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行程录》的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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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国维于1927年完成的《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一文是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篇重要作品。然而该文提出的"金熙宗时期蒙金之间无大战事"及"《行程录》《征蒙记》其书其事皆伪"两个结论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行程录》及《征蒙记》二书绝不可等同而论。将《行程录》佚文与相关金朝史料、域外文献进行比对后,发现它们所记载的许多关键信息均可相互印证。据此可以断定,《行程录》绝不是一部伪书,它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Wang Guowei's Textual Criticism of Mongolia Historical Data Circulates by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in 1927, is an important article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Mongolian-Yuan Dynasty's History. However, Wang Guowei's two major conclusions in the article, that is"there is no war betweem Mongolia and Jin Dynasty during Emperor Jin Xizong's reign"and"Xingchenglu and Zhengmengji are pseudograph while the records in these books are unbelievable", are debatable. Xingchenglu and Zhengmengji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equally in historical studies. After comparing Xingchenglu with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many of the key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m can be mutually confirmed. According to th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s by no means a pseudo-book,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Wang Guowei's Textual Criticism of Mongolia Historical Data Circulates by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in 1927, is an important article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Mongolian-Yuan Dynasty's History. However, Wang Guowei's two major conclusions in the article, that is"there is no war betweem Mongolia and Jin Dynasty during Emperor Jin Xizong's reign"and"Xingchenglu and Zhengmengji are pseudograph while the records in these books are unbelievable", are debatable. Xingchenglu and Zhengmengji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equally in historical studies. After comparing Xingchenglu with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many of the key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m can be mutually confirmed. According to th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s by no means a pseudo-book,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引文
(1)(2)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3)[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01~309页。
(1)[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第308页。
(2)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
(3)刘浦江:《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4)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此类文章诸如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Z2期;宝音德力根:《成吉思汗建国前的金与蒙古诸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董克昌:《大金对四邻关系的总方针与总趋势》,《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孙文政、孙仁:《金东北路界壕边堡建筑时间考》,《中国长城博物馆》(中国·齐齐哈尔金长城学术研讨会专刊)2006年第4期;金宝丽:《蒙古灭金史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尚:《金代招讨司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德洋:《试论铁木真建国前金朝对蒙古高原诸部的控制》,《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1年;李丕华:《金代东北路招讨司辖区内七段长城的功用》,《东北史地》2012年第1期;宁波:《金朝与蒙古诸部关系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11期。
(6)周良霄:《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2007年,第64页。
(7)程妮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吉林大学社会学学报》2016年第1期。
(8)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第369页。
(1)(6)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第377、372页。
(2)(3)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第167、168页。
(4)赵宇将“兀术临终遗策事”称为“两书记事”,显然错误。《要录》《旧闻证误》所引《行程录》并无一字记载宗弼临终前后言行。
(5)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关于宇文虚中死因的讨论仍很多,总的来说,宇文虚中“死节说”的论据是不足的,刘浦江先生所撰《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一文已经做出了相当透彻的解说。但是,这一事例对于探讨《行程录》的记事价值而言不具有代表性,容下文详述。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89页。
