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杰精神与思想范式重建:从王开祖看永嘉学派一个被忽略的精神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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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王开祖《儒志编》管窥永嘉之学的豪杰面向。四库全书本《儒志编》书前提要称许王开祖为"豪杰",而此评价在《总目》提要中却失落了。永嘉学派将豪杰标举为理想人格。豪杰之士兼有豪气、逸气、英气和卓识。豪气者,对文化使命的传承当仁不让。英气者,不迷信权威,是独立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逸气者,不囿习见,是风流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按照王开祖的卓识,心性涵养(成己)还必须展开在事功(成己成物)的过程之中。正是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永嘉学派特有的精神取向,同时也构成了永嘉学派豪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重建思想范式的过程中,永嘉豪杰精神在事功中展开心性的面向不幸失落了,而王开祖所表彰的孟子绝学的要义即贵民轻君、挺立士道尊严则一开始就落在汪循、四库全书馆臣对"豪杰"的理解之外。居今之世,人类整体如欲向死而生,必须在根本处转变思想范式,创造出有别于现代性的新的思想范式。新时代召唤着豪杰之士毅然奋起。
引文
(1)董平:《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董平学术论集》,贵阳:孔学堂书局,2015年,第130页。
(2)[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序,载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3)[宋]陈谦:《儒志学业传》,载[宋]王开祖:《儒志编》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引《儒志编》,用文中注,不再注版本信息。
(4)中华书局影印组:“出版说明”,参见永2)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关于总目提要与书前提要的比较研究,可参见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江庆柏:《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王娟:《〈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勘研究: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基础》(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学界目前的研究以文献学为主,哲学义理的向度尚有待开展。
(5)关于二种提要差异的发现,得益于和学生吴陈浩的讨论。笔者曾在课上论及此差异,研究生丁宇提出数点意见:除了书前提要、总目提要之外,尚有更为原始的四库提要分纂稿;比较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差异,更能见出四库馆臣之间的思想差异(包括汉宋之争);从书前提要到总目提要的修改,相当大一部分要考虑编纂体例变化的因素;就《儒志编》而言,总目提要虽无“豪杰”二字而实承认其豪杰精神。
(6)书前提要及《总目》提要均作“王循”,误。《总目》提要云:“据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时始为搜访遗佚,编辑成帙。”然原序文末署名则是“新安汪循”。书前提要所述“循”之爵里、著作,亦与汪循合。关于汪循,可参见解光宇、王凡:《论新安理学家汪循》,载姜广辉、吴长庚主编:《朱子学刊》第18辑,2009年,合肥:黄山书社,第233-241页。
(1)周子《易通》即周敦颐代表作《通书》。宋潘兴嗣撰《周敦颐墓志铭》云:“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1页)朱熹则认为:“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宋]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可参见[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44页)
(2)陈襄:《答王景山启》,《古灵集》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参见[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5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2页。
(4)参见[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5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4页。
(5)[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3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429-430页。
(6)[宋]叶适:《归愚翁文集序》,《水心文集》卷12,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6页。
(7)[宋]叶适:《归愚翁文集序》,《水心文集》卷12,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3册,第217页。
(8)关于动力之知(knowing-to)、能力之知(knowing-how)、命题之知(knowing-that)三者的辨析与讨论,参见黄勇:《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
(1)赵钊已在硕士论文(董平教授指导)中指出,永嘉学派敢于批判否定、勇于开拓创新,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赵钊:《王开祖〈儒志编〉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44页)。
(2)[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7页。
(3)20世纪50年代以来,伦理学和知识论不期然都发生了某种“德性转向”(virtue turn)或“德性复归”(virtue return),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与德性知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一时成为伦理学与知识论当代发展的新方向。德性知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为理智德性或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与知识相关的德性。德性知识论的两条不同的进路对理智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可靠主义把它理解为认知能力(cognitive powers,包括准确的感知力等),而责任主义则把它理解为人格特性(character traits,包括认知勇气等)。可参见刘梁剑:《德性民主:在德治之外超越民主》,载方朝晖主编、翟奎凤副主编:《大同》,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美]迈克尔·斯洛特:《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超越责任主义与可靠主义》,李妮娜译,《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78-79页。
(5)《儒志编》亦有一条辨《系辞》是否出于孔子,主张《系辞》为孔子所作,但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羼入,读者当善于辨析:“或曰:今之所谓《系辞》果非圣人之书乎?曰:其源出于孔子而后相传于《易》师。其来也远,其传也久,其间失坠而增加者,不能无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若此者,虽欲曰非圣人之言,可乎?其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幽赞神明而生蓍。’若此者,虽欲曰圣人之言,可乎?凡学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
(6)[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0-221页。
(1)[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8页。
(2)[宋]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文集》卷8,见[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7页。
(3)董平教授已指出,王开祖“要求个体不以其自身之道德学问的涵养为满足,而必欲将其内在之德性外向展现于经世事业的开辟之中,乃与后来崛起的永嘉学派是有点本质精神之共性的”(董平:《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董平学术论集》,第118-119页)。值得一提的是,叶适述永嘉学统,以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四人为典范:“永嘉之学,必克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宋]叶适:《温州新修学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8页)。叶适通过对四个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也指出,永嘉之学存在两个不同的思想面向:其一,治心修身的面向,其二,治世平天下的面向。可以说,叶适的分析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体现了史与思统一的特点。
