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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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名：A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Classicist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作者：刘奕 论文级别：博士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古代文学 中文关键词：清代中期 ; 经学家 ; 文学思想 英文关键词：middle Qing Dynasty ; classicists ; literary thoughts 学位年度：2007 导师：陈广宏 学科代码：050105 学位授予单位：复旦大学 论文提交日期：2007-04-15

摘要

本论文以过去一直不被文学史家重视的清代中期经学家的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学术和文学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分析，我们认为清代中期经学家在清代文学思想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最深地感知了“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时代精神，是形成和塑造清代中晚期文学思想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
     本文在绪论中主要完成了两个工作，一是解题，二是对本论文基本的研究立场、态度和研究方法作一阐述。
     第一章主要结合经学家的文学创作情况，对他们的学术作一个概貌式的描述。第一节主要探讨乾嘉经学兴盛、发展的原因以及经学家的学派和代际问题。第二节则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经学家的治学方法和为学精神。
     第二章分析经学家对古文与骈文的认识与思考。第一节通过探析经学家与桐城派文论的对立、冲突和相互影响，以确立经学家文论的基本立场和定位。第二节具体分析他们对学术文体的认识与总结。第三节则详论经学家对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关系的种种看法。最后第四节则勾勒文笔说在清代的重提与发展，并将其发明权由阮元交还给了凌廷堪。
     第三章选取了经学家诗学思想中比较有特色的部分加以讨论。第一节论述经学家对沈德潜和袁枚诗歌性情论的继承、发挥和修正。第二节则讨论了经学家对学问在诗歌中存在方式的认识以及学问与性情关系的问题。第三节以性灵、性情论为例，论析焦循的经学义理之学是如何影响他的文学思想的。
     第四章则是关于经学家的词学思想。所重点强调的是词学与经学、诗学的视域融合，是经学家经学立场在词学中的贯彻。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classicist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which are neglected by the scholars on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he study is put down roots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are thoroughly collected and minutely analyzed and are rooted on their age, especial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is age. We think the classicist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have the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oughts in Qing Dynasty, because they most deeply apperceive the age spirit that is the rise of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and are one of the basal power that shape the character of literary thoughts in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The exordium takes on two tasks. First it defines the subject of the dissertation. And then it expounds the essential standpoint, attitude and study method about this dissertation.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a general picture of classicists' academic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causation of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ism in middle Qing Dynasty and descripes the schools and generationgs of classicists. The second section analyzes the classicists' study method and spirit.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classicists' comprehension and meditation on ancient prose and parallelist prose. The first section researches into and analyzes the facts of hostility, conflict and mutual influence on prose thoughts between classicists and essayists in Tongcheng School. The work makes us ascertain the essential standpoint and value of classicists' prose thoughts. The second section concretely analyzes the classicists' comprehension and summarization on academic style. We analyze the classicists'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 of argumentation, textual research and prose in the third section. In the fourth section we restudy the reconstructio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oery of Wen and Bi in Qing Dynasty and we find Ling Tingkan is the first man who puts forward a new concept of Wen from its criterion, character, history and basis of theory.
     In the third chapter we discuss the distinctive parts in classicists' poetics thoughts. The first section is about the classicists' poetics theories of personal nature and emotions that come from Shen Deqian and Yuan Mei and are exerted and modified by classicists. In the second section we scan the classicists' view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learning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personality in poetry. In the third section we discuss Jiao xun's doctrine of Xing Ling and doctrine of Xing Qing that is a example about how the argumentation can influence the literary thoughts.
     The fourth chapter is about the classicists' thoughts of Ci. We emphasize the syncretism of eyeshots of learning of Ci, poetics and classicism and that classicists stand on the standpoint of standpoint when they studu the learing of Ci.

引文

①再如钱大昕称赞王鸣盛“后儒凿空，师心自矜。堂堂光禄，朴学是好”(《潜研堂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841页)，称赞惠栋“汉儒说经重训诂，授受专门先后印。……后人凿空夸心得，一笔欲将郑服摈。虚谈名理诃玩物，陈义甚高词已遁。……青紫拾芥何足云?朴学千秋宜自奋”(《潜研堂诗集》卷十《题惠松匪征君授经图》，1122页)。洪亮吉也说“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疏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斥不谈，于是儒术日晦，而游谈坌兴。……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洪亮吉集》，192页)。都是以理学、朴学相对而言的。
    ①龚自珍《与江子屏笺》云：“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又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速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馒钉，不可谓非学也，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为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师无异，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见《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七，中国书店，1991年，211．212页。
    ①如王鸣盛说：“学之之难言也，岂不以其途之多所岐乎哉?有空谈妙悟而徒遁于玄寂者矣，有泛滥杂博尔不关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词章春华烂然而离其本实者矣，有揣摩绳尺苟合流俗而中尠精意者矣，此皆不足务也，是故经学为急。”王鸣盛《赠任幼植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①《书目答问》和《清史稿·儒林传》都经手于缪荃孙，很显然具有相当的同质性。而且《清史稿·儒林传》去取过苛，名录较小。因此我们采用前一书。
    ①在近代学术、思想界有大影响的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都是二书重点论述的对象。章、刘都承续了江南汉学一脉正宗，自不必说：康、梁学术除了接受今文经学外，他们所承继的广东学术的统脉，则是由汉学大师阮元所开启。此处尤可见对乾嘉学究的必要性。
    ①陈平原先生在探究清代文章的演变时，敏锐地抉发出这种文人、学人的交互影响，左右有清一代文章的现象，他说：“撇开门户之见，清代文章与学术思潮之密切，使得‘著述之文’未必不潇洒，而‘文人之文’也未必没见识。清代文章的演变，不妨从‘文’、‘学’的会通与冲突这个特定角度来把握。”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64-165页。
    ②如桂馥说：“岱宗之下，诸峰罗列，而有岳为之主，则群山万壑皆归统摄，犹六艺之统摄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晚学集》卷一《惜才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648页)又“狂简不知裁，独学古无师。过眼万卷书，纷纷乱如丝。何者为我有，浮云随风飞。穿珠不引线，千手难把持。三军帅无主，乌能定群疑。大哉夫子训，道一以贯之。”(桂馥《悔过诗》，《未谷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都表达了应该以经学统摄百家，也包括词章之学的意思。也就是说，文学应该安身于经学体系之中。这在当时汉学家中是一种普遍看法。
    ①“我们常常把‘虚构’一词应用于部分文学(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但是“‘虚构’这一特定术语不适用于诗歌，因为类属名词‘摹仿’(或‘再现’)只有丧失其全部确切意义才能保持其恰当性；诗歌通常并不展示外部的真实性，它一般都自给自足。”一些“次要”的体裁，如祈祷文、告诫、谚语、谜语、儿歌，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见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页。
    ①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将这种经师身份的认同，以及经学者所孜孜从事的训诂校勘、辑佚辨伪的工作，视为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是相对于明代的“业余研究”而言的。这样的认识对我们理解经师、文士的自觉区分有一定参考意义。当然，笔者认为的确出现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但并不可已经专业化、职业化的观点。对这一问题，将在后文第一章第一节中详细阐述。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二章第四节《专业化与实证学风》和第三章《江南学者的职业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47-59、60-98页。
    ②朱刚先生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即是研究这一文学思想的一部有力的著作，可参阅。东方出版社，1997年。
    ① 紧接着，德里克批评中国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相对照，而是将马克思为欧洲历史发展而勾画出来的图式，强加于中国历史。于是我们就有了一幅中国是‘封建’社会、‘亚细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图式。这个公式所强加的一切，就是那些与中国社会不同的东西。这类公式的存在有其政治理由，但这只是意味着理论的征服”。资本主义萌芽说对许多明清文学史家而言，是基本预设，如果按照德里克的批评，我们该当如何呢?德里克的论述见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5页。
    ① 钱大昕《仪礼管见序》，《潜研堂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88页。
    ② 见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问字堂集》卷四。《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90-92页。
    ③ 见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
    ④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310页。
    ⑤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清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61页。
    ⑥ 王鸣盛《赠翁征士霁堂先生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
    ⑦ 凌廷堪《好恶说下》，《校礼堂文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98年，142-144页。
    ⑧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214页。
    ⑨ 段玉裁《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经韵楼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
    ⑩ 段玉裁《江氏音学序》，《经韵楼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
    (11) 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82-184页。
    (12)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13)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论》，中华书局，2003年，1页。
    (15)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页。
    (16) 同上，15页。
    (17) 同上，16页。
    (18)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3页。
    (19)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锤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478页。
    (20) 同上，477-478页。
    (21) 同上，478页。
    (22) 同上，479页。
    (23) 同上，480页。
    (24) “文笔说”的再发现，实由凌廷堪首揭斯义，而由阮元完成之。参见笔者《清代中期的文笔说：产生、发展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5) 钱锺书《论复古》，《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06页。
    (26) 焦循《词说一》，《雕菰集》卷十。
    (27) 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部分第二章《明和清初社会中的文人理想：来自绘画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3-33页。
    (28) 钱锤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锤书散文》，477页。
    (29)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3-94页。
    (30) 参见钱锺书《论复古》，《钱锺书散文》，502-509页。
    (31) 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中华书局，2002年，54-105页。
    ① 清人的有关论述多不胜数，兹就笔者一时所见略举几例为证。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金石之学……近则顾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坨尤其最也。”这是称赞朱彝尊的金石学。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四部丛刊》初编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曝书亭集》提要云：“国朝之诗……朱之学博，才足以运之。……至所作古文，率皆渊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盘深。”《西河文集》提要云：“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赞扬他们文、学合一。中华书局，1965年，1523、1524页。法式善为王昶《春融堂文集》作序时，称赞王昶文章熔铸经史，“由是溯接钝翁、西河、竹姹而上，班、马、韩、欧之遗绪将赖先生以维持于绝续之交而不坠焉”，正是将毛奇龄(西河)、朱彝尊(朱坨)作为典范加以推崇的。见《春融堂集》卷首法式善《春融堂文集序》。阮元则大力表彰毛奇龄，推为清学开山人物之一。其《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云：“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至于古文诗词，后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见《揅经室集》二集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543页。
    ② 全祖望作为同时代人，他的观察是：“国初多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而衰。士之不欲以帖科自竟者，稍廓之为词章之学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全祖望《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志铭》，《鲒埼亭集》卷十七。
    ① 惠栋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学风提供了一则生动的事例：“海昌管翔高先生……其学以四子为纲领，以诸经为条目，以宋元诸儒为羽翼，以紫阳朱子为折衷。其通《四子书》也，凡礼乐、朝会、祭祀、冠裳等制，必讲明而切究之。病学者耳剽目窃，游谈无根也，因取《四书》中故实，著《读经笔记》一书，将以嘉惠后学，甚盛意也。……雍正中，先君于役京江，先生尝携《周官》一书就先君删节。先君曰：‘经不可删也。’”这位管翔高先生对经学可谓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他勇于删经的做法也是宋明人的习气，放在后来汉学家那里是难以想象的。见惠栋《读经笔记序》，《松崖文钞》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
    ① 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显然不是汉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充分条件。学术发展需要的书籍的收藏、刊刻、流通，以及大量的资金资助，还有畅通的交通以便于学者的交流等等，都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达、繁荣。乾嘉江南学术交流网络的形成，显然得力于江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王俊义先生的这一观点也获得了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研究的支持和印证，可以参看。
    ② 关于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对经学的促进作用，黄爱平先生在《朴学与清代社会》第四章《朴学与清廷文化政策》中有所论证，可参阅。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57-205页。
    ③ 余英时先生所抉发的思想史意义，在客观的史学研究之外，更包含着一份浓浓的现实关怀。余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中国文化，是儒学的现代境遇，是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鲜活的生命力。他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自序》中曾反复强调：“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 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7页)“我们必须承认，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7页)“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诱发儒学固有的认知传统，使它能自我成长。儒家‘道问学’的潜流，经过清代两百年的滋长，已凝成一个相当强固的认知传统。我之所以特别强调18世纪的考证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这是基本原因之一。我清楚地知道，认知精神的充分发展最后将不免有必要使儒学在价值系统方面作某些相应的调整。但是由于‘道问学’原是儒学的基本价值之一，我深信这种调整决不致导向儒学的全面解体。相反地，现代儒学如果经不起严格的知识考验，则它所维护的其他许多价值是否能发挥实际的作用，恐怕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8-9页)这一秉承自其师尊钱穆先生的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余先生能跳出单纯的学术史视野，而进入更广阔的人类心灵的世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
    ① 惠栋因为其父惠士奇被雍正罚以家产修镇江城，“先生往来京口，饥寒困顿，甚于寒素。遭两丧，不以贫废礼。中年课徒自给，陋巷屡空，处之坦如”。(钱大昕《惠先生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698页。)而乾隆十五年，甘陕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荐惠栋于廷，而惠栋则以“老病颓唐，无能为役，计偕期近，长安日远”为由辞谢不赴。(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松崖文钞》卷 一)按，同年另一经学大师江永也辞谢经学举荐。戴震则是“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近三十，乃补县学生。用是绝志举子业，覃思著述，家屡空而励志愈专”。(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收《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255页。)都可见治经对他们而言并非趋利行为，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类似的例子，再如皖学的前驱者之一，江永的同志汪绂，甚至在景德镇作瓷器画工时也专心研经，遭人嘲笑也不顾，这与普通人趋利避害，融入周围人群的做法显然不同。(参见朱筠《婺源县学生汪先生墓表》，《笥河文集》卷十一。)至于说文字狱的恐吓使得汉学家不问世事，埋头故纸堆，那么如何解释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显然挑战理学的著作的出现?倒是章太炎先生认为戴震是有意挑战清帝的淫威，为人民鸣不平而作此二书。太炎先生此说固然有其一贯的排满革命之见，但即便戴震非有意针对清帝，政治上也绝无半点讨好的意思，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这也一点是卓然可知的。(参见《太炎文录》卷一《释戴》，《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2页)尤其是对比当时最负时誉的文人袁枚，这种对时代精神的自觉与否和精神境界的高下则卓然可见。袁枚曾告诫别人勿轻为著述：“古之圣人，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以至赞《周易》、修《春秋》，岂皆沾沾自喜哉，时至者为之耳。若欲冒天下难成之功，必将为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若著古今不朽之书，必将召崔浩刊史之灾，熙宁伪学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圣道昌而异端息矣。而于此有人焉，褒衣大褶，犹以孟轲、韩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49页)其人品、心胸、目光均在惠、戴之下，却坐享后世高名，后人且多有附和袁氏攻击汉学家之论，殊不可解，殊不可解!
