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法律拟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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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拟制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并不显著的领域，往往只是在与其他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时方被提及，但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拟制存在的重要意义，更不能因此否定研究法律拟制的重要价值。实际上，法律拟制的适用范围很广，在民法、行政法特别是刑事法领域，均广泛应用到了法律拟制。我国现行《刑法》中就大量存在着法律拟制条款。然而，对法律拟制的适用并没有在人的直接意识中明确地表达出来，而往往仅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故而有学者将法律拟制比喻为“隐没的冰山”：冰山的十分之九仍在水面以下，而仅仅有十分之一露出了水面为人所知。而且，这仅仅“露在水面上的十分之一”还主要是针对法理学领域和民事法领域的法律拟制的研究，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更遑论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系统研究。可能正是因缺乏系统研究而导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些学者纷纷对法律拟制的“正当性”提出了各种质疑和诘问。而对法律拟制的评价将直接关系到对我国现行《刑法》中法律拟制条款的适用以及未来刑事立法技术的选择。因此，本文尝试进行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和形成要件进行证成和辨析，对法律拟制在我国刑法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论证，并对我国刑法中的法律拟制条款进行全面梳理，以期对立法机关妥适设置法律拟制条款以及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拟制条款有所裨益。本文分为导言和正文两部分。根据内容布局，正文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章阐述和论证了法律拟制的概念及特征、法律拟制的类型，以及法律拟制产生的原因等内容。法律拟制，应是指立法者基于某种价值目的的考虑，不论事实上的真实性，有意用现有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去解释和适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将不同事物等同对待并赋予其相同法律效果，从而达到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体现法律基本价值之目的的立法技术或立法活动。法律拟制具有拟制事实相异性和引证性等形式特征，以及假定性、不可反驳性、规范性、非普适性和政策导向性等实质特征。根据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拟制进行不同的分类：按逻辑可能性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推定性法律拟制和假定性法律拟制；按设置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按适用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民事法拟制、行政法拟制和刑事法拟制等。法律拟制的产生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应对客观事实的无限性。一方面，解决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和对客观事实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法律拟制来调和；另一方面，通过复杂问题简单化以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需要具有简化功能的法律拟制。其二，弥补法律自身的漏洞。刑法中的法律拟制是弥补刑法缺陷和漏洞的必然要求，是刑法确定性和现实不确定性之间的必然选择。其三，维护法律稳定的需要。通过运用法律拟制的立法手段，既可以在实质上弥补原有法律规则的漏洞，又能在形式上保持原有法律规则不变的前提下，实现法律体系的完整与内部一致，从而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其四，法律拟制能够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解决始料未及、却在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特殊情况的绝佳应对之策，故而其对于满足法律的发展和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来说，是一项不得不倚重的立法技术。
第二章证成和辨析了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和形成要件等。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法律拟制不论对于制定法还是判例法而言，均是一项实践操作层面的典型立法技术；法律拟制也是刑事政策得以通过刑法予以充分贯彻实施的重要途径；通过设置法律拟制，还可以避免法条冗繁、维护法律稳定、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等，从而节约刑法实现成本、促进刑法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刑法经济性；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生动体现，而罪刑均衡是实质正义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正是以实现罪刑均衡为目标引领，立法者方才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在法律领域尤其在刑事法领域，我们需要运用类比思维来解决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以使我们的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应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而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其实就是类比思维在刑法领域的生动写照。不可否认，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在具有法律经济性等优点的同时，也确实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威胁”而存在一定的风险。不恰当地设置法律拟制，就可能会将法律拟制“等同视之”的效果扩展至国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外，以致可能违背刑法的机能、加剧重刑主义、侵蚀罪刑均衡之基本原则，并可能导致刑法理论的混乱等。虽然法律拟制设置不当可能会产生上述“威胁”，但法律拟制也绝非有些学者所批判的那般一无是处或不可容忍。我们不能用普通的刑法理论来随意指摘法律拟制的不足，对其科以各种“正当性”质疑。法律拟制虽然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但也绝不漠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法律拟制既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的要求，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要求。法律拟制也并不因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而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法律拟制条款具备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其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并行不悖，适用特别规定的构成要件并不代表就虚置了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因此，法律拟制实际上并非学者所批判的那般充满威胁和矛盾，只是由于立法者有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拟制应有的设置规则和要求，才导致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而且，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并不能由此就推断出法律拟制的不合理，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法律拟制追求罪刑均衡的实质内涵。另外，根据刑法中法律拟制的内涵及其存在的法理基础等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一般包含基础性事实和参照性法律两个形成要件。法律拟制本身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基础性事实的存在正是设置法律拟制的前提条件。法律拟制的基础性事实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未被刑法评价的行为事实和刑法规定或确认的法律事实。前者是指随社会发展而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性而应科处刑罚的行为事实。由于这些行为原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因而不值得科处刑罚，也就无需由刑法进行评价。但随着其社会危害性的产生或增大，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立法者就通过法律拟制，将该行为事实拟制为刑法中所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后者是指因社会的发展或者行为人实施的其他积极或消极行为，而使得社会危害性增大而应加重刑罚，或者社会危害性减小或消失而应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刑法中已做评价的行为事实。由于这些行为原先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刑法已经对其作过评价。但随着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增大或者行为人实施的其他消极行为以至于应科处更重刑罚，或者社会危害性减小、消失或行为人实施的其他积极行为以至于仅可科处较轻刑罚或不应科处刑罚，立法者就通过法律拟制，将该行为事实拟制为刑法中所规定的某一较重犯罪、较轻犯罪，甚或将其拟制为无罪。刑法中的大部分法律拟制就是以这类基础性事实为前提而设置的。参照性法律，是指形成法律拟制所参照或依照的刑法规范。基础性事实须结合参照性法律方能够最终形成法律拟制。综观《刑法》，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任何一个法律拟制条款中均存在参照性法律，只不过有些体现得比较直接、明显，而有些则相对隐晦。基础性事实须结合参照性法律方能够最终形成法律拟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参照性法律是法律拟制性质的重要保障；二是以参照性法律为依据是实现刑法经济性的要求。
第三章对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的法律拟制条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法律拟制并不仅仅局限于刑法分则中的拟制性规定，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不同而等同视之”的规定也属于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范畴。例如，《刑法》第6条第2款将浮动领土视为领土的拟制；《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拟制；《刑法》第8条、第49条、第63条第2款、第65条等但书规定将某些符合规定的情形视为不符合该规定的拟制；《刑法》第66条将特别累犯视为累犯的拟制；《刑法》第67条第2款将“准自首”行为视为自首的拟制；《刑法》第91条第2款将部分私人财产视为公共财产的拟制；《刑法》第93条第2款将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视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拟制；等等。当然，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还主要是集中于刑法分则中。根据法律拟制在刑法中具体拟制对象的不同，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可以分为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对犯罪主体的法律拟制、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以及对其他对象的法律拟制等。其中，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拟制规定。根据所拟制的行为类型T1与行为类型T2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将该种类型的法律拟制具体划分为将非犯罪行为拟制为犯罪行为、将犯罪行为拟制为非犯罪行为、将此罪拟制为彼罪、将一罪拟制为数罪、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等类型的法律拟制。将非犯罪行为拟制为犯罪行为，是指基于某种特定的立法政策或意图，刑法将一种本来不符合犯罪构成特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刑法》第102条第2款、第155条、第236条第2款等。将犯罪行为拟制为非犯罪行为，是指基于某种特定的立法政策或意图，刑法将一种本应符合犯罪构成特征的行为规定为仅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这种类型的法律拟制在我国《刑法》中仅有一个条款，即《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后段。将此罪拟制为彼罪，是指将某犯罪行为Tl拟制为与其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的另一基本犯罪行为T2，如《刑法》第196条第3款、第247条后段和第248条第1款后段、第267条第2款等。将一罪拟制为数罪，是指刑法将本应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并应当作为一罪处断的犯罪行为，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改变《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而将其按照数罪对待的情形。这种法律拟制在我国刑法分则中仅有一个条款，即《刑法》第204条第2款。将数罪拟制为一罪，是指依照刑法理论，在行为人实施数罪而应当予以数罪并罚的情况下，立法者为了实现某种政策或意图，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改变《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而将其以一罪论处的情形。如《刑法》第153条第3款等11个连续犯条款、第171条第3款、第208条第2款、第398条第2款等。对犯罪主体的法律拟制包含将“无身份者”拟制为“有身份者”和将“有身份者”拟制为“无身份者”两种类型。前者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第388条之一第2款等；后者如《刑法》第253条第2款。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包含《刑法》第247条后段和第248条第1款后段、第289条前段、第292条第2款等条款。对其他对象的法律拟制包括《刑法》第149条第2款、第367条第3款、第383条第1款第3项后段、第451条第2款等条款。
第四章对刑法中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进行了辨析，并梳理了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条款。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经对某一问题作出基本规定的前提下，对于其中某些容易被混淆或忽略的情形，为避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或误解，而又专门独立列出，以重点提醒司法工作人员注意的规定。注意规定具有提示性、重复性和标志性等特征。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具有补充主要规定不足之作用及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等相同之处，但同时它们在所规定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关系、适用条件，以及功能等方面也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综合某条款在不存在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是否与其存在时相同、法条所蕴涵的立法意图，以及某条款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可推广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区分。通过把握注意规定的特征及其与法律拟制的区别等，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诸多注意规定条款。根据条款所提示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将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分为提示需“明知”的注意规定、提示以共犯处断的注意规定、提示应数罪并罚的注意规定、提示按强奸罪论处的注意规定、提示依照职务犯罪论处的注意规定、提示依照特殊规定定罪处罚的注意规定，以及提示其他的注意规定等七种类型。
第五章对转化犯、法定的一罪、处断的一罪，以及推定等其他与法律拟制具有一定“家族类似性”的概念，与法律拟制进行了辨析。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之所以某些刑法条款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法律拟制和转化犯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法律拟制与转化犯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法定的一罪包括集合犯和结合犯两种形态，故而区分法律拟制与法定的一罪就必须分别区分法律拟制与集合犯、结合犯。集合犯和结合犯实际上均属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处断的一罪中可能与法律拟制存在“交集”的是连续犯和牵连犯。连续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实际上呈一种交叉的关系，其交集即为《刑法》第153条第3款、第201条第3款、第263条等11个经法定化的连续犯条款。牵连犯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如均是将实质上的数罪以一罪处断、所包含的数行为之间均具有异质性和一定程度的牵连性，以及均是将数罪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或从一重罪从重处断等。当然，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具有更大的相异性：牵连犯是将数罪酌定为一罪处断，而法律拟制是将数罪法定为一罪处断。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在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只能呈现平行的状态，而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既是牵连犯又是法律拟制的规定。推定，是指经法律规定可以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反驳或推翻的一种证据规则。法律拟制和推定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均具有假定的成分且均涉及两个事实，只要一事实的存在得到证实，就能产生与另一事实相同的法律效果，即均是通过对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推及另一个事实的存在。但它们之间在所涉及的两个事实间的关系、性质、所要意图解决的问题、对举证责任的影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第六章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应然性设置规则和程序进行了建构。法律拟制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假定或虚构，是一种特殊的立法活动，其虽然可以不受逻辑和常规归罪原则的约束和检验，但毕竟存在一定的威胁，一旦设置不当就可能会产生破坏法治、戕害公民自由等诸多严重的后果。因此，为了规避法律拟制设置不当的威胁，在刑法中设置法律拟制时就应当遵循一定的设置规则。其一，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立法拟制原则，即应将法律拟制的设置主体限定为立法机关，严禁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进行任何形式的法律拟制。其二，法律拟制的设置均应遵循拟制相当性原则，即要求立法者在运用法律拟制技术时，必须考量拟制情形与被拟制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是否具有相当性，两者的事实是否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等值关系。只有当拟制情形与被拟制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上相当且能够建立起等值关系时，才能进行法律拟制。其三，法律拟制的设置应符合刑法机能的协调机制，遵循刑法机能协调之原则。即应尽量减少通过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手段来实现立法者的政策和意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稳定。只有当不强调社会保护就无法维护社会秩序以致可能危害到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时，才能设置法律拟制条款。其四，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拟制谦抑性原则，既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将“第二法”作为法律“急先锋”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的法律拟制条款，也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能够以其他方式实现立法者政策或意图的不必要的法律拟制条款。其五，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司法便捷原则，立法者在设置法律拟制条款时应着重考虑所设置的法律拟制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会产生何种实效，能否切实起到解决司法争议的作用等因素。另外，由于法律拟制因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威胁”而较难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因而为了应对和防范这种“威胁”并加强其被认同感，还应当采用更严格的特定立法程序，即应在一般刑法条款的立法程序之外再设置一些特定立法程序来规范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或法律拟制条款的设置。首先，对于法律拟制，应设置包括立法听证会和立法论证会在内的特定的公众参与程序。消除误解的最好方式是主动公开而不是刻意遮掩。欲要使法律拟制规定不超出普通民众的预测和理解范围，从而消除公众对法律拟制的误解，加强法律拟制的被认同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公众参与法律拟制条款的制定。其次，应设置法律拟制的立法说明程序。要求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说明其行为的理由以防止权力的恣意使用，是所有有关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而且，只有对行为的理由进行说明，所实施的行为才能更容易被社会公众理解、认可、接受和服从，从而更有利于获得行为的正当性基础。最后，应设置法律拟制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程序。为了实现使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又必须是良好法律的目标，我们不仅要重视法律拟制的设置程序，还应重视法律拟制设置之后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等监督程序。即应积极、主动地审查已生效的法律拟制条款，并收集法律拟制条款在实际适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对适用困难的法律拟制进行相应的立法解释，并废止那些拟制不当和业已失去“生命力”的法律拟制条款。
Legal Fiction is not a notable topic in legal researche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Legal Fiction's existence cannot be ignored only because of Legal Fiction is basicallymentioned only when it compared with other concepts, and its researches cannot beconsidered as worthless. Actually, Legal Fiction is a big topic which be widelyapplied in Civil Law, Executive Law and especially Criminal Law. There are lots ofArticles relate Legal Fiction in the pres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However, theapplication of Legal Fiction normally only exists in people's sub-consciousness, butnot in consciousness,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ome scholars likened Legal Fictionto "Iceberg": its "tip" which out of water can be seen by people, but there are still nineparts of contents in the water. In addition, even the one part mostly focused on fieldsof Jurisprudence and Civil Law, and there is less research on Criminal Law's LegalFiction, no mention a systemic research on this topic. Maybe the vacancy of asystemic research caused people "only can see a tree, but not a forest", and manyscholars pointed various "righteous" queries and interrogates on Legal Fiction. Thevaluation on Legal Fi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FictionArticles in pres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and the choice of criminal legislativetechniques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some groundbreakingworks: to analyze and argue jurisprudence basis and formation essentials of LegalFiction in criminal law, and to prove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Legal Fiction in pres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through combing articles relate to Legal Fiction inChinese Criminal Law.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introduction and main body,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ntents, the main body is separated as followingsix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llustrates the concept, features, types and roots of legal fiction.Legal fiction mean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certain values, legislatorsintentionally use the existing legal concepts, norms to explain and apply to the newcircumstances,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qualdifferent objects with the same legal effect, so as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or activity which could not only adapt to social demand but also reflect legal values.Legal fiction has formal features and essential features; the former refers to diversityand cross-references of fiction fact, the latter means fiction, irrefutability,normalization, non-universality, and policy-drive. Legal fiction could be classified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urposes and standards: as per different makers, it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legislative fiction and judicial fiction; as per differentapplicable legal branches, it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civil law fiction, administrativelaw fiction and criminal law fiction, ect. Legal fiction is made on specific bases,which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main points. First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asresponse to the un-limitedness of objective fact.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radictionsbetween limitedness of human cognition and infinite pursuit of objective fact need bereconciled by legal f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o achieve the social stability, it isevitable to use the simplified function of legal fiction to simplify complicated socialissues. Second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to cover legal loopholes. Under criminal law,legal fiction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covering loopholes and defectsof criminal law, but also the evitable choice of reconciling the legal certainty and theuncertainty in reality. Third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to maintain legal stability. As thelegislative device, legal fiction could assure the legal stability to maximum extent, bymeans of not only essentially making up the loopholes of existing legal rules, but alsorealizing jurisprudence integrit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the premise of formally maintaining existing legal rules. Fourth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to satisfy specificneeds of the society. Legal fiction is the excellent strategy to solve the un-expectablebut inevitable new problem or exceptionable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in order tomee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istently adapt to social needs, legislators haveno choice but to rely on legal fiction.
