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靈寶傳授儀——陸修静(406—477)《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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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南朝劉宋高道陸修静的現存科儀著述中,《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是道教史上第一部"立成儀注"的傳授儀典。此書篇幅頗長,内容十分豐富,已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和研究。但大多數人探討的只是此書的部分内容或局部問題,較爲詳細或全面研究此書的論著迄今仍寥若晨星。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專門探討該書涉及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授度儀》的性質和體例,二是靈寶傳授儀的階段等級和法位標誌,三是靈寶傳授儀式程序及其結構。這三個問題互有關係,研究和考辨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授度儀》,彰顯它在道教儀式史上的地位和價值。
引文
(1)陸修静的生平事迹主要見於南朝陳馬樞《道學傳》、唐吴筠《簡寂先生陸君碑》(載《全唐文》卷九二六)、唐李渤《真系傳》(載《雲笈七籤》卷五)、元張雨《玄品録》、元劉大彬《茅山志》、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等道書。參見任繼愈主编《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5頁;Stephen Bokenkamp,“Lu Xiujing陸修静,”in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ed.Fabrizio Pregadio,Routledge,2008,pp.717-719; Stephen Bokenkamp,“Lu Xiujing,Buddhism,and the First Daoist Canon,”in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200-600,eds.Scott Pearce,Audrey Spiro and Patricia Ebre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81-199.
(1)見宋寧全真授、元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DZ 466)卷三一七《文檄發放品(傳度醮用)》“申科教三師”條;明周思得《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三六《文檢立成門·祈禳品·祈禳黄籙大齋文字》“申科教三師”條,《藏外道書》第17册,巴蜀書社,1994年,第481頁。參見張澤洪《論科教三師》,《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4期,第33-39頁。本文參考的《道藏》經(用DZ標示)採用涵芬樓影印本,其編號見[法]施舟人原著、陳耀庭改編《道藏索引——五種版本道藏通檢》,上海書店,1996年,第258-348頁。
(2)關於古靈寶經倡行的靈寶科儀,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中華書局,2008年,第122-173頁。
(3)陸修静的科儀著述現存於《道藏》者包括《洞玄靈寶五感文》(DZ 1278)、《洞玄靈寶齋説光燭戒罰燈祝願儀》(DZ524)、《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DZ 349)、《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DZ 410)、《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DZ 528),他書著録者還有《然燈禮祝威儀》《宿啓建齋儀》《昇元步虚章》《靈寶步虚詞》《步虚洞章》《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三籙齋儀》《九幽齋儀》《解考齋儀》《塗炭齋儀》。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第43、282頁;也參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2-183頁。
(4)參見Peter S,Nickerson,“Abridged Codes of Master Lu for the Daoist Community,”in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ed.Donald S.Lopez J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7-359;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28-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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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小林正美、大淵忍爾和柏夷(Stephen Bokenkamp)在討論古靈寶經的分類和卷數時,均曾對《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總計三十五卷的説法發表意見,參見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中華書局,2002年,第13-18、91-93頁。小林正美還曾發表專文論及《授度儀》傳授的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參見氏著《<靈寶赤書五篇真文>の思想と成立》,《東方宗教》60(1982),第105-137頁。柏夷最近在探討道教出家制度的起源時,將古靈寶經和《授度儀》作爲主要文獻依據,參見Stephen Bokenkamp,“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and the Origins of Daoist Monasticism,”Cahiers d'Extreme-Asie 20(2011):95-124.謝世維專門研究了《授度儀》中的五真人頌和靈寶策杖,參見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四章,第167-207頁,第六章,第253-294頁。張超然對《授度儀》涉及的靈寶道士法位等級提出了新的看法,參見張超然《援法入道:南宋靈寶傳度科儀研究》,收入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143-148頁。蒲亨强、彭李玲研究了保存在《授度儀》中的音樂資料,參見蒲亨强、彭李玲《<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音樂資料研究》,《樂府新聲(瀋陽音樂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第73-78頁。
(7)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
(1)丸山宏《陸修静“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初探》,收入《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道德院、“國立”中山大學,2006年,第623-640頁。
(2)參見王皓月《析經求真——陸修静與靈寶經關係新探》,中華書局,2017年,第1-82頁;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601-653頁。
(1)此所謂“靈寶大法”指古靈寶經傳示的偉大教法,首見於古靈寶經之一《靈寶真一五稱經》:“太上太極真人曰:學道者受此經後,册年傅一人。已延壽者,四百年傳一人。得地仙者,四千年傳一人。得天仙者,四万年傳一人。得無上洞寂太上至真者,四萬劫傳一人。太上靈寶大法傳授之科備矣。”參見吕鵬志《敦煌寫本P.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收入饒宗頤學術館編《第二届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週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396-425頁。宋元時代高度推崇《度人經》的新道法流派之一亦稱“靈寶大法”(又稱“度人大法”),但無論在教義、信仰、實踐和儀式諸方面都與陸修静《授度儀》所説的“靈寶大法”存在若干差異。關於宋元靈寶大法,參見Lowell Skar,“Lingbao dafa靈寶大法(Great Rites of the Numinous Treasure),”in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pp.671-672.