    ① 乾隆帝面对康熙建立的巨大的政治、文化功绩时时有一种焦虑感，他有意要在各个方面超越其祖父，以建立个人的光环与权威。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在《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清代帝王经学初探》一文中，通过对康、乾两帝对《尚书》“皇极”义的不同解释为例，深入地分析了乾隆有心立异以求超越乃祖的政治用意，可参看。见收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1-155页。
    ② 文化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1)公开倡导经史实学。如乾隆十二年，重刻成《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高宗撰序，号召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又多次在策试中以经学相倡：“今天子金声玉振，以实学为海内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礼部试贡士，首以“循名责实”发题，盖欲学者削烦除滥，崇雅黜浮，由记问辞章而徐进于研经穷理。”(王鸣盛《金轩来豳风月令诗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六)乾隆二十六年，策试各省贡士时，称“朕崇尚经学”(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三五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庚寅条)。乾隆三十一年，复命题策试各省贡士，倡导讲求经史之学：“缅惟经学为出政之原，史册为鉴观之本。”(《高宗实录》卷七五九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庚申条)(2)征用经学之士。乾隆十四年、十六年两次颁谕征召经学之士，并称“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源，虽未可遽目为巨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剪采为丽者，迥不侔矣。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 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高宗实录》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条)。十六年，任命征召的吴鼎、梁锡璵为国子监司业，陈祖范、顾栋高因年老赐国子监司业衔。(3)征书、编书。乾隆三十七年下征书令，三十八年开四库馆，在汉学风气的形成中影响尤其巨大。洪亮吉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及四库馆之开，君(邵晋涵)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即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洪亮吉《邵学士家传》，《卷施阁文甲集》卷九，《洪亮吉集》，192页)除此以外，庞大的编纂校刊工作也需要大量的士人从事，从而培养了一种考订校刊的风气：“至四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一时所谓《尔雅》、《三苍》、《说文》、《玉篇》、《广韵》之书，裒然盈稽案间，而中才子弟，亦往往能摘谄謟商商之悮，则愈盛矣。”这是章学诚在乾隆四十三写给钱坫的信中所描述的，可谓极为切近的观察，相当具有可信性。(章学诚《与钱献之书》，《章氏遗书》佚篇，《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695页)(4)改革科举程式。“四十七年……移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五十二年高宗以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废专经，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以后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各出一题，文体用八股并试。”(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79页)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纪昀奏请考试《春秋》废胡安国传，改以《左传》为本，参用《公羊》、《榖梁》二传，疏入允行。(见《清史列传》卷二十八纪昀本传，2131页。又《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九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壬午条)
    ①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二场经义、三场策论的重视。如王昶，“己卯、庚辰、壬午顺天乡试，辛巳、癸未会试，五为同考官，壬子主顺天乡试，皆以经术取士。”(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揅经室二集》卷三，423页)谢墉，“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试者再，督学者再。论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经义策问，尤急甄拔。”(阮元《吏部左侍郎谢公墓志铭》，《揅经室二集》卷三，427页)朱珪，“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师典试江南，合经策以精博求士。”(阮元《华陔草堂书义序》，《揅经室三集》卷五，685页)“乾隆丙午科，大兴朱文正公典试江南……公搜落卷，得其经文策……及拆卷，得君(孙星衍)名。”(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揅经室二集》卷三，432页)阮元，“郝氏名懿行……余己未总裁会试，从经义中识拔实学士也。”(阮元《郝户部山海经笺疏序》，《揅经室三集》卷五，694页)“会试闱中，(陈寿祺)其卷为人所遏，元言于朱文正公曰：‘师欲得如博学鸿词科之名士乎?闽某卷经策是也。’遏者犹摘其四书文中语，元曰：‘此语出《白虎通》。’于是文正公由后场力拔出之。”(《隐屏山人陈编修传》，《左海文集》卷首)(2)衡文标准改变，尤重对经书及汉唐人注疏的征引。上面陈寿祺的中式即是一例。朱琦说：“至嘉庆，当路诸公研覃典籍，士子竞援僻简以希弋获。”(朱琦《制艺丛话序》，《小万卷斋文稿》卷十三)而其中影响尤大的是朱珪。“近日自朱石君讲论古学，时文中试者，多以填砌经典为贵，文体为之一变。”(昭梿《啸亭续录》卷五“汪瑟庵”条，《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537页)姚鼐也说：“自朱石君先生阅文不辨佳恶，只要人用书，成一种钞撮之陋习，而夹带之病弥深。”(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与伯昂从侄孙》)通过这些经学重臣的持续影响，士人风气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嘉庆元年会试，“夫古学，美名也。崇奖古学，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随焉，故弋获者有之。利所集而伪生焉，故割剥谶纬，掇拾《苍》、《雅》，编为分类之书以备剿说之用者亦有之”(纪昀《丙辰会试录序》，《纪文达公遗集》卷八)。到了嘉庆七年，此风愈演愈烈，“如不论所问是否相合，而但取征引之繁富——如题中有一“尚书”字，则古文若干篇，今文若干篇，胪列目录，动辄连篇，而题固未问今古文也；题中有一“春秋”字，则《左传》某字《公羊》作某，《毅梁》作某，比较点化，亦每累牍，而题固未问三传异同也——如是之类，指不胜屈，殊不足以称实学”(纪昀《壬戌会试录序》，《纪文达公遗集》卷八)。纪昀虽然是在批评这种文风，但正好可以从反面看出，汉学风气的影响已经臻于极盛，而扩散到了科举考试中。虽然大多数人未必有真才实学，只是剽窃堆垛以迎合在上者的喜好，但是他们是汉学兴盛局面中的群众队伍，正是他们的存在给了人们汉学极盛的判断。
    ② 这里所说的在幕府中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许多学者的职业，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艾尔曼先生关于学术研究已经“职业化”的看法。艾尔曼先生认定汉学家“职业化”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四条：1．“考证学者都是属于一种特殊专业的成员，这种专业是在广泛研究和知识训练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研究和知识培养通过向 他人提供专业性服务和咨询，获得经济支持和赞助。他们的学术角色和社会作用已实现职业化。”2．“行业的标准从对理学和经世学知识的系统研究改为掌握特定考证领域的专门知识，这是它向职业转变的标志。”3．“掌握考证学方法专业知识的目的是保证这一特殊学科形成、发展和传播，这些专业知识服务于考据学积累性的知识系统。考据学者通过掌握这些知识把自己和官僚、绅士和外行区分开来。”4．“考证学研究的专业内容和方法没有政治色彩，因而能够避免局外人的评判。所以，尽管考据学派及其缺乏摆脱政治及在社会经济方面束缚的自治权，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学术活动专业化的本质特征，这种‘专业化’即属于我们称之为职业的范围。”(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69-70页)应该说，艾尔曼先生的观察是相当敏锐的，但当他试图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现一些自发地走向西方式“近代化”时，当他认定“17、18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从理学到朴学》，4页)时，他忽略了一些明显的史实，而犯了以史料迎合理论的毛病。这种毛病正是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批评过的孔飞力的类型，仍然是执著于“传统-近代”的理论假设。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葛兆光先生《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读书》1996年第6期)。在艾尔曼先生看来，“职业化”的出现当然是对传统的挑战，是儒教传统崩溃的前兆，可问题是这个前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出于艾尔曼先生的想象呢?我们在本论文《绪论》一开始的部分就已经指出，考据学者对“考据”之名并没有完全认同，他们的自我认同是经师，即经学家。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并没有要背离的意思，而余英时先生也正是从儒学传统的“道问学”来分析这一点的，余先生所用的也是“儒家智识主义”，而非单纯的“智识主义”。如果回到具体史实上，我们依然可以指出艾尔曼先生的许多硬伤。艾书中的第一条理由是建立在大量官方、半官方资助汉学家的事实上的，而这一资助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幕府。但我们利用尚小明先生《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书中附录所提供的乾嘉6大学人幕府的游幕学人名单，就会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许多文人。幕主对汉学固然也偏向，但也并不排斥其他类型的学人。而且尚先生已经指出幕府的活动除了利用考据知识编书著书之外，非专业的诗酒唱和、襄阅试卷、佐理翰墨的工作依然大量存在，这显然不是通过提供专业咨询而获得资助。艾尔曼先生的第二条理由是排除理学和经世学的标准的出现，这一标准适用于相当一部分考据学者，尤其是早期的学者，但他显然是忘记了张惠言、洪亮吉这些学者文集中存在的大量经世文字，也忘记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义理著述。这种排除的意识大概也就存在于朱筠、王鸣盛这一辈的部分考据学家身上，而并没有普遍化，也很难达成共识，形成标准。至于第三条理由，也过于绝对化。考据学家与一般官僚、绅士、文人的区分意识的确存在，但并不绝对，至少像纪昀、毕沅、谢启昆这样的人物，我们就很难判断他们是算考据家还是官僚；像桐城派的方东树用考据学话语批判考据学，也从反面说明，考据并非身份区别的绝对标准。最后一条理由恐怕也不能成立，因为当时与后代对考据学最主要的批评恰好是指责他们不关心政治；而考据学者的自我反省，如段玉裁，如陈寿祺等人，都认为考据不能代替修身、齐家、治国的传统。考据学家时时感受着儒学传统的影响，所谓专业化并不彻底，所以很容易就又滑回经世的传统上来了。如果认可艾尔曼先生汉学家已经“职业化”了的结论，那么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什么这种“化”的情形仅仅在乾嘉时期比较明显，之后又中断了、倒退了，难道是即将崩溃的儒学传统又修复了自身的裂缝了吗?而能够自动修复，也就不能认为即将崩溃了。所以，对儒学的衰落，需要更多细致的考察。艾尔曼先生曲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忽略了无论汉学家自己还是其他人，从来没有把考据抽离儒学的大传统加以审视，汉学家的生活也依然在传统中延续，根本性的变化并没有出现。如果说，考据学的兴盛使得学术研究开始走向专门化，也出现了职业化的倾向，我们大概能够接受，但如果认定已经职业化了，这是不能认同的。
    ① 沈大成《亡友惠征君授经图四十六韵》：“忆昔癸亥岁，余时客吴门。始叩红豆斋，老树上参天。……忽 忽便别去，未及相讨论。……淮南卢使君谓雅雨都转，缁衣礼名贤。……因得共晨夕，相与紬坟典。生平憎俗学，于古性亦敦。自奉我兄教，日闻所未闻。益知扫枝叶，渐能窥根原。”《学福斋诗集》卷三十三。
    ① 洪亮吉入朱筠幕后，“时幕下士多通儒，戴编修震、邵学士晋涵、王观察念孙、汪明经中皆通古义，乃立志穷经”。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洪亮吉》，中华书局，1983年，71页。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条记：“谒朱学使筠于当涂，时幕下多通儒。邵先生晋涵、王先生怀祖，洎先君，俱以古经义、小学相切劘。始与王先生定交。……谨按：先君治小学当在是时。是时所技书多述王先生说。”《新编汪中集》附录一《容甫先生年谱》，广陵书社，2005年，“附录一”11页。
    ② 章太炎《訄书详注·清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39页)至于两派人物与著述则是：“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杨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悖、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142-145页)就实际影响而言，吴派处于因在江南文化中心，在当时承此派风气的学者人数众多；皖派人数不多，但学者多特出，且影响深远，晚清最后的几位汉学大师都是承皖派之风，汉学殿军章太炎、黄季刚先生也不例外，故对今日学界遗泽远胜吴派。
    ① 章太炎《煊书详注·清儒》：“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39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31页)“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37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徽学……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35页)
    ② 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三章《乾嘉考据学派别》，111-136页。漆先生在书中提出了分惠(栋)派、戴(震)派、钱(大昕)派三派的新看法。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学术渊源与传承关系，而前辈学者作出判断的依据则主要是他们对乾嘉学者的著述所体现的方法、风格差异的理解感知。
    ③ 沈彤《与望谿先生》：“先生素传经治古文高天下，前彤入都，幸得近其人而力学焉。先生谓彤之能可几于述者，彤颇自矜励。”《果堂集》卷四。
    ④ 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先生生评论诗，以风人为主，在唐，如玉溪、飞卿，不失温柔敦厚之怕，宋、元古法渐失矣。先生诗，上者法六朝，次亦确守三唐规范，以视世之抱韩尊苏者，超然远焉。先生之文，纡徐淳厚，用欧、曾之法，发郑、服之学，凡序、记、论、说、考、议诸体，皆高视古今。天台齐宗伯称其为文不名一体，体各造极，非虚言也。夫汉人治经，首重家法，家法亦称师法，前汉多言师法，后 汉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义疏，惟《易》、《书》、《左氏》为后起者所夺，其余家法未尝亡也。自有破樊篱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纳众家，自嗣堂奥，安知诗文不将驾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盖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诗文寓其辙耳。然当涵濡既久，其达之者守古之法无守古之迹，寝寝乎周、秦、汉、魏之间，又足为私心自用者关其口而夺其气，则才学之卓绝所以规范后来者，岂浅末之可窥测哉?”《揅经室二集》卷七，《揅经室集》，545-546页。阮元为学重贯通，对吴派过于拘守家法的风习本不以为然，如他曾经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揅经室一集》卷十一，250页。)现在他用吴派守汉人家法比附王鸣盛守沈氏诗法，正是不以为然的一种表现。
    ① 即以皖派中间戴、段、二王而言，仅王念孙存24岁所作《丁亥诗钞》一卷，区区19首诗而已。段玉裁《怀人馆词序》云：“予少时慕为词，词不逮自珍之工。先君子诲之曰：‘是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予谨受教，辍勿为。”(见《经韵楼集》卷九)刘盼遂先生《段玉裁先生年谱》系学词之事于乾隆二十年，段氏21岁时，且曰：“此事固应在从学蔡一帆之后，蔡精于词律者也。”(见收《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00页)则，段玉裁也仅在21岁左右从事词学，此后再不措意。于此颇可见诸老对诗词的态度，这与吴派学者虽然以经史为主业，却多吟咏终身的做法迥异。相比而言， 皖派学者更接近我们今天的“专家”，而吴派学者则更多传统的“风雅”习气。
    ①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了资料。李斗所说“扬州为南北要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241页)，洵非虚语。比如卷四关于参与让圃“韩江雅集”的29人名单(90-94页)，卷十王士禛在扬州交游29人名录(221-228页)、卢见曾幕宾42人名录(230-236页)、“有游迹数至而无专主之家，以虹桥为文酒聚会之地”的文学之士39人名录(241-250页)等等，足可见一时之盛，而其中很少是本地学人，外来学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扬州文化的主体构成部分，这使得扬州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色彩，这无疑大大开拓了后起的本地学人的心胸和眼界。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
    ① 如翁方纲指出：“而不善学为之者，乃涉取子史之僻事、训诂之奇字杂入于时文中，自命博取之通才，而不知其弊百出也。”《与陈石士论考订书》，《复初斋文集》卷十一。
    ② 洪亮吉《与庄进士书》云：“夫近世六书，几成时尚，甚至江总词客，亦讽《说文》；郭公画史，并研字学。”《卷施阁文乙集》卷六，《洪亮吉集》，349页。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调和论如许宗彦的“下学上达”说：“学者何?……是圣门本以读书为学，雅言《诗》、《书》，执礼，学之事也。所以学者何?……是则学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始于知言、知礼，终于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谓下学而上达者，《诗》、《书》、执礼则下学也，知天命则上达也。后之儒者研穷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达，而不知由于下学，必且虚无惝怳而无所归。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远，是知有下学不知有上达，其究琐屑散乱无所统纪，圣贤之学不若是矣。夫《诗》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学也。《书》以达政事，达政事者，新民之学也。礼者，止也，思无邪则心正矣。允执其中则天下平矣。动容周旋中礼，则盛德之至矣。然则大学之道亦岂有外于《诗》、《书》、执礼欤?始乎为士，终乎为圣。”(《学说》，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十四)许宗彦的思想是要在儒学的体系之中求得贯通，其思路仍是遵循《大学》八条目而来。以汉学为下达，以天命心性之学为上达，而下学上达的结果就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即成圣之学，再进一步，内圣外王，天下治平。因此，汉学家之弊在于知下学而不知上达。但汉学何以只属于下学?下学如何上达?许氏给出的答案是以三篇《礼论》突出了礼的作用，这与当时礼学复兴的趋势若合符节。只是汉学是与宋学如何在礼学中接榫贯通，并不擅长理论思维的清儒显然没有能完成这一课题。不过，这种汉宋调和的思路却自有其思想史的意义，不容轻忽。
    ② 虽然当时有人认为理学之风的复振导源于帝王对理学的重新重视，如昭梿《啸亭续录》卷四“理学盛衰”条：“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权，正人与之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予前已具论矣。近年睿皇帝讲求实学，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但这更多是针对当朝大吏而言的，对于作为思潮的汉宋调和论，显然无力解释。
    ① 参见徐立望先生《张惠言经世思想：经学与词学之统合》，《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60-67页。不过仅仅从经世思想的角度理解张惠言经学与词学的统合仍然不够全面，尚非透彻之论。对这个问题，本论文第四章将有详细论述。
    ① 漆永祥先生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三章《乾嘉考据学方法》中，归纳了四种主要的方法：小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古书通例归纳法的客观化与规律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博涉专精与综贯会通的方法。与此处有四项方法大致接近。这是笔者根据材料归纳而得，条目与漆先生不谋而合，但其中观点材料并不与漆先生完全一致；而且这部分内容为本论文所必需，故虽与漆著有相重合处也只能略作一论述，非敢抄袭剽窃，特作此说明。读者自可参见《乾嘉考据学研究》，82-110页。
    ① 叶德辉说：“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藏书家有数等，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为考订家。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为校雠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唐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南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按洪氏亦约略言之，吾谓考订校雠，是一是二，而可统名之著述家。……与洪同时者，尚有毕制军沅经训堂，孙观察星衍平津馆、岱南阁、五松园，马征君曰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皆兼之。”《书林清话》卷九“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条，中华书局，1957年，250-251页。
    ② 胡培晕为好友朱琦的《国朝诂经文钞》作序，列举“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诸儒所未及者”六端，其一“辨群经之伪”、其二“存古籍之真”、其四“广求遗说”，都是属于文献学的研究，只不过第一辨伪为清初、清末人所长，而乾嘉学者最信古，故少辨伪。所谓“存古籍之真”，主要就是校勘，“竹君朱氏之倡刊《说文》始一终亥之本，通志堂、抱经堂之校刊《经典释文》全书，是也”。而“广求遗说”则是辑佚，“余氏之《古经解钩沈》，任氏之《小学钩沈》，邵氏之《韩诗内传考》，洪氏之辑郑、贾、服诸家说为《左传诂》，臧氏之辑《仪礼丧服马王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是也。”可见清人在这方面用功之深。见胡培犟《国朝诂经文钞序》，《研六室文钞》卷六。
    ③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其识断之精，常常让人拍案叫绝。
    ④ 参见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和《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71-198页、199-228页。我们可以为余先生的解释的合理性找到一个生动的可供观察的例证，那就是20世纪至今的佛学发展。无论是唯识学的兴起、还是对如来藏思想的怀疑、批判，学理的争论都促使学者不断以考证的方法作着回归原典的努力；而且佛学内部“经院哲学”式的，思辨的、理性的小乘部派之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肯定。这与宋明清儒学的发展历程简直如出一辙。
    ① 如钱大昕说：“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390-391页。
    ② 清初黄生虽然因为不精通古音学，结论多不可靠，但是他已经提出类似音近义通的训诂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为后来皖派学者继承发扬。《义府》卷上“畴咨”条提出“一音之转”，“敬寡属妇”条提出“古音近通用”，“仡仡勇夫”条提出“因声以知意”的原则。见黄生《义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皖派学者来说，因声求义是他们为学的不二法门，被他们反复强调。如戴震说：“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55页。)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尟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乱之讥，亦所不辞。”(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③ 段玉裁：“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① 比如吴派早期学者沈彤，因为欧阳修怀疑《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为了给《周礼》辩护而作《周官禄田考》三卷，旁征博引，考订精密，《四库全书总目》因而称赞“其说精密淹通，于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亦可云湛深经术者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157页。)在证据的充分上是无可挑剔了。可是沈彤一早认定《周礼》是周公之作，其立意是要替《周礼》辩护，而不敢先对此书作一番审查，引证再多，也挡不住今人对《周礼》身份的质疑，终究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不过毕竟疑经对于古人来说是太过大胆的举动，我们无法苛求他们。
