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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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西夏王陵在唐宋陵寝制度深厚背景的影响下,采纳取舍、兼收并蓄并有所创建衍化。西夏陵寝制度借鉴、融入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北魏、唐宋陵园之规制、因素,既有唐风宋行,又有佛教样式,还颇具自身特色。在物质层面上,西夏陵园形制以唐宋帝陵陵园建筑平面布局为蓝本;在精神层面上,西夏陵园以北魏方山永固陵把佛寺、祠庙共建在陵园的建制理念为依托,输入与糅合传统祠庙建筑的祭祀功能,引进和契合佛教寺塔建筑的纪念碑性,陵园建筑为"陵、庙、寺"于一体,形式和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意境,与之相适应的丧葬习俗,就是集汉俗、佛俗及党项游牧民族自身的葬俗于一身,使汉族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与党项民族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在笼罩着佛教信仰浓厚气氛的帷幕下,中原传统文化与西夏民族文化在陵寝制度方面的叠加和交融。
引文
(1)以西夏陵区3号陵园为切入点,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3号陵在西夏诸陵中规模最大,陵园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其形制和结构最特殊,研究者的基本共识,认为3号陵为西夏建国皇帝元昊陵墓,处西夏陵实际上的祖陵的地位,此后诸陵园的形制布局基本以3号陵为准而变化,大体形成定制,共性较强,3号陵之后诸陵在规模和建筑形制结构上则逊避祖陵(开明十三陵“逊避祖陵”即长陵之先河)。3号陵是西夏陵体系中真正的祖陵。参见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7、89、94页。二是3号陵陵园地面建筑遗址已经过全面的科学发掘。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他相关3号陵考古发掘材料:牛达生、韩子:《银川市西夏陵13号陵园东碑亭遗址》(案:西夏王陵初期调查时,3号陵原编13号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260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牛达生、韩小忙执笔),《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第38-51页;沈自龙:《西夏陵考古又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4日第1版;西夏陵考古队:《西夏陵3号陵园建筑遗址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14日第1版;西夏陵考古队:《西夏陵3号陵园考古再现昔日皇家陵园平面布局》,《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1日第1版;《西夏陵区3号陵园建筑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43页;《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07页;《西夏陵3号陵园月城东墙、陵城角阙及东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319页;《西夏3号陵园月城、陵城墙垣、角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396页;《西夏3号陵园陵城门屋、献殿、陵塔基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398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第25-40页。
(1)[明]王珣修,胡汝砺编纂,范宗兴签注:《弘治宁夏新志》卷8,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285页;[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7,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2)[明]王珣修,胡汝砺编纂,范宗兴签注:《弘治宁夏新志》卷1,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西夏纪事本末》首卷所附《西夏地形图》中“兴庆府”“兴州”左侧标例“西夏祖坟”“木内”(或“大内”)。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十一章《西夏地形图》初探及两幅《西夏地形图》插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57页。李范文先生曾面示:“木内”即“木讷”“木纳”“母纳”“穆讷”“穆纳”“木雅”“弭药”。
(1)关于秦汉陵寝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文博》1987年第1期,第14—17页;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第110—117页下;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第147—150页;李自智:《试论秦始皇陵园布局对后代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第151—157页;尚志儒:《秦陵及其陵寝制度浅论》,《文博》1994年第6期,第7—14页;黄展岳:《秦汉陵寝》,《文物》1998年第4期,第19—27页;徐卫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唐都学刊》2010年第1期,第43—52页;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6期,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刘炜:《西汉陵寝概谈》,《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第65—68页;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第102—109页;时瑞宝:《西汉帝陵与昭穆之序》,《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7),第76—89页;曾青:《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年第1期,第75—78转74页下;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第81—84页;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4期,第41—42页;李毓芳:《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兼谈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第28—35页;雷依群:《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第63—65转49页;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第5期,第51—58页;沈睿文:《西汉帝陵陵地秩序》,《文博》2001年第3期,第17—23页;秦建明、姜宝莲:《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文博》2002年第2期,第31—37页;张卫星:《略论秦代与西汉的陵寝》,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9页;王竹林、赵振华:《东汉南兆域皇陵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4卷,第183—206页;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第70—74页;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第41—48页;刘瑞:《昭穆制度与西汉帝陵排序》,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96页;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考古》2011年第11期,第76—82页。
(1)所见唐陵方面的调查研究主要有: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期,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153页;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第531-538页;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263页;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第64-77转63页;沈睿文:《唐陵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81页;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402页;韩养民:《唐代皇陵风水》,李炳武、黄留珠主编:《唐代历史文化研究》(陕西文史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431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程义:《20世纪关中唐代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310页;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1)[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唐大诏令集》卷11《帝王·遗诏上·神尧遗诏》,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2)参见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第74—80页;沈睿文:《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452页;程义:《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分布及其规律》,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五),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5页。
(3)参见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51页、52页注释23,收入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9页。
(1)郭湖生、戚德耀、李容淦:《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64—577页;付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总13期),第42—51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孙新民、郭培育:《宋仁宗永昭陵上宫考古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14日第1版。
(2)关于宋陵的“上宫”究竟指哪一部分,冯继仁归纳有五种不同见解:1.门阙仪仗说,即南神门以南为上宫;2.献殿说,即献殿为上宫;3.神墙以内说,即围括献殿、陵台的宫城为上宫;4.内篱说,即门阙仪仗与神墙以内共为上宫;5.皇堂说,即地宫为上宫。冯先生认为以上唯第三种意见正确。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1)冯继仁:《巩县宋陵献殿的复原构想》,《文物》1992年第6期,第63—71页;冯继仁:《论阴阳勘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第8期,第55—68页;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243页;孙新民:《试论北宋陵园建制及其特点》,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463页;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第67—82页;陈朝云:《北宋陵寝制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3—77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附二“巩县宋陵陵地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7页。
(1)韩兆民、李志清:《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284页;《西夏陵考察测绘工作概述》,《宁夏社科情报》(内部发行)1990年第2期;牛达生、杜玉冰:《银川西夏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28页;韩小忙:《西夏王陵》(西夏研究丛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程实:《西夏陵又发现陪葬墓》,《历史教学》2000年第5期,第21页;钟侃、钟雅玲:《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西夏王陵的陵墓秩序与陵园分期缺乏可靠的统一认识,问题根源在于现存陵园遗址除7号陵外其他帝陵陵园(陵主)与史载陵号的对应关系不能坐实。关于西夏陵陵墓主人问题的讨论: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一、陵墓主考),氏著文集《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129页,收入《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394页;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韩兆民、李志清:《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326页;杜玉冰:《关于西夏陵的几个问题》,附录于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54页;拙文《关于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遗址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72—77页;拙稿《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考古收获及相关问题》,《中国边政》(台)153期,2001年9月,第31—39页;岳键:《西夏10号帝陵的发现与思考》(论文提要),刊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2页;岳键:《161号陪葬墓应为西夏“10号”帝陵》,《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9—122页;岳键、王亮:《追望西夏》(“中篇”中的相关内容),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3页;岳键:《西夏陵陵主新考》(打印稿,2008年12月);黄震云:《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代兴平公主墓葬考》,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45页;孙昌盛:《西夏六号陵陵主考》,《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第23—33页;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6—87页。
(2)1975年9月,在现编7号陵西碑亭发现西夏文篆体碑额残块,经拼合整理,译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大白上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至懿皇帝”为西夏第五位皇帝嵬名仁孝的谥号,“寿陵”是仁孝的陵号。见《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一、一○一号墓的铜牛和石马;二、二号陵残碑的碑额;三、一号陵和八号陵的人象石座)(吴峰云、李范文、李志清分别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82—84页。
