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问题与党权竞逐:国民党省党部改组与地方政治生态(1927—1944)——以安徽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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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安徽的组织与发展并不顺利;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确立后,安徽省党部才逐渐得以正式成立,但在此过程中人员更动无序、机构改组频繁,党部内虽不以地域而分派,却以出身而抱团,运行过程相当混乱。全面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主皖、朱家骅执掌组织部,两股人马的加入,改变了省党部原有的人事结构,因党派矛盾而引起的派系斗争更参入了地域主义的歧见,凸显了国民党中央政治生态在地方上的投影。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the development of Kuomintang in Anhui had been amidst twists and turns.The headquarter of Anhui Province was not founded until Kuomintang had formally established its governing nationally.However,the formation period was rather chaotic due to disordered personnel changes and frequent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in addition to the grouping up of party members based on birth origins and previous education background.After the breaking out of Anti-Japanese War,New Guangxi Clique presided over Anhui province and Zhu Jiahua was in control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The joining of the two forces transformed the original personnel structure.In addition to party contradictions,regionalism also becomes a main cause of factions.The case of Anhui is a refe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the development of Kuomintang in Anhui had been amidst twists and turns.The headquarter of Anhui Province was not founded until Kuomintang had formally established its governing nationally.However,the formation period was rather chaotic due to disordered personnel changes and frequent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in addition to the grouping up of party members based on birth origins and previous education background.After the breaking out of Anti-Japanese War,New Guangxi Clique presided over Anhui province and Zhu Jiahua was in control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The joining of the two forces transformed the original personnel structure.In addition to party contradictions,regionalism also becomes a main cause of factions.The case of Anhui is a refe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
引文
(1)相关研究有: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中华书局2013年版;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如金以林:《战时香港国民党党务检讨》,《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王鑫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整理研究》(1927—1929),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团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3)宋霖、房列曙主编:《安徽通史·民国卷》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4)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长编》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403页。
(5)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第1张第2面。
(6)关于省党部改组与人员构成变化,详见《安徽省志·政党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0—809页;《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1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特6/16;《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呈中执会文》(1932年6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47.17。
(7)参见张德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若干事件回忆》,《江淮文史》2009年第1期。
(8)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
(9)《浙江党务》,1928年10月—192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一一(5)/334。转引自易青:《1928—1930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10)《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1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特6/16。
(11)1920年代党政分开的背景,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运动,而其实质则是蒋、汪、胡间的权力之争。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上册,第563—566页。
(12)马陵合、徐希军:《抗战前十年国民党安徽地方政权中党政矛盾和派系斗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3)1927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安徽主持省党部工作的刘真如与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生矛盾,被陈指使人殴打并吊捆于省政府门外。参见《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4)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第1张第2面。
(15)③《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所引“朱家骅档案”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馆藏号:301-01-06-074。
(16)《抗战时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委邵华》,《武汉人物选录》,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90—191页。
(17)《改组安徽省党部案》(1934年2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127.12。
(18)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附表四。
(19)1937年5月苗培成任特派员时期先后有16人任职安徽省党部,其中CC系有10人,隶籍安徽者11人。参见《改组安徽省党部案》(1934年2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127.12;《安徽省志·政党志》,第800—809页。
(20)陈良佐:《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段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印,第58页。
(21)刘真如(1905—1947),安徽涡阳县人,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学生时代与邵力子相识,经介绍参加国民党。1928年在陈立夫资助下赴法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参见《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22)《安徽省党部执委任免并指定刘真如为主委、王秀春为书记长案》,《会议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5.3/81.23。
(23)《安徽省党务现状》(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24)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卷,第158—159、163、170页。