    ② 我们可以用较早的戴震为例，看看这种归纳汇证的方法。戴震曾有一个被同时学者视为不刊之论而广泛接受和赞誉的看法，即《尚书·尧典》中“光被天下”的“光”字，其实应该是“横”字之讹。其《与王内翰凤喈书》，非常生动地展现了他的研究过程。首先，他对汉唐诸儒中把易懂的“光”字解释作“充”，《尔雅》则释“桄”为“充”感到不解，这是他读书细心。然后他觉得《尔雅》这样解释一定有其原因，后人嘲笑《尔雅》迂远胶滞，太过轻率。这是他能虚其心，不轻信。接着他注意到“横”的反切与“光”同，而且意思也是“充”，因此他假设“《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围绕这一假设，他开始广泛收集“横”的各种用法的材料，证明了自己的假设。最后，他认为出现“光被四表”，是因为“‘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这是他作出推论，以解释讹误的原因。后来钱大昕、姚鼐等学者又不断发现证据，证明戴震结论的正确。这是一个完美的例证，简洁生动地呈现了乾嘉学者是如何有效运用归纳汇证方法的。见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3-55页。
    ① 当然，从先秦到西汉，中间也有很长的时间，语言、制度都在变化，更何况经书有后人想象的部分，所以这种互证也并不一定都正确。相对来说，训诂上的成就要更大些，清人在制度上的区别考察则要差些。因此，这里也只是就其大概而论。
    ① 钱穆先生认为阮元的基本前提至少存在两个错误，一是以为古即是真，二是以为字词本义即圣人义理。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531-533页。
    ① 如戴震说：“《说文》所载九千余文，当小学废弃之后，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用是知汉人之书，就一书中，有师承可据者，有失附会者。”《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72页。另，段玉裁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作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其中例子开卷即得，兹不再举例。
    ② 阮元曾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论，未闻以违注见讥。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把这种精神阐发得淋漓尽致。《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揅经室一集》卷十一，250页。
    ① “治经之道，当实事求是，不可党同妒真。汉儒学近古，其家法出七十子之徒，宋后学者好非古，其肊断在千百载之下，故不能不舍彼而取此。而亦非尽废之也，其有存古可资者，何尝不兼收参订，以为薄宋后之书，辄并其善者而不旁涉，又岂通儒之见哉?”陈寿祺《答翁覃溪学士书》，《左海文集》卷四。
    ② “其教士以崇廉耻，践礼法，研经术为尚。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以示学者。”阮元《隐屏山人陈编修传》，《左海文集》卷首。陈寿祺自己的论述可以参见《左海文集》卷三的《示鳌峰书院诸生》、《义利辨》、《科举论》、《知耻论》诸文。
    ① 胡承珙：“吾则谓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四书管窥序》，《求是斋文集》卷四。
    ② 凌廷堪曾说：“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317页。)仍是明确反对将义理之学纳入“求是”的内涵中，他所追寻的“是”仍然考订的结果。但是，正如凌廷堪自己通过考证而阐发“礼”的内涵，他也认为自己所阐发的“礼”是符合于“是”的。因此，在他这里，将义理纳入“是”之中，仍然是隐而不发的，但绝不与第三代学者所述相矛盾，这一点是需要加以强调说明的。
    ③ 如钱大昕以“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为治学宗旨，他曾自述为学态度：“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答王西庄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636页。如卢文弨：“夫前人有失，后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辞气之间有不当，过于亢厉者，此则微为削之。”《仪礼注疏详校自序》，《抱经堂文集》卷三。又如陈寿祺：“近世通儒如臧布衣、惠定宇、全绍衣、段若膺，箸书满家，岂能无千虑之一失，而足下掊击之过，因其单文只义遂掩全编，曰不知古义，曰不善读贾疏，曰果于诬理。君子立言有体，矜而不争，此恐好为诋娸，以一废百，亦学者之病也。”《与何岐海书》，《左海文集》卷四。
    ① 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8-19页。
    ②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清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51页。
    ③ 孟森著，《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306页。
    ④ 见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收入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38-249页。
    ⑤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九由启蒙到全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6-29页。
    ⑥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61页。
    ⑦ 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一、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81页。
    ⑧ 凌廷堪《与胡敬仲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8年，204页。
    ⑨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23页。
    ⑩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2260页。
    (11) 参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2)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戴东原》之“东原论学之第二期”一节，商务印书馆，1997年，355-357页。
    (13) 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14) 参见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
    (15)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一章《叙论》，2页。
    (16) 章太炎《訄书详注·清儒》，141页。
    (17) 沈彤《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果堂集》卷十一。
    (1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条。
    (19) 惠栋《松崖文钞》卷二。
    (20) 纪昀《丙辰会试录序》，《纪文达公遗集》卷八。
    (21)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第33条，凤凰出版社，2000年，110-111页。
    (22) 凌廷堪《与胡敬仲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206页。
    (23)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
    (24) 双方意见，详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卷二十九《散书后记》、卷三十《与程蕺园书》、《小仓山房尺牍》卷三《覆家实堂》，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
    (25) 详见焦循《论语通释》。并参见何泽恒《焦循研究》第二章第三节“论焦循论语要旨为汉学考据而发”，大安出版社，1990年，114-139页。
    (26) 段玉裁《与陈恭甫书》第三书，附见《左海文集》卷四《答段懋堂先生书》之后。
    (27) 参见洪亮吉《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卷施阁文甲集》续卷，《洪亮吉集》，223-230页。
    (28) 桂馥《惜才论》，《晚学集》卷一。
    (2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254页。
    (30) 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2页。
    (31) 皖派学者的古音学成就，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二十二节《清代古音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293-320页。
    (32) 阮元《释矢》，《揅经室一集》卷一，中华书局，1993年，22页。
    (33)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见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页。
    (34) 参见李贵生《阮元文论的经学义蕴》，《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97-322页。
    (3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150页。
    (3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7页。
    (37) 可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二十七节《清代语义学》中相关部分，380-382页。
    (38)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45-46页。
    (39)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58-570页。
    (40) 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二十七节《清代语义学》中相关部分，377-380页。
    (41) 钱大昕《秦三十六郡考》，《潜研堂文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60页。
    (42) 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揅经室一集》卷十一，241页。
    (43) 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88-98页。
    (44) 焦循《加减乘除释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45) 参见焦循《礼记郑氏注》，《雕菰集》卷十六。
    (46) 钱大昕《与王德甫书》一，《湖海文传》卷四十。
    (47) 王鸣盛《赠任幼植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48) 见王昶《与吴竹堂书》、《与汪容夫书》，《春融堂集》卷三十二。
    (49) 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294页。
    (50) 参见焦循《毛诗补疏》“《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句补疏，续修四库全书本《毛诗补疏》。
    (51) 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序二》，《复初斋文集》卷一。
    (52) 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毛诗古音考》。
    (5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49-150页。
    (54) 关于清人在训诂学上自觉注意古今历史发展而获得的成绩，可参见赵振铎《训诂学史略》第十七章第四节《古今观念的确定》，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255-259页。
    (55) 阮元《释佞》，《揅经室续一集》卷一，1013页。
    (56) 章太炎《说林下》，《太炎文录》卷一，《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9页。
    (57) 王鸣盛《古经解钩沈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58) 钱大昕《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391页。
    (59) 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54页。
    (60) 凌廷堪《复孙渊如观察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8年，219页。
    (61) 戴震《与任孝廉幼植书》，《戴震集》，181页。
    (62) 章学诚《郑学斋记书后》，《文史通义·外篇二》，《章学诚遗书》卷八，74页。
    (63) 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集》卷十三。
    (64) 胡承珙《寄姚姬传先生书》，《求是堂文集》卷二。
    (65) 参见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49-54页。
    (66) 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19页。
    (67)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集》，186页。
    (68) 钱大昕《晦之字说》，《潜研堂文集》卷三，51页。
    (69)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028页。
    (70)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集》，186页。
    (71) 钱大昕《名箴》，《潜研堂文集》卷十七，268页。
    (72) 钱大昕《与友人论师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595页。
    (73) 王鸣盛《题顾吏部秋夜读书图四首》其四，《西庄始存稿》卷十四。
    (74) 洪亮吉《与孙季逑书》，《卷施阁文乙集》卷三，《洪亮吉集》，299页。
    (75) 张惠言《与陈扶雅书》，《茗柯文补编》卷上，《茗柯文编》193-194页。
    (7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3-4页。
    (77)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太炎文录》卷二，151页。
    (78)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太炎文录》卷二，154页。
    (79) 可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二章《求是与致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8-69页。
    ① 姚鼐比较明白地表明建立桐城派意图是在给刘大櫆祝寿时所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周永年之口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文集》卷八，《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4页)自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文集卷三，《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85页)中揭出姚氏真义，学界多视为定论，此处即不再引证。而桐城文法，始终是以义法为核心的。姚鼐虽然说“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己”，但仍然强调“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甚至以义法作为区分人我、划分派别的衡量标准，因为不得方氏义法，所以朱仕琇、彭绍升都不能算文家正派(以上俱见《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932页)，而姚鼐自己则因为得到方苞、刘大櫆的义法，而为古文正脉(见《惜抱先生尺牍》卷一，“与刘海峰先生”，885页)。所以，不论后来桐城派文论如何变化，始终以“义法”作为该派的纲领和不二法门，作为总结的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纲领”一节，开宗明义，即说“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文学研究法》，黄山书社，1989年，22页)，把义法的地位讲得极明白。所以，姚鼐才会对汉学家攻击义法的行为感到难以忍受。他给刘大櫆写信说“鼐于文艺，天资学问本不能逾人，所赖者，闻见亲切，师法差真。然其较一心自得，不假门径，邈然独造者，浅深固相去远矣。……而流俗多持异论，自以为是，不可与辨”云云(《惜抱先生尺牍》卷一，“与刘海峰先生”，885页)，很是苦涩。
    ① 即以方苞为例，方苞说：“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伪。”(《答申谦居书》，《方苞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64页)他自己也很以经学自负，结果遇到杭世骏，“国子监尝有公事，群官皆会，方侍郎苞以经学自负，诸人多所咨决，侍郎每下己意。太史至，征引经史大义，蜂发泉涌，侍郎无以对，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仆为?’遽登车去。太史大笑而罢”。(许宗彦《杭太史别传》，《鉴止水斋集》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如章太炎先生说：“近代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兼是两者，惟阳湖之张生，又非其至者也。然学者不习通俗之文，文顾雅驯可诵，视欧阳、王、苏将过之。先戴《勾股割圜记》，吐言成典，近古所未有。迩者黄以周不以文著，唯黄氏亦自谓钝于笔语。观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几贾、孔之遗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在朴学家，号为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则信善矣；造次笔札酬对之辞，顾反与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谓文者，非其最至，言椎少文，特以匪色不足，短于驰骤曲折云尔。”《说林下》，《太炎文录》卷一，121页。
    ① 沈彤，字冠云，一字果堂，江苏吴江人。“自少力学，以穷经为事，贯串前人之异同，折衷至当。”(《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本传，5487页)尤其精深于《三礼》，著述除《果堂集》十二卷外，还有《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等数种。江藩赞其“用心缜密，乌可及哉”(《汉学师承记》卷二“沈彤”，31页)。
    ② 沈彤对方苞义法基本是肯定推崇的，见其《沈师闵韩文论述序》：“今天下之善论古文者，吾得二人焉，曰方公灵皋，曰沈君师闵。二人者，皆能上下乎周汉唐宋元明名世之文，较其利与病之大小浅深而辨析之。而其为教也，方公举左氏、司马氏之文以为文章之归极，而详明其义法；师闵则举韩文公之所作以为著作之轨范。……盖方公为成学者设，而师闵与始学者谋。”以为方沈二人“其归之同也”(《果堂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沈彤有诗《屡闻望谿先生论古有作》云：“问古知何处，桐城路不迷。穷山开石磴，障水筑金陧。马洁班应逊，韩醇柳岂齐。一朝心颇豁，数月耳从提。”颇见其倾慕之意(《果堂集》卷十二)。
    ① 钱大昕，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生于清雍正6年(1728)，卒于嘉庆9年(1804)，享年七十有七。“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本传，5500页)稍后“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两征君游”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41页)，“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及唐以前子史小学诸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穿，发古人所未发”。“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瞭如指掌” (《清史列传》，5500页)。乾隆16年献赋召试举人， 19年成进士。40年丁忧家居，后即不复出，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著述宏富，《潜研堂诗文集》外，(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疑年录》等等，都是不朽之作。江藩赞其“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国朝汉学师承记》，51页)。
    ① 这种对异闻的不同态度，实际是史家与诗家分野的地方。两位当代学者Robert Scholes和Robert Kellogg曾经在评论古希腊史学家时指出：“传统诗人只能局限自己于一种故事说法的地方，史家探索事实的真相时，则能同时取材各种矛盾的说法。”可见方苞虽然法从史出，却的确未能深解史意。转引自余国藩《〈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三联书店，2006年，35页。
    ② 如《跋方望溪文》所记：“望溪以古文以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显然以为方苞疏于舆地，不够严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一，564-565 页。
    ① 陈寿祺，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县人。“少稍事词章，壮治经义、小学及古文词，溯游于六艺，髾饇于马、班、韩、柳、欧、苏，而下逮震川，擩染于当世钜人通儒贤士大夫，其学用益进。”(陈寿祺《隐屏山人传》，《左海文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嘉庆4年(1799)进士，“为汉学，与同年张惠言、王引之齐名”(《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儒林传下二本传，5577页)。“在都十年，恬然寡交游，惟日以讨论经义为事。同年数人知而爱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见硕儒钱竹汀、段懋堂、王怀祖、程易畴诸先生，故学益精博。……年方四十即抱退志矣。服阕陈情，乞养母。主泉州清源讲院者十年。……主鳌峰书院讲席者十一年。”“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寿祺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中，上溯伏生，下至许郑，靡不通彻。所著有《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尚书大传定本》三卷、《洪范五行传辑本》三卷、《左海经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二卷、《绛跗堂诗集》六卷、《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又著《欧阳下后竟说考》、《鲁齐韩诗说考》、《礼记郑读考》、《两汉拾遗》、《遂初楼杂录》。”(阮元《隐屏山人陈编修传》，《左海文集》卷首)
    ① 如对于《荀子》，方苞一面说删掉的是其中“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这分明是从修辞角度考虑的，偏偏又要声称荀子“辞有枝叶如此，岂非其中有不足邪”，因此，通过自己的删改，可以去其不合于圣人义理之处，而使《荀子》“附于圣人之籍”。这又是以义理压人，以盛气凌人了。俱见《书删定苟子后》，《方苞集》卷二，37页。
    ② 此处的“文学化”和本段中的“文学”都是狭义的，指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特此说明。
    ③ 我们看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论辩、杂记、辞赋、书说四类中，方苞一篇文章也没有入选，可算是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了。
    ① 关于方苞自居宗主，向古文中学术的一端靠拢，我们可以发现这在方苞是有自觉意识的，就在上引他告诉沈廷芳古文戒律之后，他又说：“今文士惟畊南、冠云足语此。畊南才高而笔峻，惜学未笃；冠云特精洁，肯究心于经。”(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后，《隐拙斋集》卷四十一》畊南即刘大櫆，冠云即沈彤，对刘、沈二人评价如此，颇有更首肯沈彤的意味，可见他自己的倾向。而在实际上，方苞的经学远逊于沈彤(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方苞《周官集注》提要称其“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而沈彤《周官禄田考》提要则赞其“湛深经术”，二人高下，一目了然)，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所以研究《三礼》时总要征询沈氏的看法。因为学术不深，他的说经文字其实也不如沈彤地道，这一点清人早有定论，李慈铭就说“其读经读子史诸文，多不可训”，又“《望豁集》中读经二十七首，当删去太半，则于望谿之学，不为无益”(见《越缦堂读书记》1001、1002页)。现在方苞却将沈彤与刘大櫆并列，并以弟子视之，虽见称许，而其高自标置、自龙门之心，也昭然若揭。
    ① 姚鼐对文学趣味的欣赏要高于他对学术真知追求的热情，所以在方、刘二人中，他的实际偏好在刘不在方。我们看在《古文辞类纂》中选入的刘大櫆文章数量远多于方苞，即一目了然。后人如曾国藩为了自己的理论倾向，有心无意地不悟这一层，而指责姚鼐阿好师尊，其实并不中肯。
    ② 我们看到，姚鼐甚至指责方苞学术不够：“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如梅崖便不能细受绳墨，不及望溪矣。”这其实是在强化方苞开创的学术之路，目的是要在学的一面获得汉学家的认同。《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932页。
    ① 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归纳了文宜宗经的四种理由：溯礼乐政教之源；溯百家学术之源；溯文体之源；探研文字训诂之藏。大概可以代表经学家对文章宗经的一般看法。见《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5页。
    ① 如果我们还记得前文所引钱大昕《与友人书》中的话“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那么这种经世精神的的遗存，大概就无可怀疑了。
