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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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A New Study on the Origi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and Relevant Issues
- 论文作者：刘学堂 ; 李文瑛
- 英文论文作者：LIU Xuetang ; LI Wenying ;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 年：2007
- 作者机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论文关键词：青铜文化 ; 起源 ; 形成 ; 线路
- 会议召开时间：2007-04-01
- 会议录名称：藏学学刊（第3辑）——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Journal of Tibetology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K876.41
- 学会代码：SCZX
- 学会名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 页数：64
- 文件大小：8755k
- 原文格式：D
摘要
中国早期铜器是本地起源还是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有关?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这既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在讨论中,中国早期铜器本地起源、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独立发生与发展的学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接受。近年来,由于新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再度被学术界提起,同以往的研究相比,因为新的发现,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把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研究的重点由中原地区移至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和新疆。特别是新疆,因其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中间位置,历史上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因素通过这里向外传播,对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这里的考古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近年来新疆早期青铜文化的新发现,结合黄河流域、中国北方地区、甘青地区早期铜器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新疆地区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种学、冶金史等多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围绕着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这一基本线索,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中国上述区域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形成,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
Did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originate in China or was it related to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When did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take shape and what is its basis?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key link in the study of the forming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is issue was discussed very earl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it has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by most scholars that early bronze culture of China originated locally,rose and developed independently.In recent years,a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ccurred constantly and relevant research progressed steadily,these issues were noticed agai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research,some scholars have began to shift their focus in the research of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Gan-Qing area and Xinjiang of northwest China recently.Xinjiang,a major link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which different cultural elements spread outwards,has exerted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both in East and West,s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ere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hould never be underestimated.This paper,based on the new discoveries of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Xinjiang,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early bronze wa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north China and Gan-Qing area as well as the new headway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linguistics,ethnology,metallurgy history and other disciplines of Xinjiang area,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centering on the basic clue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and thinks that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the areas mentioned above is not an isolated event,bu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Did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originate in China or was it related to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When did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take shape and what is its basis?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key link in the study of the forming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is issue was discussed very earl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it has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by most scholars that early bronze culture of China originated locally,rose and developed independently.In recent years,a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ccurred constantly and relevant research progressed steadily,these issues were noticed agai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research,some scholars have began to shift their focus in the research of early Chinese bronze cultur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Gan-Qing area and Xinjiang of northwest China recently.Xinjiang,a major link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which different cultural elements spread outwards,has exerted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both in East and West,s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ere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hould never be underestimated.This paper,based on the new discoveries of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Xinjiang,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early bronze wa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north China and Gan-Qing area as well as the new headway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linguistics,ethnology,metallurgy history and other disciplines of Xinjiang area,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centering on the basic clue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and thinks that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the areas mentioned above is not an isolated event,bu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引文
(1)关于近年来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研究,请参阅梅建军、李水城等学者的论著。
(2)关于东、西方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本文的西方大体指的是今天新疆以西的地区,包括中亚西部、西亚以至更远的欧洲等;东方则指的是新疆以东中国内地及其他广大地区。
(3)长江流域目前只在安徽含山大城墩发现过一件早到龙山文化晚期的铜刀。见张敬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4期,第108页,黄山书社,1988年。
(4)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载张忠培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231页~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期。
(3)(10)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4)由于铜器发现地点增多,学术界或认为这一时期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同注8,《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白寿彝总主编、苏秉奇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三章,《铜石并用时代》,第211页~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梁宏刚等:《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综述》,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6)《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6日。