The chapter two criticizes and analyzes the legal bases and formation elements. Thelegal bases of legal fiction mainly reflect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ly, nomatter for statute law or case law, legal fiction is as typical legislative technique in thelevel of operating practice; secondly, legal fiction is a significant channel throughwhich the criminal policy c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 via criminal law; thirdly, legalfiction could avoi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maintain legal stability, solve judicialknotty problems, so as to save legal cost, promote maximization the efficiency andvalue of criminal law, and realize economical-efficiency of criminal law; fourthly,legal fiction is the vivid reflection of substantial justice pursued by legislators, justbecause leading by the aim of achieving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enalty,legislators formulated several provisions on legal fiction; finally, in the domain of law,particularly the criminal law, we need use analogical thinking to solve upcomingproblems, expand new thinking, so as to simultaneously maintain the legal stable andsolve arising new problems, and the legal fiction under the criminal law is exactly thevivid reflection of analogical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aw. It's undeniable thatalthough legal fiction under criminal law has the aforesaid virtues, e.g.legal-economical efficiency, meanwhile, it indeed could also have certain "threats". Iflegal fiction is made appropriately, its equivalence effect may expand out of people'sacceptable scope, as a result, the functions of criminal law may be violated, doctrineof severe punishment may be aggravated,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enalty may beeroded, more seriously, theories of criminal law may subject to chaos. Althoughinappropriate stipulation may cause the aforesaid threats, there is no ground for somescholars to criticize legal fiction as useless or intolerable. We cannot casually useregular criminal law theories to blame deficiencies of legal fiction, and doubt its legitimacy. Although legal fiction focuses on social protection function of criminallaw, however, it by no means would ignor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unction ofcriminal law. Legal fiction neither violate formal nor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principle of legality. Legal fiction also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fication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the objective elements because it neither falls intosubjective culpability nor objective culpability. Legal fiction has unique system of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which is not contradict with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basic rules, si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special provisionsdoes not mean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basic rules would become nominal.Therefore, in fact, legal fiction is not as threatening or contradictious as described bythese criticizers. Only when legislators did not formulate legal fiction in accordancewith proper rules and requirements, could cause the unreasonable setting of certainlegal fiction. In addition, given some of unreasonable settings of legal fiction, it isimproper to deduce legal fiction is unreasonable, nor to deny the essential intention oflegal fiction, i.e. pursuing balanc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the connotation and legal bases of legal fiction under criminal law, we can find thelegal fiction under criminal law generally contains two formation elements:fundamental facts and 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s. The legal fiction itself is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fundamental fact. The existing of fundamental fact is theprecondition of establishing legal fiction. Fundamental fact of legal fiction mainlyreflects in two forms: behavior fact which is not evaluated by criminal law and, legalfact stipulated or confirmed by criminal law.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behavior factwhich causes serious social perniciousn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should be imposed punishment. In the beginning, this behavior originally did not havesocial perniciousness or had little social perniciousness, therefore, it did not deserve tobe punished nor evaluated by criminal law. However, with the emersion orenlargement of social perniciousness, once it exceeds the threshold of penalty,legislators would fictionalize this behavior as one type of criminal behavior by meansof legal fiction. The latter means, due to o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behaviors causedby social development or conducted by the doers, the social 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enlarged thereby legislators should aggravate penalty on this behavior, orthe social 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decreased or decimated thereby legislatorsshould alleviate or relieve penalty on this behavior. Owning to the original socialharmfulness of these behaviors, criminal law already evaluated these behaviors.However,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by means of legal fiction, legislatorsfictionalized these behaviors as certain heavy offense, minor offense, or eveninnocence: social 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increased or the doer conductedother negative behaviors to the extent of deserving heavier penalty; social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decreased or decimated, or the doer conducted otherpositive behaviors to the extent of deserving lighter or no penalty. In criminal law,most of legal fiction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is type of fundamental fact.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 refers to, in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of the legal fictioncriminal law code which is referred or abided by. Combining with criterion-referencedstatute, fundamental fact could finally forms legal fiction. Overview the Criminal Law,every legal fiction provision therein all contains 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 merelysome 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s are direct and obvious, while others are relativelyobscure.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fundamental fact should combine with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 to form legal fiction: on one side, criterion-referencedstatute is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nature of legal fiction; one the other, toachieve economical-efficiency of criminal law, must reply on criterion-referencedstatute.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legal fiction under the General Rule and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is sort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s. Legal fictionunder the Criminal Law is not limited to fictional provisions in the Specific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but also includes the rule of "regard falseness as truth"under the General Rules. For instance, the Article6.2of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floating territory as real territory; the Article30of Criminal Law is the fiction of unitcrime; the proviso provision of Criminal Law, e.g. Article8, Article49, Article63.2,Article65, ect. Fictionalize certain circumstances which actually fulfill requirement as not fulfilling; the Article66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special recidivism asrecidivism; the Article67.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quasi-voluntarysurrender as voluntary surrender; the Article91.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part of personal property as public property; the Article93.2of the Criminal Lawfictionalizes part of non-national functionary as national functionary; ect. Accordingto varying specific fictionalized object, the legal fiction under Specific Provision ofthe Criminal Law could be classified as legal fiction of objective behavior, legalfiction of subject of crime, legal fiction of subjective aspect, and legal fiction of otherobjectives, ect. Therein, among the legal fictions und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 of theCriminal Law, legal fiction of objective behavior has the largest quantities, mostwidespread and complexity. As per the relation between fictionalized behavior typeT1and T2, legal fiction of objective behavior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fictionalizing non-criminal behavior as crime, fictionalizing crime as non-criminalbehavior, fictionalizing one type of crime as another, fictionalizing one crime as pluralcrimes, fictionalizing plural crimes as one crime, ect. Fictionalizing non-criminalbehavior as crime means, for certain policy or intention,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the behavior non-conforming to constitution of crime as crime, for instance, theArticle102.2,155,236.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ing crime as non-criminalmeans, for certain policy or intention,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the crime asbehavior non-conforming to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is kind of legal fiction onlyexists in one clause of the Specific Pro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namely Article383.1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ing one type of crime as another refers to, the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behavior type T1as T2, while T1and T2shares certaincommon grounds but the essences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e.g. the Article196.3,last paragraph of Article248, Article267.2of the Criminal Law. The meaning offictionalizing one crime as plural crimes is, by means of mandatory provisions, thecriminal law changes the combined punishment rule of Article69of the Criminal Law,stipulating one crime which should be evaluated as a whole and judged as one crime,as plural crimes. This kind of legal fiction only exists in one clause of the SpecificPro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namely Article204.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ing plural crimes as one crime refers to, in accordance with criminal lawtheo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behavior should be imposed combinedpunishment because of conducting plural crimes, considering certain policy orintention, the legislator compulsorily stipulates these plural criminal behaviors s onecrimes, thereby overstepping the combined punishment rule under the Article69ofthe Criminal Law. For instance, the continuing offence provision of Article153.3andanother10continuing offence provisions, the Article171.3,208.2, and398.2. Legalfiction of subject of crime contains fictionalizing people without identity as peoplewith identity, and fictionalizing people with identity as people without identity. Theformer refers to Article382.2, Article388(A).2, ect. The latter such as Article253.2.Legal fiction of subjective aspect contains the last paragraph of Article247, firstparagraph of Article248.1, first paragraph of Article289, and Article292.2. Legalfiction of other objectives mainly contains the Article149.2, Article367.3, Article383.1, last paragraph of Article383.3, and Article451.2.
Chapter four distinguishes legal fiction from provision of attention, and discusses theclauses related to provision of attention und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Provision of attention means, given the premise that criminal law has stipulate basicrules for certain issues, therein, for some circumstances which could be easilyconfused or ignored,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ignored or misunderstood by judicialofficers, the law particularly tick off these circumstances so as to highly remindjudicial officers to notice. Main features of provision of attention are suggestiveness,repeatability, identification, ect. Apart from some similarities between, for instance,both have the function of supplying deficiencies of principal provisions, and bothhave consistency in construction form, meanwhile, legal fiction and provision ofattention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versities in the aspect of relation between stipulatedcontent and basic provisions, application condition and functions. Therefore, we candistinguish legal fiction from provision of attention through aspects: whether theconclusion made under circumstance of non-existing of this provision is consistentwith existing of the provision;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provision; and whether the provision has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and popularization. Through grasping thedifferences between legal fiction and provision of attention, we can find severalprovisions of attentions und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Accordingto the content prompted by the provision, provisions of attentions under the Specific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could be roughly classify into seven types, including:being fully aware, penalizing as accomplice, sentencing combined punishment,convicting as offence of rape, convicting as duty crime, sentencing according tospecial provisions, and other contents need be prompted.
