取的,但个别词汇未必在每篇相关文章中出现,而是经过笔者概括的。如文中用大量笔墨指责对方仍在继续内战,或批评政协会议中对方所提条件得寸进尺,均归结为 “诚意”问题；讨论复员、经济发展的均归结为“建设”问题。有时文中的表达可能是反向否定的,但在笔者的概括中一概调整为正向陈述。和平、民主等词可能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提及,但计算要以这篇文章的讨论重心而定(一带而过的不算),一个重要的限定是每篇文章不超过三个关键词。
① 有趣的是,虽同为“曙光”,但《中央日报》的社论标题是《和平胜利的曙光》,而《新华日报》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曙光》,其中差异不难体会(参见两报1946年1月11日社论)。《新华日报》并在随后使用过“开端”“起点”等词(分别参见该报1946年1月13日及2月1日社论)。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996年4月版,第10页。
② 社论：《提高政治水准》,《中央日报》(南京),1月21日,第2版。
③ 如《大公报》先后发出过《请先停战》(1945年12月)《停战令下后的政治协商》(1946年1月18日)《停战第一》(1946年1月22日)的社评,又在社评《新年三愿》中提出要“和平息争”,在《我们要求政治协商公开》中,首先责问双方“为何还在打?!”,在《勉政治协商会议》中将“永久弭战”设为政协会议的首要目标等等。
① 浦熙修：《访问陈立夫先生》,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8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② 浦熙修：《访问某代表》,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15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政协会议之前,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曾于1945年底逐一采访了所有会议代表。本篇是对王世杰的采访。但王世杰当时要求刊布时不得透露其姓名,因此浦熙修拟题如上。但最后所有代表采访均刊发出来后,人们很容易用排除法证实了本篇的受访对象即王世杰。参见陈理源：《敢为人民鼓与呼——回忆浦熙修在旧政协的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8辑,1981年11月版,第128—129页。
③ 社论：《保障自由,善用自由》,《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30日,第2版。
① 《亲国民党的大公报对国大问题的主张》,《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27日,第1版。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996年4月,第11、13页。
② 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③ 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版,第74页。
④ 浦熙修：《访问陈立夫先生》,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8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⑤ 浦熙修：《访问某代表》,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15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① 《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人民自由毫无保障!对民盟代表及政协会议一大侮辱!》,《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第2版。
② 社论：《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
③ 《四项诺言言尤在耳!渝军警特务横行益甚黄炎培氏居室遭搜查》,《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28日,第1版。
④ 龚选舞：《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9月,第55页。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4页。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04页。
③ 如：《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8日,第3版；《怎样解决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1月23日,第2版。
④ 如冉周：《造谣的用意》,《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6日,第4版。
⑤ 浦熙修：《访问胡政之先生》,《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31日,见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77页。
① 《宝贵的批评和建议——本报读者座谈记录》,《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第4版。
② 当然,即使是“看吵架”的读者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倾向和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报只要能吸引读者来看,哪怕只是“看吵架”,就仍有产生预期效果的可能。这也是双方报纸所以尽力铺排,反复论说的原因。
③ 邓野先生指出,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以武力决定一切,政协会议的议程与结果,都是与此相背离的。参见：《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59—471页。
①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① 社论：《祝五一节》,《中央日报》(南京),1947.5.1,第2版。
② 《改善公教人员生活张群今在立院会议报告》,《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2版。
③ 《国内经济问题须以经济方法解决张群表示甚有把握》,《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2版。
④ 谷正纲：《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为实施宪政增加生产而奋斗》,《中央日报》(南京),1947.5.1,第3版。
⑤ 纪·辉：《向劳工致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6版。
⑥ 沛人：《要求精神营养》,《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6版。
① 吴小妹：《一个女工的话》，《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6版。
② 社论：《正视目前的经济危机》,《申报》(上海),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③ 参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1日,第7版。
① 之琦：《卖粥·吃粥·乞粥》,《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7版。
② 黄墅：《爸爸!你为什么总是不笑》,《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6版。
③ 我湘：《死不成活不了白发红颜穷途末路——一读者血泪投书》,《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5日,第10版。
④ 《银行偿付战前存款将按550倍计算》,《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4版。
⑤ 蒋维高：《战前存款战后贬值廿年心血悉付东流——一幕穷教员的悲剧》,《中央日报》(南京),1947.5.27,第10版。
① 见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10版。
② 例如有读者来信反映邮局员工服务态度不佳,邮局负责人很快亲自登门致歉并解释原委。读者在事情解决后即再度致信《中央日报》,赞扬邮局负责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并表示“甚愿以后社会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之事项,均能借贵报一角发表,而当事者均能如张主任之锐意进取,则民族前途幸甚”。参见《闻过则喜——邮局从善如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10版。
③ 范希杰：《莫愁路最是愁人》,《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1日,第10版。
④ 《京市工务局路工行凶——在水西门街口殴伤两人一人重伤住院未脱险境》,《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5日,第4版。
① 《复员以来的本报——马社长在股东大会报告原词节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1日,第3版。
① 《杭又发生抢米风潮》,《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3日,第1版。《杭州购米起风潮米店多家被捣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7版。
② 《杭市米商捣毁酒菜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4版。《杭州米商反攻》,《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4日,第3版。
③ 《沪食米供应仍感困难》,《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4版。
④ 容又铭：《上海米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4日,第7版。
⑤ 《浦镇发生抢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5版；《米市昨秩序混乱由警员到场维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0日,第5版。
⑥ 《芜湖抢米闹血案》,《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9日,第5版；《成都米潮又闹血案》,《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12日,第5版。
⑦ 《消弭米风潮的途径》,《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2日,第2版。
⑧《争购平价面粉引起一场风波》,《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日,第5版。
⑨ 《芜湖一度发生居民借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7版。
⑩ 《无锡米潮平息》,《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4版。
11 如：《严禁金钞黑市——财部饬各地当局密查,沪计口授粮米价稳定》,《中央日报》(南京),1947 年5月3日,第4版；《严查米粮黑市即成立稽查队》,《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8版；《沪物价下跌》,《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4版
① 《物价的治标与治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2版。
② 《今日的粮食问题》,《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③ 《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力求粮价合理稳定》,《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2版。
④ 《中粮存米充沛盼粮商速出货》,《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8版.
⑤ 《合理评议物价市府今开会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8版。
⑥ 《苏省粮食不匮乏沪米商多未开业》,《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1日,第2版。
⑦ 指上海市。参见容又铭：《上海米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4日,第7版。
⑧ 如《逻赠米五百廿吨周内由沪运首都》,《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2版
① 《实施计口授粮目前极有可能——以助解决人为粮荒》,《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2日,第4版。
② 《苏境米粮运往京沪张院长令不得留阻》,《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日,第5版。
③ 《米价再度扳俏系存米商企图暴利》,《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8版。
④ 《粮商领购平价米中粮决定不限制》,《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8版。
⑤ 《不肖米商漫天喊价 砻糙昨破十七万关》,《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5版。
⑥ 如：《争购平价面粉引起一场风波》,《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日,第5版；《浦镇发生抢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5版。
⑦ 黄墅：《幕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5日,第6版。
⑧ 吴郁：《公务员已加了薪》,《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6版。
⑨ 卡平：《“狼”心如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3日,第6版。
⑩ 魏·荃：《囤积的哲学》,《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7版。
① 沛人：《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0日,第6版。
② 《蒋主席关怀民食令市府从速平抑》,《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5版。
① 《公用事业关系民生可能继续给与补贴——张群向驻会参政员报告》,《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0日,第2版。
② 《杭又发生抢米风潮》,《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3日,第1版
③ 《芜湖一度发生居民借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5.8,第7版。
④ 《中粮存米充沛盼粮商速出货——停止抛售说纯属无稽》,《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2版。
⑤ 《平民食米公卖》,《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8日,第4版。
⑥ 《粮部高级职员并未发表谈话》,《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2版。
⑦ 8日,300名米商向市府请愿归来后,聚众来到筱快乐所效力的华兴电台寻衅,并以寻找筱快乐为名先后捣毁了电台及电台对面的大戏院。筱快乐恰好不在电台,米商们又转赴筱快乐家,虽仍未见筱快乐,却将其妻及七岁的女儿猛捆了几耳光。参见《全市米商停业请愿,聚众寻衅捣毁电台》,《申报》(上海),1947年5月9日,第4版。
⑧ 《“英雄”筱快乐》,《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10日,第4版。
① 《当前的粮食问题》,《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18日,第8版。
② 《米商请愿》,《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9日,第4版。
③ 社评：《食米限价取消以后》,《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8日,第1版。
① 参见《观察》,第2卷第11期,1947年5月10日,第15页。
① 社论；《物价的治标与治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2版。
② 《今日的粮食问题》，《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③ 社论：《提高行政效率》,《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④ 社论：《消弭米风潮的途径》《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2日,第2版.
① 社论：《物价的治标与治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2版。
② 陈开国：《中共在华北的粮政》,《中央日报》(南京),1947.5.13,第10版。
③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37页。
④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224页。
⑤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227页。
① 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2版。
② 周策纵、冯大麟：《论“五四运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10版。
③ 沛人：《说学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3日,第6版。
④ 《主席诰诫学生尊重国法自爱自重 勿受利用断送前途》,《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⑤ 社论：《严厉制止“吃光运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① 《学生连日请愿游行影响市民生活秩序》,《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5版。
② 《该不该罢课?——个小学生的看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5日,第10版
③ 社论(一)：《从学生运动见教育危机》,《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2版。
④ 社论：《严厉制止“吃光运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⑤ 沛人：《谁饥饿?谁攻之?》指出《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6版
⑥ 《主席诰诫学生尊重国法自爱自重 勿受利用断送前途》,《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① 参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20日、21日、23日,各版相关文章。
② 殷海光：《革命与暴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5日,第2版。
③ 叶青：《民主自由与和平合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3版。
④ 社论：《中共的军事颓势与政治攻势》,《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⑤ 社论(二)：《和平要向共党去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3版。
⑥ 公平：《中大罢课前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5日,第4版
⑦ 社论：《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0日,第2版。
⑧ 社论：《学潮的处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2版。
① 社论：《救护青年的学业》,《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8日,第2版。
②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81、85页。
③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75、87页。
④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87页。
⑤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11月版,第329页。
⑥ 许仁华、李路主编：《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50—151页。文中有关货币的数字全部转化为阿拉伯数字表达,以利阅读,下同。
① 许仁华、李路主编：《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49—350页。
① 刘琨：《我看学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2日,第10版。
② 刘琨：《我看学潮》(续),《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4日,第10版。
③ 社论：《无理由的悲观》,《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3日,第2版。
④ 社论：《学潮的处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2版。
① 参见两报1947年5月21日之相关报道。
② 需要注意的是,除刊出位置的差异之外,两张照片的刊出目的也各有不同。警士受伤的照片是为了博取民众之同情,也为了证明学生曾殴打警察；而受伤学生的照片则是为了纠正坊间流传的该生已重伤致死的消息。参见《孙傲沧正住院治疗》,《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4版。
③ 《游行请愿经过》,《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2版。
④ 社论：《学潮的处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2版。
⑤ 社论：《经济建设需要借款》,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2日,第2版。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61页。
② 意识形态的一般被定义为：关于人和社会本质的相互关联的价值观、思想和信仰体系。它包括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是对社会的最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思想。它常常包括改善社会的信仰。意识形态包括一个良好社会的图景以及实现的手段。本文所说的意识形态特指通常由一个或几个领袖人物所创立,并且成为某一政党或政权的指导思想、官方哲学的“正式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行动指向性,通过把现实简单化提供行为正误的判断标准,并声称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设计是最优的。参见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2—5页。
① 《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
② 聂绀弩：《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7页。
① 出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1919年为“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所撰写的异议意见。参见：[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95页。
② “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7次会议记录(194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会议录》,第4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10页。
① 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6—377页。
② 原文见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3日,第3版。
③ 《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2月24日,第2版。
① 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6—377页。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版,第275页。
③ 《政府对东北问题必能合理解决》,《民国日报》(天津),1946年2月26日,第2版。
④ 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第70页。
⑤ 《重庆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议记录》(1946年2月20—21日),见于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642页。
⑥ 社论：《我们谴责·我们怜悯》、《愤慨与怜悯》,分别见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4、25日,第2版。
⑦ 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6页。
① 《号角响了,奋勇前进》,《解放日报》,1947年1月9日,第1版。
② 《美军强奸大学女生》,《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8日,第2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65页。
① 据夏衍回忆,这是他本人写就的补白,刊登在仅出了五六期的小报《建国日报》上,但很快在当时流行起来,夏衍总结说“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3、377页。
② 此为胡希明撰写的打油诗《闻道》,刊载于《茶亭》,“不仅传遍港九,而且很快地传到广州、上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86页。
① 《本报举办猜车游戏今日下午一时开始计数》,《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1日,第5版。
② 《本报举办猜车游戏今日下午一时开始计数》,《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1日,第5版。
③ 《点数车辆一小时》、《猜车游戏揭晓》等,见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2日,第5版。此事还有一个稍稍让人感到意外的结局——在获得15万元头奖的7位读者中,有一人捐献出全部奖金“劳军”,还有一人捐5万元“助学”。参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7日,第4版。
④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版,第175页。
1、会议记录、特种档案：1944—1947,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
2、蒋中正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外交部档案：1945-1949,台北：台湾国史馆
3、雷海宗个人档案：1949-1960,天津：南开大学档案馆
4、申报新闻报档案、军管会新闻出版署档案：1946—1949,上海：上海档案馆
5、《周论》声请登记档案：1948,北京：北京档案馆
6、朱家骅档案：1943—194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7、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8、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稿》(上册),台北：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
10、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党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
12、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3、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4、聂绀弩：《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1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16、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
1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18、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3、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台北：党史委员会,1979
24、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197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十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1、《报学》,台北
2、《报学杂志》,南京
3、《大地》,上海
4、《大公报》,天津
5、《东南日报》,上海
6、《和平日报》,南京
7、《革新周刊》,南京
8、《观察》,上海
9、《广播周报》,重庆、南京
10、《解放日报》,延安
11、《民国日报》,上海
12、《申报》,上海
13、《审查通讯》,重庆
14、《文汇报》,上海
15、《新华日报》,重庆
16、《新检通讯》,重庆
17、《新闻学季刊》,重庆、南京
18、《战时记者》,重庆
19、《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20、《中央党务公报》,重庆、·南京
21、《中央日报》,重庆、‘南京
22、《周论》,北京
1、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www.dachengdata.com
2、《中央日报》标题检索(1928-1949),www.ewen.cc/zyrb
1、《毛泽东选集》,第三、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3、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潘光旦全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4
6、《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谈判文选》,1996版,第10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
9、[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10、[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合肥：黄山出版社,2009
1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2、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
13、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14、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5、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16、程思远：《政坛回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7、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18、董显光：《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
19、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0、龚选舞：《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1、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3、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
24、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25、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9
26、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8
27、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
2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9、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30、吴国桢口述,[美]裴婓,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 1953年)》,吴修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
32、徐泳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
33、徐泳平：《老师·长官·同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34、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
35、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
36、曾虚白：《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37、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8、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
39、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
40、(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在兹集》,1974
41、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
4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一)》,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4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44、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
45、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46、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
47、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
48、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49、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74
50、马之骗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
51、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52、徐泳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
53、《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编印出版,1966
1、白润生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3、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
4、陈铭德、邓季惺等：《<新民报>春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5、陈鹏：《制度与空间——中国媒介制度变革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6、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范敬宜、王君超：《党报宣传艺术新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9、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0、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
11、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3、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4、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
15、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6、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7、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9、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
20、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1、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
2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3、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
24、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25、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26、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27、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28、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9、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30、刘统：《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1、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2、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
33、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4、彭歌：《新闻三论》,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部,1982
35、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编：《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88
3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37、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8、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39、王洪钧：《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40、王凌霄：《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年)》,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
4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42、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第389页。
43、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4、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45、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
46、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47、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48、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9、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6
50、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5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四卷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52、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
5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4、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香港：新闻天地社,1957
55、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56、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正中书局,1946
57、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58、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
59、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60、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4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1、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62、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
63、赵玉明、艾红红：《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64、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65、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
66、中华文化基金会编：《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
67、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
68、周培敬编：《中央社的故事——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91
69、陈翰伯口述,高崧、胡邦秀整理：《在白区新闻战线上续(1942—1946)》,《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70、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第1期
71、刘成干：《新闻界先进钱沧硕先生》,《传记文学》,第38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年1月
72、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
73、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4、毛士：《“三考”进申报》,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文史苑》第二辑,1988年7月
75、汪仲卫：《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76、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第4期
77、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第4期
78、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
79、《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80、袁义勤：《上海中央日报始末》,《新闻研究资料》第30辑,北京：中央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1、袁义勤：《关于安徽中央日报》,见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
82、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
83、郑炯儿：《从“扫荡”到“和平”——扫荡报之研究(1930-1950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84、郑士荣：《抗战前后中央文化宣传方略之研究(1928—194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功能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
85、《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我们夺取商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86、[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5
87、[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版)》,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88、[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9、[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0、[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1、[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2、[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93、[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年)》,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4、[美]孔飞力：《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95、[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Lasswell, H.D: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Peter Smith,1927
2、Lasswell, H.D:Psyc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Viking Press,1960;
3、 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td.,1936
4、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
5、Charles L. Cochran and Eloise F. Malone, Public Policy:Perspectives and Choices, The McGraw-Hill Company, Inc.,1999
6、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后期中国国民党政权の研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③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期。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④ 如曾虚白编《中国新闻史》对此一部分的处理。笔者在台湾访问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的邵玉铭先生时, 他也做过类似的表述。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政：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57页。当然,王奇生先生所说的“文斗”不止于宣传。
②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11月版,第429页。
③ 章开沅：“序”,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460-463页。
① Lasswell, H. D. (1960):Psyc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Viking Press, p.9宣传的定义存在纷争,此处所引为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
② 向在仁：《宣传学概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① 此一历史时期曾以政治轩轾,被国共双方分别表述为“戡乱建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但近年来两岸学界多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战后”命名此一历史时期,笔者亦取此说,以利于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相关史实。
②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 此种属性的延续在蒋介石威权统治时期尤为明显。有学者从政治形态的角度认为从1928年直至1988年,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皆属于“训政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见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版。
③ 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白润生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四卷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⑥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
⑦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
⑧ 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⑨ 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
⑩ 张力：《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见于《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677页。
11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2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① 该书是编者在参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主持编撰“江苏广播电视史”的同时,利用修正史的工作条件,多方搜集、核查而成的。见于该书第231页。
② 张力：《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见于《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663页。
③ 尚有许多历史研究成果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与学术参考,但它们并不以大量的新闻文本为重要的论证工具,因此笔者未在此处提及,容稍后详述。
④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⑤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
⑥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⑦ 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⑧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① 虽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偶有以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为主体的史学研究问世,但据笔者所知,仅见于海外学者的论著。如Andrew J. Nathan, The Late Ch'ing Press:Role, Audience and Impact,《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版,第1281-1308页；Lee Hsia Hsu Ting,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 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74, P250
②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③ 王洪钧：《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该书主旨虽为新闻理论的中国化,但所含文章多涉及新闻史。如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王洪钧：《抗战前后时期报业之言论精神》、郑贞明：《党公营报业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等。
④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版.该书内含14篇文章,皆以现代中国著名报刊为研究主体,问题意识涉及思想史、政治史、新闻史等领域；在全部的15名作者中,包括了郑大华、陈谦平等八位历史学者、李金铨、黄旦等四位传播学者,以及三位法学、文学、哲学学者。
⑥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①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②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③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④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① 例如执政党在设定某一制度时,其首要目标通常是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非某一具体机构的个体利益。因此以特定组织机构的得失来衡量制度设计就会时有偏差。
② 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①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王凌霄；《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版。
③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⑤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① 之所以提及中共政权,是因为倪伟在本书中认为中共在文艺领域的角逐中获得了成功.参见该书第300页。
② 张燚：《宣传：政党领导的合法性构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 张燚：《宣传：政党领导的合法性构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页。
④ 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刘聘：《宣传学视野中的左翼文学——以夏衍文化实践为个案》,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⑥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秉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因此“新闻思想史”中大量内容与宣传相关.