(1)有关西夏陵台的专题论述,韩小忙:《西夏陵台建筑形制探讨》,《宁夏学刊》(内部发行)1991年第1期,第63—65页;马文明:《西夏陵园陵台(灵台)称谓考》,《宁夏文物》(内部发行)1993年总第7期,第47—49页;马文明:《西夏王陵陵台名称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宁夏文史》(内部发行)第十二辑,1996年3月,第1—5页。
(1)李志清:《西夏墓封土形制、施色及置位探讨》,《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330转343页。韩小忙;《西夏陵陪葬墓述略》,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354页;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第37—43页。
(2)韩小忙:《〈天盛律令〉与西夏丧葬习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第17—22页。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钟侃、李志清、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60—70页;另参见孙昌盛《银川市西夏六号陵陵园地面遗迹》,《中国考古学年鉴·200》》,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452—453页。
(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发掘简报》(吴峰云、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71—76页。
(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吴峰云、李范文、杜玉冰发掘清理),《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第38—39转31页。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杜玉冰执笔),《文物》1988年第9期,第57—66转77页;杜玉冰:《银川市西夏陵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2)吴峰云:《西夏陵园及其建筑特点》,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号(总第一期),第27—28页;杜玉冰:《银川市西夏陵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杜玉冰执笔),《文物》1988年第9期,第66页。韩小忙论证认为“该处遗址很可能是宗庙兼陵邑二重性质的建筑”。韩小忙:《西夏王陵》(上编六、陵邑——宗庙遗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8页。
(4)牛达生、贺吉德:《西夏陵三题》,《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9—15转42页,该文收入牛达生著《西夏考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9页;牛达生:《西夏遗迹》(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三、西夏陵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3页;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95—98页。钟侃先生认为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不是西夏皇帝生前经常来顶礼膜拜、焚香诵经的一般王室家庙,而是专为西夏皇陵修建、为葬于皇陵的历代西夏皇帝祈求冥福的皇陵禅院”。钟侃:《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第七章祈求冥福有禅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5)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02页;彭向前:《再论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的性质》,收入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3页。关于西夏圣容寺的文章有,牛达生:《西夏陵没有“圣容寺”》,《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91页;彭向前:《“圣容寺”还是“圣劝寺”》,《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张笑峰:《圣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92—98页;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其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5期,第66—69页。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缸瓷井西夏窑址》(董居安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85—87页,收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559页;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第二章第四节(四),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3页。
(2)李华瑞:《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22—26转101页;李华瑞:《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497—504页;王明荪:《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四、北宋与辽、夏的中国观),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7页。另参考,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89—203页;杨浣:《从交聘仪注之争看西夏的政治地位》,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23页。
(1)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55、57页。
(2)[元]脱脱:《宋史》卷486、列传第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四十册第14028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六册第3641页。
(4)[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另参见李范文《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西夏文是汉文的继承和创新》,《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50页、170-176页。
(1)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第88—92转96页。另,罗康宁:《西夏时期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启迪》,《广东园林》2007年第6期,第12—13页。
(2)参见林黎明、孙忠家编著《中国历代陵寝纪略》(附录一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一览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83页;罗哲文、罗扬:《中国历代帝王陵寝》(附录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简表),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229页;孙中家、林黎明编著:《中国帝王陵寝》(附录一中国帝王陵寝一览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85页。
(1)李毓芳:《西汉陵墓封土渊源与形制》,《文博》1987年第3期,第41页。
(2)相关内容参见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原载《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37页。
(3)西夏继迁“尊号”:“运应法天、神智仁道、广德光孝皇帝”;德明“尊号”:“正净文武集业孝诸□恭敬东南谷关上皇帝”;元昊“尊号”:“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其“城号”是“风角城皇帝”;秉常“尊号”:“成德国主、盛福正民、大明皇帝”,其“城号”是“面壁城皇帝”;乾顺“尊号”:“神功胜禄、传德益民、仁净皇帝”,其“城号”是“白城皇帝;明城皇帝”;仁孝“尊号”:“天力大治、智孝广净、宣德尽忠、永平皇帝;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其“城号”是“珠城皇帝;护城圣德至懿皇帝”。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氏著文集《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9页,收入《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2—351页;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人物考),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5页。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这种带‘城'字的尊号不一定都在死后使用。有的在皇帝死后使用,如西夏帝陵碑刻;有的则是生前就用,如感通塔碑和佛经上使用。所以,这种尊号的含义如何,值得研究。也许,从民族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是可取的。例如,元代皇帝死后,除有一个按汉族历代王朝的习惯所起的庙号外,还必须有一个按蒙语所起的庙号。西夏的皇族也是少数民族,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用法的”。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三章(一、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另参见崔红芬、文志勇《西夏皇帝尊号考略》,《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9—13转43页;崔红芬著:《西夏河西佛教研究》(敦煌学研究文库)第四章第四节(佛经中出现的西夏皇帝和皇后尊号),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44页;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帝、后称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第81—89页。
(1)有关考述参见刘毅著《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二、明代皇陵对于前代陵寝制度的继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361页。
(2)杨宽先生说:“从战国中期国君开始兴建陵墓起,同时就有陵区的设置,往往用两个以上的陵墓排列成一个陵区,这也是用来显示君王‘威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编(十八、陵区的形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这大概是对“陵区制”的最基本阐释。相关专题论文,沈睿文:《唐陵陵区的形成》(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61页;又沈睿文著《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一、四个陵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9页。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选址主要受到地理、风水、政治、礼制等几方面因素的制约。地理因素对于古代帝王陵墓选址的影响,指皇陵要卜选在都城附近。历代陵墓在选址过程中都要考虑到地理环境问题,风水术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比较系统的地理环境选择理论。历代皇陵所采用的风水理念并不完全一致,宋代以后风水术与皇陵卜选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因素对皇陵选址的影响是偶然的,主要指一些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礼制规则对于帝王陵墓选址的影响主要指各陵墓之间尊卑位次关系的制约,特别表现在北宋以后“陵区制”的限制上。参见刘毅《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卜选规则》,周宁、盛嘉主编:《人文国际》第5辑(生态文学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189页。
(1)关于秦陵“坐西向东”说,有专文提出质疑。孙嘉春:《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文博》1994年第6期(第四届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专号),第15-20转35页下。该文从陵区地形地貌、秦陵布局、秦代政治制度、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的法天思想、利于昭穆制度的实施、陵冢高度推断秦陵墓向、以“丽邑”(陵邑)的位置论、以交通形势和地望论等九个方面论证了秦陵“坐南向北”说。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王世和执笔),《文物》1964年第1期,第34—39转48页;张崇德:《唐顺陵营建初探》,《泾渭稽古》总2期,1993年7月,第53—54转39页;权东计、赵荣:《唐顺陵遗址现状与规划营建探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93—96页;赵荣、权东计:《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68—71页。
(2)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第43—45转4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恭陵实测纪要》(徐殿魁、王竹林执笔),《考古》1986年第5期,第458—462页;陈长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32—36页;赵振华、王竹林:《东都唐陵研究》(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44页。
(3)《永乐大典》卷8199、十九庚·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四册第3828页下栏、第3829页。关于《大汉原陵秘葬经》一书的作者和年代,见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第88页,收入氏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又氏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214页。
(1)秦建明、甄广全:《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第1版。
(2)孟凡人先生指出:“西夏陵阙台(乳台)、双碑亭(少数三碑亭)、月城及月城内两侧石像生的配置态势大体如唐乾陵。即西夏陵缩短了阙台至月城间神道的距离,在阙台后置二(或三)碑亭,将唐陵置于乳台后的石像生改置于唐乾陵六十一王宾石像处,又将唐乾陵南神门外双阙变成月城门阙,并在相当于六十一王宾像的外围砌墙,仿瓮城形制营建月城。月城内神道位置及东西两侧配置石像生的态势,亦如乾陵朱雀门前神道两侧六十一王宾像。……西夏陵陵园除陵塔之外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性质和配置状况几乎都与唐陵有关。其中特别是构成西夏陵主要特色的外城、夹城、阙台、双碑亭、月城及月城内石像生的配置形式均脱胎于唐陵。”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1、92页。
