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
详细信息    本馆镜像全文|  推荐本文 |  |   获取CNKI官网全文
摘要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考察乡村经济发展的伦理维度,至少包括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揭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的伦理变迁,二是探寻伦理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推进与支持或者抑制与阻碍。本文选择“苏南”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建立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透视和道德生活史基础上的道德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整理,提炼和梳理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变迁过程,描述和分析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的实存状态及其双重作用,进而建构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地方性道德知识”。苏南地区耕织结合、耕渔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较早开始的经营性农业的发展,以及吴文化勤劳节俭、精明理性、阴柔秩序、崇文重教的伦理传统,使苏南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家族伦理、交往伦理和劳动伦理等诸多方面呈现出自身的地域特色。近代以来,苏南乡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乡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苏南现代乡村经济伦理也正是传统乡村经济伦理的传承和变迁中生成的。“苏南模式”的形成、发展和“终结”过程,体现了苏南乡村经济伦理动力与阻力双重作用的并存。“新苏南模式”的产生,是一种伦理精神的扬弃和超越,是基于理念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总体上看,“承继传统”与“吸收外来”的平衡中不断提升和优化的苏南乡村经济伦理,给苏南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因此造就了苏南乡村长期历史变迁中不断延续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
The countrysid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Generally, an ethical approach to the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rural economy includes at least two interrelated aspects: (1) to reveal ethical changes and trans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2) to explore how an ethical culture or morals could be conducive to or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 choose the situations and matters of economic ethic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my dissertation. I appl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oral-life-based methodology of ethics and sociology to have a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a great deal of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 data. Based upon the analysis and the synthesis of the data, I outline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economy and ethics and its transition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and try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double-function of economic ethics in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ern Jiangsu.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ans of cultivating-weaving and cultivating-fishing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the beforeh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the ethical tradition of hardworking and thrifty, prudence and reason, flexibility and orderliness,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in Wu Culture, all have forme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rural economic ethic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economy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eans and living style, and has change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 of interests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rural areas. The current countryside economy and ethics come out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s and transi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ethic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ermin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ethic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 embody the co-existence of the double role of impetus and resistance of economic ethics in the countryside of Southern Jiangsu. The new mode of the economic ethic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will come true as a result of the institution innovation based upon the ethical innovation. As a whole, succeeding to the traditional and absorbing the foreign will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economic ethic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and this will adv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and will help this area keep its relative preponderance in China.
引文
①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概括成为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闸释。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bqxssj/t20061009_402355949.htm
    ①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① 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I, Ph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① 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③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参见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张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见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杨敏如、韩建中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⑥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① 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①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77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79-68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918页。
    ③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212页。
    ④ 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10页。
    ① (德)马克思·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38页。
    ① (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19-20页。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14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及波普金的相关观点,可参见刘擎、麦康勉的“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树者的抵抗”,载《读书》杂志,1999年第6期。
    ① 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读书》1999年第6期,26页。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6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2页。
    ①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174页。
    ① 关于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问题,存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交叉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ity)与跨学科性(研究)(transdisciplinarity)是两种应予区分的研究方法。另一种则认为跨学科与交叉学科两个词是可以相互通用的。国外也有不少人继续使用interdisciplinarity,比如哈佛大学相关项目就叫“哈佛跨学科研究计划”(Harvar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Project)。参见张岂、谢阳举:“哲学与跨学科研究”,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页。
    ② 参见(美)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百科全书派、谱系学和传统》,万俊人、唐文明、彭海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34页。
    ① 这一质疑,是费孝通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同学艾德蒙特·利奇教授,《社会人类学》一书中针对费孝通以开弦弓村为背景的研究为例提出的。参见费孝通:“人的研究中国”,《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② 对于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派”所进行的社区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通过这种小型社区研究方法不同区域的反复实施,能够理解整体的中国社会。但是,弗里德曼认为,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有社会分化的大国是不适宜的,这种社区描述无法反映中国社会的伞景。因此,他主张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社会学方法。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4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6页。
    ⑤ 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⑥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6页。
    ⑦ 费孝通:“人的研究中国”,《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⑧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6页。
    ① 黄宗智该书中也大量使了“满铁”的调查资料。
    ② 需要指出的是,周晓虹这一研究中使用的个案是江苏昆山周庄镇,与笔者所选择的江阴周庄镇,尽管名称相同,但却是分别属于苏州和无锡的两个不同的周庄。并且,这两个周庄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特色,昆山周庄近年来以旅游业闻名,而江阴周庄则以乡村工业发展而被誉为“乡镇工业重镇”。
    ③ 资料来源:《华宏模式》,华宏集团内部资料。
    ① 汤姆·文格拉夫(Tom Wengraf)指出,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但只是改进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ioint production):第二:要深入事实内部,获取更多的细节知识,并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参见Tom Wengraf: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Biographic Narrative and Semi-structured Methods,London:SAGE Publication,2001.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患义探究的深度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① 周怡博士谈到华西村的访淡工作时也提到,“这些江南农村的男女村民,相对北方、相对较为贫困地区的人,他们是那种极其自信而普遍能说会道的人”,“无论提出任何问题,他们都会有一套自己理解的较为周全的回答,因此很容易跟他们交朋友,掏心窝”。参见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4页。
    ② 有学者指出,当研究者了解到被访者没有完整叙述一个事实或者说了谎的时候,进一步探究他/她说谎的动机,能够使研究者获得对他/她赋予行动(说谎)的意义的认识。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① 转引自陈兴中、周介铭主编:《中国乡村地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10页。
    ② 庄仁兴主编:《江苏省乡村经济类型及其形成、演变特点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页。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9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页。
    ③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1页。
    ④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3页。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页。
    ② 程献:《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5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页。
    ④ 1945年,费孝通美国出版了由《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土地与商业地》改写而成的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Cl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5),1988年该书以《云南三村》为名出版了中文版本。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9页。
    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页。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9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9页。
    ③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4页。
    ④ 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75页。
    ① 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 1936,pp.197-200.