① 范敬宜、王君超主编：《党报宣传艺术新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如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4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⑥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⑦ 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⑧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⑨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①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8页。
②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6页。
③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0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9页.
④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
② “末次资料”仅包括1946-1947年的部分时段。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藏有中央通讯社剪报资料,是为全面查阅战后报刊报道的便捷途径。惟笔者在台时间太短,无法利用此—电子资料。
③ 此类研究近年日益增多,恕不一一列举。
④ 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版；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 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版；中央通讯社编印：《中央社六十年》,1984年版；周培敬编：《中央社的故事——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版；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编印：《行政院新闻局局史》,1988年版。
① 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第一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第二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①》,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此类传记较多,此处恕不一一列举,详见本文参考文献。
③ 《新闻史研究资料》与《新闻丛书》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前者为定期出版物,创刊于1979年8月,共计出版十六辑；后者则包含了许多由新闻界著名人物撰写的专书,如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陈铭德、邓季惺等：《<新民报>春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等。
① 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丁亚平主编：《1897-2001：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十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年版；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曾尖锐地批评正统经济学“分析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甚至是没有市场的交易”,因此不过是“黑板经济学”。参见[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①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③ 这主要针对其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研究方法仍然是内容分析法、数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其研究对象也不外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外部环境等要素。
① 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① 如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9月版,第315-316页；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252页。
②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232页.
③ 在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民报》根据三民主义的思想,在第三期号外上罗列了十二条的辩驳纲领。虽重在总结,不能与后来重在“指导”的宣传纲领相提并论,但毕竟有了将诸多发言者的声音加以统一、协调的意味。这种有组织的论战办法在编辑思想上与先前的“文人论政”存在本质差异。
④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⑤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373页.
⑥ 即1909—1910年先后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⑦ 刘延涛：《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2页。
⑧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党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12月版,第2页。
① 见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党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12月版,第233、249页。
② 同上,第213页。
③ 陈果夫对通讯社、广播、电影等三种新型宣传工具的发展都非常重视,并在国民党高层中屡次强调三者的重要价值。)萧同兹出长中央社并促使独立经营,陈果夫在中央的会议席上也是主张最力之一人。(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126页。)
①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7页。
②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2页。另有写钢板一人,工友一人。
③ 中央社第二任主任尹述贤认为南京中央通讯社是新成立的,与广州中央通讯社并无承续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广州中央社与南京中央社是“合并”关系,但中央社各类纪念文集及文件,均认定1924年4月1日为创社日期。
④ 何应钦：《本报的责任》,中央日报(上海),1928年2月1日,第1张第4面。
⑤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4页。
①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83页。
② 萧同兹自述三项要求是“一、要使本社成为一个社会事业,必须机构独立,对外不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帽子。二、自设无线电台,建立大都市通讯网。三、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下,能有处理新闻的自由。”(见于萧同兹：《中央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67页；类似表述还见于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2页；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3-4页。)沈宗琳则说三项要求是“一、社址迁出中央党部,对外独立经营,俾便与报界及社会接触,使成为社会文化事业机构；二、发布新闻,力求正确迅速,有自行决定之权,不受外界干涉；三、用人以才为准,由社中决定。”(见于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577页)袁昶超所述三项要求是“把中央社迁出中央党部,成为一个独立的业务机构,在编辑政策方面,亦予以自由的权利,而只在组织系统上,仍为党部的附设单位。”(见于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香港：新闻天地社,1957年7月版,第91页。)
③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5-16页。
④ 七大都市指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香港。参见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83页。
⑤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07页。
⑥ “中央社大事记”,见于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323页。
①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61-62页。
② 例如中央社的甲种广播,内容详尽,每日可达1.5万字左右。但需要从中午接收至深夜,且定费较贵,只有用稿量大,且人力财力充足的全国大报有能力负担。乙种广播,条目不变,内容浓缩,使接收时间只为晚间数小时,以适应各地小报社的需求。此外还有还有英文广播(供沪平津分社抄收供应当地报纸,三地之外的英文报可直接抄收)、专电广播(向沪平津汉分社播发,内容是甲种广播之外的新闻),参见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39、61页。
③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61页。
④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p.1098
④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8-9页。
⑤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1、15页。
① 早在1931年10月,中央社即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苏俄塔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但囿于实力所限,无力将条约化为实际。至1937年中央社乃先后收回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在华中文发稿权。不过德国海通社电台迟至1939年11月始由中央社接收,并代编发该社新闻广播。参见：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5页。
②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8、17页。
③ 中国的无线广播始于1921年。1920年代后期在天津、北平、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出现了国人自办的民营电台和官办电台。但这些电台都规模不大,只能对本市和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④ 《创办中国广播事业的陈果夫》,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汇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244页。
⑤ 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0页。
⑥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4页。
① 部分新闻史认为是“会上通过”,此处据《中央广播公司大事记》及《中广四十年》。
② 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国广播公司大事记》,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8月版,第1页。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4页。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1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页。
⑤ 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国广播公司大事记》,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8月版, 第4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4页。
②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7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7页。
⑤ 据“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大事纪要”(参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39-350)相关内容整理。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6页。
② 《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7页。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70页。
④ 赵玉明、艾红红：《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1、13页。
① 随着福州、河北、西安等直隶电台的相继成立,以及强力中央短波广播电台的筹划,管理处的事务逐渐增多,1936年12月“中央无线电台管理处”再度更名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但处台合一的体制没有改变。参见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6页。
② 《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组织条例》(1932年8月),《中央党务月刊》,第49期,1932年8月,法规第392-397页。
③ 宁汉合流之后,该报于1928年9月停刊。参见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1页。
④ 上官美博辑录：“六十年大事记”,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46页。
⑤ 何应钦：《本报的责任》,《中央日报》(上海)1928年2月1日,第1张第4面。
⑥ 《设置党报条例》(1928年6月)、《指导党报条例》(1928年6月),《中央党务月刊》第3期,1928年10月,法制第8-9页。
①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3页。
② 程沧波：《半世纪的回顾》,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30页。
③ 程沧波：《半世纪的回顾》,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30页。
④ 沧波：《敬告读者》,《中央日报》1932年5月8日,第1张第2版。
⑤ 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6年6月版,第37页。
① 陈立夫：《创造在艰苦之中》,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合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8页。
② 中央宣传部指导科编：《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宣传,(丁)三四。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91-92页。
③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 p.1098-1099
④ 杨先凯：《概述中国军报之奋斗及其成长》,《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第69页。
⑤ 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稿》上册,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版,第522页。
⑥ 杨先凯：《概述中国军报之奋斗及其成长》,《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第73页。
⑦ 该报前身为《扫荡三日刊》,1931年3月创刊于南昌行营。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45—446页。
② 《充实中央直辖党报计划大纲案》,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九辑——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台北：党史委员会,1979年6月版,第332-333页。
③ 《酒、咖啡、冰淇淋和黎世芬》,《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337—338页。
①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5月12日),第15条,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3册,扬州：黄山书社,1999年2月版,第30页。
② 《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
③ 出版法》(193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第81页。
④ 如《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⑤ 《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8页。
② 《出版法》(193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第78—84页。
③ 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第790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3页。
④ 参见《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36-537页。
⑤ 如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公布的《各报社违反新闻检查办法惩罚规则》,参见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35页。
⑥ 《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1月通过,1933年9月修正),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 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36页。
①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270页。
② 《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32页。
③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07页。
④ 高郁雅在著作中写道： “只有中央社的记者可自带电台”,似乎暗示携带电台是特别针对中央社的政策优待,(参见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22页),但笔者在《随军记者及摄影人员暂行规定》(1937年12月)及《中外新闻记者战地采访管理办法》(1938年)中并未见到不允许记者自带电台的规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4月版,第377-381页)。带电台上前线可能的确始自中央社,但其它民营社之所以未做到这一点,恐怕并非出于政策限制,应该只是顾及运作成本和经济实力而已。
① 张季鸾：《赠战地记者》,《季鸾文存》,收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二辑)：对日抗战》,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6月版,第18页.
② 但中央社自身仍需将社稿送检。有关新闻检查的内容见本章第二节。
③ 《中央社广播新闻》,《战时记者》,1939年8月,第12期,第11页。
④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203页。
①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宣告中外撤离南京,移驻汉口。
②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79页。
③ 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国广播公司大事记》,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8月版,第31页。
④ 两表中数据均仅限于正式播音者,拟建中的贵阳中波台(5000瓦)、西安台(1000瓦)、江西台(3000瓦)、洛阳台(1000瓦)并未计入其中。参见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99、102、135页。
① 梁仲谋：《我们对于广播事业的认识和希望》,《广播周报》,第187期,1940年4月,第22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79页。
② “本处收音督导科及档案室有关资料”,转引自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133页。
③ 周竞骧：《记抗战时的一段往事》,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204页。
④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7页。
⑤ 时任《中央日报》国际版主编的刘光炎认为《中央日报》未随中枢迁至武汉,是由于社长程沧波出国在外,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对中央日报,早已心存排挤”造成的。(参见刘光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7页)。但刘光炎之说未见其他材料证实。
① 《中央日报丰盈的一甲子》,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3页。
②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93页。
③ 刘光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8页。
④ 赵效沂：《一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1页。
① 在印刷方面,各报均从轮转机退到平版机,铅字也多粗疏简陋,用纸也改为土产纸；在内容上,多采用中央社通稿,版面一般都缩减为战前的一半。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7页；赵炳良：《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3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中国国民党宣传方略》,(残本,无编者出版时间地点),第285-286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5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711(5),卷号259。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00页。
① 陈天佑：《贵阳中央日报社芷江分社创办经过》,《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68页。
② “解释公务员可否兼任报社职务疑义”(1933年1月,司法院),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53页.
③ “解释战时发行新闻纸杂志可否由官吏兼任发行”(1940年12月,内政部函复中宣部),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91页.
④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39页。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年度)》,1942年7月,第11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95页。
⑥ 杨先凯：《概述中国“军报”之奋斗及其成长》,中华文化基金会编：《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第69-71页。第三战区没有采用《阵中日报》的报名,而称为《前线日报》。
⑦ 邵德润：《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代序)》,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版，第1页。
① 据研究者对报纸进行文本分析统计,1940年8月至12月,《扫荡报》的军事新闻达466条,其中约有5.4%出自本报讯,其余为中央社消息。而同样非常重视军事新闻的《新华日报》军事新闻为268条,且“本报讯”不足3%(参见郑炯儿：《从“扫荡”到“和平”——扫荡报之研究(1930-1950)》,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第30-31页)。
② 如励刚认为《扫荡报》日发行约1.8万份,中央日报则为1万份。参见励刚：《参观重庆五报馆漫记》,《战时记者》,第2卷第12期,1940年8月,第20-21页。
③ 如“军委会办公厅与中宣部为抵制(新华日报)发行往来文件(1941年2-3月)”,参见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94-395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抗战六年之党务》,重庆,1943年7月版,第19-20页。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97页。
⑤ 时人对各报销量的估计不同,但均认为《大公报》销量最高,《新民报》等报其次,《扫荡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销量位列第三集团。如张十方：《行都的报纸》,《战时记者》,第2卷第6、7、8合刊,1940年4月,第29页。
④ 蒋介石：《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5页。
① 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102,1070页。
② 《诠释出版法七项异议咨》(1933年12月)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23-124页。
③ 如“《新华日报》社与中宣部就筹建地方版分社往来文件(1939年9-10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17-319页。
④ 《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1943年4月),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122页。
⑤ 叶溯中：《提高战时宣传纪律》,邵力子等：《抗战与宣传》(战时综合丛书第二辑),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7月版,第1页。
① 据《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江沛、纪亚光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64页)；《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马光仁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47-349页)；《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刘哲民编,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相关资料整理.
