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视野看韩国火旺山城出土人形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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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人形木简,与中国古代人形木简和日本的人形代有相通之处。此人形木简在头、心、颈、手四处钉有铁钉,恶意伤害明显,不属于解除木简中的移病或驱疫人形木简。同时,人形木简墨绘女性形象,从古代祈雨"开阴""起阴"的理念出发,把代表"阴气"的女性残酷钉缚,献祭与龙王,是不合常理的。因此也不是祈雨简。火旺山城人形木简前额及背后所书字符为镇符,简文"龙王"二字不是为了向龙王祈求降雨,而是为了请神加殃。火旺山城莲池第4号木简为诅咒人形木简。
The human-shaped inscribed wooden slip composed in unified Xin Luo period was unearthed from a lotus pond that located in Changning Fire Mountain city,Korea.It had similarities with ancient Chinese humanshaped inscribed wooden slips and Japanese Hito Katasiro.Because there was serious damage on the wooden slip whose head,heart,neck and hands were confined with nails,it did not belong to inscribed wooden slips that used to disperse plagues and ward off diseases.Meanwhile,the wooden slip depicted the image of women using ink.From the ancient conception of praying for rain using ‘kaiyin'and ‘qiyin',it was incredibly unreasonable that women were brutally confined and sacrificed to dragon king(god of rain)as they represented"yin".Therefore,it also was not wooden slips for rain-praying.There was Zhenfu on the forehead and back of this human-shaped inscribed wooden slip.Jianwen‘dragon king'was to invoke deities to facilitate harvesting instead of rain-praying.The 4th wooden slip unearthed from the lotus pond in Changning Fire Mountain city was human-shaped wooden slip that was used to curse.
The human-shaped inscribed wooden slip composed in unified Xin Luo period was unearthed from a lotus pond that located in Changning Fire Mountain city,Korea.It had similarities with ancient Chinese humanshaped inscribed wooden slips and Japanese Hito Katasiro.Because there was serious damage on the wooden slip whose head,heart,neck and hands were confined with nails,it did not belong to inscribed wooden slips that used to disperse plagues and ward off diseases.Meanwhile,the wooden slip depicted the image of women using ink.From the ancient conception of praying for rain using ‘kaiyin'and ‘qiyin',it was incredibly unreasonable that women were brutally confined and sacrificed to dragon king(god of rain)as they represented"yin".Therefore,it also was not wooden slips for rain-praying.There was Zhenfu on the forehead and back of this human-shaped inscribed wooden slip.Jianwen‘dragon king'was to invoke deities to facilitate harvesting instead of rain-praying.The 4th wooden slip unearthed from the lotus pond in Changning Fire Mountain city was human-shaped wooden slip that was used to curse.
引文
(2)[韩]金始桓,具珉廷,李圣昊:《昌宁火旺山城内莲池》,韩国昌宁:庆南文化财硏究院,2009年,第55页。
(1)[韩]金始桓,具珉廷,李圣昊:《昌宁火旺山城内莲池》,第157页。
(2)[韩]朴成天,金始桓:《昌宁火旺山莲池出土木简》,《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197-238页。[韩]金在弘:《昌宁火旺山城龙池出土木简与祭仪》,《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99-126页。金在弘:《昌宁火旺山龙池出土木简与祈雨祭》,《韩国木简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论文集》,韩国首尔:韩国木简学会,2010年,第17-40页。[日]李成市著,葛继勇译:《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第58-64页。[韩]李在晥:《韩国古代“呪术木简”的研究动向与展望》,《木简与文字》,2013年第10号,第119-156页。
(3)[韩]金昌锡:《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木简的内容和用途》,《木简与文字》,2010年第5号,第101-127页。
(4)王元林:《国际简帛学视野下的日本古代木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09-113页。[日]李成市著,葛继勇译:《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第58-64页。[韩]李京燮:《韩国古代木简与木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第A06版。徐建新:《出土文字资料与东亚古代史研究---以中日韩三国古代木简为例》,《古代文明》,2011年第2期,第90-102页。[日]冨谷至:《日本出土木简流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第A06版。戴卫红:《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83-95页。[韩]金庆浩主编:《地下的〈论语〉,纸上的〈论语〉》,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12年,第1-8页等等。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3页上。
(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6《公孙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78页。
(7)(汉)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74页。
(8)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第56-63页。
(9)王育成先生称为代厄人形木简,参见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32-56页。《论衡·解除篇》:“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参见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1页。笔者以为代厄的概念小于解除,此处用“解除人形木简”命名之。
(10)[英]詹·乔·弗雷泽著,徐玉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1-25页。