In chapter five compares legal fiction with some other concepts which share certain"family resemblance" with legal fiction, such as the transforming offence, thestatutory one crime and one crime in penalty, as well as the presumption, ect.Transforming offence means that the crime exceeds the original basic element of thecrime in the process of a deliberate criminal act because of one more behavior or amore serious resul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crime,Criminal Law specially provides that the crime occurred changes in this case, and usethe transformed criminal to convict the punishment criminal morphology. The reasonsof some of the articles of the Criminal Law both identified as convertible guilty termsand the terms of legal fiction mainly are that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the correlation inthe legal fictions of transformation guilty and extension of transforming offencebetween the legal fiction and transforming offence.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onlydifference of the legal fi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fence is the size of its epitaxial.The transformation offence only contains the types of that put numbers of crimefiction as one crime and then use this behavior fiction as the other act, as well as thesubjective aspects of the legal fiction type of legal fiction terms. Statutory offenseincludes two forms of the volume crime and combinative crime, therefore distinguishthe legal fiction and a legal crim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egal fiction, volumecrime and combinative crime. Volume crime and combinative crime actually arecommitting several crimes prepared for one type of legal fiction. The continuingoffence and transforming offence may exist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legal fiction and the place of a crime. The continuing offence and committed legal fiction actuallyare a crossing relationship, and the intersection is the11legal statutory of continuingoffence of the paragraph3of Article153, paragraph3of Article201, and Article263of the Criminal Law.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implicated offence and thelegal fiction of putting numbers of crimes together as one type of crime, such as:using disposal of a crime instead of essentially number of crimes; the number ofbehaviors being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relations in a certain degree;and using one of felony convictions or put a felony punishing in heavier to instead ofnumber of crime. In fact, Implicated offence and the legal fiction have significantdissimilarity. The implicated offence decided to a crime punishment instead ofnumber of crimes, and the legal fiction is putting the numbers of crimes into onecrime legally. It is this distinction determines the implicated offence and legal fictiononly presents a parallel stat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anddoes not exist any provisions that are both the legal fiction and implicated offence.Presumed is that it can be known from the basic facts infer unknown presumed factsexist by law, as well as one evidence of rule that allows the parties use the proofs tocounter or overthrow itself. Legal fictions and presumptions are very similar in form.They both have assumed parts and involve two facts. As long as the existence of a factconfirmed, it will be able to produce the same legal effect as another fact, which isusing one fact of identification to push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fact. However, therear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volved facts,the nature, the problem intent to solve, and the impacts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Chapter six introduces the certainty of setting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legalfiction in criminal law. Legal fiction, as a kind of legal assumption or untruth, is aspecial legislative activity. As it is not subject to restriction and examine of logic andconventional imputation principle, it maybe lead to some risks. Furthermore, onceappearing improper setting, there are several bad results which may break governmentby law, destroy freedom of people and so on. Thus, to avoid these risks setting legalfiction in criminal law shall be abided by establish regulations. First of all, setting of legal fiction shall follow principles of lawmaking fiction. Moreover, the scope ofsetting legal fiction is limited as the legislative subject and prohibiting judicial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 make any forms of legal fictions. Secondly, obeythe equality principle. It means that when legislators apply for the legal fiction's skills,they shall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has equivalence for social harm degree undercircumstances of fiction and being fictionalized. Meanwhile,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both facts which can establish the relation of equivalence. Only the followedrequirements are conformed, it shall execute legal fiction. Thirdly, the setting shall fitfor harmonization principle of criminal functions. Namely, it should minimize as faras possible by restricting people's right and free to achieve policy, intention oflawmaker and stability of social public order. Therefore, if not emphasizing socialprotection, it cannot maintain social order so that harm to life conditions of socialmembers. Legal fiction hereby can be established. Fourthly, modesty principle needsto be concerned. Specifically, both trying to avoid setting 'second law' as legal 'daringvanguard' to against to modesty principle and escape from realize unnecessary legalfiction using others' ways. Fifthly, setting legal fiction conforms to judicialconvenience principle. Legislator should consider actual effect of applying for clausesof legal fiction which if they can solve judicial disputes and so on. In addition, due to'threaten' maybe created legal fiction is not eas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it shouldsetup stricter specific legislative process to deal with and prevent from the 'thethreaten' and also obtain sense of identity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Furthermore, inaddition of legislative procedure of general criminal provisions, there are somespecific legislative processes to rule using of legal fiction's skills and set its clauses.The specific processes as followed:1) with regard to legal fiction, specific publicparticipation procedures contain legislative hearing and legislative discussion meeting.For eliminating misunderstanding the best way is the active openness rather thanhiding intentionally. Moreover, achieving degree of predi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the public is helpful for removing mis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feel accepted.The best measure is that the public can join formulation of legal fiction clauses.2)Setting legal fiction's explaining procedu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of power executing power shall introduce reasons of behaviors to keep from misuse of power.This is the key point fo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restriction of powers. In addition,only explaining about behaviors it can be understood, accepted and obeyed by thesocial public. Finally,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basic of legitimacy.3) Setting examine,explain and abolish monitoring programs. In order to realize purposes which includelaws established be general observed and laws obeyed are good law, not only settingprocedures are paid attention, but think highly of monitoring programs mentioned. Itmeans that provisions of legal fiction are examined actively, positively to collectexisting issues during the actu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hard to applying for legalfiction should setup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rtificial improper, losing 'life force"of legal fiction' provisions should be abolished.
第一章阐述和论证了法律拟制的概念及特征、法律拟制的类型，以及法律拟制产生的原因等内容。法律拟制，应是指立法者基于某种价值目的的考虑，不论事实上的真实性，有意用现有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去解释和适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将不同事物等同对待并赋予其相同法律效果，从而达到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体现法律基本价值之目的的立法技术或立法活动。法律拟制具有拟制事实相异性和引证性等形式特征，以及假定性、不可反驳性、规范性、非普适性和政策导向性等实质特征。根据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拟制进行不同的分类：按逻辑可能性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推定性法律拟制和假定性法律拟制；按设置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按适用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民事法拟制、行政法拟制和刑事法拟制等。法律拟制的产生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应对客观事实的无限性。一方面，解决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和对客观事实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法律拟制来调和；另一方面，通过复杂问题简单化以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需要具有简化功能的法律拟制。其二，弥补法律自身的漏洞。刑法中的法律拟制是弥补刑法缺陷和漏洞的必然要求，是刑法确定性和现实不确定性之间的必然选择。其三，维护法律稳定的需要。通过运用法律拟制的立法手段，既可以在实质上弥补原有法律规则的漏洞，又能在形式上保持原有法律规则不变的前提下，实现法律体系的完整与内部一致，从而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其四，法律拟制能够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解决始料未及、却在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特殊情况的绝佳应对之策，故而其对于满足法律的发展和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来说，是一项不得不倚重的立法技术。
第二章证成和辨析了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和形成要件等。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法律拟制不论对于制定法还是判例法而言，均是一项实践操作层面的典型立法技术；法律拟制也是刑事政策得以通过刑法予以充分贯彻实施的重要途径；通过设置法律拟制，还可以避免法条冗繁、维护法律稳定、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等，从而节约刑法实现成本、促进刑法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刑法经济性；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生动体现，而罪刑均衡是实质正义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正是以实现罪刑均衡为目标引领，立法者方才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在法律领域尤其在刑事法领域，我们需要运用类比思维来解决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以使我们的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应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而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其实就是类比思维在刑法领域的生动写照。不可否认，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在具有法律经济性等优点的同时，也确实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威胁”而存在一定的风险。不恰当地设置法律拟制，就可能会将法律拟制“等同视之”的效果扩展至国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外，以致可能违背刑法的机能、加剧重刑主义、侵蚀罪刑均衡之基本原则，并可能导致刑法理论的混乱等。虽然法律拟制设置不当可能会产生上述“威胁”，但法律拟制也绝非有些学者所批判的那般一无是处或不可容忍。我们不能用普通的刑法理论来随意指摘法律拟制的不足，对其科以各种“正当性”质疑。法律拟制虽然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但也绝不漠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法律拟制既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的要求，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要求。法律拟制也并不因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而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法律拟制条款具备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其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并行不悖，适用特别规定的构成要件并不代表就虚置了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因此，法律拟制实际上并非学者所批判的那般充满威胁和矛盾，只是由于立法者有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拟制应有的设置规则和要求，才导致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而且，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并不能由此就推断出法律拟制的不合理，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法律拟制追求罪刑均衡的实质内涵。另外，根据刑法中法律拟制的内涵及其存在的法理基础等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一般包含基础性事实和参照性法律两个形成要件。法律拟制本身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基础性事实的存在正是设置法律拟制的前提条件。法律拟制的基础性事实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未被刑法评价的行为事实和刑法规定或确认的法律事实。前者是指随社会发展而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性而应科处刑罚的行为事实。由于这些行为原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因而不值得科处刑罚，也就无需由刑法进行评价。但随着其社会危害性的产生或增大，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立法者就通过法律拟制，将该行为事实拟制为刑法中所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后者是指因社会的发展或者行为人实施的其他积极或消极行为，而使得社会危害性增大而应加重刑罚，或者社会危害性减小或消失而应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刑法中已做评价的行为事实。由于这些行为原先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刑法已经对其作过评价。但随着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增大或者行为人实施的其他消极行为以至于应科处更重刑罚，或者社会危害性减小、消失或行为人实施的其他积极行为以至于仅可科处较轻刑罚或不应科处刑罚，立法者就通过法律拟制，将该行为事实拟制为刑法中所规定的某一较重犯罪、较轻犯罪，甚或将其拟制为无罪。刑法中的大部分法律拟制就是以这类基础性事实为前提而设置的。参照性法律，是指形成法律拟制所参照或依照的刑法规范。基础性事实须结合参照性法律方能够最终形成法律拟制。综观《刑法》，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任何一个法律拟制条款中均存在参照性法律，只不过有些体现得比较直接、明显，而有些则相对隐晦。基础性事实须结合参照性法律方能够最终形成法律拟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参照性法律是法律拟制性质的重要保障；二是以参照性法律为依据是实现刑法经济性的要求。
第三章对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的法律拟制条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法律拟制并不仅仅局限于刑法分则中的拟制性规定，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不同而等同视之”的规定也属于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范畴。例如，《刑法》第6条第2款将浮动领土视为领土的拟制；《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拟制；《刑法》第8条、第49条、第63条第2款、第65条等但书规定将某些符合规定的情形视为不符合该规定的拟制；《刑法》第66条将特别累犯视为累犯的拟制；《刑法》第67条第2款将“准自首”行为视为自首的拟制；《刑法》第91条第2款将部分私人财产视为公共财产的拟制；《刑法》第93条第2款将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视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拟制；等等。当然，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还主要是集中于刑法分则中。根据法律拟制在刑法中具体拟制对象的不同，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可以分为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对犯罪主体的法律拟制、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以及对其他对象的法律拟制等。其中，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拟制规定。根据所拟制的行为类型T1与行为类型T2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将该种类型的法律拟制具体划分为将非犯罪行为拟制为犯罪行为、将犯罪行为拟制为非犯罪行为、将此罪拟制为彼罪、将一罪拟制为数罪、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等类型的法律拟制。将非犯罪行为拟制为犯罪行为，是指基于某种特定的立法政策或意图，刑法将一种本来不符合犯罪构成特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刑法》第102条第2款、第155条、第236条第2款等。将犯罪行为拟制为非犯罪行为，是指基于某种特定的立法政策或意图，刑法将一种本应符合犯罪构成特征的行为规定为仅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这种类型的法律拟制在我国《刑法》中仅有一个条款，即《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后段。将此罪拟制为彼罪，是指将某犯罪行为Tl拟制为与其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的另一基本犯罪行为T2，如《刑法》第196条第3款、第247条后段和第248条第1款后段、第267条第2款等。将一罪拟制为数罪，是指刑法将本应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并应当作为一罪处断的犯罪行为，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改变《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而将其按照数罪对待的情形。这种法律拟制在我国刑法分则中仅有一个条款，即《刑法》第204条第2款。将数罪拟制为一罪，是指依照刑法理论，在行为人实施数罪而应当予以数罪并罚的情况下，立法者为了实现某种政策或意图，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改变《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而将其以一罪论处的情形。如《刑法》第153条第3款等11个连续犯条款、第171条第3款、第208条第2款、第398条第2款等。对犯罪主体的法律拟制包含将“无身份者”拟制为“有身份者”和将“有身份者”拟制为“无身份者”两种类型。前者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第388条之一第2款等；后者如《刑法》第253条第2款。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包含《刑法》第247条后段和第248条第1款后段、第289条前段、第292条第2款等条款。对其他对象的法律拟制包括《刑法》第149条第2款、第367条第3款、第383条第1款第3项后段、第451条第2款等条款。
第四章对刑法中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进行了辨析，并梳理了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条款。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经对某一问题作出基本规定的前提下，对于其中某些容易被混淆或忽略的情形，为避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或误解，而又专门独立列出，以重点提醒司法工作人员注意的规定。注意规定具有提示性、重复性和标志性等特征。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具有补充主要规定不足之作用及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等相同之处，但同时它们在所规定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关系、适用条件，以及功能等方面也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综合某条款在不存在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是否与其存在时相同、法条所蕴涵的立法意图，以及某条款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可推广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区分。通过把握注意规定的特征及其与法律拟制的区别等，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诸多注意规定条款。根据条款所提示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将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分为提示需“明知”的注意规定、提示以共犯处断的注意规定、提示应数罪并罚的注意规定、提示按强奸罪论处的注意规定、提示依照职务犯罪论处的注意规定、提示依照特殊规定定罪处罚的注意规定，以及提示其他的注意规定等七种类型。
第五章对转化犯、法定的一罪、处断的一罪，以及推定等其他与法律拟制具有一定“家族类似性”的概念，与法律拟制进行了辨析。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之所以某些刑法条款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法律拟制和转化犯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法律拟制与转化犯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法定的一罪包括集合犯和结合犯两种形态，故而区分法律拟制与法定的一罪就必须分别区分法律拟制与集合犯、结合犯。集合犯和结合犯实际上均属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处断的一罪中可能与法律拟制存在“交集”的是连续犯和牵连犯。连续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实际上呈一种交叉的关系，其交集即为《刑法》第153条第3款、第201条第3款、第263条等11个经法定化的连续犯条款。牵连犯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如均是将实质上的数罪以一罪处断、所包含的数行为之间均具有异质性和一定程度的牵连性，以及均是将数罪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或从一重罪从重处断等。当然，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具有更大的相异性：牵连犯是将数罪酌定为一罪处断，而法律拟制是将数罪法定为一罪处断。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在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只能呈现平行的状态，而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既是牵连犯又是法律拟制的规定。推定，是指经法律规定可以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反驳或推翻的一种证据规则。法律拟制和推定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均具有假定的成分且均涉及两个事实，只要一事实的存在得到证实，就能产生与另一事实相同的法律效果，即均是通过对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推及另一个事实的存在。但它们之间在所涉及的两个事实间的关系、性质、所要意图解决的问题、对举证责任的影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第六章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应然性设置规则和程序进行了建构。法律拟制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假定或虚构，是一种特殊的立法活动，其虽然可以不受逻辑和常规归罪原则的约束和检验，但毕竟存在一定的威胁，一旦设置不当就可能会产生破坏法治、戕害公民自由等诸多严重的后果。因此，为了规避法律拟制设置不当的威胁，在刑法中设置法律拟制时就应当遵循一定的设置规则。其一，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立法拟制原则，即应将法律拟制的设置主体限定为立法机关，严禁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进行任何形式的法律拟制。其二，法律拟制的设置均应遵循拟制相当性原则，即要求立法者在运用法律拟制技术时，必须考量拟制情形与被拟制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是否具有相当性，两者的事实是否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等值关系。只有当拟制情形与被拟制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上相当且能够建立起等值关系时，才能进行法律拟制。其三，法律拟制的设置应符合刑法机能的协调机制，遵循刑法机能协调之原则。即应尽量减少通过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手段来实现立法者的政策和意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稳定。只有当不强调社会保护就无法维护社会秩序以致可能危害到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时，才能设置法律拟制条款。其四，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拟制谦抑性原则，既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将“第二法”作为法律“急先锋”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的法律拟制条款，也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能够以其他方式实现立法者政策或意图的不必要的法律拟制条款。其五，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司法便捷原则，立法者在设置法律拟制条款时应着重考虑所设置的法律拟制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会产生何种实效，能否切实起到解决司法争议的作用等因素。另外，由于法律拟制因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威胁”而较难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因而为了应对和防范这种“威胁”并加强其被认同感，还应当采用更严格的特定立法程序，即应在一般刑法条款的立法程序之外再设置一些特定立法程序来规范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或法律拟制条款的设置。首先，对于法律拟制，应设置包括立法听证会和立法论证会在内的特定的公众参与程序。消除误解的最好方式是主动公开而不是刻意遮掩。欲要使法律拟制规定不超出普通民众的预测和理解范围，从而消除公众对法律拟制的误解，加强法律拟制的被认同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公众参与法律拟制条款的制定。其次，应设置法律拟制的立法说明程序。要求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说明其行为的理由以防止权力的恣意使用，是所有有关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而且，只有对行为的理由进行说明，所实施的行为才能更容易被社会公众理解、认可、接受和服从，从而更有利于获得行为的正当性基础。最后，应设置法律拟制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程序。为了实现使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又必须是良好法律的目标，我们不仅要重视法律拟制的设置程序，还应重视法律拟制设置之后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等监督程序。即应积极、主动地审查已生效的法律拟制条款，并收集法律拟制条款在实际适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对适用困难的法律拟制进行相应的立法解释，并废止那些拟制不当和业已失去“生命力”的法律拟制条款。