    ②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48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70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⑤ 所谓“拟似的血缘关系”,意即把建立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一套亲属称谓制度,按年龄和辈分移植到杂姓中去。例如,通过“认亲”万式,甲姓家的儿子(或女儿)认乙姓家的父母为“干爹、干娘”,或甲、乙西家的儿子(女儿)互认兄弟(姐妹)。参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508-509页。
    ⑥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509页。
    ① 黄宗智“满铁”资料和自己的调查基础上,论证了村庄各阶层的相对闭塞性。他认为,中间阶层(中农)的生活是最闭塞的:他所有的财产和全部的工作都自己村内;他的生产活动不会使他与村外任何人接触。而最上和最下阶层(即一村的显要人物和贫农)与外界的接触相对更多一些。同时,社会俗例对妇女社交的束缚,较之男子更为严厉。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232-233页。
    ② 直到晚清,华北村落中还相当普遍地存着内有家庙外有围墙的格局。村落通过家庙和土围子,执行自然集团的教化、惩戒、信仰和自卫功能,体现了集团的凝聚力和防御力。参见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4-35页。
    ③ 黄宗智对1949年前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研究中发现,外务工的乡民一般都按家乡或家族结帮。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13页。周晓虹研究江浙农民心理变迁时也发现,北京“浙江村”的“村民”北京遇到棘手的事时,往往习惯于向温州籍或浙江籍的京官求助。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55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6页。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7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⑥ 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72页。
    ⑦ 例如,唐、宋律实行家庭财产不分嫡庶众子均分的办法,金律与元律则实行嫡庶异分办法。
    ⑧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①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21页。
    ② 参见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22页。
    ③ 陈均、任放:《经济伦理与社会变迁》,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4页。
    ④ 参见陈均、任放:《经济伦理与社会变迁》,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6-8页。
    ①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6,p.112.
    ②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5页。
    ③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4-55页。
    ④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3页。
    ① 参见(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2-134页。
    ② 《淮南子·齐俗训》
    ③ 《韩非子·五蠹》
    ④ 《吕氏春秋·上农》
    ⑤ 《孟子·滕文公上》
    ⑥ 《墨子·七患》
    ⑦ 《管子·治国》
    ⑧ 《韩非子·显学》
    ⑨ “土地神”是中国农民心目中最亲切的神。早汉代,中国农民就有了祭祀土地神的风习。宋代以后,土地神成为村落社会的普遍信仰。汉族聚居的地区,几乎找不到没有土地庙的村落。庙里的偶像,衣冠 简朴,成双成对,以致家室齐全、老幼满堂。这种塑形,象征着农民执着地将家庭扎根于乡土的心态。参见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5页。
    ①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可以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土、农、工、商四等,土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傲。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16页。
    ② 这些手段中最为常用也最为有效的是户籍制度,它保证了统治者能够方便地获得赋税徭役和维持乡村的地方秩序。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的乡村就推行了“乡亭里什伍”制,唐宋以后实行县政权管辖下的保甲制、乡里制和里甲制,每一基层组织都有专人管理户口,这种户口管理体制也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乡民的迁徙。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46页。
    ③ 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285页。
    ①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73-74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③ 《荀子·王制》
    ④ 《墨子·非乐上》
    ⑤ 《墨子·非命下》
    ⑥ 《管子·牧民》
    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9页。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页。
    ③ 参见(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④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6页。
    ①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先天赋予和无法改变的,但后天生活中,人们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认干亲、拜把子、套近乎、做人情等),将这种先天注定的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交往关系。参见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特征”,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是T.帕森斯和E.A.希尔斯提出的一对概念。他们认为,特殊主义是凭借与行为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而普遍主义则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参见Parsons, T, and Shils, E. A.,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Gambri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82.当然,这一对概念后来被大量哲学家所沿用和推广,赋予了各种含义。但本文暂不涉及这一方向。
    ① 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9页。
    ② 例如,爪哇的互助合作形式“gotong-rojong”是有组织互惠的著名事例,互助活动通过邻里会餐的仪式得到加强,这是农家生活的关键事件。泰国乡村,互惠被看做是支持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社会行为的道德基本原则。菲律宾,个人联盟这种模式的阐释主要是参考以惭愧之情和义务感作为动力的互惠。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16页。
    ③ “库拉”是项圈(necklaces)与臂镯(armshells)相交换的仪式,是新几内亚马辛地区的众多岛屿上的不同语言、不同族群的人们相互联系的社会一经济体系。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台湾学者黄光国认为,“人情”中国文化中,有三种不同的涵义:第一,“人情”是指个人遇到各种不同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一个通晓人情的人,就是具有“同理心”(empathy)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够瞭解别人生活上遭遇到各种不同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进而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这个人便是“通情达理”的人。反过来说,如果他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衰,见人有喜,己不欣喜于色;他人有难,又不拔刀相助,这个人便是“不通人情”的人。 第二,“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resource)。中国社会里,别人有喜事,我赠送礼物;别人有急难,我给予实质的济助,这时候,我便是“做人情”给对方。对方接受了我的礼物和济助,便欠了我的“人情”。此处所谓“人情”,指的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易的“资源”。第三,“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人情”的社会规范主要包含两大类社会行为:其一是,平常时候,个人应当用馈赠礼物、互相问候、和拜会访问等方式与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次是,当关系网内的某一个人遭遇到贫病困厄或生活上重大的难题时,其他人当有“不忍人之心”,同情他,体凉他,并尽力帮助他,“做人情给他”。对方受人别人恩惠,欠了别人人情,也应当时时想办法回报。这样的社会规范,构成了所谓“人情法则”。参见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19-21页。
    ① 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172-175页。
    ②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175-182页。
    ① 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5年版,第1页。
    ②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5页。
    ③ 《新安志》卷1,《风俗》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0-51页。
    ⑤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7页。
    ①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9页。
    ②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40页。
    ③ 参见(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1页。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2页。
    ⑥ (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145页。
    ⑦ (美)W·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166页。
    ①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20页。
    ③ 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84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10271页。
    ① 参见安广禄:“我国最早的乡规民约”,《今日农村》,1998年第4期,9页。
    ② 引文来自清道光四年五月初一日婺源县洪村光裕堂公议茶规碑。该碑现嵌于婺源县清华镇洪村光裕堂外围墙上。转引自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③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徽州某县十八都四图吴德嗣等轮充均役合同。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号056。
    ④ 明清时期数量颇丰的徽州府县应民间要求颁发的各类告示,就是乡村社会组织和人群不能独立解决问题,主动邀请国家权力介入的一种重要表现。参见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① 引文来自清道光六年三月初八日祁门文堂村合约演戏严禁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文堂村大仓原祠堂前照壁中。转引自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5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6页。
    ④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208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35页。
    ① (苏)A·H·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黄其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32页。
    ② Talcott Parsons, Capitalism in Resent German Literature, Ⅱ: Max Weber,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7.1929). p.40.