(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0页。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第9页。
(1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第279页。
(1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2,第926页。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第2514页。其中“萧博硕诺”显系四库馆臣改译,据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当作“萧保寿奴”。后文一律改正,不再出注。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胜花都”,四库本作“萨罕图”,显然为馆臣改译,此据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回改。
(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7,第1422~1423页。胜都化即前揭文之“胜花都”。
(4)(7)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全集》卷11,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8、339页。
(5)王应麟《玉海》卷1“3历代年号”之“天兴”条下有“蒙国斯”三字,虽然陈晓伟先生指出这的确是蒙古政权之名称,但从成书年代上看,王应麟此记很有可能抄自李心传《要录》,难以被视作一条独立的证据。
(6)这里参考了蔡美彪先生对北方民族建国观念的阐释,见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第2143页。
(9)(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页。
(1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第175页。
(1)(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校证》,第181页。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
(3)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要录》《大金国志》记载的呼沙呼“北征”可能只是一场战役,而非天眷年间金蒙之间一系列战事的总和。
(4)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第166页。
(5)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汤勤福:《〈三朝北盟会编〉引书数量及相关问题》,《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6)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间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95页。
(7)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1)(3)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第168、166页。
(2)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中国史学》(第12卷),日本中国史学会,2002年,第4页。
(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5页。
(5)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
(6)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第371页。
(7)[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第305页。
(8)(宋)洪皓:《松漠记闻》,《长白丛书》(初集),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丛书》版《松漠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松漠记闻》与此文字皆同。
(9)可参见不同版本的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
(1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29,第1649~1650页。
(1)见(光绪)《吉林通志》卷120《金石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吉林2》(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870页。
(2)《金史》卷120《乌林答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0页。
(3)《金史》卷94《完颜襄传》,第2085页。
(4)外山氏还依据《金史·耶律安礼传》中“(耶律安礼)从元帅于山西”的记载指出,宗弼之山西一事不见于其本传及《熙宗纪》,并由此推测此为史所不载的一次北征,可能发生于天眷二年以后,领兵之将为宗弼,出兵地点为山西,但笔者认为此说有待商榷。山西其地去蒙古诸部甚远,从此地出兵北征须越过西京路、北京路方可抵达蒙古地界,察章宗年间数次北伐可知其无一从山西出师。其本传中“挽柩行千里”的记载也不能成为决定性证据。统而观之,宗弼“之山西”更可能在天眷二年诛灭挞懒之时,理由有二。其一,《金史·耶律安礼传》载耶律安礼在海陵伐宋时病卒,卒年五十六,则天眷初年至皇统初年其年龄应当在三十五岁上下。其本传称其服除之后由行台吏、礼部主事累迁工部侍郎、左司郎中,此为天德以前事,其升迁当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从元帅至山西”及“挽柩行千里”等事发生的时间应在皇统年间以前。其二,《金史·宗弼传》中对宗弼自天眷二年至皇统二年年初的活动记载甚明,则宗弼如确曾至山西,那么也应该是一次短期的行动。联系天眷二年挞懒被诛杀之事,则宗弼此行很可能是为了布置诛灭挞懒党人。《金史》亦载挞懒最后被诛杀于祁州,而祁州地近山西。这一记载同北征蒙古应没有联系,特此指出。
(5)《金史》卷81《耶律怀义传》,第1827页。
(6)《金史》卷72《银术可传附子彀英传》,第1662页。
(7)《金史》卷73《完颜希尹附孙守贞传》,第1689页。
(8)《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第2851页。
(9)贾敬颜还引用了《金史》卷81《萧王家奴传》之“从梁王宗弼征伐,为万户”,但这一记载并不能明确同宗弼伐宋之事切断开来,此不取。
(10)见陈德洋:《试论铁木真建国前金朝对蒙古高原诸部的控制》,《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1年。
(11)刘浦江:《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辽金史论》,第23~34页。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
(1)《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22页。
(2)周良霄:《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第63~64页。
(3)《要录》卷143小注云:“又王大观《行程录》称‘皇统八年,岁次戊辰’。”据此可知,该书最早成于皇统八年之后。
(4)钟焓:《〈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第1594页。
(6)(光绪)《吉林通志·金石志》录文为:“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阙文,下同)□□□□□□□□□□□□□□□□□奏捷。”《满洲金石志》录文则为“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其□落□□□□□□□以□□□入而奏捷”。字数堪堪相合,《金石志》所录文当是,此取。
(7)(光绪)《吉林通志》卷120《金石志》,第870页。
(8)(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4,第54页。