(7)陈旭:《夏商考古》,第55页~5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8)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9)韩汝汾、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姜寨》,第544页~54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第43页,图版3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3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丰王城岗与阳》,第9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4)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4年第8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6)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7)(8)安金槐:《试论河南地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载《中原文物》,1989年1期;李京华:《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第20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杨庄》,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11)赵春青:《新砦期确认及其意义》,载《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12)梁宏刚等:《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综述》,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12期。国家文物局:《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24页~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1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第21页、544页~54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3)(4)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载《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第202页~20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7)主张本地起源可以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为代表。严文明先生认为“仰韶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铜器发现点虽然有所增多,但总的看来并不发达,许多领域还完全没有使用铜器,制作技术仍然比较原始,“因此龙山时代仍然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可以考虑把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二里头文化正是我国的早期青铜文化”见本书第3页注(3);张忠培先生同意严文明先生的意见,认为“黄河流域的仰韶时代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退一步说,仰韶时代早期的铜器还是孤例而不便估价的话,那么,至少仰韶时代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即纯铜时代是可以肯定的”,“目前的材料尚不能肯定龙山时代已具备制作青铜的冶金技术,它很可能仍处在红铜时代,但已遥望到青铜时代的曙光”,“中国在夏代已掌握制作青铜的冶金技术,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当在黄河流域”(见本书第3页注(2);主张本地起源的学者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8)主张外来说的中国学者可以安志敏先生为代表,他1981年撰文认为“以二里头三、四期为代表的属于中国目前最早的青铜器,它的开始可能要早一些。至于中国的青铜器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后来安先生又先后著文,进一步明确他对中国早期铜器起源的看法:“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铜器的出现比较晚,大抵从四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才开始出现铜器,嗣后经过一系列的发展,终于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独具特色的商周文明。至于早期金属器是如何起源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到龙山文化。”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在国外,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由来已久,20世纪中期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青铜冶金技术由西方传入。近年来日本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早期铜器制作技术的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源于西方,冈内三真2005年在《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新石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阶段的纯铜、红铜的出现,是公元前6000年西亚起源的青铜文化向东方传播的结果,这支青铜文化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依次向黄河中下游传布,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形成了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青铜文化,由二里岗到殷商发展出来发达的祭祀祖先的青铜器群。(参见本书第2页注(4);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载《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
(1)(4)参见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载《亚欧学刊》第一辑,第118页~1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关于菲兹杰拉德-胡博的观点,转引自以下几篇文章:a.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载《文物》,2000年第1期。b.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吐鲁学研究》,2001年第2期。c.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载《文物》,2000年第1期。
(5)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吐鲁学研究》,2001年第2期。
(6)(7)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中国文明起源座谈记要》,载《考古》,1989年第12期。
(2)郭大顺:《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8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报告》,载《考古》,1965年第12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第2期。
(4)齐亚珍:《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载《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1期。
(5)(6)(13)(14)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7)a.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b.唐捷:《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载《考古》,1960年第6期。c.唐云明:《关于唐山大城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64年第7期。
(8)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有关遗物》,《考古学报》7,81页,图版叁,1。
(9)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67页~168页,图一七,1~4,1977年。
(10)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135页、179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11)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载《考古》,1976年第1期。
(12)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6年第1期。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46页~26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田广金、郭素新著:《北方考古论文集》,第215页~233页,第234页~243页,《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先后有学者认为:中国西周时期铜器的某些兽形饰与斯基泰早期的兽形饰相合,它们同源于亚述的巴比伦艺术;中国早期的兽形饰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兽形饰有关;中国北方的透雕带饰是仿造了米奴辛斯克的标本;中国商代的兽形饰当起源于北欧亚草原地带;殷墟的铜矛头等源于西北方的塞伊玛文化,弓形器和兽形器源于卡拉苏克文化等等。
(1)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本地起源说可以田广金、郭素新先生为代表,见田广金、郭素新著:《北方考古论文集》,第215页~233页,第234页~243页,《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第4页~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2)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3期。
(4)张文立、林沄:《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载《考古》,2004年第5期。
(5)朱永刚:《中国北方的管銎斧》,《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近日,谢尔盖告知,伊朗卢里斯坦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至8世纪,而不是早期定的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这使管銎斧的源流问题又变得复杂起来。
(6)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2)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古》,《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3)这种形态的剑、矛、镞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发现过。a.参见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b.这种形态的镞在小河墓地也发现过,小河墓地资料正在整理,简况参见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圆满结束》,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3日。
(4)田广金、韩建业:《朱开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26页~25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5)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a.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集,第11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b.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
(2)甘肃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3)(4)北京大学等:《1987年酒泉调查发掘报告》待刊,参见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2期;又《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9)(10)甘肃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1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a.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16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b.北京大学考古系:《1980年发掘资料》(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藏)。参见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14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1)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98年第11期。
(2)甘肃省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图版36,甘肃省博物馆,1994年。
(3)田毓章:《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骨柄铜刃刀》,载《文物》,1983年第1期。
(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积石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96年第11期。
(5)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6)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载《考古》,1986年第4期。
(7)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图版3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8)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年第5期。
(9)赵丛苍、王辉:《甘肃酒泉西河滩揭露出一处史前大型聚落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9日。