    ③ 参见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17页。
    ① 参见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②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143—144页。
    ③ 余英时认为,尽管韦伯认同马克思从经济和技术方面去探讨历史事件造因的基本方法,但他反对将经济看作因果系列中的最后定点,更不同意把这一观点提升为一种全面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参见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17页。
    ①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142页。
    ②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49页。
    ③ Eisenstadt, S. 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 N. Y: Free Press,1963,p.323. Wittfogel, K.A, Oriental Despot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419.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26页。
    ⑤ 金耀基曾概括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即:从身份到契约(Stalus-Contract),从神圣到世俗(Sacred-Secular),从区社到社会(Community-Society),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Agraria-Industria),从原级团体到次级团体(Primary-Secondary group),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Panicularism-Univiersalism),从关系到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从普化到专化(Diffuseness-Specificity)。 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处社1999年版,64—65页。
    ① (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8页。
    ②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Chicago:Aldine, 1969,p.207-214
    ③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附录中给出的河北、山东人口原始数据(1393-1953)和河北、山东耕地面积原始数据(1393-1957),可以较为清晰地显出十八世纪以来人口对耕地的压力递增的事实。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334-337页。
    ④ 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7-58页。
    ⑤ “一八七一年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书,汉口”,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494页。
    ①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124页。
    ②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141页。
    ③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212页。
    ④ 参见王仲鸣编译:《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185-187页。
    ⑤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315页。
    ⑥ 对大多数贫农来说,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望。对地主进行剥夺后,其绝大部分土地,被重新分配给穷人,贫农获得与他们从前曾经租耕的面积相当的土地。参见(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
    ① 王晓毅:《血缘和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10页。
    ② 杨勋、刘家瑞:《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总体述评与区域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2-13页。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347-348页。
    ④ 陆学艺曾概括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中国农村的十大变化:(1)社员当家作主了,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2)农民爱惜土地了,农田建设好了;(3)农民爱惜牲口,大牲畜增加了,农具也大量增加了;(4)生产上的瞎指挥、一刀切被顶住了,农民实行科学种田,因地制宜种庄稼;(5)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各种作物全面丰收;(6)社员大幅度增加,群众生活明显出改善;(7)穷队翻身,落后队真正转变了;(8(社会风气变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9)干部参加劳动,作风改变,干群关系密切了;(10)政策符合民意,党和政府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参见陆学艺:“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载《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3页。
    ⑤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230-247页。
    ① 李培林:《农民的终结》中文版再版译者前言。见(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① 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294页。
    ③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35页。
    ④ 晏、梁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不仅受到国民党一方“不推行党化教育”的指责,也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例如,1935年4月,千家驹撰文指出:“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呢?曰:只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及封建残余之势力。这工作由何处着手呢?曰:自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入手。不过这种民众组织不是梁漱溟先生的乡农学校,这种教育民众不是定县平教会之平民教育。”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99页。
    ① 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374页。
    ② 参见(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汀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59—275页。
    ① 参见(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韩)郑靖吉、魏蔚等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陈瑛:“改造和提升小农伦理”,《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3页。
    ① 中国产业地图编委会、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长江三角洲产业地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① 《2005-2006版长三角经济区产业投资环境分析报告》http://www.chinabgao.com/repoils/6099.html。
    ② 图片来源:湖州市统计信息网,http://tjj.huzhou.gov.cn/newsimg/852-1.jpg。
    ③ 李伯重曾指出,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江南地区”的地域划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意见。各位研究者的笔下,这个地区大至可以囊括苏南、皖南、浙江甚至江西,小至仅有苏南一隅(苏、松、常、镇四府)或太湖东南平原一角(苏、松、嘉、湖四府)。介乎其中者,则有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李伯重从地理完整性、经济一体性和地域特殊性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参见李伯重:“‘江南地区’之界定”,见《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447—462页。
    ① 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3—5页。
    ②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2006)电子版,江苏统计局官方网站提供。
    ① 参见顾焕章主编:《江南农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21页。
    ② 转引自顾焕章主编:《江南农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4—25页。
    ③ 许伯明主编:《吴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12页。
    ④ 《白居易集》卷68,《苏州刺史谢上表》。
    ① 许伯明主编:《吴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55-57页。
    ② 林则徐:《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阴雨收成欠薄请缓新赋折》,《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147页。
    ③ 《吴邑志》
    ① 王有三主编:《吴文化史丛》(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4页。
    ② 《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③ 《封氏闻见记》卷6。
    ④ (清)顾禄:《清嘉录》第4卷
    ⑤ 李伯重认为,明代江南农家男女劳动的安排方面,以“男耕女织”为代表的男女分工模式虽然早已存,而且自明中后期以后,农家妇女逐渐脱离农作而专力于育蚕与棉纺织、男子脱离棉纺织而全力耕作的趋向已很明显,但是大体而言,明代后期以前,以“夫妇并作”为代表的男女同工模式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要到了清代中期,以“男耕女织”为典型形式的男女劳动分工,才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参见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载《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288页。)同时,李伯重还指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江南农村中,实行规模经营的大田农作,通常主要由男子承包经营:而妇女则主要工作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家庭工厂或村办工厂中。这种情况,无疑有过去“男耕女织”这种模式的影子。(参见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载《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314页。)
    ① 肖向东:“吴文化的理论定位与关系研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91页。
    ② 肖向东教授概括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吴文化的四种定义,即:第一,“古吴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指春秋时期吴国的文化。第二“吴地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第三,“吴语文化”,是以吴语语系形成的文化圈作为判断吴文化的重要标志。第四,“环太湖区域文化”,认为吴文化是“水文化”,它以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为中心,即以太湖为躯体,上海、南京做首尾,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节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水”为特征的文化圈。肖向东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从一定的学术意义上看皆可成说,但又存着不同的学术缺陷:“古吴文化”定义仅将研究范围设定古代吴国文化的学术框架,而不愿看到吴文化其后的延伸、演变、发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变革、递进,这显然不能全面地阐释吴文化的古今之变与内精神。“吴地文化”定义地域的划分上存歧义,难免陷入顾此失彼的研究困境。“吴语文化”定义,着眼于吴文化首要的特色——吴语,但从历史到现,讲吴语的地区,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它涵盖了今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湖州、嘉兴之一部以及上海地区,从地域而论,实际上已呈现出吴越文化交融的现象,而不是单纯的吴文化。“环太湖区域文化”定义,与“吴语文化”几乎同义,且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南京、杭州一带,似乎又有扩张吴文化之嫌。肖向东还指出,确定“吴文化”概念的原则是:第一,首先应确认吴文化的发祥地与中心区域。第二,以语言为标志,“吴语”当是判断吴文化的重要因素,以吴语语系形成的文化圈,是判定吴文化的重要文化依据。第三,吴语地区的文化属于区域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其历史形成过程中,必然有它的中心区与辐射区。第四,从文化形成的理论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存的,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与其它文化产生碰撞、交流,相互交融渗透中吸收异域文化的因子,进而将之转变为自身的文化养分,推动自身的文化建设。基于上述原则并根据史籍记载、文物考证、文化遗存、民间传承、风尚习性以及语言现象等因素,肖向东做出了关于“吴文化”的前述定义。参见肖向东:“吴文化的理论定位与关系研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91页。
    ③ 目前,学术界对于吴地的区域范围并未形成完成一致的看法,主要的几种提法是:第一,吴地指长江三角洲地带(参见许伯明主编:《吴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页):第二,吴地与“江南”概念基本一致(参见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丛》(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页);第三,吴地区域的地理范围,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涵,从而呈现出动态的过程,但吴地的核心区域是太湖流域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参见朱永新主编:《吴文化读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页)。
    ① 亦称泰伯。
    ②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曰:“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所谓“三让”,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二是:“太王病,讬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
    ③ 此处“句吴”的“句”字不读jU(居)而读gou(勾)。
