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西铭》与儒家宗法共同体的想象性构建——以“亲亲尊尊”的礼秩原则为视角
详细信息 查看官网全文
摘要
程朱的"理一分殊"说在张载《西铭》的解释史上占据主流地位。在宋代"礼学理学化"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解释过分强调其中包含的理学意味,而忽视了张载更为突出的礼学家身份。从"亲亲尊尊"的儒家礼秩原则重新审视《西铭》,不难发现张载在其中想象性构建的儒家宗法共同体,包含着他试图以"亲亲之仁"松动宋代君权独尊的"尊尊之义"的思想努力。重新讨论《西铭》的这种礼学意义,不仅可以勾连明清学者复兴礼学的实践在宋代的思想史线索,而且由此可以在更大意义上为重省宋代思想史提供一种参考性的反思视点。
引文
(1)[宋]张载:《张子语录》,《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13页。
(2)《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黄百家有如下案语:“先生尝铭其书室之两牖,东日《贬愚》,西日《订顽》。伊川日:‘是起争端,不若日《东铭》,《西铭》。'”关于伊川改名的原因,鲜有学者深入讨论。近代学者缪篆在《读张横渠〈东铭〉与〈西铭〉》(《新民月刊》1935年第2期)一文中有非常精到的分析:“此文题目横渠原用《订顽》,程伊川日,是起争端,不若日《西铭》,阅者须知争端二字中含有‘儒释之争'意义在内。”在他看来,“横渠辟佛家‘无我'之说,以‘无我'为‘顽空',故此文命名为《订顽》,订之云者,指彼说未为圆满,未为标准,较订之,订正之。”
(3)胡元玲:《张载易学与道学:以《横渠易说〉及〈正蒙〉为主之探讨》附录二《〈正蒙〉注本考》,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245—252页。
(1)《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39页,
(2)《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7页。
(3)[宋]杨时:《龟山集·寄伊川先生》卷16,《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别集类(989—1004)》,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页。
(1)[宋]程颐:《二程集·答杨时论西铭书》,第609页。
(2)[宋]杨时:《龟山集·答伊川先生》卷16,第8页。
(3)二程的主要批评意见如下:“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又语及太虚,日:‘亦无太虚。'遂指虚日:‘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21、66,119页)“或谓‘唯太虚为虚',子日:‘无非理也,唯理为实。'或日:‘莫大于太虚。'日:‘有形则有小大,太虚何小大之可言。'”(《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二程集》,第1169页)
(1)钱穆:《〈正蒙〉大意发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2)[宋]杨时:《龟山集·答伊川先生》卷16,第8页。
(3)近人在论及这场论辩时,很少赞同杨时的这种论调,只有劳思光对此表示认同。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做出这样的评述:“今观《西铭》原文,则确有此病;盖横渠立言一向粗疏,此铭强调万物一体,遂不及交代‘分殊'一面。伊川虽能为张氏辩,不能为此铭辩。张氏之人生态度,应如伊川所说,并非不重‘分殊'者,然此铭未论‘分殊'之义,则是事实。”(劳思光:《中国哲学史新编》(卷3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不过,劳思光的这一辩护并不彻底,因为他仅仅解释了“理一分殊”的问题,并没有对杨时批评《西铭》的“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和“无亲亲之杀”进一步做出具体说明。
(4)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黎昕《杨时“理一分殊”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98“张子之书一”集中收录了朱熹以“理一分殊”说讨论《西铭》的语段。
(2)[宋]林栗:《晦庵先生文公文集·西铭说》卷71,《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9页。
(1)[宋]朱熹:《晦庵先生文公文集·记林黄中辨易、西铭》卷71,《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08页。
(2)钱穆:《〈正蒙〉大意发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5,第108页。
(3)[宋]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第21页。
(1)[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上》,《张载集》,第311页。
(2)钱穆:《〈正蒙〉大意发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5,第108页。
(1)[宋]司马光:《司马光论谥书》,《张载集·附录》,第387页。
(2)《宋元学案》中称张载的学问“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而在《宋史·张载传》中亦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这样的论述大抵沿袭了司马光的基本判断。在此之后,明清学者多有讨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周启荣在《中华帝国晚期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The Rise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 and Line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一书中,论及张载礼学思想对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启发。基于他的这一研究,吕妙芬在《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吕妙芬主页”〈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61&mid=16&tmid=2〉)一文中,更为详细地梳理了明清时代批判程朱理学、复兴张载礼学思想的历史思潮。
(3)[宋]张载著,[清]王夫之注:《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4)可惜张载的这些礼学著作已经散佚,对此的文献考述可参见魏涛的《张载“以礼为教”思想渊源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
(1)[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第326—327页。
(2)参见陈政扬《张载哲学中的“理”与“礼”》,《高雄师大学报》2005年第18期。
(3)张岱年很早就指出,“张载并没有把‘理'作为他的学说的中心观念”(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1977),《张载集》,第14页)。新近的研究者林乐昌在其张载礼学研究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并没有进一步将之与二程的论述进行比较。具体可参见他的《张载礼学论纲》(《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和《张载礼学三论》(《唐都学刊》2009年第3期)两文。
(4)[宋]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第1195页。
(5)参见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中山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1)近代学者缪篆在《读张横渠〈东铭〉与〈西铭〉》(《新民月刊》1935年第2期)一文中对《西铭》和《孝经》进行了精彩的对勘式解读。可惜,这一研究很少被后来的研究者注意到,甚至最近吕妙芬在其讨论《孝经》与《西铭》关系的重要研究中亦未有参引。(参见吕妙芬:《〈西铭)为〈孝经〉之正传?——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8年第33期)
(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2页。
(3)[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6页。