(2)此所謂“玄科舊目”指陸修静《靈寶經目》提到的《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南朝梁宋文明《通門論》(又名《靈寶經義疏》)轉録的陸氏《靈寶經目》有云:“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皆尅金爲字,書於玉簡之上,題其篇目於紫微宫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諸天大聖衆依格齋月日,上詣玉京,燒香旋行誦經,禮天文也。”見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5册,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510頁。
(1)此所謂“二表”指古靈寶經載録的兩道表文樣本:一是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DZ 352)卷下“玄都傳度靈寶五篇真文符經玉訣儀式”條(2.28b-32b)載録的“黄繒赤表”;二是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訣》“太極真人傅經章辭要經”條載録的“初度經章儀”(見敦煌寫本《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載《中華道藏》第4册,第99-100頁)。陸修静《授度儀》以“章”和“表”爲同類文書,下引《黄籙簡文》(R0.4)有云“黄繒章表”,“章”、“表”連稱,可證。故上舉二經所載雖是一表一章,陸修静卻總稱爲“二表”。筆者對“二表”的理解與丸山宏不同。前揭丸山宏文推測,“二表”可能指靈寶授度儀第一天宿露用的“黄素表”(R1.3,R1.4)和第二天正式授度用的“黄繒赤表”(R2.7,R2.8),前者可參《無上秘要》卷三九“授洞玄真文儀品”引《明真經》(DZ 1138,39.3a),後者可參上面提到的《玉訣妙經》所載“黄繒赤表”。筆者按,《無上秘要》所録《明真經》引文前有“次讀黄繒章法”六字,《授度儀》R1.1有云“伏地稽首對章”,均與R1.3所謂“黄素表”大致相應。但該條引文不見於現存古靈寶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DZ1411),疑出《太真科》(詳後),《明(盟)真經》恐係誤題或爲《太真科》之别稱。
(2)“黄赤之官”指早期天師道道士所佩受黄赤券契上的官將吏兵,在行出官儀時須從道士身體中召請出來。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99-204頁;吕鵬志《天師道黄赤券契考》,收入程恭讓主編《天問》(丁亥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191頁。
(3)表中使用了“天書”一詞。表文中還有“靈文”、“龍鳳之章”、“神文”、“玄科”、“靈音”等語詞及“下世度人”、“自然空生”等説法,均可表明靈寶經是“天書”的觀念。
(4)“衆聖真人授度之軌”指聖真之間舉行的天上傅度儀式,可稱爲“天儀”(R2.10)。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22-124頁。
(1)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77、128、191頁。
(2)《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卷三云:“玄者,天也。此是上天之期限,人間期限則四十年一傳,故稱玄科也。”(DZ87,3.43b-44a)東晉、劉宋間問世之古靈寶經視道經爲“天書”或“天文”,以爲道教科儀本爲天上“自然威儀”,故有“玄科”之稱。陸修静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提及“玄科舊目”。
(3)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92-94頁。
(4)關於棄用落髮歃血,參見Gil Raz,The Emergence of Daoism:creation of tradition.Routledge,2012,pp.110-111.
(1)參見榮新江编《向達先生敦煌遗墨》,中華書局,2010年,上编,第49頁;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46頁;吕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年第3輯,第101頁。
(2)又,《無上秘要》卷三九亦有徵引(39.6a),但未注明出自何經。
(1)DZ 1314,64a。
(2)筆者並不完全贊同大淵忍爾將《太真科》的年代限定在420-425年之間。此經明襲取了靈寶科儀,有些文字内容源出古靈寶經,另外一些文字内容(如科儀術語“復爐”、“宿啓”等)則似源出陸修静的科儀著述。它的年代上限須稍微推後,下限則可以肯定在陸修静編撰《授度儀》的劉宋中期(444年左右),大致可以説是劉宋初期問世的。
(3)見敦煌寫本《太上洞玄靈寶下元黄籙簡文威儀經》,載《中華道藏》第3册,第273-274頁。
(1)元始舊經《洞玄靈寶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曰:“中元玉籙簡文·神仙品曰:奉師威儀,經師則經之始,故宜設禮,三寶之宗。籍師則師之師,故宜設禮,生死録籍。所曰度師則受經之師,度我五道之難,故應設禮。爲學不尊三師,則三寶不降,三界不敬,鬼魔害身。”(DZ 530,1b-2a)據此,則三師關係如下:經師(籍師之師)→籍師(度師之師)→度師(受法者之師)。
(2)關於五魔玉諱,參見王承文《古靈寶經中“天文”和“符圖”的釋讀與研究》,發表於“道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2009年11月26-28日),第93-96頁。
(3)見敦煌寫本《太上洞玄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載《中華道藏》第3册,第328頁。
(4)DZ 1407,20b-21a。
(1)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5-186頁。
(2)DZ 97,1.14a-15a。《無上秘要》卷三九“授洞玄真文儀品”引録該盟文,但注明“右出《明真經》”(DZ 1138,39.7b),出處似有誤。
(3)感謝勞格文(John Lagerwey)提醒我注意這一現象。
(1)柏夷列出他判定《授度儀》中屬陸修静自撰文字的三個標準:一是它們不見於現存古靈寶經;二是它們不出現在已確定引文的中間或之後;三是它們的文學風格(尤其是用典)明。參見Stephen Bokenkamp,“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and the Origins of Daoist Monasticism,”pp.98-100.
