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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欧大陆私法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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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西欧大陆主要国家的私法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形成的。近代西欧大陆的私法根源于罗马法并经由中世纪的法律,即主要由罗马法、教会法与日耳曼法的冲突与融合、吸收与同化而形成。但是,西欧中世纪的多元法律体系的生成与演变、竞争与并存、冲突与融合,尤其是三种法律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它们同具体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之关系如何,且为何罗马法经由中世纪之蜕变而成为近代西欧大陆的私法基础。同时,罗马法之精神、观念乃至于具体法律制度向近代西欧大陆私法的转化历史细节是如何进行的,这些问题是论文所着力研究的。而罗马法的精神、观念与具体制度与近代欧陆社会之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所需法律的契合是论文要证成的命题。这些主题与内容是围绕中世纪罗马法的线索铺叙并展开的。
     因此,论文由引论、四章与结论所构成。
     引论论述了论文对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并就这一论题的中外相关法律文献及其它的文献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使用的简要说明。同时,作者论述了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与法律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论省思。引论最后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与态度。
     接下来的第一章对近代西欧大陆的私法的根源,即对罗马法进行了研究。借助于历史叙事,研究了罗马私法在罗马国家的重要历史阶段的演变,探研了罗马私法生成的方法与途径以及罗马私法的独特思维方法,包括古希腊思想与罗马法之关系。而且本章的研究还论及罗马法同罗马社会之政治、经济与文化之关系,揭示罗马法的精神与特征,洞见罗马法为近代西欧大陆国家继受与采用的品质与性质。罗马法是一种蕴含着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特别是商品经济需要的一种法律。
     接下来的章节为本论文的重心,主要探讨了罗马法在西欧中世纪沉寂与复兴的历史过程与背景。首先研究了罗马法的局部保留与罗马法的粗俗化,接着探讨了罗马法得以复兴的具体背景与条件。深刻地探讨了罗马法这一“变色龙”如何经由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罗马法的学术之研究、演变、提炼而形成一种精致的私法制度体系。通过历史展开研究了在中世纪不同的罗马法法学派与其他学者对罗马法研究的方法,着重探讨与梳理了经院哲学方法对罗马法研究的影响,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法学家对罗马法演化成为精致的私法并满足近代西欧社会之需要,所作出的贡献与发生的影响。经由中世纪法学家之连续的精研,罗马法之理论一脉得以延续,从而为近代西欧大陆国家继承罗马私法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则从一种纵向与横向的比较视角,通过揭示不同法律,主要是罗马法、教会法与日耳曼法(包括庄园法与封建法)之精神与特征,以资证成罗马法以其独特的品质与内容成为近代西欧大陆私法继受的主题。同时,也对以罗马法与教会法为基础所形成的共同法予以研究,研究与探讨了两法即罗马法与教会法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章则通过具体国别,主要以法国法与德国法为例,具体研究了西欧大陆两个主要代表性的国家,即法国与德国如何在两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继受、采纳与适用罗马法的历史细节与过程。同时,这一部分的其它内容还着力于法国法与德国法在接受罗马法的具体方法与路径之研究。
     最后是本论文的结论。本文认为罗马法作为反映简单商品经济的一种法律,以及罗马法在历史演变中,经由中世纪罗马法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提炼与濡化,进而让罗马法以其特有的品质与制度为同它一起互动生成的近代欧陆社会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法律,即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有了现成的了。同时,论文还揭示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潮带来的人的解放。教权与王权、天国与地国、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纠缠与斗争,这些中世纪无法回避的问题,都为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二分,为政教的最终划界分离提供了回旋空间。此外,还有不论基督教之大公会议、宗教改革还是日耳曼人的法高于王权的观念也都在为一个个人之自由与运用自己的理性,以及有限政府的新时代的到来累积条件。基督教在中世纪晚期逐渐式微,宗教对商业逐利行为和财产私有的观念转变、松动,民族国家崛起与个人之关系的畛域与分界,从而出现了一个经济生活的新型社会。商品自己不会到市场中去要找到商品的监护人,为了让渡商品必须承认对方对商品让渡的权利,为了商品有序流转与交换必须建立交易的规则,对此正是罗马法,特别是罗马私法之人法、物法包括物权与债权之制度提供了现成的了,而罗马法与此要求则是合辙齿啮。
The Origins of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private law in the continent of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 was derived from ancient Roman Private Law, But ,in actual fact , The private law in the continent of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 was an outcom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oman Law ,Germanic Law and Canon Law in the middle ages. In the meantime, There were conflicts and confusion, 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 recep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 thes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In particul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Becaus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oman and Canon Law, Ius commune was developed. Ius commune had two pillars: Roman Law and Canon Law was in essence only a Professorial, Learned law , Canon Law was learned Law, as well as applicable law. The ius commune was more than the sum of two Separate Par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us proprium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ius commune proved more than just an ideal, gradually also becoming reality. From the twelfth onwards, The learned law started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ius Proprium, This happened in too different ways: through reception and acculturation. These began as early as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involved the gradual intake of elements of Roman Law via Canon Law. Canon Law had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and had incorporated a good many elements from i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anon Law in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Certain elements of Roman Law consequently penetrated into ecclesiastical legal practice and were thus spread all over Europe, and into secular courts. In addition, Secular Law too f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oman and Canon Law. Very naturally, These laws also ha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spects of legal spirits and ideas of Roman Law, Germanic Law and Canon Law. But ,The final outcome was that Roman Private Law was the main elements of private laws of the continent of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
     Thus,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d why these problem was researched. The dissertation had adopted what research methodology, I had surveyed the detailed bibliographies being related to this dissertation.