(1)《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记载申屠蟠对于太学清议不容于朝廷的先见之明:“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王开祖对此评论说:“知进退,识时变,临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太学之兴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愿居其间,吾独指秦以为病焉。及群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可谓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也。”(《儒志编》)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
(2)[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序,载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3)[宋]陈谦:《儒志学业传》,载[宋]王开祖:《儒志编》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引《儒志编》,用文中注,不再注版本信息。
(4)中华书局影印组:“出版说明”,参见永2)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关于总目提要与书前提要的比较研究,可参见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江庆柏:《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王娟:《〈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勘研究: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基础》(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学界目前的研究以文献学为主,哲学义理的向度尚有待开展。
(5)关于二种提要差异的发现,得益于和学生吴陈浩的讨论。笔者曾在课上论及此差异,研究生丁宇提出数点意见:除了书前提要、总目提要之外,尚有更为原始的四库提要分纂稿;比较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差异,更能见出四库馆臣之间的思想差异(包括汉宋之争);从书前提要到总目提要的修改,相当大一部分要考虑编纂体例变化的因素;就《儒志编》而言,总目提要虽无“豪杰”二字而实承认其豪杰精神。
(6)书前提要及《总目》提要均作“王循”,误。《总目》提要云:“据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时始为搜访遗佚,编辑成帙。”然原序文末署名则是“新安汪循”。书前提要所述“循”之爵里、著作,亦与汪循合。关于汪循,可参见解光宇、王凡:《论新安理学家汪循》,载姜广辉、吴长庚主编:《朱子学刊》第18辑,2009年,合肥:黄山书社,第233-241页。
(1)周子《易通》即周敦颐代表作《通书》。宋潘兴嗣撰《周敦颐墓志铭》云:“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1页)朱熹则认为:“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宋]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可参见[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44页)
(2)陈襄:《答王景山启》,《古灵集》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参见[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5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2页。
(4)参见[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5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4页。
(5)[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32,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429-430页。
(6)[宋]叶适:《归愚翁文集序》,《水心文集》卷12,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6页。
(7)[宋]叶适:《归愚翁文集序》,《水心文集》卷12,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3册,第217页。
(8)关于动力之知(knowing-to)、能力之知(knowing-how)、命题之知(knowing-that)三者的辨析与讨论,参见黄勇:《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
(1)赵钊已在硕士论文(董平教授指导)中指出,永嘉学派敢于批判否定、勇于开拓创新,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赵钊:《王开祖〈儒志编〉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44页)。
(2)[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7页。
(3)20世纪50年代以来,伦理学和知识论不期然都发生了某种“德性转向”(virtue turn)或“德性复归”(virtue return),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与德性知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一时成为伦理学与知识论当代发展的新方向。德性知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为理智德性或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与知识相关的德性。德性知识论的两条不同的进路对理智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可靠主义把它理解为认知能力(cognitive powers,包括准确的感知力等),而责任主义则把它理解为人格特性(character traits,包括认知勇气等)。可参见刘梁剑:《德性民主:在德治之外超越民主》,载方朝晖主编、翟奎凤副主编:《大同》,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美]迈克尔·斯洛特:《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超越责任主义与可靠主义》,李妮娜译,《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78-79页。
(5)《儒志编》亦有一条辨《系辞》是否出于孔子,主张《系辞》为孔子所作,但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羼入,读者当善于辨析:“或曰:今之所谓《系辞》果非圣人之书乎?曰:其源出于孔子而后相传于《易》师。其来也远,其传也久,其间失坠而增加者,不能无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若此者,虽欲曰非圣人之言,可乎?其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幽赞神明而生蓍。’若此者,虽欲曰圣人之言,可乎?凡学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
(6)[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0-221页。
(1)[明]黄宗羲著、[清]黄百家纂辑、[清]全祖望修定:《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8页。
(2)[宋]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文集》卷8,见[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7页。
(3)董平教授已指出,王开祖“要求个体不以其自身之道德学问的涵养为满足,而必欲将其内在之德性外向展现于经世事业的开辟之中,乃与后来崛起的永嘉学派是有点本质精神之共性的”(董平:《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董平学术论集》,第118-119页)。值得一提的是,叶适述永嘉学统,以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四人为典范:“永嘉之学,必克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宋]叶适:《温州新修学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8页)。叶适通过对四个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也指出,永嘉之学存在两个不同的思想面向:其一,治心修身的面向,其二,治世平天下的面向。可以说,叶适的分析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体现了史与思统一的特点。
(1)《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记载申屠蟠对于太学清议不容于朝廷的先见之明:“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王开祖对此评论说:“知进退,识时变,临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太学之兴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愿居其间,吾独指秦以为病焉。及群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可谓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也。”(《儒志编》)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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