(2)柏樺和施舟人的著述就存在這樣的誤解。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pp.53-54; Kristofer Schipper,“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shoudu yi,”in 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eds.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p.255-257.
(1)DZ 1032,4.5b.
(2)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5-188頁。
(3)DZ 410,1a-b。
(4)“寫”,原作“宫”,文義欠安。《真一自然經訣》“初度經章儀”條有曰:“齋已竟,經寫畢,授(校)定五過,不敢有遺脱,即日手付甲乙。”(見敦煌寫本《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載《中華道藏》第4册,第99頁)《衆簡文》蓋本此,兹據改。
(1)“籙”,原作“鐶”,文義欠安,疑涉下文“金鐶”而誤。《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五有曰:“道士張承光(先)曰:登壇受靈寶中盟畢,依自然金科,投金鈕十口,放龍清泉,爲求仙之道。重登壇,受五老赤書、二籙、杖策、思微定志等,依《明真科》文,即投三龍、二十七鈕,以山、水、宅三處,爲學仙之信。然後以《玉訣》,别以九龍二十七鈕,以八鈕,以八節日,投山、水、宅,永除罪簿,言名上天。又黄籙齋竟,亦投龍簡。只依三元簡文,無别啓告立成口訣。”(DZ 507,55.18a;又見DZ 508《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20.10a-b)蓋本陸修静撰《衆簡文》,兹據改。
(2)DZ 410,1b-2b。
(3)DZ 410,2b。
(4)DZ 410,7a。
(5)張超然根據陸修静《衆簡文》和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訣》所述,認爲陸修静規劃的靈寶傳授儀分“中盟”和“大盟”兩個階段進行。參見張超然《援法入道:南宋靈寶傅度科儀研究》,第143-146頁。筆者對此説不敢苟同,主要理由有二:(一)若只設“中盟”、“大盟”而無“初盟”,則不合常理;(二)陸氏對靈寶科儀的定名和分類與古靈寶經所述可能存在差異,兩者不能完全等同。例如,《真一自然經訣》“初度經章儀”條規定分券與傅經合併進行,而陸氏《衆簡文》則以前者爲初受[盟],後者爲中盟;《真一自然經訣》言“分券授經”,《明真科》言“受靈寶真文、十部妙經”,均不與盟之大、中、小相聯繫,陸氏則規定受券爲初[盟]、受經爲中盟、受真文二籙以及策杖爲大盟,等等。
(1)分别見DZ 1241,1.2a、1.8a。
(2)DZ 1241,2.16a。
(3)DZ 1241,2.18a-b。
(4)DZ 1240,5a。又,張萬福《三洞衆戒文》卷下有“靈寶初盟閉塞六情戒”條(DZ 178,2.1a)。
(1)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m-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 711,pp.44-45,61,124-135.
(2)DZ 425,3a。
(3)關於“金明七真”及相關道典,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S203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第131頁,注255。
(1)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1頁。
(1)《道藏》本《玉訣妙經》和《通門論》所録陸氏解説均誤作668字,王承文失考。關於五篇真文字數的歧異,參見吕鵬志《攝召北酆鬼魔赤書玉訣與靈寶五篇真文——<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校讀拾遺》,《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4期,第25-26頁;或L(u|¨)Pengzhi,“The Jade Instructions on the Red Writings for Summoning Ghosts and Demons of the Northern Feng Mountain and the Five Lingbao True Writs,"in Exorcism in Daoism-A Berlin Symposium,ed.Florian C.Reiter,Harrassowitz Verlag,2011,pp.31-49.
