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万户(khri-sde)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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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On the Ancient Tibetan Khri-sde
- 论文作者：岩尾一史 ; 杨铭 ; 武丹
- 英文论文作者：Kazushi Iwao ; Yang Ming ; Wu Dan ; The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年：2012
- 作者机构：神户市外国语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 论文关键词：吐蕃 ; 万户(khri-sde) ; 沿革
- 英文论文关键词：The ancient Tibetan Language ; The khri-sde ; Functions and Historical Origin
- 会议召开时间：2012-08-01
- 会议录名称：藏学学刊（第7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Journal of Tibetology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K28
- 学会代码：SCZX
- 学会名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 页数：12
- 文件大小：1616k
- 原文格式：D
摘要
《吐蕃万户(khri-sde)制度研究》是日本藏学家岩尾一史的英文著作,他在研究吐蕃军政制度茹(ru)、军团(khrom)、千户(stong-sde)的基础上,根据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手稿,结合古藏文文献《第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探讨吐蕃万户的构成及其在吐蕃王朝统治沿革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游牧地区万户部落组织的相似性,从而提出吐蕃军政制度来源于内陆游牧地区的可能性。
On the Old Tibetan khri-sde is written by th Japanese Tibetologist Kazushi Iwao in English.In this article,he studied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such as the ru,the khrom,and the stong-sde system.He employs the Tibetan documents from both Dunhuang and Central Asia,and a number of Tibetan works when consider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khri-sde and its 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the Tibetan Empire,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 khri-sde with the unit of ten-thousand in the military system of nomadic states.It is argued that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he Tibetan Empire was derived from nomadic states.
On the Old Tibetan khri-sde is written by th Japanese Tibetologist Kazushi Iwao in English.In this article,he studied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such as the ru,the khrom,and the stong-sde system.He employs the Tibetan documents from both Dunhuang and Central Asia,and a number of Tibetan works when consider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khri-sde and its 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the Tibetan Empire,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 khri-sde with the unit of ten-thousand in the military system of nomadic states.It is argued that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he Tibetan Empire was derived from nomadic states.
引文
本文译自:Kazushi Iwao,《On the Old Tibetan khri-sde》,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226页。
(3)[意]图齐:《西藏画卷》,罗马,1949年,第738页。
(1)佐藤长:《古代チべッ卜史研究》第2卷,同朋舍,1977年,第756页。值得注意的是佐藤长不赞同图齐的观点。在随后的注释中,佐藤长写道:“图齐所假设的军事制度在吐蕃王朝中极有可能存在,但暂无佐证。”
(2)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2卷,伦敦,1951年,第30页;第3卷,伦敦,1955年,第118页。
(3)藤枝晃指出瓜州节度使或瓜州军事长是存在的,当时瓜州由瓜州节度使管辖,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31卷,京都,1961年,第199~292页;戴密微:《吐蕃僧诤记》,1952年,第260~264、276~278页;M.拉露(1995年著作第199页);乌瑞:《KHROM:公元八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1980年,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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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5卷,1982年,第6页。
(1)详细内容参见《贤者喜宴》(第187~188页)和《第吴宗教源流》(A)(第258~261页)。仅在《五部遗教》(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37~440页)中,描述为四茹,分别是:中茹(dbu-ru)、右茹(yas-ru)、左茹(yon-ru)、茹拉(ru-lag)。
