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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家族研究(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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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1830-1930年间的严修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近代百年之中严家几代人的发展变化,且尝试将其家族与社会、国家联系起来,探讨严修家族与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映射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时代变迁。
     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严修家族的早期情况,分析严修家族由宁波迁往天津的背景和在天津的发展状况。第二章论述严修之父严克宽在科考失败、家父年老重危之下,走上业盐道路的活动情况。同时,作为商人的他亦不忘与地方士子展开文化交流,并与他们一起从事地方的慈善和公益活动,这反映了他愿以贾儒形象,立足于发展变化的地方社会。第三章讲的是严修之兄长严振,早年从事科举,但因父亲病逝迫使作为兄长的他不得不放弃科举而去经商,挑起整个家庭重担。第四章主要是探析处于时代变迁下,严修个人的治世理念和所建立的人际群体关系,是如何帮助其实现科举成功、教育改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目标,且使得严修家族的发展适应社会时局的变化。第五章讨论严修兄弟之子女随着社会的变化,是如何实现向近代的转变,成为从事现代职业的新式的知识人,以此论证严修家族在近代的转型,即由旧式的商业家族向近代新式知识人转变的原因。
     总之,通过对严修家族几代人的分析,讨论他们之间的传承性和所形成的独特性,进而论述居于国家、地方之间的该家族与社会变化的关系。了解了这些,无疑会对严修家族和近代中国社会有更深地认识。
This thesis is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Yan Xiu Family's situation in 1830-1930.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evelopments among the generations of Yan Xiu Family in modern century, and the attempt to relate family with society and country, it pro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Xiu Family and society and country, and thus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early situation of Yan Xiu Family and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Yan Xiu Family's movement from Ningbo to Tianjin and their developments in Tianjin; the second section, aimed at the father of Yan Xiu, Yan Kekuan, discusses his experience of embarking on salt industry activities due to the failure in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is father's oldness and serious illness. When he accumulated wealth, he did not yet forget to mak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ocal schola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engaged in local charities together. This also reflects that Yan Kekuan, as a merchant, still wants to stand out in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an image of scholar businessman; the third section talks about the brother of Yan Xiu, Yan Zhen, who was also engaged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his youth, but as an older brother, he was forced to give up exam to do business and bear the burden of the whole family because of his father's deart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Yan Xiu, the forth section discusses how Yan Xiu, under the changing times, achieved his purposes in terms of individual succes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 reform, children education, etc, and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Yan Xiu Family adapt to the social changing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his personal concept on building a peaceful world and the establish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hich also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Yan Xiu play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family; the fifth section discusses how Yan Xiu's brothers and children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 times and became a new intellectual group who were engaged in modern occupations, and thus demonst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Yan Xiu Family in modern times, that is from the old business group to the modern new intellectual group.