(10)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11)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86年河西走廊调查资料》待刊,参见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2)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87年酒泉发掘资料》待刊,参见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3)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1)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系:《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3)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日]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载《考古》,2005年第5期。
(4)张学正、水涛等:《辛店文化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研究》(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5)吴汝祚:《略论诺木洪文化》,载青海省考古学会等编印:《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12月。
(6)(7)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8)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a.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b.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3)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
(1)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14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9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小河考古队:《小河墓地全面发掘的主要收获》,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1期。
(4)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18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6)小河文化过去也有学者称之为“辛格尔一罗布淖尔文化”(参见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载《中亚学刊》,第21页~25页,第4辑),“小河-古墓沟文化”古墓沟类遗存等。笔者曾认为这两者可能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故分称其为“古墓沟文化”和“小河五号墓地文化”,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显示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应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按考古学界用最早发现地的最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的通则,可将这一文化正式命名为“小河文化”。参见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新收获》,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7)伊弟利斯、李文瑛:《楼兰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待刊稿。
(1)王博:《新疆乌帕尔细石器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7年3期。
(2)王博:《新疆近十年发现的一些铜器》,载《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
(1)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小河考古队:《小河墓地全面发的主要收获》,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1期;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关于焉不拉克墓地学术界还存在争论。参见: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b.王博等:《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的分期问题》,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c.李文瑛:《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单人葬、合葬关系及相关问题》,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4)a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载《新疆文物》,1985年1期。b.贺新:《巴里坤南湾M16号墓葬清理简报》,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16期。
(5)这一项目的考古发掘领队周金铃女士向笔者展示了这一墓地出土的权杖头,在此特表谢意。这一墓地的资料正在整理中,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概况可参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察汗乌苏古墓群考古发掘新收获》,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4期。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3期。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民族博物馆:《和静县哈布其罕Ⅰ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1)李肖等:《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载《新疆文物》,1995年第2期,另伊犁州博物馆新近展出一批铜器,一部分当是新采集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器,后者据材料整理者李溯源向笔者展示了这批青铜器的照片,在些特表感谢。
(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8年第5期。
(3)笔者主持了遗址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简况见《伊犁河流域考古的重要收获》,载《中国文物报》。
(4)发掘认为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墓地、南湾墓地、焉不拉克墓地、五堡水库墓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可延用焉不拉克文化的概念,见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水涛认为天山北路和焉不拉克墓地既存在关系,又存在区别,在哈密盆地主要存在着焉不拉克类遗存。参见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载《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水城认为林雅墓地和焉不拉克墓地是性质有别、时代不同的两支文化,参见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有学者用天山北路文化称之,笔者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和焉不拉克墓地文化性质不同的两类遗存,也曾称之为“天山北路文化”,参见刘学堂:《新疆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载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著:《史前研究》,第451页~47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但是考虑到“天山北路”在读音上因与“天山北麓”相混,而容易引起误解,故这里重新以当时天山北路墓地发掘时的小地名命名为林雅文化。
(5)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
(6)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1)吕恩国先生向笔者出示了那件穿銎斧的照片,其形制同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那件完全一致。
(2)李溯源:《新疆新源县出土一组青铜器》,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3日。
(1)a.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b.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1期。
(3)#12
(1)[日]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载《考古》,2005年第5期。
(1)(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1)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231页~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期。
(3)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载《文物》,1998年第3期。
(4)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1)a.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b.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19页,科学出版社,2004出版。
(2)引自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3)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1)转引自水涛:《论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骑马民族文化遗存》,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第9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3~4期。
(4)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1期。
(5)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8页~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6)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11页、12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a.夏鼐、王仲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页~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b.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第12页~34页,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部印本。
(2)显然常喜恩在这里是将殷墟妇好墓的年代当成天山北路墓地年代的下限,言外之意是,他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那件与妇好墓形制相同的纹饰镜,当是由商代的中原地区传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常喜恩提出这一观点的9年前即1993年,笔者之一刘学堂就指出中原地区的早期铜镜很可能是由新疆传入,此后又在数篇文章中强调这一观点,不久,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中国早期铜镜起源问题的争论,参与争论的学者虽对铜镜最早起源于哪种考古文化有不同意见,但是有一个共同认识,都认为中原地区商代出土铜镜是由西北地区传入,或者说学术界对于铜镜传播方向问题已基本不存在争议,可为定论(可参考刘学堂:《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中的两个问题》,载《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20周年考古论文集》,第309页;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刘一曼、孔祥星:《中国早期铜镜的区系及源流》,载《纪念苏秉琦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常喜恩是天山北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他在材料报告中的意见将可能具有某种导向性,为此,刘学堂曾向他推荐有关研究文章,希望其在论定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时参考,而直到2003年发表的与其有关的文字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年代观(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在考古资料整理过程中,首先要研究遗存的本体年代,立足于遗存自身的本体年代,解释考古现象,这是考古认识的基础;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对学术界与此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有相当的了解,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舍此二者,守一私之见,有时可能会得出本末倒置的结论。
(1)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3)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伊弟利斯、李文瑛等:《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待刊稿。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3)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13页~1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4)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22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5)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3)参见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研究——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第921页~94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4)杨建华:《东周时期新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44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第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6)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第4页~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1期。