(2)根据《第吴宗教源流》(A)和《贤者喜宴》,孙波茹由10个千户和1个小千户组成,见《第吴宗教源流》(A),第258~259页;《贤者喜宴》,第188页。而《奈巴班智达编年史》认为孙波茹由8个千户和1个小千户组成(H.于巴赫:《奈巴班智达编年史:花蔓》,慕尼黑,1987年,第52~53页)。象雄(zhang-zhung)也有10个千户,由各包含5个千户的大象雄和小象雄共同组成。后文将讨论此问题。
(3)《奈巴班智达编年史》和《第吴宗教源流》(B)描写了茹的不同形式。详见H.于巴赫:《奈巴班智达编年史:花蔓》,第21~22页,H.于巴赫:《吐蕃时期苯教37圣地考》,1999年,第267页注27;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户》,《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12月),第6~12页。
(4)有关民户的基层组织问题,详文参见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第876~879页。熊文彬推测《第吴宗教源流》(A)提到的十六个yul-gru和yul-sde可能属于民户,熊文彬:《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第51~58页。但是,H.于巴赫认为它们是千户的附属机构,见H.于巴赫:《7-9世纪吐蕃王朝的基层组织》,《第七届国际藏学研讨会论文集》第2卷,维也纳,1997年,第997~1003页。关于民户居住的交界地区的研究,参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23~25页。
(5)例如,吐蕃对于阗(khotan)就施行间接管理。详文参见林冠群:《唐代吐蕃的rgyal phran》,蒙藏研究丛书,台北,2001年,第1~49页。此文也概述了吐蕃王朝的整个统治结构。
(6)详文参见乌瑞:《KHROM:公元八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312页;马德:《Khrom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第98~101页。
(7)例如,沙州确实存在3个军事千户和1个民户区。详文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9~23页。
(1)《第吴宗教源流》(A),第259页,第3~8行、15~16行。
(2)有学者根据千户的数量,错误地认为象雄也设有茹,详见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户》,《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12月),第2页。应注意到《第吴宗教源流》(A)中没有提到象雄有茹存在。
(1)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2卷,第121页。“通颊”在藏文木简中出现过,但是无法确定这个万户就属于通颊。
(2)P.t.1089,第71~73行。P.t.1089译注见拉露:《公元8世纪大蕃官吏呈请状》,《亚洲学报》vol.243,1955年,第171~212页;山口瑞凤:《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95~232页;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40~48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17~126页。也可见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33~137页。
(3)P.t.1287,第383~386行。参照J.巴考、Ch.杜散、F.W.托玛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巴黎,1940—1946年,第115、154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修订本,第56、130、167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2、294页;今枝由郎、武内绍人合编:《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手卷》,TomeⅢ,巴黎,1990年;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200~229页。
(4)关于Mthong-khyab(通颊),也请参见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关于吐谷浑历史概况,见G.慕勘:《北魏至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第12~31页;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吐蕃管制的沙州区域,吐蕃建立了佛经抄写机构,有大量的经文被中原抄写者抄写。为了抄写佛经,给每个抄写者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大开纸,以便他可以按需索取。这种纸称为glegs-tshas。译文参见武内绍人:《中亚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东京,1995年,第53~55页。
(3)M.I.ⅩⅩⅧ.1.,见F.W.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二卷,伦敦,1951年,第30页。托玛斯原文写为rgya(唐),本人根据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三卷图版XIII,伦敦,1955年,a改为rkya。关于改rgya为rkya的原因,见岩尾一史:《キヤ制(rkya)の研究序说一古代チべッ卜帝国の社会制度一》,《东方学》第113辑,2007年1月,第118~103页。
(4)在P.t.1089第36~43行中,记载了Mkhar-tsankhrom的职官表,其中的万户长(khri-dpon)一职证明了凉州也是一个万户。关于Mkhat-tsan与凉州的勘同,见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5~126页;荣新江:《通颊:7-10世纪汉藏边界的部族》,《华裔学志》第39卷,1990—1991年,第261~262页;G.乌瑞:《古藏文史料中姑臧和凉州的位置》,塞格德,1991年,第195~227页。
(1)复本参见Chois(第571行),完整译文有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5卷,1982年,第12、15页;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494~495页。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1、52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4~45页。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9页;《通颊:7-10世纪汉藏边界的部族》,《华裔学志》,第39卷,1990—1991年,第261~262页。G.乌瑞:《古藏文史料中姑臧和凉州的位置》,1991年,第296页。也可参见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33~137页。