② 如《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1938年9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8-9页。但中央社社稿的送检时有中辍,直至1940年以后方固定送检(参见：《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报民国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书的函件》(1940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28页。)
③ 如《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39年)共有五十五条禁载事项,除含有不少类似“故作危言”、“思想怪癣”等解释弹性极大的条目外,还有“其他一切不利于我方军事之记载”、“其他一切足以损害政府信誉之记载”、“其他一切不利于我国外交之记载”、“其他一切不利于我国财政经济之记载”、“其他一切足以妨害善良风俗之记载”等条款。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728-731页.
④ 《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1939年12月9日),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726-727页。
① 《战时新闻检查办法》(1939年5月)规定：“战时新闻检查局之经费,以原有中央检查新闻经费为基础,其不敷之数,由军事委员会核拨之。”(参见《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87页。)但据该局自行报告,不足经费前期一直由中宣部支付,直到1940年之后才按规定由军委会核拨。参见：《本局三个月来工作报告》《新检通讯》,第4期,1940年3月,第4页。
②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为组织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检附该会组织条例致行政院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95页。
① 印维廉：《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释义(续)》,《审查通讯》,1942年2月,第20期,第4页。
② 如《审查与检查联系办法》即要求新闻检查机关与图书杂志审查单位,如有检扣文章应彼此通知。在人事安排上则令潘公展兼任战时新检局副局长和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也有加强两大系统彼此沟通的意味。
③ “出版检查工作报告及检讨”,1944年5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5.3/233.24。
④ 国民党当局屡次制定并修正《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如《战时新闻检查办法》(1939年5月)附 带的第三次修订版,列举各种“欠妥名词”并其修改办法,包括不能在“三民主义”前加贯“独立自由幸福的”、“革命的”等定语；只能说“武装民众”不能说“武装工农”：只能说“全国精诚团结”,不能说“联合各党派”等诸多规定。(参见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724-725页)。客观地说,此类刚性规范可以减少新闻检查时的随意性,但中共及各种民间声音多强调其刻板、严苛的一面,对其批评的声浪甚大。如邹韬奋曾举例说,检查员将“妇女解放”均改为“妇女复兴”,将“现在救国无罪”改为“这里又不是租界”,“好的文艺创作是多么辛苦培养成的,但却遭到这样残酷地蹂躏,真可为中国文艺一哭。”(参见邹韬奋：《审查老爷对文艺又有贡献》、《审查老爷对社会科学也有贡献》,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20-321页。)
① 中宣部于1930年曾制定《外报登记办法》,也有没收报刊、将不受欢迎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等惩罚措施,但因受治外法权的掣肘,对在华外报的管理效果相当有限。参见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41—51页。
② 1940年前后,外籍记者的稿件一度须同时送国宣处、外交部情报司、卫戍司令部和军委会检查局等四部门检查。不过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撤销了。参见赵敏恒著,久如译：《在重庆作采访》,《战时记者》,第2卷第9期,1940年5月,第13页。
③ 时任中宣部秘书长的许孝炎曾谈及中央社通过代发国外通讯社消息而使外国新闻源“可以控制在党的手里”的办法,并宣称“我们这种间接的统制新闻手段,虽英美各国也是不及的”。参见许孝言：《本党的宣传机构及其运用》,《新闻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41年11月,第4页。
④ 魏景蒙：《洋记者二三事》,《报学》,创刊号,1951年6月,第134页。
⑤ 董显光著,报学杂志节译：《董显光回忆录》,《报学杂志》,第1卷第6期,1948年11月,第28页。
①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54页。
② 曾虚白：《出卖中国的市侩记者群》,《报学》,第1卷第2期,1952年1月,第77页。
③ 《新闻记者法》(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03-407页。
④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4页。
⑤ 《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40年9月),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53页。
① “军委会办公厅与中宣部为抵制《新华日报》发行往来文件”(1941年2—3月),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95页。
②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10月版,第580页。
③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关于陈布雷公私生活事迹几段溯记》,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8页。
④ 当时黑市一元美金折合“法币”二千元以上,官价外汇则仅为1：20,因此接受官家外汇就等于接受政府津贴。《大公报》接受官价外汇之事依笔者目力所及,并未在官方文字中找到记载,但这又仿佛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成舍我、徐铸成均在各自文章与回忆中,以“众所周知”式的口吻提及此事。参见成舍我：《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1月版,第157页；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123页。
⑤ 据黎世芬记录,蒋介石曾在重庆对军政干部训示：“只要军事上能守住大巴山脉,宣传上保持一部国际电台,我们就能作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参见黎世芬：《文化宣传与革命武力相结合》,《中广五十年纪念集》,第3页)。但笔者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未能查得此语。
① 据郑士荣：《抗战前后中央文化宣传方略之研究(1928—1945)——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功能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6月，第121—144页)所辑中宣部组织变革图表等相关资料整理。
② 参见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91页：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41-51页·
③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63-68页。
④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99页。
⑤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4页。
①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92-193页。董显光不得提拔的原因多被人认为是“太耿直不会做官”,董显光自认是“党龄太浅,不受党内重视”(出处同上)。无论原因如何,也不论董显光是否“不想做官只想做事”,在科层体制下工作出色却长期不得提拔的现实,终究会令其本人或亲人感到不平(如第十任宣传部部长吴国桢是董显光女婿的同学,董夫人即对此感到“忍无可忍”,出处同上)。这恐怕也与董显光在战后坚决要求辞职不无关系。
② 参见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1页-132页。
③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202页。
①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2—131页。
②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6页。
③ 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42页。
④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5页。
⑤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年至1941年4月),油印本,撰二、三。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09页。
①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年至1941年4月),油印本,播二。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12页。
② 如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66页；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77页。
③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8—89页。
④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第213—214页。
①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8页，中广故人对冯简多有此类评价,如吴道一在追述中央大台建造过程中,也特别强调总工程师冯简的严谨态度和废寝忘食的工作作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81年3月版,第26页。
②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8页。
③ 沈剑虹：《国际宣传处——一个很特殊的机构》,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77页。且在加州范都拉Ventura负责收录重庆广播并转发纽约办事处的美国人Charles Stuart还是个“牙医兼业余无线电专家”。
④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2页。据董显光讲,1945年春,美国司法部发表各国在美宣传费用的比较报告,中国仅列第九位。出处同上。
⑤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0页。
① 如国宣处非常倚重的外国专家丁丕莱、黎甫、李耶、武道等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先后离开了国宣处,据说曾负责创办纽约、伦敦办事处的丁丕莱之所以离开国宣处,是因为未能如愿成为蒋介石的外国顾问；而黎甫、武道等人则更倾向于真正独立的新闻事业或新闻教育,因此不愿久做宣传工作；至于李耶则纯粹为了钱,以致最后转而为日本宣传。参见：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24、125、127页；沈剑虹：《国际宣传处——一个很特殊的机构》,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第80页。
②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202页。
③ 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页。
④ 刘尊棋：《“国新社”始末》,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46页
⑤ 胡愈之等人的回忆是国宣处与国新社的供稿合作关系在1939年中因受到中统和中宣部的干预而中断；刘尊棋的回忆是国宣处付了两三个月的稿费后,就认为态度太“左”,而取消了合同。出处同上。
⑥ 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页。
①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81页。
②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9页。
③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70页。
④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201页.据曾虚白回忆,田伯烈还以另一位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史迈士教授的名义出版了《南京战祸写真》一书,据说同样畅销。出处同上。
⑤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3—134页。
⑥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05—108页。
① 董显光著,曾虚白译：《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8月版,第135页。
②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75页。
③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176页。
① 《民报》的停刊除了经济原因外：也与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内部思想分歧有关。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20—824页。
② 《中央日报》的情况,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中央通讯社的情况参见《中央通讯社特刊》,1971年11月编印,第260页。转引自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154页。
③ 《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第1张第4面。
① 《那里是出路》,《前进》创刊号,1928年6月1日,第12页。
② 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革命评论》第12期,1928年7月22日。
③ 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第5期,1928年6月3日。
④ 彭学沛：《实现安定政策的重要条件》,《中央日报》(上海),1928年9月28日,第1张第3面。
⑤ 当时胡汉民、孙科还在国外。在1928年初,胡汉民、孙科出洋前,曾特别嘱咐王昆仑、梁寒操等人在上海创办刊物,宣扬主张,保存实力。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57页。
⑥ 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14页；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740页。
⑦ 参见第一章第三节。
① 这两份刊物在创办时均得到了宋子文批准的津贴。《革命评论》每月2000元；《前进》每月1500元。见于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15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19—120页。
③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页。
① 参见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85—86页。
② 《定期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纪事第38—39页。
③ 如《新闻报》1930年7月25日刊载《汪发表对党政意见》；《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社评《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1月12日社评《中全会何以慰吾民》,11月17日社评《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等等皆论及国民党中枢对约法一事的歧见。
④ 《于右任对国民会议与约法之谈话》,《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
⑤ 程思远：《政坛回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⑥ 《胡院长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第1张第3版。胡汉民方面有不少人甚至认为这条新闻就是汤山事件的导火线。(参见赖景瑚：《珍珠桥的怀念》,《我与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6页。)
① 赖景瑚：《珍珠桥的怀念》,《我与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7页。
②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27页。
③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66页。
④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166页。
① 笔者并依据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359页)；徐詠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449页)及“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相关资料对原表略有补充。
② 参见本章第一节。陈果夫对国民党电影教育与宣传事业的推动也同样卓著,但电影宣传并不以新闻为主要体裁,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5页。
②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 曾虚白：《追念三位没齿难忘的中广人》,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86页。
④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⑤ 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⑥ 陈果夫：《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纪念册序》,转引自徐詠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336页。
① 乐恕人：《检点生活三十年》,《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编印出版,1966年10月版,第33—34页。
② 马星野：《念兹在兹》,《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31页。
③ 如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62—64页：范小方：《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37页；柴夫编：《CC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92—93页。
④ 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18页。
⑤ 党史会藏：“出版政策谈话会纪录”,1942年10月22日,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142页。
① 据“台湾国史馆代藏军办报纸目录(1937—1949)”计算统计。该目录参见郑炯儿,第44—48页。
② 参见本章第二节。
③ 1939年5月4日重庆大轰炸后的三个月内,曾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等十家报纸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宣部的策动下,成立联合版。有一种观点认为,成立联合版是国民党实施言论控制、压制异见的手段。(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97—99页。)此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国民党自家报纸更长时间的联合却表明,战时物资困难,各报新闻源单一、内容类似等非政治因素也的确客观存在。
④ 刘威凤：《重庆之二——重庆时代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9月版,
① 社评：《国民会议与言论自由》,《大公报》,1931年5月20日,第2版。
②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36页。
③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抄送‘各省市新闻检查所组织条例暨编制表’致中央宣传部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97页。
④ 据“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监察局重庆新闻检查处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书”相关数据计算。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73,475页。
⑤ “军委会新闻检查局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二年十月工作报告”,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90页。
① 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7月版,第172页。
② 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7月版,第246—249页。
③ 政学系与英美系的成员有叠加,两者皆无有形组织,且后者主要依据教育背景而划分。
④ 白修德：《中国暴风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52页。
⑤ 吴国桢口述、[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修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1页。
⑥ 任卓宣：《我与扫荡报底文字关系》,《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编印,1978年9月版,第166页。
⑦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1944, Volume VI,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 p.350.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 年3月版,第150页。
①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9页。
② 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5页。
③ 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0页。
①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6、173页。
① 如“《新华日报》社与中宣部就筹建地方版分社往来文件”、“国民党广西执委会关于取缔翻印航空纸版公函”、“中宣部等关于没收航寄纸版有关文件”、“内政部等为没收航寄纸版有关文件”、“广西省政府与中宣部就取缔翻印航空纸版往来密电”、“军委会特检处关于调查该报寄发外地情形密函”、“内政部关于该报桂林营业分处再次要求翻印航空纸版公函”等诸多文件。参见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17—319,333—360页。
② 《新华日报》营业处在桂林坚持出版的情况参见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11—135页；。
③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5—46页。
④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75、279页。
⑤ 据夏衍回忆：“八路军办事处不可能供给我们经费——即使有钱,办事处‘津贴《救亡日报》’这句话一传出去,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也就会被反动派叫成伪装党报”。夏衍和李克农商定赴港通过廖承志募集经费,“这次到香港的筹款任务,出乎意外的顺利。原来恩来同志已经电告廖承志同志,要他尽力协助,所以他就很快地决定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给了二千五百元港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86—287页。)由夏衍的回忆似乎透露,在中共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办报办刊的事项的经费支持不仅有限,也相对较难获得首要重视。
⑥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87页。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87页。
② 该会成立于1937年10月,由李、白、黄分任正副会长,表面上学术研究团体和广西政府的智囊团组织,但实际上它更是桂系联络各方政治势力的纽带,内中兼有各派政治力量。桂系有意通过该会树立“招贤纳士”的形象,吸纳外省人才以壮大自身；同时也借此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及中共外围组织保持联系,增强对国民党中央叫板的砝码。该会出版了《建设研究》月刊,还组织了“宪政促进会”,不断以反独裁、强调民主团结的形式给国民党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参见“广西建设研究会”,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121—122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0—142、145页；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2页。
③ 徐詠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8月版,第5—7页。
④ 徐詠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8月版,第8页。
⑤ 冯英子：《战时桂林新闻界》,《广西文史资料》第11辑。转引自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9页。
⑥ 据夏衍回忆,钟期森对他说：“您不要把我和重庆的《扫荡报》联系起来,在桂林,我们两家的处境是差不多的,都是‘寄人篱下’,加上现在是抗日时期,我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的。”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1页。
① 易幼涟：《桂林——惨淡经营文化城》,《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台北：中国文化基金会编印,1978年9月版,第117页.
② “国民党广西军委会新检处编造三年来工作总报告(1942年11月)”,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51页。
③ “国民党广西军委会新检处编造三年来工作总报告(1942年11月)”,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④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0—291页。
⑤ 如麦浪和吴颂平即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认为。参见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9页.
⑥ 《桂林<扫荡报>札记》,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2页。
⑦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0—291页。
① 易幼涟《追悼死难的几位同志》,《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台北：中国文化基金会编印,1978年9月版,第144—146页。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02—304页。
③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91—292页。
④ 沈宗琳：《决定我一生的两番谈话》,《念兹集》(无版权页),第32页。
① 参见[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4-15页。
① 参见林桶法著：《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1-2页。
② “行政院颁发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电影杂志广播事业暂行颁发训令”(1945年9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3页。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27—628页。
② 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188页。
③ 据马之骗记述,此为负责接收北平伪文化争业机构的特派员《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参见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200页,注13。
④ 《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1月版,第157—158页。
⑤ 《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1月版,第157—158页。
① “福音广播电台为请求归还机件恢复播音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公函”(1945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27页。
②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宣传部致司法院荟函”(1947年1月4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③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行政院致司法院公函”(1947年1月27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④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司法院统—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稿”(1947年12月24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① 内政部：“中央宣传委员会征收本京江东门中央广播电台西首毗连土地建筑摄影场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26000008384A。
②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8—69页。
③ 司法院：“宣传部为关于优先承租权适用疑义”之“行政院致司法院公函”(1947年1月27日),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5000002386A。
④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27页。
⑤ 战后各地接收机关极多。天津23个,北平29个,杭州28个,上海高达89个。参见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95页。
① 参见“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1945年8月-9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8—501页。
② “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之“电信总局(8月29日)”及“姜之塘电(8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9页。引文中数字全部转化为阿拉伯数字表达,以利阅读,下同。
③ “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之“郁秉坚电(9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0页。
④ 有关于此的函电参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等关于敌伪广播电台统交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的函电”(1945年9月-10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0页。第506—507页。
① “特派员冯简关于陈报沪杭等地广播电台交涉接收情形的电”之“9月21日电”,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9页。
② 即将公民营电台的登记、取缔、复播硬性分割给两部分别管辖,电台复播后的节目审核统交管理处。参见：“交通部电信总局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交涉民营广播电台管理问题有关函电”之“上海电信接收委员办公处电(11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5页。
③ “交通部电信总局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交涉民营广播电台管理问题有关函电”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驻沪办事处函(1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5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40页。
⑤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42页。
⑥ “上海广播电台为调查沪市电台设置情形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呈”(1945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59页。
⑦ “特派员冯简关于陈报沪杭等地广播电台交涉接受情形的电”之“9月20日电”,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09页。
① 行政院：“敌伪电影事业及广播机构应统一办理案”(1945年4月-1947年1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14000010003A。
②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26页。
③ 陈训念：《我主持南京复刊的工作》,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45页。
① 袁义勤：《上海中央日报始末》,《新闻研究资料》第30辑,北京：中央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43页。
② 袁义勤：《关于安徽中央日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年6月版,第203—207页。
③ “抗战胜利后伪宣传部接管汪伪报纸、杂志、通讯社的情况报告及汪伪新闻报停止代印汪伪报纸的文字”,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办公处工作报告,申报新闻报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266。另参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④ 国民政府：“全国剿共总动员宣传办法”之“李惟果：推进东北九省宣传工作之意见”,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01000007075A,典藏号：001-141111-0001.