     In short, through several generations of discussion about Yan Xiu Famil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ita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uniqueness formed herefrom,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Yan Xiu Family who were involved in state and local, and social changes. It is no doubt that understanding these w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n understanding Yan Xiu Family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引文
①《大公报》,1929年3月16日。
    ②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见王文田等著:《张伯苓与南开》,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民国57年版,第48页。
    ③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96页。王锡彤(1866-1938),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河南汲县人。少时曾习盐业,19岁中秀才。宣统元年以前在河南从事教育事业,亦参与地方政事。后应袁世凯之邀,在京津等地办实业,充当袁氏亲信幕僚。1915年曾任民国参政院参政。后一直在京津豫从事工商活动。著有《抑斋诗文集》等多种。
    ①徐扬杰著:《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宋德金、高世瑜:《中国社会史第三次研讨会综述》,载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杜是依据《仪礼·丧服传》的“五服”说和《礼记·丧服小记》的相关论述。意思为:一个人应该友好对待自己的同宗近亲。同宗近亲的核心是父、己、子三代;以此为准,从上下两方扩至祖父和孙子,这是五代;再以这五代为准,上面加曾祖、高祖,下面加曾孙、玄孙,共九代。这是直系宗亲。由于每代有兄弟,因此一个人除了直系宗亲,还有旁系宗亲,属于这两者范围的才是自己的同宗近亲。
    ①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韩海浪:《家族研究中的几个概念问题》,载《学海》2001年第3期。
    ③主要指的是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规划的“2008年度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申报指南”,将严修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江北严氏家族”(严恒、严信厚、严修、严子均、严彩韵等)现代望族系列的一个子项目。关于严信厚及其家族,还可参见陆志濂:《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41-44页;谢振声:《英才辈出的费市严家》,载周千军主编:《百年辉煌》,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①(清)曹秉仁修,万经等撰:(雍正)《宁波府志》卷六《风俗》,雍正十四年(1733)刻本。引自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页。
    ②转见林树建、林旻著:《宁波商帮》,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8页。
    ③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8页。
    ④天津文物管理处编:《津门考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⑤(清)吴廷华修:(乾隆)《天津县志》卷四《形胜疆域志》,乾隆四年(1739年)。
    ⑥(道光)《津门保甲图说》(《总说序》),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
    ⑦关于“八大家”没有具体指哪八个家族。它其实是天津对本地的富商称作,而不仅指单单的八个家族。主要有天成号韩家、土城刘家、高台阶华家、益德裕高家、正兴德穆家、李善人家、杨柳青石家、振德黄家、乡祠卞家、益德王家等。参见辛成章:《天津“八大家”》,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5页;来新夏主编:《天津的名门世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①(清)薛柱斗修:(康熙)《天津卫志》卷首《薛柱斗序》,康熙十四年(1675)。薛柱斗(1662-1722),陕西人,陕西拔贡。康熙元年(1662)任保宁知府,修学校,举废坠。曾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天津道加六级副使,官湖南布政使等。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间,纂修《天津卫志》并写序。
    ②谢占王撰:《海运提要序》,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23《海运下》。转引自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在天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参见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商场的形成》,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87页。
    ④张守广著:《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⑤严修编:《先父仁波公事略》,《严氏两世事略》,1915年石印本。参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版,第15页。
    ①参见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8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版,第492页。
    ②《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8册),第492-493页。
    ①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5-26页。