(1)吕妙芬:《〈西铭〉为〈孝经〉之正传?——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8年第33期。
(2)何炳棣:《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说起》,《哲学研究》1998年第12期。
(3)钱航:《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宋]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第258—259页。
(1)[宋]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第259页。
(2)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35页。
(3)[英]斯金纳著:《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见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卷10,《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
(2)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卷10,《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页。
(1)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2)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3)“依时互动”是张寿安在讨论“亲亲尊尊”两种观念在秦以后的关系状态时所做的概括。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88页。
(4)对于这一时期亲尊冲突与论辩的梳理,可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98 104页。
(1)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105页。
(2)[清]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张载集·附录》,第396页。
(1)[宋]张载:《正蒙·乐器篇》,《张载集》,第58页。
(2)在新近的研究者中,夏可君注意到了《西铭》的这一特征,他将之称为“来源于‘孝'所发端的‘亲—亲'感通性”。遗憾的是,他只是在文本细读中点到为止,并没有将之放在宋代礼秩的更大语境中做更深入的分析。具体论述可参见夏可君:《〈西铭〉之传释与注释》,《〈论语〉讲习录》,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86301页。
(3)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1977),《张载集》,第5页。
(1)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36页。
(1)[宋]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8,第241页。
(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08,第2680页。
(3)[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7,第2495页。
(4)具体论述可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理与物》第1章第5、6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2—259页)。
(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221页。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230页。
(2)相关的文献包括《宋史·张载传》《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献公张横渠先生载》等。
(3)[宋]吕大临:《张载集·横渠先生行状》,第384—385页。
(4)“古不必验”一段即程颐所说的“古不必验,今之所患,止患不得为,不患不能为”(《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第13页)。
(5)[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7,第2495—2496页。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第253页。
(2)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第2—5章。
(2)《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黄百家有如下案语:“先生尝铭其书室之两牖,东日《贬愚》,西日《订顽》。伊川日:‘是起争端,不若日《东铭》,《西铭》。'”关于伊川改名的原因,鲜有学者深入讨论。近代学者缪篆在《读张横渠〈东铭〉与〈西铭〉》(《新民月刊》1935年第2期)一文中有非常精到的分析:“此文题目横渠原用《订顽》,程伊川日,是起争端,不若日《西铭》,阅者须知争端二字中含有‘儒释之争'意义在内。”在他看来,“横渠辟佛家‘无我'之说,以‘无我'为‘顽空',故此文命名为《订顽》,订之云者,指彼说未为圆满,未为标准,较订之,订正之。”
(3)胡元玲:《张载易学与道学:以《横渠易说〉及〈正蒙〉为主之探讨》附录二《〈正蒙〉注本考》,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245—252页。
(1)《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39页,
(2)《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7页。
(3)[宋]杨时:《龟山集·寄伊川先生》卷16,《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别集类(989—1004)》,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页。
(1)[宋]程颐:《二程集·答杨时论西铭书》,第609页。
(2)[宋]杨时:《龟山集·答伊川先生》卷16,第8页。
(3)二程的主要批评意见如下:“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又语及太虚,日:‘亦无太虚。'遂指虚日:‘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21、66,119页)“或谓‘唯太虚为虚',子日:‘无非理也,唯理为实。'或日:‘莫大于太虚。'日:‘有形则有小大,太虚何小大之可言。'”(《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二程集》,第1169页)
(1)钱穆:《〈正蒙〉大意发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2)[宋]杨时:《龟山集·答伊川先生》卷16,第8页。
(3)近人在论及这场论辩时,很少赞同杨时的这种论调,只有劳思光对此表示认同。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做出这样的评述:“今观《西铭》原文,则确有此病;盖横渠立言一向粗疏,此铭强调万物一体,遂不及交代‘分殊'一面。伊川虽能为张氏辩,不能为此铭辩。张氏之人生态度,应如伊川所说,并非不重‘分殊'者,然此铭未论‘分殊'之义,则是事实。”(劳思光:《中国哲学史新编》(卷3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不过,劳思光的这一辩护并不彻底,因为他仅仅解释了“理一分殊”的问题,并没有对杨时批评《西铭》的“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和“无亲亲之杀”进一步做出具体说明。
(4)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黎昕《杨时“理一分殊”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98“张子之书一”集中收录了朱熹以“理一分殊”说讨论《西铭》的语段。
(2)[宋]林栗:《晦庵先生文公文集·西铭说》卷71,《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9页。
(1)[宋]朱熹:《晦庵先生文公文集·记林黄中辨易、西铭》卷71,《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08页。
(2)钱穆:《〈正蒙〉大意发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5,第108页。
(3)[宋]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第21页。