(2)參見王承文《古靈寶經中“天文”和“符圖”的釋讀與研究》,第69-106頁;王皓月《析經求真——陸修静與靈寶經關係新探》,第110頁。
(3)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1-512頁。
(4)參見戴禮輝口述,藍松炎、吕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這應雷壇道教科儀》,新文豐出版公司、嗇色這,2014年,第341頁,注6。
(5)參見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第127、159-160、164-165、170頁。
(1)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0頁。
(2)DZ 1430,1.11a。
(3)以上幾條證據表明,陸修静及後世道士理解的《二十四生圖經》對經(天文/本文)、籙、符、圖等道書類别是混而不分的。關於《二十四生圖經》的圖像觀念,參見謝世維《經典、靈圖與授度:<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研究》,《文與哲》20(2012),第95-126頁。
(4)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3頁。
(5)DZ 1125,4.8a。
(6)DZ 1430,1.11a。
(7)DZ 507,55.10b。
(1)張超然認爲“二籙”與不稱“籙”的“真文”性質有别。《諸天内音》卷一與《二十四生圖經》均列有靈寶道士能够召請的諸種仙官,可以作爲靈寶齋儀“出官”(或“請仙官”)之用。“二籙”與天師道正一籙功能相似,均有“出官”之用。而《天書經》多用以安鎮齋壇,故陸修静不以“籙”稱之。
(2)古靈寶經中的仙公新經《敷靈寶齋戒》稱天師道“黄赤太一祭酒”可以參與靈寶齋,但不得與靈寶道士“同床而坐”(DZ532,20b)。陸修静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提到“下道黄赤之官”,也反映了當時的一些靈寶道士將天師道黄赤道士視爲下等道士的觀念。也參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0頁。
(3)關於天師道正一籙,參見John Lagerwey,“Zhengyi Registers正一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特刊》(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講座系列),2006年,第25-88頁;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S203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第79-166頁;吕鵬志《贛西北發現的天師經籙》,《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第89-103頁。
(4)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見戴禮輝口述,藍松炎、吕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這應雷壇道教科儀》,第401-403頁。
(1)DZ 508,17.7a-b。
(2)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5頁。
(3)南朝齊梁高道陶弘景編纂的《陶公傳授儀》收入五種符圖的傳授儀法,包括授受六甲符法、授受禁山符(即西嶽公禁山符)法、授受五嶽圖法、授受三皇文法、授受五符法,它們正是張萬福所説的“五法”(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62-70頁)。其中,“授受五符法”在戴國彰本中已替换成“五嶽人鳥山形秘籙”。關於六甲符和六丁玉女秘籙,也參吕鵬志《敦煌寫本P.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第404、407頁。
(4)參見曹岳峻録、陳文生編校《龍虎山先天天壇玉格珍本》,逸群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第10頁。
(5)DZ 1212,2b。
(1)DZ 1237,6a-b。
(2)關於靈寶齋,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29-171頁。
(3)參見吕鵬志《靈寶六齋考》,第85-125頁。
(1)見《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三二“三啓頌三首”條。又見明周思德《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二四“明三啓三禮”條(《藏外道書》第17册,第54頁)。
(2)《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五引。又見《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一八《古法散壇言功儀》。
(3)DZ 352,1.8a。
(4)DZ 507,55.14b-15a。
(1)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S203考論》,第128-130頁。
(2)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68-269頁。
(3)DZ 1238,13a。
(1)王氏著作同時還存在兩方面的混淆,一方面是將靈寶齋(其核心内容是持戒行道)、祭祀之齋與節食齋、心齋、設供齋等其他齋法類别混同起來,另一方面是將齋儀與朝儀、章儀等其他儀式類型和存思等修煉方法相混淆。分别見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第3-365、124-138頁。關於道教齋法類别,參見《齋戒籙》(DZ 464),la-4a;Roman Malek,Das Chai-chieh-lu:Materialen zur Liturgie im Taoismus,Peter Lang,1985;吉岡義豐《“齋戒録”と“至言總”》,《大正大學研究紀要》52(1967),第283-301頁。關於道教齋儀與朝儀、傳授儀、章儀、醮儀等其他道教儀式類型,參見吕鵬志《法位與中古道教儀式的分類》,《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0頁。
(2)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上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3分,2009年,第355-402頁;吕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4分,2009年,第507-553頁;傳誠《佛教的“六齋日”——兼與蕭登福先生商榷》,《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1(2013),第149-175頁。