    ① 郭绍虞先生也曾经引证钱大昕、段玉裁等学者论工拙的文字，而总结说“盖他们是无意于为文，而不是有意于为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书店，1989年，455页)，这个结论恐怕值得商榷。我们通过对经学家对工拙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是无意为桐城之文，但对学术文字还是非常讲究和在乎的。 理明气和书味深也好，尔雅深厚也好，只是说明他们不在乎桐城义法，却不说明他们不在乎文章表达。如果以为重义法才是文，否则并是无意于文，恐怕离古人的观念有相当距离，因此这里不能不为之一辨。
    ① 钱大昕是明确反对古文以情动人的，他说：“方(苞)氏……谓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六经、三史之文，世人不能尽好，间有读之者，仅以供场屋饾饤之用，求通其大义者罕矣。至于传奇之演绎，优伶之宾白，情词动人心目，虽里巷小夫妇人，无不为之歌泣者。所谓曲弥高则和弥寡，读者之熟与不熟，非文之优劣也。以此论文，其与孙矿、林云铭、金人瑞之徒何异!”(《与友人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607页)这里不但反对古文写情，而且明确将古文与传奇小说相对立，足见在一些敏感的学者文士那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对立是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俗文学能更充分的承担抒情功能，才从反面强调雅文学的实用功能，同时也维护了其高贵的地位。当然，钱大昕的观点即便在经学家中也不会人人赞同，但他作为清代最著名的学者，他的敏感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能企及的，其观点很有代表性。
    ② 林纾的成功在于他运用了古文深厚的叙事传统，而在直接的抒情上，他仍然无能为力。
    ③ 被现代学者奉为大师和楷模的学者，如章太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等，他们无不曾长期浸淫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正是通过他们，学术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此，读者自可参看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关于章太炎的论述。关于学术文体，章太炎先生屡有强调，如“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塙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馗书详注·清儒》，172页)，又“然学者不习通俗之文，文顾雅驯可诵，视欧阳、王、苏将过之。先戴《勾股割圜记》，吐言成典，近古所未有”’(《说林下》，《太炎文录》卷一，121页)。这种对乾嘉经学家文体的自觉选择，通过章太炎、黄侃，一直影响到今日国内众多学者，这是毋庸置疑的。
    ① 王鸣盛，“字凤喈，江苏嘉定人。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本传，5498页)。二十八年丁忧去职，遂不复补官。王氏治经，墨守汉人训诂、义例，为诗也守沈氏之学。“鸣盛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于明何景明、李攀龙、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及国朝王士祯、朱彝尊之诗服膺无间。大抵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专一家，于明先嗜王慎中，继效归有光，撷经义之精奥，而以委折疏达出之。诗文集凡四十卷。……所著《尚书后案》、《军赋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义而折中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晚作《蛾术编》，……亦以渊灏称于世”(王昶《王鸣盛传》，《春融堂集》卷六十五)。
    ① 朱珔，字兰坡，安徽泾县人。嘉庆7年(1802)进士，此后一直任职京城，道光2年(1822)即乞休。后“以词臣闲居教授钟山暨紫阳、正谊书院垂三十年，嶷然为江左经师之冠，风会为之日上”(陈宝箴《重刊小万卷斋文集序》，《小万卷斋文稿》卷首)。平生“爱书如命，治经蒐讨古训，不隅守一家之说，而必求心之所安”(《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儒林传下本传，5593页)。“其为文若不事追琢，而原本经术，要具有所根据，览者可以推知其蕴蓄之宏富，与其性情之达易而平直也。生平所著有《小万卷斋诗文集》、《国朝古文汇钞》、《国朝诂经文钞》、《文选集释》、《经文广异》、《说文假借义证》通五六百卷”(陈宝箴《重刊小万卷斋文集序》)。
    ① 后来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总结说：“凡此均可见桐城派巨子之工于八股文，以八股文为性命，而其古文特八股之余事耳。”可参见其书302-304页，山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1984年。
    ② 孙星衍《洪筠轩文钞序》：“盖明季以来，以八比课士，其选唐宋人文集，多取近于时文，习见者疑为古文定格。不知古人当日亦自行胸怀，随其学之所得。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率意成文，不肯修饰边幅，亦如真英雄之视井底蛙耳。”《平津馆文稿》卷下，四部丛刊本。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揅经室三集》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610页。
    ③ 见《与彭晋函论文书》，《春融堂集》卷三十。同书中，王昶阐述了他对时文、古文不同之处的理解：“夫所谓文者，理与词已耳。词非理不立，理非词不达。为古文辞必反覆紬绎其理，必旁推交通，不致有缺略渗漏，以蘄裨于世教。而时文限之以题，理常有所不可尽，而义多有所不获宣。甚者，乃为逆探钩取，若吐若茹，以诧其灵敏儇巧，名为阐圣贤之言，实于圣贤立言大旨转相悖戾，盖其不同如此。”
    ④ 钱大昕《半树斋文稿序》：“唯谈道之士，以经史为菑畲，以义理为灌溉，胸次洒然，天机浩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后假于笔以传，多或千言，小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违圣贤之旨，词虽今犹古也。文之古，不古于袭古人之面目，而古于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独貌为秦汉者，非古文；即貌为欧、曾，亦非古文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443页)卢文弨则借对柳开的称道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圣贤之所以垂世而立教者，莫著于六经。后人诵法六经，阐发圣贤之微言大义，以启迪夫后知后觉者，于是著而为文，此文之所以为古而始足重于天下。然则所谓古文者，非古于辞之谓也。言古人之言，此文所以古矣。”(《新雕柳仲塗河东集序》，《抱经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类似的观点朱锡庚在为其父朱筠的《笥河文集》作序时也曾有详细阐述，兹不俱引。可参看《笥河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① 这是理论分析，如果要结合经学家古文创作实际为例证，笔者以为戴震在古文家中文名较高，但文笔古奥，真正可作文从字顺的辞达派的代表的，有钱大昕、王鸣盛、卢文弨、邵晋涵等人。如钱大昕，他的考据邃密，论辩清晰简明。题跋精粹简雅，在清人题跋中最称作手。记用欧曾笔法，考证述学，迂徐雍容，并不琐碎，虽稍少变化，略觉惮缓，但其学醇，其识胜，议论亲切有味，于八家中最近曾子固，而能衍其流，可谓学人之记，别开生面。书序或溯源学术历史，或指陈得失难易，或讨论献疑，均于学术有深切体会。于作者不虚美不隐恶。故文字原原本本，平实有味，尤有功于学术。绝不故作曲折翻空的虚语、泛语、应酬语。是可谓学术序文的范例。《诗经韵谱序》、《臧玉琳经义杂识序》、《廿二史考异序》、《金陵石刻序》、《严久能娱亲雅言序》等等，都是上品文字。即使是古文家最擅长的赠序，也能别开生面。如其《赠谈阶平序》，无一语空言，谈学论道，娓娓善入，论理透彻而善转折，学人文章，风韵自佳。其他诸家多类此，读者开卷即知。
    ① 如袁枚称古文“其弊一误于南宋之理学，再误于前明之时文，再误于本朝之考据”(《与程蕺园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小仓山房诗文集》，1800页)。姚鼐则说：“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者，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述庵文钞序》，《惜抱轩文集》卷四，《惜抱轩诗文集》，61页)
    ② 这首诗以“难追国士濡头饮，亦愧英雄髀肉生。一碑横眠一碑侧，石上摩挲感今昔。百世来分风日佳，一编欲正《春秋》癖”六句为最重要，充分表明了洪亮吉的心理。“濡头饮”典出《周易》，《未济》上九之爻辞云：“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辞云：“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即醉酒之意。《晋 书》卷三十四杜预本传：“预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斋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于户，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与后句刘备的典故对文，可知此句意在表彰杜预的平吴功业。再下一句写羊祜堕泪碑，也是德政的象征。最后两句表示，自己追仰前人，可只能通过经学研究而寻求不朽。
    ① 将《原性篇》与《原道》的比较已见于与孙星衍同时的张祥云给孙氏的信中，张氏说：“《原性篇》微言大义，追踪昌黎《原道》之作。”见《问字堂集》前所录《阅问字堂集赠言》，7页。而且孙星衍的影响是实在可见的，今《诂经精舍文集》卷九中收录了汪家禧、胡缙、洪震煊、徐养原的四篇《性情说》，他们从观点、材料、逻辑开展上都明显承袭、发展了孙星衍的《原性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孙氏任精舍讲席时所出的题目。
    ① 王昶，字德甫，一字琴德，号述庵，以居兰泉书屋，学者称兰泉先生。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人。乾隆19年进士，历职中外，中间曾在云南、四川从军8年，乾隆58年以刑部右侍郎乞休致仕。后主娄东、敷文两书院，又曾受阮元之请设讲座于诂经精舍。嘉庆11年去世，享年八十有二。王昶年轻时从惠栋游，潜心经术，专宗汉学。又曾以诗受知沈德潜，与王鸣盛、钱大昕同在吴中七子之列。其诗宗杜甫、李商隐及韩愈等，词入浙派，尊姜夔、张炎。古文则力追韩愈、苏轼，尤其擅长碑志之文。李慈铭称“述庵笃耆郑学，兼综四部，其文尔雅，可考证经史及国朝文献掌故者甚多”(《越缦堂读书记》，1032页)。其著述宏富，多达数十种，著名的除《春融堂诗文集》外，如《金石萃编》、《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云南铜政全书》等等。王昶官场沉浮，早直军机处，又曾亲历征战，很多著述都是研究乾隆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他即是浙派词的中期总结者，又是沈德潜格调诗学的身后传人，一时的诗坛宗主，又守惠栋汉学，长于金石学，在文学、学术上都有深厚造诣。他的交游之广，并世罕有，又喜欢提携后进，无论研究清代中期的文学史、学术史，王昶都是一个被人忽视的极重要人物，这一点让人颇不解。
    ① 卢文弨，“字绍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更号弓父。抱经其堂颜也，人称曰抱经先生。其先自余姚迁杭州。”(《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卢文弨”，91页)“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官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三年，乞养归。文弨孝谨笃厚，潜心汉学，与戴震、段玉裁友善。”(《清史列传》卷六十八本传，5493页)最精于校雠，“出所订《经典释文》、《孟子音义》、《逸周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独断》诸善本镂版行世。又苦镂版难多，则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如《经典释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群书拾补》以行世。所自为书有《文集》三十四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皆使学者諟正积非，蓄疑涣释。向时弃官归，天下为公惜之，然研摩岁月，衣被将来，昌黎子云：‘虽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议之者。’”“公生于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于常州龙城书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段玉裁《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志铭》，《抱经堂文集》卷首)
    ② 我们不妨任举两篇卢文弨题跋文，以见其所造。其一为文集卷十二之《高耻堂稿跋》：“高耻堂名斯得，《宋史》有传，邛州蒲江人。以骨鲠敢言称，德祐初参知政事，予祠。宋亡，隐居苕、霅间以卒。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从《永乐大典》中辑录者。中有诗三卷，多感时伤事之作，亦浣花之遗也。抑其老而读书不衰，与余性酷相近。其诗有云：‘玩物能丧志，圣贤言皦如。赋受有奇偏，谁能为耘锄。’又云：‘少时轻寸晷，老去惜分阴。’又云：‘尔来两目渐眵昏，——手钞宁敢倦。固知衰颓力不胜，其奈嗜好顽难变。’又云：‘但愿残生更几年，了我床头二三策。’此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朋间有爱我者，每数数规我以守约之道，而余爱博之性，始终不能割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书为此生之幸。余少壮时亦未若近来之尤汲汲也。来日苦少，虽欲不分阴是惜，岂可得?高公真吾师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岁叟卢某在晋阳书。”此文不是专门考证之作，但道述性情，颇觉可爱。其二为卷十六之《书傅长芳临欧阳率更化度寺碑后》：“太原傅青主先生，于书各体无不工。其子眉，字寿髦，亦善书，观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隶《郭有道碑》尾可见已。寿髦之子名莲苏，字长芳，逮事乃祖，亦有 祖风。青主笔倦时，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旧具精鉴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临大欧化度寺碑，似不经意之作。文多遗漏，而结体与欧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劲峭，形貌朴拙，益见其妍，政所谓粗服乱头皆好者也。昔子敬自负书过其父，尝拭去逸少所书壁，而以己书代之。逸少见之，但曰‘昨真醉邪’，子敬乃惭。今二傅之作，不知于青主优劣何如，而家风要为不失。曹生叙五得此纸也，宝之与青主先生等，诚不为过。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三立书院须友堂书。”此文辨识笔势，非专家不办，而能随意点染古人趣事，所以灵动。
    ① 姚鼐《与陈硕士》云：“顷见王述庵集论子瞻诸铭在昌黎上，此何其谬邪?以此叹解人难得，时之为诗文者多乱道耳。”《惜抱先生尺牍》卷七，964页。王昶、姚鼐孰是孰非，很难一言论定。王昶的态度是纯粹的史家态度，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不写。王昶的观点，实际上会造成古文家无碑传文可写的情况。回到古人的世界中，一般有辉煌事功的显宦，他们的碑传也一定是请文坛巨擘，或者同样身居高位者来写，一般的古文家都不会有机会。碑传文最主要消费群体是普通的官员、士子，现在王昶对此不屑一顾，而主张为有善行的匹夫匹妇写作，但这些人往往无碑无铭，很多家庭也拿不出多少润笔，这等于让古文家干脆搁笔．缺了碑传润笔，古文家的生计也会大受影响。姚鼐的反对，这层理由虽未明言，却毋庸置疑。此外，从“文学”角度考虑，古文家的碑传传统是“突出‘文章’而淡化‘功业’”，甚至造为跌宕，取其奇气(可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119-126页)，桐城派虽然趋于保守，更加求实，但很大层度上依然继承了这一传统。相对来说，他们的碑传的可读性更强些。不过在古人的观念世界中，碑传毕竟是与史传最接近的文体，真实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就像王昶所说，“与史传相表里”，如果昧于事实，为了追求效果和满足死者后人的虚荣不考究事实，就会被指责为“谀墓”。在疏于史实上，姚鼐也难逃指责，这大概就桐城派的通病。对姚鼐碑传文章史实、史法的疏漏，可参看《啸亭续录》卷四“姚姬传文集”条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惜抱轩文集”笔记，1042页。
    ① 王鸣盛《王戆思先生文集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五。文章中说“予成进士后于先生者三十余年”，王鸣盛是乾隆19年的进士。又称王戆思“退居林野”云云，戆思即王植，查《清史列传》王植本传，称其“乞休时，圣驾将南巡”，乾隆第一次南巡在16年，第二次在22年。而《西庄始存稿》初刻于乾隆30年。可知此文作于乾隆22年之后，30年以前。所以文中观点受戴震影响当毋庸置疑。
    ①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117-118、134页。余先生不同意胡适先生段玉裁违背师说的看法，认为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的推阐并不违背其师意见，大致可信。不过，我们也可以略为补充说明。段玉裁对戴震义理之学是能够认同的，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他的确无心于义理，其所重基本仍是在考据上。这种在老师与自己的不同学术取向中调和的态度，最典型地表现在《经韵楼集》卷九的《十经斋记》中。其文开头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言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此东原先生《原善》一书及《孟子字义疏证》不得已于作也”，这是阐述戴震之学，而且主要强调的是其消极一面的意义。紧接着，段玉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愚谓当广之为二十一经。……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僚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足见段玉裁本人在义理、考据的态度上其实更接近于钱大昕，而非戴震。
    ① 如戴震说：“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韩退之氏之言：‘志乎古必遗乎今。’彼所谓古，特文词不类于近今者耳。进而语人以汉经师之业，其沈蕴积久，岂古文词比哉?……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明白说明了这一模式。《古经解钩沈序》，《戴震文集》卷十，145-146页。
    ① 在宋明理学中由博返约本来大致代表从“道问学”到“尊德性”的过程，但到了清学语境中，博与约已经专之学问而言，而基本不再有德性的指涉。焦循此处的博、约，该作如是理解。参见余英吋先生《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之“博与约”一节。
    ① 郭绍虞先生曾经称赞《古书疑义举例》“所论辞格分析较繁，例证也多，实是研究古修辞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又遗憾其书只从修辞的局部着眼，没有整体的修辞观，而所重在读的方面。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江藩、俞樾等经学家是以解经为根本目的，他们研究修辞，正是要通过文章以求得经义之真。见郭绍虞《<新著修辞学>序》，《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5-67页。
    ① 这里对修辞学研究的看法既是笔者一贯的态度，更要感谢友人季忠平先生。季先生在修辞学上用力颇深，日常与他交谈，常常获益良多，无论研究方法还是古人具体的修辞之术，他的胜意常使人醍醐灌顶。不敢抹煞良朋切磋启发之功，特此识之。
    ① 刘麟生先生归纳了清代骈文的五派：博丽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可参看刘氏《中国骈文史》第十章《清代骈文之复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复印，1984年，123-144页。
    ② 33人名单中的10人是：毛奇龄、汪中、洪亮吉、孔广森、阮元、凌廷堪、董祐诚、周寿昌、李慈铭、王闿运。孙星衍名在33人中，而为马先生所略，大概是因为孙星衍治经后不再从事骈文写作。参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三《清代考据学与骈文的复兴》的有关部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5-106页。
    ③ 学问与骈文的关系，袁枚曾屡屡道及，如：“盖其词骈，则征典隶事，势难不读书。”(《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49页)又，“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这是从反面说的。(《随园诗话》卷五帝33条，凤凰出版社，2000年，110页)胡玉缙先生在评价彭兆荪诗文时则特别提及骈文与经学的联系：“兆荪诗文，非工《文选》不能到此境，《选》学恒与经小学相关联，非略知考证亦不能到此境。”(胡玉缙《许扇经籍题跋》卷四《小谟觞馆集书后》，《续四库提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727页)
    ① 如陈维崧所记清初风气：“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见。”陈维崧《词选序》，《陈迦陵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① 中国的思想，缺少神性的升华，“人生在世”，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无论谈什么，我们的传统总是首先考虑人生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个方面前人已经说得太多，无须饶舌。落实到文学上，古人最关心的并非文学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兴奋点集中在文学作为媒介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诗言志”、“诗缘情”、“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是文学发生说；“感天地，动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文学功能说。这两层是古代文论的核心，前者是作者有感于世界，后者则是世界应和于作者，以文学作品相勾连，则人生与社会贯通一气。其它如文学的风格、体貌、形制，创作的经验、技巧无不附丽之。要之，中国人欣赏文学，首重感动，读者要感动，在作者则要感发。徐复观先生言“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这从表面看，是诗人感动了读者，但实际则是诗人把无数读者所蕴蓄而无法自宣的悲欢哀乐还之于读者”(《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见收《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2页)，感发与感动，正是文学的发生与功能。少了这一层，单纯的技巧追求往往为后人诟病，南朝宫体、宋初昆体概莫能外。而感发，就要求作者有人格、有心胸、有智慧，对时代、自然和人生能够有深切而独到的体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是时代；“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这是自然；发愤著书、“物不得其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这是人生。缺少这些感发，不能传递感动，则“劝百讽一”尚且“壮大不为”，终日寻章摘句、雕镂绘饰，就会被视作兴寄都绝、风骨都尽了。对于这一特点，法国哲学家、汉学家于连曾经有一个非常敏锐地观察：“按照在中国理解诗的现象的方法，诗人是‘借’景以抒发内心感受；他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又反过来引起读者的感动。在中国，诗就是这样从激励的关系而非表象的活动中产生，世界并不对意识构成‘对象’，而是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充当意识的对话者。”(于连《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141页)虽然徐复观、于连所论都是诗歌，但同样适用于文章，尤其是在区分文笔的前提下，包括了诗歌在内的“文”。
    ② 凌廷堪在乾隆五十八年《与江豫来书》中曾不指名地抨击有的文人：“今之号称能文者，以空疏之腹，作灭裂之谈，惧读书者之掎摭其后也，于是为之说曰：‘能文者不在多读书也．吾读书不屑屑于考据也。’又忌读书者之陵驾其上也，于是为之说曰：‘多读书者，类不能文也。即能文，亦往往不暇工也。及其遇胸腹之更陋于彼者，则又毛举一二误处，以自矜淹雅，竟忘其与前说相刺谬也。”根据他在信末称“孙君渊如、焦君里堂闻兹邪说，辄力闢其谬”，可知他所抨击的正是与孙星衍发生考据、著述优劣之争的袁枚。《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212-213页。
    ① 姚鼐在给族孙姚莹的信中抨击凌廷堪说：“吾昨得凌仲子集阅之，其所论多谬漫无可取，而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宁足以信后世哉?■家自当力为其所当为者，书成以待天下后世之公论，何必竞之于此一时哉?吾孤立于世，与今日所云汉学诸贤异趣。然近亦颇有知吾说之为是者矣。浑潦既尽，正流必显，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于文章之事，诸君亦了未解。凌仲子至以《文选》为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所谓“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是指阮元在《国史儒林传稿》中为凌廷堪设专传。此书为阮元于嘉庆17年编订，又阮元于嘉庆18年作《文言说》，姚鼐批评不及于阮氏，因此，这封信大概作于嘉庆17、18年之间。见《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977页。
    ② 如洪亮吉在《又书三友人遗事》文中记载汪中所说扬州“通者三人”：王念孙、刘台拱、自己，“不通者三人”：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更生斋文甲集》卷四，《洪亮吉集》，1040页)，汪喜孙也是以为洪亮古诬蔑汪中，而在年谱中加以反驳(见《年谱》乾隆51年条下，30页)。其实洪亮吉所记一定不假，我们可以在汪中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佐证。如汪中在给刘台拱的信中说：“道路之中，所与朝夕游处者，何可胜计，而心许者无过三数人。”(《与刘端临书》，《新编汪中集》，431页)并不局限扬州一府，也不过三数人。凌廷堪的《汪容甫墓志铭》也提供了佐证：“君于时流，恒多否而少可。钱晓徵、程易畴两先生外，惟王怀祖给事、孔众仲检讨、刘端临训导、江子屏太学数人，时或称道，余大半视之蔑如也。”(《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320页)其中的扬州人的确只有王念孙、刘台拱和江藩。江藩年、辈皆晚，不能与王、刘并称，那么所谓“通者三人”之说完全与此相符合，足见洪亮吉记载得可靠。汪中眼界之高，傲骨嶙峋，岂容喜孙任意涂饰成一乡愿!