     The other chapters was emphasized, Because these chapters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main themes in this dissertation, For example, The decay and revival of the medieval Roman Law; The reasons and backgrounds of it’s revival in middle ages, the scholarship research of the medieval Roman Law including the Glassators, the commentators, legal humanism and so on. There were conflictions and confusions, reception and accultur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in the middle ages.In these chapters, I discussed why and how some particular institutions and rules was adopted and discussed the process of reception of Roman Law.In the meantime,I also discussed and approached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s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in middle ages and their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and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backgrounds of these different systems.
     The final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is a conclusion, Namely the changed Roman Law being adopted by the continent of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 was due to the spiri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chameleon Roman Law met the demands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inent of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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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雷立柏编:《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包括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格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版。
    3、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版。
    4、陈卫佐著:《拉丁语法律用语和法律格言词典》,法律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1]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ed, by H.M.Gwatkin, M.A., J.P.Whitney, B.D.Vol.2,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13, p.53.
    [2]这一观点,可参见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伯尔曼的格利高利的教皇革命和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乃是教会法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伯尔曼的观点无法从中世纪早期的法律中得到支持,而且他所掌握的资料只是二手资料,且以极其少量的历史论著为基础所得出的。见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
    [1] Munroe·Smith, A General View of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nd Other Papers, AMS Press, Inc. New York, 1967, p.3.
    [2] [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3年8月第1版,第151页。
    [3]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 13, No.3(1992), pp.270-271.
    [4]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 13, No.3(1992), pp.270-271.
    [1]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89页。
    [2]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408页。
    [3]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历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2版,第5页。
    [5]参阅昂格尔著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2001年1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
    [6]由于现代性而产生了现代学,并对现代性和社会理论进行详尽的论说,可参见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第1版。
    [1]关于罗马法与比较法的教学与研究在欧美国家的边缘化,或者说处于危境,可见Basil Markesinis, Comparative Law in the Courtroom and Classroom: The Story of the Last Thirty-Five Years, Hart Publishing, 2000.该书的中文版由苏彦新和胡德胜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对此问题也可见高鸿钧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上的“比较法研究的反思:当代挑战与范式转换”一文。
    [1]萨维尼著:《中世纪罗马法史》,共7卷(德文版),其中第1卷有英文版,第1—4卷有法文版。
    [1]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6,Volume V, p.703.
    [1]转引自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年2月第1版)题言。
    [2]汪荣祖著:《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29页。
    [3]转引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第1版,第216页。
    [4]见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12月新1版,钱序。
    [5] [法国]马克·布洛赫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2006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以《为历史学辩护》为书名再版。
    [6]汪荣祖著:《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212页—213页。
    [7]汪荣祖著:《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206页。
    [1]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02页。
    [2]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第1版,第286页。
    [3]钱钟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第1册,第166页。
    [4]“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译旧版),第477页。
    [5]“致符·博尔吉马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译旧版),第506页。
    [1]见杜维明著:《一阳来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362—363页。
    [2]引自R.H.巴洛著:《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5页。
    [3] [意]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6月第1版,第542页。
    [4]中国国内历史学界认为这种分期法的基础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其二,这种分期法是容易混淆各个社会的性质,并提出了罗马史的分期法。参见杨共乐著:《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1—4页。另外,杨共乐先生的《罗马史纲要》在注引上有不少错误这是应注意的。
    [5]例如朱塞佩·格罗索著的《罗马法史》就大体上以罗马政治史的演化作为罗马法史的分期。
    [1] see Max Kaser, Roman Private Law, A Translation by Rolf Dannenbring, University of South-Afnca Pretoria.