    ②何炳棣著,巫仁怒译:《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1页。原文为Ho Ping-ting,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uo: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nhteenth-Century China, HJAS17,1954,pp.130-168.
    ①《严修年谱》,第15页。
    ②(清)薛柱斗修:(康熙)《天津卫志》卷首《薛柱斗序》,康熙十四年(1675)。
    ③严修著:《先父仁波公事略》,《严氏两世事略》,1915年石印本。参见《严修年谱》,第16页。
    ④《先父仁波公事略》,《严氏两世事略》,1915年石印本。参见《严修年谱》,第16页。
    ⑤(清)程凤文修,吴廷华纂:《天津府志》卷三十五,乾隆四年(1793)刻本。
    ⑥参见辛成章:《天津“八大家》,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39-55页。
    ⑦严修提到:“吾家之有盐产,始于咸丰壬子。行盐之地,则京东之三河古泃河也。”见《先父仁波公事略》,《严氏两世事略》,1915年石印本。参见《严修年谱》,第16页。
    ⑧《河北三河县新志》卷之十一《文献志·人物篇下·侨寓》,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第98页。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8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五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③严修编:《范孙自订年谱》。
    ④《严修年谱》,第17页。长芦盐商有自己的同业公所组织,称为“芦纲公所”。其领导者称作为“纲总”、“总商”或“纲首”。“芦纲公所”的设立和其领导者,主要是负责解决盐务经营的共同问题以及传达政府意图、承担包税协助朝廷督征盐税、查缉私盐等。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14-121页。
    ⑤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载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87辑,第98页。
    ①高凌雯纂修,金钺刻本:《天津县新志·严克宽传》,民国二十一年版(1931),第803页。宋五子书指的是张载、朱熹、程颐、程颢和周敦颐的著作。
    ②《严修年谱》,第16页。
    ③《严修年谱》,第16页。上述人物,除了李筱楼,王朴臣外,事迹不详。
    ④李世珍(1813-1884),字筱楼。李叔同之父。清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曾在吏部任职。后辞官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号称“桐达李家”。他生平精研王阳明之学,晚年笃信佛教。并以乐善好施为人称颂。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李叔同:弘一法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⑤王炳燮(1822-1879),字絅斋,号朴臣,元和(今江苏苏州)人。清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官直隶知县,讲求理学,注重文教,有《毋自欺室文集》。参见徐士銮著,.张守谦点校:《敬乡笔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⑥王炳燮著:《毋自欺室文集》,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8年版,第327-328页。
    ⑦《严修年谱》,第19页。
    ⑧《天津县新志·严克宽传》卷二十一之四·人物(四),第804页。
    ⑨《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之一·艺文(一),第936页。
    ①何星明著:《著述与家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
    ②《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之一·艺文(一),第963页。杨光仪(1822-1900),字香吟,天津人。年二十为县学生,三十中举人。选补东光县教谕。多年在津设塾授徒,曾主讲辅仁学院。晚年他与梅宝璐、于士祜、孟继坤等联吟结社。著有《耄学斋晬语》等,是天津近代享有盛名的诗人。
    ③《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之一·艺文(一),第928页。沈兆沄(?-1886),字云巢,号拙安,直隶天津(今天津)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咸丰间署河南布政使,后迁浙江布政使。卒谥文和。著有《织帘书屋诗钞》等。生平事迹见邹钟《沈文和公传》。
    ④《天津县新志·严克宽传》卷二十一之四·人物(四),第804页。
    ⑤高拜石著:《古春风楼琐记》(第十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李实忱(1869-1952),天津人,曾任江西省长。居此期间创办国学研究社,并出版《国学月刊》。
    ⑥《严修年谱》,第19页。
    ①参见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09页。
    ②尹树鹏:《长芦育婴堂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天津河北文史》(第1辑),第26页。
    ③《天津县新志》,民国二十一年(1931);另参见来新夏主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5页。
    ④当时天津民间设立粥厂者以士绅周自邠、徐通复、徐通久、李嘉善、严克宽和盐商查氏家族和李春城“李善人”家族最为活跃。参见任云兰:《民国灾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1912-1936年)》,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究》2005年第2期,第71页。
    ⑤《天津县新志·严克宽》卷二十一之四·人物(四),民国二十年(1931),第803页。关于东南粥厂的此次火灾,据资料记载:“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早九点钟,大风冷甚。天津东南角康家花园地方,系妇女粥厂之所。内搭苇席窝铺,下铺稻草,厚尺于。该监粥长委员,不戒于火,立时火焰冲天,逃生者未及一半,而焦头烂额者,有百余人。缘是厂初立时,出入只有一门,四周纯是篱笆,只计及防嫌,未虑有变。见佚名撰,罗澎伟点校:《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页。
    ⑥李东阳:《修造卫城旧记》,见(康熙)《天津卫志·艺文》(上),康熙十四年(1675)。
