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的文学命运——重回《二月杏》创作前后兼及1980年代初的文学氛围
摘要
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贾平凹既没有典型的知青经历与伤痛,也对地质勘探生活不甚了解,却在1981年发表了以此二者为题材的《二月杏》。这与他1979年年初到北京领奖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刺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欠缺生活经验、消极灰色的思想调子、反映现实的不准确等成了批判的点。这彰显了1980年代初文学局势的多变、文学中心与地方的信息落差等诸多文学史的观察点。
引文
(1)文学场是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分析围绕着文学同时存在的权力场域。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生产过程中,各种具有不同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对位置占有权的争夺,而这些行动者本身所携带的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等,也在布尔迪厄的考查范围之内。但我们这里不准备使用“文学场”这一概念,来描述贾平凹在1980年代所遭遇“文学的时代氛围”。相比较而言,时代氛围的存在,完全大于文学场的存在,它不仅牵涉到参与进文学生产中的各种行动者,也包括整体的文学症候、争夺文学场权力的行动者所营造的紧张气氛、作家处于这种氛围中所做的调整,等等。在这个文学的时代氛围形成过程中,政治机构、文学批评、评奖制度、座谈会与研讨会等,都应该包括其中。布尔迪厄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2)(4)(9)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9页。
(3)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贾平凹继续叙述说,“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孩子”。因此,他才以农民的身份自居,而非是要写一部“知青”题材的作品。
(5)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贾平凹由此总结自己是农民的事实:“我学会了自私……我学会了嫉妒”,“对于左邻右舍,若是日子过穷了,就嘲笑作践他的无能;若是谁家的饭比自家的稠了,又百般嫉恨”。
(6)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这一辑主要收集了当时下放商洛的知青们的回忆录,以及相关状况的综合统计分析。
(7)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8)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这位名叫唐晓民的知青,下放地就在商洛市北边不远处的板桥镇,几乎不能算是下放。
(10)程毅飞、王丹:《青春在凤山丹水间闪光——丹凤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概略》,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189页。
(11)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11页。据贾平凹记载,当时同学们批评这位王老师,实际上也并没有特别大的、超出规格的动作。贾平凹更是站在人缝中,以观看的方式,参与到批判之中的。
(12)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商洛地区地理志》编写组:《商洛地区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3)根据《丹凤县志》记载,靠山吃山成了丹凤县人生活的重要来源。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木柴、木耳、平菇、香菇、猴头菇、鹿茸、连翘、二花、天麻、党参、桔梗、五味子、柴胡、红胡、苍术、猪岭、车前、薄荷、瓜蒌、菌陈、前胡、当归、茯苓、白术、黄芪、生地、黄柏、地龙、葛根、天门冬、黄苓、远志、玉竹、杜仲、山楂、桑叶、野菊花等,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见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因此,在县志中,单辟一篇“特产志”,介绍了丹凤葡萄酒、核桃、柿子、沙果、仙桃、鳖、商芝、香苜蓿、黑木耳、山萸、麝香、天麻、桔梗等。
(14)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商洛地区地理志》编写组:《商洛地区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本书还详细记载了相关矿藏的分布情况,以及开采的历史等。
(15)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16)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地质矿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7)根据记载,“1966~1978年,陕西地质局属单位发现和探明的矿产有洛南县长麻地水晶矿床,商南县大苇园、冯家岭蓝石棉、山阳桐木沟锌矿和商州市腰市硫铁矿等。省冶金地质系统对丹凤皇台、山阳下官房、镇安二台子、柞水冷水沟等铜矿及柞水大西沟铁矿进行勘查,还对山阳杨地至镇安米粮一带的汞锑矿进行普查,探明山阳西坡岭汞锑矿,在洛南发现和普查了长岭钾长石矿”。见商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商洛地区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8)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在书中,贾平凹只是偶然这么写了一笔,关于地质勘探队的更多的情况,没有交代。翻看相关的地方志,也不见类似的记载。但可以看出的是,由于此地富含矿藏,地质勘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经常的事情,贾平凹在这一期间见到地质勘探队,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但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应该不会对当地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一段叙述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其情节的曲折和戏剧性的场面描写,十有八九是贾平凹的个人虚构。
(19)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贾平凹随后说,“农民就是这样”,瞧不起人穷,见不得人好。
(20)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访谈中,贾平凹很谨慎地言说自己的创作和人生,但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得十分热情,也足见他对自己创作的定位,是十分清晰的。