    [2] R.H.巴洛著:《罗马人》,黄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15页。也见Fritz Schulz,Principles of Roman Law,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6, p.7.不过,舒尔茨认为罗马人是一法律直觉的民族,但是不是制定法直觉的民族,并认为直到凯撒晚年才有法典编纂的观念。
    [3]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欧洲史》,蔡鸿滨、杜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01—102页。
    [4]参见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思想史研究》之《希腊与东方》(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5] [意]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82页。
    [6]对于不包括在十二表法中的公元前5世纪中期罗马法及十二表法的重要性,可参见Alan Watson, Rome of the XII Tab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ey, 1974, Introduction.
    [1] Andrew.Borkowski,Textbook on Romo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9.
    [2] Alan Waston, The Spirit of Roman Law,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5, p.38.
    [3] R.H.巴洛著:《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31页。
    [4] [意]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40页。
    [2]参见R.A.Bauman, Lawyers in Roman Republic Politics, C.H.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83.
    [3] [美]Bruce W.Frier, The Rise of The Roman Jurists, Princeton Univecrsity Press, 1985.
    [4]此人别号“智者”,为当世的实用法学泰斗,前198年执政官,前194年监察官。其论文,即所谓“三部曲”,是论十二表法的著作。
    [5] [德] R.A.Bauman, Lawyers in Roman Republic Politics, C.H.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83,p.224.
    [1] [意]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64页。
    [2] [德]特奥多尔·蒙森著:《罗马史》,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第1版,第143页—144页。
    [3]杨共乐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77页。
    [1]转引自杨共乐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4页。
    [2] [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第1版,第13页。
    [3] [英]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第1版(上册),第48页。
    [4]杨共乐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103页。
    [5] [德]蒙森著:《罗马史》,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9月第1版,第3卷,第332页。
    [1]同上,第329页。
    [2]同上,第3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1页。
    [4]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72页。
    [5] [意]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02页。
    [2] [德]蒙森著:《罗马史》,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第1版,第2卷,第5页。
    [1]见波利比阿:《历史》(英文版)VI,11,12—14。也见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德尚等著《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01页。
    [2]见波利比阿:《历史》(英文版)VI,18。
    [3]施冶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51页。
    [4]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8页。
    [5]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73页。
    [1]同上注,见第41页,第48页。需要说明的是沈叔平、苏力先生把西塞罗这部作品译为《国家篇》,王焕生先生译为《论共和国》,且对第1卷中的第25小节的国家主义翻译的也不尽相同。引文采用了王焕生先生的译文。
    [2]同上注,第8页。
    [3]见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原文见R.G.Gettel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24, p.68
    [4] [德]蒙森著:《罗马史》,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第1版,第2卷,第16页。
    [1] [美]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13—114页。
    [2] H.F.Jolowicz and Barry Nichola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5.
    [3] Max Kaser, Roman Private Law, Fourth Edition A Translation by Rolf Dannenbring ,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1984, p.3.
    [4] Max Kaser, Roman Private Law, Fourth Edition A Translation by Rolf Dannenbring ,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1984, pp.3-4.
    [1] [意]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本,第214页。
    [2]参见[英]特威兹穆尔著:《奥古斯都》(王以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家之第一公民》之中的第2章的相关内容。
    [3] Max Kaser, Roman Private Law,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Fourth Edition p.5.
    [1] Wolfgang Kunkel, An lntroduction to Roman Legal and Constition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M.Kelly, p.107.
    [2]正是奉若神明的奥古斯都,为加强法律的权威,在其特权下确立了法学家可以给出解答意见。The Digest of Justinian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tson.
    [3] Wolfgang Kunkel,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egal and Constition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M.Kelly p.111.
    [1]参见,F·Pringsheim, The Charater of Justinians Legislation ,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No CCXXII April 1940.
    [1] Alan Watson, The Spirit of Roman Law,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reface, 1995.
    [2]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Martinus Xlijhoff Publisher, 1994, Editors A.S.Hartlkamp, p.70.引用内容来自该著作的第五章,由赖因哈特·齐默曼教授所撰。
    [3] see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by Walter Ullmann, p.53, The Sources of History Limited, 1975.