(1)西夏王陵6号陵(原编8号陵)经幢发现于灵台(陵塔)前盗坑的底部,计幢身一件,幢座三件。幢身八棱,通高34、每面宽16厘米,上下两端各有一圆形凸榫,径15、长7厘米,以插入石座和承接顶盖,但盖已失。幢身八方棱面分别竖刻“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大势至菩萨摩诃萨”“越三界菩萨摩诃萨”“无边身菩萨摩诃萨”“□上菩萨摩诃萨”“药王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汉文经语。幢座三件,一件完好,两件残损。形制相同。通高22厘米,分二层,下层呈八边形,在一边雕出乌龟头部;上层圆形,周边雕莲瓣,平面中心有一圆孔,孔径17厘米。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钟侃、李志清、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62—63页;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第三章第一节(三),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经幢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法身塔,更确切地说,经幢是糅和了刻经和塔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塔。刘淑芬:《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三分,1997年9月,第643页提要、718页。另可参考阎文儒《石幢》,《文物》1959年第8期,第47—48页;陈明达:《石幢辩》,《文物》1960年第2期,第22—26页;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一分,1996年3月,第145—193页;刘淑芬:《墓幢——经幢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四分,2003年12月,第673—763页。
(1)相应部分内容参见牛达生《西夏陵和西夏鸱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宁夏文史》(内部发行)第二辑,1986年7月,第60—67页;陈育宁、汤晓芳:《西夏官式建筑的文化特点——西夏王陵出土建筑构件之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第24—32页;陈育宁、汤晓芳:《西夏官式建筑再探》,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3页。另参考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文物》1978年第3期,第62—70页;徐伯安、郭黛短:《〈营造法式〉的雕镌制度与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雕刻》,《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科技史文集》第7辑(建筑史专辑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2页。
(2)李范文:《西夏陵出土琉璃建筑材料考释》,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2页,收入《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412页。
(1)关于西夏3号陵陵园的圆形与方形建筑形式结构的概述,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后简称《报告》)第四章(二、夯筑方法与夯土建筑结构),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313页。该《报告》第二章第三节的执笔者杜玉冰先生说:“从阙台、门阙、角阙、献殿和陵塔的建筑形式看,都是圆形建筑,除献殿外,其他建筑都有塔刹的建筑构件,陵塔还可分辨出7层。这些圆形建筑实体,很可能都是塔的形式。再从阙的组成数字看,每侧门阙均是3座,陵城的角阙是由5座和7座组成,都是3、5、7的奇数,奇数为阳数,阳为天,中国自古即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三号陵多以圆形建筑为主,意寓天子之陵。”(《报告》第15页)孟凡人先生认为:西夏3号陵园建筑设计以“天圆地方”为核心理念,“三号陵陵园月城长方形,陵城平面略呈方形,四角台连线为长方形之变体而呈梯形,碑亭基座亦呈方形,‘方形'成为三号陵的基本框架。其次,碑亭方形基座上的亭呈塔式,门阙和角阙平面和立面呈圆形或圆弧形,其上建立体呈圆形的覆钵式塔;献殿台基八角形上建外圆内方形献殿,陵塔呈圆形覆钵式。上述情况表明,三号陵陵园设计在总体上乃是方与圆的结合,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具体言之,陵园主体建筑方形,其上的塔式建筑及门阙、角阙、阙台和角台等辅助建筑为圆形。‘方'代表大地,具静态特征,‘圆'代表天,具向上的动势,两者结合,重在表现长眠于陵宫的陵主灵魂升天的态势”。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8、94—95页。
(2)全锦云:《试论“天圆地方”式建筑的缘起》,《北京文博》1999年第2期,第79—84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王岩、杨焕新、冯承泽执笔),《考古》1988年第3期,第227—230页。相关研究,辛德勇:《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质疑》,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三辑,第149—157页;王岩:《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3年第10期,第949—951页;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第五章第三节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3—424页;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深圳社会科学文库,第4辑)(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213页。
(1)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牛达生:《西夏陵园》,《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104—107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四章(二、西夏帝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186页;吴峰云:《西夏陵园及其建筑特点》,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号(总第一期),第26—31转第9页;汪一鸣、许成:《论西夏京畿的皇家陵园》,《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82—87页;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园制度初探》,载许成《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29页;韩小忙:《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51—57页;朱存世、李芳:《西夏陵六号陵园平面结构及其文化意义》,《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57—60页;夏陵考:《西夏陵形制特点》(蒋忠义执笔),《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7版;牛达生:《闲话西夏陵》,《寻根》2003年第5期,第30—38页;潘静、刘临安:《西夏王陵与北宋皇陵空间结构的比较》,《文博》2006年第1期,第68—71页;岳键、王亮:《追望西夏》(“中篇”中的相关内容),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6页;杨浣、王军辉:《西夏王陵形制综论》,《西夏研究》2010年第3期,第56—61页;张雯:《西夏陵其制度不“仿巩县宋陵而作”》,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9页;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55 95页。
(1)关于西夏陵下宫,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帝陵后面的所谓‘灵台',应是宋陵灵台、下宫、佛寺的结合体,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省去不必要的建筑、土地和日常供奉的人力;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在西夏的崇高地位所决定的。当然,这个建筑是夯土而成,里面是夯实的,实际上不能使用,只能起象征作用而已。”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四章(二、西夏帝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杨宽先生推定西夏帝陵灵台为楼阁式的建筑,“相当于北宋陵园中的下宫,因为北宋陵园的下宫也建筑在陵墓的后面,与上宫(即献殿)建筑在陵墓前是不同的;它属于寝宫性质,是供墓主灵魂生活起居之用的。它和塔的建筑不同,用途也不一样”。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编(二十、西夏陵园的布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孟凡人先生认为,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形制布局与北宋帝陵下宫相似,故遗址的性质很可能即是下宫。也就是说,西夏陵各陵未建下宫,可是在西夏陵基本形成四陵区之后,即在仁宗仁孝七号陵之时或其后不久,则在陵区北端修建了一座为各陵所共用的下宫。下宫的位置虽然与北宋帝陵下宫在上宫西北略有区别,但却与南宋攒宫的下宫在上宫之北较相似(仁宗时与南宋有较多交往)”。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0页。
(1)乌头门是没有屋顶的门。《营造法式》卷六:“乌头门,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榻,三曰阀阅,今呼为‘棂星门'。造乌头门之制……高八尺至二丈二尺,广与高方。若高一丈五尺以上,如减广者不过五分之一……”[宋]李诫撰,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文渊阎《钦定四库全书》)卷6,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条:“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页。
(2)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第二章第二节,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9页。
(1)孟凡人先生在解释西夏陵陵园前区形成独特布局的原因时说:“由于西夏王陵规模较小,所以陵园前区神道和石像生行列不宜过长,其长度必须与陵园和陵城规模保持适度而恰当的比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西夏陵陵园的神道不仅较唐陵神道大为缩短,而且在依循宋陵缩短神道之制时,又较宋陵神道缩短。其次,石像生行列(调查资料估计,西夏陵石像生约30件左右)是缩短神道的最大障碍。为解决这个问题,遂仿唐乾陵六十一王宾像配置形式,将石像生行列分段置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并在其外围护月城。从而改变了宋陵石像生行列拥挤在乳台与南神门同短神道上的状况。此外,石像生行列分段置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之后,从阙台至月城门间神道则过于空旷,所以又仿唐乾陵在乳台(阙台)之后置二碑亭(有的置三碑亭)。上述情况表明,西夏陵前区的独特布局形式,乃是在陵园规模较小、必须较以往帝陵缩短神道的前提下权变的结果。而这种权变又恰有唐乾陵碑亭和六十一王宾像配置模式可以借鉴,因而就形成了将神道按前后相连的两段设计,前段置阙台和碑亭,后段置月城和石像生的独特布局形式。这种布局形式,既达到了神道长度与陵园和陵城规模比例合宜的要求,又使神道空间序列层次疏密结合,错落有致。而神道以月城石像生组群凝重收尾,并与陵城相依,使二者相辅相成,则更增强了神道、月城和陵城应有的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2—93页。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杨正兴执笔),《文物》1960年第4期,第53—60页(墙基长度内容58页)。
(3)关于唐代陵园石刻,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第46—55页;陈长安:《简述帝王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72—77页(文中有唐十八陵、乾陵石刻内容);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91—96页;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第41—44转20页;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第54—56页;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第32—42页。
(1)关于北宋陵园石刻参见杨伯达《古代艺术的瑰宝——巩县宋陵雕刻》,《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第22—26页;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62页;孟凡人:《北宋帝陵石像生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第323—360页。
(2)韩小忙:《西夏陵墓雕塑文物略论》,《“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台)1994年7月(第四卷第三期),第32页,又氏著《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3)韩小忙:《西夏王陵》下编八,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2页;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第三章第一节,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98—101页;拙稿《试论西夏雕像石座》,《华夏考古》2002年第3期,第83—88转109页;杨蕤、董红征:《浅析西夏力士碑座的艺术风格》,《四川文物》2010年第5期(《艺术考古》总第五期),第54—57页。
(1)[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52(第四分之三),《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第二十二册(律部一),第957页下栏。
(2)佛塔中心柱(塔柱、刹柱)下面的“龙窟”是奉藏舍利发爪、经卷佛像及施舍珍宝的处所。这应是西夏陵墓室回避陵塔正下方的原因所在。
(3)西夏陵3号陵在陵塔正前方、盗坑北边缘发现一圆形夯土基址,它北距陵塔6.2米。圆形夯土基址以黄土夯筑,直径5米、残厚0.3米,周边有包砖迹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三章第九节一(四),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这处遗址的性质功用,孟凡人先生认为:“陵塔更重要的是将死去的西夏皇帝比附佛教的‘涅槃'。陵塔前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就是供养象征‘皇帝涅槃'的佛塔并与西夏‘皇室'世俗祭祀活动相结合的‘祭台'或‘祭坛'。”性质相类同的遗址在经考古发掘的6号陵(原编8号陵)陵塔前也存在。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8、93页。
(1)[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卷第37、敬塔篇第35、兴造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三册,第1188—1189页。
(2)相关内容参见震华《佛塔考略》;憨园:《中国佛塔之规制》,此二文收入《中国佛教寺塔史志》(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9,第六辑九),(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1978年10月,第293、312—313页;孙机:《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总第六期,第42页;刘淑芬:《唐代俗人的塔葬》,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新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李崇峰:《塔与支提窟》,原载《中国博士后社科前沿问题论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1—701页。