(2)劳幹:《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序言》,台北:“中央”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8页。
(3)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第60页。
(4)汪宁生:《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人面木牌》,汪宁生著:《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2-276页。
(5)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32-56页。
(6)长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7)长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第77页。
(8)黄人二认为是小史覃超被派往给司察小过的司命的文书,参见黄人二《长沙东牌楼东汉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牍试探》,《东方丛刊》,2007年第3期,第85-91页。董远成则视此人形木简为“黄人”,与东汉末年兴盛的“黄德”道教思想及黄巾起义相关,参见董远成《长沙东汉“熹平元年”人形木牍》,《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第293-297页。因此简出于古井,笔者倾向于黄人二先生的看法,认为不是死者所用镇墓,而是生人所用祠祭,所告为司命神。
(9)连劭名:《汉晋解除文与道家方术》,《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第75-86页。
(10)《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6页。
(1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56页。
(12)甫曰:《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988,2017年3月1日。
(13)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年第1期,第95-96页。
(14)饶宗颐据简文断定除了“松人”简,还应有一枚“柏人”简。饶宗颐:《记建兴廿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校绞”说》,《简帛研究(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390-394页。
(15)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110页。
(16)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12页。
(17)柳红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新发现的“桃人木牌”》,《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第39-40页。
(1)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1-404页。
(2)[日]金子裕之:《古代都城と律令祭祀》,日本京都:柳原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453-476页。[日]乙益重隆、金子裕之:《人形》,《神道考古学讲座》第3卷《原始神道期二》,日本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昭和56年(1981年),第187-218页。
(3)《平城京左京(外京)五条五坊七·十坪发掘调查概要报告》,日本奈良:奈良市教育委员会,昭和57年(1982年),第42页。[日]松浦五轮美:《京内最大の井戸と中から出てきた大量の人形》,《奈良市埋蔵文化财发掘调査の歩みⅠ》,日本奈良:奈良市教育委员会,平成17年(2005年),第12页。
(4)(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7《齐武王演·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4页。
(5)(周)左丘明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6)(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6页。
(7)《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4页。
(8)《周礼·天官冢宰·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即是用虎、熊、豹之皮做成“侯”,进行大射之礼。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第497页。
(9)《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2274页。
(10)《汉书》,卷66《公孙贺传》,第2878页。
(11)《汉书》,卷45《江充传》,第2179页。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1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2《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05页。
(14)(唐)魏征等:《隋书》,卷45《文四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42页。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2《高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12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4《高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03页。
(1)(南北朝)佚名撰:《赤松子章历》,民国景印明正统本。
(2)(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0页。
(3)《平城京左京(外京)五条五坊七·十坪发掘调查概要报告》,第42页。[日]岸俊男编:《日本的古代》,第9卷《都城的生态》,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昭和62年(1987年),第352页。
(4)[日]岸俊男编:《日本的古代》,第9卷《都城的生态》,第353页。
(5)报告者倾向于画像为女性。
(6)《タテチョウ遗迹发掘调査报告书Ⅲ(本文编)》,日本岛根县:岛根县土木部河川课岛根县教育委员会,平成2年(1990年),第316、375页。
(7)转引自金子裕之,《古代都城と律令祭祀》,第454页。
(8)关于人形木简的钉子数目,李成市、李在晥、金在弘等文认为是6枚,朴成天、金始桓认为是4枚。其钉子所钉位置的描述也不尽一致。笔者翻阅出土报告,未见钉子数目的记录,钉子的位置也笼统地记作头部、颈部和躯干。只能据图判断。
(9)[韩]池教宪:《韩国女性传统的儒教伦理》,《清州教育大学论文集》,第8辑,1972年,第31-43页。[韩]林采佑:《从阴阳关系论中看女性观》,《东洋哲学》,2006年,第25期,第137-163页。等等。
(1)(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0页。
(2)(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第432页。
(3)(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第437页。
(4)(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第438-439页。
(1)(唐)李延寿撰:《南史》,卷32《徐文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38页。
(2)《旧唐书》,卷131《李勉传》,第3634页。
(3)[日]岸俊男编:《日本的古代》第9卷《都城的生态》,第348页。
(4)[日]松浦五轮美:《京内最大の井戸と中から出てきた大量の人形》,《奈良市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の歩みⅠ》,第12页。
(5)[日]金子裕之:《古代都城と律令祭祀》,第453页。
(6)[韩]金始桓,具珉廷,李圣昊:《昌宁火旺山城內莲池》,第157页。
(7)[韩]朴成天,金始桓:《昌宁火旺山莲池出土木简》,《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197-238页。
(8)[韩]金在弘:《昌宁火旺山城龙池出土木简与祭仪》,《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99-126页。
