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网中的“德物岛”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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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高宗出兵百济时的"德物岛"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指向并不相同,分别指的是今韩国大阜岛和德积岛。但就地理学范畴而言,"得物岛"实际上应该就是"德积岛",由于唐时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海洋地理认知不清晰、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史籍中"德物岛"和"得物岛"这两个音同字异的名字,以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地理指向。这正是"德物岛"在当时的东亚海上交通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直接体现,"德物岛"海域是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
Deokmul-Island(德物岛) that Tang-Gaozong's sea service passed through when they attacked Baiji, and Dekmul-Island(得物岛) of the Sea channel from Dengzhou to Korea and Bohai, have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Deokmul-Island is Deokjeok-Island(德积岛) today, and dekmul-Island is Daebu-Island(大阜岛) today. Geographically, however, these two islands are of the same one. Sinc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did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ine geograph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was uncertain, and the dev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had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na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books, as well as different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Deokmul-Island sea area was the crossroads of East Asian maritime traffic in Tang Dynasty.
Deokmul-Island(德物岛) that Tang-Gaozong's sea service passed through when they attacked Baiji, and Dekmul-Island(得物岛) of the Sea channel from Dengzhou to Korea and Bohai, have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Deokmul-Island is Deokjeok-Island(德积岛) today, and dekmul-Island is Daebu-Island(大阜岛) today. Geographically, however, these two islands are of the same one. Sinc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did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ine geograph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was uncertain, and the dev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had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na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books, as well as different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Deokmul-Island sea area was the crossroads of East Asian maritime traffic in Tang Dynasty.
引文
①高楠顺次郎:《以唐为中心的对外航海交通》1、2,《史学杂志》(东京)第14编4、6号,1903年;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陈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81-2086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55-466页;樊文礼:《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樊文礼:《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朴天申:《八至九世纪东亚交易航线考察》,《唐史论丛》2008年第10辑;孙光圻:《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崔根植:《〈道里记〉“登州海行道”和张保皋交关船的航路研究》,《史丛》第49辑,汉城:高大史学会,1999年,第1-23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载《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322页;申滢植:《韩国古代的西海交涉史》,《国史馆论丛》2,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1-40页;严明哲:《高句丽海洋交涉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0年。
(1)《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册,第6320-6321页。
(2)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82年影印本,第48页下。
(3)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2页下。“城山”当为“成山”之误,《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登州文登县:“成山,在县东北一百八十里。”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12页。
(4)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上。
(5)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6)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上。
(7)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8)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514-515页。
(9)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10)津田左右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一),载《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1卷,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81页。
(11)姜璘:《菊露秋写朝鲜历史》卷二,高丽大学藏木活字本,1928年,第68页。
(12)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高丽大学藏写本电子版,第2册,第101页。
(13)金光铉:《德积岛史(德物志)》,仁川:德积岛史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114页。
(14)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第2册,第101页。
(15)韩致奫:《海东绎史》卷四○《交聘志八》,汉城:京城朝鲜光文会,1912年,第13册,第5页。
(16)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第2册,第101页。
(17)一然撰,李东欢校勘,李丙焘监修:《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太宗春秋公》,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2009年影印本,第93页。
(18)《朝鲜王朝实录》卷四九《英宗大王实录》,英宗十五年(1739)五月三十日,太白山史库本,第24页。
(19)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下。
(20)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第54页上。孙仁师“率兵四十万”当误,《新唐书·百济传》载孙仁师“发齐兵七千往”,见《新唐书》卷二二○《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册,第6201页。
(21)《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册,第2795页。
(2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七月,第14册,第6344页。
(23)拜根兴、金光明亦持类似观点。见拜根兴:《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以七世纪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变化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0年,第23页。
(24)《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47页。
(25)韩镇:《海东绎史续》卷七《地理考七:新罗》,汉城:新文馆,1913年,124页。
(26)代表性的有权悳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201页;崔梦龙:《德积群岛的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0年,第35页。
(27)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第263页。
(28)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22页;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唐史论丛》第八辑,第386页;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魏存城:《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9)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6、57页。
(30)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31)《新唐书》卷一九一上《百济传》,第16册,第5330页。
(32)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第56页上。
(3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八《山东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册,第1754页。