⑤ 于衡：《采访二十五年之二——国军接收后的长春》,《传记文学》,第20卷第2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2年2月,第29页。
⑥ 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 第238—244页。
①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469页。五子,一般说是票子、房子、条子、女子、面子。
②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469页。
③ 徐詠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8月版,第18页。
④ “电信规复处与电信总局关于洽商接管广播电台办法往来电”(1945年8月-9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8—499页。
⑤ “上海市政府制止民营广播电台擅自播音有关文件”之“上海市政府公函”(1945年11月),上海市 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7页。
① “交通部电信总局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交涉民营广播电台管理问题有关函电”(1945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43—544页。
② “上海广播电台为调查沪市电台设置情形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呈”(1945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56页。
③ 据该规章经四次修订。最早于1946年2月14日颁布(参见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68、821页)；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所录“交通部公布执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则记录该规则最早颁布日期为1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函(1月31日)”所称“民营广播电台设置规则行政院既尚未公布”及“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发给民营广播电台居留证致上海电信局公函(1948年2月10日)”所称“俟民营广播电台设置规则公布后即予停止”等相关档案(参见《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548、586页),笔者取2月14日之说。
① 如要求所有民营电台即日停止播音,新执照办竣后方得恢复；执照不得转移租让；又要求所有民营台只能采用中波,辐射范围以本地为限；电台必须采用晶体控制振荡器；新闻、教育及公益演讲之播音时间不得少于全日播音时间的十分之四；商业报告不得超过每日播音时间的十分之二；交通部交发之广播节目或规定转播之节目,各台必须照办等等。参见“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为抄发广播电台设置规则致上海广播电台函”(1946年3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70—571页。在后来的修改中,上述规定的具体细节有所调整,如将民营台之新闻、教育及公益演讲之播音时间下限减少为全日播音时间的20%,商业及娱乐内容改上限为80%等等。参见“交通部公布执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1946年12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② 但在1946年12月的第四次修订中,上海市允许设立的电台数增加到了15座,民营台上限提升为2/3。参见“交通部公布执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1946年12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① 参见“本市电台广播节目审查章则草案”(1946年4月)、“上海电信局整理广播电台实施办法”(1946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75—577页。
② 分别是亚美、麟记、元昌、鹤鸣、东方、华美、大陆、大中华。
③ “上海广播大事记(1923年一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821—823页。
④ 《广播电台斗法》,《铁报》1946年6月14日,‘转引自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2页。
⑤ “《时事新报》等关于被取缔个民营电台推派代表晋京请愿的报道”(1946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02—603页。
①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4页。
①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②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③ 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447—448页。
④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第24页。
⑤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① 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09—210页。
② “淞沪警备司令部强迫《文汇报》、《联合日报晚刊》及《新民晚报》停刊军令”(1947年5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46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第25页。
④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①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主办。
② “拟选择内地办有成绩之报纸数家特准迁往京沪平津等地出版以振本党宣传阵容请予核定案”(1945年10月13日),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26.15。
③ 《中国没有声音了!——可怕的党化全国报纸政策》,《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6日,第3版。
④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记录”(1946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10页。
⑤ “六全大会关于宣传之决议案实施办法”所附之“实施进度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30.18。
⑥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65页。
①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6—68页。
②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6页。
③ “中央社大事记”,见于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329页。
④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68—69页。
⑤ “党报利用敌伪报纸财产办法”(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1。
① “党报利用敌伪报纸财产办法”(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1。
② “六全大会关于宣传值决议案等实施办法”,(1945年1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30.19。
③ 史量才(1880—1934),1912年起任《申报》总经理,l915年独资经营申报,1927年后购进《时事新报》和《新闻报》,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编印《申报年鉴》。是国内最大的报界企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严厉抨击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成为上海著名的民众领袖。1934年11月遇刺身亡。参见“史量才”,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561页。
④ 杨嘉佑：《申报馆》,《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05页。
⑤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336页.
① “上海申报新闻报附逆之处置问题”之“吴国桢、许孝言致吴铁城函”(1945年9月19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9.10.1。
② “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见于“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24。原文无标点。
① 陈景韩曾任《申报》总主笔十八年,笔名冷、冷血。与蒋介石亦师亦友,却不肯成为蒋之幕僚。参见“陈景韩(冷血)》,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第161—162页。
② “申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新闻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见于“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24。原文无标点。
③ “上海申报新闻报附逆之处置问题”(1945年9月19日),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9.10.1。
① “申报新闻报改组办法及人员名单”之“潘公展致陈布雷函”,1946年3月19日,军管会新闻出版署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1：76。
② 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59页。
③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6页。
④ 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59—160页。
① “申报新闻报改组办法及人员名单”之“潘公展致陈布雷函”,1946年3月19日,军管会新闻出版署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1：76。
②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③ 资料来源于：“伪申报规章制度及印鉴”之“申报馆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监察人及经理入名单”(1946年5月15日),申报新闻报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24(2)。
①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和06年7月版,第290—291页。
②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91、293、295页。
③ “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194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38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1979年版,第471页。
⑤ 社论：《所望于此次参政会者》,《中央日报》1943年9月21日,第2版。
① 《党务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国民党党史会编订《国父全集》,第二册,1981年8月版,第509—-510页。
② 郑士荣：《抗战前后中央文化宣传方略之研究(1928—-1945)——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功能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6月,第117页。
① 据笔者根据中宣部组织条例修订次数统计,自1928年至1945年,中宜部至少经历了八次组织变革,其中1932年-1935年中宣部还一度改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但大体而言,1928年6月以后的变革皆遵循以宣传职能为主要标准的分工办法。
① “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8。
② “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1945年8月通过,国民党党史会藏,码号：6.3/10.4.2。
③ 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420—1421页。
④ “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8。
⑤ 参见第七章第二节,此处不赘。
① “中宣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0.4.9。材料中圆括号为原作者所写。该修改版本为铅印,被人用毛笔做了大量修改。毛笔修改后的版本与最终之《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相同。上述情况为笔者在台北查档时所见。
① “内政部对宣传部组织法草案第九、十两条规定有关执掌事项之意见”,.1945年7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2
② “抄国民政府立法院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1945年8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2。
③ “抄国民政府立法院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1945年8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2。
① “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案”,1945年8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003/3170
② “抄委座申东侍秘代电”,1945年8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6.4-3。
③ “委座抄发修正宣传部组织法草案希交法制专门委员会审查后提会核交立法院审议案审查报告”，1945年10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4。
④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隶行政院委座电示不予变更案”,1945年12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2。
⑤ “蒋总裁批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宪法公布后宣传业务改由行政院设部组织签呈”,1947年1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2。
① “蒋总裁批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宪法公布后宣传业务改由行政院设部组织签呈”,1947年1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2。
① “吴铁城陈立夫呈总裁关于彭部长建议于行政院设立宣政部一案审议意见”,1947年3月,国民党党史会,档号：6.3/96.4-3。
① “行政院新闻局大事记”,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111页。
② 参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③ 《中央日报》、《申报》5月1日皆有相关报道。参见：《新闻局长董显光昨首次招待记者》,《申报》(上海),1947年5月1日。
④ 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7年7-9月),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11月版,第480页。
① 《昨日中常会通过中宣部改组办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2版。
② 参见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414页。
③ 据“行政院新闻局沿革”及“行政院新闻局历任局长简表”,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5,107页。
④ 沈锜：《新闻局长五年半》,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5,107页。
⑤ 邵玉铭：《<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序》,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2页。
⑥ 张毅君：《曾虚白先生访问记》,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1988年8月,第39页。
①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381页。
② 如这一时期新闻局主编的外文期刊仅有Free China Journal(《自由中国杂志》)和China Year Book(《中国民国年誌》)等两份英文出版物,且后者是年鉴性质；驻外机构也仅余纽约、伦敦、香港、东京四处.
③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451页.
④ 最同情国民政府的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中国有没有希望成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的怀疑。(参见[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合肥：黄山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44页.)马歇尔则认为国民党内既有自由派也有反动派,他虽然认为蒋介石更倾向于“爱国自由主义集团”,但也认为蒋“需要一个值得尊重的反对党来向全世界证明他有在中国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诚意”,并可由此“肃清政府和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和无能”.(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74页。)魏德迈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显然是最直接的,这导致他虽然同样支持美国援助中国政府,并认为必须由蒋介石继续统领中国,但还是引发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强烈敌意。(参见[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393—396页。)
① 参见[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388页。
① 主要是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自由派，如于右任1945年4月发表的《新闻自由万岁》。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公报》,第16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3页。
② 《本局小组会议记录的一页》,《新检通讯》,第2期,1940年1月,第5页。
① 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2月版,第21、23页。
② 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23页。
③ 笑微：《战时新闻记者的使命》,《战时记者》,第2卷第6、7、8合期,1940年4月,第9页。
④“汉口十五家书店之要求”,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12页。
⑤ “中宣部回函”,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14页。
⑥ “中宣部回函”,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14页。
⑦ 参见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21页。
① 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6月版,第184页。
② 王云五自己并不如此认为,他在回忆录中申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自己是“没有党没有派的一个人”。(见于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9月版,第283页。)但无论如何,王云五的政治立场与亲中共的邹韬奋是完全不同的。
③ 参见沈绮：《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21页)及“参政会第二届大会对于出版自由之讨论”(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41页)。
④ 如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6页)；汪惠吉：《我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述》(《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41年7月,第34—35页。)。
⑤ 如马星野：《论出版自由》,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2月版,第28页。
① 沈錡：《论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6页。
② 李震涛：《在北平担任“新”检工作的回忆》,《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第90-91页。
③ 赵炳琅：《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1页。
④ 赵炳琅：《抗战以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1月,第12页。
① 如“战时新闻检查局等处理六月二十三日发行两种报版有关文件”(1945年6月)即有“中宣部意见,认为值此中央—再宣布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际,以不停刊为原则”等语。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54页。
② 参见“战时新闻检查局为重大‘违检’请示处理办法有关文件”(1945年2月)；“战时新闻检查局等处理二月二十日报抗检经过有关文件”(1945年2月)等,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41—244页。
③ “战时新闻检查局为重大‘违检’请示处理办法有关文件”(1945年2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42页。
① “李中襄为屡次抗检已进行监印呈稿”(1945年2月),见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38页。
② 汪惠吉：《我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述》,《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41年7月,第38—39页。
③ 马星野：《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本文系1944年11月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演讲,刊于1944年11月19日重庆《扫荡报》,后收于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3月版,第14页。
④ 马星野：《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本文系作者于1944年9月在重庆中央团部之讲演稿,同年9月24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后收于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3月版,第9页)。
① 马星野：《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本文系1944年11月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演讲,刊于1944年11月19日重庆《扫荡报》,后收于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年3月版,第19页。
② 张西林编：《最新实验新闻学》,重庆：中华文化出版社,1945年7月版,第227页。
③ “新闻检查之放宽及对中共问题中苏邦交宣传方针意见”,1944年1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5.3/249.16。
④ “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0。
⑤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15页。类似评论也见于方汉奇(1988)、黄瑚(2001)等人的著作。
① 如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54页。
②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社,2000年3月版,第165页。
③ 关于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以及这—主张给国民党当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在邓野：《联合政府与—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6—44页)中有详尽的论述。除此政治因素之外,国内新闻自由思想的因素可见本节前文,此处不赘。
① 见于“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修改案”(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8.30.上述所有的改动均在原铅印稿上用毛笔标记修正。
② 该标准对电影中包含的有损国体和公序良俗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定义,并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即删剪或全部禁止”。参见内政部：“各省市县电影院主管机关查验影片及准演执照应注意事项”(1947年3月)所附之“电影片检查标准草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26000013393A。
③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718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社,2000年3月版,第192页。
④ “中苏条约之宣传应根据宣传纲要案”(1945年8月),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特30/405。
⑤ “为大连、哈尔滨两中央日报改称大连日报、松江日报函请查照转陈备查”(1947年4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92.11。
⑥ 如国民党中宣部在1946年的工作计划中即明确写道：“在首都创《中华晚报》属于本部,但对外一切活动,绝对避免一般党办之行为,以便对付异党之宣传。”
① “上海市报馆同业公会临时会员大会纪录及通知·有关申报所制定之各种制度”,申报言论委员会简则,1945年12月,申报新闻报档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24。
② 程沧波：《重述生平——为陈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作》,程沧波：《程沧波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6页。
③ 从申报新闻报档案中可见到大量类似指示,如“申报编辑部大事记(一)”,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12(1)。
④参见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05-111页。
⑤ 参见“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业务概况(二)”(截至1948年7月止),出自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37页。
①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7,189,191页。
② 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③ 如刘成干、龚选舞等人的回忆中皆提及申、新二报争抢《中央日报》知名记者一事。参见刘成干：《新闻界先进钱沧硕先生》,《传记文学》,第38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年1月,第100页；龚选舞：《龚选舞回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8月版,第5页。
④ 龚选舞：《龚选舞回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8月版,第5页。
⑤ 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正中书局,1946年11月版,第72页。
⑥ 马星野：《我在南京办报的回忆——为中华日报创刊二十周年而作》,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年6月版,第275页。
⑦ 徐佳士：《不颁文凭的学府》,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 月版,第162页。
① 徐詠平：《老师·长官·同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2月版,第116—117页。
② 徐钟珮：《国外采访的回忆》,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165页。
③ 尽管革新运动究属派系纷争还是代际冲突存在争议,但在客观上革新分子的确是以中青年党员为主,而他们中的多大数与CC系、黄埔系关系密切。相关研究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51—354页。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379—1393页。
④ 如“中国国民党已和实际政治脱离了关系。一个脱离了实际的政党,其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之类对国民党立党根基的批判也并不鲜见,详情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有关革新运动的研究可参见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江沛(《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下编)等人的论著。
⑤ 遍阅战后南京《中央日报》,可以明显看到该报在持论上对革新运动相当谨慎,《革新周刊》各主要作者大多未在该报发表过文章,即使发文也甚少与革新运动相关。但《中央日报》有关革新运动的新闻报道却贯穿该运动始终,且多为正面、赞赏态度。如《美报赞我革新,谓具有基本政治力量》(1945年1 月4日,第2版)、《梁寒操等招待各中委,商讨党政革新》(1946年3月4日,第2版)、《党政革新运动百余中委昨举行座谈会,由梁寒操报告四大目的》(1946年3月5日,第2版)、《革新运动号角,革新周刊创刊》(1946年7月26日,第2版)、《以革新求进步,立委组革新俱乐部》(1948年7月5日,第2版)、《革新俱乐部发表对当前时局主张》(1948年11月10日,第2版)等等。
① 乐恕人：《我在南京工作一年》,《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第36页。
②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108—109页。
①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24页。
② “上海中央日报社报告及检讨事项”(1947年),中央通讯社档案,二档馆藏,档号：656(4)：5830。转引自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34-135页。
③ 王新命：《中央日报的三多》,《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3版。
④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纂委员会：《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57页。
⑤ “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1947年9月),见于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7年7-9月),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11月版,第814—815页。
① 《防民之口以图挣扎，重庆滥施新闻统制》,《大公报》(香港),1949年1月19日。
② “上海中央日报社报告及检讨事项”,中央通讯社档案,二档馆藏,档号：656(4)：5830。转引自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34—135页。
③ 《董显光回忆录》,《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1948年11月1日,第34页。
① 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理论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5页。
② 《国民党奋斗之法宣兼重宣传不宜专重军事》,国父全集,第二册,1981年8月版,第593页
③ 《指导党报条例》(1928年6月颁布,1930年3月修订),刘哲民编：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45—-447页。
④ “中央秘书处致中央宣传部函”(1947年10月),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16.17。
① 程沧波：《我在本报的一个阶段》,《中央日报》(台北),1957年3月20日,第5版。
② 蒋君章：《布雷先生对中央日报社论的指示》,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158页。
③ 马星野：《我在南京办报的回忆——为中华日报创刊二十周年而作》,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年6月版,第275页。
④ 如“蒋中正电陶希圣严惩中央社擅发高级将官行动消息”(1949年12月),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400—00014—046。又有“蒋中正手令广州蒙难纪念中央社误为伦敦蒙难应严惩社长及负责发稿人”(1945年6月),台湾国史馆藏,入藏号：001000007073A。
⑤ 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388页。
⑥ “上蒋委员长建议今后党的宣传工作宜重人才培养延揽、启发鼓励书”(1943年5月),李云汉主编：《陈果夫先生文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6月版,第27页。
⑦ 沈宗琳：《记者生涯四十年(二)》,《报学》,第6卷第9期,1982年12月,第84页。
⑧ 孔飞力曾以1768年清帝国“叫魂”案的研究以大量史实论政了上述规律,其相关结论部分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第298—299页。孔飞力的研究是针对帝制君主的,蒋介石当然不是君主,但在党国体制下,身兼党政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类似君主的威权。
① 参见余英石：《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89页。
② 如前文所述。
③ 有关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可参见Charles L. Cochran and Eloise F. Malone,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 and Choices, The McGraw-Hill Company, Inc.,1999, pp.90-91.
