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伦理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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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用清晰的图画替换掉模糊的图画是否总是对的?难道那模糊的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71节/讲我们已经到了光滑的冰面上,没有任何摩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条件是最理想的。但是,往往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无法走路了。我们想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摩擦。还是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吧!——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07讲如果大家能把自己以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热情
引文
①译者注:此处“地图”是指我们认识研究本领域的专业素养。
①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关于实践的逻辑的论述中指出,地图与实际的地域范围是不可以用同一个基本的标准衡量的。音乐亦是如此。他这样写到,“地图以其相似且延续的几何空间取代了现实中间断并零散的道路空间。”参见《实践的逻辑》,Richard Nic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②见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美德之后:关于道德理论的研究》(诺特单姆:诺特单姆大学出版社,1984)。我尤其喜欢它对于“凸现”一词的提法,因为它似乎将其本质拓展为一种具有合作性质的活动,并且指出“启蒙”不仅仅是指一种突然的领悟。人们也可以将这种凸现看成是一种在诸如教会、与生俱来的贵族等早期形式的权威消亡之后为建立新的合约形式而做出的努力。
③译者注:莎夫兹伯瑞(Shaftesbury),1621-1683,英国政治家。
④请注意,此处是将艺术视为一个统一的领域,该领域和这里所描绘的启蒙工程是同时存在的。事实上,此处所涉及的许多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有一个艰巨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可以被称作包含各种艺术的生物体系。它由一套被公认的普通特征来组织形成,然后是另一套,以此类推。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平凡之处就在于它们与日益凸显的“科学”领域形成了对比,而这绝非巧合。
⑤Langer讨论了各种领域中都存在的“象征根源”的问题。关于艺术是前理性还是非理性的争论正是Langer论题的一部分。
⑥当然,对于音乐认知地位的担忧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他的勾股定理的先驱们。但是,在希腊,音乐的道德力量仍然是一个显而易见而又无可辩驳的事实。
⑦鉴于这种女性化地位与音乐教育有关,Clarlene Morton在她《身份问题:校园音乐的女性化定位和正当理由的要点》(博士论文,多伦多大学,1996)一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的涵义。
①这么说是因为艺术本来就是一种为美学做出的努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②这种被称作独立或绝对音乐的出现绝非巧合,它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特点。
③参见《Enten-Eller》一书。
④我在这里是指康德的哲学体系。
⑤对这一解释的极端概述忽略了很多细微却非常重要的细节。其中一点就是,对许多这一时期的人来说,拥有对品位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可以区分社会中的高雅与粗俗(当特权无法再用来保证一个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时)。甚至,拥有高雅的品位还可以证明一个人抵挡自我放纵或延缓自我满足的能力。也许可以说它们是道德人格的反映。可以用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例子就是,席勒相信美学的重要性,因为它一方面可以用来约束趋于控制理智的极端倾向,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控制无节制的纵欲。
⑥除了一点,就是它可以用来暗示一个人的教育、教养,以及一个人由此可获得的合理的社会地位。
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基督教会道德信条的世俗追随者。
⑧对此,我已在《音乐的哲学视野》(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进行了阐述。
⑨关于启蒙的道德目的最终失败的论断,我参考了MacIntyre在《美德之后》一书中的部分观点。
①关于这一论断理由的详细阐述请参阅MacIntyre的《美德之后》。
②见《尼各马科伦理学二》(9)。
③见《尼各马科伦理学二》(6)。
