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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教会合一运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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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论文题名: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Ecumenical Move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 论文作者:李韦
  • 英文论文作者:Li ; Wei
  • 年:2016
  • 作者机构: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 论文关键词:抗战 ; 教会合一 ; 民族主义
  • 英文论文关键词:The Sino-Japanese War ; the unity of churches ; nationalism
  • 会议召开时间:2016-08-01
  • 会议录名称: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B979
  • 学会代码:ZJWH
  • 学会名称:宗教文化出版社
  • 页数:12
  • 文件大小:573k
  • 原文格式:O
摘要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教会已经普遍认识到教会合一是当时教会急应提倡和实现的一件事。抗战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新处境,其中包括西方教会对中国教会影响的衰落、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国际教会合一运动的发展,中国教会合一运动走向了一个新高潮。中国教会在精神上、组织上、工作上都有进一步走向合一的趋势,而民族主义是从内部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
Soon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began,churches in China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unity of churches was a very urgent thing that they should advocate and try to realize.The Sino-Japanese War brought churches in China a new situation,including the decline of influence of western chuches,ever-increasing nationalism,coup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umenical movement,ecumenical movement in China headed for a new upsurge.Churches in China made further improvement on the unity,which could de seen in the spirit,organization and work of churches in China,and nationalism was the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nternally promoted the movement.
引文
[1]张化:“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述评”,载《史林》1998年第1期,第65页。
    [2]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伟:“清末民初教会合一运动研究(1900-1927)”,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杨恩路:“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闽南基督教差会合一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王海岑:“嬗变与坚守:信义宗合一运动研究(1913-1949)”,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陈逸鲁:“中国教会合一而多样的理想”,载《金陵神学志》2006年3月;顾梦飞:“宗派后时期:中国教会迈向合一”,载《金陵神学志》2009年9月;张永广:“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述评”,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本文将抗日战争开始时间定为1931年
    [4]徐宝谦、何慈洪:“中国教会合一问题第一次祈祷座谈会记录”,载《中华卫理公会通讯》1943年复刊第15期,第20页。
    [1]“中外教会合一问题”,载《兴华》1937年,第34卷第17期,第2页。
    [2]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4页。
    [3]罗炳生:“基督徒合作事业概述”,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5-36页。
    [4]罗炳生:“基督徒合作事业概述”,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7-38页。
    [5]罗炳生:“基督徒合作事业概述”,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40页。
    [1]记者:“三年来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0页。
    [2]记者:“三年来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0-11页。
    [3]鲍引登:“五年运动”,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21页。
    [4]鲍引登:“两年来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载《中华基督教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50页。
    [1]黄广垚在谈到中国教会合一的相关问题时指出中华圣公会在倡导教会合一问题时坚持将保留主教制作为前提,“这个制度问题的解决,诚属不易,其中尤以圣公会的主张坚持,常常使得讨论无从下手,在圣公会本身,自有其理由,犹忆年前笔者在成都金陵神学研究院时,曾有过两次关于教会合一的讨论,其中一次,特别请圣公会的沈子高会督(现为上海圣公会办的中央神学院院长)参加讨论,他的论调还是极力主张保留主教制,他的理由是:无论在新教本身,或新教与天主教及希腊东正教的重新联合,主教制都是一个不可少的桥梁,他说,在新教内各宗派而言,除圣公会外,卫理宗也是有主教的,虽然其职权与圣公宗有程度的不同,若是说到有一天新教会跟天主教或希腊东正教重新联合的话,这个主教制更是不可以取消的,他们所着眼的不但是新教内部的合一问题,还有新旧教重新联合的问题,但个人以为,合一精神,贵乎容让,贵乎妥协,若彼此均坚持某一点是必须保持的,恐怕便无合一的可能……”参见黄广垚:《中国教会合一问题的商榷》,载《金陵神学志》1948年第24卷第1期,第64页。虽然黄广矗此篇文章发表于抗战之后,但是圣公会的此种主张却是一贯的。
    [2]马嘉乐:“二十五年来中华圣公会之趋势”,载《圣公会报》1937年第30卷第2期,第8-10页。
    [3]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页。
    [1]“中华圣公会第七届总议会对于‘合一'的态度与议案”,载《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公报》1931年第3卷第6-7期,第765页。
    [2]“关于教会合一问题之会议”,载《中华归主》1935年第154期,第15页。
    [3]徐台扬:“牛津团契运动是什么东西?”,载《圣公会报》1937年第30卷第12期,第24页。
    [4]崔宪详:“布道”,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44页。
    [5]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2页。
    [6]徐台扬:“牛津团契运动是什么东西?”,载《圣公会报》1937年第30卷第12期,第24页。
    [7]赵紫宸:“牛津团体运动”,载《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8卷第1期,第23页。
    [1]徐台扬:“牛津团契运动是什么东西?”,载《圣公会报》1937年第30卷第12期,第26页。
    [2]陈扬威:“中华基督教勉励会”,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85-86页。
    [1]王海岑:“嬗变与坚守——信义宗合一运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15页。
    [2]高伯兰:“教会合一运动之趋势”,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2页。
    [3]崔宪详:“介绍中华基督教会”,载《伉俪月刊》1947年第2卷第5期,第5页。
    [4]崔宪详:“介绍中华基督教会”,载《伉俪月刊》1947年第2卷第5期,第5页。
    [5]高伯兰:“教会合一运动之趋势”,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29页。
    [6]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页。
    [7]高伯兰:“教会合一运动之趋势”,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0页。
    [1]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页。
    [2]济泽:“广学会最近二年中概况”,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25页。
    [1]罗炳生:“基督徒合作事业概述”,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38-41页。
    [2]施而德:“医药宣教会概况”,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第12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144页。
    [3]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第13期,台湾:“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印,第2页。
    [4]“上海基督教各团体办理救济难民事工概述”,载《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1932年第4卷第2期,第1016-1018页。
    [5]“上海基督教联合会成立之经过”,载《中华归主》1936年第170期,第11页。
    [1]“上海基督教联合会组织战区救济会”,载《中华归主》1937年第172期,第12页。
    [2]“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救济委员会发起分文救济运动”,载《圣公会报》1937年第30卷第19期,第23页。
    [3]袁访赉:“民国廿七年青年会救济难民工作概述”,载《同工》1939年第181期,第19页。
    [4]党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济”,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5]缪秋生:“前瞻:中华教会的救济工作”,载《中华归主》第199期,1939年10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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