(1)主要有兩種變體:一是齋中醮或齋末醮與傳授相結合,亦稱“傅度醮”或“謝恩醮”,如宋寧全真授、元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DZ 466)卷二二六《科儀立成品(傅度齋用)·傳度醮儀》、同書卷二二七《科儀立成品(傳度齋用)·弟子謝恩醮》,宋寧全真授、宋王契真編《上清靈寶大法》(DZ 1221)卷三○《傳度科格門·靈寶大法傳度醮科》;二是模擬靈寶齋程序結構的獨立醮儀與傳授相結合。參見吕鵬志《早期道教醮儀及其流變考索》,收入譚偉倫主編《中國地方宗教儀式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第83-108頁。
(2)參見戴禮輝口述,藍松炎、吕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這應雷壇道教科儀》,第57頁。
(3)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47-263頁。
(1)見宋寧全真授、元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DZ 466)卷三一七《文檄發放品(傳度醮用)》“申科教三師”條;明周思得《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三六《文檢立成門·祈禳品·祈禳黄籙大齋文字》“申科教三師”條,《藏外道書》第17册,巴蜀書社,1994年,第481頁。參見張澤洪《論科教三師》,《宗教學研究》1998年第4期,第33-39頁。本文參考的《道藏》經(用DZ標示)採用涵芬樓影印本,其編號見[法]施舟人原著、陳耀庭改編《道藏索引——五種版本道藏通檢》,上海書店,1996年,第258-348頁。
(2)關於古靈寶經倡行的靈寶科儀,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中華書局,2008年,第122-173頁。
(3)陸修静的科儀著述現存於《道藏》者包括《洞玄靈寶五感文》(DZ 1278)、《洞玄靈寶齋説光燭戒罰燈祝願儀》(DZ524)、《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DZ 349)、《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DZ 410)、《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DZ 528),他書著録者還有《然燈禮祝威儀》《宿啓建齋儀》《昇元步虚章》《靈寶步虚詞》《步虚洞章》《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三籙齋儀》《九幽齋儀》《解考齋儀》《塗炭齋儀》。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第43、282頁;也參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2-183頁。
(4)參見Peter S,Nickerson,“Abridged Codes of Master Lu for the Daoist Community,”in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ed.Donald S.Lopez J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7-359;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28-232頁。
(5)#12
(6)例如,小林正美、大淵忍爾和柏夷(Stephen Bokenkamp)在討論古靈寶經的分類和卷數時,均曾對《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總計三十五卷的説法發表意見,參見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中華書局,2002年,第13-18、91-93頁。小林正美還曾發表專文論及《授度儀》傳授的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參見氏著《<靈寶赤書五篇真文>の思想と成立》,《東方宗教》60(1982),第105-137頁。柏夷最近在探討道教出家制度的起源時,將古靈寶經和《授度儀》作爲主要文獻依據,參見Stephen Bokenkamp,“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and the Origins of Daoist Monasticism,”Cahiers d'Extreme-Asie 20(2011):95-124.謝世維專門研究了《授度儀》中的五真人頌和靈寶策杖,參見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四章,第167-207頁,第六章,第253-294頁。張超然對《授度儀》涉及的靈寶道士法位等級提出了新的看法,參見張超然《援法入道:南宋靈寶傳度科儀研究》,收入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143-148頁。蒲亨强、彭李玲研究了保存在《授度儀》中的音樂資料,參見蒲亨强、彭李玲《<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音樂資料研究》,《樂府新聲(瀋陽音樂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第73-78頁。
(7)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
(1)丸山宏《陸修静“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初探》,收入《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道德院、“國立”中山大學,2006年,第623-640頁。
(2)參見王皓月《析經求真——陸修静與靈寶經關係新探》,中華書局,2017年,第1-82頁;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601-653頁。
(1)此所謂“靈寶大法”指古靈寶經傳示的偉大教法,首見於古靈寶經之一《靈寶真一五稱經》:“太上太極真人曰:學道者受此經後,册年傅一人。已延壽者,四百年傳一人。得地仙者,四千年傳一人。得天仙者,四万年傳一人。得無上洞寂太上至真者,四萬劫傳一人。太上靈寶大法傳授之科備矣。”參見吕鵬志《敦煌寫本P.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收入饒宗頤學術館編《第二届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週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396-425頁。宋元時代高度推崇《度人經》的新道法流派之一亦稱“靈寶大法”(又稱“度人大法”),但無論在教義、信仰、實踐和儀式諸方面都與陸修静《授度儀》所説的“靈寶大法”存在若干差異。關於宋元靈寶大法,參見Lowell Skar,“Lingbao dafa靈寶大法(Great Rites of the Numinous Treasure),”in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pp.671-672.