(21)贾平凹:《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22)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关于《满月儿》创作前后的故事,还可参见程光炜《<满月儿>创作小史》,《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23)关于《满月儿》的“人物原型考”,可参见程光炜《<满月儿>创作小史》,《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24)《满月儿》的写作方式,和他之前的创作所遵循的写作方式、选材、语言、故事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其适应新时期所改变的,仅仅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设定等。《一双鞋子》中那个高大、艰苦奋斗的“雷锋形象”,被《满月儿》中活泼俏皮、充满诗意的两姐妹所取代。这应该是小说获奖的重要原因。后来,在谈到这篇小说的时候,贾平凹说它“还仅仅是一篇极不成熟的习作而已。无论在主题的深化、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上,都明显地暴露了我生活底子薄,思想水平低,文学修养差”。参见贾平凹《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页。这仍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要求,“生活底子薄”尤其是体现了这一点。此后创作的《二月杏》,这样的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
(25)贾平凹的《满月儿》的获奖过程,也颇为曲折。根据刘锡城的记载,最初的涉及是评选出20篇小说,但在编委会的讨论下,才新增加了4篇,《满月儿》就是其中之一。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190页。
(26)根据刘锡城的相关记载,按照“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初步设想,获奖作品只有20篇,而且在《人民文学》编辑所评选的20部名单中,并不包括贾平凹和他的《满月儿》。后来考虑到全国性刊物和地方性刊物的协调搭配,才增加了这部小说,“地方刊物上登载的”也在《满月儿》获奖上,应该有不少的加分。参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190页。
(27)(29)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8)贾平凹、黎峰:《贾平凹: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对话:陕西当代文化名人访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30)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4页。
(31)这些时间点的标识,主要采用的是文末贾平凹所属上的时间。写作到发表之间的时间间隔,是采用文末时间的一个重要考量。发表周期的延宕,使得观察作家写作转变总会有延迟的感觉,因此尽管可能文末时间有不准确的嫌疑,但为了考察的方便,仍然采取这样的时间点来作为梳理的依据。
(32)贾平凹:《寻找商州》,《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6页。
(33)在一篇创作谈中,贾平凹说:“文学是人学。人不是捏弄成的泥胎,不是斧子砍成的木偶。人,就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而文学作品中的人怎样呢?”参见贾平凹《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34)(35)(36)(37)(38)(39)(40)(41)贾平凹:《二月杏》,《二月杏》,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80、383、384、401、394、403、409、413页。
(42)文闻:《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长城》1982年第3期,第248页。这篇文章中汇集了许多地方地质系统工作者的批评之词,可谓是“读者意见”的集大成。
(43)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第四版。
(44)经常拿来和《二月杏》一起进行讨论的小说包括《生活》《沙地》《好了歌》《“厦屋婆”悼文》等。这些作品都写于1981年前后,与获奖作品《满月儿》的风格截然相反。
(45)这些人大部分是“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成员。“笔耕”文学研究组,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应该正式成立于1981年。1980年尽管后来构成小组成员的大多数人已经常聚在一起研讨相关文学问题,但并未出现“笔耕”的称呼。最早出现这一称呼的报道是刊发于《长安》1981年第3期的《正确认识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文艺真实性问题研讨会记录》,这也是小组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研讨会。对这一会议的报道,随后出现在《文艺报》1981年第6期上。由此可以推测,“笔耕”文学研究组是在陕西省作协(当时称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统领下于1981年年初正式组建的,当时“陕西地区(为了便于活动,主要是西安地区)部分文学评论工作者,在胡采同志和《延河》主编王丕祥同志等人的倡议下,在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负责同志的关怀下,采取自愿结合的方式,吸收有志于从事文学评论,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文学评论工作者(绝大部分是中、青年),筹备成立西安作协'笔耕'文学研究组”。引文参见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2期。其成员主要来自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延河》《陕西日报》《长安》等杂志编辑部以及陕西省作家协会。1984年《延河》杂志第3期以《“笔耕”集会讨论陕西中篇小说的创作》为题的报道,是现在能查看到资料中,最后一次对“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报道。此后,小组活动便不再见诸报刊,解体与否不得而知。
(46)本刊记者:《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延河》1982年第4期。
(47)本刊记者:《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延河》1982年第4期。这种思想倾向的转变,在此后许多文章中都有着表达。“贾平凹同志对现实生活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他总是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那些落后的、消极的、丑恶的事物上,而在揭露这些消极落后的事物时又往往是过多渲染这些东西的严重和猖獗,没有准确表现出这类现象在生活中的恰当位置,没有充分揭示出真善美战胜假丑恶而产生的惆怅难耐的心情,使读者把握不住潜藏于生活深处的强大脉流。”参见李健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读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延河》1982年第7期。