    ①(道光)《津门保甲图说》,“引河图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
    ②乔虹:《明清以来天津水患的发生及其原因》,载《北国春秋》1960年7月第3期,第91页;徐华鑫著:《天津自然地理》,天津: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出版1988年内部发行版,第159页。
    ③(清)沈家本等修,徐宗亮等纂:《重修天津府志》卷七《历朝恤政-官绅义举附》,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李鸿章著:《李鸿章全集》(奏稿)卷36,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5页。
    ④《重修天津府志》卷七《历朝恤政-官绅义举附》,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36,第1456页;来新夏主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页。
    ⑤《天津县新志·严克宽》卷二十一之四·人物(四)。
    ⑥《天津县新志·严克宽》卷二十一之四·人物(四)。
    ①王守恂编:《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1938年版刻本。
    ②《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五)。
    ③咸丰八年(1858)值英法联军之乱,严克宽携家眷避难与河北三河县,以至在后来三河县有关资料中,故把严克宽事迹探访其中。见《河北三河县新志》卷之十一《文献志·人物篇下·侨寓》,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第98页。
    ①卞僧慧:《严范孙先生的家世和早岁》,载《天津史志》2000年第3期,第8-9页。
    ②《清季外交史料》(卷六),第25-26页,载沈龙元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1-19),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78年版,第122页。
    ③《天津县新志·严克宽》卷二十一之四·艺文(一)。
    ④《天津县新志·严克宽》卷二十一之四·人物(四)。
    ①严修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线装),1933年铅印本版。该诗原注:“余幼时与兄共塾,每师出,则兄为理课,夜即枕上教之。”
    ②《严修年谱》,第20-21页。
    ③(清)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津门杂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①《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第96页。十番”指一种俗称“十番锣鼓”的民间音乐,是由若干曲牌与锣鼓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起于明末。至清代,十番已由敲击乐为主发展到与丝竹合奏的形式。
    ②严修编:《严修家书》(天津图书馆藏),1891年3月14日、1891年5月8日。转引自关文斌著,张荣明主译:《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③《严修年谱》,第61页。
    ①李鸿章撰:《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三。
    ②李鸿章著:《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五十三, 《肄习西学请奖折》。
    ③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132-133页。
    ④查凌汉(生卒年不祥),字帖青、铁卿。对诗文书画、音乐剧曲无所不通,尤擅画虫鱼。著有《百华诗笺谱》、《文美斋诗笺谱》等。孙竹泉和武兆熊的事迹不详。
    ⑤卞僧慧:《严范孙先生的家世和早岁》,载《天津史志》2000年第3期,第9页。
    ⑥卞僧慧:《严范孙先生的家世和早岁》(连载),载《天津史志》2000年第4期,第15页。
    ①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著姓望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①严仁曾编:《严范孙先生年谱稿》(上册),1963年油印本,第18页。
    ②供职于翰林期间,他“每夕与陶仲明、王荣卿同习”;贵州学政任内,“同学者为李葬田”,相互切磋,“数年蓄疑,今稍豁然”;辞官居家时,与“张伯苓互相探讨,至是乃益贯通”。 参见陈中岳著:《曋香馆别记》,1933年铅印本。
    ③李冬君著:《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④《严修日记》,1884年6月20日。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一字绳庵,号蒉斋,又号言如、赞思。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光绪元年(1875)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后为李鸿章延佐军幕,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有《涧于集》。
    ⑤《严修年谱》,第26页。
    ⑥《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线装),1933年铅印本版。
    ⑦据他在1884年所写的日记,读书方面主要是纵通古今,横贯中西。如史学方面,他从《史记》、《汉书》、《通鉴》等古史学著,到清史的《圣武记》。他还兼及《尔雅》、《经籍纂诂》等小学,从识字入手,求学问根底,已达实事求是的治学路径;数学方面学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医学方面有《伤寒明理论》、《医学源流》;致用之学有《格致入门》、《天文启蒙》等。1887年,他探讨了《九章算术》、《数学理》,且在日记中还绘制了有关行星、日月蚀图和一些三角形、圆形、平方等数学方面的图形。参见严修著:《严修日记》(影印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381页。
    ①赵元礼(1868-1939),字体仁,又字幼梅,号藏斋,天津人。十九岁入庠,为优廪生。二十岁起,以教家馆为业。1902年任工艺学堂董理、庶务长,以劳绩得保知县。1909年任滦州矿地公司经理。1918年当选为直隶省国会参议员。晚年与严修、林墨青等组织城南诗社。擅长书法,与华世奎、严修、孟广慧并称为当时津门四大书法家。著有诗集《藏斋集》等。参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第332页。
    ②陈旭麓著:《陈旭麓文集》(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③《严范孙先生年谱稿》(上册),第66页,又见《严修年谱》,第509页。
    ④严修著:《黔轺信草》; 《严修年谱》,第99-100页。