(1)[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上》,《张载集》,第311页。
(2)钱穆:《〈正蒙〉大意发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5,第108页。
(1)[宋]司马光:《司马光论谥书》,《张载集·附录》,第387页。
(2)《宋元学案》中称张载的学问“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而在《宋史·张载传》中亦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这样的论述大抵沿袭了司马光的基本判断。在此之后,明清学者多有讨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周启荣在《中华帝国晚期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The Rise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 and Line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一书中,论及张载礼学思想对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启发。基于他的这一研究,吕妙芬在《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吕妙芬主页”〈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61&mid=16&tmid=2〉)一文中,更为详细地梳理了明清时代批判程朱理学、复兴张载礼学思想的历史思潮。
(3)[宋]张载著,[清]王夫之注:《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4)可惜张载的这些礼学著作已经散佚,对此的文献考述可参见魏涛的《张载“以礼为教”思想渊源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
(1)[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第326—327页。
(2)参见陈政扬《张载哲学中的“理”与“礼”》,《高雄师大学报》2005年第18期。
(3)张岱年很早就指出,“张载并没有把‘理'作为他的学说的中心观念”(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1977),《张载集》,第14页)。新近的研究者林乐昌在其张载礼学研究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并没有进一步将之与二程的论述进行比较。具体可参见他的《张载礼学论纲》(《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和《张载礼学三论》(《唐都学刊》2009年第3期)两文。
(4)[宋]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第1195页。
(5)参见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中山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1)近代学者缪篆在《读张横渠〈东铭〉与〈西铭〉》(《新民月刊》1935年第2期)一文中对《西铭》和《孝经》进行了精彩的对勘式解读。可惜,这一研究很少被后来的研究者注意到,甚至最近吕妙芬在其讨论《孝经》与《西铭》关系的重要研究中亦未有参引。(参见吕妙芬:《〈西铭)为〈孝经〉之正传?——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8年第33期)
(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2页。
(3)[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6页。
(1)吕妙芬:《〈西铭〉为〈孝经〉之正传?——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8年第33期。
(2)何炳棣:《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说起》,《哲学研究》1998年第12期。
(3)钱航:《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宋]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第258—259页。
(1)[宋]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第259页。
(2)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35页。
(3)[英]斯金纳著:《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见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卷10,《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
(2)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卷10,《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页。
(1)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2)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3)“依时互动”是张寿安在讨论“亲亲尊尊”两种观念在秦以后的关系状态时所做的概括。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88页。
(4)对于这一时期亲尊冲突与论辩的梳理,可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98 104页。
(1)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105页。
(2)[清]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张载集·附录》,第396页。
(1)[宋]张载:《正蒙·乐器篇》,《张载集》,第58页。
(2)在新近的研究者中,夏可君注意到了《西铭》的这一特征,他将之称为“来源于‘孝'所发端的‘亲—亲'感通性”。遗憾的是,他只是在文本细读中点到为止,并没有将之放在宋代礼秩的更大语境中做更深入的分析。具体论述可参见夏可君:《〈西铭〉之传释与注释》,《〈论语〉讲习录》,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86301页。
(3)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1977),《张载集》,第5页。
(1)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36页。
(1)[宋]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8,第241页。
(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08,第2680页。
(3)[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7,第2495页。
(4)具体论述可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理与物》第1章第5、6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2—259页)。
(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221页。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230页。
(2)相关的文献包括《宋史·张载传》《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献公张横渠先生载》等。
(3)[宋]吕大临:《张载集·横渠先生行状》,第384—385页。
(4)“古不必验”一段即程颐所说的“古不必验,今之所患,止患不得为,不患不能为”(《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第13页)。
(5)[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7,第2495—2496页。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第253页。
(2)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第2—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