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场供秀句,帆影日积高——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点》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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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邓小南先生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点》一书,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我们的阅读体会,这本论集是在学界所倡导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取向下,又一具体实践。在新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议题的推动下,该书在内容与方法角度上显得颇有新意,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而书中所蕴涵的历史学智慧,更值得揣摩和深思。这里,我们不揣浅陋,拟作一述评,希望有助于理解该书及其思路。
引文
(1)其基本概念为:“在帝制时期,所谓的信息渠道,主要是指朝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途径”。参阅《前言》,第4页。
(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文前后发表时间跨度较大,且主要是同一主题,所以,这五篇文章交叉较大,有不少重复,一些史料也是反复的使用。统而观之,也许当更好全面把握。另外,有论者指出,该书“唐宋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还显得很不充分”,见王化雨书评,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523页)。不过,主编者在《前言》中业已指出:“我们无意于在此讨论唐宋之间的过渡或转型,而是希望通过有限的追溯,提醒同仁们注意宋代社会状况、制度运作与中唐以来走势的关联”。于此,可以看出,主编者并不是不注意唐宋的对话与连续,而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毕竟“关于宋代的信息渠道问题,其基本轮廓尚在不断拓清的过程中”(《前言》,第16页)。在对宋代信息渠道深入、全面研讨后,相信跨朝代的更长时段的研究,势在必行。避开所谓“唐宋变革”等宏观理论,当有利于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先入为主。不过实际上,唐史学者也在“信息渠道”议题下已有相关成果问世,如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载《文史》2008年第1期,第119~148页。
(1)几年前,有学者指出,有关历史事件的研究,应该注重“事件路径”的探讨,参阅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制度史的研究,其中之“制度路径”或“制度运作之过程”,自然也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
(1)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99~103页。
(2)如属于“祖宗之法”范畴的“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召和气”的思想,参阅该书第80页、第187页。
(3)在该书正文第169页也提到“研究者所需要的,首先是心中的一份疑问、一份警觉,而不是某种具体的解答”。这种面对一些问题时不径直解答,而旋即消解问题本身的做法也许也正是其自身警觉的一种表现。
(1)参阅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字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载《历史教学》2006年第5期,第11页。但学界仍有不少声音极力倡导“回到傅斯年”,强调减少外来各种理论方法渗入到传统中国的研究之中,以厘清中西传统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保持中国传统之固有个性,参阅谢泳《回到傅斯年》,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第151~153页。并梁子民、毕文昌的讨论,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26日。
(2)包伟民也提出,应该“将目前大陆史学界所存在的传统的名物制度考释、与天马行空式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两张皮'若即若离地并存的现象,引导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真正使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体系”。参见包伟民《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104~114页。
(3)在探析语源的基础上还应该从语汇透视时代之风貌变迁,如在《“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一文最后部分中,邓小南先生提到“贴近地阅读宋代官员考察的现实记录,总会感觉有一些前代尚不多见的关键性语词集中而大量地涌现。‘访闻'、‘体量'等说法从偶见到常行,让我们注意到新做法、新规程的出现与成型”(第160页),即是在深入剖析语汇在具体语境中的内在含义后,力图从中揭示出时代之“世变”。
(1)或可说,在网络化的今天,穷举已有史料已不是难事,但是,这更要求学者探究史料的内涵,而不是一味铺成史料。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宋史领域没有足以冲击既往研究体系的新材料出现”,所以,论集中史料运用更强调对已有史料的深度发掘,力图“榨干”每一条史料中蕴涵的所有信息,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参阅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50~54页;并其《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8~135页。
(1)窃以为,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和运行,是各种力量和因素综合交融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各种政治制度、信息渠道,抑或是祖宗之法等政治、制度抑或是社会文化问题,主编者对于政治文化领域知识背景的驾驭,确实令我们叹为观止。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往往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是过去一段时期学者们耳熟能详的认识。事实上,政治文化的发展运行,绝对是离不开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的。在这里,我们似乎很少捕捉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的互动。