(1)康乐:《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一分,1996年3月,第109—143页;另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五章,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台北)城邦文化商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74页;张文卓:《从转轮王到顶轮王——佛教轮王思想盛行的政治因素剖析》,《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37—141页。陈寅恪曾追本溯源地详论武则天为何提高佛教地位以及佛教教义对其政治地位的重大影响。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174页(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1935年12月,第137—147页)。杜斗城:《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聂鸿音:《迦陵频伽在西夏王陵的象征意义》,《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2 114页。聂先生认为:这种象征意义的出现是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河西地区传播的结果。持相同看法,黄春和先生说:“关于西夏人与迦陵频伽的关系,笔者认为与佛教净土信仰密切相关,是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河西地区传播的结果,因为迦陵频伽是西方净土世界的象征,佛教净土经典《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中都有此鸟的记载……西夏人将这种神鸟用于王陵,目的就是为西夏皇帝的归宿营造一个真正的西方净土世界,而事实上西夏王陵在整体布局和建筑结构上都融入了佛教净土思想,体现了浓郁的佛教净土思想色彩。”黄春和著:《汉传佛教时代与风格》(一、(六)3.西夏造像),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另,在密教造像的背景定式中也有迦陵频伽,如佛像的背景一般是菩提树或双树,左右上方诸天散花,好鸟盘旋,好鸟一般为迦陵频伽、鹦鹉等。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
(2)关于西夏转轮王与转轮王塔,杜斗城先生曾考证认为:崇宗乾顺实际上是以印度的阿育王为榜样,用佛教治国的转轮王;仁宗仁孝以转轮王姿态统治西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的西塔“是一座密教性质的塔,是衣着完整的曼陀罗(坛城)”。杜斗城:《西夏的转轮王塔——宁夏拜寺口西塔之建造背景》,附录于杜斗城等著《河西佛教史》(第九章西夏时期)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76页。
(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3、韦贤传第43,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十册第3115—3116页、3116页注[三]。
(1)[元]脱脱:《宋史》卷123、志第76、礼2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九册第2883页。
(2)关于明代取消下宫(寝宫)之设、明将唐宋陵寝上下二宫制度合而为一的论述,参见刘毅著《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一、关于南宋皇陵〈攒宫》对明代皇陵的影响)、第四节(二、关于明代陵祭几个问题的讨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338页;477—490页。
(3)[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14《释老志》十第二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八册,第3028页。
(1)[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卷37、敬塔篇第35、兴造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三册第1187—1188页、1189页。
(2)《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静觉寺释法周传》:“韩州修寂寺……寺有砖塔四枚,形状高伟,各有四塔镇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图本事。”按法周奉杨坚(隋文帝)之命,送舍利到韩州(今山西省河津、万荣二县间)修寂寺置立舍利塔时,系在仁寿四年(604),则寺的建造当在隋代以前。法周当时曾目睹寺中有砖塔四座,形制高大,每塔四周附造青瓷小塔,小塔上并有佛本生故事图。据此史料,现在所称“金刚宝座塔”创始自明代,实则早在136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我国疆土上了。引自宗雯《金刚宝座塔小考证》,收入《佛教文史杂考》(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第一○辑一○),(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1979年5月,第187—188页。敦煌石窟北周第428窟西壁绘有金刚宝座式塔,有关论述参见萧默著《敦煌建筑研究》(塔—砖木混合塔),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4页。
(1)尝考我国佛寺建筑上的采用双塔,在现存遗物上看,要算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殿前的双石塔为最古(据《河朔访古新录》的记载,谓该双塔均有初唐时期的题名石刻)。如果从文献上或雕刻上去观察,则佛寺双塔之风早在北魏时期已开其端。引自孙宗文《南朝四百八十寺》,收入《中国佛教寺塔史志》(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9,第六辑九),(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1978年10月,第50页。西夏双塔寺院的典型范例,现存有建于西夏中晚期的拜寺口双塔。牛达生:《宁夏贺兰山拜寺口西夏古塔》,《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第61—65页;牛达生:《再论贺兰山拜寺口古塔为西夏原建》,《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第108—110转103页。牛氏二文收入氏著《西夏考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6页、107—112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于存海、雷润泽、何继英执笔),《文物》1991年第8期,第14—26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中国古代建筑)维修篇三《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于存海、何继英执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01页。另可参考宿白《西夏佛塔的类型》,初稿刊《西夏佛塔》(研究篇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2)湛如、丁薇:《印度早期佛教的佛塔信仰形态》,《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第30 31页。
(3)霍巍:《古格与冈底斯山一带佛寺遗迹的类型及初步分析》,《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第83—101页。
(1)关于中国古代佛寺布局研究,宿白先生发表系列文章:《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9页;《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第29—33转28页;《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第27—40页;《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氏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285页。前三篇文章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第230—247页、248—254页、255—269页。
(2)张法:《佛寺:从印度到南亚和汉地的演变》,《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第71—76页,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9年第4期,第107—112页。
(1)孟凡人先生认为西夏3号陵陵城恰似“涅槃城”。“由于佛塔与涅槃密切相关,故陵塔与陵城相结合,又可将陵城喻为‘涅槃城'。以使死者不生不灭,到达安乐解脱之圣者所居;命终,往生极乐世界。”“其陵城门阙和角阙上诸塔与陵塔相得益彰,形成了更加浓厚的‘涅槃'色彩,所以三号陵的陵城较其他诸陵陵城更似‘涅槃城'。”“三号陵园诸塔林立,以佛教涅槃信仰为主线,将元昊之死比附于‘涅槃',将陵城喻为‘涅槃城',使整个陵园仿佛置于‘佛国净土极乐世界'之中,充分体现出三号陵陵主希望死后往生佛国净土极乐世界的强烈夙愿。”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4、95页。是可谓文意相投。
(2)巫鸿:《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10页,收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9—568页。
(3)常被引用一条的材料,《洛阳伽蓝记》卷4中记:“明帝崩,起祗洹(殆即精舍也。精舍者,修行者所居)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屠焉。”[魏]杨街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白马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0—151页。另参见冉万里《帝陵建寺之制考略》,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纪念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成立五十周年专刊),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441页。
(1)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42-43页;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白玉珍、刘绪发掘,解廷琦执笔),《文物》1978年第7期,第29-35页;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第525页,该文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为题收入氏著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7月,又收入氏著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31页;张庆捷:《北魏永固陵的考察与探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3年)总第19期,第16-29页;胡平、解廷琦、焦强;《大同思远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斐然》,《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日第2版;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胡平执笔),《文物》2007年第4期,第4-26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附三陵墓与政治(三、胡汉杂糅的永固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317页;王飞峰:《关于永固陵的几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1期,第19-30页。元昊自称元魏(鲜卑拓跋)后裔,祖源攀附意在赋予政权之正统性。北魏永固陵构筑理念影响到西夏陵园制度是否与元昊自称元魏后裔有涉,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编五“5.永固陵的构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钟侃、李志清、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64、65页。
(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昊峰云、李范文、杜玉冰发掘清理),《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第39页。
(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发掘简报》(吴峰云、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71页。
(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三章第十节一,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5)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王支援、张剑、刘富良执笔),《文物》1996年第2期,第22—33页。相关文章有:赵振华:《元〈赛因赤答忽墓志〉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年第2期,第64—70页;《元赛因赤答忽墓被发掘》,《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年第3期封三。
(6)曹永年:《说“潜埋虚葬”》,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9 86页;朴汉济著,李椿浩译:《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习俗的变化与墓志铭的流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0年总第六辑,第272—275页。
(1)[明]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董健桥总校点,李之勤、阎琦、徐兴海、王世平校点)卷之四、土地四、山川下、榆林卫,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68页。
(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第447—472页。
(2)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第59—82页。
(3)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36页。
(1)佛教“葬法:天竺有四焉。一水葬谓投之江河,以饲鱼鳖。二火葬谓积薪焚之。三土葬谓埋岸傍取速朽也。四林葬谓露置寒林饲诸禽兽”。[北宋]道诚辑《释氏要览》卷下,河北禅学研究所编辑、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佛学三书》(中国佛学文献丛刊),1995年12月,第886页下栏。
(2)张建林:《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考察》,李炳武、黄留珠主编:《唐代历史文化研究》(陕西文史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61页,又载,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472页;冉万里:《略论佛教地狱观念对隋唐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以各类迫冥福行为为中心》,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50页;李星明:《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以唐陵神道石柱为例》,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70页。
(3)冉万里:《宋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77—85页。