    ①梁启超著:《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②《严修日记》,1898年7月7日。
    ③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98页。
    ④张之洞著,李凤仙评注:《劝学篇·循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⑤雷廷珍著:《南书院誓学碑缘起》。
    ⑥《黔轺信草》; 《严修年谱》,第100页。
    ⑦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⑧《黔轺信草》; 《严修年谱》,第82页。
    ①《严修年谱》,第98页。
    ②严修言:“陈劭吾博洽能古文,通时务,尤留心义理之学,庶乎有体有用。”《严修日记》,1897年10月15日。
    ③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3页;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32页。
    ④(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点校:《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24-4026页。
    ⑤陈中岳著:《曋香馆别记》,1933年铅印本。
    ⑥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
    ①《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99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④陈中岳著:《曋香馆别记》,1933年铅印本;《严修年谱》,第121页。关于此,亦记载:“大学士徐桐致削严修门生之籍,严修九诣门而不见。”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17页。
    ⑤《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线装),1933年铅印本版。
    ⑥《严修日记》,1898年6月17日。
    ①党明德、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②具体详见1884年、1887年、1889年的《严修日记》。
    ③严修在日记中曾记:“先祖宇香公忌日,率弟子行礼。”《严修日记》,1891年12月10日。
    ④严六符:《严范孙的晚年生活》,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27页。
    ⑤见1903年《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王淑静:《严范孙的家庭教育》,载政协天津市南开区文史委员会、天津南开区文化局主办, 《南开春秋》编辑部编:《南开春秋文史丛刊》(总第6辑),第65页。
    ⑥严仁英:《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著名妇产科专家、妇女保健专家严仁英教授》,载中央宣传部宣教局等编:《科学人生:50位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上册)》,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载《中国青年科技》2004年2月8日。
    ①卢乐山:《回忆外祖父严范孙先生对我们孙辈的教诲》,载卢乐山著:《卢乐山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428页。
    ②严仁清、严仁莉:《对祖父严范孙的几点回忆》; 《卢乐山文集》,第428页。
    ③《抑斋自述》,第452页
    ①《卢乐山文集》,第430-431页。
    ②参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侯杰著:《宁波帮在天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③据早期在严馆就读的严修之子严智钟回忆,关于“旗语,摄影术、以及现在‘桥战’之前身'WHIST'打法,都是我从张师(张伯苓)学过的。”参见《张伯苓先生纪念集》,载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8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73年版,第22页。
    ④参见《端正夫子:严范孙轶事补遗》,载高拜石著:《新编古春风楼琐记》(八),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289页。
    ⑤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版,第41页。
    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213页。
    ①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各地盐运的状况,见《严修日记》,1893年1月30日至2月3日。同年的三月初九日,记载了乾嘉时期和同治年间朝廷的盐课收入情况,见《严修日记》,1893年3月5日。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分别翻阅了《经世文编·盐法》和《明史·食货志·盐法》书籍,见《严修日记》,1893年4月13日、14日。
    ②赵芾撰:《严智惺先生事略》,见《庸言》(第一卷),第十九号附绿。
    ③《严修日记》,1911年4月8日。
    ④参见张茂炯等辑:《清盐法志》第23卷。转自胡光明:《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
    ①1911年2月28日,严修谓: “因债累太重,租引地于郭氏,旋作废。”《严修年谱》,第258页。
    ②1926年3月25日,严修记载:“收三河盐店信,言城内驻兵一团,索供给万元,磋商至三千。”《严修年谱》,第465页。
    ③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④关于此,胡适评论曰 “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从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件。……严修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常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参见胡适: 《教育家张伯苓》,载王文田等著:《张伯苓与南开》,台北:传纪文学出版社,民国57年版,第48页;另见《南开校友》(胜利复刊),第2卷第2期,1948年10月;胡适著:《胡适学术文集》(教育卷),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9页。
    ①1901年清朝廷颁布的《兴学诏书》诏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参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②《大公报》,1906年4月2日。