(1)不过,这固然令人称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如简单套用议题或模式,进行浅层次的填充式的写作,在研究方法既定的情况下,议题设定和论述便可能出现的雷同等。
(2)努力超越宋人识见的局限,应该说是每一位宋史学者的追求目标之一。邓小南即曾言:“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其因循保守;批评宋代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迭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这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之《序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类似说法还有“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见其《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18~24页。
(1)类似的“点明”之处,在该论集中尚多,如“稳定压倒一切”(《前言》,第13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52页),“以档落实档”(第80页),“鸵鸟政策”(第89页),“人脉”(第157页),“灰色收入”(第408页)等。这一做法,尽管有利于阅读者的思考,但须谨慎使用,模拟需准确,毕竟古今语境差异很大,否则,恐难免有消解历史本身意涵之虞。
(1)分别见《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50~54页;《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8~135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18~24页;《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99~103页。
(1)《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146页,所发表之关于《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的笔谈,则展现了有关“信息渠道”的最新集体式研究。此外,在本书出版稍前,即2008年7月30~31日,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云南大学举行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联合组织了“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学术论坛。相关情况,可以参看王化雨《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论坛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0期,第22~24页。
(2)本论集之中还有其他一些疏误缺失和可商榷之笔,参见前揭王化雨之书评,本文不再涉及。
(1)已有研究,可补某些表述和背景知识之不足,如第170页,有关曲端案,李蔚发表有《略论曲端》(载《兰州大学学报》1981第1期),李贵录发表有《“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第155页,有关宋朝“灾伤检放”,陈明光发表有《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41页,王曾瑜的《赵鼎和李光》(载《文史》第42辑,1997年)可资参考。第166页,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的精彩解读;第450页,有关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的劝农文,梁庚尧《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7年),举证较多,相关问题已有揭示,论述较为深入,可更多参考。第447页,表述中有保正等乡役宣讲官府律令乃其职责所在。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未看到宋廷责令保正等乡役宣讲官府律令的具体条文,不知作者何据。第157页,“延访父老”,只是提出问题点,并未展开论证,殊觉缺憾。
(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文前后发表时间跨度较大,且主要是同一主题,所以,这五篇文章交叉较大,有不少重复,一些史料也是反复的使用。统而观之,也许当更好全面把握。另外,有论者指出,该书“唐宋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还显得很不充分”,见王化雨书评,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523页)。不过,主编者在《前言》中业已指出:“我们无意于在此讨论唐宋之间的过渡或转型,而是希望通过有限的追溯,提醒同仁们注意宋代社会状况、制度运作与中唐以来走势的关联”。于此,可以看出,主编者并不是不注意唐宋的对话与连续,而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毕竟“关于宋代的信息渠道问题,其基本轮廓尚在不断拓清的过程中”(《前言》,第16页)。在对宋代信息渠道深入、全面研讨后,相信跨朝代的更长时段的研究,势在必行。避开所谓“唐宋变革”等宏观理论,当有利于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先入为主。不过实际上,唐史学者也在“信息渠道”议题下已有相关成果问世,如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载《文史》2008年第1期,第119~148页。
(1)几年前,有学者指出,有关历史事件的研究,应该注重“事件路径”的探讨,参阅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制度史的研究,其中之“制度路径”或“制度运作之过程”,自然也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
(1)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99~103页。
(2)如属于“祖宗之法”范畴的“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召和气”的思想,参阅该书第80页、第187页。
(3)在该书正文第169页也提到“研究者所需要的,首先是心中的一份疑问、一份警觉,而不是某种具体的解答”。这种面对一些问题时不径直解答,而旋即消解问题本身的做法也许也正是其自身警觉的一种表现。
(1)参阅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字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载《历史教学》2006年第5期,第11页。但学界仍有不少声音极力倡导“回到傅斯年”,强调减少外来各种理论方法渗入到传统中国的研究之中,以厘清中西传统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保持中国传统之固有个性,参阅谢泳《回到傅斯年》,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第151~153页。并梁子民、毕文昌的讨论,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26日。
