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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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再解读"思潮主要以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以及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以1993年、1998年、2006年为时间节点,"再解读"思潮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沿着"历史性研究""文学性研究""现代性研究"三条线索发展。"再解读"思潮并非只局限于《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少数研究,洪子诚、陈思和的部分研究以及李杨、贺桂梅、旷新年、蔡翔、李洁非等人的研究,都应该在广义的"再解读"视阈中得到观照。广义的"再解读"思潮体现了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重新获得研究的合法性与方法论的过程,也体现着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程度。
引文
(1)洪子诚:《左翼文学与“现代派”》,《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3)曾令存:《“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5)李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形成,这与该书第一部分“叙事”高度重合,从主题的角度,后面两部分“抒情”“象征”与前面的“叙事”并不是同一级别的概念。另外,支撑“叙事”部分的是“十七年文学”中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而支撑“抒情”部分的主要是毛泽东诗词及一些散文与现代诗,支撑“象征”部分的则只有几部样板戏。从支撑对象的复杂性及数量来看,后两个阶段的论述明显与“叙事”阶段不在同一水平。后来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基本以“叙事”部分为主体,删削了“抒情”与“象征”的部分论述以并入前者,也基本证明了笔者的这一看法。
(6)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载《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7)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8)参见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9)参见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载《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0)例如,作者认为孙犁的小说就与《聊斋志异》的范式相通,其中常有女性主动、男性被动的两性关系,但是“孙犁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他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刻写”;同理《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写得一波三折,在红色叙事的油彩下仍很有魅力,主要是它的内部自觉不自觉地隐含这样古老的结构”(参见张清华《当代文学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个男权主义批判的视角》,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11)通过对折射了林道静潜意识的梦作出精神分析,作者“实际上是要表明这部作品所达到的那个年代文学所能够具有的最大的心理与精神深度。毫无疑问,没有哪一部十七年的小说能像《青春之歌》这样,有着如此多潜在的阐释空间,以及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广泛辐射力”(参见张清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12)这种质疑集中体现在李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一文中,李杨认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强调“民间意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准确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同样高度重视左翼文学中的民间因素。
(13)在谈到罗兰·巴特时,李杨写道:“他的拿手好戏,是追求所谓‘文本的快乐’,它能够在许多意义崇高的文本中读出隐藏的色情意义……许多公认的立意高远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巴特的笔下都产生了‘色情’欲望……然而,这位‘黄色阅读’的高手在中国竟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显然,有些东西成功地逃过了罗兰·巴特的鹰鹫一样的眼睛。”(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在这样的基础上,李杨开始在“性”与“政治”之间展开对林道静命运的细读。
(14)洪子诚:《历史清理的方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5)如程光炜的《中国“歌德”之道路——论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艺活动》(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毛泽东与当代文学》(载《粤海风》2002年第4期)、《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态》(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1948、1949年的文化观察》(载《天涯》2002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多元共生的时代——试论四十年代的文人集团》(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大多选择以文人、制度、事件等文本之外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
(1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17)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指向的是当下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的问题,“科层制和群众参与”与“内在化和对象化”指向的是官僚主义与特权阶层以及曾经的“人民”无法在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指的是当下随着城市和消费发展,个人的欲望诉求与国家的政治形态出现矛盾。
(18)包括王彬彬的《被高估的与被低估的——“再解读”开场白》(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以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为例》(载《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以唐小兵文章为例》(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等。
(2)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3)曾令存:《“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5)李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形成,这与该书第一部分“叙事”高度重合,从主题的角度,后面两部分“抒情”“象征”与前面的“叙事”并不是同一级别的概念。另外,支撑“叙事”部分的是“十七年文学”中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而支撑“抒情”部分的主要是毛泽东诗词及一些散文与现代诗,支撑“象征”部分的则只有几部样板戏。从支撑对象的复杂性及数量来看,后两个阶段的论述明显与“叙事”阶段不在同一水平。后来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基本以“叙事”部分为主体,删削了“抒情”与“象征”的部分论述以并入前者,也基本证明了笔者的这一看法。
(6)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载《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7)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8)参见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9)参见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载《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0)例如,作者认为孙犁的小说就与《聊斋志异》的范式相通,其中常有女性主动、男性被动的两性关系,但是“孙犁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他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刻写”;同理《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写得一波三折,在红色叙事的油彩下仍很有魅力,主要是它的内部自觉不自觉地隐含这样古老的结构”(参见张清华《当代文学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个男权主义批判的视角》,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11)通过对折射了林道静潜意识的梦作出精神分析,作者“实际上是要表明这部作品所达到的那个年代文学所能够具有的最大的心理与精神深度。毫无疑问,没有哪一部十七年的小说能像《青春之歌》这样,有着如此多潜在的阐释空间,以及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广泛辐射力”(参见张清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12)这种质疑集中体现在李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一文中,李杨认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强调“民间意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准确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同样高度重视左翼文学中的民间因素。
(13)在谈到罗兰·巴特时,李杨写道:“他的拿手好戏,是追求所谓‘文本的快乐’,它能够在许多意义崇高的文本中读出隐藏的色情意义……许多公认的立意高远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巴特的笔下都产生了‘色情’欲望……然而,这位‘黄色阅读’的高手在中国竟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显然,有些东西成功地逃过了罗兰·巴特的鹰鹫一样的眼睛。”(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在这样的基础上,李杨开始在“性”与“政治”之间展开对林道静命运的细读。
(14)洪子诚:《历史清理的方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5)如程光炜的《中国“歌德”之道路——论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艺活动》(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毛泽东与当代文学》(载《粤海风》2002年第4期)、《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态》(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1948、1949年的文化观察》(载《天涯》2002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多元共生的时代——试论四十年代的文人集团》(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大多选择以文人、制度、事件等文本之外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
(1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17)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指向的是当下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的问题,“科层制和群众参与”与“内在化和对象化”指向的是官僚主义与特权阶层以及曾经的“人民”无法在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指的是当下随着城市和消费发展,个人的欲望诉求与国家的政治形态出现矛盾。
(18)包括王彬彬的《被高估的与被低估的——“再解读”开场白》(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以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为例》(载《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以唐小兵文章为例》(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