(2)此所謂“玄科舊目”指陸修静《靈寶經目》提到的《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南朝梁宋文明《通門論》(又名《靈寶經義疏》)轉録的陸氏《靈寶經目》有云:“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皆尅金爲字,書於玉簡之上,題其篇目於紫微宫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諸天大聖衆依格齋月日,上詣玉京,燒香旋行誦經,禮天文也。”見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5册,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510頁。
(1)此所謂“二表”指古靈寶經載録的兩道表文樣本:一是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DZ 352)卷下“玄都傳度靈寶五篇真文符經玉訣儀式”條(2.28b-32b)載録的“黄繒赤表”;二是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訣》“太極真人傅經章辭要經”條載録的“初度經章儀”(見敦煌寫本《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載《中華道藏》第4册,第99-100頁)。陸修静《授度儀》以“章”和“表”爲同類文書,下引《黄籙簡文》(R0.4)有云“黄繒章表”,“章”、“表”連稱,可證。故上舉二經所載雖是一表一章,陸修静卻總稱爲“二表”。筆者對“二表”的理解與丸山宏不同。前揭丸山宏文推測,“二表”可能指靈寶授度儀第一天宿露用的“黄素表”(R1.3,R1.4)和第二天正式授度用的“黄繒赤表”(R2.7,R2.8),前者可參《無上秘要》卷三九“授洞玄真文儀品”引《明真經》(DZ 1138,39.3a),後者可參上面提到的《玉訣妙經》所載“黄繒赤表”。筆者按,《無上秘要》所録《明真經》引文前有“次讀黄繒章法”六字,《授度儀》R1.1有云“伏地稽首對章”,均與R1.3所謂“黄素表”大致相應。但該條引文不見於現存古靈寶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DZ1411),疑出《太真科》(詳後),《明(盟)真經》恐係誤題或爲《太真科》之别稱。
(2)“黄赤之官”指早期天師道道士所佩受黄赤券契上的官將吏兵,在行出官儀時須從道士身體中召請出來。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99-204頁;吕鵬志《天師道黄赤券契考》,收入程恭讓主編《天問》(丁亥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191頁。
(3)表中使用了“天書”一詞。表文中還有“靈文”、“龍鳳之章”、“神文”、“玄科”、“靈音”等語詞及“下世度人”、“自然空生”等説法,均可表明靈寶經是“天書”的觀念。
(4)“衆聖真人授度之軌”指聖真之間舉行的天上傅度儀式,可稱爲“天儀”(R2.10)。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22-124頁。
(1)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77、128、191頁。
(2)《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卷三云:“玄者,天也。此是上天之期限,人間期限則四十年一傳,故稱玄科也。”(DZ87,3.43b-44a)東晉、劉宋間問世之古靈寶經視道經爲“天書”或“天文”,以爲道教科儀本爲天上“自然威儀”,故有“玄科”之稱。陸修静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提及“玄科舊目”。
(3)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92-94頁。
(4)關於棄用落髮歃血,參見Gil Raz,The Emergence of Daoism:creation of tradition.Routledge,2012,pp.110-111.
(1)參見榮新江编《向達先生敦煌遗墨》,中華書局,2010年,上编,第49頁;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46頁;吕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年第3輯,第101頁。
(2)又,《無上秘要》卷三九亦有徵引(39.6a),但未注明出自何經。
(1)DZ 1314,64a。
(2)筆者並不完全贊同大淵忍爾將《太真科》的年代限定在420-425年之間。此經明襲取了靈寶科儀,有些文字内容源出古靈寶經,另外一些文字内容(如科儀術語“復爐”、“宿啓”等)則似源出陸修静的科儀著述。它的年代上限須稍微推後,下限則可以肯定在陸修静編撰《授度儀》的劉宋中期(444年左右),大致可以説是劉宋初期問世的。
(3)見敦煌寫本《太上洞玄靈寶下元黄籙簡文威儀經》,載《中華道藏》第3册,第273-274頁。
(1)元始舊經《洞玄靈寶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曰:“中元玉籙簡文·神仙品曰:奉師威儀,經師則經之始,故宜設禮,三寶之宗。籍師則師之師,故宜設禮,生死録籍。所曰度師則受經之師,度我五道之難,故應設禮。爲學不尊三師,則三寶不降,三界不敬,鬼魔害身。”(DZ 530,1b-2a)據此,則三師關係如下:經師(籍師之師)→籍師(度師之師)→度師(受法者之師)。
(2)關於五魔玉諱,參見王承文《古靈寶經中“天文”和“符圖”的釋讀與研究》,發表於“道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2009年11月26-28日),第93-96頁。
(3)見敦煌寫本《太上洞玄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載《中華道藏》第3册,第328頁。
(4)DZ 1407,20b-21a。
(1)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5-186頁。
(2)DZ 97,1.14a-15a。《無上秘要》卷三九“授洞玄真文儀品”引録該盟文,但注明“右出《明真經》”(DZ 1138,39.7b),出處似有誤。
(3)感謝勞格文(John Lagerwey)提醒我注意這一現象。
(1)柏夷列出他判定《授度儀》中屬陸修静自撰文字的三個標準:一是它們不見於現存古靈寶經;二是它們不出現在已確定引文的中間或之後;三是它們的文學風格(尤其是用典)明。參見Stephen Bokenkamp,“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and the Origins of Daoist Monasticism,”pp.98-100.