(9)[韩]金昌锡:《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木简的内容和用途》,《木简与文字》,第5号,2010年,第101-127页。
(10)[日]李成市著,葛继勇译:《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第58-64页。
(11)[韩]孙焕一:《韩国木简字典》,韩国昌原: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2011年,第281页。
(12)诸条分别来自《木头中的密码:木简》,韩国扶余:国立扶余博物馆,2009年,第124、142、149、152、157、157页。
(1)[韩]金龙善编著:《高丽墓志铭集成》,韩国春川:翰林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第37页。
(2)王育成编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3)(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6页。
(4)(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页。
(5)(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0页。
(6)《汉书》,卷66《公孙贺传》,第2878页。
(7)(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附李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4页。
(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9)扬州博物馆、邗江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2-23页。
(10)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97-108页。
(11)高国藩:《中国巫术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51-262页。
(1)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2)[韩]金镇焕:《关于龙神思想的考察》,《东国思想》第18卷,1985年,第47-64页。[韩]全基雄:《〈三国遗事〉传说中的龙》,《地域与历史》,2010年第27号,第227-252页。[韩]金煐泰:《新罗佛教的龙神思想---以三国遗事为中心》,《佛教学报》1974年,第11期,第123-154页。[韩]辛泰洙:《〈三国遗事〉中的龙王与龙宫形象》,《韩民族语文学》,2016年第74辑,第125-156页。
(1)[韩]金始桓,具珉廷,李圣昊:《昌宁火旺山城内莲池》,第157页。
(2)[韩]朴成天,金始桓:《昌宁火旺山莲池出土木简》,《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197-238页。[韩]金在弘:《昌宁火旺山城龙池出土木简与祭仪》,《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99-126页。金在弘:《昌宁火旺山龙池出土木简与祈雨祭》,《韩国木简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论文集》,韩国首尔:韩国木简学会,2010年,第17-40页。[日]李成市著,葛继勇译:《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第58-64页。[韩]李在晥:《韩国古代“呪术木简”的研究动向与展望》,《木简与文字》,2013年第10号,第119-156页。
(3)[韩]金昌锡:《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木简的内容和用途》,《木简与文字》,2010年第5号,第101-127页。
(4)王元林:《国际简帛学视野下的日本古代木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09-113页。[日]李成市著,葛继勇译:《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第58-64页。[韩]李京燮:《韩国古代木简与木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第A06版。徐建新:《出土文字资料与东亚古代史研究---以中日韩三国古代木简为例》,《古代文明》,2011年第2期,第90-102页。[日]冨谷至:《日本出土木简流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第A06版。戴卫红:《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83-95页。[韩]金庆浩主编:《地下的〈论语〉,纸上的〈论语〉》,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12年,第1-8页等等。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3页上。
(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6《公孙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78页。
(7)(汉)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74页。
(8)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第56-63页。
(9)王育成先生称为代厄人形木简,参见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32-56页。《论衡·解除篇》:“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参见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1页。笔者以为代厄的概念小于解除,此处用“解除人形木简”命名之。
(10)[英]詹·乔·弗雷泽著,徐玉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1-25页。
(2)劳幹:《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序言》,台北:“中央”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8页。
(3)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第60页。
(4)汪宁生:《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人面木牌》,汪宁生著:《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2-276页。
(5)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32-56页。
(6)长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7)长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第77页。
(8)黄人二认为是小史覃超被派往给司察小过的司命的文书,参见黄人二《长沙东牌楼东汉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牍试探》,《东方丛刊》,2007年第3期,第85-91页。董远成则视此人形木简为“黄人”,与东汉末年兴盛的“黄德”道教思想及黄巾起义相关,参见董远成《长沙东汉“熹平元年”人形木牍》,《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第293-297页。因此简出于古井,笔者倾向于黄人二先生的看法,认为不是死者所用镇墓,而是生人所用祠祭,所告为司命神。
(9)连劭名:《汉晋解除文与道家方术》,《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第75-86页。
(10)《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6页。
(1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56页。
(12)甫曰:《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988,2017年3月1日。
(13)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年第1期,第95-96页。
(14)饶宗颐据简文断定除了“松人”简,还应有一枚“柏人”简。饶宗颐:《记建兴廿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校绞”说》,《简帛研究(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390-394页。
