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查程序的法治建构
|
摘要
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应恪守程序公正,依法对行政调查组织加以合理架构。原则上,在行政调查前,调查人员应事先告知被调查人并表明其身份,通过陈述和申辩程序、听证程序的架构来听取当事人意见。行政调查应秉承职权调查主义的立场,当存在开展事实调查的必要性且存在可调查的事实时,启动事实调查程序并保证证据调查程序的公正性,制作调查记录。行政机关有选择不同行政调查方式的裁量权,但应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对当事人侵害程度较低的调查方式。行政调查程序中存在合作行政的空间,可以通过授权或委托的方式,令其他主体实施行政调查,当事人在行政调查程序中应履行协助义务。
Procedure justice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process,the organ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rationalized. Prior notice,identify oneself,hearing,make statements and argue,are essential elements in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When exists the necessity of fact-finding,and exists accessible facts,administrative agency should initiat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on its initiative,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fair,and make corresponding investigational records.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have the discretion to choose proper investigation methods,but the prefer method is the less restrictive method. Collaborative administration is usefu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Under the delegation or authorization,other actors may carry out administration investigation,interest parti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assist administrative agency during investigation process.
Procedure justice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process,the organ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rationalized. Prior notice,identify oneself,hearing,make statements and argue,are essential elements in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When exists the necessity of fact-finding,and exists accessible facts,administrative agency should initiat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on its initiative,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fair,and make corresponding investigational records.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have the discretion to choose proper investigation methods,but the prefer method is the less restrictive method. Collaborative administration is usefu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Under the delegation or authorization,other actors may carry out administration investigation,interest parti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assist administrative agency during investigation process.
引文
[1]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2]陈慈阳主编:《行政法实例研习》,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3]詹镇荣:《行政法总论之变迁与续造》,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4]宋华琳:《铁路事故调查法律制度的建构及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2期。
[5]李岳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
[6]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建民、潘世圣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7]刘平:《行政执法原理与技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8]张文郁:《权利与救济(三):实体与程序之交错》,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9]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萧文生:《国家·地方自治·行政秩序》,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11]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当事人协力义务/行政调查/国家赔偿》,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
[12]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安永康:《美国法上的行政调查》,《公法研究》总第1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14]宋华琳、孟李冕:《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法律控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
[15]许宏吉:《行政调查应有之内涵与趋向》,《法令月刊》,2006年8期。
[16]宋华琳:《行政法学视角下的认证制度及其改革》,《浙江学刊》,2018年1期。
[17]章剑生:《论行政处罚中当事人之协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4期。
(1)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余凌云主编:《行政调查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叶必丰:《〈行政强制法〉背景下行政调查取证制度的完善》,《法学》,2012年2期;黄学贤:《行政调查及其程序原则》,《政治与法律》,2015年6期;章志远:《我国行政调查法制化的现状与课题——以消防行政调查为例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3期;胡敏洁:《福利行政调查权与受益人权利保障》,《当代法学》,2008年2期;安永康:《美国法上的行政调查》,《公法研究》第1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金自宁:《论行政调查的法律控制》,《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2期;徐涛:《行政隐蔽调查的法律空间》,《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5期等。
(1)参见《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14号令,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兽药生产企业飞行检查管理办法》,农业部第2611号令,2017年11月21日起施行。
(2)另可参见《反洗钱法》第23条第2款、《证券法》第181条。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2期。
(1)参见《行政许可法》第34、35条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7条的规定。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1期。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2期。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1期。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54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1期。
(5)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2018年12月5日。
(1)参见《反洗钱法》第24条第2款、《安全生产法》第65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66号,2018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指出:“高永林在调查笔录中不仅提到了转让给郑云争议地的四至,且说明了转让给郑云的林地有10多亩,与郑云主张的林地有60多亩明显不符。故郑云主张争议林地北界为申玉祥门前小道,证据不足。”
(3)参见《平山县劳动就业管理局不服税务行政处理决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2期。
(1)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消防法》第51条。
(2)见苏嘉鸿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字445号,2018年7月17日。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5期。
(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字445号,2018年7月17日。
(1)参见《行政许可法》第31条。
(2)参见《行政诉讼法》第34条。
(1)参见《行政诉讼法》第70条。
[2]陈慈阳主编:《行政法实例研习》,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3]詹镇荣:《行政法总论之变迁与续造》,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4]宋华琳:《铁路事故调查法律制度的建构及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2期。
[5]李岳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
[6]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建民、潘世圣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7]刘平:《行政执法原理与技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8]张文郁:《权利与救济(三):实体与程序之交错》,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9]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萧文生:《国家·地方自治·行政秩序》,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11]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当事人协力义务/行政调查/国家赔偿》,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
[12]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安永康:《美国法上的行政调查》,《公法研究》总第1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14]宋华琳、孟李冕:《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法律控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
[15]许宏吉:《行政调查应有之内涵与趋向》,《法令月刊》,2006年8期。
[16]宋华琳:《行政法学视角下的认证制度及其改革》,《浙江学刊》,2018年1期。
[17]章剑生:《论行政处罚中当事人之协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4期。
(1)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余凌云主编:《行政调查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叶必丰:《〈行政强制法〉背景下行政调查取证制度的完善》,《法学》,2012年2期;黄学贤:《行政调查及其程序原则》,《政治与法律》,2015年6期;章志远:《我国行政调查法制化的现状与课题——以消防行政调查为例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3期;胡敏洁:《福利行政调查权与受益人权利保障》,《当代法学》,2008年2期;安永康:《美国法上的行政调查》,《公法研究》第1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金自宁:《论行政调查的法律控制》,《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2期;徐涛:《行政隐蔽调查的法律空间》,《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5期等。
(1)参见《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14号令,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兽药生产企业飞行检查管理办法》,农业部第2611号令,2017年11月21日起施行。
(2)另可参见《反洗钱法》第23条第2款、《证券法》第181条。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2期。
(1)参见《行政许可法》第34、35条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7条的规定。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1期。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2期。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1期。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54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1期。
(5)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2018年12月5日。
(1)参见《反洗钱法》第24条第2款、《安全生产法》第65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66号,2018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指出:“高永林在调查笔录中不仅提到了转让给郑云争议地的四至,且说明了转让给郑云的林地有10多亩,与郑云主张的林地有60多亩明显不符。故郑云主张争议林地北界为申玉祥门前小道,证据不足。”
(3)参见《平山县劳动就业管理局不服税务行政处理决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2期。
(1)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消防法》第51条。
(2)见苏嘉鸿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字445号,2018年7月17日。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5期。
(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字445号,2018年7月17日。
(1)参见《行政许可法》第31条。
(2)参见《行政诉讼法》第34条。
(1)参见《行政诉讼法》第70条。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