④我还必须强调一点,这儿所说的“即兴”并不是指一时的捏造,无中生有的创造。即兴的流畅是基于并只可能产生于在风格,习惯和生存方式中的沉浸。
⑤“方法”存在于一个起促进作用的框架之中。在这一框架中,“手段”和“目的”是可以分开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实践知识之中,“目的”永远不可能与“手段”分离,而“手段”也正是实现这两者的方式。并且,既然目的在实践知识中并不是固定的,由此便可得出手段和目的都需要最仔细而彻底的检查。
⑥这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它所进行的假设将一个人所相信的东西与他的行为牢固地联系起来。这也就是在事实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如果-那么的关系。请注意这一问题并没有虚无地暗指眼前的事不会造成任何改变;相反,它有一种很实用的暗示,而这个问题就是让人们来鉴别它。
①请注意,这不是反对发展审美的敏感度和灵敏度的论断。这里所表明的只是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可能会延伸至美学以外。这些关于审美的论断的正确性,或者是它们对于道德的重要性,是另一个问题(或者说应该是:不幸的是,支持美学的立场有时会被用来反对有关社会和道德的论断。而反过来说,支持音乐的社会观点理所当然地表明反对美学观点。很明显,这两种立场是否合理取决于一个人对于美学和社会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的构想。而这也正是这场争论的开始)。
②Heraclitus和Parmenides是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人,他们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议题上持对立的观点。在我的《哲学观点》一书中的第二章中对这一议题作出了简明地论述。
①在《艺术即经历》一书中,(纽约:佩里基出版社,1980),Dewey宣称:“有着固定不变价值的目标的构想确实是一种偏见(其来自我们不为艺术束缚的那部分)”。
②关于责任能力是一种应答能力,参见拙作“辩识能力,应答/能力,以及哲学惯例的优点”。《完成音乐教育日志》5:1-2(2000)96-119。也可参见缩略的德语译文《理论实践》,载于《音乐教育评论:哲学实践的责任和价值》同时,也被重印在《音乐教育的行为,评论,理论》一书中。
③出自《音乐的主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④出自由P.Alperson编辑的《什么是音乐》(纽约:海港出版社,1987)一书中的:“音乐的美学:限度和范围。”
①以免我被误解,我提及的有关真实性不应被认为其中暗示了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事实上,什么组成了“真实性”总是开放性问题,而且是特殊的实践。
②Alasdair MacIntyre,《美德之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大学出版社,1984)。
③他写道,艺术建立了“后来经历的价值标准,它们引起了对低于其标准的条件的不满,它们产生了对周围事物的要求来达到它们自己的水平”,也就是说,它们提供了想象的器官。见《民主与教育:教育哲学的介绍》(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16)中第279页。显然地,我在这儿提出的要求是更为与众不同的,也许是更独特,更音乐的。
④我有意在这次演讲中不提及常用术语。因为我注意到这些术语已被扩展成为音乐教育哲学最引人注目的那个部分。“常用的”和“美学的”已成为我们把人分类的标志和类别,而不是分析和使用智力的工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术语时常减少而不是激发人去思考。因此,我努力避免那些术语,为了能保持对观点集中探究的讨论。然而,在之前部分的九个阶段中的每一个,描述常用术语或实践智慧的重要属性,符合道德和实际判断是其指导原则。
⑤我把这个短语用括号括起来并随后打了个问号,因为我不在那些认为音乐和美学源于同一结构的人之列。我很谨慎地在此次演讲中不选择进行这方面的争论,希望甚至是那些认为音乐体验是由一整套美学体验组成的人能看到扩展的潜在价值,即把价值领域扩展到使其包括社会内容,道德内容(而且,我想随后的是政治内容)。
⑥我认为我的道德要求很需要赞同音乐的根本性地位。当考虑启蒙课题怎样将人类含义地带分隔的时候,那所谓的美学领域排除了社交是在此演讲之前讨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应断定这种趋势是一种现在过时了的人工制品。事实上,将音乐剧解释成社交也是十分寻常的,通过将社会意义构建成一种音乐价值的相反指示的方式。在这个观点上,社交关注的是超音乐,也许是亚音乐,而且音乐的社会意义越明显,其音乐价值越少。从这个观点看,流行抑或是商业性的音乐是社交工具而非音乐现象。
⑦重申,这是Alasdair MacIntyre的论点,以免我在这里的断言全盘否定,细想我的论点也表明音乐也许在重建我们对道德动力的理解上起很重要的作用。
①例如,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大卫·艾略特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把音乐鉴赏能力看作一种程序性的技能知识,还应把它当作是一种实际操作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他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从事音乐是一种从根本上而言费神的或充满才智的行为方式。我想提出的更进一步的观点是,正是由于技能合理性处于支配地位才使得这些观点非常必需。音乐着实重要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用Charle Keil的极妙短语来说,我们“参与意识的最后的伟大源泉。”见Keil和Feld著作《音乐习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音乐是我们最后的正确性提示之一,是人类生活幸福的真正必需品,是由道德情操包围和引导的思维能力之一。在艾略特的论证中,音乐教育常规理解的深度显现最清楚、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他处理课程的方法——他拒绝努力去裁减道德教育机构的教师,拒绝把其降格为一般的那种基本性技术说明/学习程序的管理人员。
