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西周青铜工业生产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是王室集中管理,还是诸侯国独立运作,学界对此争讼不已~([1])。实际上,青铜器的铸造涉及矿石开采、冶炼、贸易活动、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对其矿料来源进行研究,能反映冶金技术的起源及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方国
引文
[1]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日]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日)株式会社东方书店,1990年;Virginia C. Kane,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Archives of Asian Art,28,1974-75;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Archaeolog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haper six.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3]郁永彬等《关于叶家山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4]郁永彬《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西周青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5]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等《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兵器、生产工具和车马器的化学成分分析》,《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何堂坤《洛阳北窑青铜器合金成分分析》,《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6]苏荣誉等《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杨军昌《陕西关中地区先周和西周早期铜器的技术分析与比较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周文丽《周原地区西周时期铸铜遗物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7]杨颖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赵国华、陈荣《天马—曲村遗址青铜器样品检测报告》,《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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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春燕《前掌大墓地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与研究》,《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王鑫光等《滕州前掌大墓地“于屯”村ⅢM308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0]张利洁《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技术研究》,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张利洁等《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
[11]郁永彬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65出土铜器的金相实验研究》,《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
[12]宋建忠、南普恒《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青铜器科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13]赵春燕《前掌大墓地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与研究》,《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14] 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Washington D.C.,1990:104.
[15]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
[16]同[3]。
[17]为概念清晰方便讨论,本文将分布在锡青铜区的曾器称为锡青铜曾器,非曾器称为非曾锡青铜器物;铅锡青铜有A区和B区,分布在铅锡青铜A区的曾器称为铅锡青铜曾器A组,非曾器称为非曾铅锡青铜A组;分布在铅锡青铜B区的曾器称为铅锡青铜曾器B组,非曾器称为非曾铅锡青铜B组;这三个区域之外的非曾器称为其他非曾族属器物,其即有锡青铜又有铅锡青铜。
[18]李维明《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线装书局,2009年。
[19]用于比较的材料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已发表的西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和本文新测部分西周铜器数据,已发表数据有琉璃河墓地、晋侯墓地、晋国邦墓区、横水墓地、大河口墓地铜器以及周原云塘—齐镇建筑基址铜块数据等;课题组新测待发表数据有羊子山墓地、北窑墓地铜器以及周原周公庙、孔头沟和李家铸铜遗址铜器或铜块数据;石鼓山墓地铜器数据为课题组老师提供。
[20]同[10]。
[21]杨颖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22]金正耀等《天马—曲村遗址西周墓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23]同[12]。
[24]同[12]。
[25]周文丽等《云塘、奇镇西周建筑基址出土残铜块和炉渣的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26]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2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28]叶万松《我国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之研究》,《考古》1984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30]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
[31]王世振《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3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33]胡谦盈《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雩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36]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37]张天恩《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38]同[26]。
[39]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
[40]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41] 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Washington D.C.,1990:104;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Archaeolog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hapter si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42]毕经纬《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43]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