    [1]详见[德]文德尔班著:《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1版,第224—235页。对希腊哲学时罗马社会的影响及具体过程,也可详见[德]E.策勒尔著《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4章、第5章。
    [1]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罗马法的古典时期的法学家只有二分法而无三分法。三分法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学说汇纂》添加进去的。可见[意]彼得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1页。
    [2]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第1版,第45页。
    [3]张正修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与法思想史》(第一篇),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2月第1版,第191页。
    [1]见沃格林著:《政治观念史稿》,卷二,中世纪至阿奎那,叶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77页。
    [2]参见周枬著《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1版,第10—12页以及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修订本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3版,第14—15页。有关罗马法之特征,在我国相关观点,也可见周枬先生的《关于罗马法基本特征的商榷》,载《法学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同上注。
    [1]对于凯泽教授的详尽论述的罗马私法特征,可参见其所著Roman Private Law,第15—25页。
    [2]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4页。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1995年6月第2版。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004年,第2版,人民出版社。
    [2] [古罗马]盖尤斯著:《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序言1—2页。
    [1] [古罗马]优士丁尼著:《法学阶梯》,徐国栋译,阿贝特鲁奇·纪尉民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第2页。
    [2] [古罗马]盖尤斯著:《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见“前言”部分。
    [1]可参见[美]本内特·雷利斯特著:《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An Historical lntrodnction to Private Law, R.C.Van Caen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年,以及[德]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尤其是对欧洲私法史以思想与学术思维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始于H.U.Kantorowicz在1914年出版的,Die Epochen d.Rechtswiss, in:“die Tat”, 345ff.
    [2] Textbook on Roman Law Second Edition, Andrew Borkows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64.
    [2] P.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1929, p.13.
    [1] P.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1929, p.16.
    [2]维亚克尔教授曾指出,《西哥特罗马法辑要》影响远至南德意志地区,见氏著《近代私法史》(中文版)。
    [1] Geogre Mousourakis, Th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Roman Law,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420.同时,Mousourakis教授还指出,“罗马法直接或借助于教会法对产生于西部的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法的各种法典具有影响”(见该书p.420)。
    [2]当然有学者认为,“连续说”,是受19世纪的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例如德国法律史学家Herman Fitting就持连续性的观点,他认为从罗马的古代法律学校经拉文纳、帕维亚直到波伦亚法学院都一直存在法学教育,不存在中断而复兴;而荷兰的罗马法学家Conrat则认为,对罗马法集大成之《民法大全》的研究不会早于11世纪。
    [1]见李中原著:《欧陆民法传统的历史解读》,法律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114页,第288注释。
    [2] 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Adrian Belton, 2000, p.37.
    [3] O.F.Robinson, T.D.Fergus, W.M.Gordo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Butterworths, 2000, p.4.
    [4]对于中世纪早期以及后来的“罗马法的粗俗化”,可见Ernst Levy, West Roman Vulgar Law-The Law of Property, 1951。该著作主要是针对所有权与占有的阐述,并且说明了“粗俗法”这一用法的出处,而且奥地利罗马法学家Ludwig Mitteis移用于罗马法学以别于异邦人法,见Levy的著作:英文版第2页。
    [1] The Revival of Jurisprudence,In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dited by Robert L.Bensor and Giles Constable with Carol D.Lanha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2.
    [2] Jacques Le Goff, The Birth of Europe, Translated by Janet Llyo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40-42.
    [1] see F.L.Ganshof, Feudalism, Longmans, 1950, Third English Edition, xvii-xviii.冈绍夫教授在此书中也认为封建主义主要存在法兰西、勃艮第与德意志,而且处于鲁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加洛林王国的心脏地带,这里是封建主义起源地。
    [2]阿夫纳·格雷夫所著的《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该著作以马格里布城市的商人同盟包括这条贸易路线为例,分析了法律(广义上)对西方兴起的作用。当然,这属于制度学派一脉相承的解释理论,凸显制度之作用。
    [1]参见[法]罗伯特·福西那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李增洪译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299页。
    [2] [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第1版,第179页。
    [3] [美]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著:《西方现代世界的经济变迁》,曾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41页。
    [4]参见A·P·厄谢尔著的《机械文明史》(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32.)。
    [5] see Randall Lesaffe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n.Arri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194.
    [1]对于“十字军”东征对贸易的影响,可见[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章、第18章论述意大利与法国的相关内容。
    [2]比尔麦尔等编著:《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第280—282页。
    [3]对于波伦亚大学是否建于1088年存有争论。对此可参见《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与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by The Late Hastings Rashdall, A New Edition in Three Volumes, Edited by F.M.Powicke and A.B.Emden)的相关内容。尤其Rashdall教授认为无法证明波伦亚大学成立于1088年。
    [4]李奭学著:《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第9页。
    [1]对于在中世纪口头文化之社会与书写文化的社会的论说可见勒戈夫所著Births of Eurepe与Medieval Cirilization两书。
    [2]美国的古典学与中世纪史的权威学者哈斯金斯较早对这一时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3] see O.F.Robinaon, T.D.Fergus, W.M.Gordo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Butterworths 2000, pp.42-43.