    ③《大公报》,1903年3月17日;参见张绍祖:《天津近代教育的沿革》,载《天津文史丛刊》(第8辑),1988年,第84页。
    ④袁世凯著,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页。
    ⑤《袁世凯奏议》(下册),第736页。
    ⑥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袁世凯奏折专辑》(二),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12页。
    ⑦严修撰,武隆安、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序),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①陈宝泉著:《严范孙先生事略》,见蔡振生、刘立德编:《陈宝泉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②参见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载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6页。关于严修对张之洞的仰慕,严修曾记载:“一钟到署,张相(张之洞)先至,陪饭闲谈。饭后,谈公事论学务,至暮乃散。是日张相所论各事多和余意:普遍知识之重要,初等小堂宜推广,中途改业者须略识字、略识道理,教授法、乐哥之重要。言之有序,不胜悦服。”另外还有1909年10月4日,严修得知张之洞病剧,“颇为忧惧,夜辄入梦。”第二天,张逝世后,严修前往哀悼,“不觉哭之哀也。”据《严修日记》,1907年12月31日、1909年10月4日、10月5日。
    ③关于严修与荣庆共事关系,严修在1916年荣庆去世时作挽联云:“同年踪迹近多疏,惟我两人特亲密。”《严修年谱》,第350页;另外,当时任学部任事的王季烈也说:“荣庆“长学部之初,与严范孙侍郎最相得。”见王季烈著:《蒙古鄂卓尔文恪公家传》,载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学者关晓红论曰:“荣庆任职学部期间,尤其在张之洞管部之前,学部的许多计划、章程主要出严修之手。”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④《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
    ①林墨青(1862-1933),名兆翰,晚年号更生,天津人。1887年入县学为附生,后未中举。1902年首创民立第一小学堂。1904年受任直隶学务处参议等职。1912年被委为社会教育办事处总董。1915年成立社会教育办事处,兴办社会教育事业机构,刊行《社会教育星期报》。晚年与严修等组织崇化学会、城南诗社、国文观摩社。治学精训诂舆地,遗著有《函札珍存》。
    ②严侗(生卒年不详,字台荪),善兰石,有书卷气,又能书。他与严修是共高祖。
    ③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版,第289页。
    ④参见高旺著:《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韦庆远等著:《中国宪政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严修记载:“清水、西岛君来,同赴裁判所。后来西岛君导观控诉院。又入地方裁判所,后至留置所。”见《严修东游日记》,第40-41页。
    ⑥《严修东游日记》,第223页。根津一(1860-1927),号山洲。大陆浪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精通汉语。曾任职于东亚同文会,从事对华的谍报工作。
    ①《严修东游日记》,第224页。黎伯颜(1882-?),名渊,贵州遵义人。光绪举人。留学日本,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后历任直隶总督署宪政筹备厅参议,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法制局参事等职。梅谦次郎(1860-1910年),日本岛根人。毕业东京外国语学校。留学法、德,归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历任内阁法制局长官,文部省总务长,政法大学总理。曾参与日本民法和商法的起草。
    ②《袁世凯奏议》(下册),第1261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④(清)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篡》卷2自治,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4页。
    ⑤《严修年谱》,第198页。章邑侯事迹不详。
    ⑥《严修年谱》,第207页。丁奎野(生卒年不详),曾为宪政研究所会办,谘议局参议,直隶候补道。
    ⑦严修日记中提到,“张相(张之洞)到湖园公所谈公事。张相与宝侍郎(宝熙)论立宪事,(?)不已。是夜杨参议度访宝侍郎论立国会事。”据《严修日记》,1908年6月24日。
    ⑧1914年在英国游历的严修得知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之时,复电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辞之。还有在同年的9月6日,严修写信给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要求代其辞掉袁世凯所设立参政院的参政一职。参见《严修日记》,1914年9月6日。
    ①《严修年谱》,第318页。张一麏(1865-1943),字仲仁,又名一麟,号民佣,江苏吴县人。清末举人,曾任私塾教师。先后入直隶总督袁世凯、浙江巡抚增韫幕。1913年为政治会议议员。1915年任教育总长。1918年任总统府秘书长。曾与张謇等组织苏社。1921年被选为江苏省议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抗战。1938年被选为国民参政员。著有《现代兵事集》、《五十年来国事丛谈》。
    ②《严修年谱》,第345页。
    ③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载蔡振生、刘立德编:《陈宝泉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④周尔润编:《直隶工艺志初编》之《志表类》(卷上),工艺总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第3页。
    ⑤袁世凯“督直设工艺总局及实习工厂,以后纺织厂、织布厂、制油厂、制革厂、麦粉公司、颜料公司、精盐分司、制棉公司固已次第成立。”见甘眠羊著:《新天津指南》,天津:天津绛雪斋书局出版1927年版,第18页。转自苏全有:《袁世凯与直隶工业》,载《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①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69页。
    ②《严修年谱》,第237页; 《大公报》,1908年11月1日;1909年2月13日《严修家书》。
    ③甘厚慈辑:《项城袁世凯有关资料丛刊·北洋公牍类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卷十六。