(2)《通典》卷174提供了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人口普查的结果。其记载,沙州地区有6395户共32234人,凉州地区有25693户共128192人。
(3)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三卷,伦敦,1955年,第118页。
(4)F.W.托玛斯、L.翟理斯:《藏汉词汇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12-3/4,2pls,1948年,第756页注40。
(5)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5卷,1982年,第6页。
(1)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10~15页。
(2)P.t.1120第7~8行,完整的转写见《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43~144页。
(3)参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二卷,伦敦,1951年,第30、40、274页,托玛斯将其解释为“一种人群”,即“小突厥”(little dru-gu)。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四卷,伦敦,1963年,第57页。而上述引用明确示意它是一个地名。
(4)详文参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
(5)P.t.1120第8~9行:rgya stong sar stong sde gcig la//rkya nyis brgyavsum cu rtsa phyed dang gsum chis pa la phab pa.“向唐人悉董萨万户(stong-sar khri-sde)征收232.5甲的税”。详文参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112~113页。也可参见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43~144页。
(1)P.t.1111第13行rgya sha cu pa stong sde gsum la rkya drug brgvad cu rtsa bzhi mchis pat“在沙州唐人三部落(stong-sde),共有684甲(rkya)”。详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113页;人口问题研究参见A.斯巴宁、今枝由郎合编:《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手卷》第二卷,巴黎,1979年,第448行。译文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22、44~48页;岩尾一史即将出版的“La gestion des greniers de Dunhuang a l'epoque tibetaine.Le cas de Ptib 1111”,Journal Asiatique。
(2)武内绍人:《将:吐蕃王朝千户部落的下属行政单位》,克瓦尔编:《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论文集》,奥斯陆,1994年,第848~862页。
(3)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戸》,《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12月,第21~25页。
(4)杉山正明指出,历史上冒顿王子逃离月氏之前曾是他父亲头曼组织的万骑首领。这说明早在匈奴统一游牧地区之前就有万户的存在,杉山正明:《游牧民から见た历史》,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第131页。
(1)《史记·匈奴列传》(9-2890),关于“二十四长”的分析,详文参见Omeljan Pritsak,“Die-24 Ta-ch'en”,Oriens Extremus,Vol.2,1954年,第178~202页。
(2)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没有人可以断言没有类似的组织存在。古藏文记载过,而汉文史料中从未出现ru、khri-sde或是stong-sde字样,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魏书》103卷《蠕蠕列传》,6册第2290页。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284页。
(4)关于古蒙古王朝千户制,详文参见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尤其是第一章第二小节的内容。
(5)对于Tumen的意义有很多观点,G.Clauson对这种制度进行概述,《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语源字典》,1972年,第507~808页,Clauson引用Edwin G.Pulleybiank的观点,tumen是由文言文的tmen一词发展而来。值得注意是:中文中的“万”也有“十个一千”和“许多”两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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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G.图齐:《西藏画卷》,3卷,第737~738页;佐藤长:《古代チべッ卜史研究》第2卷,同朋舍,1977年,第760~763页。
(1)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5卷,1982年,第6页。
(3)[意]图齐:《西藏画卷》,罗马,1949年,第738页。
(1)佐藤长:《古代チべッ卜史研究》第2卷,同朋舍,1977年,第756页。值得注意的是佐藤长不赞同图齐的观点。在随后的注释中,佐藤长写道:“图齐所假设的军事制度在吐蕃王朝中极有可能存在,但暂无佐证。”
(2)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2卷,伦敦,1951年,第30页;第3卷,伦敦,1955年,第118页。
(3)藤枝晃指出瓜州节度使或瓜州军事长是存在的,当时瓜州由瓜州节度使管辖,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31卷,京都,1961年,第199~292页;戴密微:《吐蕃僧诤记》,1952年,第260~264、276~278页;M.拉露(1995年著作第199页);乌瑞:《KHROM:公元八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1980年,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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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5卷,1982年,第6页。
