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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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以"旌表尚义"的事例劝募富民捐赈,使解决粮储不足的财政手段同时具备了整饬风俗、鼓舞道德的社会功能。"劝尚义"的成效表明,出于道德动因的捐赈行为并非虚矫,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义"这种普遍道德观念对明代普通民众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
In M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measures as conferring honors on Yimin to inspire the rich to donate for famine relief. Giving grain donation in the name of righteousness was an effective way not only to resolv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ut also to strengthen social morality. The grain donation due to moral motivation was not hypocritical. Whether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moral factor is to recognize and fulfill the political oblig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of the monarch, or to emphasize the moral practice of one's own ethical cultivation, or whether it is just a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world in which we can disperse and share with the public, their existence has a fairly clear realistic basi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s a common moral notion, "righteousness" affected the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 Further, it demonstrate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imperial power in Ming dynasty.
In M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measures as conferring honors on Yimin to inspire the rich to donate for famine relief. Giving grain donation in the name of righteousness was an effective way not only to resolv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ut also to strengthen social morality. The grain donation due to moral motivation was not hypocritical. Whether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moral factor is to recognize and fulfill the political oblig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of the monarch, or to emphasize the moral practice of one's own ethical cultivation, or whether it is just a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world in which we can disperse and share with the public, their existence has a fairly clear realistic basi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s a common moral notion, "righteousness" affected the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 Further, it demonstrate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imperial power in Ming dynasty.
引文
①李华瑞:《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2010年第6期。
②钱薇:《赈济议》,《承启堂稿》卷十,《海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2页。
(1)主要研究成果:佐藤学梳理了旌表义民制度的创行情况,见《明代“义民”旌表制度考——创行期正统年间を为中心に》,《明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赵克生指出旌表义民是一种道德奖劝,是明代劝分相比前代的特色,见《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伍跃将旌表义民纳入明代的捐纳研究中,认为成名的渴望是富民选择旌义的基本原因,见《关于明代捐纳制度的几点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68页;陈业新研究了包括旌义在内的劝分方式在凤阳府的施行情况,见《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以凤阳府为对象》,《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方志远指出不同地区民众对明朝政府的“国家认同”程度影响了他们对待旌义的态度,见《“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以上各位学者关于旌义的内涵及性质的重要讨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助益。
(2)刘世教:《荒箸略》,《救荒全书(及其他七种)》,《丛书集成初编》第96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
(3)葛麟:《救荒刍言》,《葛中翰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4)钟化民:《赈豫纪略·劝尚义》,《丛书集成初编》第966册,第4页。
(5)吕坤:《积贮仓庾》,《实政录·民务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4册,第376页。
(6)杨士奇:《敕书阁记》(曾希恭),《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72页。
(7)向静:《感仁兴义、树立风声:明代正统年间义民形象的塑造》,《北大史学》第1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8)黄养正:《送义民李信夫还瑞安序》,乾隆《瑞安县志》卷九《艺文·风化类》,清刻本,第七页a。
(9)杨士奇:《恩荣堂记》,《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371页。
(10)隆庆《海州志》卷九,《恩典志·敕直隶淮安府海州民段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五页。
(11)王直:《敕书阁记》(贺祈年),《敕书阁记》(贺孟琏),《恩荣堂记》(何用高),《敕书阁记》(萧文志),《抑庵文后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308、314、312、311页。《柳氏旌义敕书碑阴记》,《抑庵文后集》卷二,上引书第346页。