(4)陈雪静:《迦陵频伽起源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9—13页。关于鸟身人面形象的另一种解读,参见芮传明、余太山著《中西纹饰比较》(第四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7页。北宋永定陵、永定禅院、元德李皇后陵及宋陵砖瓦窑厂等地发现陶制频伽,但均为残破头像或身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311页、337页、423页、444页,图版六五:1、2,七五:3,八○;6,八七:4。频伽于宋代用于装饰宫庙屋檐的实物报道,汤毓贤:《傧伽振翼,妙音绕檐——福建云霄下营庙瓦饰》,《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10日第7版。
(1)岑蕊:《摩竭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78—80转85页下;孙机:《摩羯灯——兼谈与其相关的问题》,《文物》1986年第12期,第74—78页;杨伯达:《摩羯、摩竭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第41—46页。
(2)柳涵:《漫谈中国古代的莲荷图案》,《文物》1959年第9期,第62—65页;马倩、潘华顺:《古代莲文化的内涵及其演变分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24—28页。关于西夏文物所反映的宗教性论述,参见史金波《西夏文物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第26—40页。另参见牛达生《西夏遗迹》三(五)“党项族葬俗的演变”,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03页。
(1)采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采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第27期。
(1)[明]王珣修,胡汝砺编纂,范宗兴签注:《弘治宁夏新志》卷8,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285页;[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7,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2)[明]王珣修,胡汝砺编纂,范宗兴签注:《弘治宁夏新志》卷1,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西夏纪事本末》首卷所附《西夏地形图》中“兴庆府”“兴州”左侧标例“西夏祖坟”“木内”(或“大内”)。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十一章《西夏地形图》初探及两幅《西夏地形图》插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57页。李范文先生曾面示:“木内”即“木讷”“木纳”“母纳”“穆讷”“穆纳”“木雅”“弭药”。
(1)关于秦汉陵寝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文博》1987年第1期,第14—17页;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第110—117页下;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第147—150页;李自智:《试论秦始皇陵园布局对后代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第151—157页;尚志儒:《秦陵及其陵寝制度浅论》,《文博》1994年第6期,第7—14页;黄展岳:《秦汉陵寝》,《文物》1998年第4期,第19—27页;徐卫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唐都学刊》2010年第1期,第43—52页;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6期,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刘炜:《西汉陵寝概谈》,《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第65—68页;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第102—109页;时瑞宝:《西汉帝陵与昭穆之序》,《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7),第76—89页;曾青:《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年第1期,第75—78转74页下;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第81—84页;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4期,第41—42页;李毓芳:《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兼谈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第28—35页;雷依群:《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第63—65转49页;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第5期,第51—58页;沈睿文:《西汉帝陵陵地秩序》,《文博》2001年第3期,第17—23页;秦建明、姜宝莲:《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文博》2002年第2期,第31—37页;张卫星:《略论秦代与西汉的陵寝》,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9页;王竹林、赵振华:《东汉南兆域皇陵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4卷,第183—206页;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第70—74页;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第41—48页;刘瑞:《昭穆制度与西汉帝陵排序》,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96页;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考古》2011年第11期,第76—82页。
(1)所见唐陵方面的调查研究主要有: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期,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153页;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第531-538页;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263页;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第64-77转63页;沈睿文:《唐陵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81页;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402页;韩养民:《唐代皇陵风水》,李炳武、黄留珠主编:《唐代历史文化研究》(陕西文史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431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程义:《20世纪关中唐代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310页;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1)[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唐大诏令集》卷11《帝王·遗诏上·神尧遗诏》,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2)参见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第74—80页;沈睿文:《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452页;程义:《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分布及其规律》,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五),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5页。
(3)参见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51页、52页注释23,收入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9页。
(1)郭湖生、戚德耀、李容淦:《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64—577页;付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总13期),第42—51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孙新民、郭培育:《宋仁宗永昭陵上宫考古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14日第1版。
(2)关于宋陵的“上宫”究竟指哪一部分,冯继仁归纳有五种不同见解:1.门阙仪仗说,即南神门以南为上宫;2.献殿说,即献殿为上宫;3.神墙以内说,即围括献殿、陵台的宫城为上宫;4.内篱说,即门阙仪仗与神墙以内共为上宫;5.皇堂说,即地宫为上宫。冯先生认为以上唯第三种意见正确。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1)冯继仁:《巩县宋陵献殿的复原构想》,《文物》1992年第6期,第63—71页;冯继仁:《论阴阳勘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第8期,第55—68页;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243页;孙新民:《试论北宋陵园建制及其特点》,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463页;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第67—82页;陈朝云:《北宋陵寝制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3—77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附二“巩县宋陵陵地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7页。
(1)韩兆民、李志清:《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284页;《西夏陵考察测绘工作概述》,《宁夏社科情报》(内部发行)1990年第2期;牛达生、杜玉冰:《银川西夏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28页;韩小忙:《西夏王陵》(西夏研究丛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程实:《西夏陵又发现陪葬墓》,《历史教学》2000年第5期,第21页;钟侃、钟雅玲:《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西夏王陵的陵墓秩序与陵园分期缺乏可靠的统一认识,问题根源在于现存陵园遗址除7号陵外其他帝陵陵园(陵主)与史载陵号的对应关系不能坐实。关于西夏陵陵墓主人问题的讨论: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一、陵墓主考),氏著文集《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129页,收入《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394页;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韩兆民、李志清:《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326页;杜玉冰:《关于西夏陵的几个问题》,附录于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54页;拙文《关于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遗址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72—77页;拙稿《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考古收获及相关问题》,《中国边政》(台)153期,2001年9月,第31—39页;岳键:《西夏10号帝陵的发现与思考》(论文提要),刊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2页;岳键:《161号陪葬墓应为西夏“10号”帝陵》,《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9—122页;岳键、王亮:《追望西夏》(“中篇”中的相关内容),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3页;岳键:《西夏陵陵主新考》(打印稿,2008年12月);黄震云:《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代兴平公主墓葬考》,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45页;孙昌盛:《西夏六号陵陵主考》,《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第23—33页;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6—87页。
(2)1975年9月,在现编7号陵西碑亭发现西夏文篆体碑额残块,经拼合整理,译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大白上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至懿皇帝”为西夏第五位皇帝嵬名仁孝的谥号,“寿陵”是仁孝的陵号。见《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一、一○一号墓的铜牛和石马;二、二号陵残碑的碑额;三、一号陵和八号陵的人象石座)(吴峰云、李范文、李志清分别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82—84页。
(1)有关西夏陵台的专题论述,韩小忙:《西夏陵台建筑形制探讨》,《宁夏学刊》(内部发行)1991年第1期,第63—65页;马文明:《西夏陵园陵台(灵台)称谓考》,《宁夏文物》(内部发行)1993年总第7期,第47—49页;马文明:《西夏王陵陵台名称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宁夏文史》(内部发行)第十二辑,1996年3月,第1—5页。
(1)李志清:《西夏墓封土形制、施色及置位探讨》,《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330转343页。韩小忙;《西夏陵陪葬墓述略》,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354页;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第37—43页。
(2)韩小忙:《〈天盛律令〉与西夏丧葬习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第17—22页。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钟侃、李志清、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60—70页;另参见孙昌盛《银川市西夏六号陵陵园地面遗迹》,《中国考古学年鉴·200》》,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452—453页。
(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发掘简报》(吴峰云、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71—76页。