    ④ 参见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从》(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参见虞友谦:“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41页。
    ③ 参见朱永新主编:《吴文化读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页。
    ④ 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123页。
    ① 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21—22页。
    ② 朱永新主编:《吴文化读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2页。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11—112页。
    ①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135页。
    ② 有学者提出,明末清初苏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使这一地区侈靡之风日盛,不仅弥漫于城镇,而且延及乡村。参见邱禹:“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市民生活中的侈靡之风”,载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① 《石湖居士诗集》卷十六。
    ② 参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301—302页。
    ③ 转引自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33页。
    ① 参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25—27页。
    ② 党国印认为,以人力、畜力为主要运输手段的不发达社会,偏僻险峻的地理条件会对社会权威结构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因为跨出村社共同体后人际之间的交易成本极高,相应地增大了人们活动的不确性,使人们面临冲突时难以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使冲突更多地借助暴力来解决。参见党国印:“发展与冲突:一个理论假说与经验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塘浦圩田是江南水乡进行大面积水土整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农田水利系统。关于其全盛时期的体制和规模,宋代昆山人郏亶其《吴门水利书》中有相当详备的记载。据书中所记,五代吴越国统治时期,太湖平原的中部及东北部共有横塘纵浦260余条,其东南部自吴淞江至嘉兴境内亦有大浦20条,整个区域五里或七里开一纵浦,通水于江;七里或十里挖一横塘,以分水势:塘浦深阔,深至二、三丈,宽至二三十丈。横塘纵浦之间,圩田星罗棋布,圩岸高厚,高者达二丈,低者也有一丈;形成五里或七里一纵浦、七里或十里一横塘,圩区与塘浦相应布列的巨大棋盘式农田水利系统。参见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丛》(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7页。
    ① 民国《吴县志·文庙》。
    ② 参见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131—140页。
    ③ 褚人获:《坚瓠集》戊集卷之一。
    ① 参见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89页。
    ② 苏州市教育局:《苏州教育事业“十五”发展总结及2006年发展思路》。资料来源:苏州教育州站http://www.szedu.com/Goverment/contentview.asp?contentid=9809
    ③ 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大多依靠的是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们普遍学历层次较低,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所谓“读书无用论”。近年来,由于高校大规模扩招,使大学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甚至出现“大学生起薪等同于农民工”的现象,导致“新读书无用论”的出现。
    ①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81页。
    ②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81页。
    ③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81—82页。
    ① 黄宗智认为:1350至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历史,与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模式及其衍生的“近代早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迥然相反。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致富的追求会导致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社会变革,乃至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也认为商品经济的兴起会引进资本的时代。但是,从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看,500年的商品化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的发展,而是使小农经济和家庭生产更趋完备了。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商业增长,实际上正是以小农的家庭生产和小商品贸易,尤其是棉制品和粮食的生产和交换为支柱的。农业中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单位非但没有兴起和扩展,反而17世纪以后消亡。小型的家庭农场占据了绝对优势;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所谓小农家庭的“自然分工”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因商品化和农村生产的家庭化变得更为完备;农业与手工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不但没有出现,农业与手工业小农家庭中的结合反而加强了;商人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商人资本”也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他们依然与生产相分高,仍依赖于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来牟利。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305页。
    ② 费孝通认为,父母分担抚育孩子的双系结构并非源自生殖的两性基础,也不能归于并不稳固的两性感情,而是主要由以性别作为分工基础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7—124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地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0页。
    ④ 转引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1页。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1页。
    ①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14页。
    ② 李伯重指出,明清时代溺杀女婴是全国性的恶习,江南也不能免俗。其直接后果是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例如,苏州府1820年的男女性比例为134.4:100,儿童性别比例差别更大。参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155页。
    ③ 出嗣是指,如果男子至死没有儿子,但又有财产,他就应该认领一个继之。立继分“应继”和“爱继”两种。锡山某邹氏宗族对于立继的程序这样规定:“凡子孙无嗣者,以亲兄弟次子承继。若亲兄弟无可继者,于堂兄弟之子继之。由亲及疏,以次而继。不许变乱宗法。如无可嗣者,生前立本宗昭穆之子,必须咨禀宗长、房长后,听取继。”(《锡山邹氏家乘》,光绪二十一年本,卷首,《旧谱凡例》)这是严格按照“差序格局”的宗族伦理来确定立继的原则的“应继”。“爱继”则是立继者抛开应继程序,来挑选自己特别钟爱的子侄为继子。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87页。
    ④ 指不从近族侄辈而从异姓男孩中选择继子,民间亦称“螟蛉子“。关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可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5—206页。
    ⑤ 有女无子或子已天折的人家,常有招婿养老之举,民间亦称“赘婿”。关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可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14页。
    ⑥ 李伯重曾以翔实的史料数据论证了明清时期江南农妇从事棉纺织业的收益高于大田劳作的收益。王家范也曾指出,明清时期一个农妇的纺织收入并不少于一个长工的收入,技能较高的农妇则可以通过辛勤的纺织劳动养活她的家人,甚至发家致富。樊树志也指出,清朝时期江南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织助耕”的家庭副业,而易位为农家主业,即主要经济来源。一个妇女劳动力从事织布的收入明显大于男劳动力从事田间耕作的收入。参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樊树 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① 参见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339—340页。
    ①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区县志》。
    ② 张研认为,族田大体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赡族类型的族田,其中又分义庄田与义田:二是奉祀类型的族田,其中又分祭田和墓田;三是助学类型的族田,包括义学田、义塾田、助学田、贤田、书田等。参见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2—35页。
    ③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77页。
    ②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中华书局2005年版,238页。
    ①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76—77页。
    ② 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30页。
    ③ 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nniam Skinner)认为,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市场区域。按照他的说法,基层市场社区是地方市场系统的三层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它可以满足农户一般的贸易需要,是农产品和工艺品向上流动的起点,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向下流动的终点。一个典型的基层市场社区,是一个约包含18个村和1500个农户,所及范围,约为50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他1949年成都东南25公里的高店子市场社区所作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到50岁时,到基层市场的次数超过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与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同一街道碰面;他集市上向来自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茶馆内与从离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施坚雅特别指出,上集市的人,很少不茶馆内消磨至少一个钟头,这必然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也加深了他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认识。因此,施坚雅认为,基层市场社区是小农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黄宗智往对沙井村的调查中发现,中农李广志虽然也常上集市,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热闹”,而不是为了买卖东西或上茶馆与人聊天,“他集市上也不和人交谈”,甚至觉得“和村外的聊天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周晓虹则认为,施坚雅与黄宗智的观点区别反映了中国南北方农村集镇发展之区别,集镇商品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对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要小一些(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19—220页。
    ①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05页。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05页。
    ② 张军等曾指出,如果村庄是一个社区共同体,它首先是居住同一个地方上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共同的心理认同,他们的观念中,他们是自己人,归属于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清晰的边界。同时,村庄有多种力量保持村民的归属感和村庄的完整性,其中最基本的是两种力量:一是传统的力量,是历史上形成的自下而上建构村庄认同的、自然的、主要存于自然村中的力量;另一种是国家权力介入后产生的自上而下的村庄认同的力量。参见张军、王晓毅、王峰:《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1—2页。
    ③ 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181—182 页。
    ① 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74—94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55—156页。
    ③ 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学人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92—93页。
    ① 费孝通:《乡士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2页。
    ② 张佩国曾分析了宗族成员对赘婿、养子的拒斥心态,说明男子通过婚姻关系和准血缘关系取得村籍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09—115页。
    ①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67页。
    ②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8页。
    ③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73页。
    ④ 转引自(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73页。
    ⑤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38页。
    ① 参见(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② 较有代表性的规点,可参见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万俊人:“回应韦伯:儒家伦理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载《开放时代》杂志,1998年第3期。