(25)《批准李芝岩接充安徽省党部执委人选案》(1939年1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一般138/105。
(26)《刘真如致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函》,《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27)傅华昌:《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辑,第102—103页。
(28)《病假、任免、请辞、控诉等》(1939.1—1944.12),《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29)《张厉生致朱家骅函》(1939年10月1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0)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上卷,第499页。
(31)⑦《方治致叶楚伧、朱家骅、陈立夫函》(1939年12月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2)《方治致朱家骅电》(1939年12月22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3)《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66页。
(34)傅华昌:《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辑,第103—104页。
(35)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
(36)《甘家馨对方希孔来电签注》(1939年12月25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7)《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各省市县党部委员、书记长略历册》,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2,第27页。
(38)《卓衡之致朱家骅电》(1939年12月30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9)《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40)《安徽省党务现况》(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41)《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 301-01-06-295。
(42)(11)《安徽魏寿永唆使周慎初陷害案》(1944年5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监0809。
(43)《皖省党部委员职员间发生诬控案》(1943年9月1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44)早在1938年3月,蒋即对党内派系纷争表示不满,有“通令取消各小组织,严禁分派”的计划。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蒋和汪以正副总裁身份提出议案,要求宣告党内绝对不许有任何“小组织”。参见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938年3月2日)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506页。
(45)《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8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46)⑦(11)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4—95、95、95页。
(47)《旅京皖人反对李兆珍大会》,《申报》1921年9月4日,第11版。
(48)《安徽学会昨开全委会》,《申报》1937年2月3日,第11版。
(49)参见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5页;《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0)⑧参见《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1)新桂系内部亦因其追随者不同而区分。据说李品仙手下的干部即分桂、湘两派,且摩擦颇激烈。原属白崇禧的旧属,李品仙一概无法指挥,且不断通过“广西团体关系向李、白造作流言,以鹤龄投降CC,过分接近中央为词”,威胁李品仙。参见《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8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2)据说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旅居重庆的安徽人和流亡后方的安徽学生,总要向参政会来一次“倒李”运动,要求撤换李品仙。参见《李品仙不倒之谜》,《中国新闻》1948年第8期。
(53)《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2月16日)、《卓衡之致朱家骅、陈立夫电》(1940年12月23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4)《朱家骅致刘真如函》(1940年12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5)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9页。
(56)《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57)《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58)《陕西党务:为陕省训练团合并战干团事、胡宗南、熊斌意见冲突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121,第6页。
(59)《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0日)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91、202—203页。
(60)《安徽省党务现况》(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61)④《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62)《李品仙致朱家骅函》(1943年10月4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63)《曹敏致朱家骅电》(1943年11月2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64)王述曾为贺师俊介绍,朱家骅北京大学时学生。《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65)《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1日)第9册,第204页;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6页。
(66)《陈立夫呈蒋中正》(1945年10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303-031。
(67)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2)如金以林:《战时香港国民党党务检讨》,《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王鑫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整理研究》(1927—1929),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团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3)宋霖、房列曙主编:《安徽通史·民国卷》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4)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长编》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403页。
(5)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第1张第2面。
(6)关于省党部改组与人员构成变化,详见《安徽省志·政党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0—809页;《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1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特6/16;《安徽省党务特派员呈中执会文》(1932年6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47.17。
(7)参见张德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若干事件回忆》,《江淮文史》2009年第1期。
(8)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
(9)《浙江党务》,1928年10月—192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一一(5)/334。转引自易青:《1928—1930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10)《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1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特6/16。
(11)1920年代党政分开的背景,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运动,而其实质则是蒋、汪、胡间的权力之争。参见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上册,第563—566页。
