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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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Anti-Confucianist divination is just the superficial reason that Huantan( 桓谭) was demoted,the underlying cause is that Huantan failed to understand Liuxiu's political purpose in respecting and emphasizing Confucianism. Huantan always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the reality,which ran counter to the political needs of Liuxiu's reviving Han Dynasty. The purpose for Liuxiu to attach significance to Confucianism is to turn Confucian scholars into civil servant,to prevent them from doubting the reign of Han by using divination as a tool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Liuxiu managed 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standard and unify the thought so as to normalize and instrumentalize Confucian doctrine,a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re is no "thought"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Anti-Confucianist divination is just the superficial reason that Huantan( 桓谭) was demoted,the underlying cause is that Huantan failed to understand Liuxiu's political purpose in respecting and emphasizing Confucianism. Huantan always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the reality,which ran counter to the political needs of Liuxiu's reviving Han Dynasty. The purpose for Liuxiu to attach significance to Confucianism is to turn Confucian scholars into civil servant,to prevent them from doubting the reign of Han by using divination as a tool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Liuxiu managed 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standard and unify the thought so as to normalize and instrumentalize Confucian doctrine,a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re is no "thought"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引文
(1)《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61页)
(2)代表性论著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7-260页;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22页;苏诚鉴:《桓谭》,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154页;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73页;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315页;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董俊彦:《桓谭新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7页。
(3)《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22页。
(4)《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50页。
(1)《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9-961页。
(2)《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6、959页。
(3)《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1页。
(4)《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4页。
(5)《汉书》卷三六《刘歆传》:“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在应劭看来,刘歆是因为流传的谶语改名刘秀“几以趣也”,从政治伦理上说,其时成帝未崩,刘歆之举有大逆之嫌,似乎不可能,但置之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考察,刘歆很可能存在着这一侥幸心理。《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有云:“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第4184页)。这里的“国师公”即刘歆,“东方必成”之“东方”指已经取得昆阳大捷的刘秀,说明刘歆改名与“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确有关联,并直到王莽代汉仍在其亲近之中流传,才有“涉特往,对歆涕泣”的事。只是这时的刘歆理性地判断形势,认为自己无兵无权,不能承担“刘氏当复兴”的大任,而是另有其人。
(1)《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第535、537-538、535页。
(2)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3)《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第2558页。
(4)《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
(5)《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第2558页。
(1)(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光武信谶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2)《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第3160页。
(3)《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第937页。
(4)《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第1223页。
(5)《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6页。
(1)《汉书》卷八四《翟义传》,第3428、3435页。
(2)(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四《言体》,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引者按:引者根据清严可均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及上下文意,对行文重新标点和分段,个别文字不通者予以订补,下引《新论》文字相同。
(3)(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四《言体》,第12页。
(4)(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五《见征》,第15-16页。
(5)(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四《言体》,第12-13页。引者按:王莽自认为是黄帝之后,规定姚、妫、陈、田、王五姓,是“黄、虞苗裔,予之同族”,即“世姓”。参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06页。
(1)《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第2545页。
(2)《后汉书》卷八三上《隐逸传上》,第2756-2757页。
(3)《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1)《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9页。
(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3)《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4)《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1、1142页。
(5)《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传》,第1017页。
(6)《后汉书》卷四一《第五轮传》,第1400页。
(7)《后汉书》卷六六《循吏传》,第2457页。
(8)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2页。
(9)《汉书》卷八《元帝纪》,第277页。
(10)《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918页。
(1)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20页。
(1)《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7、958、959页。
(2)《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0-961页。
(3)《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4页。
(2)代表性论著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7-260页;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22页;苏诚鉴:《桓谭》,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154页;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73页;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315页;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董俊彦:《桓谭新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7页。
(3)《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22页。
(4)《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50页。
(1)《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9-961页。
(2)《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6、959页。
(3)《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1页。
(4)《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4页。
(5)《汉书》卷三六《刘歆传》:“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在应劭看来,刘歆是因为流传的谶语改名刘秀“几以趣也”,从政治伦理上说,其时成帝未崩,刘歆之举有大逆之嫌,似乎不可能,但置之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考察,刘歆很可能存在着这一侥幸心理。《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有云:“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第4184页)。这里的“国师公”即刘歆,“东方必成”之“东方”指已经取得昆阳大捷的刘秀,说明刘歆改名与“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确有关联,并直到王莽代汉仍在其亲近之中流传,才有“涉特往,对歆涕泣”的事。只是这时的刘歆理性地判断形势,认为自己无兵无权,不能承担“刘氏当复兴”的大任,而是另有其人。
(1)《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第535、537-538、535页。
(2)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3)《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第2558页。
(4)《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
(5)《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第2558页。
(1)(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光武信谶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2)《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第3160页。
(3)《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第937页。
(4)《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第1223页。
(5)《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6页。
(1)《汉书》卷八四《翟义传》,第3428、3435页。
(2)(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四《言体》,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引者按:引者根据清严可均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及上下文意,对行文重新标点和分段,个别文字不通者予以订补,下引《新论》文字相同。
(3)(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四《言体》,第12页。
(4)(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五《见征》,第15-16页。
(5)(汉)桓谭著,朱谦之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四《言体》,第12-13页。引者按:王莽自认为是黄帝之后,规定姚、妫、陈、田、王五姓,是“黄、虞苗裔,予之同族”,即“世姓”。参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06页。
(1)《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第2545页。
(2)《后汉书》卷八三上《隐逸传上》,第2756-2757页。
(3)《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1)《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9页。
(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3)《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4)《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1、1142页。
(5)《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传》,第1017页。
(6)《后汉书》卷四一《第五轮传》,第1400页。
(7)《后汉书》卷六六《循吏传》,第2457页。
(8)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2页。
(9)《汉书》卷八《元帝纪》,第277页。
(10)《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918页。
(1)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20页。
(1)《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7、958、959页。
(2)《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0-961页。
(3)《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