(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吴峰云、李范文、杜玉冰发掘清理),《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第38—39转31页。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杜玉冰执笔),《文物》1988年第9期,第57—66转77页;杜玉冰:《银川市西夏陵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2)吴峰云:《西夏陵园及其建筑特点》,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号(总第一期),第27—28页;杜玉冰:《银川市西夏陵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杜玉冰执笔),《文物》1988年第9期,第66页。韩小忙论证认为“该处遗址很可能是宗庙兼陵邑二重性质的建筑”。韩小忙:《西夏王陵》(上编六、陵邑——宗庙遗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8页。
(4)牛达生、贺吉德:《西夏陵三题》,《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9—15转42页,该文收入牛达生著《西夏考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9页;牛达生:《西夏遗迹》(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三、西夏陵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3页;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95—98页。钟侃先生认为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不是西夏皇帝生前经常来顶礼膜拜、焚香诵经的一般王室家庙,而是专为西夏皇陵修建、为葬于皇陵的历代西夏皇帝祈求冥福的皇陵禅院”。钟侃:《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第七章祈求冥福有禅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5)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02页;彭向前:《再论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的性质》,收入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3页。关于西夏圣容寺的文章有,牛达生:《西夏陵没有“圣容寺”》,《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91页;彭向前:《“圣容寺”还是“圣劝寺”》,《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张笑峰:《圣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92—98页;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其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5期,第66—69页。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缸瓷井西夏窑址》(董居安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85—87页,收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559页;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第二章第四节(四),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3页。
(2)李华瑞:《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22—26转101页;李华瑞:《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497—504页;王明荪:《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四、北宋与辽、夏的中国观),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7页。另参考,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89—203页;杨浣:《从交聘仪注之争看西夏的政治地位》,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23页。
(1)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55、57页。
(2)[元]脱脱:《宋史》卷486、列传第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四十册第14028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六册第3641页。
(4)[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另参见李范文《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西夏文是汉文的继承和创新》,《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50页、170-176页。
(1)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第88—92转96页。另,罗康宁:《西夏时期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启迪》,《广东园林》2007年第6期,第12—13页。
(2)参见林黎明、孙忠家编著《中国历代陵寝纪略》(附录一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一览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83页;罗哲文、罗扬:《中国历代帝王陵寝》(附录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简表),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229页;孙中家、林黎明编著:《中国帝王陵寝》(附录一中国帝王陵寝一览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85页。
(1)李毓芳:《西汉陵墓封土渊源与形制》,《文博》1987年第3期,第41页。
(2)相关内容参见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原载《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37页。
(3)西夏继迁“尊号”:“运应法天、神智仁道、广德光孝皇帝”;德明“尊号”:“正净文武集业孝诸□恭敬东南谷关上皇帝”;元昊“尊号”:“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其“城号”是“风角城皇帝”;秉常“尊号”:“成德国主、盛福正民、大明皇帝”,其“城号”是“面壁城皇帝”;乾顺“尊号”:“神功胜禄、传德益民、仁净皇帝”,其“城号”是“白城皇帝;明城皇帝”;仁孝“尊号”:“天力大治、智孝广净、宣德尽忠、永平皇帝;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其“城号”是“珠城皇帝;护城圣德至懿皇帝”。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氏著文集《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9页,收入《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2—351页;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人物考),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5页。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这种带‘城'字的尊号不一定都在死后使用。有的在皇帝死后使用,如西夏帝陵碑刻;有的则是生前就用,如感通塔碑和佛经上使用。所以,这种尊号的含义如何,值得研究。也许,从民族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是可取的。例如,元代皇帝死后,除有一个按汉族历代王朝的习惯所起的庙号外,还必须有一个按蒙语所起的庙号。西夏的皇族也是少数民族,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用法的”。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三章(一、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另参见崔红芬、文志勇《西夏皇帝尊号考略》,《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9—13转43页;崔红芬著:《西夏河西佛教研究》(敦煌学研究文库)第四章第四节(佛经中出现的西夏皇帝和皇后尊号),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44页;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帝、后称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第81—89页。
(1)有关考述参见刘毅著《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二、明代皇陵对于前代陵寝制度的继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361页。
(2)杨宽先生说:“从战国中期国君开始兴建陵墓起,同时就有陵区的设置,往往用两个以上的陵墓排列成一个陵区,这也是用来显示君王‘威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编(十八、陵区的形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这大概是对“陵区制”的最基本阐释。相关专题论文,沈睿文:《唐陵陵区的形成》(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61页;又沈睿文著《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一、四个陵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9页。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选址主要受到地理、风水、政治、礼制等几方面因素的制约。地理因素对于古代帝王陵墓选址的影响,指皇陵要卜选在都城附近。历代陵墓在选址过程中都要考虑到地理环境问题,风水术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比较系统的地理环境选择理论。历代皇陵所采用的风水理念并不完全一致,宋代以后风水术与皇陵卜选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因素对皇陵选址的影响是偶然的,主要指一些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礼制规则对于帝王陵墓选址的影响主要指各陵墓之间尊卑位次关系的制约,特别表现在北宋以后“陵区制”的限制上。参见刘毅《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卜选规则》,周宁、盛嘉主编:《人文国际》第5辑(生态文学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189页。
(1)关于秦陵“坐西向东”说,有专文提出质疑。孙嘉春:《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文博》1994年第6期(第四届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专号),第15-20转35页下。该文从陵区地形地貌、秦陵布局、秦代政治制度、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的法天思想、利于昭穆制度的实施、陵冢高度推断秦陵墓向、以“丽邑”(陵邑)的位置论、以交通形势和地望论等九个方面论证了秦陵“坐南向北”说。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王世和执笔),《文物》1964年第1期,第34—39转48页;张崇德:《唐顺陵营建初探》,《泾渭稽古》总2期,1993年7月,第53—54转39页;权东计、赵荣:《唐顺陵遗址现状与规划营建探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93—96页;赵荣、权东计:《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68—71页。
(2)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第43—45转4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恭陵实测纪要》(徐殿魁、王竹林执笔),《考古》1986年第5期,第458—462页;陈长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32—36页;赵振华、王竹林:《东都唐陵研究》(汉唐陵墓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44页。
(3)《永乐大典》卷8199、十九庚·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四册第3828页下栏、第3829页。关于《大汉原陵秘葬经》一书的作者和年代,见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第88页,收入氏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又氏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214页。
(1)秦建明、甄广全:《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第1版。
(2)孟凡人先生指出:“西夏陵阙台(乳台)、双碑亭(少数三碑亭)、月城及月城内两侧石像生的配置态势大体如唐乾陵。即西夏陵缩短了阙台至月城间神道的距离,在阙台后置二(或三)碑亭,将唐陵置于乳台后的石像生改置于唐乾陵六十一王宾石像处,又将唐乾陵南神门外双阙变成月城门阙,并在相当于六十一王宾像的外围砌墙,仿瓮城形制营建月城。月城内神道位置及东西两侧配置石像生的态势,亦如乾陵朱雀门前神道两侧六十一王宾像。……西夏陵陵园除陵塔之外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性质和配置状况几乎都与唐陵有关。其中特别是构成西夏陵主要特色的外城、夹城、阙台、双碑亭、月城及月城内石像生的配置形式均脱胎于唐陵。”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1、92页。
(1)西夏王陵6号陵(原编8号陵)经幢发现于灵台(陵塔)前盗坑的底部,计幢身一件,幢座三件。幢身八棱,通高34、每面宽16厘米,上下两端各有一圆形凸榫,径15、长7厘米,以插入石座和承接顶盖,但盖已失。幢身八方棱面分别竖刻“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大势至菩萨摩诃萨”“越三界菩萨摩诃萨”“无边身菩萨摩诃萨”“□上菩萨摩诃萨”“药王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汉文经语。幢座三件,一件完好,两件残损。形制相同。通高22厘米,分二层,下层呈八边形,在一边雕出乌龟头部;上层圆形,周边雕莲瓣,平面中心有一圆孔,孔径17厘米。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钟侃、李志清、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62—63页;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第三章第一节(三),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经幢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法身塔,更确切地说,经幢是糅和了刻经和塔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塔。刘淑芬:《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三分,1997年9月,第643页提要、718页。另可参考阎文儒《石幢》,《文物》1959年第8期,第47—48页;陈明达:《石幢辩》,《文物》1960年第2期,第22—26页;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一分,1996年3月,第145—193页;刘淑芬:《墓幢——经幢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四分,2003年12月,第673—763页。