    ③ 参见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事实上,这种现象苏南地区并非个别。周怡博士对华西村的研究中发现,作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是“一个没有假日的村庄”。周怡认为,这种“无闲暇时间的劳作”,是一种体现集体主义原则的惯习,对村庄整合产生了重要作用。参见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3~208页。
    ① 数据来源:松江、苏州府,太仓州,无锡、江阴县人均耕地面积(1393—1932),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340页。
    ①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确实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是来自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人的劳动力,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因而,这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过密型增长”。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77页。
    ① 王堃:《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物产,第6页。
    ② “武进县调查报告”,《江苏实业月志》,6期,第58页。
    ③ 《申报》光绪六年五月十四日。
    ④ 《苏省茧市之状况》,《农商公报》,36期,第21页,1917年7月。
    ⑤ 转引自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298页。
    ⑥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579页。
    ⑦ 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1页。
    ⑧ 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2页。
    ⑨ 参见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292—293页。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刻本,58页。
    ② 杨端六、何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第33页。
    ③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47页。
    ① 参见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296—300页。
    ② (俄)恰亚诺夫:“社会农学的基本思想与工作方法”,载《恰亚诺夫选集》第4卷,海牙1967年,21页,转引自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308页。
    ③ 参见(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参见(美)J·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23页。
    ① S.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②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8页。
    ③ (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69页。
    ④ 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毅夫:“小农与经济理性”,载《农村经济与社会》杂志,1988年第3期; 秦晖:“市场信号与‘农民理性’”,载《改革》杂志,1996第6期:释然:“文化与乡村社会变迁”,载《读书》杂志,1996年第10期。
    ①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57页。
    ②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折南漕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19页。
    ③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兴利》,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④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兴利》,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⑤ (清)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1890)。转引自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97页。
    ⑥ (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转引自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41页。
    ⑦ 参见(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 参见(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册)、1974年版(下册)。
    ⑨ (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富民说》,中华书局1960年版,1页。
    ① (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富民说》,中华书局1960年版,2页。
    ② 参见任桐:“晚清苏南改良思想群落的地域成因”,《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③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1887)》,转引自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70页。
    ① 事实上,苏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也曾试图把资本投往县城、乡镇以获取较高利润,或避开帝国主义资本的挤压,或避开同行的竞争,并可利用乡村的的廉价劳力,如1905年朱幼鸿常熟创办裕泰纱厂,1906年蒋汝坊太仓设立济泰纱厂,1908年施子美等江阴开办利用纱厂,就是这样的的一些最初尝试。但结果往往不太理想,他们的生产成本并不比无锡的纱厂低,甚至还往往高于无锡的纱厂。从另一个方面米说,纱厂一般是规模较大、设备较全的,其他一些资金较小,不能自建动力设备的工业乡村集镇中就更加没有生存条件。参见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261页。
    ② (清)严金清:《严廉访遗稿》,“年谱”。
    ③ 温丰:《南浔丝市行》,(民国)《南浔志》卷31。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7页。
    ②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32页。
    ③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57页。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84页。
    ②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115页。
    ③ 参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224—226页。
    ④ (清)陶煦:《周庄镇志》卷四,风俗。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57页。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多种观点,可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69—287页。
    ③ 参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47页。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0页
    ②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69—70页。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0页。
    ① 该表数据系曹幸穗根据“满铁”调查资料整理。参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75页。
    ② “满铁”1936年对冀东三个村庄的调查资料显示,所有租约中2/3只维持了5年以下。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220页。
    ③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10页。
    ① 林惠海等对吴县枫桥镇孙家乡的调查中发现了两份分家书,分别记录了居阿根兄弟三人分产、周留福与姐姐金娥分产的情形,其中,所列租田均作为家产分割。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85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80页。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1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周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1页。
    ⑤ 苏州专区农村工作团:《土改实验乡和土改扩点实验乡实验总结报告》,苏州市档案馆藏档,卷宗号101—长期15(1),转引自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86页。
    ⑥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4页。
    ⑦ “满铁”调查资料,《无锡县》,转引自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82页。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4—165页。
    ② 转引自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6页。
    ③ 这一问题全国具有普遍性,以华中最为严重。相比较而言,由于苏南地区较好的天然条件和乡村工业改造的部分成功所起到的缓冲作用,这一地区有利于交租的那种约束力仍然起作用。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67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1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2页。
    ③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9页。
    ④ 周晓虹研究中发现,自1840年起,江浙农村中宗族血缘关系都出现弱化,其中,宗族血缘共同体的松懈程度以周庄所的苏南为最,浙北次之,而虹桥所的浙南再次之。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辽——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129页。
    ⑤ (清)陶煦:《周庄镇志》,卷四《风俗》。
    ⑥ 白衣:《民食与坟墓》,《蚬江声》(第四号)1921年11月1日,转引自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131—132页。
    ① 常永清、冯治:《江南水乡巨变——向阳村工业化历程》,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11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85页。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85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85—86页。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98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98页。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98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98页。
    ① 根据周怡整理的华西村资料,华西村的26名书记和副书记中,只有5位女性,并且这5位中有4人与老书记吴仁宝有血亲、姻亲关系。参见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27页。
    ①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221页。
    ②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05页。
    ③ 吴承明认为,三十年代一些调查表明中国农产品商品率常达50%左右,但这是个虚假的现象。因为这其中包括了农民之间地方小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也包括了农民为缴纳租税被迫出卖、日后仍需买回的返销粮。参见吴承明:“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杂志,1984年第2期。
    ① 黄宗智研究中发现,1939年—1940年之际,一市石平均售价为22元,秋后低至17元,翌年春季高达36元。凡有余粮的农民均尽可能把粮食贮藏到春季高价时脱手。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07页。
    ②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07—108页。
    ③ 李金铮多项统计资料的分析基础上认为,20—4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乡村负债率比卜凯、全国土地委员会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要高,30年代初以后,农民负债率多有增加之势。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6—34页。
    ④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8—58页。
    ①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107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5页。
    ③ 参见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16页。
    ④ 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197页。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27页。
    ②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21页。
    ① 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54页。
    ③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152页。
    ④ 吴洁人主编:《昆山市农业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91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经济体制卷》(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425页。
    ②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年内部印行,13页。
    ③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年内部印行,213页。
    ④ 中共吴县县委:《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70,定期,案卷号93。
    ⑤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年内部印行,114页。
    ⑥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载《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158页。
    ⑦ 参见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① 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422—433页。
    ②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212页。
    ③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 M.E.Sharpe. 1993,p. 13.