(1)详细内容参见《贤者喜宴》(第187~188页)和《第吴宗教源流》(A)(第258~261页)。仅在《五部遗教》(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37~440页)中,描述为四茹,分别是:中茹(dbu-ru)、右茹(yas-ru)、左茹(yon-ru)、茹拉(ru-lag)。
(2)根据《第吴宗教源流》(A)和《贤者喜宴》,孙波茹由10个千户和1个小千户组成,见《第吴宗教源流》(A),第258~259页;《贤者喜宴》,第188页。而《奈巴班智达编年史》认为孙波茹由8个千户和1个小千户组成(H.于巴赫:《奈巴班智达编年史:花蔓》,慕尼黑,1987年,第52~53页)。象雄(zhang-zhung)也有10个千户,由各包含5个千户的大象雄和小象雄共同组成。后文将讨论此问题。
(3)《奈巴班智达编年史》和《第吴宗教源流》(B)描写了茹的不同形式。详见H.于巴赫:《奈巴班智达编年史:花蔓》,第21~22页,H.于巴赫:《吐蕃时期苯教37圣地考》,1999年,第267页注27;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户》,《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12月),第6~12页。
(4)有关民户的基层组织问题,详文参见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第876~879页。熊文彬推测《第吴宗教源流》(A)提到的十六个yul-gru和yul-sde可能属于民户,熊文彬:《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第51~58页。但是,H.于巴赫认为它们是千户的附属机构,见H.于巴赫:《7-9世纪吐蕃王朝的基层组织》,《第七届国际藏学研讨会论文集》第2卷,维也纳,1997年,第997~1003页。关于民户居住的交界地区的研究,参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23~25页。
(5)例如,吐蕃对于阗(khotan)就施行间接管理。详文参见林冠群:《唐代吐蕃的rgyal phran》,蒙藏研究丛书,台北,2001年,第1~49页。此文也概述了吐蕃王朝的整个统治结构。
(6)详文参见乌瑞:《KHROM:公元八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312页;马德:《Khrom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第98~101页。
(7)例如,沙州确实存在3个军事千户和1个民户区。详文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9~23页。
(1)《第吴宗教源流》(A),第259页,第3~8行、15~16行。
(2)有学者根据千户的数量,错误地认为象雄也设有茹,详见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户》,《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12月),第2页。应注意到《第吴宗教源流》(A)中没有提到象雄有茹存在。
(1)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2卷,第121页。“通颊”在藏文木简中出现过,但是无法确定这个万户就属于通颊。
(2)P.t.1089,第71~73行。P.t.1089译注见拉露:《公元8世纪大蕃官吏呈请状》,《亚洲学报》vol.243,1955年,第171~212页;山口瑞凤:《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95~232页;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40~48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17~126页。也可见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33~137页。
(3)P.t.1287,第383~386行。参照J.巴考、Ch.杜散、F.W.托玛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巴黎,1940—1946年,第115、154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修订本,第56、130、167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2、294页;今枝由郎、武内绍人合编:《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手卷》,TomeⅢ,巴黎,1990年;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200~229页。
(4)关于Mthong-khyab(通颊),也请参见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关于吐谷浑历史概况,见G.慕勘:《北魏至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第12~31页;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吐蕃管制的沙州区域,吐蕃建立了佛经抄写机构,有大量的经文被中原抄写者抄写。为了抄写佛经,给每个抄写者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大开纸,以便他可以按需索取。这种纸称为glegs-tshas。译文参见武内绍人:《中亚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东京,1995年,第53~55页。
(3)M.I.ⅩⅩⅧ.1.,见F.W.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二卷,伦敦,1951年,第30页。托玛斯原文写为rgya(唐),本人根据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三卷图版XIII,伦敦,1955年,a改为rkya。关于改rgya为rkya的原因,见岩尾一史:《キヤ制(rkya)の研究序说一古代チべッ卜帝国の社会制度一》,《东方学》第113辑,2007年1月,第118~103页。
(4)在P.t.1089第36~43行中,记载了Mkhar-tsankhrom的职官表,其中的万户长(khri-dpon)一职证明了凉州也是一个万户。关于Mkhat-tsan与凉州的勘同,见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5~126页;荣新江:《通颊:7-10世纪汉藏边界的部族》,《华裔学志》第39卷,1990—1991年,第261~262页;G.乌瑞:《古藏文史料中姑臧和凉州的位置》,塞格德,1991年,第195~227页。