(48)王愚:《开展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繁荣——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红旗》1983年第19期。
(49)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录》,《延河》1982年第4期。类似的观点还有:“《二月杏》还散布了一种看破红尘、悲观厌世的错误思潮。……但是,生活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党和人民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亿万人民已经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四化建设的洪流之中的时候,个人的悲痛和创伤应该也是可以得到治疗和愈合的。在新的生活中,他们完全可以崇安得到人生的幸福和爱情的欢乐。……小说之所以要执着于这种悲剧性的收场,并不是生活发展和情节演进的客观逻辑所使然,它宣扬了一种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参见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
(50)费秉勋:《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延河》1982年第4期。费秉勋是贾平凹早期创作的重要研究者,在讨论会和此后的文章中,也多有对贾平凹的维护。
(51)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录》,《延河》1982年第4期。作为贾平凹的身边人,陈深对他的生活经历应该是熟悉的。
(52)文闻:《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长城》1982年第3期。这些“失真”恰恰是引起地质工人愤怒的重要原因,因为“技术的失真”导致了对他们“形象的歪曲”,二者成了可以互相证明的对应物。
(53)李星:《评贾平凹的儿篇小说近作》,《延河》1982年第5期。这与李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发表时间与发言时间相隔较远。
(54)畅广元:《作家应该具有透视力——读贾平凹儿篇近作的感受》,《延河》1982年第7期。
(55)王愚:《开展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繁荣——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红旗》1983年第19期。这篇文章算作是事后的总结,但召开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
(56)李健民:《西安“笔耕”文学研究组讨论文艺真实性问题》,《文艺报》1981年第6期。
(57)肖云儒:《议论纷纷看突破——“笔耕”文学研究组京夫作品讨论会综述》,《延河》1983年第1期。
(58)晓蓉、李星:《深入农村,写变革中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59)根据相关材料记载,研究组的“十三位同志是:王愚(《延河》编辑部评论组副组长)、肖云儒(《陕西日报》文艺部文艺评论编辑)、蒙万夫(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健民(《长安》编辑部理论组编辑)、刘建军(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贤仲(《延河》编委、评论组组长)、姚虹(《长安》编辑部评论组组长)、李星(《延河》编辑部评论组编辑)、薛瑞生(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费秉勋(西北大学中文系教师)、胡义成(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致和(西安车辆厂子弟中学教师)。在首次成立会上,选举王愚担任组长,肖云儒、蒙万夫为副组长,李健民为干事(一九八一年底增选畅广元为副组长)。并聘请胡采、王丕祥以及《陕西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杨田农等三位同志为顾问”。参见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2期。
(60)王愚:《开展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繁荣——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红旗》1983年第19期,第37~38页。在多处报道中,都强调“笔耕”文学研究组是在西安作协的领导下工作的,且与省市相关宣传口、文化口的领导有着“指导关系”。
(61)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第四版。在众多批评声音中,这一观念几乎是贯穿始终的。
(62)这一争论主要因《班主任》《伤痕》等小说引起的。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黄安思的《向前看呵!文艺》、1979年《河北文艺》第6期发表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两篇随笔,是引起这一争论的重要文献。可参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3)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2期。“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充分说理,留有余地”的原则,也在其他几篇关于“笔耕”文学研究组的综述报道中反复被提及。据相关报道称,这一原则是老一代批评家胡采提出来的,也符合研究组的宗旨,即“团结、组织西安地区业余文学评论工作者面向当前文学实际,特别是陕西范围内文学实际开展文艺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的评论,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
(64)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65)苏剑咏:《贾平凹登门征求意见》,《文艺情况》1982年第9期。刊发的栏目是“文艺新风录”。
(66)但1982年创作“极少”的贾平凹,却写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马玉林和他的儿子》,以及颇有“改过自新的忏悔书”风格的《蒿子梅》。尤其是后一部作品,写的仍旧是钻探队的故事,但主人公高梅已经是一个“神圣”、“干净”、“圣洁”的象征,其中对“一个女人和六十四个男人”的男女关系的处理,也更为“高尚”、“光明”、“正面”、“积极”。相关文本可参阅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67)李建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评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延河》1982年第7期。
(68)贾平凹、谢有顺:《最是文学不自由》,《贾平凹研究资料》,郜元宝、张冉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同样的叙述还有:“在故乡待了一些日子,乡下的生活唤起了我小时记忆,我醒悟到我的创作一直没根,总是随波逐流,像个流寇。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也写,而我写这类作品,体悟并不深刻。别人写知青,而我又是回乡青年,我得有我的根据地呀,于是萌生了写故乡的人事。”见贾平凹《寻找商州》,《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6页。