(1)(金)张玮:《大金集礼》卷3“皇统五年增上太祖尊谥”条、“皇统五年增上祖宗尊谥”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0、42、45页。皇统五年增谥太祖、祖宗事又可见于《金史》卷4《熙宗纪》,第81页。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第2489页。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第2529页。
(4)(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4,第54~55页。
(5)程妮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吉林大学社会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乌林答晖升迁事据《金史》卷120《乌林答晖传》,第2620页。官品据《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22页。
(7)完颜彀英升迁事据《金史》卷72《完颜彀英传》,第1662页。官品据《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19、1236、1237页。
(8)(9)(10)(11)《金史》卷4《熙宗纪》,第83、72、74、83页。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
(13)[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页。
(1)对此问题邵循正、周清澍、李治安先生均撰文进行过讨论,翁独健先生在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中译本第46~47页的脚注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可参看。
(2)《蒙古秘史》卷1,余大钧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9~33页。
(3)(4)[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第81、57页。
(5)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徐霆留下了这样一则疏证,其称:“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可见其时蒙古人十七八岁时便已熟习骑射作战之事,被冠以“把阿秃儿”称号的也速该开始戎马生涯,自当更早。
(6)美国学者Jeremiah Curtin在氏著THE MONGOLS:A History一书中提到:“His son Yessugai,who had been hurled to the earth from his saddle,sprang up quickly and,though only thirteen years of age,sent his spear through the body of a Taidjut who was mounted,brought him down dying,sprang to the empty saddle,rushed away and caught up with his father.”(Jeremiah Curtin,1908,The MONGOLS:A History,New York:Cosimo,p.15.)笔者没有找到Curtin这则记载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但其记载也速该十三岁时英勇作战的事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在军事上的成长历程。
(7)从“阿勒坛汗”对合不勒、俺巴孩迥异的态度不难判断,《史集》中记载的阿勒坛汗必然不是同一个人。若着眼于金朝的发展大势、细考其对外族之态度分析,则几可确定为合不勒所辱者当为金太宗、钉死俺巴孩者为金熙宗。由于这一问题与题无关,兹不赘述。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第2514页。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第2529页。
(1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第176页。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岁遗甚厚”之语非《行程录》原文,而是因袭李心传的改动所致,故《大金国志》的编纂者当未接触到《行程录》原书。
(1)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3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7页;原据Paul Pelliot,“Notes sur le‘Turkestan’de M.W.Barthold”,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27,No.1(1930),pp.12~56.
(2)《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16页。
(3)[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北京:中华书局,冯承钧译,1962年,第35页。
(4)[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第42~43页。
(5)《金史》卷3《太宗纪》,第52页。
(6)《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41《译改国语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a页。
(7)此据苗润博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8)《蒙古秘史》卷1,余大钧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3页。
(9)[苏]H.蒙库耶夫:《论12世纪蒙古社会制度问题》,《蒙古学资料与情报》,申屠蓉译,1988年第2期。刘清涛在研究《史集》和《秘史》的记事时,将“泰亦赤兀惕部落”理解为对察剌合·领昆和屯必乃·薛禅后裔的统称。刘清涛的考证揭示了这个部落联盟是通过血缘纽带相联系的(《泰亦赤兀惕氏、乞牙惕氏与成吉思汗家族---基于文本的分析》,《中国边疆学·第8辑》2017年第2期)。
(10)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亡辽录》曰:“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隩隗、乌隗部族衙,芦沟河统军司,倒挞岭衙镇摄鞑靼、蒙古、迪烈诸国。”此处之“诸国”显然是“诸部”之意。
(3)[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01~309页。
(1)[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第308页。
(2)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
(3)刘浦江:《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4)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此类文章诸如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Z2期;宝音德力根:《成吉思汗建国前的金与蒙古诸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董克昌:《大金对四邻关系的总方针与总趋势》,《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孙文政、孙仁:《金东北路界壕边堡建筑时间考》,《中国长城博物馆》(中国·齐齐哈尔金长城学术研讨会专刊)2006年第4期;金宝丽:《蒙古灭金史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尚:《金代招讨司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德洋:《试论铁木真建国前金朝对蒙古高原诸部的控制》,《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1年;李丕华:《金代东北路招讨司辖区内七段长城的功用》,《东北史地》2012年第1期;宁波:《金朝与蒙古诸部关系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11期。