Legal Fiction is not a notable topic in legal researche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Legal Fiction's existence cannot be ignored only because of Legal Fiction is basicallymentioned only when it compared with other concepts, and its researches cannot beconsidered as worthless. Actually, Legal Fiction is a big topic which be widelyapplied in Civil Law, Executive Law and especially Criminal Law. There are lots ofArticles relate Legal Fiction in the pres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However, theapplication of Legal Fiction normally only exists in people's sub-consciousness, butnot in consciousness,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ome scholars likened Legal Fictionto "Iceberg": its "tip" which out of water can be seen by people, but there are still nineparts of contents in the water. In addition, even the one part mostly focused on fieldsof Jurisprudence and Civil Law, and there is less research on Criminal Law's LegalFiction, no mention a systemic research on this topic. Maybe the vacancy of asystemic research caused people "only can see a tree, but not a forest", and manyscholars pointed various "righteous" queries and interrogates on Legal Fiction. Thevaluation on Legal Fi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FictionArticles in pres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and the choice of criminal legislativetechniques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some groundbreakingworks: to analyze and argue jurisprudence basis and formation essentials of LegalFiction in criminal law, and to prove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Legal Fiction in pres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through combing articles relate to Legal Fiction inChinese Criminal Law.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introduction and main body,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ntents, the main body is separated as followingsix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llustrates the concept, features, types and roots of legal fiction.Legal fiction mean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certain values, legislatorsintentionally use the existing legal concepts, norms to explain and apply to the newcircumstances,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qualdifferent objects with the same legal effect, so as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or activity which could not only adapt to social demand but also reflect legal values.Legal fiction has formal features and essential features; the former refers to diversityand cross-references of fiction fact, the latter means fiction, irrefutability,normalization, non-universality, and policy-drive. Legal fiction could be classified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urposes and standards: as per different makers, it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legislative fiction and judicial fiction; as per differentapplicable legal branches, it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civil law fiction, administrativelaw fiction and criminal law fiction, ect. Legal fiction is made on specific bases,which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main points. First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asresponse to the un-limitedness of objective fact.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radictionsbetween limitedness of human cognition and infinite pursuit of objective fact need bereconciled by legal f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o achieve the social stability, it isevitable to use the simplified function of legal fiction to simplify complicated socialissues. Second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to cover legal loopholes. Under criminal law,legal fiction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covering loopholes and defectsof criminal law, but also the evitable choice of reconciling the legal certainty and theuncertainty in reality. Third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to maintain legal stability. As thelegislative device, legal fiction could assure the legal stability to maximum extent, bymeans of not only essentially making up the loopholes of existing legal rules, but alsorealizing jurisprudence integrit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the premise of formally maintaining existing legal rules. Fourthly, legal fiction is made to satisfy specificneeds of the society. Legal fiction is the excellent strategy to solve the un-expectablebut inevitable new problem or exceptionable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in order tomee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istently adapt to social needs, legislators haveno choice but to rely on legal fiction.
The chapter two criticizes and analyzes the legal bases and formation elements. Thelegal bases of legal fiction mainly reflect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ly, nomatter for statute law or case law, legal fiction is as typical legislative technique in thelevel of operating practice; secondly, legal fiction is a significant channel throughwhich the criminal policy c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 via criminal law; thirdly, legalfiction could avoi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maintain legal stability, solve judicialknotty problems, so as to save legal cost, promote maximization the efficiency andvalue of criminal law, and realize economical-efficiency of criminal law; fourthly,legal fiction is the vivid reflection of substantial justice pursued by legislators, justbecause leading by the aim of achieving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enalty,legislators formulated several provisions on legal fiction; finally, in the domain of law,particularly the criminal law, we need use analogical thinking to solve upcomingproblems, expand new thinking, so as to simultaneously maintain the legal stable andsolve arising new problems, and the legal fiction under the criminal law is exactly thevivid reflection of analogical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aw. It's undeniable thatalthough legal fiction under criminal law has the aforesaid virtues, e.g.legal-economical efficiency, meanwhile, it indeed could also have certain "threats". Iflegal fiction is made appropriately, its equivalence effect may expand out of people'sacceptable scope, as a result, the functions of criminal law may be violated, doctrineof severe punishment may be aggravated,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enalty may beeroded, more seriously, theories of criminal law may subject to chaos. Althoughinappropriate stipulation may cause the aforesaid threats, there is no ground for somescholars to criticize legal fiction as useless or intolerable. We cannot casually useregular criminal law theories to blame deficiencies of legal fiction, and doubt its legitimacy. Although legal fiction focuses on social protection function of criminallaw, however, it by no means would ignor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unction ofcriminal law. Legal fiction neither violate formal nor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principle of legality. Legal fiction also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fication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the objective elements because it neither falls intosubjective culpability nor objective culpability. Legal fiction has unique system of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which is not contradict with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basic rules, si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special provisionsdoes not mean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basic rules would become nominal.Therefore, in fact, legal fiction is not as threatening or contradictious as described bythese criticizers. Only when legislators did not formulate legal fiction in accordancewith proper rules and requirements, could cause the unreasonable setting of certainlegal fiction. In addition, given some of unreasonable settings of legal fiction, it isimproper to deduce legal fiction is unreasonable, nor to deny the essential intention oflegal fiction, i.e. pursuing balanc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the connotation and legal bases of legal fiction under criminal law, we can find thelegal fiction under criminal law generally contains two formation elements:fundamental facts and 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s. The legal fiction itself is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fundamental fact. The existing of fundamental fact is theprecondition of establishing legal fiction. Fundamental fact of legal fiction mainlyreflects in two forms: behavior fact which is not evaluated by criminal law and, legalfact stipulated or confirmed by criminal law.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behavior factwhich causes serious social perniciousn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should be imposed punishment. In the beginning, this behavior originally did not havesocial perniciousness or had little social perniciousness, therefore, it did not deserve tobe punished nor evaluated by criminal law. However, with the emersion orenlargement of social perniciousness, once it exceeds the threshold of penalty,legislators would fictionalize this behavior as one type of criminal behavior by meansof legal fiction. The latter means, due to o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behaviors causedby social development or conducted by the doers, the social 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enlarged thereby legislators should aggravate penalty on this behavior, orthe social 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decreased or decimated thereby legislatorsshould alleviate or relieve penalty on this behavior. Owning to the original socialharmfulness of these behaviors, criminal law already evaluated these behaviors.However,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by means of legal fiction, legislatorsfictionalized these behaviors as certain heavy offense, minor offense, or eveninnocence: social 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increased or the doer conductedother negative behaviors to the extent of deserving heavier penalty; socialperniciousness of the behavior is decreased or decimated, or the doer conducted otherpositive behaviors to the extent of deserving lighter or no penalty. In criminal law,most of legal fiction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is type of fundamental fact.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 refers to, in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of the legal fictioncriminal law code which is referred or abided by. Combining with criterion-referencedstatute, fundamental fact could finally forms legal fiction. Overview the Criminal Law,every legal fiction provision therein all contains 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 merelysome 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s are direct and obvious, while others are relativelyobscure.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fundamental fact should combine withcriterion-referenced statute to form legal fiction: on one side, criterion-referencedstatute is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nature of legal fiction; one the other, toachieve economical-efficiency of criminal law, must reply on criterion-referencedstatute.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legal fiction under the General Rule and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is sort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s. Legal fictionunder the Criminal Law is not limited to fictional provisions in the Specific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but also includes the rule of "regard falseness as truth"under the General Rules. For instance, the Article6.2of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floating territory as real territory; the Article30of Criminal Law is the fiction of unitcrime; the proviso provision of Criminal Law, e.g. Article8, Article49, Article63.2,Article65, ect. Fictionalize certain circumstances which actually fulfill requirement as not fulfilling; the Article66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special recidivism asrecidivism; the Article67.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quasi-voluntarysurrender as voluntary surrender; the Article91.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part of personal property as public property; the Article93.2of the Criminal Lawfictionalizes part of non-national functionary as national functionary; ect. Accordingto varying specific fictionalized object, the legal fiction under Specific Provision ofthe Criminal Law could be classified as legal fiction of objective behavior, legalfiction of subject of crime, legal fiction of subjective aspect, and legal fiction of otherobjectives, ect. Therein, among the legal fictions und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 of theCriminal Law, legal fiction of objective behavior has the largest quantities, mostwidespread and complexity. As per the relation between fictionalized behavior typeT1and T2, legal fiction of objective behavior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fictionalizing non-criminal behavior as crime, fictionalizing crime as non-criminalbehavior, fictionalizing one type of crime as another, fictionalizing one crime as pluralcrimes, fictionalizing plural crimes as one crime, ect. Fictionalizing non-criminalbehavior as crime means, for certain policy or intention,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the behavior non-conforming to constitution of crime as crime, for instance, theArticle102.2,155,236.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ing crime as non-criminalmeans, for certain policy or intention,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the crime asbehavior non-conforming to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is kind of legal fiction onlyexists in one clause of the Specific Pro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namely Article383.1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ing one type of crime as another refers to, thecriminal law fictionalizes behavior type T1as T2, while T1and T2shares certaincommon grounds but the essences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e.g. the Article196.3,last paragraph of Article248, Article267.2of the Criminal Law. The meaning offictionalizing one crime as plural crimes is, by means of mandatory provisions, thecriminal law changes the combined punishment rule of Article69of the Criminal Law,stipulating one crime which should be evaluated as a whole and judged as one crime,as plural crimes. This kind of legal fiction only exists in one clause of the SpecificPro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namely Article204.2of the Criminal Law. Fictionalizing plural crimes as one crime refers to, in accordance with criminal lawtheo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behavior should be imposed combinedpunishment because of conducting plural crimes, considering certain policy orintention, the legislator compulsorily stipulates these plural criminal behaviors s onecrimes, thereby overstepping the combined punishment rule under the Article69ofthe Criminal Law. For instance, the continuing offence provision of Article153.3andanother10continuing offence provisions, the Article171.3,208.2, and398.2. Legalfiction of subject of crime contains fictionalizing people without identity as peoplewith identity, and fictionalizing people with identity as people without identity. Theformer refers to Article382.2, Article388(A).2, ect. The latter such as Article253.2.Legal fiction of subjective aspect contains the last paragraph of Article247, firstparagraph of Article248.1, first paragraph of Article289, and Article292.2. Legalfiction of other objectives mainly contains the Article149.2, Article367.3, Article383.1, last paragraph of Article383.3, and Article451.2.