(1)相应部分内容参见牛达生《西夏陵和西夏鸱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宁夏文史》(内部发行)第二辑,1986年7月,第60—67页;陈育宁、汤晓芳:《西夏官式建筑的文化特点——西夏王陵出土建筑构件之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第24—32页;陈育宁、汤晓芳:《西夏官式建筑再探》,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3页。另参考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文物》1978年第3期,第62—70页;徐伯安、郭黛短:《〈营造法式〉的雕镌制度与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雕刻》,《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科技史文集》第7辑(建筑史专辑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2页。
(2)李范文:《西夏陵出土琉璃建筑材料考释》,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2页,收入《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412页。
(1)关于西夏3号陵陵园的圆形与方形建筑形式结构的概述,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后简称《报告》)第四章(二、夯筑方法与夯土建筑结构),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313页。该《报告》第二章第三节的执笔者杜玉冰先生说:“从阙台、门阙、角阙、献殿和陵塔的建筑形式看,都是圆形建筑,除献殿外,其他建筑都有塔刹的建筑构件,陵塔还可分辨出7层。这些圆形建筑实体,很可能都是塔的形式。再从阙的组成数字看,每侧门阙均是3座,陵城的角阙是由5座和7座组成,都是3、5、7的奇数,奇数为阳数,阳为天,中国自古即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三号陵多以圆形建筑为主,意寓天子之陵。”(《报告》第15页)孟凡人先生认为:西夏3号陵园建筑设计以“天圆地方”为核心理念,“三号陵陵园月城长方形,陵城平面略呈方形,四角台连线为长方形之变体而呈梯形,碑亭基座亦呈方形,‘方形'成为三号陵的基本框架。其次,碑亭方形基座上的亭呈塔式,门阙和角阙平面和立面呈圆形或圆弧形,其上建立体呈圆形的覆钵式塔;献殿台基八角形上建外圆内方形献殿,陵塔呈圆形覆钵式。上述情况表明,三号陵陵园设计在总体上乃是方与圆的结合,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具体言之,陵园主体建筑方形,其上的塔式建筑及门阙、角阙、阙台和角台等辅助建筑为圆形。‘方'代表大地,具静态特征,‘圆'代表天,具向上的动势,两者结合,重在表现长眠于陵宫的陵主灵魂升天的态势”。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8、94—95页。
(2)全锦云:《试论“天圆地方”式建筑的缘起》,《北京文博》1999年第2期,第79—84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王岩、杨焕新、冯承泽执笔),《考古》1988年第3期,第227—230页。相关研究,辛德勇:《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质疑》,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三辑,第149—157页;王岩:《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3年第10期,第949—951页;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第五章第三节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3—424页;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深圳社会科学文库,第4辑)(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213页。
(1)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牛达生:《西夏陵园》,《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104—107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四章(二、西夏帝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186页;吴峰云:《西夏陵园及其建筑特点》,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号(总第一期),第26—31转第9页;汪一鸣、许成:《论西夏京畿的皇家陵园》,《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82—87页;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园制度初探》,载许成《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29页;韩小忙:《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51—57页;朱存世、李芳:《西夏陵六号陵园平面结构及其文化意义》,《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57—60页;夏陵考:《西夏陵形制特点》(蒋忠义执笔),《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7版;牛达生:《闲话西夏陵》,《寻根》2003年第5期,第30—38页;潘静、刘临安:《西夏王陵与北宋皇陵空间结构的比较》,《文博》2006年第1期,第68—71页;岳键、王亮:《追望西夏》(“中篇”中的相关内容),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6页;杨浣、王军辉:《西夏王陵形制综论》,《西夏研究》2010年第3期,第56—61页;张雯:《西夏陵其制度不“仿巩县宋陵而作”》,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9页;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55 95页。
(1)关于西夏陵下宫,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帝陵后面的所谓‘灵台',应是宋陵灵台、下宫、佛寺的结合体,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省去不必要的建筑、土地和日常供奉的人力;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在西夏的崇高地位所决定的。当然,这个建筑是夯土而成,里面是夯实的,实际上不能使用,只能起象征作用而已。”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四章(二、西夏帝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杨宽先生推定西夏帝陵灵台为楼阁式的建筑,“相当于北宋陵园中的下宫,因为北宋陵园的下宫也建筑在陵墓的后面,与上宫(即献殿)建筑在陵墓前是不同的;它属于寝宫性质,是供墓主灵魂生活起居之用的。它和塔的建筑不同,用途也不一样”。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编(二十、西夏陵园的布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孟凡人先生认为,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形制布局与北宋帝陵下宫相似,故遗址的性质很可能即是下宫。也就是说,西夏陵各陵未建下宫,可是在西夏陵基本形成四陵区之后,即在仁宗仁孝七号陵之时或其后不久,则在陵区北端修建了一座为各陵所共用的下宫。下宫的位置虽然与北宋帝陵下宫在上宫西北略有区别,但却与南宋攒宫的下宫在上宫之北较相似(仁宗时与南宋有较多交往)”。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0页。
(1)乌头门是没有屋顶的门。《营造法式》卷六:“乌头门,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榻,三曰阀阅,今呼为‘棂星门'。造乌头门之制……高八尺至二丈二尺,广与高方。若高一丈五尺以上,如减广者不过五分之一……”[宋]李诫撰,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文渊阎《钦定四库全书》)卷6,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条:“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页。
(2)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第二章第二节,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9页。
(1)孟凡人先生在解释西夏陵陵园前区形成独特布局的原因时说:“由于西夏王陵规模较小,所以陵园前区神道和石像生行列不宜过长,其长度必须与陵园和陵城规模保持适度而恰当的比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西夏陵陵园的神道不仅较唐陵神道大为缩短,而且在依循宋陵缩短神道之制时,又较宋陵神道缩短。其次,石像生行列(调查资料估计,西夏陵石像生约30件左右)是缩短神道的最大障碍。为解决这个问题,遂仿唐乾陵六十一王宾像配置形式,将石像生行列分段置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并在其外围护月城。从而改变了宋陵石像生行列拥挤在乳台与南神门同短神道上的状况。此外,石像生行列分段置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之后,从阙台至月城门间神道则过于空旷,所以又仿唐乾陵在乳台(阙台)之后置二碑亭(有的置三碑亭)。上述情况表明,西夏陵前区的独特布局形式,乃是在陵园规模较小、必须较以往帝陵缩短神道的前提下权变的结果。而这种权变又恰有唐乾陵碑亭和六十一王宾像配置模式可以借鉴,因而就形成了将神道按前后相连的两段设计,前段置阙台和碑亭,后段置月城和石像生的独特布局形式。这种布局形式,既达到了神道长度与陵园和陵城规模比例合宜的要求,又使神道空间序列层次疏密结合,错落有致。而神道以月城石像生组群凝重收尾,并与陵城相依,使二者相辅相成,则更增强了神道、月城和陵城应有的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2—93页。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杨正兴执笔),《文物》1960年第4期,第53—60页(墙基长度内容58页)。
(3)关于唐代陵园石刻,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第46—55页;陈长安:《简述帝王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72—77页(文中有唐十八陵、乾陵石刻内容);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91—96页;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第41—44转20页;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第54—56页;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第32—42页。
(1)关于北宋陵园石刻参见杨伯达《古代艺术的瑰宝——巩县宋陵雕刻》,《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第22—26页;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62页;孟凡人:《北宋帝陵石像生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第323—360页。
(2)韩小忙:《西夏陵墓雕塑文物略论》,《“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台)1994年7月(第四卷第三期),第32页,又氏著《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3)韩小忙:《西夏王陵》下编八,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2页;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第三章第一节,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98—101页;拙稿《试论西夏雕像石座》,《华夏考古》2002年第3期,第83—88转109页;杨蕤、董红征:《浅析西夏力士碑座的艺术风格》,《四川文物》2010年第5期(《艺术考古》总第五期),第54—57页。
(1)[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52(第四分之三),《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第二十二册(律部一),第957页下栏。
(2)佛塔中心柱(塔柱、刹柱)下面的“龙窟”是奉藏舍利发爪、经卷佛像及施舍珍宝的处所。这应是西夏陵墓室回避陵塔正下方的原因所在。
(3)西夏陵3号陵在陵塔正前方、盗坑北边缘发现一圆形夯土基址,它北距陵塔6.2米。圆形夯土基址以黄土夯筑,直径5米、残厚0.3米,周边有包砖迹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三章第九节一(四),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这处遗址的性质功用,孟凡人先生认为:“陵塔更重要的是将死去的西夏皇帝比附佛教的‘涅槃'。陵塔前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就是供养象征‘皇帝涅槃'的佛塔并与西夏‘皇室'世俗祭祀活动相结合的‘祭台'或‘祭坛'。”性质相类同的遗址在经考古发掘的6号陵(原编8号陵)陵塔前也存在。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88、93页。
(1)[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卷第37、敬塔篇第35、兴造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三册,第1188—1189页。
(2)相关内容参见震华《佛塔考略》;憨园:《中国佛塔之规制》,此二文收入《中国佛教寺塔史志》(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9,第六辑九),(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1978年10月,第293、312—313页;孙机:《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总第六期,第42页;刘淑芬:《唐代俗人的塔葬》,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新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李崇峰:《塔与支提窟》,原载《中国博士后社科前沿问题论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1—701页。
(1)康乐:《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一分,1996年3月,第109—143页;另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五章,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台北)城邦文化商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74页;张文卓:《从转轮王到顶轮王——佛教轮王思想盛行的政治因素剖析》,《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37—141页。陈寅恪曾追本溯源地详论武则天为何提高佛教地位以及佛教教义对其政治地位的重大影响。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174页(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1935年12月,第137—147页)。杜斗城:《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聂鸿音:《迦陵频伽在西夏王陵的象征意义》,《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2 114页。聂先生认为:这种象征意义的出现是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河西地区传播的结果。持相同看法,黄春和先生说:“关于西夏人与迦陵频伽的关系,笔者认为与佛教净土信仰密切相关,是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河西地区传播的结果,因为迦陵频伽是西方净土世界的象征,佛教净土经典《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中都有此鸟的记载……西夏人将这种神鸟用于王陵,目的就是为西夏皇帝的归宿营造一个真正的西方净土世界,而事实上西夏王陵在整体布局和建筑结构上都融入了佛教净土思想,体现了浓郁的佛教净土思想色彩。”黄春和著:《汉传佛教时代与风格》(一、(六)3.西夏造像),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另,在密教造像的背景定式中也有迦陵频伽,如佛像的背景一般是菩提树或双树,左右上方诸天散花,好鸟盘旋,好鸟一般为迦陵频伽、鹦鹉等。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