(2)柏樺和施舟人的著述就存在這樣的誤解。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pp.53-54; Kristofer Schipper,“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shoudu yi,”in 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eds.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p.255-257.
(1)DZ 1032,4.5b.
(2)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5-188頁。
(3)DZ 410,1a-b。
(4)“寫”,原作“宫”,文義欠安。《真一自然經訣》“初度經章儀”條有曰:“齋已竟,經寫畢,授(校)定五過,不敢有遺脱,即日手付甲乙。”(見敦煌寫本《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載《中華道藏》第4册,第99頁)《衆簡文》蓋本此,兹據改。
(1)“籙”,原作“鐶”,文義欠安,疑涉下文“金鐶”而誤。《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五有曰:“道士張承光(先)曰:登壇受靈寶中盟畢,依自然金科,投金鈕十口,放龍清泉,爲求仙之道。重登壇,受五老赤書、二籙、杖策、思微定志等,依《明真科》文,即投三龍、二十七鈕,以山、水、宅三處,爲學仙之信。然後以《玉訣》,别以九龍二十七鈕,以八鈕,以八節日,投山、水、宅,永除罪簿,言名上天。又黄籙齋竟,亦投龍簡。只依三元簡文,無别啓告立成口訣。”(DZ 507,55.18a;又見DZ 508《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20.10a-b)蓋本陸修静撰《衆簡文》,兹據改。
(2)DZ 410,1b-2b。
(3)DZ 410,2b。
(4)DZ 410,7a。
(5)張超然根據陸修静《衆簡文》和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訣》所述,認爲陸修静規劃的靈寶傳授儀分“中盟”和“大盟”兩個階段進行。參見張超然《援法入道:南宋靈寶傅度科儀研究》,第143-146頁。筆者對此説不敢苟同,主要理由有二:(一)若只設“中盟”、“大盟”而無“初盟”,則不合常理;(二)陸氏對靈寶科儀的定名和分類與古靈寶經所述可能存在差異,兩者不能完全等同。例如,《真一自然經訣》“初度經章儀”條規定分券與傅經合併進行,而陸氏《衆簡文》則以前者爲初受[盟],後者爲中盟;《真一自然經訣》言“分券授經”,《明真科》言“受靈寶真文、十部妙經”,均不與盟之大、中、小相聯繫,陸氏則規定受券爲初[盟]、受經爲中盟、受真文二籙以及策杖爲大盟,等等。
(1)分别見DZ 1241,1.2a、1.8a。
(2)DZ 1241,2.16a。
(3)DZ 1241,2.18a-b。
(4)DZ 1240,5a。又,張萬福《三洞衆戒文》卷下有“靈寶初盟閉塞六情戒”條(DZ 178,2.1a)。
(1)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m-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 711,pp.44-45,61,124-135.
(2)DZ 425,3a。
(3)關於“金明七真”及相關道典,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S203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第131頁,注255。
(1)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1頁。
(1)《道藏》本《玉訣妙經》和《通門論》所録陸氏解説均誤作668字,王承文失考。關於五篇真文字數的歧異,參見吕鵬志《攝召北酆鬼魔赤書玉訣與靈寶五篇真文——<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校讀拾遺》,《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4期,第25-26頁;或L(u|¨)Pengzhi,“The Jade Instructions on the Red Writings for Summoning Ghosts and Demons of the Northern Feng Mountain and the Five Lingbao True Writs,"in Exorcism in Daoism-A Berlin Symposium,ed.Florian C.Reiter,Harrassowitz Verlag,2011,pp.31-49.