    ① 比如与凌廷堪同时稍后的学者，诂经精舍学生张鉴，他读明传奇《绿牡丹》，就完全当作历史来读：“此吾乡温氏其釁于复社之原。近日读而知其故者鲜矣。书中以管色为乌有、亡是之辞，其实柳五、柳车、尚公、范思诃，据《复社纪略》，各有指斥。其于越人疑亦王元趾、陈章侯一流。而吴兴沈重者以在朝则影黎娩庵、倪三兰，在野则影张天如、杨子常、周介生辈。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字风气所趋，而语语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张鉴《书绿牡丹传奇后》，《冬青馆甲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这种索隐的态度就与凌廷堪截然相反，而代表了其时的普遍观念。
    ① 李贵生《阮元文论的经学义蕴》，《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99页、301页。但是李先生此文似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他甚至质疑《文言说》文学论文的性质，而认为它完全是阮元经学研究时的自然成果，而不是阮氏以骈文理论为出发点和目的而专意写作的文学论文。他说：“在现代学者眼中，<文言说>很可能只是一篇‘古典文学理论文章’，然而要是翻阅《揅经室集》中其他以‘说’为名的文章，如<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太极乾坤说>、<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等，即可知道此文乃阮元研治<文言>的心得，与一般说经文字并无两样。”(305页)首先，在所引文字中，他认为阮元其他“说”体文章都是说经的，所以《文言说》也不能例外，这显然有悖于文体常识，让人不解。而通观李先生全文，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文笔说从凌廷堪到阮元，承继之外的转变，以及阮元自己前后文论表述的变化，也就没能探讨这种变化的原因及所包蕴的历史意蕴；当然也就忽略了阮元在骈文上的深厚渊源与浓厚兴趣，以及在文学上与凌 廷堪的承继关系。因而从前人文的极端走向了经的极端，不免让人遗憾。另外李先生在文章后面又认为阮元的《文言说》重新把学统和文统结合起来，可是对于古人来说，文统问题从来都是文学上的自觉意识，绝不会出现因为经学研究而顺带抢夺文统的现象。李先生既然承认阮元争文统的行为，这表示他还是承认《文言说》的文论性质，于是文章的内在逻辑就出现了前后矛盾。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如果忘记列文森所揭示的“君子不器”的传统，只从文学或经学的单一视角审视古人都会因为偏执而疏离古人。关于阮元对凌廷堪的继承、修正和自身文论的前后演变，本文将在下面有详细的论述。
    ① 凌廷堪曾经记载了阮元与汪中交往时的一段趣事，非常生动地展现了阮元的性格：“忆甲辰岁，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访君。君与谈论，颇折服。越数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骂，谢不往。”连汪中骂骂别人都害怕，足见阮元的谨小慎微了。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320页。
    ② 但是，阮元却不肯承认自己受过谁的影响，在《与友人论古文书》中，他自称：“千年坠绪，无人敢言。”凌廷堪生前是其好友，他又刚看过凌氏文集，却决然抹去凌的发明之功，不免倚仗权势尊荣，而英雄欺人，有失大家风度。《揅经室三集》卷二，610页。
    ① 阮元称赞前、后《汉书》所录汉人文章：“体制和正，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若云后代之文有能盛于两汉者，虽愚者亦知其不能矣。”《与友人论古文书》，《揅经室三集》卷二，609-610页。
    ① 有趣的是，虽然在文章论上与古文家绝然对立，可是在认可八股文上，两派却又异曲同工。虽然阮元肯定的是时文为骈体正脉，而古文家则认定时文“亦可为古文之一体”(刘大櫆语，转引自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411页。)双方分道扬镳，却在八股文上不期而遇，是否暗示着他们在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呢?
    ②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阮元所看重的并不是文章之美，而是文与经史子在体制上的差别。如马睿先生说：“阮元尽管也极力揭示‘文’之为体，与经、史、子的不同，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特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自身而不必外求，所以阮元只能把‘文’之渊源与‘文’之价值都仍然归附于经。这也是中国传统主流文论中一个明显的悖论：注意到‘文’之形式特征的独特性，却不能充分认识其价值在于自身，不能充分认识审美之独立性，于是‘文’相较于经、史、子，便不能不居次席。”(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49页)对所论观点是否完全妥当，容再讨论，至少马先生已经注意到阮元的经学立场。只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先生的论证过程中对古人多有误解，虽然结论有相似，笔者却不敢引为同调。如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所说“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一句，只要结合阮元对汉人文章的推崇即可知，阮元认为齐梁文章不如汉、唐又不如齐梁，四六文体最卑，其最后一句即是针对四六文而发。可是马先生却理解为阮元如一般儒家学者(其实这里所指当是理学家、古文家，而不宜使用“儒家”)一样不齿于齐梁文章，甚至认为“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是针对齐梁文章而发，因此得出结论：“一边承认六朝骈文在体式上符合‘文’之统绪，……一边又承认纠缠于声律四六之‘文’，其价值毕竟不如立意、纪事之经史。这样，阮元似乎维护自己关于‘文’的定义，又维护了经史上价值上居于更高地位的正宗观念”。(47页)这就是完全基于误读之上的想象之辞，类似的误读不在少数。笔者并不认为阮元的经学观念可以与“传统”的经学观念划上等号，毕竟传统是发展的，汉人、唐人、宋人、清人的经学观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笔者不敢苟同马先生的意见。
    1 方苞的义法主要来自史传叙事传统，张高评先生有专文阐发，可参看氏著《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一文，收入《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215-246页。
    2 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方苞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8页。
    3 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四)，北京出版社，1987年，256页。
    4 刘大櫆《论文偶记》第六则，《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4页。
    5 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三，“与张阮林”，913页。
    6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第五则，《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20页。
    7 《惜抱先生尺牍》卷七，“与陈硕士”，961页。
    8 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3页。
    9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二，《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109页。
    10 沈彤《赠沈师闵序》，《果堂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沈彤《答徐灵胎书》，《果堂集》卷四。
    12 沈彤《与望谿先生书》其一，《果堂集》卷四。
    13 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六章第四节中有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12-413页。
    14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18页。
    15 同上。
    16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17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一，《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93页。
    18 钱大昕《与友人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07-608页。
    19 同上，606-607页。
    20 对韩愈之史意及方苞的曲解，徐梵澄先生有一段详细的解说，可参看其《澄庐文议》第五节，见收《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79页。
    21 同上，607页。
    22 钱锺书先生多集前人对方苞的品性的揭露，可参看其《谈艺录》第70条，中华书局，1984年，240-242页、558页。
    23 钱大听《秦三十六郡考》，《潜研堂文集》卷十六，260页。
    24 《潜研堂文集》卷十六，253-256页。
    25 钱大昕《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405页。
    26 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半树斋文稿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434页、443页。
    27 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98年，320页。
    28 江藩《校礼堂文集序》，见《校礼堂文集》卷首，3页。
    29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十二《郑堂学案》，《清代传记丛刊》第6册，明文书局，1985年，579页。
    30 陈寿祺《与饶啸渔书》，《左海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31 陈寿祺《与友人书》，《左海文集》卷四。
    32 钱锺书《谈艺录》，P559页。
    33 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后》，《隐拙斋集》卷四十一，四库存目丛书补编本。
    34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本。
    35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文理》，《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286-287页。
    36 关于曾国藩对梅曾亮在桐城派中实际地位与影响的抹杀，可参见笔者《英雄惯作欺人语——曾国藩与桐城派关系再检讨》，《中国学研究》第十辑。
    37 刘大櫆《论文偶记》第十则，5页。
    38 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434页。
    39 钱大昕《文箴》，《潜研堂文集》卷十七，268页。
    4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10页。
    41 《论语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2479页。
    42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233页。
    43 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434页。
    44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经韵楼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
    45 关于刘勰所建立的文道观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第二章《形上理论》中“形上概念的全盛发展”一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28-39页。
    4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7页。
    47 顾广圻《半树斋文集序》，《思适斋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48 韩愈《答尉迟生书》，《韩吕黎文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45页。
    49 韩愈《答李翊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169页。
    50 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居士集》卷四十七，《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222页。
    51 王念孙《陈观楼先生文集序》，《王石腥先生遗文》卷二，《高邮王氏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52 王引之《萧山王晚闻先生文集序》，《王文简公文集》卷三，《高邮王氏遗书》本。
    53 《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3119页。
    54 翁方纲《自题校勘诸经图后》，《复初斋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55 《晋书》卷六十，中华书局，1974年，1640页。
    56 《史通通释·烦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65页。
    57 关于赵与时、王若虚的意见，可参见《史通笺记·烦省》，《程千帆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61-162页。
    58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四部备要《日知录集释》本。
    59 钱大昕《与友人书》，607页。
    60 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史汉烦简”，中国书店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1987。
    61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新纪太简”。
    62 《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
    63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新纪太简”。
    64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昭哀二纪独详”。
    65 阮元《秦汉六朝唐廿八名印记》，《孽经室三集》卷三，中华书局，1993年，657页。
    66 方苞《史记评语·绛侯周勃世家》，转引自邬国平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427页。关于方苞对雅洁的论述，可参见此书426-428页。
    67 方苞《书汉书霍光传后》，《方苞集》卷二，62页。
    68 刘大櫆《论文偶记》第二十则，《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10页。
    69 章学诚《丙辰札记》，《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中华书局，1986年，65页。
    70 同上，95页。
    71 朱珔《小万卷斋文稿自序》，《小万卷斋文稿》，清光绪十一年朱臧成嘉树山房重刻本。
    72 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六“与陈硕士”，955页。
    73 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初录卷上，续修四库全书本。
    74 焦循《文说三》，《雕菰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75 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四“繁简”，黄山书社，1989年，164-169页。
    76 参见注1。
    77 同注2。
    78 方苞《书王莽传后》，《方苞集》卷二，63-64页。
    79 钱大昕《续通志列传总叙》，《潜研堂文集》卷十八，295、296页。
    8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407页。
    81 参见钱大昕《春秋论》，《潜研堂文集》卷二，18-20页。
    82 同上，18、19页。
    8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一“李昭德来俊臣书法”。
    84 同上书，卷九十二“唐史论断”。
    85 同上书，卷九十三“欧法春秋”。
    86 同上书，卷九十九“正史编年二体”。
    87 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840页。
    88 王鸣盛《赠翁征士霁堂先生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89 姚鼐《停云堂遗文序》，《惜抱轩文集》卷四，《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3-54页。
    90 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雕菰集》卷十四。
    91 同上。
    92 同上。
    9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第四编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书店，1989年，458页。
    94 同上，459页。
    95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本。
    96 同上，460页。
    97 焦循《钞王筑夫异香集序》，《雕菰集》卷十六。
    98 凌廷堪《复姚姬传先生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8年，220页。
    99 凌廷堪《学古诗二十首》其十九，《校礼堂诗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100 焦循《文说一》，《雕菰集》卷十。
    101 焦循《文说二》，《雕菰集》卷十。
    102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86页。
    103 同上，488、490页。
    104 陈寿祺《答高雨农舍人书》，《左海文集》卷四。
    105 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9页。
    106 同上，51-52页。
    107 《訄书详注·清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72页。
    108 洪亮吉《自樊城渡汉游岘山归谒羊杜二公祠作》，《卷施阁诗》卷七，《洪亮吉集》，603页。
    109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1020页。
    110 沈彤《与望谿先生书》其一、其二，《果堂集》卷四。
    111 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434页。
    112 王鸣盛《问字堂集序》，《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3页。
    113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477、478页。
    114 孙星衍《呈覆座主朱石君尚书》，《岱南阁集》卷二，《问字堂集·岱南阁集》，197-198 页。
    115 参见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问字堂集》卷四，《问字堂集·岱南阁集》，90-92页。
    116 焦循《钞王筑夫异香集序》，《雕菰集》卷十六。
    117 朱珔《研六室文钞序》，《小万卷斋文稿》卷十一。
    118 胡玉缙《湖海文传书后》，《许庼经籍题跋》卷四集部，《续四库提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773-774页。
    119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二，《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2页。
    120 同上，57页。
    121 同上，62页。
    122 同上，62、69页。
    123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
    124 江声致孙星衍书信，收入《阅问字堂集赠言》，《问字堂集。岱南阁集》，6页。
    125 可参看吴格先生整理翁方纲、姚鼐、邵晋涵等的《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26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题跋”，《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36-137页。
    127 《文心雕龙注》卷四《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26页。
    128 同上，328页。
    129 陈子龙《郑牧仲古论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98-399页。
    130 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5页。
    131 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2-33页。
    132 王昶《与彭晋函论文书》，《春融堂集》卷三十。
    133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二“记载”，84页。
    134 李威《从游记》，《笥河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
    135 王昶《与沈果堂论文书》，《春融堂集》卷三十。另外，关于这一看法，王昶在同卷《与朱竹君书》中有更详细的阐述，可参看。
    136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一集》卷二，36、37页。
    137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十二。
    138 《日知录集释》卷十九“志状不可妄作”。
    139 关于江藩《汉学师承记》传记材料的来源，可参看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40 焦循《述难五》，《雕菰集》卷七。
    141 张鉴《答阮侍郎师书》，《冬青馆甲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142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古文十弊》，505页。
    143 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319-320页。
    144 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孽经室续二集》卷二，1023页。
    145 可参见《论戴震与章学诚》内篇第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三联书店，2000年91-143页。《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之“义理·考据·词章”一节，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71-281页。
    146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文集》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143-144页。
    147 参见《论戴震与章学诚》外篇第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183-219页。
    148 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四)，298-310页。
    149 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585页。
    150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文集》卷九，143页。
    151 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卷九，141-142页。
    152 参见《论戴震与章学诚》，193-194页。
    153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587页。
    154 刘大櫆《论文偶记》第三条，《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3页。
    155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卷九，140页。
    156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72页。另可参见《论戴震与章学诚》，129-130页。
    157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文集》卷十一，168页。
    15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卷末，《戴震文集》附录，246页。
    159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273页。
    160 戴震《沈学子文集序》，《戴震文集》卷十一，164-165页。
    16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135-136页。
    162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文集》卷首。
    163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274页。
    164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书》，《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二，224页。
    165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下》，《文史通义校注》，140页。
    166 章学诚《与林秀才》，《章学诚遗书》卷九，89页。
    167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392-393页。
    168 张惠言《文稿自序》，《茗柯文》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17-118页。
    169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本。
    170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擎经室二集》卷四，480页。
    171 张惠言《书刘海峰文集后》，《茗柯文补编》卷上，178页。
    172 韩愈《答李秀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176页。
    173 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304-305页。
    174 张惠言《送恽子居序》，《茗柯文》初编，27页。
    175 同上。
    176 关于张惠言在乾隆末、嘉庆初的行迹，可参看曹虹《阳湖派主要作家简谱》，《阳湖文派研究》附录，中华书局，1996年。
    177 章太炎《訄书详注·清儒》，151页。
    178 参见《论文偶记》第三条，3页。
    179 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章句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句疏，中华书局，1987年，561页。
    180 以上俱见《里堂家训》卷下。
    181 这里遵从郑子瑜先生的看法，将先秦定为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可参见氏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第二篇《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时代》，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12-25页。
    182 见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第一章“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页。
    18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870页。
    184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89页。
    185 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799页。
    186 同上，4页。
    187 《论语注疏》卷十五，十三经注疏本，2519页。
    188 关于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区分与概述，请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189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7页。
    190 关于顾炎武对修辞的探讨，可参见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第八篇第七节“顾炎武《日知录》”，403-410。
    191 沈彤《赠沈师闵序》，《果堂集》卷六。
    192 戴震《与某书》，《戴震集》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87页。
    193 《释三九》上，《新编汪中集》文集第一辑，广陵书社2205年，347-348页。
    194 《释三九》中，348页。
    195 参见《管锥编》二六，中华书局，1986年，95-98页。
    196 王念孙《汪容甫述学叙》，《新编汪中集》附录三，61页。
    197 章学诚《<述学>驳文》，《章学诚遗书》卷七，58页。
    198 《管锥编》二六，96页。
    199 转引自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6-97页。
    200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756-789页。
    201 转引自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95-96页。
    202 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95-97页。