    [1]见哈斯金斯著《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有关法学复兴的部分。
    [2]见沃格林著《政治观念史稿》,卷二,中世纪至阿奎那,叶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82页。
    [3]同上注,第182页,转引自萨维尼著《中世纪罗马法史》,德文版,第三卷,第87页,出版社是德国的heidelberg:mohr und winter.
    [1]经院方法之运用必然伴随着“对于概念分析之详尽,综合之繁复,以及严格遵循形式逻辑”。这种方法是法律之研究与注解之基本方法。见[法]吉尔松著:《中世纪哲学精神》,沈清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此外also see, Jacques Le Goff, The Birth of Europ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129-130.
    [2] see O.F.Robinson T.O.Fergus, W.M.Gordo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Butterworths, 2000, p.144.
    [3] see Randall Lesaffe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 Cut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Jan Arri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55.
    [1] see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by Walter Ullmann, the Sources of History Limited, p.87.
    [2] [法]雅克·韦尔热著:《中世纪大学》,王晓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45页。
    [1]详见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1卷),张斌贤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440—441页。此外有关中世纪法律作品类型与术语问题,也可见《欧洲大学史》(第1卷)的第436—439页与何勤华教授著的《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章的相关内容。
    [2]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pp.45-46.
    [1]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51.
    [2] Helmut Coing, Die Europaische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eren Zeit als Einheitliches forschungsgebiet.
    [1] Ibidem, p.43.
    [2] see The Oracles of The Law, p.125.
    [1] [法]主编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李桂芝等译,山东画报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43页。
    [2] [美]J·M·本内特C·W·霍利斯特著:《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97页。
    [1]这几段的内容,绝大多数内容引自刘小枫教授为英国学者吉尔比所著《经院辩证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王路译)中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的第18页—19页。本文作者认为对于经院哲学方法同中世纪罗马法之研究的两个学派,即前后注释法学派所运用方法的关系,这些内容回答的最为清楚,至少就目前作者所能了解的文献而言。
    [2] [法]雅克·勒戈夫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第1版,第82页。
    [3] [比利时]伍尔夫著:《中古哲学与文明》,庆泽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48页。
    [4]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by Randall Lesaff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60.
    [1]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59.
    [1] Ibidem,.
    [2]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62.
    [1]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59.
    [1]可见[美]哈罗德·伯尔曼著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有关刑法的相关内容,包括教会法对刑法之影响。
    [2]不过就罗马法对商法的影响来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商业资本主义所需法律工具,即商法同罗马法并无关系。见氏著《法律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9页。
    [1] Fritz Schulz, Classical Roman Law, Oxford, 1951, p.4.
    [2]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著:《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46页。
    [3] J.G.A.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W.W.Norton and Company. INC.Newyork,1967,p.4.
    [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16页。
    [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 Edited by J.H.Bur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6.
    [6] Ibidem,.
    [1] [美]马格利特.L.金著:《欧洲文艺复兴》,李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84页。
    [2]转引自[意大利]加林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2月第1版,第8页。
    [1]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里著:《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44页。
    [2]同上注,第2页。
    [3]见[美]罗伯特·E·勒纳等著:《西方文明史》,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月第2版,第426—427页。
    [1] see O.F.Robinson T.P.Fergus, W.M.Gordo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Third Edition, p.173.
    [2]“elegance”这一英文单词,国内法学界大都将它译为“优雅”。实际上,我国著名英语专家,许国璋教授把这一词译为“简洁条畅”。许国璋先生的译法如果从人文主义的研究目的与风格看,那么许国璋先生的译法表达的则比“优雅”之译法更为意赅确切。
    [3]对于阿尔恰托与瓦拉的详尽研究以及人文主义法学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学研究可参见:D.R.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London Fell, Origins of Legislative Sovereignty and the Legislative State ,Volume one and Volume Two,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Edited by J.H.Burns, Great Jurists of The world edited by Sir John Macdonell and Edward Manson.
    [1] see R.Feenstra and C.J.D.Waal, Seventeeth-century Leyden Law Professors and Their Influ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Law, Nou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Oxford 1975, p.9.
    [2]也可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上)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第147页。
    [3] Bronchorst生于1554年3月27日,1577年之后他先后在马堡大学、埃尔福特大学、维腾堡大学学习法律,并于157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莱顿大学教授法律即罗马法。
    [1] R.Feenstra and C.J.D.Waal, Seventeeth-Century Leyden Law Professors and Their Influ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Law, p.28.
    [1]上述主要内容参见,Seventeeth-Century Leyden Law Professor and Their Influ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Law.
    [2] Reinhard Zimmermann, Roman-Dutch Jurisprude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uropean Private Law ,Tulane Law Review ,Vol.66 ,1992, p.1719.