(12)杨士奇:《罗氏旌义堂记》,《东里续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436页。
(13)方凤:《丁翁夫妇合葬墓志铭》,《改亭存稿》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14)光绪《缙云县志》卷九《人物·义行》,清光绪二年(1876)刊本,第六页a。
(15)《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43-4544页。
(16)商辂:《吏部尚书赵公挽诗序》,《商文毅公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第62页。
(17)彭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书丽水薛公希琏神道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四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2册,第496页。
(18)李乐:《见闻杂记》卷二,第七九条,《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19)柯暹:《永新修学纪序》,《东冈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第533页。
(20)桓占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第1期。
(2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334页。
(22)余学夔:《处士钟公景崇墓志铭》,《北轩集》卷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7册,第226页。
(23)黎淳:《犀溪陈先生墓志铭》,《黎文僖公文集》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30册,第115页。
(24)道光《东阳县志》卷一九《义行》,民国三年(1914)东阳商务石印公司石印本,第二十页b。
(25)康熙《寿阳县志》卷七《旌表节妇武氏墓表》,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下廿三页。
(26)有关传统乡村生活中互助的形式与作用,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1页。
(27)嘉靖《广信府志》卷一八《人物》,《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71页。
(28)杨贡:《陈本贡先生尚义传》,载《崇仁浯漳陈氏十三修族谱》,抚州崇仁县相山镇浯漳村陈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29)朱少焀:《处士欧阳西谷公传》,《西山欧阳震昌二公支谱》,南昌新建县石埠乡欧阳村欧阳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本村考察得见。
(30)王直:《谢汝涵墓志铭》,《抑庵文后集》卷三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68页。
(31)先秦时代“义”观念的形成演变与早期政治领域的变革关系相当密切,从西周以来,“义”作为有普遍性、有共识的价值尺度,在社会关系的诸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春秋至战国的社会转型中,“义”观念在政治的变动、冲突与利益裁夺上原本发挥的制约作用减退,并已落实到个人伦理、价值准则的层面,这使它成为诸子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论“义”之说并不限于儒家学者。参见桓占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本文因主要关注宋代以下儒家“义”观念的内涵变化,故此上溯渊流时并未展开。
(32)陈弱水:《论义三则》,《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33)陈乔见:《羞恶、义与正当——孟子“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详解及其理论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4)张栻:《孟子讲义序》,《南轩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539页。
(35)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2页。
(36)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6页。
(37)方孝孺:《宋氏为善堂记》,《逊志斋集》卷一五,《四部丛刊正编》第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27页。
(38)《绍筠轩序》、《勅旌尚义民陈公墓志铭》、《前峰仰德序》,载《竹溪华阴陈氏族谱》,抚州崇仁县礼陂乡左坊村陈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39)《义士陈公复卿并李孺人行实铭》、《南圃书屋记》、《勅旌尚义民陈公墓志铭》、《泰斋书屋记》,载《竹溪华阴陈氏族谱》。
(40)《虎溪萧氏双节堂记》(罗伦)、《处士东钺行状》(李同仁),《故隐君竹斋萧先生墓铭》(罗通)、《义仓记》(艾凤翔),载《虎溪萧氏十一修宗谱》,吉安吉水县文昌乡虎溪村萧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41)《明英宗实录》卷八四,正统六年十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683页。
(42)《士徐公东皋先生墓志铭》(徐琼)、《贫乐斋记》(万蕴辉)、《贫乐斋后记》(徐琼)、《旌义民徐公邦任墓志铭》(刘俨),《送徐显道还金溪序》(林瀚),载《大耿徐氏族谱》,江西抚州金溪县合市镇大耿村徐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43)《四六公松竹梅房世系全图》、《明故春谷先生慄二公墓志铭》,载《举林车氏十修族谱》,江西抚州金溪县浒湾镇黄坊村车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9月在该村考察得见。有关车氏家族与吴与弼的关系,还可参见张艺曦:《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以江西金溪为例》,载《“十六-十八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编,2018年6月。
(44)王直:《义民胡有初墓表》,《抑庵文后集》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99页。
②钱薇:《赈济议》,《承启堂稿》卷十,《海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2页。
(1)主要研究成果:佐藤学梳理了旌表义民制度的创行情况,见《明代“义民”旌表制度考——创行期正统年间を为中心に》,《明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赵克生指出旌表义民是一种道德奖劝,是明代劝分相比前代的特色,见《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伍跃将旌表义民纳入明代的捐纳研究中,认为成名的渴望是富民选择旌义的基本原因,见《关于明代捐纳制度的几点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68页;陈业新研究了包括旌义在内的劝分方式在凤阳府的施行情况,见《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以凤阳府为对象》,《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方志远指出不同地区民众对明朝政府的“国家认同”程度影响了他们对待旌义的态度,见《“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以上各位学者关于旌义的内涵及性质的重要讨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助益。