①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②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9页。这段话出自陶希圣本人1960年代的回忆,从文本的角度而言未必如当年真实情景,但仅就陶能如此记录本身,即可见此种价值判断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正当性和延续性。
③ 程沧波：《重述生平——为陈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作》,程沧波：《程沧波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6页。
④ 程沧波认为陈布雷始终期望他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记者,“真是我生平最深的知己”.卜少夫战时曾因采访“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一事几乎下狱,但并无深交的陈布雷却同意将他重新邀入《中央日报》。分别参见程沧波：《重诉生平》,卜少夫：《怀念布雷先生》,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附录四,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94、396页。
⑤ 此处借引了孔飞力对政治罪的定义,即“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他并强调君主通过定义和惩处政治罪来制造例外、扩展权力(当然太多的例外也会导致君主权威的下降,因此规则与例外须有一个恰当的配合),并由此避免自身的官僚化。相关理论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第298—299页。
⑥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7页。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48-49页。
② 《党与党报》,《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22日,第2、3版。
③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03页。
④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10页。
⑤ 参见本文第三章。
⑥ 政学系主张若非“有不符合事实之言论”,则党媒应尽量避免直接攻击中共。(参见“新闻检查之放宽及对中共问题中苏邦交宣传方针意见”,1944年1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5.3/249.16。)在国共和谈中占据主角的政学系官员常抱怨党媒宣传过于强硬,干扰和谈和外交策略(如《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第5册,第271—272页)；CC系则抱怨温和的宣 传政策是“自甘被动”、“吃尽亏、受尽气”(参见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①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19页.
②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651页。但就南京《中央日报》而言,笔者未见对李宗仁的诽谤之辞。虽从版面安排上,略可见《中央日报》将孙科列于李宗仁之上,但大体上还是做到了陶希圣所说：“对于副总统候选人的新闻记录和广告启事,一律平等,不加轩轾,以免偏袒某一候选人之嫌。”(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8页。)
③ 据陶希圣回忆邵力子曾对陈布雷说：“雷儆寰说《中央日报》是CC办的。”陈布雷于是把雷震叫来痛斥。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2页。
④ 《后期<申报>》,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月,第156页。
⑤ 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年9月,第72页。
⑥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① 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年9月,第73页。
② 乐恕人：《检点生涯三十年》,《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出版,1966年10月版,第35—-37页。
③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④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⑤ 《驻京记者谈采访·一个驻京记者的遭遇》,《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第31页。
⑥ 《驻京记者谈采访·编者的话》,《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第30页。
① “邹志奋致吴铁城函”(1941年1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特11/19.5。
② 该理论认为,所谓“本质真实”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真实”。此种真实即使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必然存在,也即是真实的。与之相对,“虚假真实”因为只反映事物表象或假象,不代表事物本质,因此它即使真实发生了,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个别的、偶然的,乃至是不真实的。参见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第1版。
③ 毛泽东认为歌颂和暴露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需要的,但应该区别对象。对敌人暴露其残暴和欺骗,才能指明他必然失败的趋势；对人民及人民的政党、军队则应该赞扬,这才能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而冷嘲暗箭式的批评“是一种销融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2页。
④ 1942年4月10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名党校学员自杀的消息。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此事,并对《解放日报》做出了“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批评。并明确要求《解放日报》今后有关政策的消息和社论都应请示中央。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将此作了传达。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01页；《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8页。
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48—849页。
① 例如蒋介石就曾以《中央日报》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报道为例,向司徒雷登证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新闻自由。参见[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1116页。
② “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代表任免”(1948年3月),见于“国民政府”档案之“国际会议代表任免”,台北：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32137—0017,入藏号：001000002978A。
③ 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4版刊载文称孔宋利用特权向中央银行非法结汇3亿多元,占同期国家外汇的88%。此文刊发前并未知会社长马星野和总主笔陶希圣。
④陆铿受蒋介石接见时的情况有两种说法。陆铿本人说,蒋介石本欲斥责他,但他鼓足勇气向蒋慷慨陈 词国民党必须改革的道理,使蒋态度和缓下来,并当面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而漆敬尧却听陆铿的一位同学说,当时蒋介石一见到陆铿就喝道,“你就是陆铿,给我滚出去!”陆铿默默地掉下两滴眼泪,走出了蒋的办公室。参见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年9月,第80页。
①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214页。
① “关于宣传问题之决议案”(1945年5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公报》(第16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42页。
② “关于宣传问题之决议案”(1945年5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公报》(第16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42页。
③ 报人回忆录中常常提及早期国民党报人的经济困窘。如叶楚伧在主编上海《民国日报》时,为印报纸而不得不典当衣物(马之骕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152页。)；无力订购北京专电的邵力子常去鸦片馆与大报编辑攀谈,并借后者于鸦片灯上审稿的机会偷窥电讯(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8页)。
① 1934年,中央广播电台才经中央财务委员会默许,在娱乐节目中开放商业广告。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1页。
② 自1930年至1934年,党媒累积出超数己近250万元。据“1930—1940年党务经费统计表”,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844页。
③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7页。
④ 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5-16页。
① 《酒、咖啡、冰淇淋和黎世芬》,《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年1月版,第337—338页。
② 在萧同兹之前,中央社负责人与中宣部各科主任同级,并也被称为“主任”；程沧波之前,《中央日报》已有社长之称,但为“虚位”,由中宣部部长兼任,社内总编与总经理各不相谋。
③ 此为萧同兹的表述,见于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28页。程沧波也有类似的说法,即“编辑部要学术化,经理部要营业化”。见于程沧波：《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4月1日,第2版。
④ 《中央日报》社长对人事的决定权参见程沧波：《半世纪的回顾》,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30页；中央社社长对人事的决定权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577页。
① 例如《中央日报》用以塑造大报形象的新街口报社大楼,是由国民党中央拨款九万元建造的；而中央社所以能一年内完成全国七大城市电讯网,除接收党方支持外,还从政府与军方获得巨额赞助,其官方社史亦言中央社“所需经费异常浩大,且逐年增高,绝非中央党部的财力所能负担.新闻稿与电讯的出售,虽有若干收入,但与支出数额差距过远,因而不能不接收政府巨额的经费补助：中央社亦因此而为半官方的通讯社。”(参见《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05页)。
② 中央宣传部指导科编：《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宣传,(丁)三四。转引自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3月版,第91-92页。
③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p.1098
④ 这从边缘切入,不触及核心部门、核心业务的外围改革,在1980年的中共党媒改革中亦曾出现。“中发[1983]37号文件”规定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2年,上海广电总局下属四家党媒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两年后首开中共党媒创办上市公司之先河。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1月版,第439页。
② 据“中央宣传部直辖党报组织规程”(1943年4月)规定,直辖党报须设主笔一至三人,由社长呈准宣传部任用,但除首都中央日报外的其他直辖党报并无“总主笔”一职。首都中央日报的总主笔由宣传部任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
③ 此图参考“中央宣传部直辖党报组织规程”的相关规定以及詹文浒的相关描述(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10月版,第99-100页)整理。本图与蔡铭泽“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中央日报社组织系统图”略有出入。(参见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39页。)
① 战时许多地区几乎没有民间报纸,所以党报成为人们了解战争新闻的唯一选择。在民间报业最为集中的重庆地区,《大公报》的销量被认为是最高的,《新民报》等报其次,《扫荡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销量位列第三集团。这一相对排名虽然基本没有争议,但各报的具体销量却众说纷纭。如张十方：《行都的报纸》,《战时记者》，第2卷第6、7、8合刊,1940年4月,第29页。励刚：《参观重庆五报馆漫记》,《战时记者》,第2卷第12期,1940年8月,第20-21页。
② 此处的分析仅就图表所反映的数字来看,未能通过数据在图表中反映的政策扶持不包括在内,容后详述。
③ 宣传部1943至1944年拨给各党报的经费少则16万至20万元(广州中山日报),多则160万至300万元(重庆中央日报),各地党政部门又在中央津贴之外对本地党报另有津贴.见于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00页。
① 蒋介石批评党媒之语。但蒋介石将此归结为“(党媒中的)一般党员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只知道靠自己的机关,靠自己的党”。见于《怎样作一个现代新闻记者——蒋校长对新闻专修班一二期学生毕业训词》,《新闻学季刊》(重庆),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5页。
② 程沧波：《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4月1日,第2版。
① 陶百川：《我们的信念》,《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2月11日,第2版。
②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6页。
③ 就其上下文意而言,萧同兹所的“事业化”显然是就中央社成为经济独立的社会事业而言,包含有企业化经营之意。见于萧同兹：《中央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67页。
① 该委员会成立于1945年9月,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建立党营事业方案”,正式确定该委员会为党营事业的主管机构。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第1445页。
② 见于“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1.8。
③ “该部1946年工作计划、预算和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工作计划”,中央宣传部1946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表,中央宣传部档案,二档馆藏,档号：718：62。转引自高郁雅著：《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12月版,第150页。
④ 《从中央日报到中兴日报》,《中兴日报》(成都),1946年7月1日,第2版。
⑤ “中国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通则”(1946年4月),《中央党务公报》第8卷第5期,1946年5月31日。该通则还规定了国民党控制党营事业,并由此获得利润的办法。如规定各单位改组后的董事长及 董事由中央财务委员会及党的主管部门协商产生。要求党营事业股份制后设“党股股权”,党股归中常会所有,中常会将从各股份公司盈利中,依照规定比例抽取“特别公积金”,党股应得股息和红利,则须按时缴送中央财务委员会。
① “关于中央党务机关缩编报告”(1946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20页。
② “中宣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0.4.9。该修改版本为铅印,被人用毛笔做了大量修改,修改后的版本即今日看到的定本。笔者所引的这一条正是被人用毛笔删掉的内容之一。在最终版本的《宣传部改隶行政院实施办法要点》是看不到的。
③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一：中央通讯社》,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气10月版,第106页。
④ 萧同兹：《追念陈布雷先生》,董显光等著：《新闻学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7月版,第214页。
⑤ 《关于中央社改组》,《大地》,1946年第55期,第7版。
⑥ 1973年4月,中央通讯社在台北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宣布中央通讯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参见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① “中国广播公司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1月),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5—177页。
② 中央常务委员会审查小组对“中国广播公司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1月)”的审查意见,(1944年4月29日)。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第178页。
③ “对于广播事业前途之意见”(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2。
④ “关于广播事业指导会存在改组问题意见”(1945年6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6.3
⑤ “中国广播公司组织章程草案”(1945年11月),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9—181页。
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2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14130-0010
⑦ “中国广播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1946年2月),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1—184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4页。
②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5页；
③ “行政院与中国广播公司合约草案”,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85—187页。该合约甲方由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代签,乙方由陈果夫代签。
④ “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议记录”,见于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93页。
⑤ 参见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6页；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3页。
⑥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73页。
① “该部42、45、46年度工作检讨和政绩比较”,中央宣传部档案,二档馆藏,档号：718：123。转引自高郁雅著：《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第150页。
② 中国文化服务社股份有限公司原定名单因“多非党员,未可照案核派”。新名单于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确定·董事为：陈布雷、吴铁城、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吴国桢、张伯苓、许孝炎、何蒋仁、黄少谷、李惟果、齐世英、胡健中、萨孟武、刘百闵、黄本初等十七人；监察人为：王世杰、吴稚晖、李君珮、陈诚、雷震、王子壮等七人；董监事均为党股代表人,此外还有姚大海、马星野、王亚明、宋漱石、谷正鼎等三十七人亦为党股代表人。
③ 《从中央日报到中兴日报》,成都《中兴日报》,1946年7月1日,第2版。
④ “上海中央日报社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上海市档案馆藏,全宗号006,卷号22。
① 陈立夫：《创造在艰困之中》,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2月版,第28页。
② 12月销量和广告有所下滑,但这是当时新闻业的常态。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③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④ 关于南京《中央日报》的改组过程,在蔡铭泽的专著中已有比较详尽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言。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80—287页。
①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7页。
①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三：中国广播公司》,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7页。
③ 该基金由中央财物委员会以“集中运用为原则,各报于完成公司组织后其确有亏损必需补助者,得申请增拨资金,由宣传部商由本会酌情核拨之。”见于：“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1.8。
④ “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51.8。
① 以上各点整理自“本报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二档馆藏,全宗号656(4),卷号5612。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第282页。
② 前文黎世芬所说的高斯轮转印报机,即用这笔款项中的半数购买。该机于1949年初抵沪,随即原箱转运台湾,后成为台北中央日报赖以重建的重要资产。见于陈立夫：《创造在艰困之中》,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第28页。
③ 参见郑会欣：《从统制经济到开放市场：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53期,2006年9月,第51--102页。
① 储安平：《白报纸!》,《观察》第3卷第9期,1947年10月25日。
② 李子宽：《罪过!罪过!》,《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页。
③ 当时有一个说法：“今天全国的报纸,如果没有配纸,任何一家都是赔本的。”(参见《如何解决纸荒问题》,《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3期,1948年10月1日,第7页。)
④ 萧同兹：《追念陈布雷先生》,董显光等著：《新闻学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7月版,第214页。
⑤ 赖光临著：《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3月版,第192页。
①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8页。
② 储安平曾说,“没有金条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难。后来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屋,还有朋友介绍,也要每月租金20万元。房租地租之昂可想而知。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③ 黎世芬：《迈步走上第四年程——告关心本报的读者》,《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④ 《中央日报工作报告书(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三十三年四月十日)》,南京图书馆特藏部。
⑤ “中央秘书处致中央宣传部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16.17。
⑥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①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纂：《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1972年10月版,第17页。同期其它民间报刊即使原地复员都颇感困难,异地发行更饱受交通断裂、邮资涨价、各地门市回款周期的困扰。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期刊,《观察》曾屡次在报告书中提及这些问题。(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二卷报告书》,《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年8月9日。)如无政策歧视何以竟至如此差异?