(6)周良霄:《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2007年,第64页。
(7)程妮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吉林大学社会学学报》2016年第1期。
(8)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第369页。
(1)(6)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第377、372页。
(2)(3)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第167、168页。
(4)赵宇将“兀术临终遗策事”称为“两书记事”,显然错误。《要录》《旧闻证误》所引《行程录》并无一字记载宗弼临终前后言行。
(5)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关于宇文虚中死因的讨论仍很多,总的来说,宇文虚中“死节说”的论据是不足的,刘浦江先生所撰《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一文已经做出了相当透彻的解说。但是,这一事例对于探讨《行程录》的记事价值而言不具有代表性,容下文详述。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89页。
(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0页。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第9页。
(1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第279页。
(1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2,第926页。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第2514页。其中“萧博硕诺”显系四库馆臣改译,据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当作“萧保寿奴”。后文一律改正,不再出注。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胜花都”,四库本作“萨罕图”,显然为馆臣改译,此据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回改。
(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7,第1422~1423页。胜都化即前揭文之“胜花都”。
(4)(7)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全集》卷11,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8、339页。
(5)王应麟《玉海》卷1“3历代年号”之“天兴”条下有“蒙国斯”三字,虽然陈晓伟先生指出这的确是蒙古政权之名称,但从成书年代上看,王应麟此记很有可能抄自李心传《要录》,难以被视作一条独立的证据。
(6)这里参考了蔡美彪先生对北方民族建国观念的阐释,见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第2143页。
(9)(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页。
(1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第175页。
(1)(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校证》,第181页。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
(3)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要录》《大金国志》记载的呼沙呼“北征”可能只是一场战役,而非天眷年间金蒙之间一系列战事的总和。
(4)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第166页。
(5)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汤勤福:《〈三朝北盟会编〉引书数量及相关问题》,《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6)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间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95页。
(7)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1)(3)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辑刊(第32辑)》,第168、166页。
(2)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中国史学》(第12卷),日本中国史学会,2002年,第4页。
(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5页。
(5)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
(6)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第371页。
(7)[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第305页。
(8)(宋)洪皓:《松漠记闻》,《长白丛书》(初集),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丛书》版《松漠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松漠记闻》与此文字皆同。
(9)可参见不同版本的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
(1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29,第1649~1650页。
(1)见(光绪)《吉林通志》卷120《金石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吉林2》(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870页。
(2)《金史》卷120《乌林答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0页。
(3)《金史》卷94《完颜襄传》,第2085页。
(4)外山氏还依据《金史·耶律安礼传》中“(耶律安礼)从元帅于山西”的记载指出,宗弼之山西一事不见于其本传及《熙宗纪》,并由此推测此为史所不载的一次北征,可能发生于天眷二年以后,领兵之将为宗弼,出兵地点为山西,但笔者认为此说有待商榷。山西其地去蒙古诸部甚远,从此地出兵北征须越过西京路、北京路方可抵达蒙古地界,察章宗年间数次北伐可知其无一从山西出师。其本传中“挽柩行千里”的记载也不能成为决定性证据。统而观之,宗弼“之山西”更可能在天眷二年诛灭挞懒之时,理由有二。其一,《金史·耶律安礼传》载耶律安礼在海陵伐宋时病卒,卒年五十六,则天眷初年至皇统初年其年龄应当在三十五岁上下。其本传称其服除之后由行台吏、礼部主事累迁工部侍郎、左司郎中,此为天德以前事,其升迁当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从元帅至山西”及“挽柩行千里”等事发生的时间应在皇统年间以前。其二,《金史·宗弼传》中对宗弼自天眷二年至皇统二年年初的活动记载甚明,则宗弼如确曾至山西,那么也应该是一次短期的行动。联系天眷二年挞懒被诛杀之事,则宗弼此行很可能是为了布置诛灭挞懒党人。《金史》亦载挞懒最后被诛杀于祁州,而祁州地近山西。这一记载同北征蒙古应没有联系,特此指出。
(5)《金史》卷81《耶律怀义传》,第1827页。
(6)《金史》卷72《银术可传附子彀英传》,第1662页。
(7)《金史》卷73《完颜希尹附孙守贞传》,第1689页。
(8)《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第2851页。
(9)贾敬颜还引用了《金史》卷81《萧王家奴传》之“从梁王宗弼征伐,为万户”,但这一记载并不能明确同宗弼伐宋之事切断开来,此不取。
(10)见陈德洋:《试论铁木真建国前金朝对蒙古高原诸部的控制》,《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1年。