    ④ 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353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358页。
    ③ 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④ 《昆山县周庄公社一平二调材料汇总》(1960年12月7日),昆山周庄镇档案室藏档。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177页。
    ⑤ 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110页。
    ⑥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73页。
    ① 据周晓虹1996年9月21日下午昆山周庄镇访问原乡妇女主任蒋新仪的口述资料。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189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284页。
    ① 转引自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410页。
    ② 极少数人可通过参军或上大学获得改变身份的机会。
    ③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79页。
    ④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181页。
    ①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182—183页。
    ② 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77—78页。
    ① 参见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92—115页。
    ② 王汉生:“中国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版,203页。
    ③ 黄平:“从乡镇企业到外出务工”,《读书》 1996年第10期,65页。
    ① 龚浔泽:“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中国改革》 2004年第5期。
    ②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314页,329页。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中共中央先进性教育办公室宣传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学习出版社 2006年版,100页。
    ① 今天的华西村,别墅、金塔、农民公园已成为华西旅游三产的支撑项目,尽管没有人统计过它们究竟为华西村带来多少直接的收益,但是,这种直接效益的存已是显见而不争的事实。
    ② 资料来源:《华宏模式》,华宏集团内部资料。
    ① 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111—112页。
    ②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165页。
    ① 资料来源:《华宏模式》,牛宏集团内部资料。
    ① 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174页。
    ② 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177页。
    ① 欧阳润平:《企业伦理学——培育企业道德实力的理论和方法》,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38页。
    ①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197页。
    ②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197-198页。
    ③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194页。
    ① 张和平:“重塑质量形象 高擎名牌大旗”,《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3日。
    ①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版,33页。
    ②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 1998年版。
    ③ 参见王小锡、华桂宏、郭建新:《道德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①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118页。
    ②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173页。
    ①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企业主收入大幅度提高。例如,改制前,张家港曾规定乡镇企业负责人收入不得超过职工平均收入的3倍,如要超过,需经市委书记特批,且最多只能达到职工平均收入的5倍。而改制以后,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大型乡镇企业主的收入大约150万-200万。参见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198页。
    ① 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107—110页。
    ② 资料来源:《华宏模式》,华宏集团内部资料。
    ③ 资料来源:《华宏模式》,华宏集团内部资料。
    ④ 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147页。
    ⑤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61页。
    ①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302页。
    ② 国内学者的这一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可参见历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 1995年版,《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③ 曹锦清曾对南街村的分析中指出,超过10000人的外来打工者参与了南街村集体福利的创造,但基本上享受不到比工资丰厚得多的集体福利,据此认为,南街村集体企业对外来人员上呈现出一种“集体资 本主义”性质。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153页。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提供。
    ②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2006》(电子版),江苏省统计局官方网站提供。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112页。
    ①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48页。
    ②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局官方网站提供。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53页。
    ① 这段话是费孝通考察结束后扬州的总结会议上发言时表述的。转引自朱通华、孙彬:《苏南模式发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2页。
    ① 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193页。
    ② 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200页。
    ③ 刘卫民:“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2期。
    ④ 唐岳良、陆阳:《苏南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42页。
    ①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版,201页。
    ② 数据来源:华西村历年工农业总产值水平,见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313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中共中央先进性教育办公室宣传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学习出版社 2006年版,26页。
    ① 《新华日报》,1979年2月19日。
    ② 潘维认为,通过改革前就存的农村社区集体,农村干部使农民能够有组织地、相对安全地进入市场,省掉了很多摧毁旧机构和建立新机制的高昂成本。并且,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农村集体,对市场竞争具有出人意料的适应能力,竞争力非常强大。他还指出,有些地区的农村工业毛泽东时代就比较发达,这些地区的基层干部改革之初往往抵制非集体化浪潮;而工业化不那么高的地区,生产责任制通常实行得较早。因此,他提出了“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与农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之核心命题。参见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18—19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中共中央先进性教育办公室宣传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学习出版社 2006年版,59页。
    ④ 1984年中央颁布的4号文件即《党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文件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人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文件还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发展方向上给予积极引导,按照国家有着政策进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这一文件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政策性鼓励和推进作用。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238页。
    ⑥ 转引自唐岳良、陆阳:《苏南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42页。
    ① 朱通华:《论“苏南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1页。
    ②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南的成功实践,《新华日报》,1993年12月29日。
    ③ 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649-650页。
    ④ 刘卫民:“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淡录”,《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2期。
    ① 数据引自朱通华:《论“苏南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70页。
    ② 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 1989年版,544页。
    ① 周怡:《中周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115—120页。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版,27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版,29页。
    ③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版,30页。
    ④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14页。
    ① 引自宋学宝:“‘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载《改革》杂志,2001年第3期。该表数据是经过对《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87—1998)的数据整理得出,表中数据都是相对数。
    ② 参见顾介康:“论‘苏南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创新发展”,载《群众》杂志,1997年第12期。
    ①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308页。
    ①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306页。
    ② 周庄镇人民政府文件(周政发[1995]11号),文件来源于华宏村村委会档案室。
    ① 资源来源于冯治2005年5月10日上午华西村与吴仁宝夫妇的访谈记录。引自冯治:《永葆先进——吴仁宝与华西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140—141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89页。
    ① 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版,94—95页。
    ① 转引自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214页
    ① 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37页。
    ① 转引自宋林飞:“‘苏南模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江海学刊》 2001年第3期。
    ①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37页。
    ②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39页。
    ③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41页。
    ④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217页。
    ⑤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218页。
    ⑥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237页。
    ⑦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239页。
    ① 路径依赖又译为路径依赖性,意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有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大卫(Paul A.David)1985年提出,W·马兰·阿瑟(W.Brian Arthur)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关于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1990年以后,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eil North)等人将这一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②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些学者不同意苏南模式“终结”论,认为这一模式只是“创新演进”。参见顾松年:苏南模式:“是已经历史终结,还是创新演进?”,载《江南论坛》杂志,2000年第12期。
    ① 曹宝明、顾松年:“‘新苏南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与路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 2006年第2期。
    ② 曹宝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苏南发展模式’的分析与解释”,《江海学刊》 2005年第4期。
    ① 参见樊和平等:“最强最好的动力:江苏‘伦理——经济生态’研究”,载《江苏发展道路与发展特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420-442页。
    ② 例如,苏州市目前参照城镇社会保障的做法,全市农村全面建立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大病风险型合作医疗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农村各类企业、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同时全面推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从事农业生产(包括种植、养殖业等)为主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对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老年农民,建立社会养老补贴制度。其中,昆山市“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已达100%,全市累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已突破140万人,参保率达到78%;有56万老年农民无门槛进入农村社保,每人每月领取80至120元的养老补贴,占全市老年农民78%。