② 将公务员与自由职业者同时归入同一类别,似不尽合理,但原文如此。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要据此说明的问题。
③ “中央直辖当报特价推销补贴办法草案”(194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07—410页。
① 蔡铭泽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92—293页。
② “南京中央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报告书”(1948年),第10页,二档馆藏,656.4/5613。转引自蔡铭泽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92页。
③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19页。
③ 此种状态即诺斯所谓“制度均衡”。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19页。报业改革先于广播(电视)业的情况在后来新中国媒体的改革中也同样出现。
④ 例如机构的撤销、职权的减少,乃至减薪、失业等等。
① 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区别为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变迁；以及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参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1—403页。
① 申、新两报是上海地区最老牌的民间大报。抗战期间两报未能迁出,胜利后国民政府将两报定为附逆报纸加以接管。但鉴于两报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国民党决定对这两报特别处理,专门拟定的《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刻意保留了两报之外壳,使普通民众不觉两报身份有变,但实际上国民党宣传部却从人事、编务和经济上全面控制两报,两报实为未公开身份的“党报”。参见“上海申报新闻报附逆之处置问题”,“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申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新闻报报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45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19.10、6.3/18.24。
② “陈主任委员果夫报告党营事业之概况”及“各委员意见”(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4页。
③ “陈主任委员果夫报告党营事业之概况”及“各委员意见”(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1—303页。
④ 刘豁轩：《不知有甘》,《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7页。
⑤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8页。
⑥ 马遇良：《解放前青海报刊的一些情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0年版,第66页。
⑦ 参见：《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4页
⑧ 参见：《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38页。
①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8页。
② 即原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前文多简称为“中央电台”或“中央台”,因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中广成为国民党党营电台的正式简称。
③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20、222页。
①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储安平：《白报纸!》,《观察》第3卷第9期,1947年10月25日。
① 本段有关新闻从业者的定义参考了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于1947年发布的著名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中对“新闻界”一词的界定。参见[美]新闻自由委员会著,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65页。
② 关于记者是否属于自由职业者的争论一直很多,如传播学者施拉姆、吉拉德等人就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只是该行业中的受雇佣者,不像律师和医生那样独立作业,自我负责；但李普曼等人却持相反观点。但一般政府和公众多倾向于将记者视为自由职业者。参见：杨秀娟：《我国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之研究——以报纸为例》,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年6月,第2页。
① 黄天鹏：《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原载《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1期,1942年9月。转引自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56页。
② 李欧梵指出在20世纪初,报业与文学发展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报刊培育了大批作家,李欧梵称其为“报刊文人”或“记者文人”。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5—9页。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第353页。
④ 《东方杂志》,第14卷,第4期,第183—184页。
⑤ 《北华捷报》,1921年11月19日,第527页。转引自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59页。
⑥ 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42—43页。
⑦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月版,第208页。
⑧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09页。
① 参见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6—17页。
② 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42页。
③ 《出版立法与出版自由》,《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4页。
① 李嘉：《最初与最后》,《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62页。
②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③ 1932年,萧同兹出任中央社社长；1950年,中央社增设管理委员会,萧同兹任主任委员,社长改由曾虚白出任。1964年,萧同兹退休,曾虚白任主任委员,马星野任社长。
① 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②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页。
③ 该报前身为《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为美国人主持,后于1929年被国民党中宣部收购,先更名为北平导报(Peiping Leader),遭查封后以《北平英文时事日报》为名重新出版。参见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59页。
④ 参见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年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年4月版,第18,20页。
①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25—26页。
② 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7页。
③ 张学远：《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第1期,1942年9月,第104页。
④ 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2期,1944年11月20日,第112页。
① 张学远：《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第1期,1942年9月,第104—105页。
②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5页。
③ 马星野：《念兹在兹》,《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31页。
① 乐恕人：《检点生涯三十年》,《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员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出版,1966年10月版,第33—34页。关于年轻记者和编辑的情况见于徐佳士：《不颁文凭的学府》,《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9页。
② 易家驭：《长忆浮图四十年》,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18页。
③ 何名忠：《记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10页。
④ 陈以今：《“沙坪”与“复兴”小记》,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73页。
⑤ 参见：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印：《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年8月,第3,17,65页。
① 戈公振曾是中央社第一位派驻国外的记者,1933年他是中央社驻日内瓦特派员。参见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52页。
② 蒋荫恩：《对于中央社的希望》,1944年4月3日,《中央日报》(成都),第2版。
③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70页。以上关于中央社英文部的情况主要来源于该书第66—73页。另有散见于《在兹集》、《萧同兹传》者。
④ 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244页。
① 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7页。
② 曾虚白：《中政校新闻学院之产生及未来》,《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4年11月,第96页。
③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9月版,第81页。
④ “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记录”(1946年8月),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藏,档号6.3/7.16。
⑤ 赵效沂：《一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4页。
⑥ 中央台台长吴道一也是上海南洋大学机电系毕业,但没有留洋经历。
① 周子方：《长宁先后两人豪》,《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81页。
②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版,第473页。
③ 赵效沂：《一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43页。
① 王遂今：《再忆胡健中和<东南日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0—51页。
②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③ 王遂今：《再忆胡健中和<东南日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1页。
① 周培敬入中央社时仅为高小毕业。但后于1941年被选派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学习一年,是以与马星野、赵敏恒等人有师生关系。参见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39—141页。
②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328—332页。
③ 于衡：《祥和·爱才·潇洒·廉洁》,《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0页。
① 参见袁昶超：《中国的报学教育》,《报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5期,1948年9月,第17页。
② 黄幼雄：《复刊三年来本报人事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③ 屠仰慈时任上海中央日报社读辑主任,在该校兼课,他受申报总编陈训念之托为其物色青年记者。当时各新闻教育机构多聘请新闻界知刍编辑记者兼任教授。而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承诺介绍学生去各报实习和工作,很多学生因此在已受大学教育的情况下,再去该校读书。参见毛士：《“三考”进申报》,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文史苑》第二辑,1988年7月版,第75页。
④ 毛士：《“三考”进申报》,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文史苑》第二辑,1988年7月版,第75—79页。
⑤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7页。
① 黄幼雄：《复刊三年来本报人事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据1929年统计,国民党党员中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党员约占46.5%,而1949年时,中共党员中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党员且仅为3.3%。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63—264页。
①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93页。
② 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279页。
③ 汪仲卫：《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137页。
④ 报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异巨大。如在《大公报》,老板胡政之、张季鸾张1937年时的薪水为500元, 此外更可予取予求,不受限制；而一般工人或练习生一个月只有十几、二十元。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仅讨论编辑、记者的收入情况。参见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280页。
① 程沧波：《四十年前的回忆》,《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页。
②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5页。
③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65页。
④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15页。
⑤ 杜绍文：《一元法币与二百光洋——<东南日报>轶闻》,《文史苑》第6辑,第114页。
⑥ 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页。
⑦ 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78—279页。
⑧ 于衡：《祥和·爱才·潇洒·廉洁》,《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0页。
① 《中宣部登记失业记者》,《新闻学季刊》,1939年11月20日,第1卷第1期,第84页。
② 丁家驭：《回顾与祝福》,《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35页。
③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40页。
④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46页。
⑤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40页。
⑥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8页。
⑦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64页。
① 陈翰伯口述,高崧、胡邦秀整理：《在白区新闻战线上续(1942—1946)》,《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② 《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我们夺取商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③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0页。
④ 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0页。
⑤ 张民熙：《萧先生宽厚仁慈》,《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52页。
⑥ 王继朴：《稳定军心的一番话》,《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7页。
⑦ 数据来源：“各宣传机关三十四年度核发生补费、半代金人数表”(1944年)，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号：5.3/5.6.7。该表显示全部宣传机构共有6340人(职员3660人,技工828人,工役1852人)接受此项补助。笔者将党媒之外的各项机构去除(即不包括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三民主义印刷所、中央周刊社、中央电影摄影厂等机构),则为4959人(职员2718人,技工694人,工役1547人)。
① “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事日程”(1942年9月),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档案,台北：台湾国史馆藏,档号：017000001826A。
② “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事日程”(1942年9月),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档案,台北：台湾国史馆藏,档号：017000001826A。
③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月版,第164—165页。
① 程沧波：《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4月1日,第2版。
② 凌遇选：《由见习记者到特派员》,《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109页。
③“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7年5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656(4)/5612。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4页。
④ 岳山：《黑夜独白》,《中央日报》,1947年9月10日,第7版。
① 《全国报业面临危机》,《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页。
② 罗敦伟： 《报界壮观》,(台北)中华文华基金会编印：《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1978年9月版,第240页。
③ 申报新闻报档案之“申报、新闻报、晨报的一些章则简约草案”(1946年5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430：1-74。
④ “陈主任委员果夫报告党营事业之概况”及“各委员意见”(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4页。
⑤ 如南京中央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即规定纯益在扣除公积金、税款和股息后,余额的.50%为股东分红,5%为董监事酬劳金。参见“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7年5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656(4)／5612。转引自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4页。
⑥ 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20页。不过《萧同兹传》又说萧同兹的社长特支费,“大部分都用来接济有特殊需要的同仁”。参见该书第21页。
① 马星野：《四点信念》,《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如张明炜回忆自己在创办成都中央日报后,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奖掖。(参见张萌炜：《有“至人之心”的萧三爷》,《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27页。)赖琏也回忆自己在1930年就任中央日报总编后,方受到了胡汉民的接见,第一次见到这位“党国元老”。(参见赖景瑚：《珍珠桥的怀念》,《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2月版,第5页。)
③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28—129页。
① 易君左：《工作在上海与兰州》,(台北)中华文华基金会编印：《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纪录》,1978年9月版,第264、269页。
② 刘觉民：《我们再苦也放不下这个责任》,《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2页。
③ 《配纸制度之废除》,《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2页。
④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7页。
⑤ 《沪社会局奉令调查报刊实况》,《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2页。
⑥ 《<东南日报>与胡健中》,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78页。
⑦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8页。
⑧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第17页。
⑨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7页。
⑩ 《重庆报人生活艰困》,《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2页。
11 在中央日报社主办的《报学杂志》中留有大量的报界罢工的纪录。
① 黄幼雄：《复刊三年来本报人事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9月10日,第7版.
② 《东南日报》主笔胡秋原在《报学杂志》组织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于《全国新闻记者的组织问题》,《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12页。
③ 《重庆报人生活艰困》,《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2页。
④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28—129页。
⑤ 刘觉民：《我们再苦也放不下这个责任》,《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2页。
⑥ “新闻界新闻”,《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24页。该报道称,上海某大报总编辑每月办公费仅为法币二十万,“购香烟一包,尚感不足”。
⑦ 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台北：中国文化供应社,1952年版,第166—167页。
①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22—224页。
② 曾虚白：《拜墓抒怀以志永念》,《在兹集》,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1974年4月版,第174页。
③ 马星野：《其可告人者无二三》,《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8页。
④ 如南京《中央日报》自1949年1月之后,留守南京的编撰人员即采取了上述编辑行为。
⑤ 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年8月版,第248页。
⑥ 严芝芳：《九五老人道内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页。
① 马光仁： 《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3页。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45—146页。
③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29页。
④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29页。
① 党营文化事业专辑编撰委员会编印：《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1972年10月版,第16页。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29页。
③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67页。
④ 戈公振时为《时报》总编辑,严独鹤为《新闻报》副总编辑,潘公展为《商报》编辑,张静卢为“国闻社”记者。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月版,第300页。
⑥ 《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时报》(上海),1923年1月18日,第5版。
⑦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① 1929年,国民党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合称为“自由职业者”.且1931年,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工程师和教授被允许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选举。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页。