(2)刘世教:《荒箸略》,《救荒全书(及其他七种)》,《丛书集成初编》第96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
(3)葛麟:《救荒刍言》,《葛中翰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4)钟化民:《赈豫纪略·劝尚义》,《丛书集成初编》第966册,第4页。
(5)吕坤:《积贮仓庾》,《实政录·民务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4册,第376页。
(6)杨士奇:《敕书阁记》(曾希恭),《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72页。
(7)向静:《感仁兴义、树立风声:明代正统年间义民形象的塑造》,《北大史学》第1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8)黄养正:《送义民李信夫还瑞安序》,乾隆《瑞安县志》卷九《艺文·风化类》,清刻本,第七页a。
(9)杨士奇:《恩荣堂记》,《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371页。
(10)隆庆《海州志》卷九,《恩典志·敕直隶淮安府海州民段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五页。
(11)王直:《敕书阁记》(贺祈年),《敕书阁记》(贺孟琏),《恩荣堂记》(何用高),《敕书阁记》(萧文志),《抑庵文后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308、314、312、311页。《柳氏旌义敕书碑阴记》,《抑庵文后集》卷二,上引书第346页。
(12)杨士奇:《罗氏旌义堂记》,《东里续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436页。
(13)方凤:《丁翁夫妇合葬墓志铭》,《改亭存稿》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14)光绪《缙云县志》卷九《人物·义行》,清光绪二年(1876)刊本,第六页a。
(15)《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43-4544页。
(16)商辂:《吏部尚书赵公挽诗序》,《商文毅公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第62页。
(17)彭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书丽水薛公希琏神道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四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2册,第496页。
(18)李乐:《见闻杂记》卷二,第七九条,《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19)柯暹:《永新修学纪序》,《东冈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第533页。
(20)桓占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第1期。
(2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334页。
(22)余学夔:《处士钟公景崇墓志铭》,《北轩集》卷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7册,第226页。
(23)黎淳:《犀溪陈先生墓志铭》,《黎文僖公文集》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30册,第115页。
(24)道光《东阳县志》卷一九《义行》,民国三年(1914)东阳商务石印公司石印本,第二十页b。
(25)康熙《寿阳县志》卷七《旌表节妇武氏墓表》,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下廿三页。
(26)有关传统乡村生活中互助的形式与作用,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1页。
(27)嘉靖《广信府志》卷一八《人物》,《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71页。
(28)杨贡:《陈本贡先生尚义传》,载《崇仁浯漳陈氏十三修族谱》,抚州崇仁县相山镇浯漳村陈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29)朱少焀:《处士欧阳西谷公传》,《西山欧阳震昌二公支谱》,南昌新建县石埠乡欧阳村欧阳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本村考察得见。
(30)王直:《谢汝涵墓志铭》,《抑庵文后集》卷三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68页。
(31)先秦时代“义”观念的形成演变与早期政治领域的变革关系相当密切,从西周以来,“义”作为有普遍性、有共识的价值尺度,在社会关系的诸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春秋至战国的社会转型中,“义”观念在政治的变动、冲突与利益裁夺上原本发挥的制约作用减退,并已落实到个人伦理、价值准则的层面,这使它成为诸子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论“义”之说并不限于儒家学者。参见桓占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本文因主要关注宋代以下儒家“义”观念的内涵变化,故此上溯渊流时并未展开。
(32)陈弱水:《论义三则》,《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33)陈乔见:《羞恶、义与正当——孟子“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详解及其理论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4)张栻:《孟子讲义序》,《南轩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539页。
(35)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2页。
(36)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6页。
(37)方孝孺:《宋氏为善堂记》,《逊志斋集》卷一五,《四部丛刊正编》第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27页。
(38)《绍筠轩序》、《勅旌尚义民陈公墓志铭》、《前峰仰德序》,载《竹溪华阴陈氏族谱》,抚州崇仁县礼陂乡左坊村陈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39)《义士陈公复卿并李孺人行实铭》、《南圃书屋记》、《勅旌尚义民陈公墓志铭》、《泰斋书屋记》,载《竹溪华阴陈氏族谱》。
(40)《虎溪萧氏双节堂记》(罗伦)、《处士东钺行状》(李同仁),《故隐君竹斋萧先生墓铭》(罗通)、《义仓记》(艾凤翔),载《虎溪萧氏十一修宗谱》,吉安吉水县文昌乡虎溪村萧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41)《明英宗实录》卷八四,正统六年十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683页。
(42)《士徐公东皋先生墓志铭》(徐琼)、《贫乐斋记》(万蕴辉)、《贫乐斋后记》(徐琼)、《旌义民徐公邦任墓志铭》(刘俨),《送徐显道还金溪序》(林瀚),载《大耿徐氏族谱》,江西抚州金溪县合市镇大耿村徐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43)《四六公松竹梅房世系全图》、《明故春谷先生慄二公墓志铭》,载《举林车氏十修族谱》,江西抚州金溪县浒湾镇黄坊村车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9月在该村考察得见。有关车氏家族与吴与弼的关系,还可参见张艺曦:《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以江西金溪为例》,载《“十六-十八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编,2018年6月。
(44)王直:《义民胡有初墓表》,《抑庵文后集》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99页。