(2)包伟民也提出,应该“将目前大陆史学界所存在的传统的名物制度考释、与天马行空式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两张皮'若即若离地并存的现象,引导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真正使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体系”。参见包伟民《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104~114页。
(3)在探析语源的基础上还应该从语汇透视时代之风貌变迁,如在《“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一文最后部分中,邓小南先生提到“贴近地阅读宋代官员考察的现实记录,总会感觉有一些前代尚不多见的关键性语词集中而大量地涌现。‘访闻'、‘体量'等说法从偶见到常行,让我们注意到新做法、新规程的出现与成型”(第160页),即是在深入剖析语汇在具体语境中的内在含义后,力图从中揭示出时代之“世变”。
(1)或可说,在网络化的今天,穷举已有史料已不是难事,但是,这更要求学者探究史料的内涵,而不是一味铺成史料。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宋史领域没有足以冲击既往研究体系的新材料出现”,所以,论集中史料运用更强调对已有史料的深度发掘,力图“榨干”每一条史料中蕴涵的所有信息,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参阅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50~54页;并其《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8~135页。
(1)窃以为,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和运行,是各种力量和因素综合交融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各种政治制度、信息渠道,抑或是祖宗之法等政治、制度抑或是社会文化问题,主编者对于政治文化领域知识背景的驾驭,确实令我们叹为观止。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往往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是过去一段时期学者们耳熟能详的认识。事实上,政治文化的发展运行,绝对是离不开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的。在这里,我们似乎很少捕捉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的互动。
(1)不过,这固然令人称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如简单套用议题或模式,进行浅层次的填充式的写作,在研究方法既定的情况下,议题设定和论述便可能出现的雷同等。
(2)努力超越宋人识见的局限,应该说是每一位宋史学者的追求目标之一。邓小南即曾言:“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其因循保守;批评宋代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迭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这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之《序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类似说法还有“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见其《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18~24页。
(1)类似的“点明”之处,在该论集中尚多,如“稳定压倒一切”(《前言》,第13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52页),“以档落实档”(第80页),“鸵鸟政策”(第89页),“人脉”(第157页),“灰色收入”(第408页)等。这一做法,尽管有利于阅读者的思考,但须谨慎使用,模拟需准确,毕竟古今语境差异很大,否则,恐难免有消解历史本身意涵之虞。
(1)分别见《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50~54页;《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8~135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18~24页;《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99~103页。
(1)《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146页,所发表之关于《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的笔谈,则展现了有关“信息渠道”的最新集体式研究。此外,在本书出版稍前,即2008年7月30~31日,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云南大学举行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联合组织了“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学术论坛。相关情况,可以参看王化雨《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论坛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0期,第22~24页。
(2)本论集之中还有其他一些疏误缺失和可商榷之笔,参见前揭王化雨之书评,本文不再涉及。
(1)已有研究,可补某些表述和背景知识之不足,如第170页,有关曲端案,李蔚发表有《略论曲端》(载《兰州大学学报》1981第1期),李贵录发表有《“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第155页,有关宋朝“灾伤检放”,陈明光发表有《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41页,王曾瑜的《赵鼎和李光》(载《文史》第42辑,1997年)可资参考。第166页,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的精彩解读;第450页,有关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的劝农文,梁庚尧《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7年),举证较多,相关问题已有揭示,论述较为深入,可更多参考。第447页,表述中有保正等乡役宣讲官府律令乃其职责所在。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未看到宋廷责令保正等乡役宣讲官府律令的具体条文,不知作者何据。第157页,“延访父老”,只是提出问题点,并未展开论证,殊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