(69)贾平凹:《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鸡窝洼人家》,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页。
(7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3页。福柯关注的是对肉体的规训与惩罚,但引用在这里,也彰显了“文学氛围”本身,对创作者的牵引、指导和规训。
(2)(4)(9)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9页。
(3)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贾平凹继续叙述说,“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孩子”。因此,他才以农民的身份自居,而非是要写一部“知青”题材的作品。
(5)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贾平凹由此总结自己是农民的事实:“我学会了自私……我学会了嫉妒”,“对于左邻右舍,若是日子过穷了,就嘲笑作践他的无能;若是谁家的饭比自家的稠了,又百般嫉恨”。
(6)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这一辑主要收集了当时下放商洛的知青们的回忆录,以及相关状况的综合统计分析。
(7)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8)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这位名叫唐晓民的知青,下放地就在商洛市北边不远处的板桥镇,几乎不能算是下放。
(10)程毅飞、王丹:《青春在凤山丹水间闪光——丹凤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概略》,商洛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189页。
(11)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11页。据贾平凹记载,当时同学们批评这位王老师,实际上也并没有特别大的、超出规格的动作。贾平凹更是站在人缝中,以观看的方式,参与到批判之中的。
(12)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商洛地区地理志》编写组:《商洛地区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3)根据《丹凤县志》记载,靠山吃山成了丹凤县人生活的重要来源。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木柴、木耳、平菇、香菇、猴头菇、鹿茸、连翘、二花、天麻、党参、桔梗、五味子、柴胡、红胡、苍术、猪岭、车前、薄荷、瓜蒌、菌陈、前胡、当归、茯苓、白术、黄芪、生地、黄柏、地龙、葛根、天门冬、黄苓、远志、玉竹、杜仲、山楂、桑叶、野菊花等,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见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因此,在县志中,单辟一篇“特产志”,介绍了丹凤葡萄酒、核桃、柿子、沙果、仙桃、鳖、商芝、香苜蓿、黑木耳、山萸、麝香、天麻、桔梗等。
(14)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商洛地区地理志》编写组:《商洛地区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本书还详细记载了相关矿藏的分布情况,以及开采的历史等。
(15)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16)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地质矿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7)根据记载,“1966~1978年,陕西地质局属单位发现和探明的矿产有洛南县长麻地水晶矿床,商南县大苇园、冯家岭蓝石棉、山阳桐木沟锌矿和商州市腰市硫铁矿等。省冶金地质系统对丹凤皇台、山阳下官房、镇安二台子、柞水冷水沟等铜矿及柞水大西沟铁矿进行勘查,还对山阳杨地至镇安米粮一带的汞锑矿进行普查,探明山阳西坡岭汞锑矿,在洛南发现和普查了长岭钾长石矿”。见商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商洛地区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8)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在书中,贾平凹只是偶然这么写了一笔,关于地质勘探队的更多的情况,没有交代。翻看相关的地方志,也不见类似的记载。但可以看出的是,由于此地富含矿藏,地质勘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经常的事情,贾平凹在这一期间见到地质勘探队,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但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应该不会对当地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一段叙述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其情节的曲折和戏剧性的场面描写,十有八九是贾平凹的个人虚构。
(19)贾平凹:《我是农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贾平凹随后说,“农民就是这样”,瞧不起人穷,见不得人好。
(20)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访谈中,贾平凹很谨慎地言说自己的创作和人生,但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得十分热情,也足见他对自己创作的定位,是十分清晰的。
(21)贾平凹:《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22)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关于《满月儿》创作前后的故事,还可参见程光炜《<满月儿>创作小史》,《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23)关于《满月儿》的“人物原型考”,可参见程光炜《<满月儿>创作小史》,《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24)《满月儿》的写作方式,和他之前的创作所遵循的写作方式、选材、语言、故事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其适应新时期所改变的,仅仅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设定等。《一双鞋子》中那个高大、艰苦奋斗的“雷锋形象”,被《满月儿》中活泼俏皮、充满诗意的两姐妹所取代。这应该是小说获奖的重要原因。后来,在谈到这篇小说的时候,贾平凹说它“还仅仅是一篇极不成熟的习作而已。无论在主题的深化、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上,都明显地暴露了我生活底子薄,思想水平低,文学修养差”。参见贾平凹《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页。这仍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要求,“生活底子薄”尤其是体现了这一点。此后创作的《二月杏》,这样的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