(4)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克尔木齐古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1期。
(6)李肖:《新疆塔城市考古新发现》,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350页,0983号,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7)这些石范均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参见刘学堂:《新疆新发现的早期青铜器石范》,待刊。
(1)这套石范是吕恩国先生在青河县三海子考古调查时在当地哈萨克族老乡家里发现的。承蒙吕先生惠示照片,特表感谢。
(2)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
(3)如张忠培先生在解释东灰山出土的砷铜器时认为,这种制铜“技术来自西方说在此遇到了困难,因为和地理上位于它的西方的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居民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同样,也不能把东灰山居民的砷铜器或其制造技术解释为来自东方,因为与东灰山同时的东方居民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的门槛,而且他们的先民从未经历过使用与制造砷铜的历史阶段”。因为“东灰山是一个使用或制造砷铜的弧岛”。见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著:《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第27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a.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b.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7期。
(2)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他们认为:“根据地质部门掌握的资料,河西走廊境内的祁连山北麓一带,有色金属矿藏分布十分丰富,已发现硫砷铜矿、砷铜矿和其他种类的含砷铜矿。”
(3)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4)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5)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第191页~195页,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第2期。
(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7)a.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b.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c.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
(8)王明哲:《尼勒克县古铜矿遗址的调查》,《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6页~17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孙淑云:《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铜器的鉴定及研究》,载《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191页~1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3)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
(4)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5)a.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b.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
(6)(7)(8)(9)(10)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11)李秀辉、韩汝玢:《朱开沟遗址出土铜器的金相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423~4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3)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
(14)[日]道野鹤松:《殷墟品型金属器之化学研究》,《东洋史集说》,富山房,日本东京1941,转引自金正耀:《二里头青铜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载《文物》,2000年第1期。
(1)梅建军、李延祥:《新疆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冶炼技术初步研究》,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89页~295页,1998年,17卷3期。
(2)梅建军等:《新疆察吾乎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3)梅建军等:《新疆奴拉赛古铜矿遗址的科学分析》,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梅建军等:《新疆东部出土早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待刊稿。
(1)王明哲:《尼勒克县古铜矿遗址的调查》,《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6页~17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3)梅建军、李肖、王博:《中国新疆早期铜器的冶金学研究》,载《金属博物馆纪要》,1998年—Ⅱ,第30号。
(4)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第362页~39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1)关于扎曼巴巴文化可参阅V.M马松:《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的青铜时代》,载中国对外翻译公司、联合教科文组织编译:《中亚文明史》,第173页~176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2年。
(2)[日]藤川繁彦编:《ュ——ラッァの考古学》,第4页~26页,同成社,1999年。
(3)奥克拉德尼克夫将格拉兹科沃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300年间,可见它与安德罗沃文化有很长的共存期。参见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282页~297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3~4期。
(2)王博:《切木尔切克文化初探》,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1)器物现存昌吉州博物馆和哈密博物馆;河西地区的发现那件具“须状纹”的缸形器,据王辉先生告知,在此特表感谢。
(2)转引自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载林梅村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载《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2)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8页~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4)崔银秋等:《吐鲁番盆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居民遗传结构研究》,载《考古》,2005年第7期。
(5)韩康信:《丝绸之路占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1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2)韩康信、谭婧泽、张帆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民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王欣:《丝绸之路上的原始印欧人》,载《西北大学丛刊》第2辑,第53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
(2)参见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冯承钧译:(法)列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43页~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3)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参见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载《学林集刊》,卷五,第304页~31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5)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载林梅村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6)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载《学林集刊》,卷五,第304页~31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8)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33页~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4)王欣:《吐火罗之名考》,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5)参见《伊吾县志》,第288页~290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
(6)2004—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葫芦乡的拜其尔发掘了一处古代墓地,资料尚未整理,发掘情况看,它的主要文化显然承袭了焉不拉克文化。考古领队托胡提·吐拉洪先生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这次发掘的情况,在此深表谢意。
(7)王宗维:《“敦煌”释名》,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8)李水城、水涛:《公元前1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待刊稿。
(1)参见余太山:《允姓之戎考》,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第692页~6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关于大夏和大月氏的有关研究可参阅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古》,载《中亚学刊》第3辑,第17页~46页。
(4)王国维:《观堂集林》,第6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5)《十三经注疏》,2023页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6)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47页~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见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这一墓地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发掘领队周金铃研究员向笔者展示了实物,在此特表感谢。
(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5)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安志敏:《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第36页~58页;杨建芳:《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载《考古》,1963年第1期。
(2)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孔昭宸、杜乃秋:《东灰山遗址孢粉分析报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187页~18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5)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6)王炳华:《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几个问题》,载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20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8)资料未公布,简介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7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9)吴震:《新疆东部和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4年第7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队等:《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的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年第11期。