Chapter four distinguishes legal fiction from provision of attention, and discusses theclauses related to provision of attention und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Provision of attention means, given the premise that criminal law has stipulate basicrules for certain issues, therein, for some circumstances which could be easilyconfused or ignored,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ignored or misunderstood by judicialofficers, the law particularly tick off these circumstances so as to highly remindjudicial officers to notice. Main features of provision of attention are suggestiveness,repeatability, identification, ect. Apart from some similarities between, for instance,both have the function of supplying deficiencies of principal provisions, and bothhave consistency in construction form, meanwhile, legal fiction and provision ofattention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versities in the aspect of relation between stipulatedcontent and basic provisions, application condition and functions. Therefore, we candistinguish legal fiction from provision of attention through aspects: whether theconclusion made under circumstance of non-existing of this provision is consistentwith existing of the provision;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provision; and whether the provision has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and popularization. Through grasping thedifferences between legal fiction and provision of attention, we can find severalprovisions of attentions und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Accordingto the content prompted by the provision, provisions of attentions under the Specific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could be roughly classify into seven types, including:being fully aware, penalizing as accomplice, sentencing combined punishment,convicting as offence of rape, convicting as duty crime, sentencing according tospecial provisions, and other contents need be prompted.
In chapter five compares legal fiction with some other concepts which share certain"family resemblance" with legal fiction, such as the transforming offence, thestatutory one crime and one crime in penalty, as well as the presumption, ect.Transforming offence means that the crime exceeds the original basic element of thecrime in the process of a deliberate criminal act because of one more behavior or amore serious resul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crime,Criminal Law specially provides that the crime occurred changes in this case, and usethe transformed criminal to convict the punishment criminal morphology. The reasonsof some of the articles of the Criminal Law both identified as convertible guilty termsand the terms of legal fiction mainly are that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the correlation inthe legal fictions of transformation guilty and extension of transforming offencebetween the legal fiction and transforming offence.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onlydifference of the legal fi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fence is the size of its epitaxial.The transformation offence only contains the types of that put numbers of crimefiction as one crime and then use this behavior fiction as the other act, as well as thesubjective aspects of the legal fiction type of legal fiction terms. Statutory offenseincludes two forms of the volume crime and combinative crime, therefore distinguishthe legal fiction and a legal crim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egal fiction, volumecrime and combinative crime. Volume crime and combinative crime actually arecommitting several crimes prepared for one type of legal fiction. The continuingoffence and transforming offence may exist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legal fiction and the place of a crime. The continuing offence and committed legal fiction actuallyare a crossing relationship, and the intersection is the11legal statutory of continuingoffence of the paragraph3of Article153, paragraph3of Article201, and Article263of the Criminal Law.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implicated offence and thelegal fiction of putting numbers of crimes together as one type of crime, such as:using disposal of a crime instead of essentially number of crimes; the number ofbehaviors being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relations in a certain degree;and using one of felony convictions or put a felony punishing in heavier to instead ofnumber of crime. In fact, Implicated offence and the legal fiction have significantdissimilarity. The implicated offence decided to a crime punishment instead ofnumber of crimes, and the legal fiction is putting the numbers of crimes into onecrime legally. It is this distinction determines the implicated offence and legal fictiononly presents a parallel stat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anddoes not exist any provisions that are both the legal fiction and implicated offence.Presumed is that it can be known from the basic facts infer unknown presumed factsexist by law, as well as one evidence of rule that allows the parties use the proofs tocounter or overthrow itself. Legal fictions and presumptions are very similar in form.They both have assumed parts and involve two facts. As long as the existence of a factconfirmed, it will be able to produce the same legal effect as another fact, which isusing one fact of identification to push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fact. However, therear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volved facts,the nature, the problem intent to solve, and the impacts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Chapter six introduces the certainty of setting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legalfiction in criminal law. Legal fiction, as a kind of legal assumption or untruth, is aspecial legislative activity. As it is not subject to restriction and examine of logic andconventional imputation principle, it maybe lead to some risks. Furthermore, onceappearing improper setting, there are several bad results which may break governmentby law, destroy freedom of people and so on. Thus, to avoid these risks setting legalfiction in criminal law shall be abided by establish regulations. First of all, setting of legal fiction shall follow principles of lawmaking fiction. Moreover, the scope ofsetting legal fiction is limited as the legislative subject and prohibiting judicial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 make any forms of legal fictions. Secondly, obeythe equality principle. It means that when legislators apply for the legal fiction's skills,they shall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has equivalence for social harm degree undercircumstances of fiction and being fictionalized. Meanwhile,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both facts which can establish the relation of equivalence. Only the followedrequirements are conformed, it shall execute legal fiction. Thirdly, the setting shall fitfor harmonization principle of criminal functions. Namely, it should minimize as faras possible by restricting people's right and free to achieve policy, intention oflawmaker and stability of social public order. Therefore, if not emphasizing socialprotection, it cannot maintain social order so that harm to life conditions of socialmembers. Legal fiction hereby can be established. Fourthly, modesty principle needsto be concerned. Specifically, both trying to avoid setting 'second law' as legal 'daringvanguard' to against to modesty principle and escape from realize unnecessary legalfiction using others' ways. Fifthly, setting legal fiction conforms to judicialconvenience principle. Legislator should consider actual effect of applying for clausesof legal fiction which if they can solve judicial disputes and so on. In addition, due to'threaten' maybe created legal fiction is not eas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it shouldsetup stricter specific legislative process to deal with and prevent from the 'thethreaten' and also obtain sense of identity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Furthermore, inaddition of legislative procedure of general criminal provisions, there are somespecific legislative processes to rule using of legal fiction's skills and set its clauses.The specific processes as followed:1) with regard to legal fiction, specific publicparticipation procedures contain legislative hearing and legislative discussion meeting.For eliminating misunderstanding the best way is the active openness rather thanhiding intentionally. Moreover, achieving degree of predi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the public is helpful for removing mis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feel accepted.The best measure is that the public can join formulation of legal fiction clauses.2)Setting legal fiction's explaining procedu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of power executing power shall introduce reasons of behaviors to keep from misuse of power.This is the key point fo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restriction of powers. In addition,only explaining about behaviors it can be understood, accepted and obeyed by thesocial public. Finally,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basic of legitimacy.3) Setting examine,explain and abolish monitoring programs. In order to realize purposes which includelaws established be general observed and laws obeyed are good law, not only settingprocedures are paid attention, but think highly of monitoring programs mentioned. Itmeans that provisions of legal fiction are examined actively, positively to collectexisting issues during the actu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hard to applying for legalfiction should setup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rtificial improper, losing 'life force"of legal fiction' provisions should be abolished.
引文
①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3.
①[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7页。
②[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2页。
①[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
②
①（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现代版），（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页。
②（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现代版），（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③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9页。
④NOMI,MAYA,STOLZENBERG Fictions of Law：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s-A“CuriousDoubleLanguage”,Cardozo Stud.L.&Lit.223.
①刘风景：《“视为”的法理与创制》，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第199-200页。
②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③[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页。
④[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页。
⑤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⑥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⑦黄风：《罗马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①[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9页。
②郑成良：《无罪推定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60页。
③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9页。
④肖建国、肖建华：《民事诉讼证据操作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⑤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①Henry Campbell 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Z].St.Paul：West Pub.Co,1979.p.804.转引自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49页。
②参见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
③[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8页。
①胡开诚：《民法上之视为》，载台湾《法令月刊》1998年第1期，第9页。
②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①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2页。
②郑成良：《无罪推定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60页。
①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10-11页。
①[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8页。
②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①[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9页。
②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3页。
①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55页。
②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49页。
①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49页。
①李希慧、贾济东、廖焱清：《渎职罪主体解释回顾及立法建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26页。
①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提交，第8页。
①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②[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①[美]威廉.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刘鸿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3页。
①杨奕华：《论法律虚拟与法学研究》，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②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③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①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0页。
②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页。
③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
④许健：《论我国刑法中拟制产生的原因》，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65页。
⑤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页。
①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9页。
②郑戈：《富勒的寓言》，资料来源：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132579.html，2012年1月30日访问。
③[美]班杰明N.卡佐：《法律的发展》（The Growth of the Law），New Haven，1924年版，第3页。转引自
[美]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范建得、吴博文译，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8页。
①[美]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范建得、吴博文译，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8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④许章润：《假作真时真亦假》，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6700，2012年3月10日访问。
⑤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②[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③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④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27页。
⑤[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①杨奕华：《论法律虚拟与法学研究》，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②[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③[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①[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③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④刘爱龙：《立法的伦理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①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②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86页。
③[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④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①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自序。
②参见梁根林、吉莉娅：《“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l期，第191页。
③[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④[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①[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参见张永红：《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第62页。
③参见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④参见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⑤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引论”，第9页。
①[日]森本益之等：《刑事政策学》，戴波、江溯、丁婕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②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0-41页。
③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④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0页。
⑤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①严励、孙晶：《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4期，第101页。
①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0-41页。
①转引自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23页。
①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78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页。
③徐祝：《罪刑均衡原则杂议》，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第40页。
④[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5页以下。
⑤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80页。
⑥尚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论法律拟制》，资料来源：http：
①陈正云：《试论刑法成本与刑法效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75页。
②李凤梅：《法律拟制与法律类推：以刑法规范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第141页。
③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81页。
④林纪东：《法学通论》，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89页。
①参见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82页。
②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④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12页。
①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29页。
②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①[德]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5·Aufl·983，S.252.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①[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②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9页。
③陈俊：《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维护》，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43页。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⑤严存生：《法治社会与实质正义》，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12页。
①[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②[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③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④[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①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页。
①[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87页。
②许秀林：《略论类比思维方式》，载《南通职大教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页。
③王萍：《类比思维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提交，第12页。
④[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⑤参见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64。
①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②[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③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提交，第31页。
④[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⑤刘树德：《罪状之辨析与界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6页。
①张晓芒：《类比思维的心理因素及其制约》，载《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35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
①[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2页。
①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②[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辞典》，顾肖荣、郑树周译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10页。
③参见蔡道通、黄东平：《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5页；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47-48页。
①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①李振林：《严惩盗窃也应有度——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之反思》，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9页。
①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9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86、987页。
②周少华：《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③《刑法》第238条第2款、第248条第1款和第292条第2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①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一终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
②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1967.pp.2-3.