    [3]具体到罗马法与苏格兰的关系,可参见爱丁堡大学的T.B.Smith教授、剑桥大学的Peter Stein教授(最早在阿伯丁大学任教)、Kenneth Reid与Reihard Zimmermann两位教授以及Robin Evans-Jones所著或所编订的作品。对人文主义法学与苏格兰,也可见Legal Humanism in Renaissance Scotland一文(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11,No13’,1990)。
    [1] 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 Edited by J.H.Burns.pp.66-67.
    [1]可以详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一书中第三章之内容。
    [2] [英]昆廷·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第1版,第318页。
    [1] see A·London Fell, Origins of Legislative Sovereignty and the Legislative State, Volume Two, p.77.
    [1]详尽内容请参见约翰·马仁邦主编的《中世纪哲学》第19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年1月第1版)。
    [2]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 see 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árez, S.J.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4, Introduction by James·Brown Scott, p.1.
    [1]参见,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árez, S.J.(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4)的相关内容。
    [1] [美]詹姆斯·戈德雷著:《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5页。
    [2] F.Prinsheim, The Character of Justinian’s Legislation,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No.ccxxll. April, 1940.
    [1] see James 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gman, 1995, p.2.
    [1]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72.
    [2] see R·H·Helmholz, The Sprit of Classical Canon Law,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preface xiii.
    [3] Ibidem, p.1.
    [4] Ibidem, p.2.
    [5]参见哈斯金斯所著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文版)相关内容。
    [6] see Stephan Kutter, The Revival of Jurisprudence。该文是对西方中世纪法学复兴之研究的文献综述。同时,还对中世纪法律文献形式进行了评述。
    [1]参见《近代私法史》(上册、中文版)第四章,第56页。
    [2]参见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一章的相关内容。
    [3] see James 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gman, 1995, p.17.
    [1] Ibidem, p.18.
    [2] see James 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gman, 1995, p.36.
    [3]参见《法律与革命》第二章相关内容。有关伯尔曼的“教皇革命”对教会法之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博士在《教会法研究》中,结合西方学者对伯尔曼之批评有所回应,认为“教皇革命”对教会法之影响微乎其微。而意大利学者Maurizio Lupoi在其《欧洲法律秩序之起源》中否认存在“教皇革命”。Lupoi教授说,在本书中我所选择的公元5——11世纪的编年范围通过直接与法律的起源相关的各种事件加以论证:公元438年《狄奥多西法典》之后罗马立法活动的终止,且立法在11世纪以不同的内容与极其不同的手段重现;职业法学家的消失与重现;以及不同的法律和习惯法观念、法律秩序与法律体系的消失与重现。但是,这不是复活;这也不是当代所用术语即一种复兴或一种循环的结果;也不是“进化”,这种说法是从18世纪以来的用语;这也不是一种“革命”(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3.)。
    [1] see James 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gman, 1995, p.37.
    [2]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56—57页。
    [3] see Walter Ullmann,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ources of History Limited, 1975, p.163.
    [1] see James 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gman, 1995, p.6, p.61.
    [1] see James A·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gman, 1995, p.67.
    [2]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72.
    [1] R·H·Helmholz, The Spirit of Classical Canon Law,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reface xiii.
    [2]参见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之相关内容。
    [1]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p.88-89.
    [2] see Randall Lesaffe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f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61.
    [1] Ibidem, p.262.
    [1]上述三个主题与三个评论,具体参见R·H·Helmholz, The Spirit of Classical Canon Law, Conclusion: Common Themes and Observations.
    [1] [美]沃格林著:《政治观念史稿》,卷二,中世纪至阿奎那,叶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79—180页。
    [2]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6, Volume V, p.703.
    [3]转引自[法]亨利·莱维·布律尔著:《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84页。
    [1] see R·H·Helmholz, The Spirit of Cassical Canon Law,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17.
    [2]见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9—3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3] see 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nyman, Joseph M·Perillo, The Italian Legal System, An Introdue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2.
    [4] Walter Ullmann ,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ources of History Limited .
    [5] see The Spirit of Classical Cannon Law, p.18.
    [1]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76页—177页。
    [2]详细参见《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版,上册)第60页—61页之内容。
    [1]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705.
    [1] see R·H·Helmholz, The Spirit of Cassical Canon Law,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19.