② 参见《记者公会成立》,《申报》,1932年6月26日,第13版。
③ 如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3月),湖南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3月),杭州记者公会(1927年9月),广东新闻记者总会(1929年2月),抚顺记者联合会(1930年9月)、开封记者联合会(1931年3月)、绥远新闻记者联合会(1933年11月)等等。参见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
④ 见于“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会章”(1931年3月),转引自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⑤ 《本市记者工会召集秋季大会》,《申报》,1934年12月11日,第12版。
① 左翼记者陆诒认为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公会的执监委员,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选出来的新闻界头面人物”(参见陆诒：《“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新闻资料丛刊》,总第7辑,1981年版,第28页)；胡愈之、高天也持相同观点(参见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1987年11月版,第11页)。但他们都未提供更确实的证据证明国民党的控制。
②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③ 该会的前身为上海“记者座谈”,后于1937年11月由羊枣、夏衍、恽逸群、邵宗汉等人商定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1月成立武汉分会,1938年3月决议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性代表大会。参见陆诒：《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新闻资料丛刊》,1981年版,总第7辑,第33—35页。
④ 学会的经费按照会章应由会员缴纳会费,但仅凭会费不足以支持学会开支,于是会费中还包括了以募捐形式出现的共产党资助,如毛泽东先生捐赠、周恩来先生捐赠等等；早期还有国民党政治部播发的每月活动1000元经费。参见冯英子：《在武汉的日子里》,《新闻资料丛刊》,1981年版,总第7辑,第47页。
① 刘尊棋：《“国新社”始末》,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1987年11月版,第47页。
② 冯英子：《重庆的斗争》,《新闻资料丛刊》,总第7辑,1981年版,第61页。
③ 曹沛滋：《新闻记者职业组织与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2年9月,第102页。
④ 参见“内政部”：“香港中国新闻记者公会”,台北台湾国史馆藏,档号：026000003185A。
① “中国新闻学会章程”,《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2年9月,第110页。
② “中国新闻学会宣言”,《中国新闻学会年刊》(重庆),1942年9月,第109页。
③ 《新闻记者法》(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03-407页。
④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4页。
⑤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① 《迎记者节》,《报学杂志》(南京),试刊号,1948年8月,第1页。
②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曾虚白(新闻局副局长)、李俊龙(宣传部副部长)、马星野(《中央日报》社长)、陶希圣(《中央日报》总主笔)、李荆荪(《中央日报》总编)、殷海光(《中央日报》主笔)、卢冀野(《中央日报》主笔)、彭河清(中央社采访部副主任)、沈九香(中央社编辑)、黄少谷(《和平日报》社长)、黄明(《和平日报》总编辑)、胡秋原(《东南日报》总主笔)、龚德柏(《救国日报》社长)、温麟(《大刚报》社长)、张友鹤(《南京晚报》社长)、方豪(《益世报》前总主笔)、许君武(真理社社长)
③ 《全国新闻记者的组织问题》，《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12页。
④ 黄少谷所引定义原文为"One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writing or editing for journal or journals",即“(记者就是)那些在新闻媒体做写作或编辑工作,并以此谋生的人”。
① 严芝芳：《九五老人道内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页。
② 何永德：《忆在<东南日报>任职期间的经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4页。
① 《全国新闻记者的组织问题》,《报学杂志》(南京),创刊号,1948年9月,第12页。
① 董显光长期主管国民党国际宣传,战后为新闻局首任局长；马星野为政校新闻系主任,战后为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黄宪昭主持广东中山大学新闻学系；汪英宾在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赵敏恒和汪英宾还受聘于复旦大学任教；成舍我并非毕业于密苏里大学,但他曾在密苏里访学三年,归国后于1933年成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黄、汪、赵、成的信息参见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95—296页。
② 该会于1944年成立,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呼吁新闻自由的文章,1947年该会发布了总报告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此总报告已有大陆版中译本,参见美国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① 参见《中国新闻记者信条》,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印行,1948年3月,第1一2页。
② 如：《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1944年9月于国民党中央团部演讲)、《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1944年11月于中央大学演讲)、《新闻自由与中央通讯社》(1944年9月于重庆中央通讯社演讲)、《现阶段之国际新闻自由运动》(1945年4月3日重庆《扫荡报》发表)、《新闻事业与民主政治》(1946年1月,于南京记者公会演讲)等等。参见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印行,1948年3月
③ 其中1946年17篇,1947年12篇,1948年40篇(是年联合国举办了新闻自由会议,所以报道较多)。另外,三年内还有以“言论自由”为题的新闻报道5篇。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460-463页。
② 前者如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后者如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10-230页。
③ 许纪霖先生及其高足的研究有一些涉及战后知识分子办刊,但其侧重点不在于国民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公共交往”。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仍对笔者有借鉴意义。参见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407—497页。
① 吴寿金：《为周论社声请登记恳请鉴核转呈由》(1948年1月21日),见于“周论社、军事新闻通讯社等单位关于登记备案、更换发行人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档案馆收藏,全宗号J2,案卷号648。
② 资料来源：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067页。
③ 《新闻纸杂志登记声请书》,见于《周论社、军事新闻通讯社等单位关于登记备案、更换发行人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档案馆收藏,全宗号J2,案卷号648。
① 雷海宗：“表列说明历史问题”(原档案没有题目,题目为笔者所加),“组织关系”部分,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1-19号。
② 陈雪屏因离开北大而中辍办刊计划的回忆见于1950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西郊分局所记录的《雷海宗坦白材料》。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③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此份检讨长逾2万字,对有关《周论》的办刊经过叙述比较详尽。在该检讨首页的页眉处,有人用红钢笔作了一行注解：“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雷海宗写了下面这个‘思想检讨’。他又重抄一份,交给组织。1960年9月”。雷海宗所抄检讨的落款是“1952.3.1清华大学(北京)”,而他又在此落款之后以横线相隔,续写了一段补充说明,大意是说上面是照抄1952年检讨稿,原稿有认识不全面乃至不正确之处,最近的四篇检讨可视为对此的补充和深化。这一段话的落款为“雷海宗1960.6.12南开大学(天津).”。但雷海宗的个人档案中并未留存1952年检讨原件,也未见上述四篇写于1960年检讨。不过档案中存有一份以“北京高等学校节约检察委员会党组”名义记录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的检讨摘要》(干字第13号),与上述检讨内容相合,且该摘要注明为“三月一日在文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与上述检讨落款时间也吻合,推测应是上述检讨的摘要记录。上述文稿均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① 雷海宗在1960年重抄这份检讨时还特别加注解说梅贻琦是清华老教授,自己曾听过他讲的“物理学”。
②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③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大致相同的说明也见于《历史思想自传》。均见于“霄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④ 《文化圈内》,《大公报》(天津),1948年2月20日。
⑤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42页。
⑥ 《雷海宗坦白材料》(1950年4月28日),这份材料并非雷海宗亲笔手书,而是由其口述,民警记录的。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
⑦ 雷海宗：《思想检讨》(写于1952年3月,重抄于1960年6月),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
⑧ 选择这两份期刊原因有二：其一它们和《周论》均为以大学教授群体为主要撰稿人的政论期刊；其二这两份更同情中共的自由主义刊物不可能受到任何来自于国民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民间自由主义期刊《观察》受经济压力所迫,具有强烈的市场经营意识。它每一次调整价格,都由编辑部作出详细说明, 解释纸价、邮费、人工成本等各种因素激烈上涨的情况,其定价可以被视为当时政论期刊市场价格的重要参照。不过由于《观察》发行量远高于《周论》,因此受纸价上涨影响更大,因此笔者又同时提供与《周论》发行量相近的《时与文》,作为《周论》和《观察》价格对比的辅助参考。
① 资料来源：笔者依三刊各自所刊零售价格整理而成。本表格时间起止以《周论》创刊及终刊为基准,当三刊中任意一刊有价格变动时,即将同期三刊价格列出。由于《周论》和《时与文》为每周五出版,《观察》每周六出版,因此本表中每一栏日期,前者为《周论》、《时与文》的出版日,后者为同期《观察》的出版日。
① 此处及以下为国民政府规定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后的价格。因为北平和上海两地调整时间与执行力度不一,所以《周论》下一周方调整为金圆券价格。
② 《文化圈内》,《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2月20日。
① 约占27%,居于其他各类文章之首。参见图9.1。
② 社论：《青年专号》,《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第2页。
③ 唯一的例外是两家承揽进出口业务的公司“中裕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孚工商实业公司”曾在1948年2月7日、2月28日及5月15日先后刊登过三次广告。
④ 《观察》第5卷第6期,1948年10月2日,第11页。
⑤ 《雷海宗坦白材料》(1950年4月28日),见于“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第1件。
① 《发刊词》,《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2页。
② 樊际昌等十六教授：《中国的出路》，《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第7-8页。
③ 社论：《政治的学习》,《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2页。
④ 贺麟：《自由主义与学术——自由主义往哪里去?》,《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第7页。
⑤ 社论：《号角响了,曾受美国教育的自由分子赶快看齐!》,《周论》第1卷第10期,1948年3月19日,第3页。更多论述见下文。
⑥ 社论：《政治的学习》,《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3页。
⑦ 张柳云：《两种作风》,《周论》第2卷第5期,1948年8月13日,第5页。
① 张佛泉：《由国大选举看行宪前途》,《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4页。
② 贺麟：《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9页。
③ 张佛泉：《由国大选举看行宪前途》,《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4页。
④ 贺麟：《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1948年4月2日,第8页。
⑤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第3页。
⑥ 储安平：《大局浮动,学潮如火》,《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第3页。
⑦ 储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第3页。
① 储安平：《一场烂污》, 《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年11月6日,第1页。
② 如社论《捷克已矣》写道：“首都布拉格的青年学生,不畏强暴,举行抗议游行,遭警察开枪射击。今后除钦命的歌功颂德或公式排外的游行,捷克境内恐怕将不会再有游行。”(《局论》第1卷第8期,1948年3月5日,第3页。)
③ 社论：《谨防学潮的另一种变质》,《周论》第1卷第19期,1948年5月21日，第3页。
④ 社论：《北平的学潮》,《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第2页。
⑤ 《发刊词》,《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2页。
⑥ 朱光潜：《给苦闷的青年朋友们》,《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第3页。
① 褚士荃：《杂谈青年人的苦闷》,《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第5页。
② 诸士荃：《欢迎新同学》,《周论》第2卷第14期,1948年10月15日,第4页。
③ 教育与青年问题各类文章多提及学潮,因此图中对“学潮”类的统计仅指直接以学潮为主题的文章。
④ 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第3页。
①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第2页。
② 社论：《北平的学潮》,《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第2页.
③ 其中在《周论》发表过文章的教授有余冠英(三篇)、陈梦家(三篇)、李广田(三篇)、王铁崖(一篇)等四人。除王铁崖所发文章为《管制日本抑扶持日本?》(《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2月20日,第5-6页)涉及政治问题外,其余三位发表文章均以学术为主题,并各有一篇是追悼朱自清的文章。
④ 吴之椿：《中国宪政的前途》,《周论》第1卷第3期,1948年1月30日,第5页。
⑤ 社论：《立法院泄露机密案》,《周论》第2卷第1期(1948年7月16日)。
⑥ 雷海宗：《全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此外,雷海宗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苏联与美国分别是这两种极端哲学思想落实于现实政治的代表。
① 社论：《立法院泄露机密案》,《周论》第2卷第1期,1948年7月16日,第2页。
② 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第2版。在1947年5月,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时,《观察》就曾发表社论责备对此次查封事件未置一评的《大公报》,即使仅仅“站在同业立场上”,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参见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13日,第5-7页。
③ 社论：《捷克已矣!》,《周论》第1卷第8期(1948年3月5日),第3页。
④ 参见崔书琴：《论两个世界的斗争》,《周论》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23日,第3-4页。
⑤ 贺麟：《天下一家与两个世界——苏联往那里去?》,《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第8页。
⑥ 张佛泉：《自由主义与政治》,《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第4页。
⑦ 樊际昌等十六教授：《中国的出路》,《周论》第2卷第10期,1948年9月17日,第7页。其中为《周论》撰稿者有：樊际昌、张佛泉、朱光潜、崔书琴、毛子水、陈友松、齐泮林、张起钧等八位教授。
① 徐毓枬：《中国经济之前途——论争之现阶段》,《周论》第1卷第9期,1948年3月12日,第2页。
② 蔡维藩：《苏联东欧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周论》第1卷第16期,1948年4月30日,第6页。
③ 陈友松：《从教育看苏联》,《周论》第1卷第8期,1948年3月5日,第9页。
④ 社论：《来自莫斯科的一段消息》,《周论》第2卷第9期,1948年9月10日,第3页。
① 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决策——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62页。
②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428—429页。
③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89页。
① 大学中可能会容纳一些不受体制欢迎、乃至游离于体制边缘的个体,但大学中很难容纳被体制彻底否定的个体,如罗隆基一度于1939年得到了联大的聘任,但终于还是在两年后被解聘。
② 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61—162页。
③ 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一)》,《革新周刊》,第1卷第3期,1946年8月。
④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参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203页。
⑥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第255页。
⑦ 如吴宓初次看到《思想与时代》时颇为感奋,但随后从主办者贺麟口中得知该刊接受了蒋介石亲拨的14万元津贴,便“黯然神伤”起来。参见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30页。
① 如前文所述雷海宗答应出任《周论》主编时即持此种认识。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第250-251页。
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第255-256页。
① 社论：《睡梦已久,可以醒矣!——国庆其中,本刊再申立场》,《周论》第2卷第13期,1948年10月8日,第2页。
②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先生在1948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提及：“我也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周论》上(雷海宗先生所编,正是学生们所认为反动的,所以他们不会看到)……”(参见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③ 在清华学生自治会拟定的教授暑期讲座名单中,最初没有雷海宗。还是在民盟教授潘光旦“不以政见为轩轾”的要求下才勉强加入(参见《潘光旦全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77页)；1951年还有学生当面斥责雷海宗给她带来了坏影响(参见雷海宗：“思想检讨”,1952年3月1日,重抄于1960年6月12日,“雷海宗个人档案”,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卷宗号RS-591。)
④ 邱椿：《谁是中国的自由分子?》,《周论》第1卷第18期,1948年5月14日,第7页。
⑤ 社论：《北平的学潮》,《周论》第1卷第15期,1948年4月23日,第2页。
① 社评：《勉政治协商会议》,《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月10日,第2版。
② 社评：《勉政治协商会议》,《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月10日,第2版。
③ “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4年9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80页。随后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将召集各党派会议的主张公诸于众。
④ 《国共双方对案》(1945年9月),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台北国史馆印行,1988年5月版,第852页。
① 邓野先生曾对政治协商会议更名背后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和两党政治态势的转换有过深入的论述,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59—270页。
② 《中央日报》对中共的报导没有正向肯定的,因此表格中除特别指出为“中性”报导者外,均为负面报道。所谓中性报道即有关周恩来、陆定一等参与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的往来消息。
① 《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所言。指对于党报而言,党的需要为第一位的,先于新闻报导的需求。参见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7月版,第97页。
② 社论：《迅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2日,第2版。
① 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7日,第2版。
② 社论：《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7日,第2版。
③ 在重庆谈判时,中共只谈解放区行政与军队问题,即被民主同盟说是“调子低”(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3页)。更亲近国民党的青年党领袖曾琦也批评中共“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浦熙修：《访问曾琦先生》,《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11日,见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7页。)。
④ 社论：《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日,第5—6版。
① 施复亮：《感想和希望》,《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第5版。
②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13页。
③ 社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0日,第2版。
④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举行茶会》,《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8日,第2版。
⑤ 施复亮：《我的答案》,《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日,第5版。
① 周恩来也承认：政协“还不是政府以上的机构”；“政协本身并不能约束各党派,只有在各党派自己同意的决议上,方得约束自己”。参见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13页。
② 即“头条新闻”。《新华日报》有时将社论排在惯常头条的位置,《民国日报》有时将政府公告刊发在上半版,在本文的统计中均不以为头条·“头条”仅按“要闻”开始位置起算·
③ 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召开,在当时的信息传播以及报纸编印的技术条件下,有关闭幕式的报导各报均与2月1日才刊发出来。因此该统计数字计算的是1946年1月10日至2月1日共计23天的报纸。《解放日报》由于通讯不便,开幕与闭幕消息均比其它报纸晚一天刊出,因此样本选取为1946年1月11日至2月2日。
④ 指有关政协会议的头条占全部头条的比例。
① 报纸各版有版序,要闻版被视为最重要的版面。但在同一版中,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域,各区具有不同的强势,称为区序。根据受众的阅读习惯,一般上半区强于下半区,竖排报纸的右半区强于左半区。但区序具有相对性,还可以通过增大标题字号等其他方式来增强特定区域的强势。相关理论参见郑兴东等：《报纸编辑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40—241页。
① 《政治协商会议揭幕蒋主席亲致开会词——阐明会议任务并致殷切期望,同时宣布政府决定实施四事》,《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第2版。
①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蒋主席主持并致词——必须确实统一才有真正民主,希望同心同德共负建国重任》,《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第2版。
② 《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中共之信念》,《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第3版.