(25)贾平凹的《满月儿》的获奖过程,也颇为曲折。根据刘锡城的记载,最初的涉及是评选出20篇小说,但在编委会的讨论下,才新增加了4篇,《满月儿》就是其中之一。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190页。
(26)根据刘锡城的相关记载,按照“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初步设想,获奖作品只有20篇,而且在《人民文学》编辑所评选的20部名单中,并不包括贾平凹和他的《满月儿》。后来考虑到全国性刊物和地方性刊物的协调搭配,才增加了这部小说,“地方刊物上登载的”也在《满月儿》获奖上,应该有不少的加分。参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190页。
(27)(29)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8)贾平凹、黎峰:《贾平凹: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对话:陕西当代文化名人访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30)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4页。
(31)这些时间点的标识,主要采用的是文末贾平凹所属上的时间。写作到发表之间的时间间隔,是采用文末时间的一个重要考量。发表周期的延宕,使得观察作家写作转变总会有延迟的感觉,因此尽管可能文末时间有不准确的嫌疑,但为了考察的方便,仍然采取这样的时间点来作为梳理的依据。
(32)贾平凹:《寻找商州》,《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6页。
(33)在一篇创作谈中,贾平凹说:“文学是人学。人不是捏弄成的泥胎,不是斧子砍成的木偶。人,就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而文学作品中的人怎样呢?”参见贾平凹《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34)(35)(36)(37)(38)(39)(40)(41)贾平凹:《二月杏》,《二月杏》,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80、383、384、401、394、403、409、413页。
(42)文闻:《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长城》1982年第3期,第248页。这篇文章中汇集了许多地方地质系统工作者的批评之词,可谓是“读者意见”的集大成。
(43)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第四版。
(44)经常拿来和《二月杏》一起进行讨论的小说包括《生活》《沙地》《好了歌》《“厦屋婆”悼文》等。这些作品都写于1981年前后,与获奖作品《满月儿》的风格截然相反。
(45)这些人大部分是“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成员。“笔耕”文学研究组,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应该正式成立于1981年。1980年尽管后来构成小组成员的大多数人已经常聚在一起研讨相关文学问题,但并未出现“笔耕”的称呼。最早出现这一称呼的报道是刊发于《长安》1981年第3期的《正确认识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文艺真实性问题研讨会记录》,这也是小组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研讨会。对这一会议的报道,随后出现在《文艺报》1981年第6期上。由此可以推测,“笔耕”文学研究组是在陕西省作协(当时称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统领下于1981年年初正式组建的,当时“陕西地区(为了便于活动,主要是西安地区)部分文学评论工作者,在胡采同志和《延河》主编王丕祥同志等人的倡议下,在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负责同志的关怀下,采取自愿结合的方式,吸收有志于从事文学评论,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文学评论工作者(绝大部分是中、青年),筹备成立西安作协'笔耕'文学研究组”。引文参见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2期。其成员主要来自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延河》《陕西日报》《长安》等杂志编辑部以及陕西省作家协会。1984年《延河》杂志第3期以《“笔耕”集会讨论陕西中篇小说的创作》为题的报道,是现在能查看到资料中,最后一次对“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报道。此后,小组活动便不再见诸报刊,解体与否不得而知。
(46)本刊记者:《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延河》1982年第4期。
(47)本刊记者:《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延河》1982年第4期。这种思想倾向的转变,在此后许多文章中都有着表达。“贾平凹同志对现实生活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他总是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那些落后的、消极的、丑恶的事物上,而在揭露这些消极落后的事物时又往往是过多渲染这些东西的严重和猖獗,没有准确表现出这类现象在生活中的恰当位置,没有充分揭示出真善美战胜假丑恶而产生的惆怅难耐的心情,使读者把握不住潜藏于生活深处的强大脉流。”参见李健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读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延河》1982年第7期。
(48)王愚:《开展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繁荣——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红旗》1983年第19期。
(49)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录》,《延河》1982年第4期。类似的观点还有:“《二月杏》还散布了一种看破红尘、悲观厌世的错误思潮。……但是,生活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党和人民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亿万人民已经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四化建设的洪流之中的时候,个人的悲痛和创伤应该也是可以得到治疗和愈合的。在新的生活中,他们完全可以崇安得到人生的幸福和爱情的欢乐。……小说之所以要执着于这种悲剧性的收场,并不是生活发展和情节演进的客观逻辑所使然,它宣扬了一种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参见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