    [2] [法]雅克·勒戈夫著:《钱袋与永生》,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9页。
    [3]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版,第1卷,第111页。
    [4]同上注,第115页。
    [1] [美]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9页。
    [2]可参见中文版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H.托尼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文最新版)。不过要说明的是,托尼与韦伯对宗教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对新教论述有差别。
    [3] [法]雅克·勒戈夫著:《钱袋与永生》,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26页—27页。
    [4] [俄]A·古列维奇著:《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06页。
    [1]中世纪,特别是用英文的“State”来指称国家一语。实际上存在很大争议。至少中世纪之国家观念有别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当然更不同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国家定义。在中世纪,在法律与国家之关系中,法律影响或型塑国家之问题,可见陈颐博士著的《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法律出版社)、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Alan·Harding的英文著作:Medieval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以及A·London Fell的英文版著作Origins of Legrstative Sovereignty and Legislats State.
    [2]对于日耳曼习惯法之法典化,可详见李秀清著《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与高仰光著的《萨克森明镜》研究,本论文只是大致勾画一个简要之历史线索,不会具体详尽地去研究这些习惯法法典的编订细节与内容。当然这些习惯法之法典有官方与个人之别。
    [1] [法]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95页。
    [2] see Paul·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pp.6-12.
    [1]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p.724-725-
    [1]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7页。
    [2]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52页。
    [3] [法]主编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80年——1250年)李增红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22页。
    [1] [美]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2页。
    [2]理查德·派普斯著:《财产论》,蒋琳琦译,张军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28页。
    [3] Walter Ullmann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ources of History Limited .
    [1]详细的研究可参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中文版)下卷与比利时中世纪史历史学家冈绍夫的《封建主义》(英文版)的相关内容。关于封建社会的欧洲历史学家的研究现状综述,参见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垚著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
    [2] F·L·Ganshof, Faudalism, Longmans, Third English Edition, xvii.
    [3] Ibidem, p.65.
    [4] Jacques Le Goff, The Birth of Europ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51.
    [1]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Third Edition, 2000, p.40.
    [2] [美]约翰·巴克勒等著:《西方社会史》,霍文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421—422页。
    [3]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5.
    [4] [美]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著:《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曾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33—35页。
    [5]同上注,第37页。
    [1] [法]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404页。
    [2]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28页。
    [3]同上注,第29页。
    [1]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9页。
    [2]参见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2页。
    [3]易继明,“论日耳曼财产法的团体主义特征”,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7月,第3期。
    [4]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71页。
    [5] [俄]A·古列维奇著:《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11页。
    [6]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52页。
    [1]参见《日耳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一章总论之第11页—15页的相关内容,而与此相关的其它中文论著,如由嵘教授在其《日耳曼法简介》中将日耳曼法之特点概括为:个人行使权利、负担义务受团体的约束,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上由他们的身份决定而不是凭个人意志来决定的属人主义;日耳曼法不是国家的法规,而只是解决各种案件的具体办法;注重形式,即重外部表现;日耳曼法是一种世俗的法律。李秀清教授在其《日耳曼法研究》中,在日耳曼法的精神项下对日耳曼法的特征进行了阐述。
    [2]具体参见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903页。
    [1] [法]P·布瓦松纳著:《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第1版,第20页。
    [1]李秀清著:《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第1版,第447页—448页。
    [2] 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Translated by Adrian Bel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1.
    [1]意大利的热亚那大学比较法教授认为日耳曼法与罗马法之间不存在冲突,只是一种种族与文化因素的逐渐整合。参见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p.38.
    [2] [法]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98页。
    [3] Alan Harding, Medieval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
    [4]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28页。
    [1] 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Translated by Adrian Bel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8-39.
    [2]陈惠馨著:《德国法制史》,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86页。
    [3]陈惠馨著:《德国法制史》,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91页。
    [1]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288页。
    [2]王泽鉴著:《民法物权: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1]刘得宽著:《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53页。
    [2]陈华彬著:《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版,第791页。
    [3]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65页。
    [4]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77页。
    [5] Reinhard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1]此处引文可详见European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00, p.107.
    [2] 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Translated by Adrian Bel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
    [3]该论著由Zydia G·Cochrane教授翻译成英文,由The Catholic University & America Press于1998年出版。英文版是根据1991年意大利文版翻译。
    [4] Helmut Coing ,German“pandektistik”in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ormer“ius commun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37.1989.
    [1] Helmut Coing, German“pandektistik”in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ormer“ius commun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37.1989.
    [1] Summa Theologiae ssq.62, art·Zre2.
    [1]参见《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43页—44页。
    [2] see Paul 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Reprint 1994, p.71.
    [1]详细的内容见Paul 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pp.74-77.英国剑桥大学的法学教授Peter.Stein 对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所撰写的这本小册子的评价是:除了在具体资料上有待修改之外,该著作仍是英语世界中一本有关中世纪罗马法的优秀论著。Peter.Stein的评价可见该著作的英文版序言。
    [2]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81页。
    [1] see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by Paul Vinogradoff, p.83.