③Oliver R.Mitchell,“The Fictions of the Law:Have They Proved Useful or Detrimental to itsGrowth?”,Harv.L.Rev.249,250(1893).转引自[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①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②参见陈兴良：《刑法价值构造》（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①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②[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1页。
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6页。
③[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①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②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③[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④[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⑤[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①“Presumption”、“fiction of law”,Henry Campbell Black,M·A·Black’s Law Dictionary,SixthEdition.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1990）.
②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49页。
③利子平、詹红星：《“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立法之质疑》，载《法学》2006年第5期，第110页。
①文海林：《犯罪论的基本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②李振林：《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16页。
①参见何秉松：《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与现状》，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②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49页。
②李振林：《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16页。
③Henry.Campbell 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St.Paul,Minn.）1979,p.561．
④李振林：《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18页。
①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04页。
②Kenneth Campbell,Fuller On Legal Fictions,Law and Philosophy Vol.2,1983,p.339.
①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①黄振：《论法律拟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提交，第14-15页。
②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0页。
①《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①张克文：《单位盗窃犯罪深究——法人犯罪拟制论的部分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第62页。
②See Kathleen F.Brickey,Corporate Criminal Accountability：A Brief History and An Observation,60Wash.U.L.Q.396（1982）．转引自张克文：《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
41页。
③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十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②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19-120页。
⑤黄丽勤：《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探讨》，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66页。
①卢勤忠：《刑法应设立单位贷款诈骗罪》，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第52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398页。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9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①赵秉志、杜邈：《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特殊累犯规定的解读》，载《法制日报》2011年5月4日第12版。
②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①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①吕晶晶：《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法条解析》，载《天津检察》2011年第4期，第16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①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郎胜在2011年3月30日全国法院贯彻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报告。
②马爽：《携带凶器盗窃应作为盗窃罪从重处罚情节》，资料来源：http：//www.docin.com/p－10808369.html.2011年3月12日访问。
①《加拿大刑事法典》，罗文波、冯凡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②《韩国刑法典》第331条（特殊盗窃）第1项规定：“夜间损害门户、墙壁或者其他建筑物的一部分，侵入前条所列场所窃取他人财物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劳役。”参见《韩国刑法典》，[韩]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③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郎胜在2011年3月30日全国法院贯彻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报告。
①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39-41页。
②田宏杰、温长军：《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范解读和司法适用》，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第3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②根据《红十字会法》第2条的规定，“红十字会”是指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①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页。
②张明楷：《支付用Card犯罪的现状、立法对策与研究课题》，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③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①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①蔡新苗：《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第92页。
①《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王袆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②《加拿大刑事法典》，罗文波、冯凡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③《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④《日本刑法典》第236条（强盗）规定：“以暴行或者胁迫方法强取他人的财物的，是强盗罪，处5年以上有其惩役。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由此可见，日本的强盗罪相当于我国的抢劫罪。
⑤《意大利刑法典》第628条第1款规定：“为使自己或其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采用对人身的暴力或威胁，使他人的动产脱离持有人的控制，将其据为己有的，处以3年至10年有其徒刑和516至2065欧元罚金。”参见《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⑥《韩国刑法典》第333条（强盗）规定：“以暴力或者胁迫方法强取他人财物或者取得其他财产上之利益，
或者使第三人取得的，处3年以上有期劳役。”第334条（特殊强盗）规定：“（一）夜间侵入他人住宅、看
守的房屋、建筑物、船舶或者他人占有的房屋，犯前条之罪的，处无期或者5年以上劳役。（二）携带凶器
或者二人以上共同犯前条之罪的，处罚同前项。”（参见《韩国刑法典》，[韩]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6年版，第53页。）可见韩国的强盗罪也相当于我国的抢劫罪。
①陈世伟：《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46页。
①参见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②《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③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9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①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期，第18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①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413页；周洪波、单民：《骗取出口退税罪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第156页；石磊、赵飞：《偷税罪三议》，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第34页。
③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31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①参见张明楷：《论同种数罪的并罚》，载《法学》2011年第1期，第128-129页。
①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②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8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①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33-34页。
①姚兵、张志佳：《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探疑》，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第59页。
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2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
②参见吴江：《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1期，第56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①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页。
②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王作富、黄京平主编：《刑法》，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3页。
③冯亚东：《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问题》，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34页。
④黄奇中：《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论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的界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第66页。
②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9页。
①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页
②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②参见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5页；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0-661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2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5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57页。
④参见蔡新苗：《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第92页。
①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②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页。
③参见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15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
①1979年《刑法》第191条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第155条贪污罪从重处罚。”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①参见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16页。
②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①赵秉志、许成磊：《刑讯逼供罪中“致人伤残、死亡”的理解与认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50页。
②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998-999页；吴林生：《法律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规定的区分——以一则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例为分析样本》，载《公民与法》2011年第9期；蔡乐、陈建：《正确区分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兼谈刑讯逼供致人死伤的定性》，载《科学教育家》2007年第12期。
①初炳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罪及证明责任》，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117页。
①陈世伟：《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46页。
①赵秉志：《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②宗德钧：《论我国刑法中的注意规定和特别规定及其司法认定》，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1期，第65页。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汪敏：《聚众斗殴转化型犯罪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7日第3版；王安胜：《聚众斗殴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定罪》，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期，第47页。
①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页。
②童志兴：《试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11期，第11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①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83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①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页。
①参见邱威：《刑法分则的四种规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6期，第234页。
②张明楷：《如何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11日第B01版。
①张明楷：《如何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11日第B01版。
①参见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41页。
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644页；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1-72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4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4页；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①参见阴建峰、周加海主编：《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①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下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6317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③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5页。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③参见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法学》2001年第12期；杨兴培：《再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同受贿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①王发强：《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是否已被取消》，载《人民法院报》1998年8月13日。
①刘雅萍：《论刑法分则的数罪并罚规定》，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提交，第25-27页。
②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399页。
④参见张志平：《“在经济往来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情况调查与研究》，载张仲芳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6页。
①参见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8页。
③参见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①参见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②《刑法》原第185条第1款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27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①参见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第73页。
①参见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第74页。
②参见张绍谦、郑列：《“财产性利益”型贿赂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2009年第3期，第49页。
①刘宪权、李振林：《“天价过路费案”定性分析》，载《法学》2011年第3期，第9页。
①熊永明：《<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80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29页。
③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8期，第52页。
④熊永明：《<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80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①[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页。
①参见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周少华：《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薛进展：《转化犯基本问题新论》，载《法学》2004年第4期；初炳东、许海波、邢书恒：《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载《法学》1998年第6期；赵立勋：《也论转化犯》，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肖中华：《论转化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杨新京：《论转化犯》，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①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③肖中华：《论转化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43页。
①范德繁：《转化犯的新视野——事实转化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第144页。
①刘宪权：《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辨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112-113页。
②杨新京：《论转化犯》，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35页。
③参见赵立勋：《也论转化犯》，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第43页；杨旺年：《转化犯探析》，载《法律科学》1992年第6期，第40页；徐逸仁：《中国当代刑法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④参见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71页。
①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②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243页。
①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①[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①[日]齐藤信宰：《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91年版，第397页；转引自林亚刚：《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80页。
②陈志辉：《竞合论之发展在实务实践的光与影——以集合犯概念为中心》，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101期，2007年12月。
③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④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①[日]中山研一：《刑法总论》，日本成文堂1989年日文版，第527页；转引自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②林亚刚：《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页。
①张莉琼：《集合犯的法定性特征研究》，载《海峡法学》2010年第4期，第86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①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②[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132、145页。
③刘艳红：《罪名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①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第39页。
②何立荣：《论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合并刑的裁量》，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
③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第40页。
①高金桂：《结合犯与加重结果犯之纠葛》，载台湾《月旦法学教室》第68期，第21页。
②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第39页。
③肖本山：《连续犯若干争议问题新探》，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33页。
④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下），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56页。
⑤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②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③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①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2页。
②张利兆：《保险诈骗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陆诗忠：《牵连犯之基本问题新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6页。
③参见刘树德：《牵连犯辨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①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②有学者认为牵连犯包含了法内牵连犯的情形，故而将其分为法内牵连犯和法外牵连犯。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张利兆：《保险诈骗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③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15页。
④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①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684页。
②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6页。
①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第90页。
①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张冬：《浅谈“无罪推定”原则》，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65页；龙宗智、梅岭：《赃款去向与诉讼证明—对一起贪污案件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l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汪建成、何诗扬：《刑事推定若干基本理论之研讨》，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8页。
②[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22页。
④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⑤张云鹏：《刑事推定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第515页。
⑥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371页。
①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22页。
①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20页。
①参见费锦红：《法律规则与法官经验交叉视角下的司法推定技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29页。
①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20页。
①陈桂明：《论推定》，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
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7页。
①何家弘：《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第38页。
②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①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②[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①李惠宗：《再论选举幽灵人口的罪与罚——刑法第一四六条新增第二项虚伪迁徙户籍立法技术之检讨》，载台湾《全国律师》2008年第6期，第40-41页。
②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③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提交，第39页。
①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②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③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④[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⑤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⑥[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①王海鹏：《论刑事立法拟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提交，第21页。
②[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页。
③李惠宗：《再论选举幽灵人口的罪与罚——刑法第一四六条新增第二项虚伪迁徙户籍立法技术之检讨》，载台湾《全国律师》2008年第6期，第40-41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4页。
②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①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①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9-60页。
①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②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③转引自[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9页。
④中国学者从历史的高度和中国世俗社会的深度，将这种强势一方合法伤害弱势一方的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称为“合法伤害权”。参见吴思：《潜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⑤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3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①[德]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5.Aufl.，983，S.252.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①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一）》第46条。
①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2]宝刑初字第303号刑事判决书。
②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1页。
③周旺生：《关于中国立法程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第57页。
④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51页。
①古登美、沈中元、周万来编著：《立法理论与实务》，台湾“国立”空中大学用书2006年版，第234页。
②制定了《立法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等。
③陈丽：《浅析立法听证在立法程序中的作用》，载《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42页。
①乔晓阳：《关于立法法规定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载《人大知识》2001年第8期，第40页。
②例如，专家咨询制度规范的阙如导致专家咨询处于无监督状态。参见杨临宏：《关于公众参与立法程序问题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
①朱芒：《行政立法程序基本问题试析》，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第65页。
②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黄太云对《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撰写了《<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二）》和《<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分别发表于《人民检察》2011年第6、7、8期。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5页。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黄风：《罗马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6.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8.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10.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2.刘爱龙：《立法的伦理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
15.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十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0.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22.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3.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24.张利兆：《保险诈骗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25.赵秉志：《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6.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7.姜伟：《罪数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28.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9.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30.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1.刘艳红：《罪名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32.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下），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
33.刘树德：《牵连犯辨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5.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6.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7.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8.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9.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0.林纪东：《法学通论》，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
4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3.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4.肖建国、肖建华：《民事诉讼证据操作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45.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6.文海林：《犯罪论的基本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7.[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8.[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9.[美]威廉.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刘鸿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50.[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5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2.[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3.[美]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范建得、吴博文译，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
54.[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6.[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9.[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0.[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1.[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2.[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3.[日]森本益之等：《刑事政策学》，戴波、江溯、丁婕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4.[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5.[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6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8.[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9.[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0.[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1.[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2.[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73.[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7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75.[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7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8.[英]杰里米·边沁：《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0.[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1.[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8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83.[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4.[美]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金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5.[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分配原则——谁应受罚，如何量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6.[美]斯蒂文·萨维尔：《法律的经济分析》，柯华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7.[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庄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8.[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89.[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90.[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3.[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4.[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9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96.[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97.[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现代版），（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4.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0.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1.王作富、黄京平主编：《刑法》，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14.阴建峰、周加海主编：《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古登美、沈中元、周万来编著：《立法理论与实务》，台湾“国立”空中大学用书2006年版。
1．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
2.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3.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4.刘风景：《“视为”的法理与创制》，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