(11)周昆叔、赵芸芸:《西吴寺遗址孢粉分析报告》,载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第250页~25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2)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第11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载《考古》,2005年第7期。
(1)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圆满结束》,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3日。
(2)M.沙里夫、B.K.撒帕尔:《巴基斯坦秘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86页~97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3)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0年42(2)集。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载《考古》,2005年第7期。
(1)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韩康信、谭婧泽、张帆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民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在伊河流流域存在着几种不同渊源的考古文化,用“伊犁河流域文化”不能概述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面貌。从陈戈的《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看,所谓的“伊犁河文化”的基本内容指的东来的以夹砂红陶的罐形器和钵形器为主,有少量彩陶的考古文化。陈戈:《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的环首铜刀等铜器明显来自哈密地区,其年代不晚于西周,可推到商代。吐鲁番盆地新发现铜器的情况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4)关于铁器在我国传播的途径我们将专文研究。
(5)全部资料正在整理,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笔者主持的发掘工作。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80页,2000年5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1期。
(3)中国社会科院考古所山西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12期;国家文物局:《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24页~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参见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3期。图一七。
(2)谢端琚:《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载《考古》,1987年第12期。
(3)陈洪海:《甘青地区史前期的火葬墓举例》,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4)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载《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12期。
(5)新疆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以屈肢葬式、二次乱骨葬俗、石棺和石室墓最具特点;竖穴洞室(或偏室墓)也很常见,但时代较晚。后者参见陈戈:《新疆发现的竖穴洞室墓》,载《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1)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苏)BИ.萨里安吉著,吴妍春译、王博校:《古代大夏》,载《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集。
(3)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张忠培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231页~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第3期。
(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10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48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5)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10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6)赵志军:《关于夏商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载《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
(1)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载《考古》,2005年第7期。
(2)关于东、西方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本文的西方大体指的是今天新疆以西的地区,包括中亚西部、西亚以至更远的欧洲等;东方则指的是新疆以东中国内地及其他广大地区。
(3)长江流域目前只在安徽含山大城墩发现过一件早到龙山文化晚期的铜刀。见张敬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4期,第108页,黄山书社,1988年。
(4)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载张忠培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231页~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期。
(3)(10)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4)由于铜器发现地点增多,学术界或认为这一时期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同注8,《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白寿彝总主编、苏秉奇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三章,《铜石并用时代》,第211页~2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梁宏刚等:《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综述》,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6)《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6日。
(7)陈旭:《夏商考古》,第55页~5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8)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9)韩汝汾、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姜寨》,第544页~54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第43页,图版3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3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丰王城岗与阳》,第9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4)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4年第8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6)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7)(8)安金槐:《试论河南地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载《中原文物》,1989年1期;李京华:《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第20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杨庄》,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11)赵春青:《新砦期确认及其意义》,载《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12)梁宏刚等:《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综述》,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12期。国家文物局:《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24页~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1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第21页、544页~54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3)(4)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载《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第202页~20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7)主张本地起源可以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为代表。严文明先生认为“仰韶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铜器发现点虽然有所增多,但总的看来并不发达,许多领域还完全没有使用铜器,制作技术仍然比较原始,“因此龙山时代仍然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可以考虑把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二里头文化正是我国的早期青铜文化”见本书第3页注(3);张忠培先生同意严文明先生的意见,认为“黄河流域的仰韶时代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退一步说,仰韶时代早期的铜器还是孤例而不便估价的话,那么,至少仰韶时代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即纯铜时代是可以肯定的”,“目前的材料尚不能肯定龙山时代已具备制作青铜的冶金技术,它很可能仍处在红铜时代,但已遥望到青铜时代的曙光”,“中国在夏代已掌握制作青铜的冶金技术,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当在黄河流域”(见本书第3页注(2);主张本地起源的学者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8)主张外来说的中国学者可以安志敏先生为代表,他1981年撰文认为“以二里头三、四期为代表的属于中国目前最早的青铜器,它的开始可能要早一些。至于中国的青铜器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后来安先生又先后著文,进一步明确他对中国早期铜器起源的看法:“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铜器的出现比较晚,大抵从四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才开始出现铜器,嗣后经过一系列的发展,终于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独具特色的商周文明。至于早期金属器是如何起源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到龙山文化。”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在国外,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由来已久,20世纪中期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青铜冶金技术由西方传入。近年来日本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早期铜器制作技术的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源于西方,冈内三真2005年在《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新石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阶段的纯铜、红铜的出现,是公元前6000年西亚起源的青铜文化向东方传播的结果,这支青铜文化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依次向黄河中下游传布,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形成了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青铜文化,由二里岗到殷商发展出来发达的祭祀祖先的青铜器群。(参见本书第2页注(4);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载《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
(1)(4)参见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载《亚欧学刊》第一辑,第118页~1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关于菲兹杰拉德-胡博的观点,转引自以下几篇文章:a.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载《文物》,2000年第1期。b.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吐鲁学研究》,2001年第2期。c.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载《文物》,2000年第1期。
(5)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吐鲁学研究》,2001年第2期。
(6)(7)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中国文明起源座谈记要》,载《考古》,1989年第12期。