(34)《高丽史》卷五七《地理二》,东京:日本国书刊行会,1909年,第2册,第253页。《高丽史》称“全州牧,本百济完山,威德王元年(554年)为完山州,十一年(564年)州废”,而又言“真兴王十六年(555年)改今名,二十六年(565年)州废”,《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三》亦称“全州,本百济完山州,真兴王十六年为州,二十六年州废”,此时“全州”尚在百济控制之下,新罗不可能改百济之地名,《大东地志》卷一一《全罗道一》“全州”条认为“罗济两国沿革年纪相同,可疑”,笔者认为《高丽史》疑是以新罗纪年记载百济之事。“真兴王十六年改今名”,应是真兴王十六年改“完山州”之误。“义慈王十九年(659年),新罗与唐将苏定方灭百济,遂有其地”,为“义慈王二十年(660年)”之误。
(35)韩百谦:《东国地理志》,汉城:一潮阁,1972年,第250页。
(36)韩镇:《海东绎史续》卷七《地理考七:新罗》,第124页。
(37)津田左右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一),《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1卷,第87页。
(38)李俊善:《新罗党项城历史地理的考察》,《关东大学论文集》1980年第8辑,第273-290页。
(39)《释名》卷一《释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5-16页。
(40)《初学记》卷六《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115页。
(41)《高丽史》卷五六《地理志一》,第2册,第232页。
(42)《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九,“南阳都护府”条,首尔大学藏奎章阁本,第15-16页。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43)《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大英图书馆藏本,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detail.jsp?id=A104000048。
(44)林士民、陈尚胜、牟元珪、王赛时等学者均持此观点,见林士民:《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陈尚胜:《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1994年,第9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见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第316页;王赛时:《山东海疆文化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33页。
(45)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46)如崔梦龙:《德积群岛的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0年;权悳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201页;松井等:《隋唐二朝远征高句丽的地理》,见姜维东、高福顺译著:《中朝关系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以七世纪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变化为中心》,第19-24页。
(47)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89页;姜维东:《唐丽战争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载《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第316-322页。
(48)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49)《高丽史》卷五六《地理志一》,第2册,第232页。
(50)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51)《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第12册,第3784页。
(52)《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八月,第14册,第6321页;《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第8册,第2779页。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3)《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第13册,第4138-4139页;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下。
(54)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9页下。
(55)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上。
(56)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3页上。
(57)一然撰,李东欢校勘,李丙焘监修:《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太宗春秋公》,第91页。
(58)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3页上。
(59)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60)转引自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345页。
(61)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2)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上册,第313页。
(63)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上。
(64)《唐文拾遗》卷四四《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十册,第10869页下。
(65)《唐会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8页。
(66)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杂令第三三,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787页。
(67)《宋书》卷九七《倭国传》,第2395页。
(68)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第48-53页。木宫泰彦所绘航线地图,非常明确地经过“德物岛”海域。
(69)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514-515页。
(70)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上》,第58页下。此处与中国史书记载不同,《资治通鉴》:“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见《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咸亨元年,第14册,第6363-6364页。
(71)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72)《朝鲜王朝实录》卷四九《英宗大王实录》,英宗十五年(1739)五月三十日,第24页。
(73)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三七《地理四》,第322页上。
(74)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八《地理三》,第2册,第266页。
(75)李丙焘译注:《国译三国史记》,汉城: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03页。
(76)申滢植:《韩国古代的西海交涉史》,《国史馆论丛》2,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25页。
(77)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保藏王纪》,第170页下。
(78)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上》,第59页下。
(79)《日本书记》卷二七《天智天皇》,东京:经济杂志社,1915年,第576-578页。《大日本史·高句丽传》:“按《东国通鉴》,高丽已亡,新罗私封高安胜为高丽王,其称高丽朝贡者,盖是也。”此次高丽使者应是安胜所派,见《大日本史》卷二三四《高句丽传》,东京:德川笃敬,1990年影印本,第97册,第19页。
(80)徐兢撰,朴庆辉校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九《海道六》,第79页。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第263页。
(1)《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册,第6320-6321页。
(2)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82年影印本,第48页下。
(3)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2页下。“城山”当为“成山”之误,《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登州文登县:“成山,在县东北一百八十里。”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312页。
(4)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上。
(5)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6)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上。
(7)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8)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514-515页。
(9)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10)津田左右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一),载《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1卷,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81页。
(11)姜璘:《菊露秋写朝鲜历史》卷二,高丽大学藏木活字本,1928年,第68页。
(12)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高丽大学藏写本电子版,第2册,第101页。
(13)金光铉:《德积岛史(德物志)》,仁川:德积岛史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114页。
(14)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第2册,第101页。
(15)韩致奫:《海东绎史》卷四○《交聘志八》,汉城:京城朝鲜光文会,1912年,第13册,第5页。
(16)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德积镇”条,第2册,第101页。
(17)一然撰,李东欢校勘,李丙焘监修:《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太宗春秋公》,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2009年影印本,第93页。
(18)《朝鲜王朝实录》卷四九《英宗大王实录》,英宗十五年(1739)五月三十日,太白山史库本,第24页。
(19)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下。