    ④据报道,李士珍代表“津浦铁路重购基金会”投资30万两。见《严修日记》,1910年8月18日。
    ⑤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1908年2月4日),他赴唐山开平矿地。后至开平,乘压道车行六七里至矿地公司。后又到洋灰公司分厂,再至马家沟总矿。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909年12月10日), 严修与范旭东等人,饭后讨论开平矿案。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910年5月2日),十钟乘骡车赴开平矿地公司。据《严修日记》,1908年2月4日、1909年12月10日、1910年5月2日。
    ⑥《严修日记》,1910年7月23日。周尔润(生卒年不详),字漱泉。清末曾任太平县教谕,调宁国府教授兼中学堂监督,曾编撰《直隶工艺志初编》、著有《颐生诗摘存》。
    ⑦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910年5月1日),严修赴启新洋灰公司,“晤希明,并晤黄阶平(北京人,将代幼梅为马家沟第一矿经理,幼梅调津总局,代胡季樵)。旁夕随希明往观洋灰旧长。”《严修日记》,1910年5月1日。
    ①《严修日记》,1908年8月2日。
    ②《严修日记》,1911年3月29日。
    ①赵芾撰:《严智惺先生事略》,见《庸言》(第一卷),第十九号附绿。
    ②《严修日记》,1890年7月26日。
    ③张枏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版,第559页。
    ④《庚子纪事长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本书编辑部编:《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61页。
    ⑤《张伯苓先生纪念集》,见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80册),第21-22页。
    ①严修之子严智庸在《送大野先生归日本序》中谈曰:“时严智庸兄弟数人皆略解东语,与先生(大野)谈则以笔谈。次因请问东文字义,先生欣然曰:“何必如此,公等皆勤勉,吾愿授公”。此后定为常课,可矣”。见《严叔敏遗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三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页
    ②《张伯苓先生纪念集》,见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80册),第21页。
    ③严修的孙女严仁英曾在被采访中谈到,严修倡导的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使她受益终生。见《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载《中国青年科举》2004年,第2期。
    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381页。
    ⑤《严修年谱》,第132页。
    ⑥参见周棉:《留学生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化》,载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588页。
    ⑦桑兵:《军国民教育会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哲学社会科学)十一<孙中山研究论丛>1984第二集》,第59、68-69页。
    ⑧王淑静:《严修家庭教育》,载《南开春秋文史丛刊》(总第6辑),第66页。
    ①陆惠元:《天津博物馆事业的拓荒人华石斧》,载《天津文史丛刊》第11期。
    ②马冬青、任海燕:《河北第一博物院及其出版的刊物》,载《文物春秋》2006年第6期,第58页。
    ③涂小元、郭洧:《天津近代博物馆概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5辑),第217页。
    ①严修在日记中曾云:“惺儿谨厚和易,亲朋多乐近之,故其死也,皆恸惜不置。南开学校学生尤伤悼也。”另外,在智惺出殡之日,吊客有六七百人,且当出殡“至僧王祠留灵,留灵处客未散者尚有四百余人。……阿惺与戚友之感情,于此可见。”《严修日记》,1913年5月14日、6月1日。
    ②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等编:《北京自来水公司公司档案(1908-194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135页。
    ①王镜铭编:《天津造胰工业状况》,河北工学院经济学会,1935年,第8页。
    ②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中国天津通鉴》(上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③具体情况参见赵秉钧著:《工商会议报告录》,工商部,1913年;据台湾中研院所藏档案资料,虽不方便去查阅,也可以发现严智怡在管理实业方面的活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全宗为北洋政府外交部,馆藏号为03-03-020-01-005(调查开滦矿事先由内务农商两部委员前往)、03-03-020-01-007(调查开滦矿灾情事)、03-03-020-01-009(报告唐山煤矿又发生火警由)、03-03-020-01-010(调查唐山矿中文火警事)、03-03-020-01-012(调查矿务事)、03-03-020-01-026(呈报查勘唐山煤矿情形并拟具善后办法由)、03-36-132-01-018(奉令委智怡会同办理由)、03-12-009-03-018(民国04年08月准农商部电加派邝英杰参加万国工业会议相应函达查照由)等文档,可以发现他受当时北洋政府的委令,办理关于开滦煤矿、唐山煤矿、派员参加工商业等相关事宜。另外,该馆还藏有严修之子严智崇任驻日本大使秘书时的档案资料,馆藏号为03-23-021-03-019。
    ④参见(日)石田文彦、王海滨:《战前中国理工科留日学生:以日本为媒介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摄取》,载于杨栋梁、严绍璗主编:《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页。
    ①如严修在贵州学政任满后,负债4000两;任学部侍郎结束后,欠债银2万2000余两,银圆18000余元。参见《严修日记》,1910年5月7日。还有如,严修对南开大学矿务科捐款,1919年为2000美元,1924年捐地5.18亩,1926年为2000美元。资料来源,参见华银投资工作室著:《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转自乐承耀著:《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②《严修年谱》,第444页。
    ①《严叔敏遗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496页。