    ① 苏州市农村经济研究会:“对苏州市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点认识”,《中国农村经济》 1999年第12期。
    ① 数据来源:《华宏模式》,华宏集团内部资料。
    ① 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比较”,《改革》 2001年第4期。
    ① 数据参见郑江淮:“产权制度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资金供给”,载《经济管理》杂志,2001年第4期,12页。
    ② 汪素芹等:“抓住机遇,顺势推进:经济国际化道路的江苏策略”,载《江苏道路与江苏发展特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135页。
    ① 唐岳良、陆阳:《苏南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218-221页。
    ① 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650页。
    ② 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650页。
    ③ 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658页。
    ④ 2005年末,中宣部、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将吴仁宝作为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全国重大典型,并派出阵容强大的中央新闻采访团赴华西采访。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以“新农村的带头人”为题专访了吴仁宝。
    ① 周晓虹先生对昆山周庄镇的个案研究,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
    ② 江阴周庄镇的调查中,周庄镇前党委书记张新炯告诉我,除了上述两个周庄以外,苏北兴化市还有另一个周庄镇。三个周庄,名称相同,经济发展特色却差异甚远,且产业结构分别以第一(农业)、第二(工业)、第三(旅游业)为主。我想,如果能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江苏三周庄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伦理文化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将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③ 正因为当前苏南发展中不同地区存的差异件,一些学者不赞成使用“新苏南模式”的概念。不过,笔者认为,一种“模式”的存,并不以其自身内部的高度统一为前提,且模式本身亦是可以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写作中使用了“新苏南模式”的概念。
    ④ 参见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休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① 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② 针对温州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有学者也提出了“新温州模式”的概念。参见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比较”,载《改革》杂志,2001年第4期。
    ① 一般认为,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又称浙东文化)。其特点是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与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1—3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列宁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邓小平文选》,1—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册,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册,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中册,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中册,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下册,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1986年版。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000年版。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 1979年版。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商务印书馆 1926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二十九),中华书局 2000年版。
    (清)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 1965年版。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 1960年版。
    (清)张履祥辑补:《沈氏农书》,中华书局 1956年版。
    (清)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清)褚人获:《坚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刻本。
    (清)严金清:《严廉访遗稿》,1923年刻本。
    (宋)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中华书局 1990年版。
    (清)陶煦:《周庄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清)李铭皖、谭钧培修,(清)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清)纪磊、沈眉寿:《震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清)金吴澜、李福沂修,(清)汪堃、朱成熙纂:《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曹允源,李根源:《民国吴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陈其弟点校:《吴邑志》,广陵书社 2006年版。
    周庆云:《南浔志》,1922年刻本。
    (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2—1995年见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度版本,1996年起采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字。
    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1980—200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各年度版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经济体制卷》(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统计年鉴》,1983—2000年见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度版本,2001年起采用江苏省统计局官方网站数字。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78~1987)》,农业出版社 1989年版。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89—2006年农业出版社各年度版本。
    《苏州年鉴》,1984—2006年,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等出版。
    《无锡年鉴》,1998—2006年方志出版社各年度版本。
    《常州年鉴》,1991—200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常 州年鉴社等出版。
    《江阴年鉴》,1988—2004年,苏州大学出版社、方志出版社等出版。
    《张家港年鉴》,1998—2006年方志出版社各年度版本。
    《常熟年鉴》,2000—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出版。
    (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6卷),东京岩波书店 1952—1958年版。
    (日)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资料》,汪馥泉译,南京大东书局 1934年版。
    (美)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
    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施沛生编:《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3辑),北京三联书店 1957年版。
    杨端六、何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1年版。
    中国产业地图编委会、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长江三角洲产业地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江苏省行政公署内务司:《江苏省内务行政报告书》,江苏省行政公署内务司 1914出版。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刊本。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年内部印行。
    吴洁人主编:《昆山市农业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
    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编:《荣家企业史料》(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总结》,江苏省档案馆藏。
    中共吴县县委:《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江苏省档案馆藏。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中共中央先进性教育办公室宣传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学习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南的成功实践”,《新华日报》1993年12月29日。
    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先进文化和道德的基本观点课题组:《经典作家关于道德的基本观点综述》,内部资料,未公开。
    周庄镇人民政府文件:《关于规范和加强私营、个体工业管理的意见》(周政发[1995]11号),华宏村村委会档案室藏。
    《华宏模式》,华宏集团内部资料。
    (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上册)、1974年版(下册)。
    (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苏)A·H·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黄其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美)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 2003年版。
    (美)A.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年版。
    (美)A.麦金太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百科全书派、谱系学和传统》,万俊人、唐文明、彭海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修订版。
    (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版。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版。
    安广禄:“我国最早的乡规民约”,《今日农村》1998年第4期。
    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1年版。
    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之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美)罗吉斯、(美)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年版。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版。
    曹宝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苏南发展模式’的分析与解释”,《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曹宝明、顾松年:“‘新苏南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与路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2期。
    钞文、李灿:“苏南冲破‘苏南模式’”,《经济参考报》2002年10月19日。
    常永清、冯治:《江南水乡巨变——向阳村工业化历程》,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年版。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美)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杨敏如、韩建中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
    陈翰笙:《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年版。
    陈均、任放:《经济伦理与社会变迁》,武汉出版社 1996年版。
    陈俊杰:《关系资源与农民的非农化——浙东越村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陈全生主编:《腾飞之路——无锡市争创“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陈兴中、周介铭主编:《中国乡村地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版。
    陈瑛:“改造和提升小农伦理”,《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2期。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储东涛、须俭:“‘苏南模式’的新走向——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调查”,《安徽决策咨询》2001年第3期。
    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I, Ph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美)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林毅夫、赵耀辉编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版。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党国印:“发展与冲突:一个理论假说与经验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邓英淘、崔之元、苗壮:《南街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杜润生:《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革命》,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年版。
    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年版。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 1996年版。
    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7年版。
    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Eisenstadt, S. N. ,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London: The Free Pr. of Glencoe, 1963.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 1998年版。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费孝通: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5.