① 此新闻的用意明显指向了“联合政府”。
② 分别见于《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1月13日、1月15日、2月2日,均为第1版。
① 以前述第七次会议为例,《民国日报》与《申报》该次会议报导的主标题与《中央日报》几乎没有区别,但在副标题中,民国日报点出“对首届代表资格颇有争辩”,《申报》则以占正文13列的位置标明：《张厉生口头说明本年五月五日必如期举行制宪并决定宪法实施日期已选出代表外再合理增加》,概括出了国民党方面对于国民大会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暗示了与会各方的争论点。(分别参见两报1946年1月18日的相关报道)。
① 《政治协商会议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8日,第2版。
① 遂今：《建国的纲领——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中央日报》(重庆),1月16日,第3版。
② 参见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王振亚：《新闻评论艺术》,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02—103页。
③ 参见《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24日,第2版。《新华日报》隔日即以《质中央日报》回敬对方。(参见《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
④ 表格中大多数词汇均是从文中选取的,但个别词汇未必在每篇相关文章中出现,而是经过笔者概括的。如文中用大量笔墨指责对方仍在继续内战,或批评政协会议中对方所提条件得寸进尺,均归结为 “诚意”问题；讨论复员、经济发展的均归结为“建设”问题。有时文中的表达可能是反向否定的,但在笔者的概括中一概调整为正向陈述。和平、民主等词可能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提及,但计算要以这篇文章的讨论重心而定(一带而过的不算),一个重要的限定是每篇文章不超过三个关键词。
① 有趣的是,虽同为“曙光”,但《中央日报》的社论标题是《和平胜利的曙光》,而《新华日报》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曙光》,其中差异不难体会(参见两报1946年1月11日社论)。《新华日报》并在随后使用过“开端”“起点”等词(分别参见该报1946年1月13日及2月1日社论)。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996年4月版,第10页。
② 社论：《提高政治水准》,《中央日报》(南京),1月21日,第2版。
③ 如《大公报》先后发出过《请先停战》(1945年12月)《停战令下后的政治协商》(1946年1月18日)《停战第一》(1946年1月22日)的社评,又在社评《新年三愿》中提出要“和平息争”,在《我们要求政治协商公开》中,首先责问双方“为何还在打?!”,在《勉政治协商会议》中将“永久弭战”设为政协会议的首要目标等等。
① 浦熙修：《访问陈立夫先生》,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8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② 浦熙修：《访问某代表》,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15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政协会议之前,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曾于1945年底逐一采访了所有会议代表。本篇是对王世杰的采访。但王世杰当时要求刊布时不得透露其姓名,因此浦熙修拟题如上。但最后所有代表采访均刊发出来后,人们很容易用排除法证实了本篇的受访对象即王世杰。参见陈理源：《敢为人民鼓与呼——回忆浦熙修在旧政协的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8辑,1981年11月版,第128—129页。
③ 社论：《保障自由,善用自由》,《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30日,第2版。
① 《亲国民党的大公报对国大问题的主张》,《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27日,第1版。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996年4月,第11、13页。
② 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③ 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版,第74页。
④ 浦熙修：《访问陈立夫先生》,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8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⑤ 浦熙修：《访问某代表》,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15日。转引自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① 《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人民自由毫无保障!对民盟代表及政协会议一大侮辱!》,《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第2版。
② 社论：《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
③ 《四项诺言言尤在耳!渝军警特务横行益甚黄炎培氏居室遭搜查》,《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28日,第1版。
④ 龚选舞：《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9月,第55页。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4页。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04页。
③ 如：《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8日,第3版；《怎样解决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1月23日,第2版。
④ 如冉周：《造谣的用意》,《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6日,第4版。
⑤ 浦熙修：《访问胡政之先生》,《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2月31日,见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77页。
① 《宝贵的批评和建议——本报读者座谈记录》,《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1日,第4版。
② 当然,即使是“看吵架”的读者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倾向和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报只要能吸引读者来看,哪怕只是“看吵架”,就仍有产生预期效果的可能。这也是双方报纸所以尽力铺排,反复论说的原因。
③ 邓野先生指出,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以武力决定一切,政协会议的议程与结果,都是与此相背离的。参见：《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59—471页。
①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① 社论：《祝五一节》,《中央日报》(南京),1947.5.1,第2版。
② 《改善公教人员生活张群今在立院会议报告》,《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2版。
③ 《国内经济问题须以经济方法解决张群表示甚有把握》,《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2版。
④ 谷正纲：《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为实施宪政增加生产而奋斗》,《中央日报》(南京),1947.5.1,第3版。
⑤ 纪·辉：《向劳工致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6版。
⑥ 沛人：《要求精神营养》,《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6版。
① 吴小妹：《一个女工的话》，《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日,第6版。
② 社论：《正视目前的经济危机》,《申报》(上海),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③ 参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1日,第7版。
① 之琦：《卖粥·吃粥·乞粥》,《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7版。
② 黄墅：《爸爸!你为什么总是不笑》,《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6版。
③ 我湘：《死不成活不了白发红颜穷途末路——一读者血泪投书》,《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5日,第10版。
④ 《银行偿付战前存款将按550倍计算》,《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4版。
⑤ 蒋维高：《战前存款战后贬值廿年心血悉付东流——一幕穷教员的悲剧》,《中央日报》(南京),1947.5.27,第10版。
① 见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10版。
② 例如有读者来信反映邮局员工服务态度不佳,邮局负责人很快亲自登门致歉并解释原委。读者在事情解决后即再度致信《中央日报》,赞扬邮局负责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并表示“甚愿以后社会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之事项,均能借贵报一角发表,而当事者均能如张主任之锐意进取,则民族前途幸甚”。参见《闻过则喜——邮局从善如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10版。
③ 范希杰：《莫愁路最是愁人》,《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1日,第10版。
④ 《京市工务局路工行凶——在水西门街口殴伤两人一人重伤住院未脱险境》,《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5日,第4版。
① 《复员以来的本报——马社长在股东大会报告原词节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1日,第3版。
① 《杭又发生抢米风潮》,《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3日,第1版。《杭州购米起风潮米店多家被捣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7版。
② 《杭市米商捣毁酒菜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4版。《杭州米商反攻》,《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4日,第3版。
③ 《沪食米供应仍感困难》,《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4版。
④ 容又铭：《上海米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4日,第7版。
⑤ 《浦镇发生抢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5版；《米市昨秩序混乱由警员到场维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0日,第5版。
⑥ 《芜湖抢米闹血案》,《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9日,第5版；《成都米潮又闹血案》,《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12日,第5版。
⑦ 《消弭米风潮的途径》,《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2日,第2版。
⑧《争购平价面粉引起一场风波》,《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日,第5版。
⑨ 《芜湖一度发生居民借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7版。
⑩ 《无锡米潮平息》,《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4版。
11 如：《严禁金钞黑市——财部饬各地当局密查,沪计口授粮米价稳定》,《中央日报》(南京),1947 年5月3日,第4版；《严查米粮黑市即成立稽查队》,《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8版；《沪物价下跌》,《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4版
① 《物价的治标与治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2版。
② 《今日的粮食问题》,《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③ 《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力求粮价合理稳定》,《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2版。
④ 《中粮存米充沛盼粮商速出货》,《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8版.
⑤ 《合理评议物价市府今开会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8版。
⑥ 《苏省粮食不匮乏沪米商多未开业》,《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1日,第2版。
⑦ 指上海市。参见容又铭：《上海米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4日,第7版。
⑧ 如《逻赠米五百廿吨周内由沪运首都》,《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2版
① 《实施计口授粮目前极有可能——以助解决人为粮荒》,《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2日,第4版。
② 《苏境米粮运往京沪张院长令不得留阻》,《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日,第5版。
③ 《米价再度扳俏系存米商企图暴利》,《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8版。
④ 《粮商领购平价米中粮决定不限制》,《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8版。
⑤ 《不肖米商漫天喊价 砻糙昨破十七万关》,《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5版。
⑥ 如：《争购平价面粉引起一场风波》,《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3日,第5版；《浦镇发生抢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8日,第5版。
⑦ 黄墅：《幕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5日,第6版。
⑧ 吴郁：《公务员已加了薪》,《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6版。
⑨ 卡平：《“狼”心如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3日,第6版。
⑩ 魏·荃：《囤积的哲学》,《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7版。
① 沛人：《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0日,第6版。
② 《蒋主席关怀民食令市府从速平抑》,《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5版。
① 《公用事业关系民生可能继续给与补贴——张群向驻会参政员报告》,《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0日,第2版。
② 《杭又发生抢米风潮》,《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3日,第1版
③ 《芜湖一度发生居民借米风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5.8,第7版。
④ 《中粮存米充沛盼粮商速出货——停止抛售说纯属无稽》,《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2版。
⑤ 《平民食米公卖》,《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8日,第4版。
⑥ 《粮部高级职员并未发表谈话》,《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9日,第.2版。
⑦ 8日,300名米商向市府请愿归来后,聚众来到筱快乐所效力的华兴电台寻衅,并以寻找筱快乐为名先后捣毁了电台及电台对面的大戏院。筱快乐恰好不在电台,米商们又转赴筱快乐家,虽仍未见筱快乐,却将其妻及七岁的女儿猛捆了几耳光。参见《全市米商停业请愿,聚众寻衅捣毁电台》,《申报》(上海),1947年5月9日,第4版。
⑧ 《“英雄”筱快乐》,《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10日,第4版。
① 《当前的粮食问题》,《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18日,第8版。
② 《米商请愿》,《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9日,第4版。
③ 社评：《食米限价取消以后》,《文汇报》(上海),1947年5月8日,第1版。
① 参见《观察》,第2卷第11期,1947年5月10日,第15页。
① 社论；《物价的治标与治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2版。
② 《今日的粮食问题》，《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③ 社论：《提高行政效率》,《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2版.
④ 社论：《消弭米风潮的途径》《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2日,第2版.
① 社论：《物价的治标与治本》,《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2版。
② 陈开国：《中共在华北的粮政》,《中央日报》(南京),1947.5.13,第10版。
③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37页。
④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224页。
⑤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227页。
① 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4日,第2版。
② 周策纵、冯大麟：《论“五四运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6日,第10版。
③ 沛人：《说学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3日,第6版。
④ 《主席诰诫学生尊重国法自爱自重 勿受利用断送前途》,《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⑤ 社论：《严厉制止“吃光运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① 《学生连日请愿游行影响市民生活秩序》,《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5版。
② 《该不该罢课?——个小学生的看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5日,第10版
③ 社论(一)：《从学生运动见教育危机》,《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2版。
④ 社论：《严厉制止“吃光运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⑤ 沛人：《谁饥饿?谁攻之?》指出《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6版
⑥ 《主席诰诫学生尊重国法自爱自重 勿受利用断送前途》,《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① 参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20日、21日、23日,各版相关文章。
② 殷海光：《革命与暴动》,《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5日,第2版。
③ 叶青：《民主自由与和平合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3版。
④ 社论：《中共的军事颓势与政治攻势》,《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第2版。
⑤ 社论(二)：《和平要向共党去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3版。
⑥ 公平：《中大罢课前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5日,第4版
⑦ 社论：《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0日,第2版。
⑧ 社论：《学潮的处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2版。
① 社论：《救护青年的学业》,《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8日,第2版。
②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81、85页。
③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75、87页。
④ 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87页。
⑤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11月版,第329页。
⑥ 许仁华、李路主编：《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50—151页。文中有关货币的数字全部转化为阿拉伯数字表达,以利阅读,下同。
① 许仁华、李路主编：《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49—350页。
① 刘琨：《我看学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2日,第10版。
② 刘琨：《我看学潮》(续),《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4日,第10版。
③ 社论：《无理由的悲观》,《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3日,第2版。
④ 社论：《学潮的处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2版。
① 参见两报1947年5月21日之相关报道。
② 需要注意的是,除刊出位置的差异之外,两张照片的刊出目的也各有不同。警士受伤的照片是为了博取民众之同情,也为了证明学生曾殴打警察；而受伤学生的照片则是为了纠正坊间流传的该生已重伤致死的消息。参见《孙傲沧正住院治疗》,《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4版。
③ 《游行请愿经过》,《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1日,第2版。
④ 社论：《学潮的处理》,《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22日,第2版。
⑤ 社论：《经济建设需要借款》,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2日,第2版。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61页。
② 意识形态的一般被定义为：关于人和社会本质的相互关联的价值观、思想和信仰体系。它包括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是对社会的最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思想。它常常包括改善社会的信仰。意识形态包括一个良好社会的图景以及实现的手段。本文所说的意识形态特指通常由一个或几个领袖人物所创立,并且成为某一政党或政权的指导思想、官方哲学的“正式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行动指向性,通过把现实简单化提供行为正误的判断标准,并声称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设计是最优的。参见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2—5页。
① 《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
② 聂绀弩：《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7页。
① 出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1919年为“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所撰写的异议意见。参见：[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95页。
② “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7次会议记录(194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会议录》,第4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10页。
① 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6—377页。
② 原文见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3日,第3版。
③ 《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2月24日,第2版。
① 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6—377页。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版,第275页。
③ 《政府对东北问题必能合理解决》,《民国日报》(天津),1946年2月26日,第2版。
④ 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第70页。
⑤ 《重庆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议记录》(1946年2月20—21日),见于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642页。
⑥ 社论：《我们谴责·我们怜悯》、《愤慨与怜悯》,分别见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4、25日,第2版。
⑦ 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6页。
① 《号角响了,奋勇前进》,《解放日报》,1947年1月9日,第1版。
② 《美军强奸大学女生》,《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8日,第2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65页。
① 据夏衍回忆,这是他本人写就的补白,刊登在仅出了五六期的小报《建国日报》上,但很快在当时流行起来,夏衍总结说“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73、377页。
② 此为胡希明撰写的打油诗《闻道》,刊载于《茶亭》,“不仅传遍港九,而且很快地传到广州、上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路(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386页。
① 《本报举办猜车游戏今日下午一时开始计数》,《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1日,第5版。
② 《本报举办猜车游戏今日下午一时开始计数》,《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1日,第5版。
③ 《点数车辆一小时》、《猜车游戏揭晓》等,见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2日,第5版。此事还有一个稍稍让人感到意外的结局——在获得15万元头奖的7位读者中,有一人捐献出全部奖金“劳军”,还有一人捐5万元“助学”。参见《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7日,第4版。
④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版,第175页。
1、会议记录、特种档案：1944—1947,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
2、蒋中正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外交部档案：1945-1949,台北：台湾国史馆
3、雷海宗个人档案：1949-1960,天津：南开大学档案馆
4、申报新闻报档案、军管会新闻出版署档案：1946—1949,上海：上海档案馆
5、《周论》声请登记档案：1948,北京：北京档案馆
6、朱家骅档案：1943—194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7、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8、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稿》(上册),台北：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
10、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党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
12、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3、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4、聂绀弩：《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1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16、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北京：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
1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18、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39、4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3、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台北：党史委员会,1979
24、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197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十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1、《报学》,台北
2、《报学杂志》,南京
3、《大地》,上海
4、《大公报》,天津
5、《东南日报》,上海
6、《和平日报》,南京
7、《革新周刊》,南京
8、《观察》,上海
9、《广播周报》,重庆、南京
10、《解放日报》,延安
11、《民国日报》,上海
12、《申报》,上海
13、《审查通讯》,重庆
14、《文汇报》,上海
15、《新华日报》,重庆
16、《新检通讯》,重庆
17、《新闻学季刊》,重庆、南京
18、《战时记者》,重庆
19、《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20、《中央党务公报》,重庆、·南京
21、《中央日报》,重庆、‘南京
22、《周论》,北京
1、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www.dachengdata.com
2、《中央日报》标题检索(1928-1949),www.ewen.cc/zyrb
1、《毛泽东选集》,第三、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3、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潘光旦全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4
6、《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谈判文选》,1996版,第10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
9、[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10、[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合肥：黄山出版社,2009
1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2、曹聚仁：《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
13、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14、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5、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16、程思远：《政坛回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7、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18、董显光：《董显光自传——一个农夫的自述》,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3
19、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0、龚选舞：《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1、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3、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7
24、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25、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9
26、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8
27、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
2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9、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30、吴国桢口述,[美]裴婓,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 1953年)》,吴修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
32、徐泳平：《我的记者生涯》,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
33、徐泳平：《老师·长官·同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34、徐铸成：《旧闻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9
35、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0
36、曾虚白：《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37、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8、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
39、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
40、(台北)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编印：《在兹集》,1974
41、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
4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一)》,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4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44、张鸿慰：《八桂报史文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
45、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46、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
47、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联谊会编：《从沙坪坝到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在台同学回忆录》,1979
48、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49、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74
50、马之骗编：《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
51、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52、徐泳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
53、《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系,中华大典编印会编印出版,1966
1、白润生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3、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
4、陈铭德、邓季惺等：《<新民报>春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5、陈鹏：《制度与空间——中国媒介制度变革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6、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范敬宜、王君超：《党报宣传艺术新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9、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0、方鹏程编：《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周社庆筹备委员会,1984
11、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3、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4、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
15、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6、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7、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9、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
20、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1、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
2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3、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
24、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25、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26、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27、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28、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9、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30、刘统：《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1、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2、马星野：《新闻自由论》,南京：中央日报社,1948
33、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4、彭歌：《新闻三论》,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部,1982
35、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编：《行政院新闻局局史——四十年纪要》,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88
3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37、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8、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39、王洪钧：《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40、王凌霄：《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年)》,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6
4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42、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第389页。
43、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4、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45、吴道一：《中广四十年》,台北：中国广播公司,1968
46、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47、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48、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9、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6
50、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5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四卷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52、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
5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4、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香港：新闻天地社,1957
55、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56、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正中书局,1946
57、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58、张九如编：《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
59、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60、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4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1、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62、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
63、赵玉明、艾红红：《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64、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65、中国广播公司研究发展考训委员会编：《中广五十年纪念集》,台北：空中杂志社,1978
66、中华文化基金会编：《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
67、中央日报社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
68、周培敬编：《中央社的故事——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91
69、陈翰伯口述,高崧、胡邦秀整理：《在白区新闻战线上续(1942—1946)》,《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70、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第1期
71、刘成干：《新闻界先进钱沧硕先生》,《传记文学》,第38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年1月
72、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
73、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4、毛士：《“三考”进申报》,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文史苑》第二辑,1988年7月
75、汪仲卫：《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76、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第4期
77、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第4期
78、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
79、《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80、袁义勤：《上海中央日报始末》,《新闻研究资料》第30辑,北京：中央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1、袁义勤：《关于安徽中央日报》,见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
82、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1期,2008
83、郑炯儿：《从“扫荡”到“和平”——扫荡报之研究(1930-1950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84、郑士荣：《抗战前后中央文化宣传方略之研究(1928—194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功能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
85、《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我们夺取商务日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86、[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5
87、[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版)》,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88、[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9、[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0、[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1、[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2、[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93、[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年)》,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4、[美]孔飞力：《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95、[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Lasswell, H.D: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Peter Smith,1927
2、Lasswell, H.D:Psyc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Viking Press,1960;
3、 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td.,1936
4、 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 The Chinese Year Book,1937 Issu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7
5、Charles L. Cochran and Eloise F. Malone, Public Policy:Perspectives and Choices, The McGraw-Hill Company, Inc.,1999
6、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后期中国国民党政权の研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