①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关于实践的逻辑的论述中指出,地图与实际的地域范围是不可以用同一个基本的标准衡量的。音乐亦是如此。他这样写到,“地图以其相似且延续的几何空间取代了现实中间断并零散的道路空间。”参见《实践的逻辑》,Richard Nic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②见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美德之后:关于道德理论的研究》(诺特单姆:诺特单姆大学出版社,1984)。我尤其喜欢它对于“凸现”一词的提法,因为它似乎将其本质拓展为一种具有合作性质的活动,并且指出“启蒙”不仅仅是指一种突然的领悟。人们也可以将这种凸现看成是一种在诸如教会、与生俱来的贵族等早期形式的权威消亡之后为建立新的合约形式而做出的努力。
③译者注:莎夫兹伯瑞(Shaftesbury),1621-1683,英国政治家。
④请注意,此处是将艺术视为一个统一的领域,该领域和这里所描绘的启蒙工程是同时存在的。事实上,此处所涉及的许多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有一个艰巨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可以被称作包含各种艺术的生物体系。它由一套被公认的普通特征来组织形成,然后是另一套,以此类推。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平凡之处就在于它们与日益凸显的“科学”领域形成了对比,而这绝非巧合。
⑤Langer讨论了各种领域中都存在的“象征根源”的问题。关于艺术是前理性还是非理性的争论正是Langer论题的一部分。
⑥当然,对于音乐认知地位的担忧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他的勾股定理的先驱们。但是,在希腊,音乐的道德力量仍然是一个显而易见而又无可辩驳的事实。
⑦鉴于这种女性化地位与音乐教育有关,Clarlene Morton在她《身份问题:校园音乐的女性化定位和正当理由的要点》(博士论文,多伦多大学,1996)一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的涵义。
①这么说是因为艺术本来就是一种为美学做出的努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②这种被称作独立或绝对音乐的出现绝非巧合,它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特点。
③参见《Enten-Eller》一书。
④我在这里是指康德的哲学体系。
⑤对这一解释的极端概述忽略了很多细微却非常重要的细节。其中一点就是,对许多这一时期的人来说,拥有对品位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可以区分社会中的高雅与粗俗(当特权无法再用来保证一个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时)。甚至,拥有高雅的品位还可以证明一个人抵挡自我放纵或延缓自我满足的能力。也许可以说它们是道德人格的反映。可以用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例子就是,席勒相信美学的重要性,因为它一方面可以用来约束趋于控制理智的极端倾向,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控制无节制的纵欲。
⑥除了一点,就是它可以用来暗示一个人的教育、教养,以及一个人由此可获得的合理的社会地位。
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基督教会道德信条的世俗追随者。
⑧对此,我已在《音乐的哲学视野》(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进行了阐述。
⑨关于启蒙的道德目的最终失败的论断,我参考了MacIntyre在《美德之后》一书中的部分观点。
①关于这一论断理由的详细阐述请参阅MacIntyre的《美德之后》。
②见《尼各马科伦理学二》(9)。
③见《尼各马科伦理学二》(6)。
④我还必须强调一点,这儿所说的“即兴”并不是指一时的捏造,无中生有的创造。即兴的流畅是基于并只可能产生于在风格,习惯和生存方式中的沉浸。
⑤“方法”存在于一个起促进作用的框架之中。在这一框架中,“手段”和“目的”是可以分开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实践知识之中,“目的”永远不可能与“手段”分离,而“手段”也正是实现这两者的方式。并且,既然目的在实践知识中并不是固定的,由此便可得出手段和目的都需要最仔细而彻底的检查。
⑥这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它所进行的假设将一个人所相信的东西与他的行为牢固地联系起来。这也就是在事实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如果-那么的关系。请注意这一问题并没有虚无地暗指眼前的事不会造成任何改变;相反,它有一种很实用的暗示,而这个问题就是让人们来鉴别它。