    费孝通:《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版。
    冯治:《吴仁宝评传》,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冯治:《永葆先进——吴仁宝与华西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高兆明:《存与自由:伦理学引论》,南京师范大学 2004年版。
    高兆明:《制度公正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龚刚:“伦理学研究的经验之维——万俊人教授谈伦理叙事研究”,《清华哲学年鉴》(2004),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龚浔泽:“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中国改革》2004年第5期。
    顾焕章主编:《江南农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顾介康:“论‘苏南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创新发展”,《群众》1997年第12期。
    顾松年:“苏南模式:是已经历史终结,还是创新演进?”,《江南论坛》2000年第12期。
    顾松年:“向区域经济模式拓展延伸——再论‘苏南模式’的创新演进”,《现代经济探讨》2001年第7期。
    顾松年:“从苏南模式的创新演进到新苏南模式的孕育成型”,《现代经济探讨》2005年第4期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韩喜平:“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何加正:“从‘江阴极块’看‘苏南模式’新生”,《人民日报》2000年3月24日。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中华书局 2005年版。
    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比较”,《改革》2001年第4期。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胡福明:“苏南改革和发展的轨迹”,《江南论坛》2002年第7期
    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8年版。
    黄平:“从乡镇企业到外出务工”,《读书》1996年第10期。
    (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版。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2000年版。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2000年版。
    (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Jean C. Oi. ,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美)J·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
    焦国成:《传统伦理及其现代价值》,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焦龙华:“我国蚕丝业之回顾与前瞻”,《农村经济》第一卷,第12期,1934年。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江苏发展道路与发展特色研究课题组:《江苏发展道路与发展特点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册),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
    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 1936.
    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 1995年版。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版。
    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5年版。
    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李银河:《生育和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李熠煜:《关系与信任——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年版。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日)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东京有斐阁1953年版。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余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林毅夫:“小农与经济理性”,《农村经济与社会》1988年第3期。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刘豪兴、冯月根等:《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刘建荣:《新时期农村道德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读书》1999年第6期。
    刘卫民:“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刘远征:“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金三角》2000年第8期。
    陆学艺:《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中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1998年版(下)。
    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罗能生:《产权的伦理维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 M.E.Sharpe. 1993.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后农村各阶层思想动态述析(1950-1952)”,《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2期。
    (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
    欧阳润平:《企业伦理学——培育企业道德实力的理论和方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Gambri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9.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韩)郑靖吉、魏蔚等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秦晖:《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8年版。
    秦润新:“新世纪初‘江阴现象’的理论解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瞿振元、李小云、王秀清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美)R.科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任桐:“晚清苏南改良思想群落的地域成因”,《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汝信主编:《城市化: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沈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沈立人:“论吴文化与吴经济”,《江海学刊》1997年第3期。
    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释然:“文化与乡村社会变迁”,《读书》1996年第10期。
    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宋学宝:“‘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改革》2001年第3期。
    宋林飞:“‘苏南模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宋林飞:“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费孝通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苏澄:《锦绣华西:华西大队高速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苏州市农村经济研究会:“对苏州市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点认识”,《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2期。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孙海泉:“上海辐射与苏南地区思想观念嬗变的动因分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02年12月。
    Talcott Parsons, Capitalism in Resent German Literature, Ⅱ:Max Weber,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7,1929).
    陶友之主编:《苏南模式与致富之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谭秋成:《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特征与变革》,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唐凯麟:《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唐凯麟:《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唐岳良、陆阳:《苏南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同春芬:《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ttfogel, Karl August,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美)W·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Ⅰ—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05年版。
    万俊人:“回应韦伯:儒家伦理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
    王贵宸、张留征等:《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
    王国平:《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王汉生:“中国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王景新:《村域经济转轨与发展——国内外田野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王露璐:“若干经典理论对乡村经济伦理研究的资源意义”,《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1期。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王铭铭:《走乡土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王霞林主编:《苏南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小锡、华桂宏、郭建新:《道德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王小锡、朱金瑞、汪洁:《中国经济伦理学20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小锡:《经济的德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
    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
    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5年版。
    王仲鸣编译:《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
    韦森:《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三联书店2005年版。
    吴祥钧:“‘苏南模式’的历史功绩及其终结”,《现代经济探讨》,2001年第7期。
    (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夏伟东:《道德本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夏伟东:《变幻世界中的道德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小田:《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
    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肖向东:“吴文化的理论定位与关系研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谢志岿:《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型——制度、政策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美)许娘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许伯明主编:《吴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宋恩荣主编,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张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杨勋、刘家瑞:《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总体述评与区域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虞友谦:“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
    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
    张和平:“重塑质量形象高擎名牌大旗”,《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3日。
    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张军、王晓毅、王峰:《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张俊杰:《苏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张朴夫、吴志云:《吴仁宝与华西村变》,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
    张岂、谢阳举:“哲学与跨学科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张维迎:《产权、政府和信誉》,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张锡勤、饶良伦、杨忠文编著:《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张之沧、王小锡:《人性与伦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1995年版(第2卷)、1997年版(第3卷)、1998年版(第4卷)
    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郑江淮:“产权制度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资金供给”,《经济管理》2001年第4期。
    郑有贵:“苏南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以常熟市及其4个企业为例”,《教学与研究》2002年12期。
    周辅成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上卷),1987年版(下卷)。
    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周晓虹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春平:“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产权比较”,《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
    朱金龙、詹刚:“张家港精神——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创造”,《求是》1995年第22期。
    朱永新主编:《吴文化读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朱通华:《论“苏南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朱通华、孙彬:《苏南模式发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2000年版。
    庄仁兴主编:《江苏省乡村经济类型及其彤成、演变特点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