(20)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第54页上。孙仁师“率兵四十万”当误,《新唐书·百济传》载孙仁师“发齐兵七千往”,见《新唐书》卷二二○《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册,第6201页。
(21)《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册,第2795页。
(2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七月,第14册,第6344页。
(23)拜根兴、金光明亦持类似观点。见拜根兴:《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以七世纪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变化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0年,第23页。
(24)《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47页。
(25)韩镇:《海东绎史续》卷七《地理考七:新罗》,汉城:新文馆,1913年,124页。
(26)代表性的有权悳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201页;崔梦龙:《德积群岛的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0年,第35页。
(27)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第263页。
(28)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22页;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唐史论丛》第八辑,第386页;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魏存城:《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9)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6、57页。
(30)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31)《新唐书》卷一九一上《百济传》,第16册,第5330页。
(32)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第56页上。
(3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八《山东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册,第1754页。
(34)《高丽史》卷五七《地理二》,东京:日本国书刊行会,1909年,第2册,第253页。《高丽史》称“全州牧,本百济完山,威德王元年(554年)为完山州,十一年(564年)州废”,而又言“真兴王十六年(555年)改今名,二十六年(565年)州废”,《三国史记》卷三六《地理三》亦称“全州,本百济完山州,真兴王十六年为州,二十六年州废”,此时“全州”尚在百济控制之下,新罗不可能改百济之地名,《大东地志》卷一一《全罗道一》“全州”条认为“罗济两国沿革年纪相同,可疑”,笔者认为《高丽史》疑是以新罗纪年记载百济之事。“真兴王十六年改今名”,应是真兴王十六年改“完山州”之误。“义慈王十九年(659年),新罗与唐将苏定方灭百济,遂有其地”,为“义慈王二十年(660年)”之误。
(35)韩百谦:《东国地理志》,汉城:一潮阁,1972年,第250页。
(36)韩镇:《海东绎史续》卷七《地理考七:新罗》,第124页。
(37)津田左右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一),《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1卷,第87页。
(38)李俊善:《新罗党项城历史地理的考察》,《关东大学论文集》1980年第8辑,第273-290页。
(39)《释名》卷一《释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5-16页。
(40)《初学记》卷六《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115页。
(41)《高丽史》卷五六《地理志一》,第2册,第232页。
(42)《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九,“南阳都护府”条,首尔大学藏奎章阁本,第15-16页。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43)《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大英图书馆藏本,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detail.jsp?id=A104000048。
(44)林士民、陈尚胜、牟元珪、王赛时等学者均持此观点,见林士民:《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陈尚胜:《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1994年,第9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见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第316页;王赛时:《山东海疆文化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33页。
(45)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46)如崔梦龙:《德积群岛的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0年;权悳永:《古代韩中外交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第201页;松井等:《隋唐二朝远征高句丽的地理》,见姜维东、高福顺译著:《中朝关系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金光明:《试论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以七世纪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变化为中心》,第19-24页。
(47)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89页;姜维东:《唐丽战争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牟元珪:《唐宋时期中韩海上交通述论》,载《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第316-322页。
(48)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8页下。
(49)《高丽史》卷五六《地理志一》,第2册,第232页。
(50)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51)《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第12册,第3784页。
(52)《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八月,第14册,第6321页;《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第8册,第2779页。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3)《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第13册,第4138-4139页;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下。
(54)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武烈王纪》,第49页下。
(55)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中)》,第359页上。
(56)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3页上。
(57)一然撰,李东欢校勘,李丙焘监修:《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一·太宗春秋公》,第91页。
(58)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八《百济义慈王纪》,第203页上。
(59)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60)转引自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345页。
(61)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2)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上册,第313页。
(63)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第369页上。
(64)《唐文拾遗》卷四四《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十册,第10869页下。
(65)《唐会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8页。
(66)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杂令第三三,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787页。
(67)《宋书》卷九七《倭国传》,第2395页。
(68)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第48-53页。木宫泰彦所绘航线地图,非常明确地经过“德物岛”海域。
(69)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514-515页。
(70)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上》,第58页下。此处与中国史书记载不同,《资治通鉴》:“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见《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咸亨元年,第14册,第6363-6364页。
(71)金正浩:《大东地志》卷四“南阳”条,第2册,第91页。
(72)《朝鲜王朝实录》卷四九《英宗大王实录》,英宗十五年(1739)五月三十日,第24页。
(73)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三七《地理四》,第322页上。
(74)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八《地理三》,第2册,第266页。
(75)李丙焘译注:《国译三国史记》,汉城: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03页。
(76)申滢植:《韩国古代的西海交涉史》,《国史馆论丛》2,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9年,第25页。
(77)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保藏王纪》,第170页下。
(78)金贞培校勘,李丙焘监修:《校勘〈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纪上》,第59页下。
(79)《日本书记》卷二七《天智天皇》,东京:经济杂志社,1915年,第576-578页。《大日本史·高句丽传》:“按《东国通鉴》,高丽已亡,新罗私封高安胜为高丽王,其称高丽朝贡者,盖是也。”此次高丽使者应是安胜所派,见《大日本史》卷二三四《高句丽传》,东京:德川笃敬,1990年影印本,第97册,第19页。
(80)徐兢撰,朴庆辉校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九《海道六》,第79页。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二,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