5.郑成良：《无罪推定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
6.费锦红：《法律规则与法官经验交叉视角下的司法推定技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7.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9.胡开诚：《民法上之视为》，载台湾《法令月刊》1998年第1期。
10.赵运锋、张东平：《论刑法分则中的法定拟制》，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3期。
11.王长水、王明星：《刑事立法语言之概念分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2.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法学》2001年第12期。
13.杨兴培：《再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同受贿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4.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15.李惠宗：《再论选举幽灵人口的罪与罚——刑法第一四六条新增第二项虚伪迁徙户籍立法技术之检讨》，载台湾《全国律师》2008年第6期。
16.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17.利子平、詹红星：《“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立法之质疑》，载《法学》2006年第5期。
18.何秉松：《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与现状》，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19.梁根林、吉莉娅：《“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l期。
20.张永红：《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
21.严励、孙晶：《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4期。
22.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3.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24.徐祝：《罪刑均衡原则杂议》，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25.陈正云：《试论刑法成本与刑法效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6.李凤梅：《法律拟制与法律类推：以刑法规范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27.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28.何家弘：《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
29.陈俊：《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维护》，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30.严存生：《法治社会与实质正义》，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
31.刘树德：《罪状之辨析与界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2.张晓芒：《类比思维的心理因素及其制约》，载《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3.张克文：《单位盗窃犯罪深究——法人犯罪拟制论的部分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
34.张克文：《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5.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36.卢勤忠：《刑法应设立单位贷款诈骗罪》，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
37.蔡新苗：《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
38.陈世伟：《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
39.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40.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期。
41.张明楷：《论同种数罪的并罚》，载《法学》2011年第1期。
42.冯亚东：《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问题》，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43.黄奇中：《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论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的界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44.初炳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罪及证明责任》，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45.宗德钧：《论我国刑法中的注意规定和特别规定及其司法认定》，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1期。
46.王安胜：《聚众斗殴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定罪》，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期。
47.童志兴：《试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11期。
48.邱威：《刑法分则的四种规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6期。
49.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
50.张绍谦、郑列：《“财产性利益”型贿赂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2009年第3期。
51.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8期。
52.储槐植：《一罪与数罪》，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53.何金宝：《转化犯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1期。
54.王仲兴：《论转化犯》，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55.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56.周少华：《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57.范德繁：《转化犯的新视野——事实转化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58.刘宪权：《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辨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59.林亚刚：《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0.陈志辉：《竞合论之发展在实务实践的光与影——以集合犯概念为中心》，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101期，2007年12月。
61.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
62.何立荣：《论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合并刑的裁量》，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
63.高金桂：《结合犯与加重结果犯之纠葛》，载台湾《月旦法学教室》第68期。
64.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
65.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66.汪建成、何诗扬：《刑事推定若干基本理论之研讨》，载《法学》2008年第6期。
67.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68.周旺生：《关于中国立法程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
69.陈丽：《浅析立法听证在立法程序中的作用》，载《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70.乔晓阳：《关于立法法规定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载《人大知识》2001年第8期。
71.朱芒：《行政立法程序基本问题试析》，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72.孟伟、房绪兴：《论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73.王立志：《盗窃并使用信用卡行为定性与法律拟制》，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杨奕华：《论法律虚拟与法学研究》，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张明楷：《支付用Card犯罪的现状、立法对策与研究课题》，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张志平：《“在经济往来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情况调查与研究》，载张仲芳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6.龙宗智、梅岭：《赃款去向与诉讼证明——对一起贪污案件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l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张云鹏：《刑事推定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林维：《抢劫罪责任年龄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9.[德]彼得·莱尔歇：《法律上的拟制技术》，载[德]P·爱森曼、G·泽格主编：《德国的法律地位——在国内和国际法上》，顾思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王海鹏：《论刑事立法拟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王萍：《类比思维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黄振：《论法律拟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6.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比较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郑超：《刑法中的拟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赵秉志、杜邈：《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特殊累犯规定的解读》，载《法制日报》2011年5月4日第12版。
2.汪敏：《聚众斗殴转化型犯罪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7日第3版。
3.张明楷：《如何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11日第B01版。
4.王发强：《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是否已被取消》，载《人民法院报》1998年8月13日第B01版。
1.苏永钦：《立法学札记（六）——视为的立法技术》，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9955，（访问日期：2011年9月30日）。
2.陈万金：《拟制有违事实，但自有其道理》， http：//www.66law.cn/channel/post/2009-02-27/11315.aspx，（访问日期：2011年12月4日）。
3.郑戈：《富勒的寓言》，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132579.html，（访问日期：2012年1月30日）。
4.尚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论法律拟制》，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84438，（访问日期：2012年2月10日）。
5.马爽：《携带凶器盗窃应作为盗窃罪从重处罚情节》， http：//www.docin.com/p－10808369.html.（访问日期：2011年3月12日）。
1.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1967.
2.Pierre J·J·Olivier, Legal Fictions in Practice and Legal Science,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75.
1.Kenneth Campbell：Fuller On Legal Fictions, Law and Philosophy，Vol.2，1983, p.339.
2. Aviam· Soifer：Reviewing Legal Fiction．Georgia Law Review，Vol.1，1986，p.875．
①[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7页。
②[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2页。
①[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
②
①（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现代版），（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页。
②（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现代版），（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③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9页。
④NOMI,MAYA,STOLZENBERG Fictions of Law：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s-A“CuriousDoubleLanguage”,Cardozo Stud.L.&Lit.223.
①刘风景：《“视为”的法理与创制》，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第199-200页。
②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③[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页。
④[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页。
⑤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⑥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⑦黄风：《罗马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①[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9页。
②郑成良：《无罪推定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60页。
③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9页。
④肖建国、肖建华：《民事诉讼证据操作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⑤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①Henry Campbell 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Z].St.Paul：West Pub.Co,1979.p.804.转引自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49页。
②参见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
③[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8页。
①胡开诚：《民法上之视为》，载台湾《法令月刊》1998年第1期，第9页。
②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①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2页。
②郑成良：《无罪推定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60页。
①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10-11页。
①[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8页。
②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①[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9页。
②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3页。
①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55页。
②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49页。
①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提交，第49页。
①李希慧、贾济东、廖焱清：《渎职罪主体解释回顾及立法建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26页。
①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提交，第8页。
①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②[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①[美]威廉.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刘鸿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3页。
①杨奕华：《论法律虚拟与法学研究》，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②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③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①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0页。
②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页。
③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
④许健：《论我国刑法中拟制产生的原因》，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65页。
⑤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页。
①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9页。
②郑戈：《富勒的寓言》，资料来源：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132579.html，2012年1月30日访问。
③[美]班杰明N.卡佐：《法律的发展》（The Growth of the Law），New Haven，1924年版，第3页。转引自
[美]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范建得、吴博文译，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8页。
①[美]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范建得、吴博文译，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8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④许章润：《假作真时真亦假》，资料来源：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6700，2012年3月10日访问。
⑤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②[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③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④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27页。
⑤[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①杨奕华：《论法律虚拟与法学研究》，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②[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③[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①[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③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④刘爱龙：《立法的伦理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①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②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86页。
③[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④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①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自序。
②参见梁根林、吉莉娅：《“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l期，第191页。
③[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④[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①[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参见张永红：《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第62页。
③参见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④参见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⑤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引论”，第9页。
①[日]森本益之等：《刑事政策学》，戴波、江溯、丁婕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②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0-41页。
③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④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0页。
⑤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①严励、孙晶：《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4期，第101页。
①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0-41页。
①转引自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23页。
①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78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页。
③徐祝：《罪刑均衡原则杂议》，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第40页。
④[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5页以下。
⑤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80页。
⑥尚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论法律拟制》，资料来源：http：
①陈正云：《试论刑法成本与刑法效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75页。
②李凤梅：《法律拟制与法律类推：以刑法规范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第141页。
③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81页。
④林纪东：《法学通论》，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89页。
①参见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82页。
②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④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12页。
①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29页。
②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①[德]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5·Aufl·983，S.252.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①[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②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9页。
③陈俊：《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维护》，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43页。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⑤严存生：《法治社会与实质正义》，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12页。
①[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②[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③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④[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①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页。
①[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87页。
②许秀林：《略论类比思维方式》，载《南通职大教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页。
③王萍：《类比思维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提交，第12页。
④[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⑤参见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64。
①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②[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③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提交，第31页。
④[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⑤刘树德：《罪状之辨析与界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6页。
①张晓芒：《类比思维的心理因素及其制约》，载《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35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
①[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2页。
①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②[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辞典》，顾肖荣、郑树周译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10页。
③参见蔡道通、黄东平：《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5页；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47-48页。
①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0页。
①李振林：《严惩盗窃也应有度——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之反思》，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9页。
①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9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86、987页。
②周少华：《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③《刑法》第238条第2款、第248条第1款和第292条第2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①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一终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
②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1967.pp.2-3.
③Oliver R.Mitchell,“The Fictions of the Law:Have They Proved Useful or Detrimental to itsGrowth?”,Harv.L.Rev.249,250(1893).转引自[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①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②参见陈兴良：《刑法价值构造》（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①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②[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1页。
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6页。
③[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①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②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③[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④[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⑤[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①“Presumption”、“fiction of law”,Henry Campbell Black,M·A·Black’s Law Dictionary,SixthEdition.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1990）.
②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49页。
③利子平、詹红星：《“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立法之质疑》，载《法学》2006年第5期，第110页。
①文海林：《犯罪论的基本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②李振林：《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16页。
①参见何秉松：《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与现状》，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②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49页。
②李振林：《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16页。
③Henry.Campbell 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St.Paul,Minn.）1979,p.561．
④李振林：《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18页。
①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04页。
②Kenneth Campbell,Fuller On Legal Fictions,Law and Philosophy Vol.2,1983,p.339.
①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①黄振：《论法律拟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提交，第14-15页。
②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0页。
①《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①张克文：《单位盗窃犯罪深究——法人犯罪拟制论的部分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第62页。
②See Kathleen F.Brickey,Corporate Criminal Accountability：A Brief History and An Observation,60Wash.U.L.Q.396（1982）．转引自张克文：《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
41页。
③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十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②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19-120页。
⑤黄丽勤：《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探讨》，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66页。
①卢勤忠：《刑法应设立单位贷款诈骗罪》，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第52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398页。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9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①赵秉志、杜邈：《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特殊累犯规定的解读》，载《法制日报》2011年5月4日第12版。
②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①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①吕晶晶：《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法条解析》，载《天津检察》2011年第4期，第16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①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郎胜在2011年3月30日全国法院贯彻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报告。
②马爽：《携带凶器盗窃应作为盗窃罪从重处罚情节》，资料来源：http：//www.docin.com/p－10808369.html.2011年3月12日访问。
①《加拿大刑事法典》，罗文波、冯凡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②《韩国刑法典》第331条（特殊盗窃）第1项规定：“夜间损害门户、墙壁或者其他建筑物的一部分，侵入前条所列场所窃取他人财物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劳役。”参见《韩国刑法典》，[韩]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③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郎胜在2011年3月30日全国法院贯彻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报告。
①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39-41页。
②田宏杰、温长军：《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范解读和司法适用》，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第3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②根据《红十字会法》第2条的规定，“红十字会”是指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①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页。
②张明楷：《支付用Card犯罪的现状、立法对策与研究课题》，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③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①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①蔡新苗：《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第92页。
①《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王袆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②《加拿大刑事法典》，罗文波、冯凡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③《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④《日本刑法典》第236条（强盗）规定：“以暴行或者胁迫方法强取他人的财物的，是强盗罪，处5年以上有其惩役。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由此可见，日本的强盗罪相当于我国的抢劫罪。
⑤《意大利刑法典》第628条第1款规定：“为使自己或其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采用对人身的暴力或威胁，使他人的动产脱离持有人的控制，将其据为己有的，处以3年至10年有其徒刑和516至2065欧元罚金。”参见《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⑥《韩国刑法典》第333条（强盗）规定：“以暴力或者胁迫方法强取他人财物或者取得其他财产上之利益，
或者使第三人取得的，处3年以上有期劳役。”第334条（特殊强盗）规定：“（一）夜间侵入他人住宅、看
守的房屋、建筑物、船舶或者他人占有的房屋，犯前条之罪的，处无期或者5年以上劳役。（二）携带凶器
或者二人以上共同犯前条之罪的，处罚同前项。”（参见《韩国刑法典》，[韩]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6年版，第53页。）可见韩国的强盗罪也相当于我国的抢劫罪。
①陈世伟：《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46页。
①参见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②《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③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9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①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期，第18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①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413页；周洪波、单民：《骗取出口退税罪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第156页；石磊、赵飞：《偷税罪三议》，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第34页。
③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31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①参见张明楷：《论同种数罪的并罚》，载《法学》2011年第1期，第128-129页。
①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②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8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①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33-34页。
①姚兵、张志佳：《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探疑》，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第59页。
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2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
②参见吴江：《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1期，第56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①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页。
②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王作富、黄京平主编：《刑法》，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3页。
③冯亚东：《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问题》，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34页。
④黄奇中：《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论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的界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第66页。
②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9页。
①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页
②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②参见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5页；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0-661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2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5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57页。
④参见蔡新苗：《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第92页。
①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②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页。
③参见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15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