(15)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110页。
(16)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12页。
(17)柳红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新发现的“桃人木牌”》,《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第39-40页。
(1)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1-404页。
(2)[日]金子裕之:《古代都城と律令祭祀》,日本京都:柳原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453-476页。[日]乙益重隆、金子裕之:《人形》,《神道考古学讲座》第3卷《原始神道期二》,日本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昭和56年(1981年),第187-218页。
(3)《平城京左京(外京)五条五坊七·十坪发掘调查概要报告》,日本奈良:奈良市教育委员会,昭和57年(1982年),第42页。[日]松浦五轮美:《京内最大の井戸と中から出てきた大量の人形》,《奈良市埋蔵文化财发掘调査の歩みⅠ》,日本奈良:奈良市教育委员会,平成17年(2005年),第12页。
(4)(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7《齐武王演·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4页。
(5)(周)左丘明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6)(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6页。
(7)《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4页。
(8)《周礼·天官冢宰·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即是用虎、熊、豹之皮做成“侯”,进行大射之礼。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第497页。
(9)《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2274页。
(10)《汉书》,卷66《公孙贺传》,第2878页。
(11)《汉书》,卷45《江充传》,第2179页。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1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2《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05页。
(14)(唐)魏征等:《隋书》,卷45《文四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42页。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2《高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12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4《高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03页。
(1)(南北朝)佚名撰:《赤松子章历》,民国景印明正统本。
(2)(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0页。
(3)《平城京左京(外京)五条五坊七·十坪发掘调查概要报告》,第42页。[日]岸俊男编:《日本的古代》,第9卷《都城的生态》,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昭和62年(1987年),第352页。
(4)[日]岸俊男编:《日本的古代》,第9卷《都城的生态》,第353页。
(5)报告者倾向于画像为女性。
(6)《タテチョウ遗迹发掘调査报告书Ⅲ(本文编)》,日本岛根县:岛根县土木部河川课岛根县教育委员会,平成2年(1990年),第316、375页。
(7)转引自金子裕之,《古代都城と律令祭祀》,第454页。
(8)关于人形木简的钉子数目,李成市、李在晥、金在弘等文认为是6枚,朴成天、金始桓认为是4枚。其钉子所钉位置的描述也不尽一致。笔者翻阅出土报告,未见钉子数目的记录,钉子的位置也笼统地记作头部、颈部和躯干。只能据图判断。
(9)[韩]池教宪:《韩国女性传统的儒教伦理》,《清州教育大学论文集》,第8辑,1972年,第31-43页。[韩]林采佑:《从阴阳关系论中看女性观》,《东洋哲学》,2006年,第25期,第137-163页。等等。
(1)(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0页。
(2)(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第432页。
(3)(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第437页。
(4)(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第438-439页。
(1)(唐)李延寿撰:《南史》,卷32《徐文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38页。
(2)《旧唐书》,卷131《李勉传》,第3634页。
(3)[日]岸俊男编:《日本的古代》第9卷《都城的生态》,第348页。
(4)[日]松浦五轮美:《京内最大の井戸と中から出てきた大量の人形》,《奈良市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の歩みⅠ》,第12页。
(5)[日]金子裕之:《古代都城と律令祭祀》,第453页。
(6)[韩]金始桓,具珉廷,李圣昊:《昌宁火旺山城內莲池》,第157页。
(7)[韩]朴成天,金始桓:《昌宁火旺山莲池出土木简》,《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197-238页。
(8)[韩]金在弘:《昌宁火旺山城龙池出土木简与祭仪》,《木简与文字》,2009年,第4号,第99-126页。
(9)[韩]金昌锡:《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木简的内容和用途》,《木简与文字》,第5号,2010年,第101-127页。
(10)[日]李成市著,葛继勇译:《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第58-64页。
(11)[韩]孙焕一:《韩国木简字典》,韩国昌原: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2011年,第281页。
(12)诸条分别来自《木头中的密码:木简》,韩国扶余:国立扶余博物馆,2009年,第124、142、149、152、157、157页。
(1)[韩]金龙善编著:《高丽墓志铭集成》,韩国春川:翰林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第37页。
(2)王育成编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3)(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6页。
(4)(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页。
(5)(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0页。
(6)《汉书》,卷66《公孙贺传》,第2878页。
(7)(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附李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4页。
(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9)扬州博物馆、邗江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2-23页。
(10)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97-108页。
(11)高国藩:《中国巫术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51-262页。
(1)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2)[韩]金镇焕:《关于龙神思想的考察》,《东国思想》第18卷,1985年,第47-64页。[韩]全基雄:《〈三国遗事〉传说中的龙》,《地域与历史》,2010年第27号,第227-252页。[韩]金煐泰:《新罗佛教的龙神思想---以三国遗事为中心》,《佛教学报》1974年,第11期,第123-154页。[韩]辛泰洙:《〈三国遗事〉中的龙王与龙宫形象》,《韩民族语文学》,2016年第74辑,第12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