    203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490-491页。
    204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6页。
    205 同上书，105页。
    206 关于清代骈文家为骈文正名所作的努力，可参看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八章第五节《阮元与清代骈文理论》中的有关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26-634页。
    207 毛先舒《陈其年骈体序》，《思古堂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08 陈维崧《陆悬圃文集序》，《陈迦陵文集俪体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209 陈维崧《词选序》，《陈迦陵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210 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548页。
    211 同上，1549页。
    212 同上，1548页。
    213 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小仓山房诗文集》，1814页。
    214 袁枚《与孙俑之秀才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一，《小仓山房诗文集》，1859页。
    21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356页。
    21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下册卷63“诗笔”条，中国书店，1987年。
    217 参见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七十二节《阮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71-374。
    218 邬国平、王镇远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36页。
    219 李慈铭《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书唐文粹文后文后》，《越缦堂文集》卷六，国立北平图书馆刻印，1930。
    220 刘师培《文章源始》，见《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16页。
    221 参见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484-487页。
    222 阮元《次仲凌君传》，《揅经室二集》卷四，中华书局，1993年，465页。
    223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凌廷堪本传，中华书局，1987年，5519页。
    224 详见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25 钮树玉《书凌次仲校礼堂文集后》，《钮非石遗文》，《滂喜斋丛书》册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26页。
    226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077-1078页。
    227 同上，1078页。
    228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凌廷堪”，中华书局，1983年，121页。
    229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44-45页。
    230 凌廷堪《祀古辞人九歌》，47页。
    231 凌廷堪《上洗馬翁覃溪师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二，195-196页。
    232 《文心雕龙·辨骚》，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7年。
    233 凌廷堪《九慰》，《校礼堂文集》卷六，48页。
    234 凌廷堪《书唐文粹后》，《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二，290页。
    235 同上。
    236 同上。
    237 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新编汪中集》附录，广陵书社，2005年，26页。
    238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锺书散文》，485页。
    239 同上，484-485页。
    240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中华书局，114页。
    241 周勋初先生把梁代文论分为三派，把刘勰、萧统都看作折中派的代表，就是着眼于二人之同。可参见氏著《梁代文论三派述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230-253页。
    242 洪亮吉《又书三友人遗事》，《更生斋文甲集》卷四，《洪亮吉集》，1041页。
    243 凌廷堪《晚霞赋》，《校礼堂文集》卷三，24-25页。
    24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条，四部备要本《日知录集释》。
    245 参见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1297-1298页。
    246 同上，1297页。
    247 凌廷堪《论曲绝句》，《校礼堂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248 钱锺书《管锥编》，1304页。
    249 凌廷堪《甲辰去扬州阮伯元赋诗见送作此答之》，《校礼堂诗集》卷五。
    250 凌廷堪《学古诗二十首》，《校礼堂诗集》卷五。
    251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列传一百五十一阮元本传，中华书局，1998年缩印本，11424(大2933)页。
    252 见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4页。
    253 体交游情况可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12-13页。
    254 阮元《四六丛话序》，《揅经室四集》卷二，738-740页。
    255 孙梅《四六丛话·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
    256 孙梅《四六丛话·凡例》。
    257 同上。
    258 同上。
    259 孙梅《四六丛话》卷二十八《总论·小叙》，473页。
    260 同上。
    261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220页。
    262 凌廷堪《祀古辞人九歌》，《校礼堂文集》卷六，47页。
    263 凌廷堪《九慰》，《校礼堂文集》卷六，50页。
    264 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580页。
    265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266 参见张其锦《校礼堂文集》目录后识语，中华书局，目录第11页。
    267 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三集》卷二，608页。
    268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15页。
    269 阮元《文言说》，《揅经室三集》卷二，605-606页。
    270 毛先舒《诗骚韵注序》，《潠书》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71 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1398页。
    272 阮元《文韵说》，《揅经室续三集》卷三，1064页。
    273 同上，1066页。
    274 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609页。
    27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七十二《阮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74页。
    276 参见刘再华《汉宋之争与清代文笔之辨》，《求索》2003年第6期，205-208页。
    277 可参见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
    278 见阮元《论语论仁论》，《揅经室一集》卷八，176-194页。《孟子论仁论》，《揅经室一集》卷九，195-210页。《性命古训》，《揅经室一集》卷十，211-236页。
    279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82页。
    ① 沈大成，“字学子，江苏华亭人。……大成壮年，耽心经籍，通经史百家之书，及九宮、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屡就幕府征，由粤而闽而浙而皖，前后四十年，然性勤敏，舟车往来，必以四部书自随。晚年偕惠栋寓官梅亭，益以学业相砥砺。其校定《十三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献通考》、《昭明文选》、《说文》、《玉篇》、《广韵》、顾氏《音学五书》、梅氏《历算丛书》，尤为一生精力所萃．古文刊落粗犷，别有幽光，于震川独得神解。能诗，初学黄之隽，继而出入唐宋，不名一体。后馆于江春家，手编诗文五十八卷，为《学福斋集》。卒，年七十二。”(《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王元启”附传，5901页)按，沈大成虽然被《清史列传》收入《文苑传》，但《书目答问》将他的《学福斋集》收在“国朝考订家集”的小目下，书后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也将他列在“经学家”类中。此外，惠栋称赞沈氏“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学福斋集序》，《松崖文钞》卷二)：戴震也称赞说“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沈学子文集序》，《戴震文集》卷十一，164页)。显然，沈大成的学术成就是有定评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他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
    ① 这种欢愉富贵之辞也复大佳的观点在经学家比较常见，并不限于沈、钱等人。比如洪朴，他在《蕴山先生诗序》中就说白居易、韦应物、苏轼等在苏、杭、颖等处之诗都是欢愉之辞，而自能千古(见《伯初文存》)。而孔继涵也说：“颜榭风流未可攀，强分林壑与衣冠。如何错彩镂金品，不与芙蓉一例看。”(《论诗十首》其五，《红榈书屋诗集》卷三)
    ① 孔继涵，字体生，号誧孟、荭谷，曲阜人，孔广森从父。“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户部主事，充《日下旧闻》纂修官。以母疾乞养归。继涵笃于内行，雅志稽古，于天文、地志、经学、字义、算数之书，无不博综。与休宁戴震友善，考证异同，良多资益。凡所钞校者数千百帙，集唐以来金石刻千余种，与经义史志相比附。又汇梓罕存之本为《微波榭丛书》，及搜梓《算经》十书，皆为世所称．所自著有《春秋世族谱》、《春秋地名人名同名录》、《春秋闰例日食例》、《左国蒙求》、《国语解订讹》、《周官联事考工车度记补》、《林氏考工记解》、《句股粟米法》、《释数同度记》、《水经释地》、《红榈书屋集》二卷、《词》四卷。四十八年，卒，年四十五。”(《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孔广森传附，5529页)
    ① 后来浙江学者张鉴就继承了杭氏此论，他说：“如云诗有别肠，则枵腹操觚、铰钉补锅者皆可从事，岂足以上拟雅颂之遗乎?”(《宝纶堂诗钞序》，《冬青馆乙集》卷五)因此，“诗必本乎其人之学，谓诗不关学，罪与清谈注《易》者等”。(《钟新甫诗钞序》，《冬青馆乙集》卷五)
    ① 孔广森，字众仲，一字撝约，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十七岁中举人，乾隆三十六年，二十岁，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胄，一时争于之交．然淡于世情，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本传，5527-5528页)“少受经于东原氏，为《三礼》及《公羊春秋》之学。能作篆隶书，入能品。尤工骈体文，汪明经中、孙观察星衍亟称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孔广森”，102页)“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又著《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清史列传》，5528-5529页)
    ① 兹录《鸱鸮》一诗于此，以便理解引文：“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瘩，日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晓晓!”
    ① 戚学标，“字鹤泉，浙江太平人。幼有异稟，从天台齐召南游，称高弟．……乾隆四十五年，成进士，官河南涉县知县。……性强项，多与上官龃齬，卒以是罢．后改宁波府教授，未及归．著有{汉学谐声》三十三卷、《总论》一卷，用《说文》以明古音……又有《毛诗证读》不分卷、《诗声辨定阴阳谱》四卷、《四书偶谈内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鹤泉文钞》二卷，又有《溪山将首三台诗录》、《台州外书风雅遗闻》、《鹤泉诗钞》、《鹤泉集堂集李三百首》等书。”(《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本传，5545-5546页)(20周春，字菴兮，号松霭，又号内乐村农，晚号黍谷居士，浙江海宁人。年十九，即“受业于长洲沈归愚宗伯夫子之门”(《耄余诗话》卷一)。“乾隆十九年进士，官广西岑溪县知县。……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七。春博学好古，两亲服阕，年未五十，不谒选。所居凝尘满室，插架环列，卧起其中者，三十余年。四部七略，靡不浏览。究心字母，遂遍观《释藏》六百余函。于韵学有得，著《十三经音略》十二卷。他著又有《中文孝经》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余论》二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丁杰传附传，5549页)
    ① 钱大昕曾经说：“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子。衣钵相承，转以读古书为务外，能辨平侧者少矣，况能究喉舌唇齿之清浊乎?”(《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双声”条，337页)充分说明了审音之难与难得，至少普通文士是无能为役的。因此更可见周春学识之深厚。
    ② 周春在《耄余诗话》卷二中自述：“(钱竹汀)先生初惑于小阮献之坫纵送之说，以同出声同收声为双声，又谓叠韵在四声之前，双声在字母之前，与余论并不合。庚戌二月，索余《悉昙奥论》，半年后寄还，手题“嘉定钱某借读一过”，且致书云：“今方知韵学不易。”先生从此潜心细参字母，观所著《养新》、《恒言》两录。已什得起八九，但尚未能透顶悟彻。”他说钱大昕对声母的研究是受了他的影响。周春从乾隆28年开始草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时间很早，而且他的双声的认识也很深刻，此论应该不假。我们都知道，钱大听在上古声母的研究上，取得了清代学者的最高成就，虽然因为功力和识力的原因，专意研究字母的周春并没有作出多大创见，但他的开风气及引导之功，还是不容忽视。那么后人对他的忽略，不免让人叹息。
    ① 如纪昀说：“故善为诗者，其思濬发于性灵，其意陶镕于学问，凡物色之感于外与喜怒哀乐之动于中者，两相薄而发为歌咏。”(《清艳堂诗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凌廷堪说：“十五学吟诗，于今十余载。……昨来豁然悟，是中有道在。诚能具性情，一往众理解。充学养以气，事半功乃倍。”(《学古诗二十首》之二十，《校礼堂诗集》卷五)这是从正面立论．也有从反面说明的，如洪亮吉：“今世士惟务作诗，而不喜涉学，逮事故日胶，性灵曰退，遂有“江淹才尽”之诮矣。”(《北江诗话》卷三，2279页)许宗彦说：“天女时衰还退相，明珠佩久亦无光。江郎彩笔浑闲却，老去空惊翰墨场。”(《观近人诗集》，《鉴止水斋集》卷八)
    ① 焦循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中阐发此为学贯通之意最明确：“贾、郑大儒，继作以百家诸子之书，术数谶纬之学，一切通之于经，尽化以前专家章句之习，破古今师法之争，为经学大成，亦乃谓之经学。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数、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见《雕菰集》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① 戴震重“心知”，血气与心知是人性的两个基本属性，而心知是实现性之自然到天德之必然的途径。《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字条中云：“就人言之，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所谓“明”，就是明其必然。其书卷中又云：“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于其知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之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之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之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 这也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只是戴震在“知”之外，又根据孟子之说，提出“扩充”说，对“扩充”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故不再申发。
    ① 盖焦循认为“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启发，则百世之文也。”(《与王钦莱论文书》，《雕菰集》卷十四)是许自己的事业为百世之文，自尊自负可想见。
    1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一“绪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5页。
    2 《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238页。
    3 《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328页。
    4 同注2。
    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92页。
    6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175页。
    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377页。
    8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四部第六章第一节，369-385页。
    9 《朱子语类》卷五，83页。
    10 钱穆《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2002年，42页。
    11 《朱子语类》卷五，92页。
    12 可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四部第七章第三节，422-441页。以及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七章“已发未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57-193页。
    13 以上三条俱见《朱子语类》卷五，89页。
    14 《朱子语类》卷五，93页。
    15 《心体与性体》下，432页。
    16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18页。
    17 《朱子语类》卷五，94页。
    18 同上。
    19 情由性生的普遍看法，可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178页。
    20 《朱子语类》卷五，87页。
    21 同上，95页。
    22 《心体与性体》下，432页。
    23 朱熹《答陈器之》第二书，《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24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礼运篇》，《十三经注疏本》，1422页。
    25 同上。
    26 《朱子语类》卷五，90页。
    27 《朱子语类》卷五，93-94页。
    28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211页。
    29 俱见《朱子语类》卷八十七，2242页。
    3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中华书局，1975年，3页。
    31 同上。
    32 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第66条，《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54页。
    33 《说诗晬语》卷上第62条，532页。
    34 《说诗晬语》卷上第29条，527页。
    35 同上第36条，528页。
    36 同上第77条，534-535页。
    37 同上第58条，532页。
    38 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十一章第五节相关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527-533页。
    39 《说诗晬语》卷上第75条，534页。
    40 《说诗晬语》卷下第87条，557页。
    41 袁枚《书复性书后》，《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640-1641页。
    42 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479-480页，以及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732-733页。
    43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480页。
    44 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484-486页，以及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733-737页。
    45 沈彤《族兄怡亭诗集序》，《果堂集》卷五。
    46 王鸣盛《凌祖锡诗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六。
    47 《说诗晬语》卷上第5条，524页。
    48 沈德潜《缪司寇诗序》，《归愚文钞》卷十二。
    49 《说诗晬语》卷上第66条，533页。
    50 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三章第一节“崇尚风骨”，中华书局，2003年，52-58页。
    51 可参见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348-352页；《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457-471页；《清代诗学研究》第592-604页。
    52 参见纪昀《云林诗钞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53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459页。
    54 纪昀《郭茗山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55 纪昀《诗教堂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56 纪昀《冰瓯草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57 纪昀《俭重堂诗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58 陈寿祺《刘薇卿诗序》，《左海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59 朱珔《种竹山房诗草序》，《小万卷斋文稿》卷十二，清光绪十一年朱臧成嘉树山房重刻本。
    60 朱珔《同怀诗钞序》，《小万卷斋文稿》卷十二。
    61 见钱锺书《诗可以怨》，《钱锺书散文》，312-331页。
    62 同上，324页。
    63 沈大成《易松滋抱山堂诗选序》，《学福斋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64 沈大成《观香堂诗钞序》，《学福斋集》卷四。
    65 钱大昕《李南涧诗集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潜研堂集》，437页。
    66 《文心雕龙·情采》，《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38页。
    67 纪昀《俭重堂诗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68 翁方纲《黄仲则悔存诗钞序》，《复初斋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69 翁方纲《刻黄诗全集序》，《复初斋文集》卷三。
    70 翁方纲《渔洋精华录序》，《复初斋文集》卷三。
    71 翁方纲《月山诗稿序》，《复初斋文集》卷四。
    72 翁方纲《两汉金石年月表序》，《复初斋文集》卷二。
    73 孔继涵《论诗十首》，《红榈书屋诗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74 孔继涵《读书七首》，《红榈书屋诗集》卷一。
    75 见孔继涵《困居记》，《杂体文稿》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76 见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七章第二节第四小节“洪亮吉”，515-521页。
    77 可参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496-504页。
    78 洪亮吉《西溪渔隐诗序》，《卷施阁文甲集》卷十，《洪亮吉集》，219页。
    79 洪亮吉《读雪山房唐诗选序》，《更生斋文续集》卷一，《洪亮吉集》，1135-1136页。
    80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洪亮吉集》，2293页。
    81 同上，2292页。
    82 《北江诗话》卷一，2252-2253页。
    83 同上，2245页。
    84 《北江诗话》卷二，2257页。
    85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519页。
    86 俱见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0页。
    87 上引俱见徐复观《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92页。
    88 同上，84页。
    89 《北江诗话》卷二，2263页。
    90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517页。
    91 《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269-272页。
    92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1936页。
    93 《毛诗正义》卷一，272页。
    94 可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二“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所引齐诗异议亦有可推得者”一篇，中华书局，1954年，卷二13-15页。
    95 同上书同卷“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篇，卷二7页。
    96 《毛诗正义》卷一，272页。
    97 洪亮吉《徐南庐先生诗集序》，《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洪亮吉集》，248-249页。
    98 《毛诗正义》卷一，269页。
    99 沈德潜选编，李克和等校点《唐诗别裁集》，岳麓书社，1998年，96页。
    100 《毛诗正义》卷十三，459页。
    101 同上。
    102 见《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一年条，《洪亮吉集》附录，2332页。
    103 洪亮吉《金秀才学莲三李斋诗序》，《更生斋文乙集》卷三，《洪亮吉集》，1091页。
    104 袁枚《何南园诗序》，《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小仓山房诗文集》，1763页。
    105 洪亮吉《庄达甫征君春觉轩诗序》，《更生斋文续集》卷一，《洪亮吉集》，1146页。
    106 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618-623页。
    107 《北江诗话》卷五，2299页。
    108 《北江诗话》卷六，2308页。
    109 可参见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第二章第三节“地非近市心常远，貌不趋时性自狂”，凤凰出版社，2006年，35-57页。
    110 王士禎著《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第五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8页。
    111 见惠栋《古香堂集序》，《松崖文钞》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112 《说诗晬语》卷上第5条，524页。
    113 《说诗晬语》卷下第40条，550页。
    114 《随园诗话》卷五第33条，110页。
    115 《随园诗话》卷六第51条，141页。
    116 见《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第7条，424-425页。
    117 袁枚《答惠定宇》，《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小仓山房诗文集》，1530页。
    118 《随园诗话》卷五第18条，107页。
    119 见《随园诗话》卷五第81条，124页。
    120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
    121 凌廷堪《与江豫来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212页。
    122 顾广圻《江郑堂诗序》，《思适斋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123 杭世骏《学福斋诗集序》，《学福斋诗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
    124 《随园诗话补遗》卷一，431页。
    125 《北江诗话》卷四，2283页。
    126 《北江诗话》卷五，2296页。
    127 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九“李空同”条，续修四库全书本。
    128 同上书同卷“何大复诗误”条。
