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概念、范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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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初以来,宋代基层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推动宋代基层社会,尤其是基层治理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本文对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范式作了仔细梳理,进而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作了深刻反思。
引文
(1)参见苗书梅《宋代地方政府制度史研究述评》,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7 138页。
(1)乡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从秦汉至唐代,乡主要是作为联户组织存在,没有固定的区域,谈不上行政区划,直到宋代,乡才完全演变成地域性的管理组织,开始有了明确且稳定的地域范围和界线,开始向正式的行政区划演进。参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辑,第121—148页。
(2)王棣;《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页。
(3)谢深甫等纂:《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本,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页。
(4)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7页。
(5)如宋太宗时规定入中粮草,“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九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7页。
(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5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页。
(2)《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本,第1册,第626页。
(1)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91—92页。
(2)参见王曾瑜《宋朝的贡士——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8—21页。
(3)林文勋等:《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王华艳、范立舟:《南宋的非政府势力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93页。
(2)[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页。
(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3)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1)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1页。
(2)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台湾《“中国”史学》第十二卷,第65—93页。
(1)桂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当性危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第68页。
(1)Robert Hymes(韩明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转引自包伟民《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23页。
(2)参见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4页。
(3)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以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嬗变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6页。
(1)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译者说明,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谷川道雄:《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2,中华书局1993年版。
(2)参见[日]丹桥二《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史林》2005年第4期,第11—22页。
(3)参见[日]柳田节子《乡村制の展开》,载《宋元乡村制の研究》,日本创文社1986年版,第395 404页。
(4)#12
(5)[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2)参见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宋史研究》,《光明日日报》2000年11月3日。
(3)参见[日]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の形成过程》,见氏著《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日本京都同朋舍1990年版,第43—45页。
(4)[日]柳田节子:《乡村制の展开》,载《宋元乡村制の研究》,日本创文社1986年版,第395--404页。
(5)参见[日]伊藤正彦《宋元乡村社会史论:明初里甲制体制の形成过程》,日本汲古书院2010年版。
(1)赵世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70页。
(2)参见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0—117页。
(3)参见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3—17页。
(1)参见包伟民《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第23页。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由于时代的叠加关系,相比于唐以前,宋代遗存更加接近于地表,加之宋书皆为纸制,因此,宋代即使有史书埋藏于地下,也会基本腐烂,像浙江武义徐谓礼文书的发现只能是极个别现象。
(1)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332页。
(2)参见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20—22页。包伟民:《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26 27页;《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9-22页。
(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页。
(4)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著,周肇威译;《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1)乡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从秦汉至唐代,乡主要是作为联户组织存在,没有固定的区域,谈不上行政区划,直到宋代,乡才完全演变成地域性的管理组织,开始有了明确且稳定的地域范围和界线,开始向正式的行政区划演进。参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辑,第121—148页。
(2)王棣;《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页。
(3)谢深甫等纂:《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本,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页。
(4)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7页。
(5)如宋太宗时规定入中粮草,“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九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7页。
(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5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页。
(2)《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本,第1册,第626页。
(1)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91—92页。
(2)参见王曾瑜《宋朝的贡士——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8—21页。
(3)林文勋等:《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王华艳、范立舟:《南宋的非政府势力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93页。
(2)[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页。
(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3)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1)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1页。
(2)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台湾《“中国”史学》第十二卷,第65—93页。
(1)桂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当性危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第68页。
(1)Robert Hymes(韩明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转引自包伟民《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23页。
(2)参见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4页。
(3)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以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嬗变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6页。
(1)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译者说明,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谷川道雄:《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2,中华书局1993年版。
(2)参见[日]丹桥二《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史林》2005年第4期,第11—22页。
(3)参见[日]柳田节子《乡村制の展开》,载《宋元乡村制の研究》,日本创文社1986年版,第395 404页。
(4)#12
(5)[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2)参见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宋史研究》,《光明日日报》2000年11月3日。
(3)参见[日]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の形成过程》,见氏著《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日本京都同朋舍1990年版,第43—45页。
(4)[日]柳田节子:《乡村制の展开》,载《宋元乡村制の研究》,日本创文社1986年版,第395--404页。
(5)参见[日]伊藤正彦《宋元乡村社会史论:明初里甲制体制の形成过程》,日本汲古书院2010年版。
(1)赵世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70页。
(2)参见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0—117页。
(3)参见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3—17页。
(1)参见包伟民《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第23页。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由于时代的叠加关系,相比于唐以前,宋代遗存更加接近于地表,加之宋书皆为纸制,因此,宋代即使有史书埋藏于地下,也会基本腐烂,像浙江武义徐谓礼文书的发现只能是极个别现象。
(1)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332页。
(2)参见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20—22页。包伟民:《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26 27页;《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9-22页。
(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页。
(4)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著,周肇威译;《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