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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前弘期“顿渐之诤”辩论形式“书信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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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作者:孙悟湖
  • 年:2016
  • 作者机构: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 会议召开时间:2016-04-01
  • 会议录名称:宗教与民族(第十辑)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B946.6
  • 学会代码:SODJ
  • 学会名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 页数:8
  • 文件大小:365k
  • 原文格式:O
摘要
<正>关于"顿渐之诤",至今有很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有学者认为,所谓的辩论只是书信往来,没有发生面对面的辩论,更有甚者,认为这一段历史都是后人人为建构的。~②这一观点,是切中肯綮,还是有失公允;是符合史实,还是大谬不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藏汉两种史料再进行深入分析、梳理、比对、考证,才能明其枢机,得其旨归。
引文
(2)张广达在《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学林漫录》,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认为,辩论是通过三次书信来进行的。沈卫荣在其《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中认为:“《顿悟大乘正理泱》所说的僧诤,实际上不是面对面的论争,而是双方纸上谈兵。”(《新史学》2005年第16卷第一期)Sven Breffeld和Berne在The Great Debate of bsam yas中提出,桑耶寺僧诤被后来的藏传佛教学者建构成一个传统神话(The Great Debate of bsam yas—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Tibetan Buddhist Myth,Asiatische Studien,LⅧ,2004,pp.15-56)沈卫荣在其《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中认为“顿渐之诤”的历史是被后人有意识创造出来的。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之传统多半是一种由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学者们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传统。(《新史学》2005年第16卷第一期),许名银在其《西藏佛教史》(台北:佛哲书舍,2006年版第37页。)中提出摩诃衍入藏引发的“顿渐之诤”是未曾有的事。
    (1)沈卫荣在其《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中认为:“《顿悟大乘正理泱》中所记载的僧诤之结局和过程都与sBa/dBa'bzhed中的记载完全不同。鉴于作者之顿门派立场,我们无法据此而全盘推翻sBa/dBa'bzhed的记载,但观察这两种记载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事件之真相的认识。《顿悟大乘正理决》所说的僧诤,实际上不是面对面的论争,而是双方纸上谈兵。”(《新史学》2005年第16卷第一期)。
    (2)莲花戒:《修道次第》,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卷64,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藏文版。
    (1)如《修道次第后篇》中说:“瑜伽行者采用无忆念、无作意的方式即可进入无分别智的境界,此不应理。如果没有正思维,则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法不可能做到不忆念、不作意。~如果有人认为:当我想‘我现在不忆念这些法,不思议这些法而如是修持之时,我就在修持不思议、不作意之法'。此即大错特错。事实上,‘我不忆念,我不作意'本身就在‘强烈地忆念,强烈地作意'”。莲花戒:《修道次第后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卷64,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藏文版,第173页。
    (2)《顿悟大乘正理诀》中所载答问,多贯穿上述观点,其中提到较多的则是寂心离妄、无思无观等。这也是渐门派所执把柄处。如“但离心妄想,则诸佛如来法身,不思智慧,自然显现”、“但离心想妄想,既卅七道品自然具足,一切功德亦皆圆备”、“若离妄想,大智本自然成就”、“一切众生缘有妄想分别,取着生不生妄想,是故流浪生死,若能不取着生不生妄想,便得解脱”、“返照心源,看心想若动,有无净不净、空不空等,尽皆不思不观,不思者亦不思。故《净名经》中说,不观是菩提。”、“有药名阿伽陀,若有众生服者,治一切病。药喻无思、无观。”、“是故总不思维,一切三毒烦恼妄想习气,一时总得解脱。”、“修六波罗蜜时,于一切法,无思无观,三业清净”。
    (3)巴·赛囊:《巴协》,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巴协》还有其他详、中、略等不同版本。