①请注意,这不是反对发展审美的敏感度和灵敏度的论断。这里所表明的只是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可能会延伸至美学以外。这些关于审美的论断的正确性,或者是它们对于道德的重要性,是另一个问题(或者说应该是:不幸的是,支持美学的立场有时会被用来反对有关社会和道德的论断。而反过来说,支持音乐的社会观点理所当然地表明反对美学观点。很明显,这两种立场是否合理取决于一个人对于美学和社会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的构想。而这也正是这场争论的开始)。
②Heraclitus和Parmenides是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人,他们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议题上持对立的观点。在我的《哲学观点》一书中的第二章中对这一议题作出了简明地论述。
①在《艺术即经历》一书中,(纽约:佩里基出版社,1980),Dewey宣称:“有着固定不变价值的目标的构想确实是一种偏见(其来自我们不为艺术束缚的那部分)”。
②关于责任能力是一种应答能力,参见拙作“辩识能力,应答/能力,以及哲学惯例的优点”。《完成音乐教育日志》5:1-2(2000)96-119。也可参见缩略的德语译文《理论实践》,载于《音乐教育评论:哲学实践的责任和价值》同时,也被重印在《音乐教育的行为,评论,理论》一书中。
③出自《音乐的主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④出自由P.Alperson编辑的《什么是音乐》(纽约:海港出版社,1987)一书中的:“音乐的美学:限度和范围。”
①以免我被误解,我提及的有关真实性不应被认为其中暗示了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事实上,什么组成了“真实性”总是开放性问题,而且是特殊的实践。
②Alasdair MacIntyre,《美德之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大学出版社,1984)。
③他写道,艺术建立了“后来经历的价值标准,它们引起了对低于其标准的条件的不满,它们产生了对周围事物的要求来达到它们自己的水平”,也就是说,它们提供了想象的器官。见《民主与教育:教育哲学的介绍》(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16)中第279页。显然地,我在这儿提出的要求是更为与众不同的,也许是更独特,更音乐的。
④我有意在这次演讲中不提及常用术语。因为我注意到这些术语已被扩展成为音乐教育哲学最引人注目的那个部分。“常用的”和“美学的”已成为我们把人分类的标志和类别,而不是分析和使用智力的工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术语时常减少而不是激发人去思考。因此,我努力避免那些术语,为了能保持对观点集中探究的讨论。然而,在之前部分的九个阶段中的每一个,描述常用术语或实践智慧的重要属性,符合道德和实际判断是其指导原则。
⑤我把这个短语用括号括起来并随后打了个问号,因为我不在那些认为音乐和美学源于同一结构的人之列。我很谨慎地在此次演讲中不选择进行这方面的争论,希望甚至是那些认为音乐体验是由一整套美学体验组成的人能看到扩展的潜在价值,即把价值领域扩展到使其包括社会内容,道德内容(而且,我想随后的是政治内容)。
⑥我认为我的道德要求很需要赞同音乐的根本性地位。当考虑启蒙课题怎样将人类含义地带分隔的时候,那所谓的美学领域排除了社交是在此演讲之前讨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应断定这种趋势是一种现在过时了的人工制品。事实上,将音乐剧解释成社交也是十分寻常的,通过将社会意义构建成一种音乐价值的相反指示的方式。在这个观点上,社交关注的是超音乐,也许是亚音乐,而且音乐的社会意义越明显,其音乐价值越少。从这个观点看,流行抑或是商业性的音乐是社交工具而非音乐现象。
⑦重申,这是Alasdair MacIntyre的论点,以免我在这里的断言全盘否定,细想我的论点也表明音乐也许在重建我们对道德动力的理解上起很重要的作用。
①例如,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大卫·艾略特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把音乐鉴赏能力看作一种程序性的技能知识,还应把它当作是一种实际操作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他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从事音乐是一种从根本上而言费神的或充满才智的行为方式。我想提出的更进一步的观点是,正是由于技能合理性处于支配地位才使得这些观点非常必需。音乐着实重要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用Charle Keil的极妙短语来说,我们“参与意识的最后的伟大源泉。”见Keil和Feld著作《音乐习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音乐是我们最后的正确性提示之一,是人类生活幸福的真正必需品,是由道德情操包围和引导的思维能力之一。在艾略特的论证中,音乐教育常规理解的深度显现最清楚、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他处理课程的方法——他拒绝努力去裁减道德教育机构的教师,拒绝把其降格为一般的那种基本性技术说明/学习程序的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