(2)关于西夏转轮王与转轮王塔,杜斗城先生曾考证认为:崇宗乾顺实际上是以印度的阿育王为榜样,用佛教治国的转轮王;仁宗仁孝以转轮王姿态统治西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的西塔“是一座密教性质的塔,是衣着完整的曼陀罗(坛城)”。杜斗城:《西夏的转轮王塔——宁夏拜寺口西塔之建造背景》,附录于杜斗城等著《河西佛教史》(第九章西夏时期)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76页。
(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3、韦贤传第43,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十册第3115—3116页、3116页注[三]。
(1)[元]脱脱:《宋史》卷123、志第76、礼2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九册第2883页。
(2)关于明代取消下宫(寝宫)之设、明将唐宋陵寝上下二宫制度合而为一的论述,参见刘毅著《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一、关于南宋皇陵〈攒宫》对明代皇陵的影响)、第四节(二、关于明代陵祭几个问题的讨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338页;477—490页。
(3)[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14《释老志》十第二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八册,第3028页。
(1)[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卷37、敬塔篇第35、兴造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三册第1187—1188页、1189页。
(2)《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静觉寺释法周传》:“韩州修寂寺……寺有砖塔四枚,形状高伟,各有四塔镇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图本事。”按法周奉杨坚(隋文帝)之命,送舍利到韩州(今山西省河津、万荣二县间)修寂寺置立舍利塔时,系在仁寿四年(604),则寺的建造当在隋代以前。法周当时曾目睹寺中有砖塔四座,形制高大,每塔四周附造青瓷小塔,小塔上并有佛本生故事图。据此史料,现在所称“金刚宝座塔”创始自明代,实则早在136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我国疆土上了。引自宗雯《金刚宝座塔小考证》,收入《佛教文史杂考》(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第一○辑一○),(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1979年5月,第187—188页。敦煌石窟北周第428窟西壁绘有金刚宝座式塔,有关论述参见萧默著《敦煌建筑研究》(塔—砖木混合塔),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4页。
(1)尝考我国佛寺建筑上的采用双塔,在现存遗物上看,要算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殿前的双石塔为最古(据《河朔访古新录》的记载,谓该双塔均有初唐时期的题名石刻)。如果从文献上或雕刻上去观察,则佛寺双塔之风早在北魏时期已开其端。引自孙宗文《南朝四百八十寺》,收入《中国佛教寺塔史志》(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9,第六辑九),(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1978年10月,第50页。西夏双塔寺院的典型范例,现存有建于西夏中晚期的拜寺口双塔。牛达生:《宁夏贺兰山拜寺口西夏古塔》,《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第61—65页;牛达生:《再论贺兰山拜寺口古塔为西夏原建》,《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第108—110转103页。牛氏二文收入氏著《西夏考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6页、107—112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于存海、雷润泽、何继英执笔),《文物》1991年第8期,第14—26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中国古代建筑)维修篇三《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于存海、何继英执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01页。另可参考宿白《西夏佛塔的类型》,初稿刊《西夏佛塔》(研究篇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2)湛如、丁薇:《印度早期佛教的佛塔信仰形态》,《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第30 31页。
(3)霍巍:《古格与冈底斯山一带佛寺遗迹的类型及初步分析》,《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第83—101页。
(1)关于中国古代佛寺布局研究,宿白先生发表系列文章:《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9页;《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第29—33转28页;《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第27—40页;《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氏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285页。前三篇文章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第230—247页、248—254页、255—269页。
(2)张法:《佛寺:从印度到南亚和汉地的演变》,《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第71—76页,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9年第4期,第107—112页。
(1)孟凡人先生认为西夏3号陵陵城恰似“涅槃城”。“由于佛塔与涅槃密切相关,故陵塔与陵城相结合,又可将陵城喻为‘涅槃城'。以使死者不生不灭,到达安乐解脱之圣者所居;命终,往生极乐世界。”“其陵城门阙和角阙上诸塔与陵塔相得益彰,形成了更加浓厚的‘涅槃'色彩,所以三号陵的陵城较其他诸陵陵城更似‘涅槃城'。”“三号陵园诸塔林立,以佛教涅槃信仰为主线,将元昊之死比附于‘涅槃',将陵城喻为‘涅槃城',使整个陵园仿佛置于‘佛国净土极乐世界'之中,充分体现出三号陵陵主希望死后往生佛国净土极乐世界的强烈夙愿。”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2年总第八辑,第94、95页。是可谓文意相投。
(2)巫鸿:《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10页,收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9—568页。
(3)常被引用一条的材料,《洛阳伽蓝记》卷4中记:“明帝崩,起祗洹(殆即精舍也。精舍者,修行者所居)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屠焉。”[魏]杨街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白马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0—151页。另参见冉万里《帝陵建寺之制考略》,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纪念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成立五十周年专刊),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441页。
(1)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42-43页;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白玉珍、刘绪发掘,解廷琦执笔),《文物》1978年第7期,第29-35页;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第525页,该文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为题收入氏著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7月,又收入氏著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31页;张庆捷:《北魏永固陵的考察与探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3年)总第19期,第16-29页;胡平、解廷琦、焦强;《大同思远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斐然》,《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日第2版;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胡平执笔),《文物》2007年第4期,第4-26页;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附三陵墓与政治(三、胡汉杂糅的永固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317页;王飞峰:《关于永固陵的几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1期,第19-30页。元昊自称元魏(鲜卑拓跋)后裔,祖源攀附意在赋予政权之正统性。北魏永固陵构筑理念影响到西夏陵园制度是否与元昊自称元魏后裔有涉,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编五“5.永固陵的构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钟侃、李志清、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64、65页。
(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昊峰云、李范文、杜玉冰发掘清理),《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第39页。
(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发掘简报》(吴峰云、李范文执笔),《文物》1978年第8期,第71页。
(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三章第十节一,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5)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王支援、张剑、刘富良执笔),《文物》1996年第2期,第22—33页。相关文章有:赵振华:《元〈赛因赤答忽墓志〉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年第2期,第64—70页;《元赛因赤答忽墓被发掘》,《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年第3期封三。
(6)曹永年:《说“潜埋虚葬”》,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9 86页;朴汉济著,李椿浩译:《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习俗的变化与墓志铭的流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2010年总第六辑,第272—275页。
(1)[明]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董健桥总校点,李之勤、阎琦、徐兴海、王世平校点)卷之四、土地四、山川下、榆林卫,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68页。
(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第447—472页。
(2)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第59—82页。
(3)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36页。
(1)佛教“葬法:天竺有四焉。一水葬谓投之江河,以饲鱼鳖。二火葬谓积薪焚之。三土葬谓埋岸傍取速朽也。四林葬谓露置寒林饲诸禽兽”。[北宋]道诚辑《释氏要览》卷下,河北禅学研究所编辑、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佛学三书》(中国佛学文献丛刊),1995年12月,第886页下栏。
(2)张建林:《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考察》,李炳武、黄留珠主编:《唐代历史文化研究》(陕西文史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61页,又载,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472页;冉万里:《略论佛教地狱观念对隋唐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以各类迫冥福行为为中心》,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50页;李星明:《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以唐陵神道石柱为例》,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70页。
(3)冉万里:《宋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77—85页。
(4)陈雪静:《迦陵频伽起源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9—13页。关于鸟身人面形象的另一种解读,参见芮传明、余太山著《中西纹饰比较》(第四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7页。北宋永定陵、永定禅院、元德李皇后陵及宋陵砖瓦窑厂等地发现陶制频伽,但均为残破头像或身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311页、337页、423页、444页,图版六五:1、2,七五:3,八○;6,八七:4。频伽于宋代用于装饰宫庙屋檐的实物报道,汤毓贤:《傧伽振翼,妙音绕檐——福建云霄下营庙瓦饰》,《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10日第7版。
(1)岑蕊:《摩竭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78—80转85页下;孙机:《摩羯灯——兼谈与其相关的问题》,《文物》1986年第12期,第74—78页;杨伯达:《摩羯、摩竭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第41—46页。
(2)柳涵:《漫谈中国古代的莲荷图案》,《文物》1959年第9期,第62—65页;马倩、潘华顺:《古代莲文化的内涵及其演变分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24—28页。关于西夏文物所反映的宗教性论述,参见史金波《西夏文物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第26—40页。另参见牛达生《西夏遗迹》三(五)“党项族葬俗的演变”,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03页。
(1)采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采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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