(12)马陵合、徐希军:《抗战前十年国民党安徽地方政权中党政矛盾和派系斗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3)1927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安徽主持省党部工作的刘真如与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生矛盾,被陈指使人殴打并吊捆于省政府门外。参见《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4)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第1张第2面。
(15)③《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所引“朱家骅档案”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馆藏号:301-01-06-074。
(16)《抗战时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委邵华》,《武汉人物选录》,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90—191页。
(17)《改组安徽省党部案》(1934年2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127.12。
(18)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附表四。
(19)1937年5月苗培成任特派员时期先后有16人任职安徽省党部,其中CC系有10人,隶籍安徽者11人。参见《改组安徽省党部案》(1934年2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4.3/127.12;《安徽省志·政党志》,第800—809页。
(20)陈良佐:《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段回忆》,《广西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印,第58页。
(21)刘真如(1905—1947),安徽涡阳县人,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学生时代与邵力子相识,经介绍参加国民党。1928年在陈立夫资助下赴法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参见《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22)《安徽省党部执委任免并指定刘真如为主委、王秀春为书记长案》,《会议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会5.3/81.23。
(23)《安徽省党务现状》(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24)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卷,第158—159、163、170页。
(25)《批准李芝岩接充安徽省党部执委人选案》(1939年1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一般138/105。
(26)《刘真如致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函》,《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27)傅华昌:《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辑,第102—103页。
(28)《病假、任免、请辞、控诉等》(1939.1—1944.12),《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29)《张厉生致朱家骅函》(1939年10月1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0)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上卷,第499页。
(31)⑦《方治致叶楚伧、朱家骅、陈立夫函》(1939年12月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2)《方治致朱家骅电》(1939年12月22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3)《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66页。
(34)傅华昌:《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辑,第103—104页。
(35)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
(36)《甘家馨对方希孔来电签注》(1939年12月25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7)《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各省市县党部委员、书记长略历册》,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2,第27页。
(38)《卓衡之致朱家骅电》(1939年12月30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39)《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40)《安徽省党务现况》(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41)《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 301-01-06-295。
(42)(11)《安徽魏寿永唆使周慎初陷害案》(1944年5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馆藏号:监0809。
(43)《皖省党部委员职员间发生诬控案》(1943年9月16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44)早在1938年3月,蒋即对党内派系纷争表示不满,有“通令取消各小组织,严禁分派”的计划。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蒋和汪以正副总裁身份提出议案,要求宣告党内绝对不许有任何“小组织”。参见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938年3月2日)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506页。
(45)《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8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46)⑦(11)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4—95、95、95页。
(47)《旅京皖人反对李兆珍大会》,《申报》1921年9月4日,第11版。
(48)《安徽学会昨开全委会》,《申报》1937年2月3日,第11版。
(49)参见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5页;《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0)⑧参见《刘真如、方治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1)新桂系内部亦因其追随者不同而区分。据说李品仙手下的干部即分桂、湘两派,且摩擦颇激烈。原属白崇禧的旧属,李品仙一概无法指挥,且不断通过“广西团体关系向李、白造作流言,以鹤龄投降CC,过分接近中央为词”,威胁李品仙。参见《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8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2)据说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旅居重庆的安徽人和流亡后方的安徽学生,总要向参政会来一次“倒李”运动,要求撤换李品仙。参见《李品仙不倒之谜》,《中国新闻》1948年第8期。
(53)《刘真如致朱家骅电》(1940年12月16日)、《卓衡之致朱家骅、陈立夫电》(1940年12月23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4)《朱家骅致刘真如函》(1940年12月19日),《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55)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9页。
(56)《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57)《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1日、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58)《陕西党务:为陕省训练团合并战干团事、胡宗南、熊斌意见冲突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121,第6页。
(59)《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0日)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91、202—203页。
(60)《安徽省党务现况》(1944年),《安徽省党务:党政、军情、匪情》,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5。
(61)④《罗爱林致朱家骅函》(1943年9月29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62)《李品仙致朱家骅函》(1943年10月4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63)《曹敏致朱家骅电》(1943年11月2日),《安徽省党务:人事》,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074。
(64)王述曾为贺师俊介绍,朱家骅北京大学时学生。《各省市县党部人事分析》,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06-295。
(65)《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1日)第9册,第204页;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6页。
(66)《陈立夫呈蒋中正》(1945年10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303-031。
(67)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