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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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陶寺文化是指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陶寺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浍河流域是其分布的中心区域。陶寺文化早期主要继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也融合了其它文化的一些因素。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600年的时间。按照其文化面貌可以分为三期五段,早、中、晚三期大约各持续了200年。陶寺文化早、中期文化面貌比较一致,晚期可以分为两个地方类型,即南部的陶寺类型和北部的侯村类型。随着夏人的逐渐兴起并向北进行军事扩张,陶寺文化逐渐被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取代,最终消失。陶寺文化应属于尧舜的文化遗存,具体的说,早中期是唐尧,晚期是虞舜,陶寺文化的聚落中心也伴随着统治者的改变而经历了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陶寺文化对于探索我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陶寺遗址的微观聚落形态和陶寺文化宏观聚落形态的考察表明,陶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王者的雏形很可能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已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这一时期,文明社会初步形成。
Taosi culture was one type of the heritag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aosi remains in Xiangfen, Shanxi province. Taosi culture heritage was located at the Linfen basin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the key district wa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Fenshui and the Huihe valley. Early Taosi culture developed from the Miaodigou II Culture, and the later culture combined some elements else. The absolute date was from the 2500BC TO 1900BC, which lasted about 600 years. According to its culture features,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five stages. The early,middle and the late periods were lasted about 200 years seperately. The early and the middle periods were similar in the culture features, but the late perio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local types: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south and the Houcun culture in the nort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a nation and the military expansion to the south, the Taosi culture was insteaded by the type of Dongxiafeng which was a part of Erlitou culuture and disappeared at last. Taosi culture pertained to the remains of Yao-Shun. Specifically, the early and Medium term of it belonged to Tangyao culture , and the late period belonged to Yu Shun. Along with different rulers, the center of the Taosi culture's settlement moved from north to south. Taosi culture played a key role in explor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and the country's origin and history. The studying of the micro-pattern and macro-pattern settlements at Taosi site showed that the society was seriously stratified, the embryonic kings had possibly arisen,the ritual system had been initially formed, and the early state had appeared, since then the civilization had been initially formed.
Taosi culture was one type of the heritag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aosi remains in Xiangfen, Shanxi province. Taosi culture heritage was located at the Linfen basin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the key district wa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Fenshui and the Huihe valley. Early Taosi culture developed from the Miaodigou II Culture, and the later culture combined some elements else. The absolute date was from the 2500BC TO 1900BC, which lasted about 600 years. According to its culture features,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five stages. The early,middle and the late periods were lasted about 200 years seperately. The early and the middle periods were similar in the culture features, but the late perio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local types: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south and the Houcun culture in the nort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a nation and the military expansion to the south, the Taosi culture was insteaded by the type of Dongxiafeng which was a part of Erlitou culuture and disappeared at last. Taosi culture pertained to the remains of Yao-Shun. Specifically, the early and Medium term of it belonged to Tangyao culture , and the late period belonged to Yu Shun. Along with different rulers, the center of the Taosi culture's settlement moved from north to south. Taosi culture played a key role in explor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and the country's origin and history. The studying of the micro-pattern and macro-pattern settlements at Taosi site showed that the society was seriously stratified, the embryonic kings had possibly arisen,the ritual system had been initially formed, and the early state had appeared, since then the civilization had been initially formed.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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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曲沃县方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4期,第289-294页。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244页。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第882-891页。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5-258页。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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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第3-17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第9-2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7-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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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襄汾县丁村曲舌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4期,第2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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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7-346页。
[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第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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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810-1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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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1月,第4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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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第3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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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第3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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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第882-891页。
[3]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襄汾县丁村曲舌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4期,第29-40页。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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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炜:《关于陶寺遗存族属的再思考(节选)-〈手铲释天书〉编者访谈录节录》,《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
[7]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南五县古代人类文化遗址初步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53-56。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第18-31页。
[2]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第531-53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第30-42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第773-781页。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第3-10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第3-17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7-346页。
[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第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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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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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219页。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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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栾丰实、方辉、靳桂云:《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6-140页。
[2]同上,第150-151页
[1]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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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第531-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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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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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第25-29页。
[6]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第17-21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第586-596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3]张国硕:《从夏族北上晋南看夏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1期,第101-105页。
[1]a.高炜、张岱海、高天麟:《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33页。
b.黄石林:《再论夏文化问题-关于陶寺龙山文化的探讨》,《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7-105页。
[2]a.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5-177页。
b.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第34-38页。
c.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123页。
d.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第34-39页。
[3]刘绪:《简论陶寺类型不是夏文化-兼谈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第181-185页。
[1]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
[2]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第1期,第48-64页。
[1]董琦:《有唐考辨》,《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9-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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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衡:《晋始封地考略》,《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221页。
[1]解希恭、陶富海:《尧文化五题》,《临汾日报》,200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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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123页。
[2]解希恭、陶富海:《尧文化五题》,《临汾日报》,2004年12月9日。
[3]何弩:《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4]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第34-38页。
[5]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两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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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现显现暴力色彩》,《中图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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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现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3]何驽、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0日。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1月,第40-49页。
[5]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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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世之《虞舜的王都与帝都》,《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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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红日、张凤霞:《虞舜居于蒲坂即帝位于平阳考》,《普阳学刊》2004年第5期,第105-106页。
[1]高炜、张岱海、高天麟:《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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