(2)郭大顺:《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8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报告》,载《考古》,1965年第12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第2期。
(4)齐亚珍:《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载《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1期。
(5)(6)(13)(14)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7)a.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b.唐捷:《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载《考古》,1960年第6期。c.唐云明:《关于唐山大城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64年第7期。
(8)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有关遗物》,《考古学报》7,81页,图版叁,1。
(9)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67页~168页,图一七,1~4,1977年。
(10)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135页、179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11)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载《考古》,1976年第1期。
(12)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6年第1期。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46页~26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田广金、郭素新著:《北方考古论文集》,第215页~233页,第234页~243页,《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先后有学者认为:中国西周时期铜器的某些兽形饰与斯基泰早期的兽形饰相合,它们同源于亚述的巴比伦艺术;中国早期的兽形饰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兽形饰有关;中国北方的透雕带饰是仿造了米奴辛斯克的标本;中国商代的兽形饰当起源于北欧亚草原地带;殷墟的铜矛头等源于西北方的塞伊玛文化,弓形器和兽形器源于卡拉苏克文化等等。
(1)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本地起源说可以田广金、郭素新先生为代表,见田广金、郭素新著:《北方考古论文集》,第215页~233页,第234页~243页,《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第4页~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2)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3期。
(4)张文立、林沄:《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载《考古》,2004年第5期。
(5)朱永刚:《中国北方的管銎斧》,《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近日,谢尔盖告知,伊朗卢里斯坦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至8世纪,而不是早期定的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这使管銎斧的源流问题又变得复杂起来。
(6)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2)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古》,《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3)这种形态的剑、矛、镞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发现过。a.参见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b.这种形态的镞在小河墓地也发现过,小河墓地资料正在整理,简况参见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圆满结束》,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3日。
(4)田广金、韩建业:《朱开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26页~25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5)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a.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集,第11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b.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
(2)甘肃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3)(4)北京大学等:《1987年酒泉调查发掘报告》待刊,参见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2期;又《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9)(10)甘肃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1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a.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16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b.北京大学考古系:《1980年发掘资料》(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藏)。参见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14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1)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98年第11期。
(2)甘肃省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图版36,甘肃省博物馆,1994年。
(3)田毓章:《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骨柄铜刃刀》,载《文物》,1983年第1期。
(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积石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96年第11期。
(5)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6)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载《考古》,1986年第4期。
(7)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图版3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8)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年第5期。
(9)赵丛苍、王辉:《甘肃酒泉西河滩揭露出一处史前大型聚落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9日。
(10)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11)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86年河西走廊调查资料》待刊,参见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2)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87年酒泉发掘资料》待刊,参见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3)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1)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系:《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3)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日]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载《考古》,2005年第5期。
(4)张学正、水涛等:《辛店文化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研究》(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5)吴汝祚:《略论诺木洪文化》,载青海省考古学会等编印:《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12月。
(6)(7)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8)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a.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b.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3)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
(1)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载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14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9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小河考古队:《小河墓地全面发掘的主要收获》,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1期。
(4)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第18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6)小河文化过去也有学者称之为“辛格尔一罗布淖尔文化”(参见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载《中亚学刊》,第21页~25页,第4辑),“小河-古墓沟文化”古墓沟类遗存等。笔者曾认为这两者可能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故分称其为“古墓沟文化”和“小河五号墓地文化”,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显示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应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按考古学界用最早发现地的最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的通则,可将这一文化正式命名为“小河文化”。参见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新收获》,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7)伊弟利斯、李文瑛:《楼兰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待刊稿。
(1)王博:《新疆乌帕尔细石器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7年3期。
(2)王博:《新疆近十年发现的一些铜器》,载《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
(1)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小河考古队:《小河墓地全面发的主要收获》,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1期;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关于焉不拉克墓地学术界还存在争论。参见: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b.王博等:《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的分期问题》,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c.李文瑛:《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单人葬、合葬关系及相关问题》,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4)a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载《新疆文物》,1985年1期。b.贺新:《巴里坤南湾M16号墓葬清理简报》,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16期。
(5)这一项目的考古发掘领队周金铃女士向笔者展示了这一墓地出土的权杖头,在此特表谢意。这一墓地的资料正在整理中,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概况可参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察汗乌苏古墓群考古发掘新收获》,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4期。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3期。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民族博物馆:《和静县哈布其罕Ⅰ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1)李肖等:《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载《新疆文物》,1995年第2期,另伊犁州博物馆新近展出一批铜器,一部分当是新采集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器,后者据材料整理者李溯源向笔者展示了这批青铜器的照片,在些特表感谢。
(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8年第5期。