(2)參見王承文《古靈寶經中“天文”和“符圖”的釋讀與研究》,第69-106頁;王皓月《析經求真——陸修静與靈寶經關係新探》,第110頁。
(3)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1-512頁。
(4)參見戴禮輝口述,藍松炎、吕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這應雷壇道教科儀》,新文豐出版公司、嗇色這,2014年,第341頁,注6。
(5)參見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第127、159-160、164-165、170頁。
(1)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0頁。
(2)DZ 1430,1.11a。
(3)以上幾條證據表明,陸修静及後世道士理解的《二十四生圖經》對經(天文/本文)、籙、符、圖等道書類别是混而不分的。關於《二十四生圖經》的圖像觀念,參見謝世維《經典、靈圖與授度:<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研究》,《文與哲》20(2012),第95-126頁。
(4)見敦煌寫本《靈寶經義疏》,載《中華道藏》第5册,第513頁。
(5)DZ 1125,4.8a。
(6)DZ 1430,1.11a。
(7)DZ 507,55.10b。
(1)張超然認爲“二籙”與不稱“籙”的“真文”性質有别。《諸天内音》卷一與《二十四生圖經》均列有靈寶道士能够召請的諸種仙官,可以作爲靈寶齋儀“出官”(或“請仙官”)之用。“二籙”與天師道正一籙功能相似,均有“出官”之用。而《天書經》多用以安鎮齋壇,故陸修静不以“籙”稱之。
(2)古靈寶經中的仙公新經《敷靈寶齋戒》稱天師道“黄赤太一祭酒”可以參與靈寶齋,但不得與靈寶道士“同床而坐”(DZ532,20b)。陸修静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中提到“下道黄赤之官”,也反映了當時的一些靈寶道士將天師道黄赤道士視爲下等道士的觀念。也參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80頁。
(3)關於天師道正一籙,參見John Lagerwey,“Zhengyi Registers正一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特刊》(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講座系列),2006年,第25-88頁;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S203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第79-166頁;吕鵬志《贛西北發現的天師經籙》,《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第89-103頁。
(4)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見戴禮輝口述,藍松炎、吕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這應雷壇道教科儀》,第401-403頁。
(1)DZ 508,17.7a-b。
(2)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5頁。
(3)南朝齊梁高道陶弘景編纂的《陶公傳授儀》收入五種符圖的傳授儀法,包括授受六甲符法、授受禁山符(即西嶽公禁山符)法、授受五嶽圖法、授受三皇文法、授受五符法,它們正是張萬福所説的“五法”(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62-70頁)。其中,“授受五符法”在戴國彰本中已替换成“五嶽人鳥山形秘籙”。關於六甲符和六丁玉女秘籙,也參吕鵬志《敦煌寫本P.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第404、407頁。
(4)參見曹岳峻録、陳文生編校《龍虎山先天天壇玉格珍本》,逸群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第10頁。
(5)DZ 1212,2b。
(1)DZ 1237,6a-b。
(2)關於靈寶齋,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129-171頁。
(3)參見吕鵬志《靈寶六齋考》,第85-125頁。
(1)見《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三二“三啓頌三首”條。又見明周思德《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二四“明三啓三禮”條(《藏外道書》第17册,第54頁)。
(2)《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五引。又見《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一八《古法散壇言功儀》。
(3)DZ 352,1.8a。
(4)DZ 507,55.14b-15a。
(1)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授籙科儀——敦煌寫本S203考論》,第128-130頁。
(2)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68-269頁。
(3)DZ 1238,13a。
(1)王氏著作同時還存在兩方面的混淆,一方面是將靈寶齋(其核心内容是持戒行道)、祭祀之齋與節食齋、心齋、設供齋等其他齋法類别混同起來,另一方面是將齋儀與朝儀、章儀等其他儀式類型和存思等修煉方法相混淆。分别見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第3-365、124-138頁。關於道教齋法類别,參見《齋戒籙》(DZ 464),la-4a;Roman Malek,Das Chai-chieh-lu:Materialen zur Liturgie im Taoismus,Peter Lang,1985;吉岡義豐《“齋戒録”と“至言總”》,《大正大學研究紀要》52(1967),第283-301頁。關於道教齋儀與朝儀、傳授儀、章儀、醮儀等其他道教儀式類型,參見吕鵬志《法位與中古道教儀式的分類》,《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0頁。
(2)參見吕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上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3分,2009年,第355-402頁;吕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4分,2009年,第507-553頁;傳誠《佛教的“六齋日”——兼與蕭登福先生商榷》,《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1(2013),第149-175頁。
(1)主要有兩種變體:一是齋中醮或齋末醮與傳授相結合,亦稱“傅度醮”或“謝恩醮”,如宋寧全真授、元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DZ 466)卷二二六《科儀立成品(傅度齋用)·傳度醮儀》、同書卷二二七《科儀立成品(傳度齋用)·弟子謝恩醮》,宋寧全真授、宋王契真編《上清靈寶大法》(DZ 1221)卷三○《傳度科格門·靈寶大法傳度醮科》;二是模擬靈寶齋程序結構的獨立醮儀與傳授相結合。參見吕鵬志《早期道教醮儀及其流變考索》,收入譚偉倫主編《中國地方宗教儀式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第83-108頁。
(2)參見戴禮輝口述,藍松炎、吕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這應雷壇道教科儀》,第57頁。
(3)參見吕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網》,第247-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