(50)费秉勋:《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延河》1982年第4期。费秉勋是贾平凹早期创作的重要研究者,在讨论会和此后的文章中,也多有对贾平凹的维护。
(51)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录》,《延河》1982年第4期。作为贾平凹的身边人,陈深对他的生活经历应该是熟悉的。
(52)文闻:《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长城》1982年第3期。这些“失真”恰恰是引起地质工人愤怒的重要原因,因为“技术的失真”导致了对他们“形象的歪曲”,二者成了可以互相证明的对应物。
(53)李星:《评贾平凹的儿篇小说近作》,《延河》1982年第5期。这与李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发表时间与发言时间相隔较远。
(54)畅广元:《作家应该具有透视力——读贾平凹儿篇近作的感受》,《延河》1982年第7期。
(55)王愚:《开展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繁荣——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红旗》1983年第19期。这篇文章算作是事后的总结,但召开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
(56)李健民:《西安“笔耕”文学研究组讨论文艺真实性问题》,《文艺报》1981年第6期。
(57)肖云儒:《议论纷纷看突破——“笔耕”文学研究组京夫作品讨论会综述》,《延河》1983年第1期。
(58)晓蓉、李星:《深入农村,写变革中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59)根据相关材料记载,研究组的“十三位同志是:王愚(《延河》编辑部评论组副组长)、肖云儒(《陕西日报》文艺部文艺评论编辑)、蒙万夫(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健民(《长安》编辑部理论组编辑)、刘建军(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贤仲(《延河》编委、评论组组长)、姚虹(《长安》编辑部评论组组长)、李星(《延河》编辑部评论组编辑)、薛瑞生(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费秉勋(西北大学中文系教师)、胡义成(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致和(西安车辆厂子弟中学教师)。在首次成立会上,选举王愚担任组长,肖云儒、蒙万夫为副组长,李健民为干事(一九八一年底增选畅广元为副组长)。并聘请胡采、王丕祥以及《陕西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杨田农等三位同志为顾问”。参见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2期。
(60)王愚:《开展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繁荣——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红旗》1983年第19期,第37~38页。在多处报道中,都强调“笔耕”文学研究组是在西安作协的领导下工作的,且与省市相关宣传口、文化口的领导有着“指导关系”。
(61)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评中篇小说<二月杏>》,《工人日报》1982年3月26日,第四版。在众多批评声音中,这一观念几乎是贯穿始终的。
(62)这一争论主要因《班主任》《伤痕》等小说引起的。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黄安思的《向前看呵!文艺》、1979年《河北文艺》第6期发表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两篇随笔,是引起这一争论的重要文献。可参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3)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2期。“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充分说理,留有余地”的原则,也在其他几篇关于“笔耕”文学研究组的综述报道中反复被提及。据相关报道称,这一原则是老一代批评家胡采提出来的,也符合研究组的宗旨,即“团结、组织西安地区业余文学评论工作者面向当前文学实际,特别是陕西范围内文学实际开展文艺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的评论,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
(64)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65)苏剑咏:《贾平凹登门征求意见》,《文艺情况》1982年第9期。刊发的栏目是“文艺新风录”。
(66)但1982年创作“极少”的贾平凹,却写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马玉林和他的儿子》,以及颇有“改过自新的忏悔书”风格的《蒿子梅》。尤其是后一部作品,写的仍旧是钻探队的故事,但主人公高梅已经是一个“神圣”、“干净”、“圣洁”的象征,其中对“一个女人和六十四个男人”的男女关系的处理,也更为“高尚”、“光明”、“正面”、“积极”。相关文本可参阅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67)李建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评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延河》1982年第7期。
(68)贾平凹、谢有顺:《最是文学不自由》,《贾平凹研究资料》,郜元宝、张冉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同样的叙述还有:“在故乡待了一些日子,乡下的生活唤起了我小时记忆,我醒悟到我的创作一直没根,总是随波逐流,像个流寇。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也写,而我写这类作品,体悟并不深刻。别人写知青,而我又是回乡青年,我得有我的根据地呀,于是萌生了写故乡的人事。”见贾平凹《寻找商州》,《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6页。
(69)贾平凹:《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鸡窝洼人家》,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页。
(7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3页。福柯关注的是对肉体的规训与惩罚,但引用在这里,也彰显了“文学氛围”本身,对创作者的牵引、指导和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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