(3)笔者主持了遗址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简况见《伊犁河流域考古的重要收获》,载《中国文物报》。
(4)发掘认为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墓地、南湾墓地、焉不拉克墓地、五堡水库墓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可延用焉不拉克文化的概念,见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水涛认为天山北路和焉不拉克墓地既存在关系,又存在区别,在哈密盆地主要存在着焉不拉克类遗存。参见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载《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水城认为林雅墓地和焉不拉克墓地是性质有别、时代不同的两支文化,参见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有学者用天山北路文化称之,笔者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和焉不拉克墓地文化性质不同的两类遗存,也曾称之为“天山北路文化”,参见刘学堂:《新疆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载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著:《史前研究》,第451页~47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但是考虑到“天山北路”在读音上因与“天山北麓”相混,而容易引起误解,故这里重新以当时天山北路墓地发掘时的小地名命名为林雅文化。
(5)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
(6)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1)吕恩国先生向笔者出示了那件穿銎斧的照片,其形制同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那件完全一致。
(2)李溯源:《新疆新源县出土一组青铜器》,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3日。
(1)a.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b.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1期。
(3)#12
(1)[日]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载《考古》,2005年第5期。
(1)(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1)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231页~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期。
(3)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载《文物》,1998年第3期。
(4)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1)a.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b.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19页,科学出版社,2004出版。
(2)引自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3)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1)转引自水涛:《论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骑马民族文化遗存》,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第9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3~4期。
(4)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1期。
(5)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8页~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6)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11页、12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a.夏鼐、王仲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页~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b.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第12页~34页,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部印本。
(2)显然常喜恩在这里是将殷墟妇好墓的年代当成天山北路墓地年代的下限,言外之意是,他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那件与妇好墓形制相同的纹饰镜,当是由商代的中原地区传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常喜恩提出这一观点的9年前即1993年,笔者之一刘学堂就指出中原地区的早期铜镜很可能是由新疆传入,此后又在数篇文章中强调这一观点,不久,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中国早期铜镜起源问题的争论,参与争论的学者虽对铜镜最早起源于哪种考古文化有不同意见,但是有一个共同认识,都认为中原地区商代出土铜镜是由西北地区传入,或者说学术界对于铜镜传播方向问题已基本不存在争议,可为定论(可参考刘学堂:《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中的两个问题》,载《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20周年考古论文集》,第309页;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刘一曼、孔祥星:《中国早期铜镜的区系及源流》,载《纪念苏秉琦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常喜恩是天山北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他在材料报告中的意见将可能具有某种导向性,为此,刘学堂曾向他推荐有关研究文章,希望其在论定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时参考,而直到2003年发表的与其有关的文字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年代观(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在考古资料整理过程中,首先要研究遗存的本体年代,立足于遗存自身的本体年代,解释考古现象,这是考古认识的基础;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对学术界与此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有相当的了解,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舍此二者,守一私之见,有时可能会得出本末倒置的结论。
(1)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3)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伊弟利斯、李文瑛等:《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待刊稿。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3)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13页~1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4)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22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5)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3)参见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研究——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第921页~94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4)杨建华:《东周时期新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44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第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6)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第4页~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李水城:《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1期。
(4)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
(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克尔木齐古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1期。
(6)李肖:《新疆塔城市考古新发现》,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350页,0983号,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7)这些石范均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参见刘学堂:《新疆新发现的早期青铜器石范》,待刊。
(1)这套石范是吕恩国先生在青河县三海子考古调查时在当地哈萨克族老乡家里发现的。承蒙吕先生惠示照片,特表感谢。
(2)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
(3)如张忠培先生在解释东灰山出土的砷铜器时认为,这种制铜“技术来自西方说在此遇到了困难,因为和地理上位于它的西方的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居民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同样,也不能把东灰山居民的砷铜器或其制造技术解释为来自东方,因为与东灰山同时的东方居民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的门槛,而且他们的先民从未经历过使用与制造砷铜的历史阶段”。因为“东灰山是一个使用或制造砷铜的弧岛”。见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著:《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第27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a.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b.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7期。
(2)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载《文物》,2000年第3期。他们认为:“根据地质部门掌握的资料,河西走廊境内的祁连山北麓一带,有色金属矿藏分布十分丰富,已发现硫砷铜矿、砷铜矿和其他种类的含砷铜矿。”
(3)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4)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5)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第191页~195页,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第2期。
(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7)a.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b.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c.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
(8)王明哲:《尼勒克县古铜矿遗址的调查》,《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6页~17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孙淑云:《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铜器的鉴定及研究》,载《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191页~1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3)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
(4)北京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文物》,2001年第6期。
(5)a.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b.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2卷2期。
(6)(7)(8)(9)(10)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11)李秀辉、韩汝玢:《朱开沟遗址出土铜器的金相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423~4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3)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
(14)[日]道野鹤松:《殷墟品型金属器之化学研究》,《东洋史集说》,富山房,日本东京1941,转引自金正耀:《二里头青铜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载《文物》,2000年第1期。
(1)梅建军、李延祥:《新疆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冶炼技术初步研究》,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89页~295页,1998年,17卷3期。