    ②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1页。
    ③杨国强著:《百年嬗变: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①参见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09页。
    ②关于此,南开学校的建立发展就是一个较好的说明。早在南开学校创建初,严修邀张伯苓在家馆教育子女,后与王贤宾家馆合并。随着民族危机日深,严修与张伯苓等人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念更加的奋发踔厉。正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跨越了东家和被雇佣的关系,成为真正中华民族近代教育事业共同奋斗的知己。”参见侯杰、秦方著:《百年家族:张伯苓、张彭春、张锡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另外,严修创建南开学校时,严修的亲朋好友也纷纷捐款捐物。如严修的好友及姻亲华世奎曾赠1000两;卢木斋捐建南开图书馆;另外,华泽沅、卞禹昌等人也是严修办教育上的得力助手。袁世凯、徐世昌、李纯等人也在资金上加以支持。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严修的姻亲,华世奎的儿子华泽宣娶了严修的次女严智舒,卢木斋的儿子卢南生娶了严修的第五个女儿严智娴,卞禹昌侄子卞肇新娶了严修的长女严智蠲。参见《严修年谱》(迁津世系表)第15-17页。关于兴学资助方面,参见王文俊主编:《南开人物志》(第一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110、122页;关文斌著,张荣明主译:《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第74页、第147页;潘荣、刘芮:《略论严修与徐世昌的交谊》,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学版)2006年第2期,第97页;赵宝琪、张凤民主编:《天津教育史》(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47页。
    (清)薛柱斗修:(康熙)《天津卫志》,康熙十四年(1675)。
    (清)曹秉仁修,万经等撰:(雍正)《宁波府志》,雍正十四年(1733)刻本。
    (清)吴廷华修:(乾隆)《天津县志》,乾隆四年(1739)。
    (清)程凤文修,吴廷华纂:(乾隆)《天津府志》,乾隆四年(1793)刻本。
    (清)沈家本等修,徐宗亮等纂:(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高凌雯纂,金钺刻本:《天津县新志》,民国二十一年(1931)版。
    《河北三河县新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北平中华印书局。
    来新夏主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中国天津通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版。
    《庸言》,1913年,第一卷
    《大公报》1903年、1906年、1908年、1929年
    《南开校友》(胜利复刊),第2卷,1948年10月
    《天津史志》2003年第3、4期
    《南开春秋文史丛刊》总第6辑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编:《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版。
    严修编:《严氏两世事略》,1915年石印本。
    严修编:《范孙自订年谱》。
    严修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线装),1933年版铅印本。
    严修编:《严修家书》(天津图书馆藏)。
    严修著:《黔轺信草》。
    严修著:《严修日记》,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
    严仁曾编:《严范孙先生年谱稿》,1963年油印本。
    严修撰,武隆安、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清)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清同治重刊本。
    (道光)《津门保甲图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
    李鸿章著:《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
    李鸿章著:《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雷廷珍撰:《南书院誓学碑缘起》。
    (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点校:《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篡》,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王守恂编:《天津政俗沿革记》,1938年刻本版。
    陈中岳著:《蟫香馆别记》,1933年铅印本。
    张茂炯等辑:《清盐法志》(线装本)第23卷,民国排印本。
    甘眠羊著:《新天津指南》,天津:天津绛雪斋书局1927年版。
    王镜铭编:《天津造胰工业状况》,天津:河北工学院经济学会,1935年。
    赵秉钧著:《工商会议报告录》,工商部,1913年。
    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版。
    徐士銮著,张守谦点校:《敬乡笔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高拜石著:《古春风楼琐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李鸿章著:《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张之洞著:《劝学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梁启超著:《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8年版。
    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73年版。
    沈龙元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78年版。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
    张枏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胡适著:《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袁世凯著,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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