    (1)沈卫荣在其《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中说:“sBa/dBa'bzhed中所记录的那场面对面的辩论是否整个就是作者以《修习次第》为根据虚构、演绎出来的呢?显然,我们有理由推测,sBa/dBa'bzhed中有关“吐蕃僧诤”的说法很可能就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其根据是:“依据敦煌藏、汉文文献对‘吐蕃僧诤'这一事件的重构已经表明,实际的故事与后世的表述(representation)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今天,人们甚至对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僧诤都有怀疑,因为很难想象和尚摩诃衍和莲花戒真的可以像后世藏文历史文献中所表述的那样,就如此深妙的佛法精义作面对面的辩论。对辩论的结果,藏、汉文文献亦各执一是。”
    (2)但是在沈卫荣这里,建构变成了虚构。参见前注。
    (3)如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召集的清通观道士斌与融觉寺僧人县无最关于佛、道二教先后的辩论,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敕召沙门与道士的辩论,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召集百官、道士、沙门、名儒2000余人,关于儒、释、道孰先孰后的辩论,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召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三教先后的辩论,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召集沙门道士关于“老子化胡说”的辩论,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杨宏率道士、儒生人智藏寺与佛教关于《道德经》中“有物混成”是成于一还是成于异的论辩,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诏僧道入合璧宫进行关于道生善恶的辩论,高宗在位时,经常召集僧道辩论,前后有七八次之多,基本上道士负多胜少,一说每次均败北。唐高宗显庆五年(660),高宗敕召沙门静泰、道方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论。以上文献引自于http://lt.cjdby.net/thread-1067352-1-1.html。
    (1)如止贡巴·玖旦贡布的《止贡巴·玖旦贡布四十教言》中记载:赤松德赞时期,莲花生大师等翻译家、班智达和长者桂等喜欢佛法的大臣坐在右排座,辛占巴南卡、琼布东则等苯教徒和昂·达惹鲁贡等喜欢苯教者坐在左排座,由国王主持进行辩论,结果使佛教一方胜出。《正法唯一意趣大疏·光明智慧明灯论》,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第203-314页。又如《韦协》一书中载:“其后,佛苯争辩。猪年双方会集于素普江布采王宫。佛门辩人为堪布寂护、娘·夏米果恰、尚·杰涅桑、尚钦·美列、尼·达赞董斯、森果·拉隆斯、孜玛玛等人。苯波辩人为达热路恭、大审计官琼波·吞粗、大茹本官琼波·慈泰和侍寝官佐门杂热等。双方不斗法术,只论教理。佛法教义显得贤善而广博、精湛而深奥,而苯波辞穷理屈,使来自彭域苯教齐派的众辩者,各个犹如被驯服的‘鬼怪'一般。于是[赞普下谕],往后不准奉行苯波,不得以杀害众多牛马及动物来制作随葬品。”(巴桑旺堆:《〈韦协〉译注(二)》,《中国藏学》2011年第2期)。
    (2)“‘请与小乘论议,商榷是非'、‘责其问目,对相诘难'、‘搜索经义,屡奏问目'”就是张广达先生“书信论”的依据之一。见《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学林漫录》,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1)《顿悟大乘正理诀》中回答对手提问所引经典原文并非完全照搬、毫厘不差,而是多有“错漏”,其中固然有翻译版本之原因,但主观性“错漏”也有很多。如十二部经,准《楞伽经》云:“大慧,应随顺义,莫看言说。”引自《大正新修大藏经》第672号,第2卷,第599页,亦可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670号,第1卷,第489页、第671号,第3卷,第529页,但与原经文都有出入。原文为“莫著言说”。又《涅槃经》云:“闻佛不说法者,是人具足多闻。”与原经文也有出入。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74号,第26卷,第520页、第375号,第24卷,第764页。又《思益经》云:“……承事无空过者,……若是菩萨,出过一切诸行,则得授记。”。“承事无空过者”引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35号,第750-751页。“若是菩萨”,原文为“若诸菩萨”。《金刚经》云:“若了达诸法,观了然后不观者,是智慧。若具修一切善已,然后无修,为化众生。”此引文不见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思益经》第二云:“梵天白佛言:‘菩萨以何行,诸佛授记?'佛言:‘若菩萨不行生法,……不行知,不行得,若菩萨如是行者,诸佛则授记。'”该引文与原文也有出入。《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卷第三:“尔时胜思惟梵天白佛言。世尊。菩萨以何行故。得为诸佛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佛言梵天。若菩萨不行生法不行灭法。……不行知。不行得。梵天。若萨如是行者。诸佛则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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