(2)梅建军等:《新疆察吾乎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3)梅建军等:《新疆奴拉赛古铜矿遗址的科学分析》,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梅建军等:《新疆东部出土早期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待刊稿。
(1)王明哲:《尼勒克县古铜矿遗址的调查》,《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6页~17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载《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3)梅建军、李肖、王博:《中国新疆早期铜器的冶金学研究》,载《金属博物馆纪要》,1998年—Ⅱ,第30号。
(4)梅建军、刘国端、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第362页~39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1)关于扎曼巴巴文化可参阅V.M马松:《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的青铜时代》,载中国对外翻译公司、联合教科文组织编译:《中亚文明史》,第173页~176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2年。
(2)[日]藤川繁彦编:《ュ——ラッァの考古学》,第4页~26页,同成社,1999年。
(3)奥克拉德尼克夫将格拉兹科沃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300年间,可见它与安德罗沃文化有很长的共存期。参见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282页~297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3~4期。
(2)王博:《切木尔切克文化初探》,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1)器物现存昌吉州博物馆和哈密博物馆;河西地区的发现那件具“须状纹”的缸形器,据王辉先生告知,在此特表感谢。
(2)转引自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载林梅村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载《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2)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8页~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4)崔银秋等:《吐鲁番盆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居民遗传结构研究》,载《考古》,2005年第7期。
(5)韩康信:《丝绸之路占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15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2)韩康信、谭婧泽、张帆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民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王欣:《丝绸之路上的原始印欧人》,载《西北大学丛刊》第2辑,第53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
(2)参见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冯承钧译:(法)列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43页~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3)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参见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载《学林集刊》,卷五,第304页~31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5)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载林梅村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6)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载《学林集刊》,卷五,第304页~31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8)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33页~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4)王欣:《吐火罗之名考》,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5)参见《伊吾县志》,第288页~290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
(6)2004—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葫芦乡的拜其尔发掘了一处古代墓地,资料尚未整理,发掘情况看,它的主要文化显然承袭了焉不拉克文化。考古领队托胡提·吐拉洪先生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这次发掘的情况,在此深表谢意。
(7)王宗维:《“敦煌”释名》,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8)李水城、水涛:《公元前1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待刊稿。
(1)参见余太山:《允姓之戎考》,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第692页~6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关于大夏和大月氏的有关研究可参阅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古》,载《中亚学刊》第3辑,第17页~46页。
(4)王国维:《观堂集林》,第6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5)《十三经注疏》,2023页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6)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参见王欣:《吐火罗史研究》,第47页~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见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这一墓地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发掘领队周金铃研究员向笔者展示了实物,在此特表感谢。
(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5)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安志敏:《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第36页~58页;杨建芳:《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载《考古》,1963年第1期。
(2)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孔昭宸、杜乃秋:《东灰山遗址孢粉分析报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187页~18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5)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6)王炳华:《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几个问题》,载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20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8)资料未公布,简介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7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9)吴震:《新疆东部和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4年第7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队等:《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的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年第11期。
(11)周昆叔、赵芸芸:《西吴寺遗址孢粉分析报告》,载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第250页~25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2)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第11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载《考古》,2005年第7期。
(1)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圆满结束》,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3日。
(2)M.沙里夫、B.K.撒帕尔:《巴基斯坦秘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86页~97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3)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0年42(2)集。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载《考古》,2005年第7期。
(1)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载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韩康信、谭婧泽、张帆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民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李水城:《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在伊河流流域存在着几种不同渊源的考古文化,用“伊犁河流域文化”不能概述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面貌。从陈戈的《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看,所谓的“伊犁河文化”的基本内容指的东来的以夹砂红陶的罐形器和钵形器为主,有少量彩陶的考古文化。陈戈:《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的环首铜刀等铜器明显来自哈密地区,其年代不晚于西周,可推到商代。吐鲁番盆地新发现铜器的情况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4)关于铁器在我国传播的途径我们将专文研究。
(5)全部资料正在整理,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笔者主持的发掘工作。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80页,2000年5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1期。
(3)中国社会科院考古所山西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12期;国家文物局:《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24页~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参见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3期。图一七。
(2)谢端琚:《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载《考古》,1987年第12期。
(3)陈洪海:《甘青地区史前期的火葬墓举例》,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4)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载《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12期。
(5)新疆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以屈肢葬式、二次乱骨葬俗、石棺和石室墓最具特点;竖穴洞室(或偏室墓)也很常见,但时代较晚。后者参见陈戈:《新疆发现的竖穴洞室墓》,载《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1)张忠培:《东灰山墓地研究》,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苏)BИ.萨里安吉著,吴妍春译、王博校:《古代大夏》,载《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集。
(3)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张忠培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231页~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载《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第3期。
(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10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48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5)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10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6)赵志军:《关于夏商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载《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
(1)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载《考古》,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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