(11)刘浦江:《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辽金史论》,第23~34页。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
(1)《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22页。
(2)周良霄:《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第63~64页。
(3)《要录》卷143小注云:“又王大观《行程录》称‘皇统八年,岁次戊辰’。”据此可知,该书最早成于皇统八年之后。
(4)钟焓:《〈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第1594页。
(6)(光绪)《吉林通志·金石志》录文为:“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阙文,下同)□□□□□□□□□□□□□□□□□奏捷。”《满洲金石志》录文则为“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其□落□□□□□□□以□□□入而奏捷”。字数堪堪相合,《金石志》所录文当是,此取。
(7)(光绪)《吉林通志》卷120《金石志》,第870页。
(8)(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4,第54页。
(1)(金)张玮:《大金集礼》卷3“皇统五年增上太祖尊谥”条、“皇统五年增上祖宗尊谥”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0、42、45页。皇统五年增谥太祖、祖宗事又可见于《金史》卷4《熙宗纪》,第81页。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第2489页。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第2529页。
(4)(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4,第54~55页。
(5)程妮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吉林大学社会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乌林答晖升迁事据《金史》卷120《乌林答晖传》,第2620页。官品据《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22页。
(7)完颜彀英升迁事据《金史》卷72《完颜彀英传》,第1662页。官品据《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19、1236、1237页。
(8)(9)(10)(11)《金史》卷4《熙宗纪》,第83、72、74、83页。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第2388页。
(13)[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页。
(1)对此问题邵循正、周清澍、李治安先生均撰文进行过讨论,翁独健先生在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中译本第46~47页的脚注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可参看。
(2)《蒙古秘史》卷1,余大钧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9~33页。
(3)(4)[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第81、57页。
(5)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徐霆留下了这样一则疏证,其称:“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可见其时蒙古人十七八岁时便已熟习骑射作战之事,被冠以“把阿秃儿”称号的也速该开始戎马生涯,自当更早。
(6)美国学者Jeremiah Curtin在氏著THE MONGOLS:A History一书中提到:“His son Yessugai,who had been hurled to the earth from his saddle,sprang up quickly and,though only thirteen years of age,sent his spear through the body of a Taidjut who was mounted,brought him down dying,sprang to the empty saddle,rushed away and caught up with his father.”(Jeremiah Curtin,1908,The MONGOLS:A History,New York:Cosimo,p.15.)笔者没有找到Curtin这则记载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但其记载也速该十三岁时英勇作战的事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在军事上的成长历程。
(7)从“阿勒坛汗”对合不勒、俺巴孩迥异的态度不难判断,《史集》中记载的阿勒坛汗必然不是同一个人。若着眼于金朝的发展大势、细考其对外族之态度分析,则几可确定为合不勒所辱者当为金太宗、钉死俺巴孩者为金熙宗。由于这一问题与题无关,兹不赘述。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第2514页。
(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第2529页。
(1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第176页。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岁遗甚厚”之语非《行程录》原文,而是因袭李心传的改动所致,故《大金国志》的编纂者当未接触到《行程录》原书。
(1)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3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7页;原据Paul Pelliot,“Notes sur le‘Turkestan’de M.W.Barthold”,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27,No.1(1930),pp.12~56.
(2)《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16页。
(3)[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北京:中华书局,冯承钧译,1962年,第35页。
(4)[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第42~43页。
(5)《金史》卷3《太宗纪》,第52页。
(6)《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41《译改国语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a页。
(7)此据苗润博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8)《蒙古秘史》卷1,余大钧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3页。
(9)[苏]H.蒙库耶夫:《论12世纪蒙古社会制度问题》,《蒙古学资料与情报》,申屠蓉译,1988年第2期。刘清涛在研究《史集》和《秘史》的记事时,将“泰亦赤兀惕部落”理解为对察剌合·领昆和屯必乃·薛禅后裔的统称。刘清涛的考证揭示了这个部落联盟是通过血缘纽带相联系的(《泰亦赤兀惕氏、乞牙惕氏与成吉思汗家族---基于文本的分析》,《中国边疆学·第8辑》2017年第2期)。
(10)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亡辽录》曰:“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隩隗、乌隗部族衙,芦沟河统军司,倒挞岭衙镇摄鞑靼、蒙古、迪烈诸国。”此处之“诸国”显然是“诸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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