    129 《北江诗话》卷三，2271页。
    130 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第六章第二十二节“清代的古音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293-320页。
    131 见《诗声类·诗声分例》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3页。
    132 见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家育出版社，1979年，976-980页。
    133 见《诗声类·诗声分例》，56页。
    134 同上书，58页。
    135 同上书，59页。
    136 《诗声分例》卷首序，《诗声类·诗声分例》，46页。
    137 同上书，59页。
    138 《诗声分例》“两韵隔协例”《邶风．柏舟》诗后注，56页。
    139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78页。
    140 参见上书，第175-181页。
    141 《诗声分例》“三句不入韵例”《豳风·鸱鸮》诗后注释，59页。
    142 参见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一“杜甫的《秋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31页。
    143 戚学标《毛诗证读》之“读诗或问”，续修四库全书本。
    144 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五“同纽字不可连押”条，又见卷七十九“王朱连用同纽”条。
    145 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八下“凡例”后之“附记”，丛书集成新编第79册，459页下。
    146 同上书卷一，431页中。
    147 同上，433页下。
    148 同上书卷二上，436页上。
    149 同上，436页下。
    150 同上书卷二下，438页上。
    151 同上书卷三，439页上。
    152 同上，440页中。
    153 同上书卷四，441页下。
    154 同上书卷五，445页上。
    155 同上，447中。
    156 蒋寅《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提要，《清诗话考》下编《清诗话经眼录》中华书局，2005年，346页。
    157 《北江诗话》卷一，《洪亮吉集》，2244页。
    158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一，431页中。
    159 同上书卷六，448页下。
    160 蒋寅《清诗话考》，346页。
    161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首乾隆五十四年“自序”，431页上。
    162 同上书卷八下乾隆二十八年“自序”，459页上-中。
    163 蒋寅《清诗话考》，346页。
    164 参见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二第15条，清诗话本，742页。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六“杜子美”条。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2244页。
    165 周春《髦余诗话》卷二：“庚午同年赵瓯北，喜余双声叠韵之说，见余《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题五古一首。”
    166 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双声亦韵”条、“双声”条，336、337页。
    167 参见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二十三节，《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57-259页。
    168 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二，742页。
    169 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二十三节，《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59页。
    170 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六“杜子美”条。
    171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双声亦韵”条，336页。
    172 布尔顿《诗歌剖析》，三联书店，1992年，83页。对英诗头韵的分析，可参见该书82-96页。
    173 《髦余诗话》卷二。
    174 《随园诗话补遗》卷三，469页。
    175 《谈艺录》六一，205页。
    176 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190页。
    177 同上书，193页。
    178 同上书，194页。
    179 沈大成《任苎村诗集序》，《学福斋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180 沈大成《观香堂诗钞序》，同上。
    181 沈大成《吴梅查诗集序》，同上。
    182 参见《礼记正义》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本，1545页。
    183 沈大成《黄上之海查集序》，《学福斋集》卷二。
    184 王昶《吴子山香苏山馆诗序》，《春融堂集》卷四十。
    185 钱大昕《春星草堂诗集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441页。
    186 沈彤《寄示南耘》，《果堂集》卷十二。
    187 邵晋涵《槐堂遗集序》，《南江文钞》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188 《朱子语类》卷十五，302页。
    189 同上，305页。
    190 同上，306页。
    191 同上，284页。
    192 程恩泽《金石题咏汇编序》，《程侍郎遗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本。
    193 段玉裁《怀人馆词序》，《经韵楼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194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商务印书馆，1947年，459页。
    195 李贵生《论焦循性灵说及其与经学、文学之关系》，《汉学研究》第19卷第2期，395页。
    196 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326页。
    197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十二“食色至内也”条，中华书局，1987年，743页。
    198 《性善解一》，《雕菰集》卷九。
    199 《孟子正义》卷二十二“注孟子至欲乎”条、“乃若至罪也”条，739页、754页。所引原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与“才”。戴震撰，汤志均点校，《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1页、308-309页。
    200 戴震《原善》卷上，《戴震集》，333页。
    201 《孟子正义》卷二十二“食色至内也”条，743页。
    202 《孟子正义》卷十七“注言天至知性也”条，585-586页。
    203 《性善解三》，《雕菰集》卷九。
    204 《孟子正义》卷二十二“注以告至之言”条，734-735页。
    205 焦循，《易通释》卷五“性、情、才”，续修四库全书本。
    206 《孟子正义》卷二十二“乃若至罪也”条，755-756页。
    207 李贵生《论焦循性灵说及其与经学、文学之关系》，382页。
    208 《孟子正义》卷十“滕文至孟子”条，317-318页。
    209 关于这个问题，可详参何泽恒《焦循研究》第三章第六节“以易旁通义说孟子性善”，台湾大安出版社，1990年，198-202页。
    210 《易图略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21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戴震集》，287页。
    212 孙星衍《原性篇》，《问字堂集》卷一，《问字堂集·岱南阁集》，15页。
    213 参见《诂经精舍文集》卷九所收四篇论文，丛书集成新编本。
    214 《易通释》卷五“道”。
    215 焦循，《易通释》卷五“性、情、才”。
    216 孙星衍《原性篇》，15页。
    217 《孟子正义》卷二“注孟子至所为”条，48页。
    218 《孟子正义》卷十“滕文至孟子”条，317页。
    219 李贵生《论焦循性灵说及其与经学、文学之关系》，，378、379页。
    220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十三。
    221 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本。
    222 《词说一》，《雕菰集》卷十。
    223 《与欧阳制美论诗书》，《雕菰集》卷十四。
    224 《毛诗郑氏笺》，《雕菰集》卷十六。
    225 《綝雅词跋》，《雕菰集》卷十八。
    226 《与王钦莱论文书》，《雕菰集》卷十四。
    227 《钞王筑夫异香集序》，《雕菰集》卷十六。
    228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五，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463页。
    229 见《里堂家训》卷下，“天下之道”条。
    230 《里堂家训》卷下，“属文之本”条。
    231 《述难五》，《雕菰集》卷七。
    232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辨学》、《与大梁牛次原书》、《与胡敬仲书》等，焦循《雕菰 集》中《述难》、《辨学》、《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等等，都是就此而发。关于《论语通释》之旨，详参何泽恒著，《焦循研究》第二章第三节“论焦循论语要旨为反汉学考据而发”。
    233 《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十二。
    234 《里堂家训》卷下，“谚云百工之事”条。
    235 《易余籥录》卷十六，474-475页。
    236 《词说一》，《雕菰集》卷十。
    237 《里堂家训》卷下，“古文之有四六”条。
    238 《与欧阳制美论诗书》，《雕菰集》卷十四。
    239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90页。
    240 这一问题，可参见《谈艺录》，27-28页。
    241 《国故论衡》，90页。
    242 《易余籥录》卷十五。
    243 《礼记郑氏注》，《雕菰集》卷十六。
    244 参见《谈艺录》，29-30页。
    245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388页。
    246 《国故论衡》，90页。
    247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51-452页。
    ① 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56页。而谢桃坊先生虽然批评说：“张惠言完全无视词体音乐性与娱乐性的特点，似乎它与儒家理解的《国风》性质相一致了，因而以为它必然可以实现儒家政治教化的作用。”又，“张惠言从儒家政治教化观点来理解词体的特性，以经今文学学派的研究方法来论词，完全失落了词体的本位。”(《中国词学史》(修订本)，304、310页)虽然是批判的态度，但也同样从反面指出了张惠言词学的这一特点。但一般学者仍然站在词学本位的立场，认为是词学借用了诗学话语，比如陈水云先生就说：“在尊体的理论背景下，清初词学还大量地借用诗学话语，试图打通诗学与词学的界域，这样的话语比较典型的是‘比兴寄托’。”(《清代词学发展史论》69页)因此，他们对张惠言词学的渊源，便不免未达一间。
    ① 《朱子语类》卷八十，2068页、2078页。关于“淫诗”的篇目，皮锡瑞《经学通论》中认为有24篇，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中则指出共有30篇，存在于《邶》、《鄘》、《卫》、《王》、《郑》、《齐》、《唐》、《陈》诸“风”中，尤以《郑风》为集中。
    ② 前者的代表是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他在《诗疑》一书中干脆把自己认定的“淫诗”全部从《诗经》中删除。后者比如明代李梦阳的“真诗”说，其思路有明显受朱熹影响处，前人所论多未及此。更典型的如清代袁枚，他在与沈德潜的书信中为王次回的艳体诗辩护时就说“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甚至在别处书信中直接表示“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支撑在其背后的作为常识接受的学理无疑来自朱熹。如果我们因为袁枚常常超脱理法汉宋之外、鄙薄理学家就忽略这一层，便不免为古人所欺。
    ① 陈启源和朱鹤龄二人是至交好友，在《诗经》研究上有密切的交流。所以这两部书观点互通，常互相引用对方论点以证己说。可以说，他们对《诗经》在基本原则上看法是一致的。
    ②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据清康熙李塨等刻西河合集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笔者归纳毛奇龄的意见有如下九条：一、“三百五篇皆可施于礼义”，有《史记》的明确记载。二、孔子所谓“郑声淫”是指郑地音乐，不是郑诗。三、“淫诗”是解诗者的解读，不是作诗者的本旨。四、认为“君子”、“美人”都是托比之词，这是先秦两汉诗歌的通例，并形成了后世传统。五、“淫诗”词句也见于非“淫诗”和其他经传中。六、“淫诗”常被引用于正式的外交场合，“淫诗”说先秦所无。七、汉、唐人都遵信《诗序》，理解汉、唐人著作和行事必须采信旧说。八、“淫诗”说局限于字面理解，不合知人论世之旨。九、《诗序》授受渊源有自，有文献可考，“淫诗”说则是后人的突发奇想。
    ③ 不过为了显示统治者宽大的胸怀，《汇纂》在首列《诗集传》解说后，又“采汉唐以来诸儒讲解训释之与《传》合者存之。其义异而理长者，别为‘附录’，折中同异，间出己见”(雍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序》)。虽然抑扬显然，也还不失兼容之度。《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3。
    ① 乾隆为《折中》写的《序》中宣称：“《传》曰：‘众言淆乱折诸圣。’用中者，圣学之大成也”，即认为乃祖尚未能用中，至自比圣人，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又，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在《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清代帝王经学初探》一文中，通过对康、乾两帝对《尚书》“皇极”义的不同解释，深入地分析了乾隆有心立异以求超越乃祖的政治用意，可参看。见收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1-155页。
    ② 乾嘉时期的汉学家自不用说，就是当时的文士也多宗毛郑而弃朱。如赵文哲，他是沈德潜的得意门生，当时以诗人著称，他的《始雅堂经义》阐发诗旨，也专宗《小序》而驳斥朱熹《诗集传净。虽文人之作，考据功少，却也足觇一时风尚。常州普通士人郑光祖生当汉学盛时，其笔记《一斑录》卷二有云：“孔子谓郑声淫，非谓风诗淫，故放其声而不删其诗。朱子注诗多指为淫奔，殊难使人取信。”更代表了这一时期江南一般读书人的意见，尤具说明价值。郑光祖撰，《一斑录》卷二“读书难尽信”条，中国书店据道光25年刻本影印，1990年。
    ① 古人对喻体并没有严格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理解。他们对兴的认识往往接近于西人的隐喻，不过不是亚里士多德局限在修辞学定义的隐喻，而是20世纪学者从认知学、语言学上所理解的隐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兴的理解，汉、唐、清人与20世纪西方学者更接近些。只是这个问题太大，只能作另文处理。
    ① 所谓北风雨雪，当然是代称《国风》之诗，黍离麦秀，则指《小雅》之歌，风雅都是寄托比兴的典范，这在清人那里，毫无疑义。有先生曾节引“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亦深明此意”一段，解释说：“耐人寻味的是许宗彦提到张惠言与王昶的看法相同，并把以南宋为高的认识编进他的《词选》中，是尊南宋的同调。”(《清代词学》254页)这样的理解与许氏原意南辕北辙，恐是一时失察。盖清人对王昶的这段论述并无异解，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中也曾说：“王述庵云：‘南宋词多黍离麦秀之悲，北宋词多北风雨雪之感。世以填词为小道，此扣槃扪籥之说。’诚哉是言也。词虽与诗异体，其源则一，漫无寄托，夸多斗靡，无当也。”同样认为王昶重视词的比兴寄托。也可作为对许宗彦观点理解的旁证。
    ① 张惠言说：“汉师之学，谓之言象可，谓之言数不可。象、数并称者，末学之陋也。” 《茗柯文编》二编卷上《丁小疋郑氏易注后定序》，60页。
    ① 有学者，如邱世友先生、谢桃坊先生、马睿先生等，进一步认为“意内言外”之说受今文经学“微言大义”说的影响，则不免托为大言，比附太过。“微言大义”本之《春秋公羊》学，与《诗》、《易》实难相通。且“意内言外”重在比物联类，比兴寄托，其本在象；“微言大义”则是一字褒贬，与托兴立象浑不相干。因为张惠言是常州人又治虞氏《易》，就认为他也是今文经学家，不免对清学太过隔膜。
    ① 张惠言《文稿自序》云：“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自述心态转变，由学古文转而研经学，由文士进而经师。又，他在《与陈扶雅书》中告诫学生“治经当不苟名利……当潜心读注，勿求异说，勿好口谈，……不患不为当代传人，但勿求为天下名士乃可耳。”其中所透露的对学术的热忱与为学的甘苦的体会，以及求为经术传人而不为天下名士的心理，都是典型经师大儒证道之言，绝非文人名士所能道得出的。《茗柯文编》三编，117页；补编卷上，193-194页。
    ① 张惠言的集子与前辈汉学家文集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文集中说经之文少，经世之文多。其文集中有大量文字揭露时弊、讨论礼制、设计政纲，甚至具体规划保甲法，这在前代汉学家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两相比较，则经世精神的复苏昭然可见。
    ① 如凌廷堪在《湘月》一词的小序中说：“宜兴万氏，专以四声论词，畏其严者多诋之。泸州先著尤甚，以为宋词宫调，必有秘传，不在乎四声。今按宋姜夔《白石集》《满江红》末云：“末句‘无心扑’，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徵招》云：“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微调，故足成之。”及考《徵招》起二 句，平仄与《齐天乐》吻合。又《宋史·乐志》载白石《大乐议》云：“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王灼《碧鸡漫志》：“《杨柳枝》旧词起头，有侧字平字之别。”然则宋人皆以四声定宫调，而万氏之说，与古暗合也。先著妄人，宁足哂乎?余恒谓推步必验诸天行，律吕必验诸人声。浅求之樵歌牧唱，亦有律吕。若舍人声而别寻所谓宫调者，则虽美言可市，终成郢书燕说而已。今秋舟过荆溪，感而赋此，以酹红友。即白石所云《念奴娇》鬲指声也。按鬲指亦谓之过腔，《念奴娇》本大石调，今吹入双调，过曰过腔，谓以黄钟商过入夹钟商也。”(《梅边吹笛谱》，《清名家词》第六卷，53-54页)就是他重视律调的最好证明。这里他看重的不是单纯的平仄四声，而是律吕曲调，最可见其学术。
    1 《朱子语类》卷八十，中华书局，1994年，2074页。
    2 同上注，2076页。
    3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诗经大全》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128页。
    4 钱澄之撰，朱一清校点《田间诗学·凡例》，黄山书社，2005年，6页。
    5 范家相《诗渖》卷一《雅郑》，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8，604页。
    6 姜炳璋《诗序补义》卷首《纲领》，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9，8页。
    7 《御纂诗义折中》书前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4，5页。
    8 凌廷堪《辨学》，《校礼堂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98年，33页。
    9 《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毛诗正义》卷一，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796页、271页。
    10 《朱子语类》卷八十，2067页。
    11 同上，2065页。
    12 同上，2071页。
    13 [法]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141页。于连的《迂回与进入》是从比较文化学和哲学角度研究中国文化迂回特性的一部杰出的著作，其第七、八两章分析中国的诗学，对比兴的理解颇有胜意。
    14 程廷祚《诗论十三》，《青溪文集》卷二，黄山书社，2004年，39页。
    15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六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5，697页。
    16 《白鹭洲主客说诗》，407页。
    17 严虞悖《读诗质疑》卷首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7，88页。
    18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小序》，695页。
    19 贺贻孙《诗触》卷一《国风论》三、四，《续修四库全书》册6l据清咸丰二年敕书楼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489-491页。
    20 《田间诗学·凡例》，5页。
    21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六义》，697页。
    22 《白鹭洲主客说诗》，410页。
    2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01页。
    24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六义》，698页。
    25 惠周惕《诗说》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7，5页。
    26 《读诗质疑》卷首六，88页。
    27 顾镇《虞东诗学》卷首《标兴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9，380页。
    28 王鸣盛《诗序辨》，《西庄始存稿》卷三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29 《诗说》卷上，5页。
    30 王昶《姚苣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31 《与汪容夫书》，《春融堂集》卷三十二。
    32 《书李义山诗后》，《春融堂集》卷四十三。
    33 《与顾上舍禄百书》，《春融堂集》卷三十。
    34 《国朝词综自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35 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册1734据清嘉庆刻本影印。
    36 《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姚苣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37 《赵升之媕雅堂诗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八。
    38 《琴画楼词钞自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39 《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40 《虞氏易事序》，《茗柯文编》二编卷上，40页。
    41 《周易虞氏易序》，《茗柯文编》二编卷上，38页。
    42 《七十家赋钞目录序》，《茗柯文编》初编，18页。
    43 同上。
    44 钱锺书《谈艺录》，231页。
    45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册1735据清光绪十年陈宝琛南昌使廨刻赌棋山庄全集本影印，2002年，186页。
    46 《毕训咸咏史诗序》，《茗柯文编》二编卷上，61-62页。
    47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25页。
    48 参见上书，159-160页。
    49 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 陈维崧《词选序》，《陈迦陵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51 厉鹗《群雅词集序》，《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52 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53 参见谢桃坊《中国词学史》338页、邱世友《词论史论稿》199页。
    54 《拟南宋姜夔传》，《冬青馆乙集》卷八，又见《诂经精舍文集》卷五。
    55 《梅边吹笛谱》，《清名家词》第六卷，上海书店，1982年，2-3页。
    56 顾广圻《词学丛书序》，《思适斋集》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57 同上。
    58 《吴中七家词序》，《思适斋集》卷十三。
    [1] 陈寿祺撰．左海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据清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戴震撰，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4] 段玉裁撰．经韵楼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卷1-4)、1435册(卷5-12)据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范家相撰．诗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 顾广圻撰．思适斋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据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顾镇撰．虞东诗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桂馥撰．晚学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据清道光二十一年孔宪彝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 桂馥撰．未谷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据清道光二十一年孔宪彝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
    [11] 洪亮吉撰．晓读书斋杂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55册据清道光22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2] 洪朴撰．伯初文存．清道光梅华书院刊二洪遗稿本．
    [13] 胡承珙撰．求是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据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胡培犟撰．研六室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507册据清道光十七年泾川书院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 惠栋撰．松崖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据清光绪刘氏聚学轩丛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 纪昀撰．纪文达公遗集．续修四库全书1435册据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 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
    [18] 姜炳璋撰．诗序补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 焦循撰．雕菰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据清道光四年阮福岭南节署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 焦循撰．里堂家训．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据清稿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1] 焦循撰．论语通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据清光绪李氏刻木犀轩丛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2] 焦循撰．毛诗补疏．续修四库全书第65册据清嘉庆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3]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
    [24] 焦循撰．易通释．续修四库全书第27册据清江都焦氏刻雕菰楼易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5] 焦循撰．易余籥录．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据木樨轩丛书本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6] 孔广森撰．诗声类·诗声分例．中华书局据清乾隆五十七年顨轩孔氏所著书本影印，1983．
    [27] 孔继涵撰．红榈书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据清乾隆刻微波榭遗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8] 孔继涵撰．杂体文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据清乾隆刻微波榭遗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 凌廷堪撰．校礼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80册据清道光六年张其锦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0] 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