(1)复本参见Chois(第571行),完整译文有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5卷,1982年,第12、15页;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494~495页。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1、52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4~45页。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9页;《通颊:7-10世纪汉藏边界的部族》,《华裔学志》,第39卷,1990—1991年,第261~262页。G.乌瑞:《古藏文史料中姑臧和凉州的位置》,1991年,第296页。也可参见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33~137页。
(2)《通典》卷174提供了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人口普查的结果。其记载,沙州地区有6395户共32234人,凉州地区有25693户共128192人。
(3)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三卷,伦敦,1955年,第118页。
(4)F.W.托玛斯、L.翟理斯:《藏汉词汇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12-3/4,2pls,1948年,第756页注40。
(5)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5卷,1982年,第6页。
(1)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10~15页。
(2)P.t.1120第7~8行,完整的转写见《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43~144页。
(3)参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二卷,伦敦,1951年,第30、40、274页,托玛斯将其解释为“一种人群”,即“小突厥”(little dru-gu)。见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第四卷,伦敦,1963年,第57页。而上述引用明确示意它是一个地名。
(4)详文参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
(5)P.t.1120第8~9行:rgya stong sar stong sde gcig la//rkya nyis brgyavsum cu rtsa phyed dang gsum chis pa la phab pa.“向唐人悉董萨万户(stong-sar khri-sde)征收232.5甲的税”。详文参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112~113页。也可参见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等合编:《敦煌吐蕃文书》,东京,2007年,第143~144页。
(1)P.t.1111第13行rgya sha cu pa stong sde gsum la rkya drug brgvad cu rtsa bzhi mchis pat“在沙州唐人三部落(stong-sde),共有684甲(rkya)”。详见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唐人部落一行人部落を中心に一》,《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7月,第113页;人口问题研究参见A.斯巴宁、今枝由郎合编:《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手卷》第二卷,巴黎,1979年,第448行。译文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22、44~48页;岩尾一史即将出版的“La gestion des greniers de Dunhuang a l'epoque tibetaine.Le cas de Ptib 1111”,Journal Asiatique。
(2)武内绍人:《将:吐蕃王朝千户部落的下属行政单位》,克瓦尔编:《第六届国际藏学研讨会论文集》,奥斯陆,1994年,第848~862页。
(3)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戸》,《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3号,2000年12月,第21~25页。
(4)杉山正明指出,历史上冒顿王子逃离月氏之前曾是他父亲头曼组织的万骑首领。这说明早在匈奴统一游牧地区之前就有万户的存在,杉山正明:《游牧民から见た历史》,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第131页。
(1)《史记·匈奴列传》(9-2890),关于“二十四长”的分析,详文参见Omeljan Pritsak,“Die-24 Ta-ch'en”,Oriens Extremus,Vol.2,1954年,第178~202页。
(2)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没有人可以断言没有类似的组织存在。古藏文记载过,而汉文史料中从未出现ru、khri-sde或是stong-sde字样,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魏书》103卷《蠕蠕列传》,6册第2290页。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284页。
(4)关于古蒙古王朝千户制,详文参见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尤其是第一章第二小节的内容。
(5)对于Tumen的意义有很多观点,G.Clauson对这种制度进行概述,《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语源字典》,1972年,第507~808页,Clauson引用Edwin G.Pulleybiank的观点,tumen是由文言文的tmen一词发展而来。值得注意是:中文中的“万”也有“十个一千”和“许多”两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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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G.图齐:《西藏画卷》,3卷,第737~738页;佐藤长:《古代チべッ卜史研究》第2卷,同朋舍,1977年,第760~763页。
(1)山口瑞凤:《唐人及び通颊人による沙州吐蕃军团编成の时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5卷,198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