①1979年《刑法》第191条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第155条贪污罪从重处罚。”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①参见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16页。
②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①赵秉志、许成磊：《刑讯逼供罪中“致人伤残、死亡”的理解与认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50页。
②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998-999页；吴林生：《法律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规定的区分——以一则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例为分析样本》，载《公民与法》2011年第9期；蔡乐、陈建：《正确区分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兼谈刑讯逼供致人死伤的定性》，载《科学教育家》2007年第12期。
①初炳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罪及证明责任》，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117页。
①陈世伟：《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46页。
①赵秉志：《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②宗德钧：《论我国刑法中的注意规定和特别规定及其司法认定》，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1期，第65页。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汪敏：《聚众斗殴转化型犯罪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7日第3版；王安胜：《聚众斗殴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定罪》，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期，第47页。
①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页。
②童志兴：《试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11期，第11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①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83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①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页。
①参见邱威：《刑法分则的四种规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6期，第234页。
②张明楷：《如何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11日第B01版。
①张明楷：《如何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11日第B01版。
①参见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提交，第41页。
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644页；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1-72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4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4页；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①参见阴建峰、周加海主编：《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①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下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6317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③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5页。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③参见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法学》2001年第12期；杨兴培：《再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同受贿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①王发强：《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是否已被取消》，载《人民法院报》1998年8月13日。
①刘雅萍：《论刑法分则的数罪并罚规定》，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提交，第25-27页。
②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399页。
④参见张志平：《“在经济往来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情况调查与研究》，载张仲芳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6页。
①参见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8页。
③参见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①参见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②《刑法》原第185条第1款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27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①参见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第73页。
①参见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第74页。
②参见张绍谦、郑列：《“财产性利益”型贿赂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2009年第3期，第49页。
①刘宪权、李振林：《“天价过路费案”定性分析》，载《法学》2011年第3期，第9页。
①熊永明：《<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80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29页。
③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8期，第52页。
④熊永明：《<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80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①[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页。
①参见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周少华：《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薛进展：《转化犯基本问题新论》，载《法学》2004年第4期；初炳东、许海波、邢书恒：《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载《法学》1998年第6期；赵立勋：《也论转化犯》，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肖中华：《论转化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杨新京：《论转化犯》，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①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③肖中华：《论转化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43页。
①范德繁：《转化犯的新视野——事实转化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第144页。
①刘宪权：《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辨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112-113页。
②杨新京：《论转化犯》，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35页。
③参见赵立勋：《也论转化犯》，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第43页；杨旺年：《转化犯探析》，载《法律科学》1992年第6期，第40页；徐逸仁：《中国当代刑法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④参见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71页。
①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②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243页。
①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①[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①[日]齐藤信宰：《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91年版，第397页；转引自林亚刚：《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80页。
②陈志辉：《竞合论之发展在实务实践的光与影——以集合犯概念为中心》，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101期，2007年12月。
③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④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①[日]中山研一：《刑法总论》，日本成文堂1989年日文版，第527页；转引自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②林亚刚：《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页。
①张莉琼：《集合犯的法定性特征研究》，载《海峡法学》2010年第4期，第86页。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①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②[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132、145页。
③刘艳红：《罪名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①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第39页。
②何立荣：《论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合并刑的裁量》，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
③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第40页。
①高金桂：《结合犯与加重结果犯之纠葛》，载台湾《月旦法学教室》第68期，第21页。
②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第39页。
③肖本山：《连续犯若干争议问题新探》，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33页。
④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下），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56页。
⑤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②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③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①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2页。
②张利兆：《保险诈骗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陆诗忠：《牵连犯之基本问题新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6页。
③参见刘树德：《牵连犯辨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①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②有学者认为牵连犯包含了法内牵连犯的情形，故而将其分为法内牵连犯和法外牵连犯。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张利兆：《保险诈骗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③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15页。
④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①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684页。
②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6页。
①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第90页。
①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张冬：《浅谈“无罪推定”原则》，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65页；龙宗智、梅岭：《赃款去向与诉讼证明—对一起贪污案件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l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汪建成、何诗扬：《刑事推定若干基本理论之研讨》，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8页。
②[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22页。
④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⑤张云鹏：《刑事推定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第515页。
⑥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371页。
①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22页。
①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20页。
①参见费锦红：《法律规则与法官经验交叉视角下的司法推定技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29页。
①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20页。
①陈桂明：《论推定》，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
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7页。
①何家弘：《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第38页。
②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①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②[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①李惠宗：《再论选举幽灵人口的罪与罚——刑法第一四六条新增第二项虚伪迁徙户籍立法技术之检讨》，载台湾《全国律师》2008年第6期，第40-41页。
②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③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提交，第39页。
①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②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③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④[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⑤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⑥[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①王海鹏：《论刑事立法拟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提交，第21页。
②[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页。
③李惠宗：《再论选举幽灵人口的罪与罚——刑法第一四六条新增第二项虚伪迁徙户籍立法技术之检讨》，载台湾《全国律师》2008年第6期，第40-41页。
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4页。
②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2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①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①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9-60页。
①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②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③转引自[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9页。
④中国学者从历史的高度和中国世俗社会的深度，将这种强势一方合法伤害弱势一方的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称为“合法伤害权”。参见吴思：《潜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⑤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33页。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①[德]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5.Aufl.，983，S.252.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①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一）》第46条。
①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2]宝刑初字第303号刑事判决书。
②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1页。
③周旺生：《关于中国立法程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第57页。
④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51页。
①古登美、沈中元、周万来编著：《立法理论与实务》，台湾“国立”空中大学用书2006年版，第234页。
②制定了《立法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等。
③陈丽：《浅析立法听证在立法程序中的作用》，载《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42页。
①乔晓阳：《关于立法法规定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载《人大知识》2001年第8期，第40页。
②例如，专家咨询制度规范的阙如导致专家咨询处于无监督状态。参见杨临宏：《关于公众参与立法程序问题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
①朱芒：《行政立法程序基本问题试析》，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第65页。
②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黄太云对《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撰写了《<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二）》和《<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分别发表于《人民检察》2011年第6、7、8期。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5页。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黄风：《罗马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6.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8.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10.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2.刘爱龙：《立法的伦理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
15.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十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0.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22.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3.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24.张利兆：《保险诈骗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25.赵秉志：《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6.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7.姜伟：《罪数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28.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9.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30.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1.刘艳红：《罪名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32.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下），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
33.刘树德：《牵连犯辨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5.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6.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7.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8.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9.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0.林纪东：《法学通论》，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
4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3.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4.肖建国、肖建华：《民事诉讼证据操作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45.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6.文海林：《犯罪论的基本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7.[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8.[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9.[美]威廉.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刘鸿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50.[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5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2.[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3.[美]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范建得、吴博文译，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
54.[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6.[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9.[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0.[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1.[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2.[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3.[日]森本益之等：《刑事政策学》，戴波、江溯、丁婕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4.[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5.[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6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8.[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9.[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0.[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1.[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2.[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73.[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7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75.[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7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8.[英]杰里米·边沁：《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0.[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1.[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8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83.[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4.[美]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金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5.[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分配原则——谁应受罚，如何量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6.[美]斯蒂文·萨维尔：《法律的经济分析》，柯华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7.[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庄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8.[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89.[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90.[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3.[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4.[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9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96.[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颜厥安审校，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97.[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现代版），（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4.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李淳、王尚新主编：《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0.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1.王作富、黄京平主编：《刑法》，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14.阴建峰、周加海主编：《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古登美、沈中元、周万来编著：《立法理论与实务》，台湾“国立”空中大学用书2006年版。
1．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
2.卢鹏：《法律拟制正名》，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3.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4.刘风景：《“视为”的法理与创制》，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
5.郑成良：《无罪推定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
6.费锦红：《法律规则与法官经验交叉视角下的司法推定技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7.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周东平、武胜：《我国历代刑法中的法定拟制综论——兼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9.胡开诚：《民法上之视为》，载台湾《法令月刊》1998年第1期。
10.赵运锋、张东平：《论刑法分则中的法定拟制》，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3期。
11.王长水、王明星：《刑事立法语言之概念分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2.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法学》2001年第12期。
13.杨兴培：《再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同受贿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4.吴学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15.李惠宗：《再论选举幽灵人口的罪与罚——刑法第一四六条新增第二项虚伪迁徙户籍立法技术之检讨》，载台湾《全国律师》2008年第6期。
16.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17.利子平、詹红星：《“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立法之质疑》，载《法学》2006年第5期。
18.何秉松：《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与现状》，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19.梁根林、吉莉娅：《“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l期。
20.张永红：《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
21.严励、孙晶：《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4期。
22.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3.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24.徐祝：《罪刑均衡原则杂议》，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25.陈正云：《试论刑法成本与刑法效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6.李凤梅：《法律拟制与法律类推：以刑法规范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27.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28.何家弘：《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
29.陈俊：《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维护》，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30.严存生：《法治社会与实质正义》，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
31.刘树德：《罪状之辨析与界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2.张晓芒：《类比思维的心理因素及其制约》，载《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3.张克文：《单位盗窃犯罪深究——法人犯罪拟制论的部分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
34.张克文：《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5.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36.卢勤忠：《刑法应设立单位贷款诈骗罪》，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
37.蔡新苗：《刑法拟制条款的考察》，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
38.陈世伟：《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
39.刘涛：《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40.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期。
41.张明楷：《论同种数罪的并罚》，载《法学》2011年第1期。
42.冯亚东：《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问题》，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43.黄奇中：《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论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的界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44.初炳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罪及证明责任》，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45.宗德钧：《论我国刑法中的注意规定和特别规定及其司法认定》，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1期。
46.王安胜：《聚众斗殴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定罪》，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期。
47.童志兴：《试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11期。
48.邱威：《刑法分则的四种规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6期。
49.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
50.张绍谦、郑列：《“财产性利益”型贿赂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2009年第3期。
51.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8期。
52.储槐植：《一罪与数罪》，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53.何金宝：《转化犯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1期。
54.王仲兴：《论转化犯》，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55.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56.周少华：《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57.范德繁：《转化犯的新视野——事实转化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58.刘宪权：《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辨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59.林亚刚：《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0.陈志辉：《竞合论之发展在实务实践的光与影——以集合犯概念为中心》，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101期，2007年12月。
61.刘宪权、桂亚胜：《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2000年第8期。
62.何立荣：《论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合并刑的裁量》，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
63.高金桂：《结合犯与加重结果犯之纠葛》，载台湾《月旦法学教室》第68期。
64.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
65.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66.汪建成、何诗扬：《刑事推定若干基本理论之研讨》，载《法学》2008年第6期。
67.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68.周旺生：《关于中国立法程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
69.陈丽：《浅析立法听证在立法程序中的作用》，载《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70.乔晓阳：《关于立法法规定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载《人大知识》2001年第8期。
71.朱芒：《行政立法程序基本问题试析》，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72.孟伟、房绪兴：《论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73.王立志：《盗窃并使用信用卡行为定性与法律拟制》，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邵栋豪：《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杨奕华：《论法律虚拟与法学研究》，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张明楷：《支付用Card犯罪的现状、立法对策与研究课题》，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张志平：《“在经济往来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情况调查与研究》，载张仲芳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6.龙宗智、梅岭：《赃款去向与诉讼证明——对一起贪污案件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l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张云鹏：《刑事推定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林维：《抢劫罪责任年龄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9.[德]彼得·莱尔歇：《法律上的拟制技术》，载[德]P·爱森曼、G·泽格主编：《德国的法律地位——在国内和国际法上》，顾思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卢鹏：《从法律拟制到政治拟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武胜：《论我国刑法分则界域内的法定拟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王海鹏：《论刑事立法拟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王萍：《类比思维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黄振：《论法律拟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6.王欣：《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比较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郑超：《刑法中的拟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赵秉志、杜邈：《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特殊累犯规定的解读》，载《法制日报》2011年5月4日第12版。
2.汪敏：《聚众斗殴转化型犯罪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7日第3版。
3.张明楷：《如何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11日第B01版。
4.王发强：《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是否已被取消》，载《人民法院报》1998年8月13日第B01版。
1.苏永钦：《立法学札记（六）——视为的立法技术》，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9955，（访问日期：2011年9月30日）。
2.陈万金：《拟制有违事实，但自有其道理》， http：//www.66law.cn/channel/post/2009-02-27/11315.aspx，（访问日期：2011年12月4日）。
3.郑戈：《富勒的寓言》，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132579.html，（访问日期：2012年1月30日）。
4.尚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论法律拟制》，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84438，（访问日期：2012年2月10日）。
5.马爽：《携带凶器盗窃应作为盗窃罪从重处罚情节》， http：//www.docin.com/p－10808369.html.（访问日期：2011年3月12日）。
1.Lon L·Fuller,Legal Fic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1967.
2.Pierre J·J·Olivier, Legal Fictions in Practice and Legal Science,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75.
1.Kenneth Campbell：Fuller On Legal Fictions, Law and Philosophy，Vol.2，1983, p.339.
2. Aviam· Soifer：Reviewing Legal Fiction．Georgia Law Review，Vol.1，1986，p.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