    [31] 凌廷堪撰．梅边吹笛谱．清名家词第六卷(据开明书店1937年初版复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32]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33] 卢文弨撰．抱经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2(卷1-23)、1433册(卷24-34)据清乾隆六十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4] 钮树玉撰．钮非石遗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滂喜斋丛书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5] 戚学标撰．毛诗证读．续修四库全书第64册据清嘉庆十年涉署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6]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7] 钱大昕撰，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十驾斋养新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8] 阮元撰．诂经精舍文集．丛书集成新编第59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39] 阮元撰．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据清嘉庆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0]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
    [41] 邵晋涵撰．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1463册据道光十二年胡敬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2] 沈大成撰．学福斋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据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3] 沈大成撰．学福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据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4] 沈彤撰．果堂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5] 孙星衍撰．平津馆文稿．四部丛刊初编本．
    [46] 孙星衍撰，骈宇骞点校．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
    [47] 王昶撰．春融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卷1-29)、1438册(卷30-68)据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8] 王昶辑．湖海文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668册(卷1-41)、1669册(卷42-75)据清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9] 王鸣盛撰．蛾术编．续修四库全书1150(卷1-72)、115l(卷73．82)册据清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0]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1987．
    [51] 王鸣盛撰．西庄始存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据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2] 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
    [53] 王念孙、王引之撰，罗振玉辑印．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4] 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据嘉庆王氏家刻本影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5] 王引之撰．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据道光七年刻本影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6] 翁方纲撰．复初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据清李彦章校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7] 翁方纲、姚鼐、邵晋涵等撰，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58] 许宗彦撰．鉴止水斋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据清嘉庆二十四年德清许氏家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9] 张惠言著，黄立新校点．茗柯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0] 张鉴撰．冬青馆甲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据民国四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1] 张鉴撰．冬青馆乙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据民国四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2] 周春撰．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丛书集成新编第79册据艺海珠尘本影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63] 周春撰．耄余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0册据清抄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4] 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
    [65] 朱珔撰．小万卷斋文稿．清光绪十一年朱臧成嘉树山房重刻本．
    [66] 朱筠撰．笥河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据清嘉庆二十年椒华吟舫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7] 陈第撰．毛诗古音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8] 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9] 陈维崧撰．陈迦陵文集．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第281-28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70] 陈子龙撰．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71] 程恩泽撰．程侍郎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册据清咸丰五年伍氏刻粤雅堂丛书二编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2] 程廷祚著，宋效永校点．青溪文集．黄山书社，2004．
    [73] 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4]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
    [75] 龚自珍著，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
    [7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四部备要本．
    [77] 郭磨撰．灵芬馆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5册据清嘉庆二十一年孙均刻二十三年增修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8]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80] 贺贻孙撰．诗触．续修四库全书第6l册清咸丰二年敕书楼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1] 黄生撰．义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2] 惠周惕撰．诗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3] 李慈铭著．越缦堂文集．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
    [84]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5] 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
    [86] 厉鹗撰．樊榭山房文集．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第28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87]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
    [88] 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舒芜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89]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0]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1] 刘知几撰，程千帆笺．史通笺记(程千帆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2]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93] 毛奇龄撰．白鹭洲主客说诗．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据清康熙李堞等刻西河合集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4] 毛先舒撰．思古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据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种书本影印．齐鲁书社，1997．
    [95] 毛先舒撰．潠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据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种书本影印．齐鲁书社，1997．
    [96] 欧阳修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
    [97]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
    [98] 皮锡瑞著．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
    [99] 钱澄之撰，朱一清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田间诗学．黄山书社，2005．
    [100] 清国史馆撰，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101] 清高宗御撰．钦定诗义折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2] 清圣祖御定．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3] 全祖望撰．鲒埼亭集．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第292-29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04] 沈德潜撰．归愚文钞．清乾隆二十四年教忠堂刻本．
    [105] 沈德潜撰．清诗别裁集．中华书局据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重订本影印，1975．
    [106] 沈德潜撰．说诗啐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7] 沈德潜撰，李克和等校点．唐诗别裁集．岳麓书社，1998．
    [108] 沈廷芳撰．隐拙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0册据清乾隆间刻本影印．齐鲁书社，2001．
    [109]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
    [110] 孙梅撰．四六丛话．商务印书馆，1937．
    [111] 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2]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113]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14] 汪喜孙著，田汉云点校．容甫先生年谱(收入新编汪中集附录)．广陵书社，2005．
    [115] 吴衡照撰．莲子居词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34册据清嘉庆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
    [116] 萧统撰，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
    [117] 谢章铤撰．赌棋山庄词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35册据清光绪十年陈宝琛南昌使廨刻赌棋山庄全集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8] 徐师曾撰，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19] 徐世昌撰．清儒学案小传(清代传记丛刊第5、6、7册)．明文书局，1985．
    [120] 严虞悖撰．读诗质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122] 姚鼐撰，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3] 姚鼐撰，陈用光编辑．惜抱先生尺牍．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据海源阁丛书本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124] 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5] 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
    [126]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127] 俞樾等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2005．
    [128] 袁枚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凤凰出版社，2000．
    [129] 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0] 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1] 张其锦著．凌次仲先生年谱．安徽丛书本．
    [132]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74．
    [133] 章学诚撰，冯惠民点校．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中华书局，1986．
    [134] 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
    [135] 张之洞著，陈居渊编，朱维铮校．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1998．
    [136]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137] 昭裢著，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
    [138] 郑光祖撰．一斑录．据道光25年刻本影印．中国书店，1990．
    [13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140] 郑玄注，孔颖达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141] 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
    [142]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142] 朱熹撰．朱文公文集．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第176-18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44] 朱彝尊撰．曝书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7、13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 [英]布尔顿(M．Bonlton)著，傅浩译．诗歌剖析[M]．北京：三联书店，1992：1-255
    [2] 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M]．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1-419．
    [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50．
    [4]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396．
    [5]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71．
    [6] 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1-533．
    [7]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294．
    [8] 陈柱．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1-315．
    [9]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366．
    [10] [美]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02：1-232．
    [11] 邓国光．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请代帝王经学初探[A]．见：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1-155．
    [12] [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236．
    [13] 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43．
    [14] 傅斯年著，雷颐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433．
    [15]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52．
    [16] 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耀译．唐诗的魅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95．
    [17] 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J]．读书，1996，163(4)：48-56．
    [18]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654．
    [19]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767．
    [2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民国丛书第一编第60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652．
    [21] 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19．
    [22]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1-449．
    [23] 何泽恒．焦循研究[M]．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1-404．
    [24] 胡玉缙著，吴格整理．续四库提要三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1013．
    [25] 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366．
    [26] 黄保真、蔡钟翔、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四)[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1-770．
    [27] 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38．
    [28] 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55．
    [29]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866．
    [30] 蒋寅．清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1-747．
    [31] [法]于连(Franqois Jullien)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M]．北京：三联书店，1998：1-388．
    [32] [美]列文森(Levenson)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395．
    [33] 李贵生．论焦循性灵说及其与经学、文学之关系[J]．汉学研究，2001，38(19：2)：375-398．
    [34] 李贵生．阮元文论的经学义蕴[J]．汉学研究，2006，48(24：1)：297-322．
    [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404．
    [36]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12．
    [37]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1-165．
    [38] 刘盼遂著，聂石樵辑校．刘盼遂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43．
    [39] [美]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263．
    [40]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合肥：黄山书社，1989：1-552．
    [41] 刘师培著，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81．
    [42] 刘奕．清代中期的文笔说：产生、发展与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6，149(4)：112-116．
    [43] 刘奕．英雄惯作欺人语——曾国藩与桐城派关系再检讨[A]．中国学研究第十辑[C]，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216-223．
    [44] 刘再华．汉宋之争与清代文笔之辨[J]．求索，2003，136(6)：205-208．
    [45] 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412．
    [46] 陆宗达．训诂简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207．
    [47]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1-318．
    [48]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530．
    [49] 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1-414．
    [50] [美]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著，龚群译．伦理学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61．
    [51] [法]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著，刘有元、罗选民．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北京：三联书店，1991：1-343．
    [52]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20．
    [53] 孟森．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99．
    [5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19．
    [55] 朴英姬．清代中期经学家的文论[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1995：1-295．
    [56]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39．
    [5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85．
    [58] 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1-225．
    [58]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558．
    [60] 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589．
    [61]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51．
    [62] 邱世友．词论史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02．
    [63]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339．
    [64] 商衍鎏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466．
    [65] 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54．
    [66] [法]托多罗夫(Tzvtan Todorov)著，蒋子龙、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5-20．
    [67] 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40．
    [68] 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980．
    [69] 王章涛．阮元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03：1-1201．
    [70] [美]雷·韦勒克(Nene Wellek)、奥·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支学 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98．
    [71] 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846．
    [72] 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82．
    [73]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修订本)[M]．成都：巴蜀书社，2002：1-609．
    [74] 徐梵澄．徐梵澄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414．
    [75]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450．
    [76] 徐立望．张惠言经世思想：经学与词学之统合[J]．浙江学刊，2006，161(6)：60-67．
    [77]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18．
    [78] 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337．
    [79]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合肥：黄山书社，1989：1-193．
    [80] 余国藩著，李爽学编译．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M]．北京：三联书店，2006：1-515．
    [81]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67．
    [82]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0：1-356．
    [8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361．
    [84] 张高评．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A]．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委会主编．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215-246．
    [85]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81．
    [86]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4：1-235．
    [87]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32．
    [88]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293．
    [89] 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47．
    [90] 章太炎著．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01．
    [91]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940．
    [92] 赵振铎著．训诂学史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1-341．
    [93] 郑子瑜著．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1．539．
    [94] 周勋初著．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312．
    [95] 朱东润著，章培恒导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92．
    [96] 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