    [2]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89页。
    [3]同上引。
    [1] see Paul 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p.95.
    [1] see A General Surrey of Events、Sources、Persons and Movement in Continental Legul Histo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2, p.69.
    [1] [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们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46页。
    [2]同上注,第147页。
    [3]同上注,第150页。
    [1] [法]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200—201页。
    [2]见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台湾版)一书的第103页。
    [3]同上引,第104页。
    [4] Peter Stein,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3.
    [5] Ibidem, p.85.
    [1] John P.Dawson,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French Custom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38 April, 1940, No.6, p.798.
    [2] John P.Dawson, the Oracles of the Law, Am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p.263.陈颐著:《立法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以近代早期法国法律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8页。
    [3]教皇禁令原因讨论很多,一项王室赦令几乎在1219年之后的100年重申了教皇洪诺森二世在Philippe Auguste的请求下,所颁禁令。但主要争议的问题是Auguste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Otto之间竞争所引发的,抑或是教会法学家与世俗法学家之间所产生的敌意之征兆,即由于教会权威敌意的增强,从而阻止神学学生转移进入世俗法学院学习的征兆所引发的。Ibidem, p.264, Note4.
    [1]陈颐著:《立法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以近代早期法国法律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8页。
    [2] Peter·Stein,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4.
    [1] [德]K·茨威格特与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151页。
    [2]同上注,第153页。
    [3] Paul Vinogradoff 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 WM?W·GA unt & Sons INC reprint 1994, p.119.
    [4] [德]K·茨威格特与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49页。
    [1]《吴于廑学术论著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94页。
    [2] [德]布姆克著:《宫廷文化》,何珊、刘华新译,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1版,第27页。
    [1] O F Robinson、T D Fergus W·M·Gordo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2000,Third Edition, Butterworths, p.189.
    [2]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81页。
    [1] John P·Dawson, the Oracles of the Law,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p.153.
    [2] G·R·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1493—15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9页。
    [1] [英]昆廷·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第1版,第316页—317页。
    [2]毕尔麦尔著:《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397页。
    [3] [英]昆廷·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第1版,第282页。
    [4] [英]昆廷·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第1版,第309页。
    [5] [美]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著:《自由的崛起》,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47页。
    [1]主编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1250年—1520年),李桂芝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66页。
    [2] [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72页。
    [3]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84页。
    [1] see Nigel G·Foster, Satish Sule, German Legal System La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2003, p.19.
    [1] [德]K·茨威格特与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50页—251页。
    [1]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94—95页。
    [2] see R·Feenstra and C·J·D·Waal, Seventhenth-Century Leyden Law Professors and Their Influ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Law,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p.88-89.
    [3] see European Leg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Butterworths, 2000, p.193.
    [4]参见[德]爱克曼著:《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以及洪天福译《歌德谈话录》,见1829年4月6日谈话。
    [5]对“继受”一语之分析,可参见维亚克尔所著《近代私法史》(上册)第7章相关研究。当然,就汉语界来讲,有关在德国罗马法继受之研究,除台湾学者戴东雄所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之外,精深之研究当属汉译的维亚克尔的著作《近代私法史》。
    [1]《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中文版)(上册)第108—109页。
    [2] H·Coing, R?misches Recht in Deutschland.
    [1]对于蔡修斯,参见[德国]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的相关词条。
    [1]参见《近代私法史》(上册)第第175—180页。
    [2]同上注,第181页。
    [1]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250页。
    [2]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上册,上海三联版)之第151页。
    [3]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上册,上海三联版)之第156页。
    [4]对于16世纪,在德国的法律家与法律职业从业之人所攫取的种种好处、权力和社会地位,包括这些法律职业人员所遭到的敌意与蔑视,以及人们,特别是下层人民对他们的反感,见Gerald Strauss 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 :The Opposition to Roman Law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 .可是这也可从另一面窥见德国罗马法继受所带来的影响程度。
    [1] [美]孟罗·斯密著:《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282页。
    [2]罗马法之继受所生同日耳曼习惯法之冲突,可详细参见汉语类的《欧陆法律发达史》、《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与《近代私法史》的相关内容。
    [3]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305页—307页相关内容。
    [1]戴东雄著:《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307页。
    [2]参见[德国]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05页—107页有关Hermann Conring的词条。
    [3] see Roman Law and European Legal History,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by Michael Murphy, Hanne Gr?n and Ditcey Tamrn ,DJ?F Publishing, 1997, p.209.
    [1]参见[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著:《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徐敏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32页—34页。
    [2] [美]法兰西斯·薛华著《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梁祖永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64页。
    [1] [英]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第1版,第67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4页。
    [1] R·H·巴洛著:《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6月第1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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